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全球化

出版时间：2005-05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英）戴维・赫尔德  页数：143  译者：童新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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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经济界、学术界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本书收录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六位国际学术界著名学者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基本上反映了国际上关于全球化的主要观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无疑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对于全球化，国际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看法，有的观点甚至针锋相对。对全球化大加赞扬者有之，认为它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极力反对者有之，认为它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本书的几位作者分别阐述了全球化的利弊得失，他们认为全球化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需要解决许多问题，如进程问题和管理问题，财富分配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有的还提出了替代全球化的合作模型：世界主义和多边合作。这几位专家对全球化不是一味唱赞歌，吹反调。而是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使人们对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本书是一本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著作，因此列入“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作者简介

戴维·赫尔德，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不、金融和国际事务教授。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书籍目录

编者序作者介绍前言：全球化和对管理的挑战  马塞厄斯·柯尼希-阿奇布吉第一章 令人不安的贫困与不平等的上升：是一个弥天大谎吗？  罗伯特·亨特·韦德第二章 全球化与发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三章 正义的全球化  罗伯特·古丁第四章 把镶嵌性自由主义带向全球：公司联结  约翰·杰勒德·鲁吉第五章 全球管理与民主问责制  罗伯特·基奥恩第六章 从行政的到世界主义的多边主义  戴维·赫尔德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假如教皇和你母亲同时身陷火场，而你只能救出一人，你该救谁？
  　　
  　　面对这样的道德困境，罗伯特•古丁提出了道德分工论，认为按照当事人的不同身份，可以决定应该救谁，换句话说，既然有一个人是你母亲，自然你就该去救你母亲。但如果面对一个老妇和教皇的当事人是一个消防员，那么他随便救哪个都不会遭到责难；如果当事人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相信这是上帝的考验，那他可以义无反顾地优先救助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简单来说，根据一个人的不同身份，在一次道德抉择中，会形成一个字典式的道德责任先后排序，当事人只需要按照优先项做出选择即可，其他的事情则交给相对负有优先责任的人去做，只有当条件允许，比如你发现救出一人后还可以再救一人，你才有义务去履行“剩余道德责任”。
  　　
  　　看起来，古丁的这个理论相当简洁清晰，除了能够让当事人当机立断，而且他认为还可以有力地反击功利主义：根据经济学原理，劳动分工可以最大程度提高生产效率，而将分工原则应用到道德领域，则可以实现更多的善。然而如何证明道德分工可以产生更多的善？这种善是义务论层面的，还是后果论层面的？如果是义务论层面的，如何证明这优于后果论层面的善，哪怕是更少的善？对于这些疑问，很可惜古丁并没有给出论证，就此而言，在火场中究竟该救谁，即便有着明显的道德责任排序，也依旧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看起来古丁的道德分工更多的只是某种大众道德直觉的表达，并不具备更多的理论思辨性。
  　　
  　　进一步来说，既然这只是一种大众道德直觉的表达，那么自然也就只是看起来简洁清晰，而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道德事实：所谓严格排序的字典式道德责任序列是不存在的。假如一个人既是虔诚的基督信徒，又是一名消防员，还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该如何在教皇和母亲之间做出选择，果然是可以依照字典次序简单给出答案的吗？我们这个社会既推崇对亲人的爱，也推崇职业操守，同样也尊重虔诚的宗教信仰，看来无论当事人依何种身份做出何种选择，都是说得通的，但同时又是可质疑的，因而结果所谓的道德分工也就成了一个多余的无用之物。更可质疑的是，现实中我们所遭遇的道德困境，能够用主体身份应付过去的，只是一部分，同样也存在着大量道德困境，对其而言，要么是与身份无涉的，要么身份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比如典型的电车困境，无论你是不是电车司机，都无法帮助你依照所谓的道德分工来做出选择。再比如对刑讯逼供而言，施刑者的身份本不该成为一个考量因素。后者更提示我们，将身份带入本不该作为考量因素的情境之中，会出现何种道德堕落，也就是对本可避免的道德苦难的冷漠。在火场中，救助教皇和母亲本不具有道德上的差异，然而将前者称为“剩余道德责任”，即意味着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一个“支线任务”。既然如此，可以说这个道德困境并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消解了，因为一个必须完成的“主线任务”和一个可有可无的“支线任务”并不是同一层级的，因而自然也就不能相提并论，如此又怎么可能存在两难困境呢？让我们设想一位反恐警探这样说：我的身份决定我只负责想尽一切办法得到我要的情报，至于犯人权利，那不是我负责的范围。这种消解果然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吗？
  　　
  　　古丁提出道德分工论，另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够为全球化的伦理思考提供一个出路，提示一种可能的，普适性的道德原则。然而这种原则即便在一个足够复杂的共同体内部都无法帮助我们解决大量道德困境，更何况是解决全球化问题呢？换个角度，即便道德分工确实是一个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它也只能在极度抽象的层面上具有普遍性。假如一个共同体认为儿子在火场中该做的就是救邻里，另一个共同体却认为儿子只救娘亲大人天经地义，虽然两者都满足道德分工的要求，但之间的差距却犹如两极。再者，依照古丁的说法，一国的主线任务是消除本国内部的苦难，支线任务则是在心有余且力有余的情况下，消除他国无法消除的，他国内部外溢出来的苦难。但是这种所谓的道德分工既然区分了主线支线，那又凭什么要求一国完成本不用完成的支线任务？这些问题都不是道德分工论能够解决的。
  　　
  　　不得不说的是，古丁忽视了其鄙视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洞见，即便这并不是后现代主义首先提出的：道德并不是什么真理，而只是一个共同体内部长时间形成的慎思共识。古丁所谓的道德分工，只是一般情形下，人们在长期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行为习惯，一旦面对特殊或紧急情况，这种方法论并不能给我们提高太多的帮助。且不提一个复杂共同体内部，就全球化问题而言，这也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遇到的一个崭新的、特殊性的、偶尔紧急性的情形。看来对这个情形而言，古丁从些许经验中抽象而来，想要推广至全球的道德原则，也就是道德分工论，并不是成功的。相反，或许我们有理由说，这种原则实在是双重失败。全球化才刚刚开始，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和反思平衡，来形成新的全球性道德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