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度中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作者：林徽因  页数：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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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内容概要

　　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是早期运用现代派手法的名篇。作者选取北京夏季炎热的一天，以挑夫流动的脚步，将貌似互不往来的社会各阶层不同的生活场景连缀在一起。小说截取生活中有代表性的片段，且让这些片段带着生活本身的空间广延性与时间连续性，展示了1930年代中国都市生活的样态，以其相当的整体性具备了现代中篇小说的格局，同时处处体现出悲悯的情感和对底层的人道主义关怀。

作者简介

　　林徽因（1904-1955），女，福建人，作家、建筑学家。1930年代京派作家核心成员，在当时产生一定影响。主要作品有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别丢掉》，小说《九十九度中》、《模影零篇》，散文《窗子以外》，剧本《梅真和他们》等。

书籍目录

九十九度中模影零篇一 钟绿二 吉公三 文珍四 绣绣九十九度中林微因《九十九度中》的结构及意义林微因小说创作论倏忽人间四月天林徽因与冰心且让“林徽因”更像林徽因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林徽因徐志摩“恋情”考辨不是无端悲怨深林徽因年表编后记

章节摘录

　　“绪论”中，可以看到她在这门科学上造诣之深。她并不是那种仅会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古董爱好者；但又不是一个仅仅埋头于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技师。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一处半圮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来和“诗情”、“画意”并列。好在那个时代他们还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么奔放的文学语言，乃至嬉笑怒骂的杂文笔法来写她的学术报告。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彩，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母亲那些“神来之笔”往往正是那些戴红袖章的狂徒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这时期的生活经验，在母亲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出一个在优越的条件下顺利地踏人社会并开始获得成功的青年人充满希望的兴奋心情，另一方面，却又显出她对自己生活意义的怀疑和探索。但这并不似当时某些对象牙之塔厌倦了而又无所归依的“螃蟹似的”文学青年的那种贫乏的彷徨，她的探求是诚实的。正如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在她看来，真诚，即如实地表现自己确有的思想感情，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义。她的小说和散文《九十九度中》和《窗子以夕卜》，都是这种真情的流露。在远未受到革命意识熏染之前，能够这样明确地提出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渴望越出那扇阻隔于两者之间的“窗子”，对于像她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三十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条件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艺。除了古建筑和文学之外，她还做过装帧设计、服装设计；同父亲一道设计了北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门市部设计过民族形式的店面（可惜他们设计的装修今天被占用着这间店面的某时装公司拆掉了。名家手笔还不如廉价的铝合金装饰板。这就是时下经理们的审美标准和文化追求！），单独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据曹禺同志告诉我，母亲还到南开大学帮助他设计过话剧布景，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学生。母亲喜欢交朋友，她的热心和健谈是有名的，而又从不以才学傲视于年轻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赢得许多忘年之交。母亲活泼好动，和亲戚朋友一道骑毛驴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母亲不爱做家务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说，这些琐事使她觉得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而耽误了本应做的一点对于他人，对于读者更有价值的事情。但实际上，她仍是一位热心的主妇，一个温柔的妈妈。三十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是一座有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中式平房中，几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残破石雕，还有无数的书，体现了父母的艺术趣味和学术追求。当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数还是青年学生，他们都爱这位长嫂、长姊，每逢假日，这四合院里就充满了年轻人的高谈阔论，笑语喧声，真是热闹非常。　　然而，生活也并不真的那么无忧无虑。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特别是日本侵略的威胁，给父母的精神和生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一九三一年，曾在美国学习炮兵的四叔在“一·二八”事件中于淞沪前线因病亡故；“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们家成了两位姑姑和她们的同学们进城游行时的接待站和避难所，“一二·一六”那一天，姑姑的朋友被宋哲元的“大刀队”砍伤，半夜里血流满面地逃到我们家里急救包扎；不久，一位姑姑上了黑名单，躲到我们家，父母连夜将她打扮成“少奶奶”模样，送上开往汉口的火车，约定平安到达即发来贺电，发生意外则来唁电。他们焦急地等了三天，终于接到一个“恭贺弄璋之喜”的电报，不禁失笑，因为当时我已经三岁了。然而，这样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结束了。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七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了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