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

出版时间：1998-3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严耕望  页数：304  字数：2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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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小册，只是我就所想得到的若干问题，随意漫谈，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上人的体验，个人方法而忆。综合这九篇文字，扼要言之，不外下列几点。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下下功夫；因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持成规。

作者简介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新亚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秦汉—唐）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史研究从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书籍目录

本书说明治史经验谈序言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一）	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二）	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三）	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研究重心，不要跟内抢进  （四）	要看书，不只要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五）	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主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六）	其他几点意见二 几条具体规律  （一）	尽量少说否定话  （二）	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三）	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四）	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五）	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六）	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七）	不要轻易改字三 论题选择  （一）	具体总是与抽象问题  （二）	问题的实用性  （三）	大问题与小问题  （四）	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五）	检查论著目录四 论著标准五 论文体式  （一）	常行体  （二）	纲目体  （三）	纲目变体  （四）	复合体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一）	引用材料方式  （二）	注释方式七 论文撰写与改订八 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一）	立志与计划  （二）	工作要诀九 生活、修养与治学这关系  （一）	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附录 中国史学办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余英时）

章节摘录

　　书摘　　各人研究学术的目标不同，此处只就史学工作者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而言。　　杨联升兄是位学术批评家，好几年前曾称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成就，说“充实而有光辉”；又曾转述胡适之先生称赞同一个人的成绩说“精细而能见其大”。我想这两句话的内涵不完　　全相同，但意境实很相近。这两句评语，某位史学工作者是否当之无愧，姑且不论；但我想借此两语作为史学论著的标准，却极为恰当。联升兄的话本自《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一语，原即寓有“大”义。今就这两句话分析起来，“见其大”可谓为“光辉”的一面，而“精细”尤为“充实”的最基本条件；所以联升兄的话似乎可以涵盖胡先生的话，故今姑以“充实而有光辉”为主体作一说明。　　这句话显然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上要工作做得“充实”，但最高标准则要兼具“光辉”。充实比较容易讲，最主要的是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这样的论著，才能算得是内容充实的有价值的论著。如有必要，须曲折辩论，达到论证的目标，但步步谨严，如做数学，无一步虚浮，这就比较更难，也更见作者功力，在充实的论著中又有其较高地位。凡是内容充实的论著，不论其问题大小，主要在一“精”字，虽然是小问题，而做得很精审，仍然是内容充实的论著，有其颠扑不破的价值。不过精审充实仍只是有价值论著的基本条件，不具备此种条件，根本不能跻入著作之林；至于欲其论著达到更高境界，则当在“充实”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显示其有“光辉”　　“光辉”比较难以具体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认识：第一要有见解有识力，工作成果要显出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盲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而同时须兼顾最基本　　条件——精审充实。这样的论著自可当“光辉”之誉。而此种光辉境界，不一定在大论题上才能显现；若论题甚小，规模也很小，但工作精审，在精审之中能透出作者之有超人识力，此亦光辉之一面。胡先生所谓“精细而能见其大”，在这些处尤能认识其意义。或者在专精的充实工作进行中不能随时表现这一点，但充实的工作做完之后，也要能站在材料的坚强基础上，凌空的笼照全局的说几句话，此亦为显现光辉面之一法。第二要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学术工作要规模恢宏，或组织严密，或有创获，都不难，但要兼而有之，财极不易；当然这里面还要包括一个基本条件——内容充实，这就更不易。兼此四者，自亦可当“光辉”之誉。总之“光辉”总偏向于恢宏与通识，但与通论不同。写通论性论文，固当以恢宏通识为最基本条件，若不具备此一基本条件，就将毫无学术价值；但恢宏通识却不限于通论性文学，一部大规模的专门性论著,一篇短小精干的专门性论文，皆可透显作者是否有恢宏的意境，通豁的识力，以臻于“光辉”的境界。　　　　要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第一必须有健康的身心——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记得在初中读书时代，实颇用功，尤不爱运动。长兄德明有一次信上劝我注意身体。他说身体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量，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此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最近看《明报》一篇短文，把身体比作成功的机器，意义也是一样。机器性能不良，甚至破烂、如何能利用它制出优良的成品来！要想身体健康，自必生活有节度，饮食、寒暖、运动、休息，皆当注意节度，此不待言。而心理健康，亦同样重要，并且大有影响于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是医学上的专门问题，不敢深论。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快乐的人生观，心情轻松，胸怀坦荡，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对于身心健康大有好处。最近看报，说医学界对于健康提　　出了九个标准：第一，心里常觉有幸福感。第二，对工作有热忱，办事有效率。第三，笑口常开。第四，有信心。第五，有自我克制的能力。第六，没有疾病和痛苦。第七，不会杞人忧天。第八，能勇敢地面对现实。第九，不失眠。这一大半与快乐的　　生观有关。我是个绝对的乐观派，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人类前途，永远觉得有办法，有希望，不悲观。当然主见得遇事都真能乐观，但糊涂的乐观至少自己得到轻松快乐，岂不很好！至于对事对人，我觉得宁滞毋敏，宁可迟钝一点，不要太敏感，多疑虑；纵然觉察到他人对已有不利迹象，也要有胸襟化解，不要放在心上。有人要说太迟钝，岂不要吃亏。其实吃点亏也不算什么，何必斤斤计较一日的得失！何况这个社会，还是心术正常的人居多，不过有些人心地狭隘，有些人有自卑感，不能吃亏，务欲逞强而已，真正小人还是比较少数；只要能遇事装点糊涂，让人一步，也就相安无事。十几年前我来香港，有位好朋友告诉我说，来到新地方，环境比较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忠告，但我自譬是个不设访的城市，不会有人来攻；纵然有人来攻，也不在乎。又有位朋友告诉我，像我也该有人忌妒了；盖有所闻而言。我虽也有觉察，但只付之一笑，若无所知，绝不计较。这不但是品德修养问题，也关乎心理健康。我自信这些事对于我无大影响，不计较即无萦于怀，不影响自己情绪，不浪费心力时光，这对于身体健康与学术工作都大有关系。我前面说过；有青年大文学家大科学家，但没有青年大史学家、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七十八十，而且要身心健康。自己不乐观，心情不轻松，对人对事斤斤计较放不开，身体自然不会很健康。悲观，放不开，身体不健康的人，自然精神不济，无法有坚强的毅力达成他的远大志愿。　　　　第一，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兰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　　忽视。诚之先生属于博赡一途，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估。　　第二，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　　诚之先生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这一点也是他的著作被低估的一个原因。　　第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诚之先生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亦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　　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　　非一般学人所重视。诚之先生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我想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之又一原因。　　因为有上列几项原因，所以他的声光遂不如二陈一钱三位先生之盛，但实际上他的成就并不在他们三位之下。前文谈到，博通周赡与精深有新解两途。学术创获诚然须专精有新解，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且极不易，或许更难。只就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而言，每部书前半综述这?-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厉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藉，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龃大体已很风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　　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瞻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　　，实不茍，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种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得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力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到。