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张爱玲

出版时间：2004-6-1  出版社：安徽教育  作者：刘锋杰  页数：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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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其生命力，要比作为女人的张爱玲健旺。作为女人，张爱玲已香消玉殒，"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然而作为小说家，张爱玲依然风姿绰约地活在一代代读者的想像世界。这倒应验了一句俗话：有的人活着，却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活着。张爱玲属于后者。　　由此可引出一条"规则"，用来检验作家的优秀与否。这就是：看他（她）笔下的那叠文稿一俟成书，是否真有人读，读得爱不释手。甚至像祖上宝物似的传世，让历代读者动心、动情。何谓名著?一部作品，若它在民族乃至世界文学传播史上所享有的时间长度，明显超出了作者的生年长度，也就离"名著"不远了。　　一部名著或一代名家的文学生命史，其实。也就是它持久地经受住历代读者的审阅暨历代论者的评判的历史。于是，也就有了本书的阅读故事：即为了张爱玲小说这"一个"对象，半个多世纪来，海內外竟不乏著名文人、才子与学者，从傅雷、胡兰成、夏志清、唐文标、柯灵，到陈思和、孟悦，先后七子，接踵追逐，舞文弄墨，歧见迭出，各表心曲。诚然，若着意于学术公正，这份旨在"想像张爱玲"的名人录，还应添上--刘锋杰。　　锋杰"金榜题名"，居第八，这是很累的位置。这就像小组会专题发言，切忌挨到末尾，因为容易脱口的词，出彩的话，往往被人家悉数道尽，轮到你开口，恐很难别出心裁，倘不鹦鹉学舌的话。更无须说锋杰此书实为"张爱玲研究小史稿"，是对已在"张学"一案留下痕迹的诸家研究之研究，这就更把自己置于"进退两难"之境：若不下苦功"照着说"，不踏踏实实地将先哲时贤的见解、门径、思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足以在整体上给对象以逻辑还原，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就无权对"张学"诸家说三道四；进而，你若仅仅"照着说"，而无力"接着说"。不能雄辩地说出诸家不曾说过，或虽曾涉及却浅尝辄止、有待深化的创意，则"张学"史也就无需你再多嘴，因为没有信息量的文字近乎聒噪，不说反倒清静。这对锋杰来说．与其说是智商的挑战，毋宁说是学风的砥砺--因为在当下本土学界，为了留下数千字的书评，而愿将十几万言的原著啃几遍的书呆子，已属珍稀。　　这就不禁让笔者想起熊十力，熊十力生前是颇讲究朴学文风的。所谓朴学，重在实证。熊先生曾言"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这诚然是后学应铭刻在心的。然细读这对短句，彼此间似不无微妙有待揭示--"裁断必出于己"固然属独立思考，是"接着说"，但你"接着说"可靠与否，又是有前提的，将取决于"根柢无易其固"，即取决于你能否看清研究象的本相，原汁原味地"照着说"。"根柢无易其固"属事实判断。它回答"对象是什么"；"裁断必出于己"属价值判断，它显示"你怎么看"。将"根柢无易其固"置于"裁断必出于己"之前，是合平科学实证规则的，这是让"实事"来制衡"求是"，而不是倒过来，又沦于"意图伦理"思维，让主观意念来曲解客体存在。故熊十力又说治学须"踏实"与"凌空"相济：所谓踏实，乃"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得其实解。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合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所谓凌空，乃"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　　而真理昭然现前"。　　不难确认熊氏学风与乾嘉学派之间有传承，我是把乾嘉学派所恪守的朴学文风，奉为现代学统赖以孕育的重大因素的。我欣喜地发现，锋杰此书，实是以其学术行为来认同此理念的。　　末了，我还想说，此书在锋杰全部著述中所以颇显突出。以致我屡屡联想起锋杰所酷爱的徽州砖刻：既有汉赋式的气势重拙，满幅铺陈，几乎不留空白；同时又不乏宋画式的细部真实，纤柔笔触，气韵精微--这是与锋杰文风有关的：当他"照着说"时，他是豪放的写实派，凛凛然，似承汉赋之风；当他"接着说"时，他又转为婉约地写意，幽幽然，似用宋画之笔。　　2003年深秋于沪上天忧草庵

内容概要

　　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其生命力，要比作为女人的张爱玲健旺。作为女人，张爱玲已香消玉殒，“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然而作为小说家，张爱玲依然风姿绰约地活在一代代读者的想像世界。这倒应验了一句俗话：有的人活着，却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活着。张爱玲属于后者。　　由此可引出一条“规则”，用来检验作家的优秀与否，这就是：看他（她）笔下的那叠文稿一俟成书，是否真有人读，读得爱不释手，甚至像祖上宝物似的传世．让历代读者动心、动情。何谓名著?一部作品，若它在民族乃至世界文学传播史上所享有的时间长度，明显超出了作者的生年长度，也就离“名著”不远了。

书籍目录

序言　夏中义第壹章　创作个性与，又学转型的误读 ——读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第贰章　毕竟是『半个』知青　　——读胡兰成《评张爱玲》第叁章　创立张学的阐释模式　　——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第肆章　无光的地方有没有生命，——读唐文标《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第伍章　意识形态的迷雾　　　　——读柯灵《遙寄张爱玲》第陆章　民间概念也是遮蔽　　　——读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第柒章　何谓张爱玲的现代性，　——读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附　录　拆解『倾域』的神话　　——张爱玲《倾域之恋》创作意图辨主要参考书目后　记

