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出版时间：2009年11月1日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作者：瞿秋白  页数：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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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内容概要

一、《多余的话》是党的早期领袖瞿秋白就义前夕写就，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也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更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二、“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他本人及其母亲的墓被砸。三、疑是国民党伪造的，周恩来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当时杀害瞿氏的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后来也说：“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种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瞿秋白，他经历的这些事情，无法改动。”四、目前手稿流散海外。

作者简介

瞿秋白（1899－1935），号熊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生于江苏常州，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加入了李大钊、张崧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35年就义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临就义之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另著有《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多余的话》等。

书籍目录

多余的话　何必说？（代序）　“历史的误会”　脆弱的二元人物　我和马克思主义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文人”　告别　记忆中的日期乱弹　乱弹（代序）　世纪末的悲哀　画狗罢　哑巴文学　一种云　菲洲鬼话　狗样的英雄　猫样的诗人　吉诃德的时代　苦力的翻译　水陆道场　　民族的灵魂　　流氓尼德　　鹦哥儿　　沉默　　暴风雨之前　　新鲜活死人的诗　财神还是反财神？　　　　财神的神通　　狗道主义　　红萝卜　　“忏悔”　　反财神　　小白龙　《铁流》在巴黎　谈谈《三人行》散论　房龙的“地理”和自己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猪八戒　美国的真正悲剧　美国的“同路人”　萧伯纳并非西洋唐伯虎　慈善家的妈妈　鬼脸的辩护　王道诗话　关于女人　真假堂吉诃德　透底　中国文与中国人　关于高尔基的书　“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美”　出卖灵魂的秘诀　最艺术的国家　人才易得　择吉　《子夜》和国货年　“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　　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　马克思文艺论的断篇后记

章节摘录

　　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秋白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媒体关注与评论

　　稀见足本，一位革命者破受争议的临终告白，从内容、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是否被篡改过，难以断定，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书赠瞿秋白　　　　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1950年于《瞿秋白文集》出版时题词　　　　我有直接的感觉他是个文化人，一个气质素质都具备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 《多余的话》，我看过这篇文章，更加深了他是典型文化人的印象。……并不是国民党后来编造的。　　——宋希濂在杀害瞿秋白数十年之后如是说　　　　对于这本书，三十岁之前的人读到的是激情，三十岁之后的人读到的是反省。在格瓦拉成为激情符号的年代，你读格瓦拉，我读瞿秋白。他有格瓦拉一样坚正的革命操守，又有大知识分子悲悯的人文反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素质”，是学徒出身的向忠发、会变戏法的顾顺章永远没有、永远也搞不懂的东西。所以说，《多余的话》不多余，读《多余的话》，更不多余。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与其一味革命，不如革命中反思，反思中革命。　　——网友

编辑推荐

　　稀见足本一位革命者颇受争议的临终告白从内容、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是否被篡改过，难以断定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

用户评论 (总计155条)