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　　　　问　你很推重冯承钧先生的翻译工作，可否稍详说明你对于翻译工作的意见?　　答　世界上国家民族众多，语言文化各不相同，欲增进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能语文互通，以增进彼此的了解，渐期达到生活文化的沟通融和。然而语言互通，只能期之于少数人；绝大部分人群不可能都做得到，何况多样化的语言文字，要每个人都能通解，不但不可能，而且是一种浪费，有害于其他方面的高度发展。就学术而言，除了自然科学大体上没有民族国家的传统特征之外，其他各种学科领域，各国家各民族总不免各有其独特的传统，也各有其思考述作的方式，而各种传统也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观摩。就史学范畴而育，研究世界史固不必说，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如能多懂些外国语文，多看人家的论著，也大有益处，这在前面谈治中国史是否要从中文下手时也已谈过。不过精通一种外国语文，就以英国语文为例，真正能看英文书刊就很不容易，要花很大功夫。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非常有限，要想研究中国史的人都能精通英国语文．虽不是不可能，但他在中国史上所用的功夫势必相对的大为减少，他的成就也就相对的降低。何况英国语文之外，还有其他各种语文著述，也各有参考价值，若要每个人都精通这些语文，始能了解他们的东西，那就绝对不可能。所以近百年来史学界，除了特号天才陈寅恪先生之外，就数不出第二个人来！因此我认为研究中国史的人都能精通几国语文，观摩各国学人的方法与成绩，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上不可能，只能求其次，提倡翻译工作，希望能出些大翻译家，来弥补本国学人不可能都精通各国语文的缺憾！　　　　况且从历史上看起来，翻译工作对于文化的传播与吸收都极其重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中古时代印度佛教的东传。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前期，当时固然有不少信徒，不远万里，跋涉山川，到西域、印度去直接学习，回国传扬；但历史事实证明，佛教传扬与吸受的最有效方式是高僧大德大规模的译经运动，然后中国学人才能慢慢消化融合而光大之为中国式的佛　　教，甚至孕育发展为宋明时代的儒家理学。我们看，在东晋时代中国最有名的两位高僧道安与慧远，都极力提倡翻译工作。汤用彤先生说，道安虽不通梵文，但在长安七年，以主持译经为　　中心工作，兵乱都邑，伐鼓近郊，仍工作不辍，而江南译经之盛，惹远提倡之力居多；唐初玄奘更是以精通梵文佛法而大规模从事译经工作。唯有经过这些大师的提倡与主持，把印度佛教重要经论都翻译过来，使不能通解梵文的人都能接触到佛学的理论糟义，然后才能使佛学在中国生根，对于中国文化发生极大影响。　　近代中国也出现了少数大翻译家，如严复之于社会科学，林纾之于西洋小说，都尽了不少的介绍作用。但自我记事以来，翻译工作似乎不大为人所重视，好多精通外国语文的学人都喜欢自己著书，而不想译书，甚至鄙视翻译为程度较低者的工作。其实这是极大错误。我觉得一个人的工作，主要的是向社会人群提出贡献，对于他人有些用处，不论著作或翻译都是二样。外文好的学人，与其提出一部不成熟，不顶好的著作，绝不如翻译一部西方名著之有贡献。信不但如此，翻译工作有时可能比著作更有影响力。例如以玄奘的学问当然能著作论疏，但若只撰论疏，而不大规模地翻译，他对当时对后代的影响可能不会有那样大，自己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也没有那样高。再如严复的翻译工作，对于清末民初的学术界发生极大影响影响想若果他只自己著述，不翻译西方名著，他的影响力也不会有那样大。就是林纾，虽然因为他不懂西文，不免传译失真，也不免选择失当，但他的译品在近代文学史上仍居有相当地位，或许超过他的散文作品。　　……

用户评论 (总计43条)

•   读罢此书，真如余英时对严的评价一样：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余在其悼严的文章中引用陆象山的话：“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说严终其身与“议论”无缘，而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同时批判当下学界的议论之风，而无人继承前人的朴实之风。“世有闻耕望之风而起者，予日日引领而望之！”是研究生入门书。有新版本，上海古籍出的，世纪文库本。价格稍高。
•   　　 作为一名初治历史之人，恐怕读毕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都会或多或少感慨自己为何未能早一些读到此书。尽管这本书内容不算多，特别是其二“治史答问”与其一的“治史经验谈"有不少相似之处，若日后复读仅读”治史经验谈“即可。而其三的"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是作者对钱师的追忆以及自己治学生涯的回顾，不感兴趣之人甚至可以跳过不看。（当然我认为仔细读读并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但"治史经验谈"作为严先生多年治史经验的总结，真可谓微言大义，实在是有太多可供我学习借鉴之处。
  　　 治史经验谈基本论述了三大问题。一是如何研究，包括严先生总结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及一些具体规律。虽然这里面的一些方法和问题后世之人也都知道，但严先生说的很透，而且附以具体例子作为佐证，简明易懂。其二是如何写论文，涉及了论题选择、论文体式、引用材料注释方式等诸多具体的问题，尽管有些内容并不适合于初学之人即可使用，但对以后的研究终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第三是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话虽不多，但都是严先生大半生的感悟，非常深刻。
  　　 尽管《治史三书》谈及的很多问题都是面向初治历史之人，似乎非常浅显，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先生的睿智和思考。严先生认同新史料的巨大作用，但他同样强调，基本的史料依然有很多可以被发掘的东西，而且更能显示出治史之人的功力才华。正所谓“看人人所能看到之书，说人人从未说过的话”。这不仅适用于研究历史，更启迪热爱读书之人要善于思考，不要因他人之言而禁锢自己的思想。又如在治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面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先读书再确定选题还是先选题再读书？在如今这个略显浮躁的年代，后者无疑效率更高，但严先生却尤其鼓励前者。原因在书里论述的很详细，我读了以后也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体现出了严先生的一种大气，研究历史，没有这种心志，恐怕想取得大的成就也很难。学无止境，气有浩然，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   　　台湾学人严耕望的书，治史经验加个人学术经历。内容很实在，一副老一辈学人的做派。专精和博通的关系，断代研究与通史研究的关系，面的研究与点的研究的关系，看书找题目还是抱着题目翻材料，论著的标准，论文的体式，如何引用材料与注释，生活修养与治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题目，一般而言很少有人系统地诉诸文字：年少的人不能做，年老的人可能没有耐心去做。写出来的东西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读了这些，未必能够做到，但有人在前面领路，能够了解有这样一些选择和陷阱，总比盲人瞎马、只赖于自己去“悟”要好得多。这样一些题目是针对史学提出的，但完全可以供其他学科人借鉴。
  　　确实，做学问的路途没有一定之规，各自有各自的特质，各自有各自的机缘。很多时候，仍然要靠个人去“悟”。就像这位老先生在序言中所说：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庶能体会。问题是有几个人有耐心、有时间、有能力去下这样的 “笨”功夫？。
•   　　历史学的现代是衰落的，在角落里。
  　　历史本身伴随着事物的产生而产生，当下一瞬之前的所有。人们以各种形式去记录它，明确它，这些形式与内容沉淀为了历史的记录。这种“历史的记录”尚难以称为历史学，它源于人类对自身的确定、对团体继承与意识形态的要求，在个人意识的文学尚未觉醒之前，历史就是一个整体的文学与表达，他们以对他们何以为他们的记录来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来传承整体精神，来号召人们奋战甚至牺牲，来解释他们对世界与自身的困惑，神话、传说以及现在依然残留的口头民族史诗——这样的历史就是他们的全部，祭祀口中咒语（关于他们历史的）吟游诗人发展而来的《荷马史诗》。那时候的历史是传奇的、彩虹般的梦幻，是人类觉醒之初的天真回忆。这样的遗迹在西罗多得《历史》、司马迁《史记》中依然残留着，这种朴素而迷离的特点，使他们不够真实然而足够可爱，那时候的历史学是混杂、灿烂而光荣的，这样的光荣并非是研究的高度，而是他们所享有的尊崇。
  　　人类的历程如此漫长，从源头生长出的事物逐渐分化、重生与变化。我们有昌盛的新闻学来记叙与观察，有社会学、人类学来追踪与解释。甚至新闻与媒体中分离出了传播学；甚至纯文学也陷入了沉寂，人们有了新的更为广泛的精神消费品与个体表达。社会日新月异，应用与现象纷繁复杂，社会科学蓬勃生长、文化理论层出不穷，知识空前膨胀，历史的掌故与记录早已不再是大众的谈资，不再是草根消费的文化内容，不再如此地政治重要，不再是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主要方式，不再像是他们的全部，不再明显地与我们相关联。
  　　诚然，历史学早已变化了，不再像是艺术与历史不分家的记叙品（不管海登•怀特对此有过多么具有破坏力的批评，人们依然相信这一点），史诗、人物传记……充其量已成为了材料，而非其本身。历史学一直在回应这种变化，更加独立、专业，更像是一门科学，发展着自身的体系与方法论，它的重心仿佛已不再是纪录而是辨析与发现，从事其中的人们不再是纪事家，而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兰克经验主义以来的西方、清以来的中国，都更加强化基于文献的分析，求证事件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在现在来看，历史学的影响只是更加低迷而已。
  　　那么，要不要出击去干预，去开创新的出路？
  　　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书》中语重心长地强调虽然要广泛了解现代社会学，但不要哲学地做历史以免空谈无物，不要去追随各种理论否则史学就沦为理论的注脚。然而有趣的是40年代严耕望先生刚从武汉大学毕业时，法国年鉴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正忙于他的巨著《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年鉴学派明确地反兰克思想，要求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费弗尔《为历史而战》，开始了“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新风尚，吹响了历史学进攻的号角，他们企图以历史庞大的体量去熔炼、吞纳社会学的各成果，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碎片化的历史学》）而当严耕望先生在60年代之初得意地书写《治史三书》的前两部，自信地谈及治史经验“不要哲学”的同时，法国现代主义学者福柯以他在历史中探寻技术、权力与主体的视角，创造性的写出《疯癫文明史》等著作，强烈地冲击了各人文社会学科，并影响了历史的书写。这些成果出现在法国并非偶然，经验主义的史学信仰支柱并未征服全球，在那之前法国便深受孔德等“实证主义”可以说一直在与理论交合，二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结构/后结构主义”等等各种思潮叠出，这样的环境下史学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是史学与新兴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史学与文化理论的关系。后者更是源于史哲之辩的千年张力，“两种不同的知识秩序：一种局部的、具体的，另一种整体的、抽象的。正如历史学常常被历史学家理解为超脱理论之外或者与理论相对立一样，哲学也常常被描述为占据思想王国，超出历史环境压力之外。”（Simon Gunn, History and Cultural Theory）
  　　那么，要不要继续去处理这种紧张关系，要不要把历史转向对其他领域的进攻?