章节摘录

　　就傅雷文学思想的内在要素而言，它由单一的高雅文学所构成。高雅文学成为四面挡火墙，抵挡着一切非高雅艺术的介入，而且强固得没有一丝一毫的罅漏。这一方面得自于傅雷的家庭背景与启蒙教育，为其植入了儒家文化的神圣化与道德化的价值精髓；另一方面，与其游学欧洲而喜爱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贝多芬、弥盖朗琪罗等艺术大师也有直接关系。雅化的文学趣味，养成了傅雷对于艺术大师的崇拜与向往，这在无形之中，也就挤压与否定了通俗文学的存在权利。这对形成傅雷那如火如荼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暴烈性格，不啻是天造地设。但对傅雷用以评价别人，与他人交流感情，共享精神的和谐共鸣，又何啻是桥断路绝。雅化倾向与惟我倾向相结合，使得傅雷实际成为一位自我欣赏、自我完成的批评家，而非一位懂　　得宽容、懂得广泛接纳、懂得走向广大对象的批评家。他不仅缺乏评价非悲剧的有效准则，同样，也缺乏评价通俗文学的有效准则。　　傅雷涉及通俗文学的口吻就不轻松。论及张爱玲的小说文体，傅雷认为《连环套》“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还认为其中吸收旧小说的用语是“这样的滥调”，是“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他的总结则是：“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　　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这是一种否定意识太强的评述。否定意识太强，就有可能彻底抹杀旧小说与通俗　　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而只有辩证分析，才会看到对旧小说与通俗文学的积极吸取，将会为现代文学提供必要的营养。傅雷要求张爱玲创造出“净化的文体”，根本没有理解张爱玲正是通过对旧小说与通俗文学的合理吸取在创造一个并不净化的文体，并通过它去达到更为广泛、深入表现生活的目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创造一种新的风格：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市民欣赏需要的审美形式。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认为张爱玲在此种吸取上已经十分成功，但她向着这一方向而努力，应当是值得支持的。尤其是在文学语言的极度欧化以后，这种有意吸收传统小说语言的做法，在出发点上，就是有价值的。只可惜，张爱玲的魅力之所在，恰恰成为傅雷否定之所在。人的沟通之难，于此可见。在傅雷的思维中，通　　俗文学恐怕已被排斥出艺术世界，低下而不足言。其中暗含之价值判断，与五四新文学开拓者的思考如出一辙。茅盾当年就曾认为旧小说家“本着他们的‘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结果也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札；其甚者，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茅盾的结论是：　　“这些作品都是进不得‘艺术之宫’的”。但傅雷忽略了一个事实：20世纪40年代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五四时期，新文学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学样式，它要经过战斗，才能获得生长的充裕空间与土壤，故它对通俗文学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至少可以得到后人的谅解。但在20世纪40年代再去重复这样的观点，就已显得过于狭隘与固执了。经过对五四文学的反思，人们对通俗文学的看法已有改变。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讨论与20世纪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讨论，虽然还没有从理论上完全解决通俗文学的地位问题，但既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则表明简单否定通俗文学的做法已不足取。在抗战前，曹聚仁就曾预言战争期间会开出一朵“新的文艺之花”，它“将和过去的纯文艺或带政治宣传作用的文艺不同，它是综合新旧文艺，兼采新旧文艺之长，而为一般大众所喜爱的”。姓幸被其言中，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的一朵文艺之花。张爱玲小说文体的并不纯净，其中值得总结的正面成就，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傅雷不谈成就而仅谈负面影响，这正是他的高雅趣味在起作用，从而使他再次失去了与张爱玲沟通的可能。文学趣味高度雅化的结果，使得傅雷的艺术敏感范围狭窄，定于一尊，缺乏生动活泼的情致。这用于律己，也许不无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用于律人，则不利于艺术与人的生命的多方面的发展与完成。英雄主义、悲剧至上与固守高雅，既一脉相承，又三位一体，这构成傅雷文学理念的超稳定的精神结构形式，从而形成了其强烈排斥异质文学要素的特点。傅雷对张爱玲的种种误读，盖源于此。　　张爱玲呢?她大异其趣。解构英雄，解构斗争，解构高雅，正是她的一贯追求。谈到音乐，张爱玲说：“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萧邦，却是较早的巴赫。巴赫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小木屋里，墙上的挂钟滴嗒滴嗒摇摆；从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牵着裙子；绿草原上的有思想着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白云彩；沉甸甸的喜悦大声敲动像金色的结婚的钟。”‘涨爱玲的解读未必十分准确，但这种评价充分表达了她的爱好则无疑。