•   文／周鲁霞
  　　 《多余的话》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源自国民政府档案手抄本，虽至今未见原始手稿，有被国民党局部篡改之可能，但从内容、文风分析，出自瞿秋白之手的概率极高。
  　　 “儒，柔也。”《多余的话》文风平淡细腻纤弱，就如作者因劳累吐血而虚弱的身体。但在内心深处，瞿秋白决不柔弱。1935年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就义前，他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后，回头告行刑者：“此地甚好。”瞿秋白是如此看待生死的：“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若无志于道之精神是决不会如此对待死亡的。在1927年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正是瞿秋白带头对党内右倾错误提出尖锐批评，他顶住压力发给每一位代表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洋洋洒洒4万多字，精辟深刻的分析赢得了代表的广泛支持。所以瞿秋白绝非“无足观”的文人。
  　　 瞿秋白写下“多余的话”，“决不是要脱却什么责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这些话是“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他检讨自己的“优柔寡断，随波逐流”，以及“敷衍、消极、怠惰”。他认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只知道一点皮毛” ，“只是根据基本外国文的书籍传译了一下，编了一些讲义”。他感谢四中全会开除他的政治局委员，因为使他“却除了千钧担”。这种坦诚已经远远不是君子式的自省，而是近乎宗教的忏悔。许许多多的人，一辈子也搞不清自己灵魂的真相，更不用说表达出来示之以众了。英国作家吴尔夫认为，“把自己这混乱、多变、有缺陷的灵魂的整个面貌、分量、色彩、范围，都统统呈现出来——这种本领，只有一个人有，那就是蒙田” ，“他要的不是名声，不是想让后人引用他的文章，他也不想让人在市场上为他树立雕像；他只想把自己的灵魂披露出来。披露是健康现象，是揭示真理，也是幸福”。吴尔夫说的是蒙田，也是瞿秋白。
  　　 《多余的话》深深感动我们，是因为瞿秋白性格中的人性之光辉，以及“历史的误会”所造成的悲。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貌似不着边际——“中国的豆腐也是最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却从内心深处撼动我们。
  别人的评论拿来一用。
•   对于这本书，三十岁之前的人读到的是激情，三十岁之后的人读到的是反省。
  　　
  　　在格瓦拉成为激情符号的年代，你读格瓦拉，我读瞿秋白。
  　　
  　　他有格瓦拉一样坚正的革命操守，又有大知识分子悲悯的人文反思。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素质”，是学徒出身的向忠发、会变戏法的顾顺章永远没有、永远也搞不懂的东西。
  　　
  　　所以说，《多余的话》不多余，读《多余的话》，更不多余。
  　　
  　　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
  　　
  　　与其一味革命，不如革命中反思，反思中革命。
•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   全球有二十亿人眼光在看英国王子威廉和平民王妃凯特的婚礼，仿佛这是不平和世界的冲喜和强心剂，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人们依旧有个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情结，灰姑娘的梦想，只要还相信爱。
  
  但我的眼光在这本书上：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足本）。瞿秋白是我心中的王子，一直是我敬仰和崇拜的人，不因为他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更因为他活得真实，他有一颗赤诚的灵魂。
  
  读《多余的话》，我的心情是敬意的又是心酸的。
  
  开篇瞿秋白用了那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的，生命尽头到来的前夜，他何求？他甚至于不求给他烈士的光环，他知道什么都不说慷慨就义会有怎么个结论，面对灵魂的表白却可能会有“叛徒”之结论，但是他是个文人，是个有率真性情的革命者，他此时面对的就是自己的人生回忆，人生总结，他不可能不说真话，这真话不是为自己求美丽的花环，而是愿意把灵魂打开，让历史去审视，这是何等的真诚啊。至少他又是乐观的，最终会有知者读懂。
  
  瞿秋白最后给自己画相，告诉人们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二元性格，他有破落的绅士意识，他有文人的情结，他疲惫地从事着和自己爱好相冲突的职业，他认为自己研究主义不够，他感觉自己不称职，是“历史误会”推上了领导位置，他感觉力不从心，他疲劳，他想休息，他讨厌斗争。面上看，这和一位革命队伍中的元老级别的人物是多么不相称，习惯了英雄烈士的豪言壮语，这多余的话是给人突兀和吃惊的感觉。在单向思维和极“左”观念的时代，能不把它当作是“自白书”来看吗？也有人认为是国民党篡改过的文字，但当年负责羁押他的宋希镰说过，“不可能，我们没有人有这种水平”，如果有变节的可能怎么会这么早杀了他。如今我们不再单向思维了，可以明白这是瞿秋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多面的真实的自己，他坦然自若，他愿意面对灵魂，那也是一个有忏悔情结文人情怀的思维方式。谁没有多面性？谁没有内心冲突？可又有几个敢面对自己呢？作为共产党人，不是需要这种说真话做老实人的勇气吗？
  
  读之，心疼心情益加强烈。瞿秋白一直在病痛中挣扎，但他得不到更好的治疗和休息，还经历许多不公的评价和批判，最后也可说被放弃而落入敌手，直至牺牲。对于不适应党内斗争的文人，他不得不采取不争，或者回避的态度，因此他身心交瘁，他不停地为即将到来的“大休息”而表示接受甚至于欣然。他累了，可这种累又是多么让人痛心，英雄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啊。政治斗争如果忘记人性，忽略生命的价值，又不知道为何而奋斗了。这当然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也看到了进步，却不能说这不是教训。
  
