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主

出版时间：2005-1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朔  页数：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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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好朋友：马青、于观、杨重，正而八经地成立了“3T"公司，做的业务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生意。比如：替那个想自己出钱给自己发奖的青年作家组织发奖会，替丈夫当老婆的出气筒，替不能准时赴约的情人陪伴女朋友......如此新奇的服务会带来怎样的经济效益？　　本书收录了王朔的5篇小说　　1顽主　　三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好朋友：马青、于观、杨重，正而八经地成立了“3T"公司，做的业务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生意。比如：替那个想自己出钱给自己发奖的青年作家组织发奖会，替丈夫当老婆的出气筒，替不能准时赴约的情人陪伴女朋友......如此新奇的服务会带来怎样的经济效益？　　2 一点正经没有　　《一点正经没有》这部小说是《顽主》的续篇，讲了一个似乎很荒诞的故事，遍地都是作家，王朔在小说中用他特有的调侃语调将这一群人好好的讽刺了一下。城市里青年空虚、无聊的感觉溢于言表。　　3 动物凶猛　　精神生活枯燥的文革时期，一个少男迷恋上了自制“万能钥匙”，有一天，他悄悄进入一户人家，无意走进一个少女的闺房，他的心里不可抑制地升腾起了某种莫名其妙的渴望......　　4许爷　　“许爷”不是老爷子，在80年代的中国，不过是个早早发了点财的出租汽车司机。他在都市的车流、人流中虚荣地撑持着所谓的自尊与脸面，逐渐迷失在经济开放的时代潮流中，迷失在出国到日本的生存挣扎的旋涡中，终于成为可悲的社会沉渣。　　5你不是一个俗人　　“捧人学”在中国源远流长，原本起源于劳动，最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群不甘寂寞、围着“捧人学”手舞足蹈的俗人，在当今社会中对这一“边缘学科”身体力行，声称要把“好梦”送给每一个服务对象。他们的这番“好心好意”会引出什么样的结果？

作者简介

　　王朔，1958年出生，1976年高中毕业。 其自谓：「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

书籍目录

顽主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许爷毒手各执一词由语言通向历史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用户评论 (总计28条)