张爱玲将“庙堂气”和“英雄气”放在一起加以反对，一方面是反对流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反对精英知识分子的高雅倾向，她实际喜欢的则是一个凡俗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个日常生活世界的浓厚的人间味，使她感到亲切、和谐、充实。故张爱玲对于左翼文坛的大谈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也是一贯不认同的。早在1936年，还只16岁，张爱玲就在一个书评中写到：“这里并没有离奇曲折，可歌可泣的英雄美人，也没有时髦的‘以阶级斗争为经，儿女之情为纬’的惊人叙述，这里只是一个平凡的少女怎样得到，又怎样结束了她的初恋的故事。然而，惟其平淡，才能够自然。本书之真挚动人，当然大半是因为题材是作者真实生活中的经验的缘故。”张爱玲明确反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她认为复杂的才是人生，创作惟有沉人现实，沉人民间，沉人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去，在那里洗尽英雄主义的铅华与浪漫主义的幻梦，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之真实、可信的广大基础。　　张爱玲绝不讳言她与通俗文学的关系。她说自己的趣味就是：“读S．Maugam、A．Huxley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张恨水。”又说：“我一直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　　……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朱竞:“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知识分子指的是受过教育,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识,并对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的精英”。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但是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成为社会的良知呢?您认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存在吗?您又如何理解?
  　　
  　　刘锋杰:我个人认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存在。但我以为不是所有的接受过知识教育的人都可以称作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划分为两类:科技知识分子,他们只做研究,只探索自然的奥秘,唯真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人文知识分子,他们也做研究,探索的是人类精神的奥秘,唯善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人文知识分子同时是社会的良心,为社会的正义服务,敢于批判一切非人道的现象,他们是人类精神得以传递的接力者,虽历经千难万险也在所不辞。当科技知识分子也同样关心人类精神,关注人的存在的困境并试图突破这种困境时,他们才是人文性的。
  　　
  　　在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应当继续关注中国人的不良存在状态,敢于与一切维护并制造这种不良状态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他们要面向大众说话,但决不被大众所淹没,因为大众在很多情况下是沉没于物质之中而失去精神觉醒的。在趋向边缘的态势下,他们可以坚守个人价值,这种个人价值终将会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即使人文知识分子对此不能充满自信,但如同在一片沙漠中,你开出一朵小花,仍然会使行走于沙漠中的人们感到一时的快慰,哪怕这些人们会很快走出沙漠,忘了这朵小花。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小花。
  　　
  　　其实,对部分学者所谓“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担心,我认为是多余的。知识分子只要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他们自己就必然是边缘化的。因为知识分子作为权力、世俗、制度、流行、公认法则、不变的传统与习俗的对立面,从来对它们都是批判的,否定的,因此,他们从来就是边缘化的。因此,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恰恰是知识分子走上的自己的岗位。从来就没有知识分子在庙堂中间能够真正完整地独立过。渴望走向中心,就是融入中心,就是失去知识分子的操守。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边缘人。知识分子有边缘的感觉,过去看重自己在边缘的地位,并对此发出不平的忿恨,不是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品性,就是即将失去知识分子的品性,至少这也是知识分子独立性不足以支撑自己的一种无力的表现。
  　　
  　　朱竞:的确,“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问题一直在争论中。知识分子精神应该是一种不断对自己的处境和置身其中的世界进行批判和追问的精神,一种对于常识和“真理”的怀疑的精神。我不认为知识分子会给其它人指明什么道路,其实历史从来也没有按照知识分子的想象发展。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刘锋杰:我认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承担了他们应对社会的责任,那就是他们是热血的。但不能否认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还很不成熟,他们对权力的俯首称臣,使他们在较长时间内不称作知识分子。这正与20世纪中国命运的历经坎坷相一致。由此可知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是多么重要。因此,理想化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是关心国家命运、人民命运,同时关注知识分子的使命。而他们的关注绝对不是以一时的现实需要作为评判的标准的。因此,他们应当是远视的而非短视的。可事实是他们中间的短视者比比皆是。这使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严重地良莠不齐。见风使舵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全跪着的,半跪着的,乃至摇摇摆摆地站着的,都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可以做任何事,但做任何事时,他们心中都应当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在。
