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者：(美)约翰·克罗·兰色姆  页数：240  译者：王腊宝,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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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的文学理论，是一项专门的学问，甚至有人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应该精读。然而中国学界近年来对于这门学问却是一知半解，有的人往往从译文中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自作主张“演义”一番，因此错误百出，贻笑大方。这个“乱成一团”的现象，必须由行家和有识之士一起来补救。　　我并非西方文学理论的专家，只能把个人经验诚实道出，公诸同行。记得多年前初人此道时，也的确痛苦不堪，买了大堆理论书回来，却不知如何着手。我本来学的是历史，后来改行教文学，时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学界刚开始吹“法国风”——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逐渐被译成英文出版，而“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词也开始风行。不久又听到有所谓“耶鲁四人帮”的说法，其中除希利斯’米勒和哈特曼等人外，尚有一位怪杰保罗·德·曼(PauldeMan)，他的那本反思理论的名著《不察与洞见》(BlindnessandInsight)人文学者几乎人手一册。我买来一本看，也不甚了了，只是觉得美国人文学界已经开始了另一个“转向”(paradigmshift)——从“结构”到“解构”，从人类学到语言学。然而这个“转向”背后的历史是什么?是否也有一个“谱系”(genealogy)可寻?

内容概要

　　作为“新批评”派的领军人物，兰色姆在《新批评》中首先肯定于T.S.艾略特、I.A.理查兹和I.温特斯等人的批评见解和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继而对传统和当时流行的批评流派进行了批判。在兰色姆看来，文学批评不能回避“评价”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对文学作品本身作出评价是批评家的责任。“新批评”坚持这样的信条，即“文学批语是对于批评对象的描述和评价”，“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整体，即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等。

作者简介

　　约翰·克罗·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20世纪著名文艺批评家，诗人，文学理论“新批评”派领军人物，生前曾长期担任美国梵德比尔大学文学教授。其代表作还有《世界的躯体》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I.A.理查兹：心理学批评家第二章　TS.艾略特：历史学批评家第三章　伊沃尔·温特斯：逻辑学批评家第四章　呼唤：本体批评家索引