  还好，天空是灰色的，但瞿秋白的内心依旧阳光明媚，你听，他向亲爱的战友告别，他依旧留恋亲人，他依旧相信世界依然是美丽的，欣欣向荣的，他俏皮地，用“中国的豆腐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作结，他出生的地方常州是豆腐发源地，他牺牲地长汀是豆腐小吃出名的地方。
  
  文人式的革命者瞿秋白用“多余的话”给壮丽人生抹上了散文气，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成为历史上最让人争议的革命人物。心静地再次阅读《多余的话》，使我对人性的理解加了一份宽容的深刻，学会真实面对自己的是要能力和勇气的。
  
  
  
  
•   瞿秋白临死前抢着写了《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可却并非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彪炳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   瞿秋白之死，一种政治同一种文化交相抵触过后在历史上留下来的痕迹。
  　　　　　　　　　　　　　　　　　　　
  　　到那时还可以看得清那个绝灭着的黑夜。偶像在走下神坛的那一瞬间，生命在荣誉和崇高面前黯然失色贬值，一朵花叹息着飘落在案头上的时候，我仍可以像抓住一个梦似的捕捉到若干曾经牵引着的手竟相逃逸远遁着的痕迹。
  　　　　　　　　　　　　　　　　　　　
  　　在这里的话未免是多余，说过了也未必就要痛快，但有时想到连魂灵儿都淹没了的时候，却又不得不说。秋白不是一个可以用于不朽的烈士，在这里总还算得上是一个善良而由果敢的人。
  　　　　　　　　　　　　　　　　　　　
  　　一袭藏青色布衫面对着西方流光溢彩神思翩翩欲飞的时候，总还会想着日后正襟危坐在圣坛大吃冷猪肉的那些日子，然而秋白对于历史不是无功，在这一点上又带了许多孩子似的天真。
  　　　　　　　　　　　　　　　　　　　
  　　“身居其位，不谋其政”对于秋白固然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可以这样说吧，历史选择秋白的时候，秋白又何尝真正的选择过历史，人的一切全在落花流水之间潜移默化被运行，有些不为人所知，或者鲜为人知，都一样。待到这种误会深了的时候，就象很明白不过地看见太阳一样，被弹痕洞穿了的肌体和凝固的鲜血都是显而易见得，在这里一点看起来都不难懂。
  　　　　　　　　　　　　　　　　　　　
  　　秋白的血说到底了还是没有白流，他所寄予的“大同社会”苦尽甘来也就成了现实。或许是看多了一些才子为声名所累留下舍命亡身的悲剧，我就暗自想象依先生所愿当上了一个菲薄的国文教员。平时看看一生所好的诗词歌赋，啜几杯淡酒，平时写写杂文泄泄闷那样都好。苟全性命于乱世，秋白还是被动地选择了他极不喜欢的政治，凭着满腔沸腾的热血，再加上仅仅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再和着一个嬴弱文人的软弱和自信。到头来秋白既赶不上老鸦又做不成巢。几番血雨腥风过后，覆巢之下，也就找不出象他那样的完卵。
  　　　　　　　　　　　　　　　　　　　
  　　“烟波浩淼，是吾归身处。”一番大轮劫终成人世一大解脱。极目于生死尽头，秋白仍是善良而又极具责任心的。他对中国革命的内疚和自歉；他对同志们的期待和切切深情；他对生死的了解和自澈；甚至还包括他眼睛的近视而对革命至始至终都缺乏一个深刻全面的见解；都随着一种透明的侵袭渐渐和着流水慢慢渲染开来。到那时几中国革命几经波折过后又渐趋走向了坦途。他的同志们紧持着枪成功地冲破了敌人一道接着一道的封锁线，或许还有人正静静的等待，用一种近似于崇高的眼神等待着他从容地在敌人枪口倒下以便成为英雄。
  　　　　　　　　　　　　　　　　　　　
  　　最后还是想着中国的豆腐。还是想沉溺于自己所好的文学。最后还是在那遥远的底下沉沉地睡熟了，当用人为的鲜花把他簇拥着装成一个烈士的时候。又有谁了解话多余着的含义。
  　　　　　　　　　　　　　　　　　　　
  　　美丽的不在于崇高，还在于一种适时的掩埋。
•   　　瞿秋白一生位不能得其所，才不能尽其用，文不能畅其心曲，而政途坎坷，备受打击，因而才有了临终前的《多余的话》。它是瞿秋白内心的真诚独白，是他情感与思想主流的集中反映，也是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有冲动，也有苦闷；有无耐，更有对社会新生的希望。娓娓两万言，语言徘徊，感情悱恻，但表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承认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第二，否定自己的政治能力。
  