  　　
  　　朱竞:我同意您的这一说法。知识分子可以在失去这种身份以后将知识分子的灵魂找回来。您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刘锋杰:我心仪有知识分子精神的知识分子。我心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鲁迅,但不心仪对自由的态度变得模棱两可时的鲁迅。心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周作人,特别是当自由正在大众中,正在知识分子中成为一种被否定的对象时,感激周作人对自由的一往情深。心仪胡适将自由主义引进中国,虽然他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可今天,自由主义又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又重新进入人们的精神活动,这都会使人想到胡适。但我以为自由主义不是回避。在充满了暴力的情况下,你若躲避,这不能叫自由。自由是对自由的追求,没有追求就不是自由。
  　　
  　　我对那种环境允许自由时就大喊大叫自由的人们不反对,但并无多少好感。学界对反思的巴金充满着赞许,我有同感,但不是钦羡。因为他在不自由时并没有追求自由,并没有为自由付出代价。他在没有自由时回避了自由,在允许自由时成了对自由的追求者,如此而已。这不是对巴金的苛求,因为他本来就是以对自由的追求作为他人生与写作的起点的,由他的身上看到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朝三暮四,不能不令人痛心。
  　　但主张追求自由,并不损害那些科技知识分子从事研究的权利,并不强行没有自觉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样地追求自由。这就是:自由必须真正的自由,即使是对不自由者,自由也不应借用权力来达到它的目的。
  　　要问自由的本质是什么,我说只是自由而已。从自由这一词语以外来界定,都是对自由的背离。
  　　
  　　朱竞:您还能列举一些20世纪中国比较优秀的知识分子有哪些人吗?
  　　
  　　刘锋杰:是那些被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权力批判过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批判,正说明他们的思想个性已经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传递,正说明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承继者。我个人认为:胡适是最自由最明白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是最激进最真诚的知识分子,鲁迅是最绝望最深刻的知识分子,周作人是最具个性的知识分子,胡风是最执着也是最可爱的知识分子,李泽厚是最有渗透力的知识分子,冯友兰是最有雄心的知识分子,余秋雨是最最夸饰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如果可以称作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最最没有主心骨的知识分子,他不是一个人文型知识分子,所以,他当了“科学院”的头。
  　　我在此所说的知识分子,要不时加上引号以示区别的。
  　　
  　　朱竞:我能理解您说的这一层意思,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能称得上真正知识分子的却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在您所走过的历程中,有过最为痛苦、最为耻辱体验是什么?能讲一件苦恼的事吗?
  　　
  　　刘锋杰: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遇上填写“家庭成份”我就苦恼。因为算不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也算不上被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这就产生了心中的忐忑不安。因为既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理应被当作改造不好的子女对待,自己也就无须努力了。当你在能够改造好可又无法明确地被人们认定自己就可以改造好时,甚至是无须改造时,我何去何从呢?在那个年代,是无人能够真正回答清楚这个问题的。
  　　
  　　那时写作文,完全以阶级斗争为内容,而且大写忆苦思甜,此时我最苦恼,因为在自己的家庭史上,找不到苦大仇深的事迹来写。这使一个本来作文成绩在班级领先的我,马上失去了作文的优势,你说这苦恼不苦恼?因为那时是孩子,没有可以胜人一筹的地方,偏偏有了作文的优势,却又眼看着它失去,且是在不公平的竞争中失去的,这多冤。我后来未能参军,与没有苦大仇深的历史亦有直接的关系。
  　　
  　　朱竞:我也有过与您同样的经历和苦恼,也不知道是我祖上几代之前,曾有过几间平房,“文革”时,我爸爸的成分就被划为“小资产”,随之,我的所有履历表上成分一栏只能填写“小资产”,导致我加入红卫兵组织受阻。想起那个荒唐至极的年代,真是有些后怕,如果再继续下去,这个民族也就会倒退。换一个轻松的话题,您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国家、事业、朋友、孩子、爱人、大自然、文艺、科学或其它什么?)
