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鲁迅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社：福建教育图书公司  作者：周楠本  页数：268  

内容概要

　　这本书涉及的多是鲁迅研究中存有疑点或具有争议的事情，如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编入了一封《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本书作者即根据原始第一手资料证明了此信系他人伪托，并非鲁迅和茅盾的文字。本书所讨论的这类焦点问题，包括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文史知识的介绍，作者都坚持信之有据、让史料说话的原则，力避空论，尽量为读者提供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思想的空间。

作者简介

　　周楠本，1949年出生于湖南常德。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现供职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鲁迅研究月刊》。编有插图注释本《鲁迅集》（花城出版社出版）及《鲁迅文学书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籍目录

前记鲁迅与左翼文学  ——从《新青年》时代到“左联”时期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  ——一封不应该收入《鲁迅全集》的信再谈《致红军贺信》不应删去的一封信关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校注问题关于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书信卷校注的问题关于毛泽东列名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一些情况关于鲁迅治丧事宜的一篇资料及宋庆龄的一封佚信让史料来说话!国民性问题随感谈涓生的忏悔也谈《一件小事》盂兰盆节谈《理水》中的几个人物：皋陶、伯益和后稷谈羿谈若敖氏关于眉间尺故事的出典及文本谈“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释“无地”谈“的”“地”二字关于“的”“地”二字再举一例名言中的歧义关于“鲁迅”这个笔名谈Milky Way与银河的互译谈西洋绘画中的神话故事  ——以鲁迅著作中涉及者为限关于“肯陶洛斯”与“弥诺陶洛斯”  ——名画赏析正误彼得·勃鲁盖尔和他的绘画“埃及犹太人”“恋头癖”的奇葩——《莎乐美》谈耶稣受难的故事  ——以鲁迅散文《复仇(其二)》为中心

章节摘录

书摘不久之前出版的2005年修订版《鲁迅全集》关于写信给鲁迅的托派“陈××”即陈仲山的注释最后有这样一句说明：“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军捕杀。”学术界给出这样一个珍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公正说明，纠正中共党史上对于一个托派的错误结论，竟然花了七十年!这还仅仅是对于一个人物的注释而非对于整个事件的说明。    由于当年鲁迅心中郁积着更大的忧虑，他的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使他无法反思托派一类的问题了，他的迷惘与无奈更多的反映在他对于未来的悲观情绪之中。他早就对人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这个思想在他脑子里顽固的盘旋，并非转瞬即逝的一闪之念。1936年4月鲁迅的未名社朋友李霁野从英国回来后去看望他，此时冯雪峰也刚从陕北潜回上海，鲁迅告诉李霁野，他曾对F君(冯雪峰)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鲁迅曾译介过许多俄罗斯同路人作家，他们的命运他是很清楚的，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还提醒他的青年盟友们应以俄罗斯同路人作家为前车之鉴；可是，晚年的他却常常不自觉的将自己实际上已经摆在了一个同路人作家的位置上了——难怪他的朋友包括周作人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胡适至死也认为鲁迅与他是同道。“左联”成立之前，鲁迅写过一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的文章，其中写道：“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他这话的意思是分着革命前和革命之后的，他认为政治家在获得权力前与文艺家之间是有着“不安于现状的同一的”，但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与文艺家处在不同的方向了。政治家是要极力的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持现状，文艺家却是时刻触着了感觉灵敏的神经，时刻不能安于现状的，于是要反抗现实，因此文艺家与政治家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可是鲁迅没有料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时，文艺家就已经遭到压迫了，他哪里会知道早在几年前，柔石等“左联”五作家只是因为反对莫斯科代理人王明的阴谋篡权及“六届四中全会”极端专横的政治路线，在去参加党内反对派的一次秘密会议时，竟被人告密出卖而惨遭杀害的这一借刀杀人的黑幕呢?他更不知道的是，当他在地下秘密编辑出版纪念被害的“左联”五作家专刊《前哨》时，牺牲者生前即行将遭到共产国际密令“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的厄运了，而在身后又竟被王明的党中央宣判为“反党反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追加惩罚。生前的事有许多都不知道，身后的事情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我们只能预料，假如他的寿命更长一些，活到了五十年代，他就可以看到过去“左翼”阵容的内部斗争的残酷延续了，他必须面对一个极其悲惨的现实，他的朋友胡风、冯雪峰、丁玲、聂绀弩、萧军等等，无一幸免的一个一个遭到清算，全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或被投入死牢，或遭流放服苦役，或被群众管制，而且他自己也不能保证没有灭顶之灾。毫无疑问，他的心胸将一定比写《答徐懋庸》的公开信时更为褊狭、更为愤怒——实际上当年由冯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在当时，应该说还是给予他的论敌很“留情面的一棍”的了——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更加变成了无声的中国，即使是鲁迅，“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他也就“只有‘而已’而已!”了。    “左联”的解散，左翼作家内部尖锐的宗派主义帮派斗争，给予晚年鲁迅的刺激是极大的，由于教训，也由于时局，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渐渐对自己做出了调整。    首先是政治上的决定，不再与原上海地下党左翼文艺界的领导、他称之为“元帅”“奴隶总管”的人合作，拒绝参加他们所组织策划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不论这将给他带上什么样的帽子。他已经很想抽身事外，他曾跟冯雪峰说：“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我真想休息休息”。在1936年7月17日写给杨之华的信中已流露出更加急迫的心情：“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他信中没有说去何地，但肯定不是苏联。而此时离他去世已仅仅三个月，已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P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