  　　单就文学而论，早期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都是优美的散文。收入本书的杂文《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透底》、《真假堂吉诃德》、《鬼脸的辩护》、《慈善家的妈妈》等，则评论时事，批驳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语言幽默风趣，文字精练，通俗易懂，脍炙人口。
  
  　　秋白才华出众，人品盖世，如果全身心投入文学事业，可望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然而，现实生活却使他走上职业政治家的路途。在《多余的话》中，固然有自我贬低的成份，但他对自己文学上的期望太高，也是在文中自认“半吊子文人”的重要因素。
  
  　　他的悲剧缘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受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以及其自身经历和文人气质的局限。
•   买了《赤都心史》和《多余的话》。买这两本书，是因为读了蒋勋先生的《孤独六讲》。
  蒋先生在《孤独六讲》的革命孤独章节中，在“佛学与革命的纠结”篇中，讲了谭嗣同和瞿秋白。“我相信，谭嗣同内心中有一种空幻、一种虚无、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使其将佛学与革命纠结在一起。当他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时，他会选择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
  而瞿秋白，学佛的文人，会印刻、写书法、搞诗词，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留学及革命后，却在《多余的话》里，谈到自己根本不适合作为共产党，更不适合当一名领袖，“他无法抛弃内心对唯美的追求。”蒋先生说，从《赤都心史》到《多余的话》，就能看到瞿秋白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灭，竟有这么大的落差。
  瞿秋白最后枪决时，留下一首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一个共产党领袖最后写出来的绝命诗，根本就是一个高僧的句子”。
  此书值得一读。
•   瞿秋白被捕后身份未暴露前，在狱中曾以非党医生"林琪祥"的名义写过两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欺骗敌人以求脱身的策略。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诽谤瞿秋白以林琪祥为化名的"呈文"和《多余的话》是他"自首叛变的铁证"，从而把瞿秋白说成是"叛徒"，对他进行政治诬陷，甚至掘墓扬灰。
•   刚刚拿到这本书。
  
  高中时历史是我唯一喜欢的一门课，因为历史老师科班出身知识丰富涉猎极广旁征博引妙趣横生. 在讲中国近现代史这段浓墨重彩的提到了瞿秋白先生，其时涉世不深的我开始理解其实人生路几多曲折，信仰并不是须臾不变的唯一信条，历经挫折与劫难后，有过怀疑，有过动摇，有过思考都是极为正常之事，如此方为常人。在众多革命者中，秋白先生并没有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但他确是我心中最为立体的一个历史人物。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身处其中的人都要关照现实，关照梦想，关照理性之光。正如书名“多余的话”所寓，人之将死，其言必真，遗憾的是言存身死，欣慰的是人去言留，秋白先生应该是含笑而去的，乱云飞渡的变幻时局他仍能在凛冽的枪林中静下心来，彻彻底底的思考，真真切切的抒写。
  