  　　
  　　刘锋杰:家人与大自然。家人给我亲情,大自然给我的也是亲情。因为我和家人都生活在大自然中,大自然是我和家人的共同的家园。至今,我对家乡的山水,时时魂牵梦绕。
  　　
  　　朱竞:您对两性感情领域里的责任和自由是如何理解的?
  　　
  　　刘锋杰:两性的关系一定要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这才是两性关系的常态。但对感情的理解不能定型化固定化。感情会发生变化。感情会有长短。感情的表现形态可以不同。感情需要相互的激发与创造。一定要尊重对方的感情。最可怕的是当感情建立以后,一方会将源发感情视作天长地久的感情,看作是一方给对方开出的感情的凭据,这时,感情其实已经花开之后花落了。
  　　
  　　我认为在感情的领域中,自由大于责任。因为自由本身就是责任。没有自由要责任何用?没有自由也无法真正承担责任。故我认为,失去自由的责任,是假责任。
  　　
  　　朱竞:您现在是学业有成,著作等身,到目前为止,您有没有成就感和成功感?
  　　
  　　刘锋杰:没有。若有,自己就停止不前了。
  　　
  　　朱竞:您太谦虚了,我认为成就感和成功感人人会有,只是从哪个角度来说而已,我知道您从安徽师大调到苏州大学,多年来您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算得上是桃李满天下了。您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个专业?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主要弊端是什么?
  　　
  　　刘锋杰:我的本科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硕士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的是文艺学专业。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主要弊端是:其一,目前的大学教育缺乏严格的管理机制。这使学生入学以后可以轻松毕业。谁人不是懒惰的?人的惰性,如同水,总是朝向低处流的。学生只要能够顺利毕业,为何要多读书?严格教学,严格考试,庶几可挽现在教学质量不断下降的颓势。其二,教师在大学里的地位低下,他们实际成为国家式大学这个工厂的简单的雇员,只完成着他的部分的工作,他们只是螺丝钉,拧在一处,冷冰冰的,与经过此处的那个学生并不发生热情的碰撞。因为在他们与学生之间隔着体制的万水千山。其三,行政系统宠大,成为大学教育这个机体上的一块“非教育的肿瘤”,而这块肿瘤的细胞又是最具活力的,大学教育所获得的些微营养首先被吸收,且其排异性极强。此块肿瘤不切除,大学教育不会有新的气象。
  　　而这结果就是,现在的大学不是自由创造的思想库,而是在用一个铁打的模子,来制造一个无生机的零部件。大学教育,以人为本;大学教育,以创造为果;大学教育,以自由产生动力。
  　　
  　　朱竞:据了解,目前大学里在评聘研究生、博士生导师方面,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学术腐败现象,您认为,应该怎样认定研究生或博士生导师的资格?作为导师,要带好您的学生,关键是什么?
  　　
  　　刘锋杰:一个再好的老师都无法教会自己的学生如何去研究。导师的作用何在?启示。通过他与学生之间的亲密接触,产生无形的影响,从而启发学生去如何学习与研究。带好学生最关键是导师本人进行高水平的研究,这将使自己的学生也会在一个较高的起跑线上开始自己的研究,即使当下学生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导师的高水平研究仍然会成为学生的目标对他起作用。一个导师若无学术上的操守,那将是最致命的。这就需要他的学生超越他。
  　　
  　　朱竞:在您看来,目前大学教育中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缺乏什么?
  　　
  　　刘锋杰:我认为缺乏的是理想,对知识分子使命的淡漠。过度的世俗化,可能会使这代研究生在文化史上黯然失色。他们比他们的前辈聪明,而且外在条件也宽松,但失去对精神的坚守,对理想的追求,他们若仅仅留下一些技术性的作品,没有自己的体温,对后人而言,那又与行尸走肉何异?
  　　
  　　朱竞:再问您一个问题,目前大学教育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没有博士学位就不能当博士生导师,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刘锋杰:水平到了就能当博导。学位只能表明一个人的学历,表明他经过了哪些学习阶段只能显示他的初步学术水平。真正的学术水平不靠学位,不靠名校,不靠炒作来达到。靠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来为自己定位。过去人们争教授,教授贬值了;现在又在争博导,博导也贬值了。在当代,有关知识的东西,总是不断地被扔进一个黑色的染缸。不知是谁制造了这个染缸,且在不断摇动这个染缸?
  　　
  　　朱竞:您的这个比喻很准确。当前的文学界及文学批评界也一样,到处被不正常的现象所笼罩,看不到经典的文学作品,听不到真正的批评声音。您认为中国当代比较优秀的批评家有那些人?