  　　
  　　 诚然，正如严耕望先生所预及的一样，各种文化理论潮流不断替及，福柯等大理论家也走向衰落，90年代以后的思想界整体是沉寂的，年鉴学派因为陷入碎片化的深渊也逐渐走向没落。先生的警示看来是对了，仿佛那样的治史方式更胜一筹，这样的“史学”还是胜利了。但是这样的事实总让有些人无法心甘，无法满足，无法满足史学只是局限在如此有限的层次上，人总是寻求超越的，仅仅是真相与事实的世界是多么可悲，即便寻得蛛丝马迹推测出零星半点又有什么可喜，或许是人格的差异吧。人文领域对人类所起的效用与领导，向来不是依靠正确的最终真理而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争论、发现与激烈碰撞所引起的大范围的社会思维与方法的转向，这也是那些失败了的文化理论的影响时至今日仍远远大于某些象牙塔内成果的原因。
  　　
  　　 我是倾向后者的，这也是我的困惑
  　　
  　　
•   　　从余英时先生的书里知道有一位治史名家严耕望，是钱穆先生高足，颇有成就。后来在网上屡见有人推荐严氏《治史三书》，便有了阅读学习的愿望。
  　　这本书2011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2月即再版（此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8、2006年出过两个版本，惜未得见）。今以两天时间阅读一过，觉得确是一本可以嘉惠后学的好书。
  　　本书汇集了作者此前出版的三个小册子，一曰《治史经验谈》，一曰《治史答问》，一曰《钱宾四先生与我》，另有相关附文若干，计24.9万字。读后可了解作者的治学经历与宝贵经验。
  　　严耕望（1916-1996），原名德厚，字耕望，号归田，以字行。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出身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且屡得名师指导，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先后就职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上世纪六十年代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深得傅斯年、钱穆等人指导和推许，在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方面卓有建树，出版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唐史研究丛稿》等，多为鸿篇巨制，且迈越前人，填补了多项史学研究的空白。
  　　作者自谓“天赋极微薄，一切迟钝不敏，记忆力尤坏，幼年读书，三两百字短文亦难熟诵。”（页5）虽然不无自谦，但是基本属实。那么，这样一位天资并不出众的人何以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呢？本书引用的钱穆先生对作者说过的话或可从一方面揭示出个中奥妙：“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页246）他的学术方向与选题，绝不好高骛远，总是量力而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己的才力和潜能；他的基本治学方法，是陈垣先生所提倡的“竭泽而渔”，大量阅读搜集资料，往往积数年、十数年、数十年之功，始完成一项撰著，并力求做到“无孔不入，有缝必弥”，因而能材料充实、立论坚实，得出难以动摇的科学结论，成为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作者的为人处世准则也很值得推许。他自称“一向以道家自处、以儒家待人。但若做事，则心向法家，奉法有所作为。”（页268）所谓以道家自处，是甘于寂寞、生活上要求极低；以儒家待人，是宽厚不争，讲究忠恕之道；而以法家做事，则是责任感强，务求有所成就。他推崇的现代史学四大家为陈垣、陈寅恪、钱穆和吕思勉。余英时认为他的“规模宏大承自宾四师（钱穆），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见本书附录，页294-301）。以是观之，我国先秦思想家的理论精华，当代史学大师的治学之道，被他巧妙地融合于一身，真可谓善学有成者也。
  　　作者此书，自然主要是写给青年文史工作者看的，因而从修身到治学、从宏观到具体，现身说法，不啻耳提面命。本书的主体，自然是《治史经验谈》。至于《治史答问》和《钱宾四先生与我》，则对《经验谈》有补充和丰富的作用。
  　　在《治史经验谈》里，严耕望主张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有：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要系统地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他介绍的几条具体规律为：尽量少说否定话；不要忽视反面证据；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要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史料作证；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不要轻易改字等，都值得年轻学子认真记取。他的工作要诀：勤、恒、毅、勇、定、谨、和、缓，他谈到一般生活与人生修养对学术工作的关系时强调的强健身体、健康心理，一心力、惜时光，淡名利、避权位，坚定力、戒浮躁，开阔胸襟，慎戒执著等，则决不仅只对青年学子是有益的了。
  　　当今大陆学界受社会影响，兼之学术管理制度的急功近利，使得人心浮躁，学风大坏。频出的剽窃丑闻、大量的模拟之作且不去说，即便是那些有心去做研究的，愿意这样老老实实下笨功夫、出死力气，积长久之功、成一家之言者又有几人？而那些耗费了巨额科研经费和大量纸张材料、应命炮制的皇皇巨著又有几本可以成为传世之作？唯足以愧对先人、贻误后世而已！
  　　但愿本书的出版和流行，能对改变当前学风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2012年11月12日
•   　　最近论文遇到瓶颈，难以继续，于是将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重新浏览一过。
  　　
  　　先生所言原则性基本方法有五点：
  　　1.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2.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3.集中心力和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4.要看书，不要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5.看人人所能看的书，说人人所未说的话。
  　　
  　　此五条，第3.4条我严重违背了，基本上就是做孤立点的研究，然后抱个题目去翻材料。难怪学问阻滞，难以前行。
  　　
  　　严先生亦谈到个人修养与治学的关系，其中所论种种，即使不做学问，认真领会，也大有裨益。其中一条“坚定力、戒浮躁”，我应尤其注意。“性情轻浮急躁，不但是品德上一大缺点，也是治学大忌”，“一个做学问的人，也要随时反省自己为学为人，是否轻浮急躁；如有此病，就当极力戒除”。
  　　
  　　以上当谨记，勉力改之。
  　　
  　　————————————
  　　刚刚去浏览了其他读者的书评，自愧不如。其他书评用自己的语言凝练概括基本内容，然后谈感想。我则大段摘抄原文，自己的话很少，而且不成系统。这反映出来的是思维的不连贯和不深刻，自省而改之！
•   　　【唐太宗】
  　　
  　　例一：《新修本草》一七“蒲陶”条云：
  　　
  　　蒲陶……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本注：“魏国使人多赉来。……此国人多肥健耐寒，盖食斯乎?”
  　　
  　　按《本草》为药物学书籍，一般研究历史的人不会去仔细读，研究北朝民族社会问题的人也不会去读。这
  　　
  　　条材料显示北朝人或许指鲜卑人多肥健；至于肥健的原因是不是食蒲陶，则不必深论。北朝鲜卑人体肥健
  　　
  　　似别无其他史料可考，你想这条史料多么重要。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好像把唐太宗绘得很肥胖，大
  　　
  　　概因为他本有胡人血统?
  　　
  　　【治史】
  　　
  　　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
  　　
  　　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可控制，
  　　
  　　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这样可以磨练深人研究的方法，养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为
  　　
  　　将来大展鸿图作准备。若走上来就做大问题，大问题要写成长篇大论并不难，但要精采则极难。自己学力
  　　
  　　未充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并无实际成就，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终至永远浮薄，不入门径
  　　
  　　!中年时代，自己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人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
  　　
  　　做大问题的基本素养，又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与精神，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
  　　
  　　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既博大又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人到
  　　
  　　老年，学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谓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却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且精密
  　　
  　　的繁重工作，所以只能小规模的做工作，写札记式的论文，最为切当。因为他学力深厚，不妨就各种大小
  　　
  　　问题提出他个人的看法，是否有当也不必认真提出实证。我常常奉劝老年学人，不必写繁重的研究性论文
  　　
  　　，只作语录式的笔记，最为轻松，而可把他一生数十年中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写出来，留待将来研究者作
  　　
  　　参考，纵不能代为作进一步证明，也或许有启发作用。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
  　　
  　　【文章】
  　　
  　　只就新旧两部《唐书》互勘一番，就可找出不少例子。《新唐书》文章写得好，但文章愈好，史料原形可
  　　
  　　能走失得愈多，所以就史料价值说，《新唐书》不如《旧唐书》。不过《新书》增补了一些“表”、“志
  　　
  　　”、“列传”，保存了不少史料，这些处才是《新唐书》有价值的贡献。
•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严耕望不愧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不论其在<治史经验谈>中自叙以”勤、恒、毅、勇、谨、和、缓、定“为学术工作之要决，更有言：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且看他为学术研究是如何大量搜集各种资料，把涉及研究方面的基本材料（主要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先读过仔细，尽量搞懂材料意思，切忌断章取义而闹出笑话甚至于贻害读者，然后再开始撰写论题。此谓之”朴实“。虽然这是一种”笨“方法，但其实，学问就出自这里。所谓”慢工出细活“，虽然慢工不一定会出细活，但也要明白，细活必出于慢工。
  　　
  　　 严耕望先生其人
  　　
  　　 严耕望(1916——1996)，字耕望，名德厚，号归田。安徽省桐城县人。作为专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的历史学家，以治学方法严谨见闻于史学界。 著有《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及成名作《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等。
  　　 据《治史三书》中所述，先生自其幼年对数学有独特的喜好（也受其老师影响），且颇有天赋 ，又对地理学极有兴趣，最后却因机缘而选择转入史学之门，于民国二十六年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于钱穆先生。在书中，他也叙述了有关对历史产生兴趣的原因。一是其老师李则纲的影响，二则是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作用。
  　　
  　　 严耕望先生与《治史三书》
  　　　　
  　　 他的著作《治史三书》的确如霞辉姐所言，学历史的，都应该读一读。此类书更是可以放于床边而时常翻阅的，每次翻阅都会有不同的体会。
  　　 诚然，在此书中，正如书名的副标题所书，此三书者，即<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则可以窥视他的治史原则与方法论。
  　　 他的观点自我归纳起来，就是：
  　　 原则上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的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陈规。
  　　 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
  　　 目标是：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敢所望，光辉则心向往之也。
  　　
  　　 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去学历史？历史对我们又有什么作用?作为历史学生，是应该去明朗化的。纵使不尽得其要义，但总要把握其基本。此书正可以给我们一个指示，或者说是方向。不同的人读罢此书理应有不同之感，这是肯定的，但我觉得总会得到某些启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解决一些困扰我们的疑问。诚然，这是读此书最大的收获。
•   　　少年时读书贪多，常常囫囵吞枣，虽也能领会精义一二，却不能形成知识体系。年纪渐长，悔意愈增，所以慢慢要逼迫自己涂抹几笔。何况严耕望先生说了：“一个人在三十五岁以前，至迟四十岁以前，若不常常写作，以后就不大能写作了。” 是以惴惴焉。
  　　学习历史专业，投入大，产出少，以写作历史论文而论，周期往往要比其他专业论文长很多。历史以实证为基础，用材料说话，搜集材料是第一步，深透理解纷繁的材料，并清理出一套逻辑是第二步，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撰述形式、灵活地运用所需材料组织成文是第三步。 一篇论文初具雏形，但不宜于马上发表，这一方面为继续补充材料，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推敲，在逻辑材料上尽可能地完善。培养一个优秀的史学家也是难上加难，历史学家所需要的知识准备更让人叹为观止，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让自己眼睛一亮的优秀史学家。而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却为我们呈现的了一个专精而又博通的史学道路。
