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研究

出版时间：2004-3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胡益民  页数：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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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晚明作家群离开我们至少已在三百年以上了，但有些还活在今天的若干文化人心中。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其散文《苏州的读者》里就曾说过：“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粱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游人如织，到中秋，苏州人倾城而出，从‘衣冠士女’到部屋贫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席子毯子和美酒，从千人石上至山门，铺排开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然后，一个显然未经过组织。完全自动自发的音乐演唱会就开始了……上千的听者，凝神倾听。夜更深时，只剩‘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最后‘月影横斜，荇藻凌乱’时，整个虎丘‘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比袁宏道晚三十年的张岱在多年之后也盘坐千人石上，倾听三鼓，看见‘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者寻入针芥，心血力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在该文将近结束时，她又说：“要离开虎丘，才知道我到虎丘其实不为看风景古迹，而为了家，当最精湛纯熟的歌者吐音时，千人石上肃静无声，听者神驰，只能默默点头或者慨然泪下，歌声余音在明月山风里袅袅不绝。这是艺术欣赏至高的境界。张岱忍不住叹息：‘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她所引述的晚明时期虎丘中秋之夜的情景确实很美，可惜的是正如她在该文中慨叹的，这种美在今天的虎丘已经荡然无存了。幸而袁宏道和张岱的文章还在，它们也就继续活在一些人的心中，连同着袁宏道、张岱当时对此的感受。而由于他们所写的作品远远不止这一篇，他们也就时时通过作品而与读者进行着感情的交流，使人们体味到欢喜、悲哀、美和无常。　　这两个作家之所以在逝去这么多年以后还能与今天的人灵相通，除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已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不少相对有利的条件以外，其作品之敢于和能于显现个性是更其重要的原因。前者是由于其不惮袒露心扉，后者则由于其在写作上的打破成规，自出机杼——不但不为前、后七子所束缚，也不为唐宋八大家之类的古文所桎梏，即使对于八大家中成就最突出的苏轼，袁宏道之弟中道也勇敢地说：“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这其实也是袁宏道、张岱诸人的心声，他们走的都不是苏轼高文大册的一路。到了上世纪的20年代，周作人把以袁宏道等为代表的晚明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的滥觞，也就是从晚明文学的此种特色着眼的。　　小正因此，袁宏道、张岱诸人不仅今天仍以其作品润沃着人们的心灵，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更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实在是很值得、也很应该加以研究的作家。不过，从上世纪的40年代开始，晚明文学就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受到了冷遇乃至批判，到80年代，其价值才又逐渐被承认，但研究成果仍然不多。袁宏道还较幸运一些，出版了钱伯城先生的《袁宏道集笺校》和另一些论著，张岱则连诗文集也尚未全部重印，研究起来障碍重重，要对他做较具体、全面的描述和较确切的评价自也殊非易事。　　然而，尽管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胡益民同志仍然克服种种困难，较充分地掌握了有关原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张岱研究》。我想，这对于张岱研究将起到很有益的推动和深化作用；我更希望以此为契机，能有一部整理较好、校印认真的张岱全集出版，使张岱的真价值能逐步为今天更多的读者所认识。

内容概要

　　张岱研究现状总体上说，近20年来的研究虽有一定进展，但基本上只集中在散文创作方面，广度和深度，特别是对原始材料的搜集和运用，都显得远远不够，亟待深入拓展。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最基本的材料爬梳入手，对张岱其人其学做一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对张岱学术思想——包括哲学、文艺一美学、史学——的梳理与阐释，对其生平、家世及社会关系的考索等。对张岱其人的实证研究构成了下编的基本内容，而以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构成上篇。两编互为经纬，有机结合并相互补充。在写作中，力求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对张岱展开全面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课题，从资料的搜集、考证到文本的阐释、理论的探讨都有相当难度。