  扶书感慨之余，脑中回想起秋白先生的那句耐人深思的话“争渡，争渡，渡何处”。人间又是秋凉，几人曾见秋白？
•   我喜欢。看到了格瓦拉的名字。
  其实格瓦拉也挺厉害的。瞿秋白的形象更丰满更使人感觉亲切，正是因为《多余的话》我倒宁愿相信这真的是他写的。一个革命者也有他迷茫无助的时候，有他作为一个有着关怀天下的书生对社会悲悯的反应。
•   《多余的话》热话冷说、正话反说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敌人也会歪曲某些文字进行反共宣传。瞿秋白对此应能料到，故而在卷头置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事情恰如所料，这篇遗文的“知我者”读者中，有的人也许真的没有读懂，有的人则故作不懂，甚至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加以曲解。
•   在《多余的话》的最后，他幽默地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瞿秋白爱吃豆腐，并在遗书中着重提及，反映瞿秋白真正的心性人格。豆腐是纯净洁白，却异常脆弱，豆腐是文人绅士的符号，又是家常生活的写照。经历三十年人生浮华后，瞿秋白最想过普通人的家常生活。对他来说，政治让他犹如"戏子"，只有妻子、文学、豆腐才能给他人生的温暖。从这个意义上说，家乡豆腐隐喻着他的性格、他的向往，还有他的遗憾。
•   在长达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瞿秋白的勇敢和坦诚，与卢梭的《忏悔录》遥相呼应。卢梭说："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瞿秋白拒绝死后的虚名，只留给后世一个真实的自己。
•   上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时候，老师讲到了瞿秋白和他的《多余的话》，在凤凰读书上又正好看到了这本书。于是决定买下来。而且老爹也爱看。就先寄回家，等我寒假回去再看，哈哈。虽然还没开始读，但我觉得一个伟人在牢狱之中、随时都面临死亡的时候，写出的话，一定是不虚伪的，一定是更实在的，一定是更有重量的一本书！喜欢那时动荡而富有激情的中国社会，灾难固然深重，然而却激发了多少热血青年奋发救亡之心！痛苦和灾难可以使一个人清醒，更可以使一个民族清醒！反躬自省，这个时代，我们可能真的缺少了什么东西。
•   革命需要烈士表现其神圣性，先烈们留下无数遗书，已经公开的大多是抒忠诚、呼口号，从容赴死，慷慨成仁，只有瞿秋白在临死前留下了一篇有忏悔录性质的《多余的话》，言近旨远，归趣难求，而其彻底的坦诚，直令其同志怀疑他是革命的叛徒。
•   《多余的话》，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灵魂，瞿秋白解剖自己，审视自己，用这种方式拒绝无谓的崇敬和瞻仰。他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正如他自己所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并不怎么了解瞿秋白，关于他，历史课本上提的也不多，最近读《多余的话》，觉得他的人和他的文，在那个浑浊的时代，就如一汪清泉——在那样浑浊的洪涛中，一股清流注定了悲剧的结局。他的名字中有“白”字；他的文章给人的感觉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清”，清白清白，清清白白，正是瞿秋白一生的写照吧。
•   关于《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经查实，《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陆定一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份遗书，瞿秋白"自疚"没有力量把王明错误路线反掉，致使革命遭受损失，但不是"消沉"。在《多余的话》卷首引《诗经•黍离》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瞿秋白知道这份遗言必然会引起许多误解，但他也知道功过自有后人评，历史会给自己一个公正的评价。在《多余的话》看似消极隐晦词句下所掩藏着瞿秋白深刻的自我剖析、积极的革命追求和宝贵的坦白真诚，有一种楚楚动人的凄美。
•   在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
•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临终前写得最后一篇长文，在狱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革命中的是与非，对与错。
•   希望更多的人读一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实不多余，远离了那样的岁月，对现在的人来说更有一种精神和心灵的震撼。
•   在《多余的话》看似消极隐晦词句下所掩藏着瞿秋白深刻的自我剖析、积极的革命追求和宝贵的坦白真诚，有一种楚楚动人的凄美。
•   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瞿秋白毫无疑问会以一个彻底的受人敬仰的革命家的形象载入史册。但《多余的话》却使他变得复杂、丰富了起来，也为后来的我们所争论，就是这样使得他更加生动。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的，如果一味的都是赞扬、仰慕，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死亡是人生最后留在这世间的证明，在那一刹那流露出的是一个人真实的性情
•   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瞿秋白毫无疑问会以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载入史册。但《多余的话》却使他变得复杂、丰富了起来。死亡是人生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的试金石，那一刹那流露的定是真实的性情。《多余的话》，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灵魂，瞿秋白解剖自己，审视自己，用这种方式拒绝无谓的崇敬和瞻仰。
•   从瞿秋白口里说出来的多余的话，你觉得会是多余的么？
•   在长达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瞿秋白的勇敢和坦诚，与卢梭的《忏悔录》遥相呼应。
•   瞿秋白酷爱文学，不愿从政当领袖，但历史的使命感使他放下文学，走上党的领导岗位。他曾在给鲁迅的信中署名"犬耕"，意为以犬代牛耕田，力所不及，自谦他从政当领导力所不及。然而，他却在多次党的路线斗争中勇挑重担。在受陈独秀压制的情况下，他支持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其作序、印发；他坚决反对陈独秀、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不顾在上海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爱妻，毅然赴武汉力挽狂澜，主持"八七"会议，决定开展土地革命，确定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   很早就想买一本瞿秋白的书，可是不多，这个很好，很全面，不但有多余的话，还收录了他的一些杂文。
•   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 1950年于《瞿秋白文集》出版时题词
  