  　　历史专业成才周期长，而且谋生不易，所以选择历史专业应以兴趣为主，并培养一种淡泊自守的生活态度。通常而言，历史学者的生活是寂寞的、清贫的，但一个专心研究、学有所长的历史学者也不至于吃不饱肚子，不过很少能成为热闹的中心而已。一旦成为热闹的中心，历史学者实际上已经不能从事研究了，如四十岁后的胡适。故而历史学者若立志有所成就，首先必须具有淡泊的态度，远离声名势利，非如此不能坐下来读书。
  　　其次才是做大题目。所谓的大题目，严先生称为面的研究，包括很多的小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广阔的问题群。从事面的研究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容易发现材料的彼此冲突彼此勾联，避免研究孤立问题引起的的视野限制，二是解决了问题群往往能做出基础性的贡献，与零敲碎打式的研究不可同日而语，且研究的问题也不容易枯竭。还有一类问题，严先生认为是与国计民生、社会动态、人民生活、思想潮流相关的实际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容易引起较多的关注。其实，我们不妨说这也是史学研究的大问题。
  　　再次是读大书。现代学者热衷于搜集冷僻的史料，重视文书契约之类以往弃之如敝履的材料成为研究的时尚。平心而论，开拓史料的范围对史学研究的推进是有裨益的。而读二十四史等基本史料，也未尝做不出大学问。前辈史家吕诚之先生撰写多部断代史，对现代史学贡献厥伟，而他所取材的往往只是二十四史。这固然收到吕先生研究条件的限制，但于此也可见读基本史料的重要性。具体在中国史领域，宋以后的断代史研究对基本史料的解读是不够深入的。
  　　最后还要精心写作。严先生不主张学史先学文，他认为史书中也有好文章，历史学者如能用心钻研体会，未必不能写出好文章。历史文章不必求文采，但文字的洗练、行文的技巧也不可不讲究。严先生的文章总是反复修改，早年发表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因未充分润色以致贻悔终身。以《治史三书》的文字而论，其文字朴实而通透，严氏为人之诚敬不苟亦可见一斑。对专著和论文的具体写作技巧，书中也有详细的介绍，要言不烦，实用性极强。
  　　严先生治学以专精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但专精之中亦有博大的气象。我没有认真研读过严先生的专业著作，但我细读《治史三书》之后，却相信这是一条专精而博通的史学道路。历史学者以《治史三书》为明灯，持之以恒的努力，或许有望写出“充实而有光辉”的著作。
  　　
•   　　人的品味，往往是从他的“不为”处反映出来。全书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处。一处是严老师谈论他自己绝不插手的领域；一处是年轻时再怎么窘迫也不愿兼职。
  　　
  　　“在汉唐时代，边界问题很明显的是响亮的好问题，但我绝不插手……因为我对于边疆民族语言一窍不通，西方语文知识也极贫乏，谈不上利用他们的资料，若真讲边疆问题，一定要闹笑话。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也不讲……因为自觉天分不高，而又太客观，太谨慎，不敢讲无把握的话。……纵然能讲一点东西出来，仍不会能自信其必定正确，更不能自我满足，这不是自寻烦恼吗？有些人自信心极强，不管讲得是否正确，自己写来总是兴致淋漓，自得其乐，这也是一种福气！”看到结尾的地方，大笑。
  　　
  　　另一处写到，“当时我的生活虽极困难，一家四五口往往只有一碗青菜佐餐，但自觉学业基础尚未巩固，所以坚持不兼差，也绝不考虑到香港谋求生活的改善。畹兰不曾督促我多赚些钱，补贴家用，也很难能！”（那时候的女子，还真是“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的）。
  　　
  　　
  　　
  　　
•   　　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精“与”通“两字。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
  　　——摘一段
•   　　大三的时候，我要上的一门课叫史学论文写作。课堂上第一次听老师提到“治史三书”这本书，也是第一次听闻严耕望这个名字。我已经忘记了老师是如何说的，但是我就把这两个名词记在心里。大四要写论文了，我的指导老师又提到了这本书，他说你们应该看看这本书，再写论文吧！通过寻寻觅觅中终于把书买回来了，慢慢品读。
  　　果然是名不虚传，难怪老师是那样的极力推荐啦！其实书中所讲都是一些与研究历史有关的方式、方法、思维等等的内容，但是这些看似容易的东西，要想在自己的研究中贯彻的确是不容易，毕竟知易行难。但是严老师还是不厌其烦，为我们这些后学者娓娓道来，通过触摸文字能感受到这位史学大家身前应是一位和蔼、慈祥、乐于指点和提携后辈的学者。而在最后一书，是他对于他老师的一些回忆与缅怀，令我感受到，传统知识分子对于老师的尊重之情。
  　　无论对于站在史学门外还是门内的，这本书我们都应该认真地读一读，这样我们对历史这门学科会有较好、较全面的认识，我们也不至于因为没有有用的方法而在历史的丛林中像无头苍蝇那样转来转去。当然这书读起来也有感到困难的地方，因为作者所研究的是唐史和历史地理学，他在书中所举的例子大多与这两方面有关，本人刚开始还勉强应付，但到了后来实在是对于那些历史地理名词的沿革无能为力，所以偷了个懒，看不明白的例子就让它过去了。可能在日后再翻开书时，说不定我能看明白。
  　　读完这本书，触碰到老师当时对我们的期望，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名成家，不过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应该是老师所希望的吧。离开了你们反而更加怀念你们，那我也只能凭书纪念吧！
•   　　
  　　——读《治史三书》
  　　王成军
  　　20110331
  　　严耕望（1916-1996）先生生逢乱世，而潜心治学，体现了一个史家的坚韧。《治史三书》上两篇谈治史经验，后一篇述人生际遇。两相匹对，可窥见其一生治学得失的深刻思考。抛书沉思，可悟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
  　　史学是一门通观古今的学科，西学东渐，西方社会科学的套路逐渐与东方的治学传统相互交融。虽有方法之差异，然于追求历史知识的增长方面则有更多共同点。历史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与劣势，优势在于煌煌五千年，积累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且国人重历史记录，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朝代通史，县志乡约，个人札记），因而历史学有充足的研究数据。但是面对这些“历史现实”如何才能从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史料中悟出其规律，洞见其真假，则是一个超越了平常人认识能力的问题。
  　　史家之所为：读史，做札记，收集史料，然后以以线索连而贯之。其过程很类似康德所言之科学知识的增长：个人为自然立法。以先天综合观念统合历史资料，务求其融洽自如，殊非常人所为。因为社会科学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超越了简单的决定论的视野。康德之言颇有洞见，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首先是研究者自身修为的增长，自身修为不增长，妄图将人类之理智投射到社会规律上去，只能适得其反。
  　　严耕望先生讲专精通博的问题，很像中国武侠里之修习上乘内功的过程。需要付出长期而且艰苦的努力。初闻觉不适合于我辈之快节奏，三年博士教育，做的却是社会科学的训练，本是需要一个漫长艰辛的读书、做笔记、做调查的体悟过程，却被压缩成一个一个deadline之前的追赶。然而每个人都如此，何以见高下？短期之中，的确是难见高下的。一个人可以选择一个讨巧的题目和方法，精读几篇文章，少选几门课，也可以相对轻松，然而如果以十年之期衡量，比较一个读书做笔记、勤思考、每天写东西的人，和一个仓皇应对的人，再思严耕望先生之言方觉良药苦口，实在是看上去慢，其实很快的捷径。
  　　然而本书作为大家之言，其中有很多大胆的见解。例如耕望先生说集中精力做面的研究，不要做点的究。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大些，大问题里有许多小问题。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如果你的研究没有足够的研究意义（significance），纵然做的再精致，再深入，再举一反三，都很不值得。反面的例子是史学大家、旷世奇才的陈寅恪先生晚年所著述之《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先生中年体弱，老年目盲，然而以毕生心血写就七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考究精密，令人赞叹。然而耕望先生评此书“虽极见才学”却“影响作用不会太大。”因而发出感悟“何不尚太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取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转思诸己，媒介研究本就显狭隘，若再略去政治和历史的场景，其研究的很难被评价为重大研究。圣经云上帝告诫人类说“你们要进窄门”。一个年轻学者用这句话反思自我做研究太追新潮，每次都不能将问题说透，反倒不如从一个小问题出发，然而却能跟许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对话。这不失为一种智慧的策略，媒介研究也要一小见大，把小的问题说透彻，跟大的理论对话。
  　　研究要无孔不入，有缝必弥。年轻人做论文，多容易宽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无追求完美、严格要求的心性。于是一片文章做好投出去之后，就收到大量的意见，诸多地方需要修改。改完了仍无法发表，原来有一个小地方无法自圆其说，于是论文被拒。再去看大家的务求完美，严格要求，便多了很多理解。
  　　耕望先生说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这个看起来也是极大胆的说法。社会科学本是追求建构理论的，单纯的运用理论的确不能成为主导方法，然而如果理论只是辅助工具，那么主要工具是什么呢？换言之，是相信既有理论，还是相信史实（数据）。原来耕望先生认为理论是演绎的路数，而历史研究更多要依赖归纳的方法去求得新结论。所以，有理论并不一定好，没有理论一定不好，且一定要发展新理论，找到新的概念。另外，耕望先生谈及这个问题的背景是针对单纯用决定论的唯物史观推论历史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对于年轻学者是很有启发的。理论是最重要的，但不是保守既有理论，而是说发展新的理论。当理论与数据不合时，理论是应当被质疑的，所以不应唯理论，而应重发展理论。尽信书不如无书，唯理论或许还不如接受纷乱的史实（数据）。同样的思路，耕望先生提醒我们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以免犯先入为主的错误。
  　　每一个研究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视角下出发，进而丰富我们对于社会事实的认识。耕望先生总结了自己的两个兴趣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这很像米尔斯所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向社会学加入历史视角。同样做历史研究的也要增加新的视角。因而，可以想象这种对于新视角的掌控运用能力，是区分学科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Live and let live. 物理学和信息科学的视角同样有益于媒介分析和传播研究。引入统计物理的视角研究传播网络同样是有裨益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传播学广泛的引入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多种理论视角，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将见证未来五十年传播学的发展。未来的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视角是什么，这实在是一个猜不透的问题。
  　　其余各章述及诸多学者修养和个人经历的经验教训，一代学人的洞见饱含各种启发。我们这些年轻人看严耕望先生谈做研究的史识之培养（理论洞见），考据之修习（历史现实，数据），颇有助益。
  　　
•   　　從來沒讀過嚴耕望教授的專著，但慶幸立志自修之際，讀到嚴教授獻身學術的現身說法，獲益良多。除了可以初窺治史的基本功以外，更重要的是認清為學之道，在於恆心、毅力、耐性、刻苦，與修身自有其相通之處。這些原是老生常談，但他引述自身經歷道來，自有其激勵人心之意趣。自問俗務纏身，無法做到他的恆毅勤懇，聊作自勉，盡力為之，以期追附前賢，不墮鴻志。
•   　　 今日闲暇，一气读完此书，倍觉亲切。身边有历史系的朋友，亲历其考证与写论文的过程，所以可想见考证之辛苦，由茫茫资料大海中，搜寻线索，不同史料中比较和甄别，实是极为耗费心神之工作。
  　　 书中许多建议，都极为恳切，对于当下，尤其有用。一则说及，“慎作概括性的结论”。何其然也！！说话不负责任，当然可以随意的指点江山，就比如，据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探讨中美两国外交这等事件。然而越是深入探索，越是难以做宏观概述，事件往往千丝万缕，要从中理出线索，谈何容易！而时人往往不肯下那个苦功夫，而又好卖弄，加之吾以为，中学之教育，实则教授人养成，说空话套话，发不负责任之宏论，乱扣帽子的种种思维和语言恶习！！
  　　 再则说博与专，吾深以为然。我认为，之所以专不足，多半因浮夸而 不踏实，喜欢套用概念之故。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而博不足，想来是因没有高人的指点，是为理念不足，见识不够，缺少好的机缘。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味精专，虽多半不能有大成就，但踏实的作风，我对其总有好感。
  　　 除却诸般做历史的极为具体的建议与学习方法的体会心得之外，此书还兼带介绍了史学四大家。可以看得出，对于陈寅恪，作者惋惜之情甚浓，而与钱宾四，两人亦师亦友，羁绊也深。然，我认为，其最抒知己之情者，乃是吕思勉。感其大宗师之造诣而为世人所低估，有为其鸣不平之意也。
  　　 作者也学太极，太极讲究放松为第一要务，而忌用力。实则与作者所感做人做学问同一道理。锲而不舍之恒心固然要，然则戒过于执着而不融通。所谓性格中有弹性，极为重要。过于执着而局限了境界与格局者，身边亦有所见闻。就我个人体会，书之初章或序言，看似无用，实则为作者全书核心洞见与目的之展现，时能展现本书之功力，与作者之境界也。疏忽带过，实为可惜。
  　　 我观作者，关键有自知之明。不好高骛远，随知无能成为大宗师，做千古第一流之工作。然亦退而求其次，行力所能及之事，终得正果。此亦是其性格务实，为人随遇而安之写照。
•   　　用了三个星期看完的，呵呵，最近比较忙，没什么时间，但这个，确是好书。　　 其实挺遗憾的，上学的时候没有读太多先生的书，现在想起来了，又总是没时间，很崇拜严先生，是从高二开始的吧大概，那时候看战国策，到乐毅破齐那章，相关的一些文献中插入了严先生的一段点评，绝对的大师级！　　 不管怎么说，看完这书，算是了却了自己一个心愿...