书籍目录

序一　章培恒序二　骆玉明导言上　编第一章　社会一哲学思想第一节　对程朱理学及八股科举制度的理性主义批判第二节辩证法思想第三节　“心本体”问题与张岱哲学思想的美学化倾向第二章　文艺一美学思想第一节　诗画界限论第二节　艺术范畴论第三节　艺术家论第四节　文学批评标准论第五节　戏曲理论第三章　史学的贡献与成就第一节　史著概评第二节　治史原则和历史观第三节　“《九章》《哀郢》之辞”第四章　散文创作及成就第一节　概说第二节　题材的革新与拓展第三节　史传散文第四节　人对自然的审美解悟第五节　同代人物小品第六节　张岱散文的文化学蕴涵下　编第五章　家世生平考索第一节　家世第二节　生平第六章　交游考论第七章　著述考略第八章　张岱卒年及《明史纪事本末》作者问题考辨第一节　张岱卒年考辨第二节　《明史纪事本末》作者问题考辨附录一　编年事辑附录二　张岱明代文学史论（辑校）附录三　《康熙会稽县志。凡例》（辑校）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明清易代之际，“沧海横流”，成圣成佛成节成义，再也不是“终日在‘诚意章’里打搅”（《歧路灯》中语）的腐儒甚或伪君子徒托空言之事了，而是需要在大是大非前，身体力行，甚至赴汤蹈火也义无反顾。张岱的风格论，特种人格、人性，打上了新明的时代印记。在他看来，“凡炎凉势利者”，都是艺术的叛徒，不足以与言艺；惟有那些在大是大非前能“高尚其志”、人品无亏者，才可能在艺术上有真成就，这可以以他对阮大铖的批评为例。如仅以文才而论，阮大铖在明末文人中应属中上乘的（参看今人陈寅洛、吴梅等人的有关论述）。张岱早年同他还有一段交往（《张子诗秕》有《阮圆海留宿》二首，阮氏《咏怀堂诗·戊寅（1638）草》亦有《张宗子、吕吉士、姚简淑、嵇仲举人山见访》五律二首）；张岱对其戏曲才华亦甚多称赏，认为其所创作、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字字出色”（《陶庵梦忆．阮圆海戏》）。然而因为其人降阉，降清，大节有亏，张岱因之对他略无恕词。即以戏曲论，认为其“出色”处主要在技巧，至于内容，则显出他“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辨宥魏党”（同上）；在《石匱书后集》中更明确指斥：“大铖在先帝时，每思辨雪逆案；至北变后，遂如出柙之虎，咆哮无忌”，谓其人有奶即娘，“与彼偷牛剧贼，抑又何异哉！”从对阮大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张岱的艺术批评，全然不是什么脱离内容、脱离具体时代环境而就形式论形式，就艺术论艺术，而是在“人品决定诗（艺术）品”这个大原则下作出总体评判。这一点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与此相关的是张岱把文人的“文行出处”看得相当重要。孔子云：“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张岱同大多数正直刚毅的封建时代文人一样，对这一价值观看得十分认真。宁可作“衣食不继”的“处”士，而决不受嗟来之食，不“出”与无道者同流合污，这是他的人生态度，也是其品藻人物，鉴赏艺术的前提尺度之一。　　《石匮书》卷二○九《隐逸列传》总沦；隐伕者，固非富贵恶俗人所能承受，亦非富贵“风雅”人所在张岱看来，严持操守，胸次高旷，是一种不易臻达的人生境界；而作为真正的艺术家，则一定必须有这种境界。这从他对友人鲁云谷的评价中可以看出：　　张子曰：[鲁]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①　　鲁云谷只是一位普通的民间医痘专家和园林艺术家，以张岱论人、评文“大着眼孔，冷着面皮，硬着心肠”的一贯作风，这里的评价可谓相当高。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所认定“人品”第一原则，事实上，也正如他认定的那样。没有一个品格低下的人可作出真正传世的“大块文章”。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的《石匮书·文苑列传》对明代文学诸家的评价，与官修《明史·文苑传》、《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大量识见凡庸的私家修史的选择标准和评价都迥然有异，卓有识见（参见附录二）。　　《古今义烈传》自序云：　　佘于节义士，窃以为然。当[其]负气慷慨，肉视虎狼，冰顾汤镬，余读书至此，为之颊赤耳热，眦裂发指，如羁人寒起，颤栗无措，……一往情深，余无多让！②正是因为对大义凛然者的“一往情深”，他到八十四岁高龄，还补写《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一书，将越中明末死节者补入书中以表彰之。因为在他看来，“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击火，一闪即灭”（《张子文秕》卷八），亟待风扬。论人如此，其论诗论文之重“骨”重“神”，便属题中应有之义了。《一卷冰雪文后序》云：　　盖文之冰雪，在骨在神，故古人以玉喻骨，以秋水喻神，已说其旨；若夫诗，则筋骨脉络，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气沐浴其中，灌溉其中，则诗必不佳。“艺术作品是由人创作的，因而，创作者人品的高下，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作品的品位的高下。在国破家亡的关头，张岱尤为重视的是那种“正气凛凛然”（《张子诗秕》）的“大义”，是“不降身”“不辱志”（《和祁世培绝命词》）这样的“大节”。案，有明一代，文风炽盛，私人文集至夥，文人显宦，乃至富商大贾，几乎“人各有集”。张岱在写作《石匮书》时，就有“家集投来集若云”，不胜其多、不胜其烦之慨。与官修《明史》相比，他的选择是十分精审而严格的；更重要的是，其评价多发人之未发，独具慧眼。若将文集中许多动人的传记、序跋及《石匱书》及其《后集》中《隐逸》、《妙艺》、《独行》诸列传而合观之，可以这么说，他的衡文评艺，作品本身就是标准，至于作者，无论其为市井细民抑或黄冠老衲，只要大节无亏，均一视同仁．他对选本以“存人为急”的不负责任态度是持激烈批评态度的（详《张子文秕·与毅孺八弟》）。其论明初文学，谓宋濂、刘基、高启等人，“徒以皇家侍从之选，载笔供事”，大不以为然（虽不全盘否定其文才），而对“名不甚著”的“闽中十子”以及历尽坎坷的聂大年等人，则认定其为“椎轮大辂之始”，在开创新文风（即文有真个性）方面功不可没（见《石匱书．文苑列传》上），他对“名高位显”，但在各类官修史书中无例外地得到好评的王世贞，却殊不以为　　然。“《文苑列传》王世贞传论赞曰：“余读《四部稿》及《白云楼集》，弁州学《左》而《左》，学《骚》而《骚》，学子而子，书簏中大一盗侠耳，其手眼不自出焉，故勿贵也。……当时《四部稿》初出，，临川汤若士（显祖）涂抹之曰：‘莫学王弁州以枵腹欺人。”’对其史识，评价尤低；而对李贽、徐渭等人，则推挹备至，认为李贽“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人畏之甚，不逮之甚，亦不服之甚……”）。只是其同时代人未认识其伟大价值而已。认为徐渭踵武其后，因“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无门之悲”，故“其诗如嗔如笑，如水鸣　　峡，如寡妇之夜啼、羁人之寒起”，他的不朽之功乃在于与袁中郎一样，“生当王、李之世”而“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同仁）。他的这些论述多是发人之未发又自成系统。这种评价来自他自己一以贯之的文艺批评尺度，即：人必须首先“高尚其志”，“蕴厚其灵”，然后方可以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