•   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而瞿秋白写完《多余的话》时是这样的心境呢？我相信他是坦荡的，平静的。
•   在《多余的话》卷首引《诗经•黍离》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瞿秋白知道这份遗言必然会引起许多误解，但他也知道功过自有后人评，历史会给自己一个公正的评价。
•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那种不正常的国际国内党内斗争的政治背景下精神生活作负向运动的结果。
•   数年前读史，读到瞿秋白就义前一夜，至为感愧。蒋介石枪毙其命令已下，第二天就要行刑，于瞿秋白而言，这是最后一夜了。这一夜，他睡得特别香。他梦到了人世间最美丽的山水。青山隐隐。流水淙淙。小路蜿蜒曲折。夕阳依偎着亲吻着额头。小鸟在欢唱。百啭千声随意移。醒来后秋白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唐人的绝句，遂用唐诗凑成一阕：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　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我惊愕不已。明天就要处极刑，前一夜竟平静如此。瞿秋白文弱，可他羸瘦的身躯内竟蕴藏着这么伟大的力量。他是真正洞穿了生死的。
•   《多余的话》——瞿秋白临死前真实的话。
•   瞿秋白是一个敢于将自己的灵魂袒露瞿秋白文集出来的人。他写道："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被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冒充烈士而死。
•   花了很多个晚上，仍然没有读完这本书。总觉得这本书只适合在深夜独自一人时细细品读，换任何一个嘈杂场所，都是对作者和作品的亵渎，书里那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两天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可以想见，当时赴死的瞿秋白是何等的从容，何等的坦然。这样的人，纵然被误解，被歪曲，我想，一定还是淡泊的吧。历史总是公正的。
•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书赠瞿秋白
•   你读格瓦拉，我读瞿秋白
•   鲁迅先生一句“人生得一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是送给瞿秋白的，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有哗众之嫌，书中内容尚可。
•   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
•   瞿秋白（1899－1935），号熊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
•   有些文字，你看上一句，就能够被作者的思想所感染，就能进入到作者的状态，秋白的文字，就有这样的魔力。看《多余的话》，我不会怀疑这是不是秋白的真迹、是否被篡改过，如此优美的文字，如水一般的思绪，静静去感受就好了，我们只是做关于文学的事情，其它的，又何必想太多？
  不喜欢把他与格瓦拉相提并论，这样的相提并论不符合秋白的本意。读《多余的话》，我们不需要激情，只需要淡淡地去感受，作者也不想要激情，只想要文人的风雅。
•   格瓦拉怎样我并不了解，但瞿秋白令我敬佩
•   格瓦拉也好，瞿秋白也好，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
•   从小到大的正统教育下我一直在所谓的健康茁壮的成长，在有限的世界中与有限的人交往，有限生命经历最终有可能使我成为一个有限而无趣的人。
  忽然有一日对瞿秋白的一次漫不经心的阅读，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忽地一机灵，仿佛一下子爬出了井口。原来外边的世界是广阔无限的。原来最广阔无极的是自己的一颗心。当我们的心灵囿于成见与习俗，也许我们永远只能做成一个有限的人。
  让“历史的误会”重启我们的灵魂吧，在本书中，与瞿秋白做一次彻底的心灵对话。
  但是记住：先忘记小学老师的说教！
•   书生革命，毕竟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瞿秋白能在临终前将自己的自我认知通盘说出，实在是我们把握当年绝大多数革命者心路历程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史料。
•   虽然我方龄尚少不能完全体味其革命精神等意味，但单从文笔来说瞿秋白的作品很有价值的。不过确实不是我的风格，我还是认为鲁迅的手法及风格更易于我个人接受~
•   瞿秋白的痛苦也超越了那个时代，是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所永远要有的痛苦，他在那个时代的信条中挣扎着、怀疑着、逃避着，难道只是因为恰恰生活在那个时代流行着那种信条吗？难道不是在叩问生活终极目标的路上终无所获因而产生的惶惑吗？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也常常想，一辈子相信一个错误的东西但却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和在大脑中扫清了所有错误的信仰却漂泊无依，除了知道没有真理这条真理以外什么都不能相信什么都必须怀疑，因而总是在寻找，总是寻不到，这两种生活状态究竟哪种更好呢？或许**的人之所以**，普通人之所以普通，正是因为**的人宁愿痛苦也不愿屈服于平静但错误的观念而要永远孤独地寻觅，而普通的人宁愿抱着有裂缝的碎梦不愿醒过来。