章节摘录

　　在《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中，他提到对外来内容的“走私”，但那时候的他无心为诗歌话语的逻辑作辩。在他看来，一首诗向不为人知的众多兴趣和态度提供养分或“刺激”，他只要它尽可能多地承载养分。但是，在分析诗歌情感的《文学批评原理》和全面分析诗歌逻辑或文学性的《修辞哲学》之间，理查兹于1934年出版了《柯勒律治论想象力》，那是一部过渡性的著作。理查兹继承与发展了柯勒律治的思想，是思想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大事。柯勒律治同化了理查兹，就像传说中中国人同化他们的征服者一样，而不是相反。理查兹一步一步不断改变自己的立场，我相信，我能看出他在改变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首先，柯勒律治不认为由诗歌提供刺激的纯粹情感存在一种复杂的内在组织。在《柯勒律治论想象力》中，理查兹依然认为诗歌刺激情感，但是，他最终与柯勒律治一样，承认了诗歌的认知职能。柯勒律治经常讨论诗歌中的意象，但有时也说到诗歌的情感，仿佛两者是一回事。在他看来，它们二者分别代表着同一体验的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彼此一一对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确是同义词。理查兹试图用他自己的情感倾向于来阐释柯勒律治的“情感”，但并不成功，在他看来，情感倾向于独立于认知而起作用，所以他并没有全盘接受柯勒律治。但是在《修辞》一书中，这一早期的信条最终不见了。此时，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柯勒律治的思想，同意文学批评中唯一有价值的课题就是客观的文学作品本身——也接受了整个文学界，因为他在布林一摩尔就此书的内容进行了演讲(在他之前，像亨利·詹姆斯这样的纯文学人曾在此作过演讲)。这一思想在他心中定了型，这一点在他更晚近的一本著作《教学中的阐释》中或许得到了体现。这本著作虽然晦涩艰深，却十分重要，他在书中提出以现代理念来复兴与革新传统修辞、文法和逻辑等大学科目。这三大领域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不过，除了我们的情感与思想严格对应这一点以外，这些领域与我们的感觉方式之间就毫无关联了。　　其次，柯勒律治作为后康德主义者，对于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以及人类知识的困境问题，都高度关注。和所有真正的现代人一样，理查兹自然也高度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理查兹心仪实证主义，他希望将诗歌中的信仰看作不可当真的“无对象信仰”，而对比之下，科学信仰却是经过客观论证的。柯勒律治不曾想过这样的分别，他绝对认真地看待诗歌和宗教的信仰，在它们和科学信仰之间，他不作谁更客观的比较，所有信仰同荣俱损。看得出理查兹在写作《柯勒律治论想象力》一书时，也赞同对二者作如此的等量齐观。此时的理查兹认真研究宗教和诗歌的“神话”，同时坚定地维护科学信仰的形而上地位。　　正是在这一点上，理查兹的第三次转变令我们最感兴趣。柯勒律治特定的诗歌理论与诗歌隐喻创作中的二级想象活动及其后果有关，后者是我们在诗歌中得到的最崇高体验。如果说理查兹在《文学批评原理》中说隐喻就是将题外内容悄悄地带入语篇，在《柯勒律治论想象力》中，他开始强调柯勒律治对隐喻的独到见解，那么在《修辞哲学》中，他差不多已经全面接近了柯勒律治。二人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个差别。柯勒律治的理论与黑格尔的诗歌理论相去无几，他反复地说诗歌想象是一种融合力，它调和对立，铸就统一。它的作用是“合成”，并在隐喻的对立双方之间提供一种“相互激活”的关系，这双方就是理查兹所说的喻本和喻体。柯勒律治对于统一和综合有种形而上的偏好，这也自然，因为在连贯和离题之间他更青睐前者。问题在于，对他来说，隐喻所包含的这一新的话语单元与语篇的其余部分仍然缺乏关联。　　对于柯勒律治和理查兹将隐喻看作喻本一喻体问相互激活的复合体这一点，我认为，首先，这种互动本身并没有多大好处；其次，这些好处都是些“附带”的收获，无关乎诗歌的主旨。隐喻是依附于特定的某一首诗的一种次生诗，就好像托勒密理论中理想天体轨道之外的小过程。隐喻固然令我们感到愉悦，但是，不论是柯勒律治还是理查兹，隐喻的鼓吹者们应当承认，隐喻意味着对纯粹逻辑的背弃。　　理查兹承认，科学通常能设法避开隐喻语言的陷阱。但他好像希望隐喻在知识世界有个重要的地位，所以又把隐喻称为“语言的普遍法则”，并据此对它进行了非常智慧的讨论。一个种族的全部语言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偶然性的衍生过程，词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的确，如果我们看一下在语言的日常形成过程中沉积下来的暗礁，隐喻确有成为其普遍法则的可能。理查兹讨论了“腿”(leg)的例子，这个词在用来指称桌腿时似乎具有隐喻的性质，他研究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在这些情况当中很难确定这个词用的是隐喻含义还是本义。但严格的科学中几乎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混乱。字典编纂家们对此很清楚，我刚刚查过的那本字典的作者们给“腿”下的第一个定义是“动物身体上用于支撑和移动的器官”，这当然是基本含义；其他的义项包括“机器等的支撑物”、“桌、椅、床等的支撑物”和“三角形底边之外的边”。后面的这些用法不过借用一下“腿”这个词罢了；在所有的用法中，语言要求有一个词，一见有待命名的新事物与已经命名的旧事物之间的相似或相同之处，就干脆将旧事物的名字借来一用。然而，如果这个词将它与动物身体的关联带了一点到新的用法中，引发了题外的联想，那便是隐喻了。科学家可不大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一旦某些特定的词不合他的目的，他会随时拿出准确的专业术语。为了维护其逻辑结构，他对语言实行严格的审查。三角形ABc的腿就是AB和Bc两条边中的一条，或者说是从底边水平线BC倾斜向上的两条边线之一。这与苏格拉底的腿有一丁点相似之处，但不多，科学家清楚这一丁点相似之处到底是什么。说到这一点，有位具有“正确”习惯的科学家不久前告诉我，他一直在和其他科学家争论，不是关于词语，而是关于在科学论证中使用任何类比从技术上讲是否合适。他反对的理由是，这样做几乎总会造成无关内容的侵袭，因为要让思路始终准确地集中于那个“类比点”实在太难了。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不仅不揣冒昧地大“批”这些批评家的部分实践和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些小的“建设性”建议，它们也许只是无谓地步其踵武，但是时光的飞逝不允许我们将它浪费在忸怩作态的谦虚上。我认为批评存在于未来而非过去，而我们的批评工具远非尽善尽美。　　——约翰·克罗·兰色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