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文集（第4卷）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作者：罗常培  页数：514  

内容概要

　　《罗常培文集（第4卷）》主要内容包括：贡山俅语初探、贡山怒语初探、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等。罗常培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其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对汉语音的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越有成绩，被学术界誉为“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的思想和学术至今还在润溉着一代代学人，甚至他在当时对学人的告诫，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罗常培文集》的出版对于总结这位文化大师的学术成果，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思想，传承他的优良学风，给中国语言学史保留一份里程碑式的学术文献，推进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等方面意义重大。

书籍目录

贡山俅语初探(一）引言(二）音系概略(三）语法一斑(四）俅语的系属(五）日常会话(六）汉俅词汇(七）俅汉词汇贡山怒语初探(一）引言(二）音系概略(三）语法一斑(四）怒汉词汇莲山摆彝语文初探《莲山摆彝语文初探》说明罗序(一）引言(二）文字(三）音系(四）短句(五）词汇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说明初版前言第一编 绪论一 八思巴以前蒙古人所用的文字二 八思巴蒙古字的创制及推行三 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文物第二编 资料一 碑刻北京大学文研所所藏八思巴字碑拓□目八思巴蒙古字碑刻拓本二 事林广记百家姓元至元郑氏刊本事林广记百家姓跋元顺帝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刊本事林广记蒙古字百家姓日本元禄十二年复刻元泰定二年刊本事林广记蒙古字百家姓元文宗至顺间建安椿庄书院刊本事林广记蒙古字百家姓元刊别本事林广记蒙古字百家姓三 蒙古字韵蒙古字韵跋关于蒙古字韵写本蒙古字韵蒙古字韵校勘记第三编 音韵一 字母二 音韵三 八思巴字和古官话(龙果夫原著）第四编 字汇