•   买了好几本,却单喜欢这一篇...
  对于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心存尊敬,但看瞿的好些文章总觉得其中关于革命的论点插入得很牵强,也许是基于这种感觉吧...
  没有什么多余的话了...
  向那个时代所有值得我们尊敬的人致敬
•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
•   真理不会穷尽，追求真理的事业也不会完结。我们都应以瞿秋白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学习他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学习他为真理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学习他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树立起镌刻着时代标志的新的里程碑，做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后来人。
•   这才是真正的瞿秋白，没有矫饰过的文人，没有被“伟大”的青年。他道出了许许多多那个时代的青年的选择的真实感受，，不是伟大的信念理想，也不是革命的无畏无惧，，只是一个真实的文学青年的自白。
•   瞿秋白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
•   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生命尽头前的唠叨，有点婆婆妈妈，但却渲泻着自我面具揭穿后的畅快淋漓。这是没有虚情假意的真我。
  “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用豆腐来送别自己上路，也许我永远都不可能完全体现当时秋白的复杂心境，但至少我知道了他是一个爱吃豆腐的性情中人。
  是的，该休息了。尽管这是敌人用枪取他性命让他不得不休息，但生命的疲劳早已使他心力交瘁。为党做了什么，为所爱之人付出了什么，为自己留了什么，这些人世间的奔波和纠葛到底重不重要？说不清楚，自己都要走了，只能留待后人评判了。可秋白还想说点什么，这便有了“多余的话”。
  于是，我也看出了在“多余的话”背后隐约闪现的秋白心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瞿秋白虽曾犯过短期 “ 左 ” 倾盲动错误 , 但他和战友们一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恢复党的战斗力，开辟革命的新时期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   第一次真正想去理解瞿秋白，是看了梁衡先生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瞿秋白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是一个杰出的同时又是一个悲剧的人。
•   瞿秋白也许不适合做革命领袖，却很适合做一个学者。
•   据说，瞿秋白纪念馆前有一条名为“觅渡”的小河，从1899年到1935年，由常州至长汀，我们看到了一个毕生都在“觅渡”、探究生命的本质和归宿的瞿秋白形象。瞿秋白悲怆而求索的一生，正好吻合了20世纪形而上的世纪命题——追问关于人，关于生存，关于价值的终极意义之所在。
•   我很震惊读到这本书，我认为作者的痛苦和自省，是对党内极左路线斗争的无言记录。瞿秋白后期负责苏区教育，有很多争论，是他所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对五四以后的独立教育、教育民主思想被颠覆的无奈和痛苦。读了这本书，需再读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和《瞿秋白传》。
•   想起高中时看萌芽，还是新概念作文，有一期叫做：永不能到达的世界。
  有个孩子写：仁义礼智信——永不能到达的世界。
  不敢说很能理解瞿秋白，但是知道他的痛苦。
•   有什么可争议的呢？他的思考如今也有人在思考，可在那样的年代，却令他受到了无端的指责和谩骂。历史总是公正的，今天，人们终于也能理智地看待瞿秋白这个人和他说过的话了。
•   秋之白华
  这是对瞿秋白的很好描述，他和他妻子，终身为了革命，最后笑着离开了人事。
•   瞿秋白，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这部作品可以从另一方面了解他的人生。
