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艺术

出版时间：2000  出版社：江苏美术  作者：栗宪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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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49年生吉林省
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1979——1983年任《美术》杂志编辑，正值中国刚刚改革开发，力图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把握当代艺术的新变化。推出“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上海十二人画展”、“星星美展”等。并在杂志上组织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自我表现”、“艺术中的抽象” 等理论讨论。
1985——1989年任《中国美术报》编辑，并把该报改变成为推介新思潮和新观念的主要阵地。诸如推出“’85 美术思潮”、“新文人画” 等艺术思潮 。同时对一些敏感的艺术观念问题，如“后现代主义”、“大灵魂和语言纯化”、“现代设计”、“城市雕塑”等艺术问题组织过讨论。
自1979至1989，主要通过编辑刊物和报纸，对新艺术的发展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配合这些工作，发表过多篇艺术批评文章，有文集《重要的不是艺术》。1990年以来以独立批评家和策划人的身份活动至今。
1989年2月， 作为主要策划人策划《中国现代艺术展》, 中国美术馆，北京。
1990年3月， 策划《中国现代水墨展》，世田谷美术馆，东京，日本。
1993年2月， 策划《后89中国新艺术展》，香港艺术中心和大会堂，香港。
1993年5月， 策划《Mao Goes Pop．》，当代艺术博物馆，悉尼，澳大利亚。
1993年6月， 参与策划《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走向东方》，意大利。
1994年10月，出席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组织的《当代艺术讨论会1994——亚洲思潮的潜能》国际学术讨论会，作《文革后的三代艺术家》、《中国近代艺术思潮》的演讲。
1995年5月，应温哥华美术馆、西蒙·菲莎大学当代艺术学院的邀请，到加拿大讲学。
1995年5月， 应纽约当代艺术新博物馆和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亚美研究中心的邀请，到美国访问讲学。
1995年9月， 策划《从国家意识形态出走》中国当代艺术展，国际前卫文化中心，汉堡，德国。
1995年12月，出席韩国95年艺术组委会组织的《远东亚洲艺术——今天和明天》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作《引进与再创作》的演讲。
1996年5月，与廖雯共同策划《大众样板》、《艳妆生活》艺术展，北京艺术博物馆画廊和云峰画廊，北京。
1996年10月，出席德国世界文化宫组织的《形象的空间：文化的地志和乌托邦》国际学术讨论会，作《当代艺术，挑战艺术的西方概念》。
1997年5月，应新加坡艺术博物馆、南洋艺术学院、LASALLE SIA艺术学院、’97宝藏国际艺术博览会的邀请，赴新加坡作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演讲。
1999年1月，《时代转折》国际艺术展策展人之一。德国，波恩艺术博物馆。
1999年5－6月，策划《酚苯乙烯》展览，北京，中山公园。和廖雯合作策划《跨世纪彩虹》展览，天津泰达艺术博物馆。
1999年10月——2000年4月，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ACC（亚洲文化协会）的研究基金，在美作当代艺术研究。
2000年5月，策划《对伤害的迷恋》展览。
2001年5－12月，策划创办《新潮》另类艺术档案月刊。
2001年9月，首届日本《横浜三年展》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及策划过《大众样板》
2001年3——10月策划《12花月》《死亡档案》展览。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书法从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抽象艺术，尽管中国书法对现代抽象艺术产生过影响，但两者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结果。西方近现代文化，自借古希腊之魂，走上反叛基督教文化之路后，为了人的主体的突出，艺术语言日趋翻新。尤其现代抽象艺术最后彻底从传统写实样式中脱出，画面便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对物象的倚重，使主体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质的变化。但中国书法自古至今，都没有摆脱“字形”。所谓真草隶篆，在晋唐即定性且高度成熟，此后所有的书法流派，以及时代的个人的风格都是在这四体的范围里实现的。固然，我们在完全不认识一幅草书字义的情况下，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的某种情绪和性灵的倾向，就这种角度，它与现代抽象艺术别无二致。但对于书写着、品评的内行，乃至一切有文化的人，却不能超越字形的规范，而字义是字形的必然结果，字义即相当于未脱离物象的艺术样式中的物象因素，在语言的层面中，对于主题人的表现多了一个间接因素，对于欣赏者必然要首先引起对字义的追问，即和人们首先追问未脱离物象样式的画面画的是什么一样。一般认为中国字形是抽象的符号，但由于他有着严格的客观规范和含义，旧式这种客观性对于艺术家和欣赏着，与物象的客观性具有同样的作用，而与抽象艺术中不确定性的表情符号大相径庭，此其一。其二，书法成为书家比较自由和自然地抒发情绪的工具，是在相当熟练地掌握字形以及一整套结字、用笔的审美规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且这个审美规范是前年不易的。
  　　
  　　 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起伏隐显，阴阳向背，皆有意态。
  　　
  　　 清代对力度的渴求，是时代衰微后的内心的一种补偿，然国不盛气则难盛。这种病态的时代气氛，使大多碑学书家的作品病于一种怪味和不够舒展，甚至有某种扭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