  　　
  　　刘锋杰:我喜欢的当代批评家属于80年代的前辈有刘再复、何西来、谢冕。属于90年代的,有钱理群、王富仁、夏中义、陈思和、王晓明。他们都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要知道这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开垦的。
  　　
  　　朱竞:近几年来,中国的出版界兴旺发达。出书量竟然以分钟计算,似乎在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书籍摆满了大街小巷。那么,您最为推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哪些?
  　　
  　　刘锋杰:《白鹿原》。
  　　
  　　朱竞:您认为对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刘锋杰:我个人认为是对人性的敏感与表现。若在人性的体验上迟钝,不能承认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不论是做作家还是做批评家,都将是苍白无力的。
  　　
  　　朱竞:您从事文学研究的初衷是什么?
  　　
  　　刘锋杰:开始时不自觉,仅仅是想写出文章来叫人知道有我存在。后来,就是想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对人性的理解。至此,研究文学成为一种自觉,而且成为一种生命的需要。扩大言之,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社会中,理解成为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这是生命充盈的体现。文学研究虽然在当今处于低迷状态,但不会消失,因为在文学中潜藏着生命的奥秘,探索这种奥秘的研究就不会中止。
  　　
  　　朱竞:您说文学研究成了您生命的需要,它也将成为您的终身的事业吗?如果离开文学研究,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刘锋杰:是的,文学研究将成为我的终生事业。我已经被其“异化”。文学研究可以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这多有意思。但若不做文学研究,我想经商,特别是想搞出版。
  　　
  　　
•   　　张爱玲为什么不“伟大”？
  　　
  　　刘锋杰
  　　
  　　
  　　我感到，在大陆关于张爱玲的研究中，有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观点，形成了看待张爱玲的“底色”，认为张爱玲的创作再美妙，再动人，再艺术化，就是不够伟大。把她与鲁迅相比，更成为不少研究者的策略，以此证明确实如此。这从当年傅雷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来。傅雷认为《倾城之恋》“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家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1]这“莪特式大寺的一角”就是指的伟大。在分析张爱玲的其他作品时，傅雷所看到的也多是 “沾上了轻薄味，艺术给摧残了”（如《琉璃瓦》），“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骨董”（如《封锁》与《年青的时候》）。分析技巧时，傅雷也没有忘记伟大的标准。他在评价张爱玲时所使用的诸如“深刻的反应”、“强有力的转折”、“尽量利用对比”、“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等，无不体现了伟大美学的原则。所以，在傅雷这里，他可以赞扬张爱玲，但不会越过一个界线：认为张爱玲不只是优秀的作家而且已经是伟大的作家了。这与傅雷的教育背景与个性气质都有关。傅雷少年受的是儒家教育，儒家强调入世，主张建功立业，这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功名心有关，反映到审美情趣上，也就当然地要以是否具有力量来做评判的标准，追求伟大自然成为他的一种心理期望。傅雷后来游学欧洲，接受与喜爱的是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贝多芬、弥盖朗琪罗等艺术大师，在他看来，这些艺术家才是伟大的，因此，从一种伟大美学原则出发来要求张爱玲，也就势在必然。
  　　
  　　受他的影响，后来的女性研究者也对张爱玲提出了同样要求，这是令人困惑的。傅雷这个人多少有些男权倾向，由傅雷来要求张爱玲的趋向伟大，是男权思想的流露，不足为奇。可这些女性研究者在接受傅雷的观点时，理应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才显得合情合理，可实际上她们不仅不抵触，反而全盘接受，真正是出乎意外。比如万燕就如此，她在自己的研究文章中首先援用傅雷的观点，以示尊重。可她没有料到，正是这样的一种尊重，将她自己纳入了傅雷的批评传统，没少受到傅雷男权思想的影响，也向张爱玲要伟大，而且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去要求另一个女性去伟大，这其间的吊诡恐怕不小吧。
  　　
  　　万燕引了傅雷的这段话：“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2]这段话正是伟大美学原则的相当完整的表达。由傅雷此段评述所涉及的作家可知，凡成为伟大美学原则的实践者的，均为男性作家。用这样的由男性作家所构成的美学原则来分析张爱玲的创作，是否合理，并非一个无须证明的问题。所以，万评在随后的论述中惋惜张爱玲没有成为一个“伟大作家”而只能是一个“优秀作家”，[3]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她从傅雷那里汲取的营养，使她养成了与傅雷相同的眼光，这当然要向张爱玲要伟大了。
  　　