•   　　以平实的语言，说出内心的热忱。无论是从自己的为学途径，还是品评其他大家的优异和差别，都能做到客观公允。以期后学者能得历史学的真识卓见。乃不可得之书中好老师也！
•   　　 在选修“史学概论”和读<<治史三书>>之前，我跟大多数声称对历史有兴趣的文科生一样,对于历史的热情其实不过是对于“历史故事”的好奇与追求，而对于历史学没有真正的了解。随着课程的深入和接受老师所布置得任务——即读这本对我而言史学专业感较强的书，我对于史学和终身奉献与此的学者们，的的确确有了全新的一份认知与尊敬。读过本书之后，虽然对于治史、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我仍然是个门外汉，但我相信，它让我在以后的阅读和充实自己的过程中，再面对历史问题时，不再那样毫无概念的接受和盲从，而是会努力地从更专业更理性的角度去思索。
  　　 （一）内容概括与作者简介
  　　 《治史三书》是当代史学名家严耕望的所著的一部治史经验之书。本书由《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本小书汇集而成。作为国学大师钱穆最欣赏的弟子，严耕望先生以治史严谨、淡泊名利、学术成果丰硕厚重而受到尊敬。他主要研究领域在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唐史（唐代交通）等等，这一点从他书中精心拮取的例子就能看出来。严耕望将自己毕生治学经验、甘苦于书中娓娓道来，处处针对青年学子所需，毫无保留，颇具苦心。
  　　 （二）读书过程中启发性较大的要点及体会
  　　1、《治史经验谈》
  　　•要精专，亦要博通
  　　 作者关于治史中所需要的“博通”提出两点涵义：一是对于史学本身的博通。例如在研究断代史某一朝代历史时，对于前代和后代的历史的了解也相当重要；历史的发展本身具有连贯性，一味只截其中放大研究，必定也不能观其研究对象的全貌。二是对于其它社会科学的博通。例如治某一专史也要通晓其他专史；其它学科的知识对于历史研究也是有必要的，经济、政治、民俗学等等方方面面的都要根据自己的研究范围而有所涉猎。作者还提到“博通”还能帮助我们在面对成堆史料史实时避免错误，以及有助于对一些史实作出更好的解释。
  　　•做“面”的研究而不是“点”的研究
  　　 “面”是指某一个较大的研究范围及里面所包含的广阔的问题群。
  　　将相关联的问题一起并入研究，可以一起搞懂、旁通。在探寻多个问题的过程中，查阅史料时更容易发现材料相互冲突之处和相互补充之处。而且因为研究范围大，处处可见相关材料，不易遗漏。在研究彼问题时或许能找到相关此问题的答案。这一点不光是治史，在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可以借鉴，例如涉及文学中相关流派、相关风格，特殊群体等等。
  　　•要看书，但不能只抱着题目翻去材料
  　　 除了专题研究，也要看非研究范围甚至非专业的书。我想这是要做到严先生所说的“博通”的最重要一步。这一点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适用，每一个研究范围的牵扯涉及面都极广，缺乏其它方面的知识，在自己的领域里也无法自由发挥。
  　　•慎作概括性的结论
  　　 作者提醒我们，学术不同于政治宣传、商业广告，不应轻易地下概括性的结论。重视具体论据，并由此得出可靠的具体的结论，甚至哪怕只是真实史料枯燥的排列整合，也比看似光鲜有力而无力的结论强吧。
  　　•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作者提到，研究进行到某一阶段，一般心中都会有了关于事实真相的想法，不免留意与自己意见相契合的证据。“抽样作证”，即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这样一来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的意见去证明。我当时也想到的为政治服务，如同作者所说“主要的方法就是抽样取证”。最切身的体会便是中学以来啃过无数遍的人教版的历史书，尤其近代史部分，营造的那种“氛围”，“忽略”“敌人”的功绩等等例子太多。隐隐觉得很多客观的史实和经过其实是被化了妆的，历史真的是由胜利者来书写。
  　　•关于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
  　　 作者提倡多研究具体问题，从具体问题入手。因为具体问题需要主观判断的成分少，依托于大量的可靠的具体的史料才能站住脚，更不易被人否定。而抽象问题，每人因知识背景不同，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结论，相比之下更主观也更不容易使其他人信服。
  　　•问题的实用性
  　　 如果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理解，这个问题应该是说有人文科学都应该关注的。本来在很多人看来，人文学科就容易走上曲高和寡、阳春白雪、脱离实际或者钻牛角尖的路上去。而正因为这一点，在这世界追求功利的大背景下，文科被很多人所误解。但实用性不等同功利性，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即文科研究又要有一定的普世价值，但又不能坠于尘埃平庸之中，我想这是一个恒久的大命题。那些艰深的研究的普世性是否真的能体现出来？或者说怎样曲折地体现出来并且滋润每个社会人的心，甚至是否真的有这种普世性的存在？
  　　 具体到史学，作者举的是日本学人的例子，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肯在关乎国计民生方面等重大问题下功夫，这使他们在国际上拥有更高声誉。研究领域中问题的实用性其实也是相对的，没有一个清楚的标准界它是否定实用。确实有某些问题的探讨放在什么地方都是无意义和浪费人力的，但是否也存在那种看似狭窄冷僻，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实际在一些地方有用有参考价值的问题呢？
  　　•大问题与小问题
  　　 关于研究问题的大小,作者认为,最好分不同阶段看待:青年时代"小题大做",中年时代"大题大作",晚年则是"大题小作".因为每个阶段学识的充沛吸收程度﹑学术见识﹑研究深入度﹑体能健康状况等等都是不同的.
  　　•自己的能力与材料
  　　 作者在此谈能力主要是从个性和知识储备两方面来谈。就作者自己而言，他自认为性格谨慎、客观，因此研究过程中不讲意识形态、不插手思想问题。而在研究过程中如果发现缺少某些辅助知识的储备，则需要我们临时抱佛脚。
  　　材料的选择上,作者提出一定要注意材料是否充分到可以圆满解决问题,而且自己是否有能力掌握材料。其实本书通篇个个精彩而又具体的例子中都可以看出来，作者的举例充分又恰当，且范围几乎不超过其主要研究领域。
  　　•论著标准
  　　这里的论著标准对于我而言更可当作判断是否为一部好著作的标注。作者借用古语“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提出“充实”和“光辉”两个优秀厚重的史学论著应该具备的要点：“充实”意味着材料丰富，论断平实，踏实而不发空论，内容扎实、考证精详、术业专工，即古人谓之“学”的范畴；“光辉”意味着有见识力，工作成果有魄力，言别人所不能（敢）言，且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兼有创获，总的来说是目光锐利、思想深刻、高瞻远准，古人谓之“识”的范围。岂止是史学，任何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都可以借鉴这样的标准。
  　　作者提到自己在论著过程中,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既然是”似乎”其实或多或少有关联和相互作用映现的)的琐碎材料、琐小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从而得到大问题、大结论。作者本人终其一生，史学论著不可不谓之“充实而有光辉”，想来与之术几十年如一日地积累材料，默默耕耘、踏实研读是无不相关的。
  　　•立志与计划之工作要诀
  　　 这部分中作者提到其平时工作要诀：勤、恒、毅、勇、谨、和、缓。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勤。从作者的经验的讲述中归纳，治学中需要勤的部分有阅读、思考、抄录、写作、听受与讲授。其中就写作，作者特别提出，一个人的学术见解要想成为有系统的成熟的知识，就必须经过收集材料、加以思考，最后系统化地写出。写作的过程即是使自身学问变得系统通透成熟的过程。不过纵观古今，述而不著的大家也不乏其人，孔子、苏格拉底等等。看来对于学术成果的发表，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路线？还是说因为古今学术或者政治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的不同等其它原因？
  　　 作者还特别提出写作不能中断，否则写作能力与技巧都容易生疏。这一点我到是有体会，平时读书的杂记、关于文学作品的零碎分析等等久了未写都不好下笔，更何况文学创作、评论鉴赏呢。
  　　2、《治史问答》
  　　• 中学、大学时代的课外阅读
  　　 由于我平时还算是喜欢读书，对于涉及阅读的内容也较为留意。但作者所列的其读书范围几乎是涉及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较深层次，是我的功底和兴趣远不可及。不过作者认为，硬闯式的读书，即好的书不懂也要读，必然有一定收获，不过太吃力，事倍功半，还是循序渐进较佳。这一种类似错误想必很多和我一样读书“贪心”的学子都曾犯过。被书的名气和地位所吸引，往往不顾自己的程度和功底。但有的老师亦欣赏这样的闯劲，认为只要坚持啃下来，总有吸收到的有益之处，日积月累则不通也通了。
  　　•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和中文入手
  　　作者所给的原因是：从哲学入手，多半以主观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能详征史料、执着求证，只抓概念而推衍发挥，缺乏脚踏实地的工作。当然，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对于哲学所需较深的认识则是另一回事。从中文入手亦不提倡：历史是一项人文学、社会科学相综合的学科，包罗万象。研究历史就该从历史本身入手，从其它哪一方面入手，都不免无意中执着于某一方面，着眼点不免局限。况且，在研读过程中，对于古代史料、史学名著的阅读亦能帮助提高中文修养。
  　　 我还不了解实际操作中怎样用哲学治史或者怎样从中文入手，所以只能猜测，这是否也是史学在人文学科之中独立性和特殊性的表现呢？史学是否该欢迎其它人文学科，无论哲学或文学的干涉？怎样的干涉才不算是干扰？具体来说，作者在书中也提过他怎样用唐诗作为史料，这是否算文学对史学的一种“干涉”？抑或是贡献？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研究历史的辅助工具
  　　作者于书中提到，社会科学理论只是研究历史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依据未经深入研究而主观拟定的结论和概念，来加以演绎推展，应用到历史事件上去”，联想到一些大陆史学家，总是高举主义的大旗。这又使我想起中学所熟知的历史课本，感觉总是喜欢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运用材料来一次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中有关阶级等等的理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感受，中学的文科教育是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之下的，最明显之处就是我们对其“化妆”较少或难以化妆的历史部分，考试大纲都不会涉及。我们从小就一遍遍努力地吸收着这些面孔被装饰了的历史，那些素面朝天的历史被抛在脑后大多数人不得知晓。这是可以理解的亦是难以改变的，因为这由我们当前所处的真实环境所决定。