章节摘录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八思巴字推行初期，主要是应用于“颁降玺书”、“宣命□付”、“省部台院奏目及文册”、“官府文移”及“省部台诸印信”、“铺马刮子”等等。除此之外，根据现存的文物，还略可考见八思巴字在其他方面应用的概况。关于八思巴字写蒙语部分，不在本书范围，暂置不论。现在只把写汉语的部分，就我们所见到的，略加介绍，而这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应用的参考材料。　　碑刻元代的汉文圣旨，每用八思巴字写汉语与汉字并书。前人在少数的元碑里，已有发现。据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的一批元八思巴字碑拓和前人的发现，综合看来，这种元碑大致不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颁发庙宇宫观的圣旨碑。元代颁发佛道庙宇宫观的圣旨，常常刻在石碑上，以使过往官民看到后，不敢再肆意破坏。这类圣旨碑大部分都是用八思巴字写蒙语，汉文白话译意。八思巴字写汉语的仅在元朝初年见之，其中如陕西韩城龙门神禹庙至元十二年（1275）圣旨碑（图版四）和陕西□屋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的第二、三两截至元十四年（1277）的令旨和圣旨（图版五）都是。前一碑的汉文夹用白话，乃自蒙语圣旨中译出，但八思巴字所写的并非原来的蒙语原文而是汉文白话译文的汉字音译。这种例子，在八思巴字与汉字合书的元碑中，甚少见到。大概初期八思巴字在译写圣旨方面的应用，或译音或译意，尚无定制。后来，应用的方式比较固定，就不再有这种情形了。　　第二类是保护孔庙的圣旨和崇奉或加封孔、孟、颜及其父母妻等的制诏，如孔子庙学圣旨碑（图版七）、加封孔子制（图版九、十、十一）、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制（图版十六）、加封孟子父母制（图版十五）、加封兖国复圣公制追封兖国夫人制（图版十七）、加封颜子父母制（图版十八）等等。这些制词原来都是先用汉文写成，文辞典雅，多出于当时汉族文人之手。八思巴字只是用来译写汉语的音，好让不识汉文的人也能够读；另一方面，也可表示它是出自蒙古统治者的。保护孔子庙宇的诏旨（图版七）文字应用的情形也大略相似。　　第三类是封汉人私人的制诰。受封的人把它刻在石上，以表示皇帝的“荣宠”。如：齐祜广圣王庙碑（碑文剥蚀太多，不能制版，原拓片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特赠郑制宜制诰（图版十二）、特赠郑鼎制诰（图版十三）等是。　　除了这三大类之外，自还有其他例子。但就现存文物看来，这三类为数最多。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译写汉语八思巴字应用的直接对象主要的还都是汉人。　　此外，八思巴字在碑刻中的应用，还可有其他方式。最常见的是用来写碑额。这种材料，现存的还很不少，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它，因而未能充分加以利用。今考这种八思巴字所写的碑额，并不限于八思巴字的碑。汉字圣旨碑的碑额，用八思巴字写圣旨或诏书二字，如无锡加封孔子制（图版二十四）之类，已为人所习知。此外，如：重修崇庆院记（图版二十一）、大元武略将军辽州知州刘公（义）神道碑（图版二十三）、灵济昭佑显圣王庙记（图版二十五）等，全碑都用汉字，而碑额用八思巴字。又如张氏先茔碑碑阴（图版二十六）全用蒙古畏兀字，碑额也用八思巴字。可见八思巴字在碑额上的应用范围很广泛，碑文中的文字或汉或蒙，并不受什么限制。又碑额中有时也汉字与八思巴字并书①，但大部都是只写八思巴字，没有相对的汉字。把这些字考释之后，便可发现它所写的差不多都与碑中的汉字全题相合。它的字体也不只限于八思巴字的正体，有时还用八思巴字的“篆书”②、双钩书；也有时候把八思巴字阳刻突起。可知当时碑额上用八思巴字，也与汉字碑的碑额用篆书、隶书相似，除了对这种“国字”表示尊崇外，更有一些艺术的意味。　　此外，蒙、汉文圣旨碑，除正文中两体合书外，在前面写付与某人等字，也多用双钩书八思巴字。这些字并没有相对的汉字，必须经过考释之后才能认出，因而前人往往把它误认作“署年月字”。这种旨前的题字，在元圣旨碑中也数见不鲜。　　汉字碑中又有用八思巴字署名的，但都是用来写蒙语，写汉语的还没有见到。　　官印在八思巴字推行之际，便首先宣布“诸省部台印信并用蒙古字”④，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因为这种官印都是由中书礼部造发，所以当时统一规定用蒙古字，也较易实行。元代官印现在保存的还不算太少，其中多半都是八思巴蒙古字。近人所编的书籍如《隋唐以来官印集存》里便收有元八思巴字印十一种，《东北古印钩沉》里也收有五种，其他散见于诸家印谱里的还不在少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近年以来，各处仍陆续有所发现。　　1951年春季，浙江永嘉还发现了一颗元八思巴字“总把之印”。又现存元代碑刻里也往往刻有八思巴字的印玺。　　就现在所见到的文物看来，元代八思巴字的官印，以地域而论：从江南直到东北，都有遗存；以时间而论：则直到北元时代，仍然发现铸造八思巴字官印的。清《西清续鉴》甲编附录有北元八思巴字“太尉之印”一方（参看图一），并著有乾隆所题诗一章，诗序略谓②：定边左副将军成兖扎布奏进铜印一，云：巡卡台吉于额尔逊特斯地鄂博问得之。印方得三寸有十分寸之一，厚十分之五。三台递上各减二分有半，上台方二寸有十分寸之六。直纽：高寸有十分之七，纵寸有十分之三，横十分寸之六，其末微敛，纵减分之二，横半之。通印之高二寸有十分之七。重六十九两。文日：“太尉之印”，蒙古篆，八叠文。覆首：右署太尉之印，左署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书礼部造，凡十有七字（下略）。乾隆辛卯春御题。　　《西清续鉴》的编者又在后面附了一个小跋说：右尺寸文式具御制诗序。背镌“太尉之印，宣光元年十一月中书礼部造”。按郑麟趾《高丽史》载：洪武十年丁巳，北元遣使来行宣光年号。其时高丽犹奉表贡献，并贻诸大官太尉蛮子等土物。《建元考》云：顺帝驻应昌一年，国人谥日惠宗。太子阿裕锡哩达喇嗣立，改元宣光。十一年，谥日昭宗。又有天元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