  　　另一位更有影响力的女性——王安忆的观察与万燕差不多，她同样要求张爱玲应当伟大。她说：“我很为张爱玲惋惜，她其实是具备很好的条件，可以塑造重大的情感状态。她能够领会深刻的人生哀痛，在文字上，可说找到了原动力，有可能去创造文字的宫殿。可是，她的创痛不知在哪一个节骨眼上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很快解脱出来，站在一边，成了一个人生戏剧的鉴赏者，口气轻松了许多。”[4]王安忆所谓“重大的情感状态”，应当就是傅雷所说的冲突、紧张、痛苦、斗争等等吧；所谓的“文字的宫殿”，应当包含了傅雷的“莪特式大寺的一角”、“深刻的反应”、“强有力的转折”、“尽量利用对比”、“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等相应的技巧要求吧。所以，这样的要求就是傅雷的要求，也是万燕的要求。
  　　
  　　可万燕与王安忆没有问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非得要求一个优秀的作家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呢？这样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吗？特别是用男性作家作榜样来要求女性作家符合这个男性的原则，这里难道不存在性别上的困难？如果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经久不衰，一个优秀作家的作品也同样是家喻户晓，那么做一个优秀的作家又有什么不好？其实，伟大的作家并不能代替优秀的作家，这是其一；其二，若真的所有的优秀的作家都成为伟大的作家，那么，优秀作家就会出现空缺，这将导致审美的单一化，失去审美风格的多样性。比如说，在中国诗歌史上，陶渊明大概只能称为优秀的作家，而屈原无疑是伟大的作家，但谁又能够用屈原去代替陶渊明呢？他们对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培养与建构不同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看来，有关伟大的评价，往往是政治性的，执行了一条或隐或现的政治路线。一些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斗争、直接批判社会现实、直接表现了极度政治热情的作家往往能够成为伟大作家的备选人或正式代表。因此，比较而言，我认为：伟大是一种人生的战斗，并且是与社会政治斗争紧密相关的战斗，在这个战斗中因为体现了对于巨大力量的追求与歌颂，所以既是伟岸的，又是宏大的，所产生的效果，往往是与社会革命、时代大潮相对应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但这只是一种社会活动方式与审美方式，决不是惟一的社会活动方式与审美方式。而优秀是一种人生的姿态，并且主要是一种个人的姿态。伟大不必高于优秀，优秀也未必高于伟大。优秀主要体现了个人的心绪，咏诵个人对于时代的感应，体现了个人在时代社会生活中的那种心曲，这种心曲由于深入，由于细腻，往往十分动人，并由这个心灵打动了另一些心灵，奏响了个人情感的小夜曲，丝丝缕缕，在空中飘荡，在人心与人心之间飘荡。
  　　
  　　就文学评判的历史而言，古今中外还少有一位女性作家被一致称作伟大的作家。为什么？因为女性的性别角色与伟大有着内在的冲突，女性的现有生活方式与审美选择，赋予她们不去创造伟大作品的品性与权利。这就告诉我们，所谓的伟大，可能正是男性的另一种称谓。伟大是男性的，而优秀是女性的。将张爱玲纳入伟大美学原则之中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是陷入形成已久的由政治化运作而铸成的以男性意识作为骨架的文学史模式——一种由伟大意识而非由包含了优秀意识即由男性意识而非由包含了女性意识所形成的文学史评价系统。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傅雷的评论，甚至也包括刘再复的观点，[5]还是上述两位女性的看法，都体现了大陆的这个现代批评传统。这个批评传统以左翼文学理念为基础，再吸收鲁迅式的批评倾向作支撑而构成文学史评价模式。这一模式的内部存在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在其最外层，由一般的左翼思潮演变成极左思潮，并以此作为它的革命性与开拓性的标志，体现为政治家的左翼思想在文学界的移用，钱杏邨等是它的代表。这样的批评往往对文学现象进行较为粗糙的干涉，并且影响很大。其二，在其中间层，由相对温和的意识形态批评所构成，它是左倾的，但更多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思维特征，胡风和茅盾等的批评活动在此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批评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表达了对文学艺术的部分真知灼见，却因受到意识形态的巨大干扰，这种真知灼见很不充分。其三，在其最深层，由鲁迅为代表的人生派作内核，与一切非人生的思想派别相对立，它对人生派的坚持本身是正常的，可对非人生派的强烈排斥态度，使其不时远离艺术的常轨而落入非艺术化的冲突之中，因缺乏多元意识而往往成为一种束缚。大陆的文学史评价模式可能会随时代变迁而有所移动，甚至有所突破，但往往是突破表层，徘徊于中层，静止于深层。
  　　
  　　近年来，尽管新的批评模式不断涌现，可因为缺乏传统的支撑，同时更缺乏完整的教育体制的贯彻，这些新的批评模式并不深入人心。特别是当批评界还是由受到这个现代批评传统的深刻影响的重要人物组成时，人们就会在惯性的、有意与无意之间、在缺乏真正的多元思想的背景下，重蹈覆辙。因为张爱玲既非左倾，也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者，甚至也被目为为艺术派，形成对于张爱玲的强大压抑，也就十分自然。因此，不要以为大陆目前的张爱玲研究轰轰烈烈，要是往深处看，往细处看，对她的评价中所充满的语言暴力与思想歧视，还是比比皆是。在张爱玲的面前，放下从传统、从现实、从权威那里搬来的理论与观点，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挑战自我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若处理不好，失败的不是张爱玲，而是我们。应当感谢夏志清，他只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6]并没有因为优秀就小看张爱玲，这是没有文化上的性别歧视，也没有美学上的性别歧视，在他看来，女性的张爱玲已经活得身份自足而意义饱满了。