  　　 回到作者所提到的以理论治史，是“现有架子，再找材料往上敷”，而传统的治史，是从零碎的材料、毫无定向的散沙中搭起自己的架子、体系，建立自己的看法。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史学不同于文学，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用各种理论去分析、解读不同文本，因为文学是虚构的、主观的，如果没有文学理论奠基和支撑，文学只能沦为玩物。有些伟大的作品表面上给人以天马行空甚至不知所云之感，但经过相关理论的过滤，再天马行空也是妥贴精彩的，再不知所云也是意义深厚的。而史学不同，老师在课堂上曾说过，历史学家对于理论抱有警惕的心态是对的。理论是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历史是非虚构且一次性发生的，只能用个体眼光看待。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由于我是学对外汉语出身，对于翻译的部分尤其注意。作者提到，与其发表一部不成熟的著作，还不如不上扎扎实实翻译一部西方名著，贡献更大。这样的原则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治学领域吧，翻译是人类智慧得以共享的必经之路。
  　　3、《钱宾四师与我》
  　　 这部分讲的不光是钱穆先生与作者的学术、师生之缘，也是作者对于自己学术生涯的再次回顾，使读者领略到这些史学大家们的人格和学术魅力。严耕望先生受钱穆先生的启发与影响相当大，钱穆先生的教诲有两点我印象尤深。一是研究问题时，不但要努力收集具体事实的材料，由此得出可靠的结论，还要思考、引申自己的结论，使之更富有意义。由材料得出结论人人可为，但能从自己的结论中挖掘更深、发现意义所在，境界亦是更高了。
  　　 二是钱穆先生写信时提出学问贵在通，如果就文论文、就画论画、就经论经，局限就很大。作者举例，如果研究佛教史，仅仅关注佛教发展而不关注世俗史方面的史料，就达不到看问题的一定的高度和视野，局限可想而知。这一点同样适用其它人文学科，就像文学研究中仅就作品论作品是永远不行的，作者经历、时代背景甚至是美学风潮等等，方方面面都要得以考虑。
  　　 （三）对于书与作者的一些感想
  　　 读完以后的的确确能够感受，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是“大家写小书”。作为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丝毫没有摆大家架子，先不论内容，口吻就先给人亲切、诚意十足之感，谆谆教诲，娓娓道来，书中很多段落都以引人注目的“！”结尾，也可见其育人劝教的心之殷切。书中例证丰富，且几乎个个具体详细，对于我这种绝少能接触史料的非专业人，更是大开眼界。整本书通读下来,严先生的形象也渐渐清晰。总的来说他应该算是趋于保守、保持慎重的。比如从他对于创立新说的态度，即认为破旧立新容易流于偏激；再比如他认为理想的研究方法应该重视材料的稳定、细密，并由此材料推出结论，而不是走大胆假设的路线。他也很少涉足主观判断、抽象领域，很少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另外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严先生淡名利、避权位而执著于做一个“纯净的学术人”。如今这样的社会环境，要找一个这样的学者实在太难了。
  　　 疑惑也有很多，这本书开启了我对于史学的认识，但往往认识的吸收与问题的产生是离不开的。其中一点令我好奇的是作者自己的政治态度，对于大陆及其学术环境的真实看法。书中作者的表达相当隐晦，以我之资更是猜不透作者的想法。作者在书中的态度似乎是不愿意他和老师钱穆过多和政治扯上关系，作者是否真的没有立场？从作者口吻来看，似乎他和钱穆先生目光仅锁定于港台、海外华人学术圈，以“中研院”为“正宗”，自动“忽略”了海峡对岸。我不了解放后整个华人学术界的境况，是否有“分割”？或许我不该自作聪明的想从严先生那里嗅到什么，学术即学术，如果分要扯上那么多其它色彩的东西，也许就已经违背严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和用心良苦了。
  　　 全书通读后，我所体会到的，作者在书中传递的在最重要的信息也许是"朴素的为学:"于积累的众多材料上,建立自己的体系,建立客观的学术态度、立场、方法；严谨考证、慎下结论；总的来说，要用一种从精细走向宏大、脚踏实地的“笨办法”，下“笨功夫”。而朴素的为学的最终目的，想必是迈向作者所推崇的“充实而光辉”的境界，聚沙成塔，积水成湖，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摸索，才成就了许多丰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这是作者所赞成欣赏的治学之路，亦是他一生兢兢业业亲自实践的路。这样一条朴素为学、全心钻研之道，让我想起日本作家东山魁夷的一句话：“这条路，既不是被光芒炽烈的太阳映照的路，也不是被阴惨的暗影包裹的路，这是条在晨光里默默呼吸着的永生之路。”
  　　
  　　
•   　　涉及史学方法论的主要是前两篇——《治史经验谈》和《治史答问》。有很多很实在的经验，归纳笔记如下。在笔记的最后一部分，将略述读《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几点感受。
  　　
  　　一、学科涉猎
  　　既要专精，又要博通。博通既包括史学本身，又包括史学以外学科的旁通，尤其是各类社会科学。
  　　其它学科与历史的关系
  　　哲学：不要从哲学入手，因为哲学多半以主观的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脚踏实地考察史料。
  　　中文：没有必要从中文入手，因为有中文背景的人受训诂学的影响，态度往往过分保守。
  　　社会科学：不能滥用，因为引入模式和理论有先入为主的毛病，应当坚持传统史学从史料中归纳观点的方法。“要求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苍庐注：严先生维护传统史学方法的立场显而易见。）研究历史只要能产生正确而有价值的成绩，采取任何方法都可以。不能凭方法是否时髦判断前进或落伍。
  　　
  　　二、研究领域的选择
  　　（一）面与点
  　　集中精力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的“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不跟风抢进。所谓“面”的研究，指包括许多小问题的大题目。“面”就是研究范围和中心所在。一个人的研究范围不能太多，否则工作会不能深入。
  　　（二）小与大
  　　着手研究小问题，心目却注视着相应的大问题。
  　　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不得已时可以大题小做。
  　　“充实而有光辉”；“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三）抽象问题与具体问题
  　　前者需要在客观基础上作主观判断，后者只需要进行客观把握。严耕望专长的两大领域——政治制度史和历史人文地理都属于具体问题。
  　　为稳妥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具体问题似难而实易，抽象问题似易而实难。
  　　（四）问题的实用性
  　　研究实用问题可以获得较大的影响力。“讲学问诚然不应有功利主义，也不必理会对人是否有用，但若是希望辛勤的著作能获取学术界较大的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
  　　
  　　三、读书论
  　　不能只抱着题目去翻材料，而是系统地通读。
  　　学术基础尚未巩固时，不要乱看书，一定要选择标准高的好书看。
  　　
  　　四、史料论
  　　不必刻意追求新史料，而要用常见史料说明新的道理
  　　注意史料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苍庐注：杨先生曾经在一堂门课上举过史料随着时间不同而内容有大异的例子，包括蒋在广州时期发表的若干亲苏讲话，以及毛在20年代一篇关于阶级分析的文章。这些内容在他们后来的选集中都有了实质性的删改。）
  　　不要忽视反面证据
  　　不要断章取义
  　　尽可能引用原始史料
  　　转引史料须检查原书
  　　不要轻易改字
  　　
  　　五、论文的写法
  　　慎做概括性的结论
  　　注意普通史事，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
  　　尽量少说否定话
  　　切忌找到一点材料，有了一点意见就仓促动笔。必须到所有材料都尽可能搜集齐全才开始动笔。
  　　无孔不入：积极的攻势，找到史料或他人论点的矛盾或不合常理处，钻进去探寻。
  　　有缝必弥：消极的守势，建立自己的论点后，还要看自己的论证是否有漏洞或可能被误会唯有漏洞，预先弥补起来，使别人没有怀疑的余地。
  　　文章的改订要在未发表之前。一旦发表，改订的机会就很小。（苍庐注：严先生莫非是从钱穆迟迟未能修改《国史大纲》一事获得的启发。。。）因此不必急于发表。（苍庐注：只有严先生才能如此淡定，想想现在副教授和教授每年都被规定要发表多少论文。。。）
  　　
  　　六、论文体式
  　　常行题：一切内容，包括引用材料、辩驳、结论，都在正文中进行。
  　　纲目体：大字为纲，概述内容。小字为目，进行具体的论证。如《春秋左氏传》、《国史大纲》。
  　　纲目变体：正文简要，连贯而书，注文置于每章之末，进行详细考证。（苍庐注：一年前我曾经跟fjord抱怨过历史论文的冗长繁杂，曾想把所有史料都放在脚注中，这样想来，和纲目变体有异曲同工之处。）
  　　复合体：与纲目变体类似，但把注文置于每一小段之后。
  　　
  　　七、人生修养
  　　立志：对社会要有责任感
  　　自信
  　　有计划
  　　淡名利，避权位。行政工作将分散投入学术的经历。
  　　避免浮躁。浮躁的人难以虚心求长进。
  　　不要固执。
  　　
  　　八、工作要诀
  　　勤：不能勤就谈不上做学问。
  　　写作的重要性。系统成熟的学术见解必须通过写作实现。述而不作不能形成系统成熟的知识。至于发表与否，对于治学而言不是关键。
  　　恒：恒比勤更重要，也更难做到。不怕不太勤，只怕没有恒。
  　　毅：学术工作需要耐性，以克服各种困难。
  　　勇：勇气体现为积极地投入。
  　　谨：消极地避免错误。
  　　和：从容客观，尽量听取反对意见。
  　　缓：工作缓慢地做，不要抢快；著作完成后应该暂缓发表。
  　　
  　　九、其它
  　　关于带有史料性质的《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就不用过多摘引了。文中对钱穆多有赞誉，读起来终究不如唐德刚的《胡适杂忆》真实。
  　　如果论人生经历，这篇回忆录有几点启示：
  　　（1）牛是王道。。。严先生如果不牛，钱穆就不会把他成为最满意的学生，傅斯年也不会凭着三篇论文就让他进入史语所。
  　　（2）路上遇到伯乐也很重要的。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王星拱，李济之，都是严先生事业路上遇到的boss级人物，且都有掖后的胸襟。
  　　（3）明白自己的比较优势。严先生承认自己长于学术，拙于应酬，因此对行政世俗事务大多回绝。这也是我日后要作的选择。当然，定力也很重要。严先生在“一家五口，每餐只有一两碗蔬菜佐膳”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钱穆的邀请，不去新亚书院任职。其主要原因仅仅是“自己觉得学术基础尚未巩固，一到新亚，可能为先生重用，不能再埋头做研究工作。”这种定力并非一般人能有。（然而我觉得这样太过了。。。作为一个男人，在能力有余裕的情况下，还安于让家人过贫困生活，是不是有些自私。。。学界君子请无视我的这段话。）
  　　（4）隐忍坚持方能做出成绩。因此要朴实不要招摇，也不必追鹜一时的荣誉，以免因小失大。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讲，在学术圈中不争虚名既能避免树敌，又便于埋头工作，未必不是保身之道。当然朴实和淡泊需要有限度，这个限度取决于家庭的需求。
  　　（5）点滴地做问题，眼光却要放长远。这样既能使研究对社会有益，又能避免虚浮的弊病。
  　　（6）最后的感想：如果我与严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同游，大概会感到很闷。。。
