辨伪与存真

出版时间：2010-03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荣新江  页数：438  
Tag标签：无  

前言

　　《鸣沙集》是我在台湾出版的一部敦煌学的论文集，主要内容以探讨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为主，涉及到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藏经洞中混人的黑城文献，以及相关的唐五代敦煌寺院的藏书状况与藏书制度、唐五代敦煌禅宗典籍的抄写与流行情况等等。当时我关心的焦点是藏经洞封存的文献和绘画品的性质，为此也花了不少力气来分辨出原本不是属于藏经洞的文献及其来历。.　　这本文集中有关敦煌学方面的文章，我个人对《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等几篇文章比较满意，其中前三篇译成英文发表，后一篇也有日文翻译，在海外稍有影响。但是由于一些文章不是发表在常见的刊物上，又收入台湾出版的论集，不容易查阅，故反响有限。学术贵在切磋，《鸣沙集》中的一些论文和书评颇带一些学术批评，当然也希望听到善意的回馈，只要是纯学术的讨论，自当推进学术的进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一直有意出版《鸣沙集》的大陆简体字版。这一想法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先生的认同，他鼓励我尽快整理再版。　　如果只是简单地繁简转换而变成一本论集，又有些不甘心，所以府先生的好意，一直没有领受。今年暑假，稍得闲暇，于是整理近十年来没有收入《鸣沙集》和《敦煌学新论》的相关文字，发现后来所撰有关敦煌学的论文，仍然主要是围绕着藏经洞宝藏、写本辨伪、禅宗文献的追踪、黑城文书的剔除等内容，加上有关王国维、狩野直喜、向达、常书鸿等人的敦煌学史论述，可增补者逾十万言。

内容概要

　　《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是一部有关敦煌学的论文集，主要内容以探讨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为主，涉及到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藏经洞中混人的黑城文献，以及相关的唐五代敦煌寺院的藏书状况与藏书制度、唐五代敦煌禅宗典籍的抄写与流行情况等等。

作者简介

　　荣新江，1960年出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大历史系和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敦煌学、中西交通史，著有《于阗史丛考》（合著）、《归义军史研究》、《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敦博本禅籍录校》、（合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敦煌学新论》、《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等，主编《唐研究》学术年刊。

书籍目录

序《鸣沙集》序论文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附录：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敦煌写本辨伪示例——以法成讲《瑜伽师地论》学生笔记为中心有关敦博本禅籍的几个问题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有关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积翠轩文库旧藏“略出本”校录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关于北大所藏常书鸿致胡适的一封信回顾与展望敦煌学研究揭开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敦煌文献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编写刍议档案与敦煌学研究敦煌学与唐研究“21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书评《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评介《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评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评介《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评介《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评介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敦煌汉文文献》评介《写本时代(十世纪以前)的中国藏书》评介《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评介台北“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评介《吐鲁番敦煌文献：丝绸之路的文明汇聚研究论集》评介《东亚古文书的历史学研究》评介《中古时期社邑研究》评介《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评介其他贝利教授与于阗语文献研究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侧记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人海遗编照眼明——潘重规《“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读后作者已刊论著编年目录

章节摘录

　　藏经洞原本是归义军初期的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1]，大概是因为距三界寺寺址较近，故此在十世纪中叶渐渐成为道真收罗古坏经卷修补佛典的储藏所，放置佛典残卷和一些供养具。其中既有完整的藏经，也有绢画、法器乃至残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由道真管理的。　　佛典和佛画无疑是藏经洞所存文献和文物的主体，它们原本是属于三界寺的财产。这里有五世纪初叶以来写的各种佛教典籍，有些虽然残缺，但在十世纪的道真眼里，它们无疑是珍贵的文献，就像今天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宋版书一样，虽然大都残缺不完，但却被精心地保存着。而许多十世纪末期所写的佛典和所绘的绢画，则更难说是废弃物了。这些文献和文物全都包好一起整齐地存放在洞中的情形，也不能使我们认为是一堆废弃物。如果说印刷术的发明带来的书籍形制的变化导致了写卷的废弃，则无法解释绢画和刻本本身的存在。况且，虽然有北宋颁给沙州刻本藏经的可能[2]，但即使这部藏经运到了沙州，也不会人藏三界寺。俄藏F.32A记有：“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汜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人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3]说明迟至1002年，沙州官府仍在抄写卷轴式佛经，所以，藤枝晃教授的废弃说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人们根据现在在各国图书馆中所见到的情景，都笼统地说敦煌写本多为残卷，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