•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   《多余的话》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卷头引语和《代序》章，讲他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和当时的心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一语做代序，一语“心忧”道出其中之一缘由，接着“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更深层次的心忧的表现。即“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心忧革命的受挫、心忧党内存在多种问题等，从而留下了宝贵的遗言。第二篇至六篇即《“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分别从政治生涯中的心程、意识矛盾、理论“思路”、决策问题、文化素质和心理等方面展开，自述和自评中蕴含着对于历史和现实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表现了作者的深邃心灵。最后的《告别》是全文结语，在永别的祝愿和忠告之中，从历史与现实引向未来。
•   阅读此书，对了解瞿秋白的革命心理很有帮助。
•   最受敬仰的革命先驱——瞿秋白
•   “历史的误会”之形成，不仅是因为瞿秋白懂俄文。绅士、文人虽害怕血腥、懒于行动，对干净社会、理想未来的向往却更为热切，虽然留俄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并无系统研究，但“我对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结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   读完此书，我看到了瞿秋白的困惑和迷茫，但他仍然让我敬佩
•   是看了电影《秋之白华》买了这本书，想了解一下瞿秋白这个人。很便宜，真心觉得这个念头买书是最好不过的网购了。
•   第一次看瞿秋白的文章，非常理性的一个人，写得也很冷静，值得一看
•   瞿秋白饱经沧桑，心纳万境，身陷囹圄，因为在狱中时间仓促，因而笔墨高度浓缩。写法简括婉曲，情感与哲理相融，语言表述文学化，含蓄幽隐，言近意远。
•   多余的话—稀见足本，与其格瓦拉多余的话非常喜欢
•   瞿秋白才是真正的文人，读了这本书就会知道。
•   　瞿秋白酷爱文学，不愿从政当领袖，但历史的使命感使他放下文学，走上党的领导岗位。
•   这本书能够出版，还是非常让人欣慰的吧。听说，现在也要拍瞿秋白了，令人高兴。
•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在诸多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   在20世纪跌宕起伏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曾经留下了深刻的足迹，在很多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   瞿秋白真让人佩服。
•   本人很敬佩瞿秋白，所以买来收藏，虽说这本书的文章稍显消极，但却是发自肺腑
•   瞿秋白先生，首先是个文人，文人从政治并成为带头羊，多少有些玩火**。先生明白这一点，却没能走下来，这是那个时代的尴尬处。在文化与政治的博弈中，文化总是被政治绑架着。瞿秋白先生，是一个政治牺牲品，然而他却甘愿为了那个时代而牺牲掉，这便是一个文人的“傻”。
•   瞿秋白拒绝死后的虚名，只留给后世一个真实的自己。
•   瞿秋白曾几度遭受残酷无情的斗争，顺人不失己，外服内不服，力求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
•   瞿秋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与那些没有文化的革命者是不一样的，当然命运也就不一样了
•   书质量不错，字体是有点小，不过不耽误看。
  是瞿秋白的内心独白，很真实，真诚！
•   瞿秋白的人生悲剧，尤其是心灵悲情，带有他的性格特征：执着，正直真诚，具有创造性，又不免书生的天真，偏激，忧郁和脆弱。
•   瞿秋白是我们早期伟大的翻译家
•   与中共党史书上讲的不一样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
•   瞿秋白让人敬佩
•   瞿秋白视死如归的气度真是让人佩服。
•   还瞿秋白一个公道，真正的知识分子，毛比不了。
•   大师就是大师，通过这些平易近人的文字，仿佛感觉到了瞿秋白内心的挣扎与不舍
•   瞿秋白自幼就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少年时就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可最后……
•   看了这本书，又知道董洁和窦骁将演《秋之白华》，觉得窦骁的扮相很符合瞿秋白的气质。期待他的演绎。
•   喜欢董洁。看了这本书，发现窦骁的扮相很符合瞿秋白的气质。期待。。。。。
•   痛怀瞿秋白
•   瞿秋白同志为理想而献身，具有革命者豁达的生死观令人敬仰。
•   对建国前的那些历史，他非常有兴趣。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就赶紧让我买下来。
  听说瞿秋白真坦白，真有担当。
•   如果不是这本书，瞿秋白的一生将无限完美，有了这本书，瞿秋白只是个人，那种并不积极单绝不后退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