•   　　严耕望先生确实不愧是“史学界朴实之楷模”一语。先生虽然不是史学界最聪明的——至少他比不上同门的余英时——但毫无疑问，他是二十世纪史学界最勤勉的。从这本书中，不仅可以学到治史的门径，还可以学到什么是朴实：语言的朴实，治学的朴实，人生的朴实。与其说是治史之书，不如说是修身之书。
•   　　1 对于那些正想要跨进史学研究殿堂的青年学子，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它能够让你比较全面的了解到，什么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去研究！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对于那些已经开始进入史学研究殿堂的人来说，这本书也同样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书中提到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只是一些治史的常识而已，但是，恰恰是这些常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在实际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过程常常将之遗忘，所以，就像罗志田对这本书的评价那样：“尤宜备于手边，不时温习揣摩。不仅初学者，以我个人的经验，已任教授者，也不妨多看看，必有所获”。
  　　
  　　3 大家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相信多数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严耕望先生书中讲到的很多东西的确是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按照着来做，你很可能根本没法在这个学术界里面生存下去。严先生错了吗？当然不是！错了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现今的学术体制逼迫着学术界的人们为了谋教职，为了评职称，不得不投机取巧，不得不急功近利。说实话，自己也很想按照严先生书中提到的很多要求来要求自己，但是，我毕竟是生活在如今这个环境中的人，很多事情，只能说仅仅是心向往之了！
  　　
•   　　 严耕望先生是安徽桐城人。纵览百年中国史林，皖籍学人所著史学方法论著作，胡适之外，有五家最值得关注：姚永朴《史学研究法》、李则纲《史学通论》、吴孟复《古书读校法》、汪荣祖《史学九章》，以及严耕望的这部《治史三书》。五家之外，唐德刚、余英时、何佑森等安徽籍学者的著作均涉及史学方法，多有发明。
  　　 皖籍学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实证为根，然后在实证的基础上生发史法。因为以实证为根，所以各人均有专门之学，所言史法也不以名理思辨为能，而是重技法，求中肯，章法紧密，语不泛设。
  　　 严耕望先生的著作鲜明地反映了这个特点。他本是中国中古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专家，著有大部头的专业著作。《治史三书》是他几十年治史经验的思想结晶。所以，余英时说，严耕望是“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所谓“朴实”，简单地说，就是老实巴交做学问，不投机取巧卖弄小聪明。从深处说，则意味着一整套科学客观的学术态度、学术立场与学术方法。严氏治史，最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四大家。不过在余英时看来，严氏本人的史学实践，实较近于陈垣、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钱穆。也就是说，严耕望的治学取向，是探寻确实而稳定的历史知识、可实证的历史真相，不大愿意或者很少涉足过分依赖主观判断的抽象领域，很少发见仁见智的“议论”。是即为“朴实”。
  　　 “朴实”是中外史学家的一种类型，也是大部分史家的基本特性。由于历史学家的个人才性、学养深浅以及知识结构各不相同，所以他们或擅长细微的史实考订，或擅长宏大的历史综括。而高才大力者，能够将二者融会贯通，合为一体。只有合为一体，才可称之为“精通”。不过，无论怎样精通，“朴实”终归都是优秀历史学家的学术根基所在。
  　　 在笔者看来，严氏“朴实”学风的养成，除受历史学一般特性以及陈垣、吕思勉的影响之外，其早期及更直接的源头，当是皖人的治史传统。同时应看到，严氏并非不重视“过分依赖主观判断的抽象领域”，而是在该领域发“议论”，也处处体现出“朴实”的风格。
  　　 著名桐城派学者姚永朴就是严耕望的乡贤前辈。姚著《史学研究法》曾被史学家杨鸿烈定性为“我国从古以来老师宿儒教人读史的方法”，意即朴实。李则刚是严耕望的高中历史教师，对严氏的史学观念影响极大，所以书中多次提及。李氏《史学通论》虽趋于通识一途，但大体仍可划入朴实界域。吴孟复曾向姚永朴问学，故《古书读校法》以桐城文法讲史法，发覆破的，颇多创获，但亦以朴实为基调。何佑森、汪荣祖同样是讲求内功而极重修辞有根的纯正学人。惟独胡适、余英时、唐德刚，逸思放言，手滑笔快，藻采靓丽，似与朴实不类。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喜欢别人夸赞自家的功力。总而言之，正如严耕望书中所说，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派向来声势最盛。在此背景下，即使以通识与议论为依归的学人，亦断不敢不为专门之学，况且原本就以考据详博见称的皖派学人呢！
  　　 了解到严氏所处的学术氛围、师承流脉以及治学品格，《治史三书》的基本特点也就可想一二了。
  　　 全书的书眼，正在于“专精”与“博通”的二元划定。在开篇以及《论著标准》一节中，严耕望就此话题作了集中阐述，采用的词句虽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一贯的。专精对应“充实”，意味着内容扎实、考证精详、术业专攻，属于古人所谓“学”的范畴。博通对应“光辉”，意味着目光锐利、思想深刻、高瞻远瞩，属于古人所谓“识”的范畴。《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著名史学家杨联陞曾经以此语品评某人的学术成果。严耕望认为，一部完美的史学著作，就在于“充实而有光辉”。
  　　 显然，在严耕望看来，理想的历史著作，正是古人所谓才、学、识、德熔于一冶，词章、义理、考据融于一身，知性、作性、记性化于一书，事实、道德、艺术亦即真善美有机化一。《治史三书》的逻辑架构及内容铺展，就是告诉读者如何向着这个光辉的目标迈进。
  　　 应该说，“专精”与“博通”的关系，是任何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都无法绕开的议题。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够把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所以，书中列举了许多精美独到、堪称典范的事例，谈了诸多个人体会，提出许多条应当注意的事项，以及可采用的措施和办法。诸如此类，诚然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
  　　 确实，历史学是一门熟练工种。设想通过阅读某部方法论著作即成为史学家，天下绝没有如此便宜的事情。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著作，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管你道理讲得多么明白，都不能代替自己去读原著。章大师的看法当然片面，但如果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则可以懂得，方法性著作可以让人少走弯路，但最根本的，还得是自己去刻苦钻研。
  　　所以，在严耕望笔下，虽然专精与博通并重，但绝大部分篇幅，却是引导读者去下朴实的笨功夫。他以自己为例，说自己读《宋史》，就是自头到尾，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地通读。只有将基本材料通读一遍乃至若干遍，才会将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学术人所走的路，只能是不断充实自己、逐步迈向光辉。
  　　 总之，严耕望的总体思想，正如马克思的名言之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尽管严耕望并没有引证马克思的这句名言。
  　　 所以，如果以思想家的眼光、按理论著作的标准来品评《治史三书》，读者很可能会失望，因为它所讲的道理就是如此简单，甚至可称为老生常谈。但是，看了书中列举的丰富例证，谁又会否定这些并不复杂深奥的“漫谈”背后，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呢！
  　　 俗话说得好：有学而不能者，未有能而不学者。严耕望则说：博未必通，通则必博。“学”尚且未必“能”，“博”尚且未必“通”，何况不“学”不“博”呢？《治史三书》之所以“充实而有光辉”，就集中体现在“博学”二字上。
  　　 本书曾经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重新出版，确实证明了它的准经典特质。对严氏其他史学著作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严耕望史学著作集》。
  　　
  　　 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4月2日。
  　　
•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以治学途辙言，他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这是毫无可疑的。然而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
  　　 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通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特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宾四先生与我》三部为后学现身说法的小书，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
  　　 ——余英时
  　　
  　　 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史经验谈》。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我对自己的学生就首先推荐此书。且此书篇幅不甚大，尤宜备于手边，不时温习揣摩。不仅初学者，以我个人的经验，已任教授者，也不妨多看看，必有所获。
  　　 ——罗志田
  　　
  　　 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这是因为：第一，作者是一位不骛声华、埋头治学、功夫扎实、成就卓著的真学者，所谈的在在都是切身的甘苦，没有装腔作势故作大言的矫情；第二，作者既在史识上深受钱穆的点拨，又在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所谓“史料学派”的大本营就职多年，所以对通识与考据的关系有比较通达的认识，没有自骄其所能而轻议其所不能的轻薄；第三，前两书谈问题，后一书谈经历，有横有纵，既使我们亲切而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治学历程与治学经验，也披露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些重要的史料。
  　　 ——傅 杰
  　　
•   　　老实说，严耕望的这本书我原本是不知道的，即便是严耕望这个人，也孤陋寡闻更不得知。只是在写吕思勉诚之先生、钱穆宾四先生的书评时，方才从网上搜到不少观点皆引自该书，确实也深得其味。于是遂而购下，束之高阁，姑且异日观尔：）