  　　
  　　近读美国女学者卡米拉·帕格利亚的《性面具》，给了我很好的启示。依她的看法，女性代表自然，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她们原始、丰富、复杂、神秘、本色；男性代表反自然，所以，他们与自然相斗争，充满激情，创造文明，并寻找着一切可以证明这种创造的方式与途径。因此，不是女性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而是女性无须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相反，不是男性一定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而是因为男性必须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不如此，他们就无法体现自己的特性，就没有出路了。
  　　
  　　卡米拉·帕格利亚有一段话值得体味，尤其值得女性研究者去体味。她说：
  　　
  　　“在西方文化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创造都是产生于与自然的争执。西方，而不是东方，知道自然力之可怕残忍，它沉重盲目地将物质滚动碾碎，使心灵蒙受耻辱。当自我丧失之后，我们将找不到爱情或上帝，却只有原始的卑劣。于是对自然的揭露历史性地落在西方男性身上，他们被潮汐的节律推回到海洋母亲那里。正由于他对神秘的自然潜流的忿恨，使我们获得文明宏伟壮丽的建造。冷峻而有吸引力的阿波罗精神，是西方辉煌杰出的对自然的拒绝排斥。阿波罗信仰是反抗非人性的巨大的女性自然的男性路线。”[7]
  　　
  　　我未必完全同意卡米拉·帕格利亚的话，这中间包含的细节太多，每一个细节上都可能产生疑问。可张爱玲的观点却与卡米拉·帕格利亚的所说差不多。她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就说她不想创造时代的纪念碑，还曾表白过她要写人生的素朴与安稳，不想写人生的飞扬与斗争。她说过：“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的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生的神性，也可以是妇人性。”[8]张爱玲承认自己不喜欢壮烈和悲剧，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因为壮烈表现的是力，力太多了，不够优美；悲剧太强调强烈的对照，也是用力太大，重刺激性而轻启发性。而悲壮因为有悲，也就有了更深的内涵，苍凉则将这种悲表现到一种悠深的程度，所以是动人很深的一种美的方式。当然不能说张爱玲在此否定了一切伟大的创作，可从她的语气中、分析中看到她对伟大的规避则是无疑的。联系到张爱玲认同女人才能治理好这个社会的观点，对超人——男人很不满意，就说明张爱玲是从她自己的角度深入体验着女人的命运，确定她自己是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张爱玲将通俗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嗜好，也是自远于伟大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实实在在地显示了张爱玲的个性追求。我个人认为，通俗的东西也是女人味多于男人味的，通俗离大地更近一些，而男性往往是仰望星空的，这与张爱玲不要所谓的高雅、精深、宏伟、残酷、强烈、重大是相一致的。我的结论是：张爱玲自己不要伟大。我们不必为其没有伟大而伤心，更不用因为她不伟大而去责备她。她做不到，其他的女性作家也未必能够做得到。在中国的宋代有一位女诗人险些做到了，写出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惊天动地的名句，可她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她的写照，也是她的诗的写照。这个优秀的诗人就是一代才女李清照。
  　　
  　　张爱玲与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两位女作家，不要再用伟大去框她们，那样的话，她们要是天上有知，也会十分痛苦。
  　　
  　　她们不要伟大。让她们活得自然而然。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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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2] 傅雷《贝多芬传》的《译者序》，《傅雷译文集》第11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
  　　
  　　[3] 万燕《海上花开又花落——读解张爱玲》2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4] 王安忆《人生戏剧的鉴赏者》，《文汇报》1995年9月21日。
  　　
  　　[5] 刘再复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无法与鲁迅的文学成就相比拟，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见《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编《再读张爱玲》，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2年。
  　　
  　　[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美国）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第28至29页，王玫等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8] 《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17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