  　　
  　　全书三大部分，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约莫各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中，治史经验谈讲的是如何做学问，包括方向的明确、题材的选定、文体的选用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怕不会有真正做历史学问的机会了，最多不过是个爱好者而已，想来大部分同学恐皆如此，因此，也就不甚细读。不过，该部分最后“生活、修养与治学的关系”一节，到不可不略有提及，非常值得品味，这在世风浮躁、人心思变的刻下，更加显得颇有意义。做学问首先是做人，而做人则包括心理和生理两部分，任缺其一行事便总不得顺畅了。对此，严耕望先生的座右铭是“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深得先儒意蕴。众位切莫要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古人迂腐，其实乃人生有为之一境界矣！大凡想成就一项事业，总离不开这些精神，无论顺境逆境，不骄不馁的做好手上的工作，对未来总是有帮助的，起码这番努力的心境，便是最不可多得的优势。此外，“持之以恒”、“失败是成功他妈”之类的话，似乎有老调重谈、乏善可陈的嫌疑，须知纵观秦皇汉武、蒋公毛祖，乃至域外之爱迪生、诺贝尔，皆无不如此。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过少做些浮云遮望眼的事情罢了——共勉共勉！
  　　
  　　在第二部分治史问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严耕望先生对近代史学大家的评述，他 “认为前一辈的中国史学界有四位大家：两位陈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吕思勉诚之先生与业师钱穆宾四先生”。在近代，陈寅恪先生名声尤大，被喻为“旷世奇才”，我观《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确实考据艰深、才华横溢、世所难及。更是因其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到了实处，在马列横行的年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虽抑郁悲观，却到也落得个平安，不可谓不是个奇迹了。先生以瞽翁之年而成洋洋七十万言之《柳如是别传》，以寄“悯生悲死”之情，自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谴有涯之生”；作书之情，足与太史公愤而为《史记》相比。只可惜，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严耕望评曰“既发愤著书，何不上师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取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泄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而乃‘著书唯剩颂红妆’，自嘲‘燃脂功状可封侯’耶？”实乃至评也！
  　　
  　　这部分专门有一节，用来对吕思勉诚之先生做专评，曰“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此诚然也。吕思勉的书，粗读起来确实比较“乏味”，跟我们自小学的历史书有得一比，甚至提到“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不过，只要细读下去，便全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了，真正如严耕望评的那样，“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现露耳”！其实，吕先生的书也不尽然如此，最近在看《吕著三国史话》，此是先生留给后人的惟一一部通俗历史读物，那也是观若说书、意气盎然的了。可见，先生并非不能如此写作，不过是拘于做学问，难有“闲情”而为罢了！此书的出版说来颇有值得感叹的地方，若不是《易中天品三国》风风火火，只怕也难以借势而出啊（此余绝无对易中天先生有任何绯意之心）！最近，因故去了一趟诚之先生曾经任教的华东师大，作为该校的两位国家一级教授之一，在学校展框中却几无说明；反倒是另一为一级教授、也是首任校长的孟宪承先生介绍良多，并多为纪年诞辰。我顾不知何以如此，但以诚之先生的成果，似乎不应当如此，或许人如其文，与老先生过于“迂腐”有关吧！联想当今，重商轻文、媚官恶俗，学界浮躁、急功近利、甚至沽名钓誉者大而有之，不禁感叹“道之不行也久矣”！
  　　
  　　严耕望曾师从钱穆宾四先生，并在赴台后，多有交往，想来这也是书中用三分之一强的篇幅及此的原委。钱穆老先生也是近代史学界了不起的人物，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灭了上至康有为、廖平，下迄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不经疑古之论，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这在当时意义尤显重大，而凭的却仅仅是一部《汉书》。由此可见，书放在那里，人人皆可读之，但却未必人人能读出东西来了！再往下说，就非得说到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了，书前一篇《引论》，洋洋洒洒二万字，实乃蔚为大观，陈寅恪赞为“近世一篇大文章”实不为过矣！凡是疑古者，钱老先生的书，都永远是高擎的大旗，指引拨开怀疑的迷雾，强烈建议大家都能去读一读。
  　　
  　　不知不觉，写了废话这许多，想想现在的书榜，历史方面的好书真的太少太少；读读严耕望的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名家名作，能有时间看的话，尽量看看吧，也聊算是一个广而告之了！
•   闻君之言有感：就好像盖楼，专就是盖的高，高就对地基有一定的要求，这土地就是个人的资质，高手想通任督二脉可能不太困难，不过像我等资质平平的就需要一个大点的底座多读多看才撑的住，所以古代在沙漠里金字塔那样的建筑才能造的高。
•   买了这本书，还没打算看，看来，真要仔细看下去了。
•   哎，允许我叹气一下吧……
•   “要用常见史料说明新的道理”会不会有任意搬弄史料之险？
  怎样才是一个尊重史料的态度？
•   是否任意搬弄史料，与史料的常见与否无关。。。所谓新的道理和研究方法、视角等等大概有所关系。比如妇女史从外国传入后，中国一帮学者从古籍中找出和妇女有关的记载，研究起来，于是说明了新的道理。。。至于尊重史料的态度，我还有一本傅斯年的史料学没看。。。
•   刚看到罗志田某篇论文，有这样一段话：
  “以蒙先生所说的老子、孔子之学为例，既存史料总是有限的，除少数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如新出土前人少见的史料）外，任何人研究孔、老思想所依据的基本材料是相同的，然视角的转换常可以‘盘活’许多原不为人所重的史料，史学的理解也就更进一层。”
•   确实如此，重新组织出一部妇女史，利用从前不为人重视的史料，引入其他学科的新方法，这些没有不妥；但是倘若史学的核心问题仍在史观，能否把旧材料作出过于任意的解读，就是一个问题。
•   严老的出发点是为了寻求史学研究的严苛方法和标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拒斥从哲学入手，实乃对哲学的不甚了解。综观哲学史，思想主见繁多芜杂，但总得来说有两条进路：一是唯理主义传统，从一预设的确定设定出发进行推导演绎，得出新的见解；一是经验主义传统，从众多经验材料中进行归纳提纯，得出新的结论。这二者其实是现代科学研究常用的方法思路，即事先预设一个命题或观点，然后再在众多史料中进行考察求证。正是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事实上，历史不可能不包含人的主观因素，因为历史材料本身并不会展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观点。所有的观点或倾向的呈现，乃是由于作者或读者本身的倾向内在地附加于其上，二者经过冲突和融合，得出或认同、或不认同的观感。
•   笔记很好，谢谢
•   每每看前辈们言及当日在图书馆里苦抄资料，得数十册，如此厚积薄发，乃为名著。而今日之为学者，读书即少，一有所获，便出书且不暇。可为一叹
•   强烈想读
•   同讚
•   好文。谢谢了
  尤其这一段：
  “确实，历史学是一门熟练工种。设想通过阅读某部方法论著作即成为史学家，天下绝没有如此便宜的事情。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著作，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管你道理讲得多么明白，都不能代替自己去读原著。章大师的看法当然片面，但如果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则可以懂得，方法性著作可以让人少走弯路，但最根本的，还得是自己去刻苦钻研。 ”
•   的确，寻一位大家的生平作品来开始求索之旅，从中寻求应读可读之书、为人处世之态。这就是现实啊！也是这几十年来的“成果”了。还好，现在有了网络。
•   想看看了....
•   华东师大今有以先生命名的“思勉人文学院”，怎么能说不重视吕先生呢？
•   谢谢楼主的“读书笔记”
  严老师写得肺腑，晚生读来炽热。 　　
  　　
  严老师的逻辑特别细缜，一条一条罗列的清清楚楚，属考据之巨擘，今人仅有义理之金观涛可比。
  严指出中国人讲历史是少谈哲学的，这也是中国史学者的风范吧。也许少哲学，正是助西人摆脱虚无主义的又一路吧。
  唯社会科学之于史学，严的判断似乎与当今主流不符，然未来如何，也难说。　　
  吕先生在心中，重理轻文、重用轻体，然道不变也。共勉。
•   真的长见识了
•   老实说，我第一次读《治史三书》，浮光掠影，一目十行，遂草率判定这是一本平庸之作。以至此书被束之高阁，达五年之久。去年读胡文辉《现代学人点将录》，胡氏月旦时贤，持论极苛，却拟严耕望为天微星九纹龙史进，当是极高的评价；此外，还屡引严耕望之语，臧否其他学人。于是我重新翻出这本尘灰满面的《治史三书》，去年底读一过，而今再读一过，才渐渐读出它的好。严耕望是钱穆的弟子，不过其作文全无乃师遗风。钱穆才大如海，笔下汪洋恣肆，万夫莫当，对读者而言，有如山风海雨扑面而来。严耕望以学识而非才情见长，他写文章，一板一眼，如老匠刻印，字字见骨，不尚虚言，不事雕琢，这是史语所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严耕望可谓钱穆的不肖弟子——钱穆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这两只脚，对钱穆而言，只藉以站稳而已，并非他学问的主体；对严耕望而言，则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师弟余英时则传承了钱穆的衣钵。严耕望与余英时都是安徽人。有一说法，百年安徽（从1900年算起，胡适不在其列），三大史家：严耕望（桐城）、唐德刚（合肥）、余英时（潜山）。这三人，正好代表了三条治史路线。单论写法，唐德刚最通俗，严耕望最专业，余英时介于两者之间，雅俗共赏。严、余都评过他们的老师钱穆，严耕望认为，钱穆的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就此道而言，弟子辈中，余英时最为杰出。严所擅长的制度与历史地理研究，只是钱穆之学的旁支。余英时曾问钱穆，门下学生，最欣赏谁；钱穆答：严耕望。做学问可以有门户，却不可有门户之见，在这一点上，钱穆堪为楷模。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钱穆与严耕望这一对师徒，虽然奔走在分岔路上，却无争竞之心，反而相砥砺如初。严耕望的性情，偏于朴拙，为学如此，为文亦然。惟独写到钱穆，笔端的情感与锋芒便不可抑制，溢出了《治史三书》的纸面。平生风谊兼师友，先贤风范，令人慨叹。这大抵可以作为我们阅读《治史三书》的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