•   　　看这本书是因为《私人定制》，看完私人定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人说私人定制不好，是冯小刚致敬王朔的一本书，但是也要致敬冯小刚，因为他让我开始看王朔的书了。一直以来都想看王朔的书，但是一直都以没时间为借口，这次终于打开了第一本书。
  　　因为只看过一本，所以不能评价王朔这个人，只评价下这本书吧。基本上书写的还是很好的，切合到那个时代，也是很有勇气去说一些事情。
  　　书中那个公司的存在仿佛是一种讽刺，一种闲人在一起的一种乌托邦，这个和《私人定制》完全不同的感觉，私人定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当然也许是因为有《甲方乙方》作为铺垫，但是顽主中的公司却给人一种儿戏的错觉。
  　　可能是环境造成的吧，整个小说的大环境就不会给人很靠谱的感觉，再加上北京话中特有的那种嬉戏的态度，这是其他方言不能传递的一种感觉吧。
  　　这个公司应该还会继续运营下去，即使这几个人又出去有自己的工作了，但是这个公司还会在业余时间玩票性质的存在。
  　　其实个人来说，这就是老一辈的cosplay呀，就是自己喜欢的角色扮演，使得自己的人生变成戏剧般，如果不影响正常生活，这样的人生是很有趣的不是吗？！
•   　　 三个无聊空虚的人开着无聊空虚的公司，为人解决无聊空虚的麻烦，获取一些无聊空虚的乐趣。王朔的《顽主》对于传统的理想、崇高进行解构。”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与自我陶醉中“，这些叫嚣着“我不就庸俗点吗”的青年，他们以一种与传统相悖的方式进行着他们的青春和人生，用自己的无聊空虚鄙夷着另一种无聊空虚。（但他们并非完完全全的反抗生活的勇士，他们鄙夷着宝康与赵尧舜，也伴着文学奖，他们只是虚无的真实，他们不是勇士，但至少是一个鼓掌的人。）王朔为这些非政治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的合理存在做一个注脚。“对于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而且打别人咱也不敢。”
  　　 看着你把生命的蹉跎安放在两块压扁的土司上。现代人的精神困惑与命运的荒诞无理一直都在。夜里，有人继续着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有人半睡半醒地调着袖珍半导体收音机，直到生活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   　　 华中吃饭大学 陈芝
  　　
  　　
  　　
  　　 说到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王朔是另一种”历史中间物“，在彼时彼刻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他起初只能够彷徨于无地，后来选择了嘲弄和解构。六十年文学的叙事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他在一定程度是经历了王蒙时代-王朔时代-郭敬明时代的转变，这三者指涉着各自年代的通俗文学和政治性。
  　　
  　　
  　　
  　　 而且说来好玩的是，王朔与郭敬明一样，都是王蒙相当看好的年青后辈。我们倒不妨用这三个人，将大陆六十年文学史给串联起来。我眼前是两条若即若离或隐或现的两条线，一条线指向的是文学的政治性，在此之中，包含着有意识地制造政治的符号，以文学为政治张目的有政治文本和有意识地逃离这样的范式，去政治的文本。前者指的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各种政治宣传物，尽管前后三十年宣扬的理念可能是彼此相反格格不入的。后者指的是后三十年主张去政治化，但依然被人们解读出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文本，比方说高行健的作品，尽管他一直宣扬冷的文学，然而当批评家将其纳入视野与故往的作品对比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强烈的革命性。而另一条线指的是作家无意识表达政治观念，哪怕与政治产生关系也是出于应付社会对他的规范，而不是服务于文本所想要表达的观念。大陆后三十年种种通俗文学作品，到郭敬明和起点达到了顶点，文学纯粹为市场而创作而不是为政治而创作。后一条线在自身的领域当中是无政治的，少政治的，但与另一条线做对比的时候，又产生了非常古怪的化学作用。
  　　
  　　
  　　
  　　 这后一条线以王蒙为时代的隐喻，原因自然是王蒙本身的分裂，他的少布时代是一个高政治的年代，而到了80年新文学涌现以后，王蒙开始渐渐开始逃避与政治纠缠不清的过往。从王蒙手中接过接力棒的王朔，被民间突然涌现的消费主义给推上舞台，是当代中国第一个商业化写作的作家。他既不知所措，又自得其乐，既做了婊子，但又想立牌坊，尽管在很多人眼里他从来就只是一个婊子。到了郭敬明一代，连牌坊都懒得立，非常干脆地要为商业而写作。韩寒一直与郭敬明并称为这个时代的宠儿，但韩寒并不新，郭敬明却很新他是亘古未见的人造物。
  　　
  　　
  　　
  　　 我将汪晖譬喻鲁迅的”历史中间物“，安在王朔头上，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三联周刊曾经这样说王朔：“在80年代，他扮演了一个叛逆或玩世不恭的角色，向传统文学或文化发出了讥笑，然后，他用独具魅力的口语将严肃的文学、文化消解成一摊烂泥。痞子、流氓的头衔都戴在了他的头上。他是文化领域里最低俗的人，并且是低级趣味人堆里最有文化的人，他正好卡在一个临界点上。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王朔还是那个王朔，今天再把他扔进大众文化堆里，他就是一阳春白雪。”对于这样一个站在时代边上的历史中间物，我们看不到他同时代的严肃作家字里行间掩不住而溢出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但与步武其先踵的后辈相比，他又显得不那样肤浅。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史，我们可以说是绕过王朔写作的人与沿着王朔打开的商业写作的人共同写就的，这两条线仿佛平行世界，但彼此之间又隐隐约约知道对方的存在。
  　　
  　　
  　　
  　　 我们读王朔的《顽主》，小说的故事性并不强，谈的无非是一群无聊的闲人，为另一群无聊的闲人解决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以此在无聊的生活当中得到一些无聊的乐趣。主人公们并不高大全，但又人畜无害，完全可能是那些在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勾肩搭背的酒肉朋友。在尼采看来，他们统统是群末人，受到尼采强烈影响的鲁迅会毫不客气地斥责批判，但王朔就满足于勾勒这群庸人，不褒贬不批判，就像画家写生如实白描出来。鲁迅沿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革命传统，这一传统期望用文学来塑造完人，一切对庸人的描写都是为了衬托理想之良人的高大身影，这条线绵绵瓜瓞至今不绝。而王朔则放弃了这一期许，如同日后李泽厚所言“告别革命”，不再对超人抱以希冀。
  　　
  　　
  　　
  　　 这当然不是说王朔的小说不具有革命性，他在小说当中对道德教条对几千年政治精英话语的霸权进行了毫不客气的解构，对塑造一个理想的人是否可行不断质疑。只是尽管王朔在字里行间讥讽嘲弄传统的价值叙事，王朔笔下的多余人，社会结构中的边缘人物，总是在不自觉地迎合又厚又黑的大酱缸。陈思和认为《顽主》的意义相当难以把握，“王朔在这部作品试图解释颓废的人生态度在社会上可能会产生的正面意义，但这一努力似乎又不很成功”。《顽主》这部小说对主流价值相当的鄙视和仇恨，但这种仇恨就仿佛男生向女生求欢而不得，恼羞成怒之下，整日在背后说女生是破鞋的心态。与王朔的其他小说一样，《顽主》被认为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和犬儒主义，对“作家‘、”德育教授’进行无尽的嘲笑讥讽，揭穿他们大衣下的那个小。但这群玩世不恭的小伙子唯一一次愤怒却是德育教授在跟他们吃饭的时候，批评他们空虚无聊，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小孩子知道自己越来越胖了，却不允许父母说出来一样。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是不会对社会主流价值对其的批评感到愤怒的。这在王朔的其他小说当中，有同样的体现。一个真正符合犬儒主义理念的犬儒，才不会在意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王朔的小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中完成了精神对现实的逃避，而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人们看到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只能靠自嘲度日。 我对这样的看法持有保留态度，因为我并不觉得王朔就是在对现实进行逃避，他只是无能为力同时又没有选择批判罢了。在他玩世不恭的外皮下，又有一颗大院孩子出来的清高心，这种文人式的假清高使得他在打开商业化写作之路后，渐渐沉浸下去，任由余秋雨、汪国真、周国平在天外红火，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批判金庸，对香港的流行文化不满，甚至提出了两种通俗文化的说法——自然，在他的潜台词里，我的通俗文化虽然通俗，但依然是高雅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王朔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文人。只是大众文化不可能不庸俗，不庸俗的大众文化反倒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庸俗的，而我也并不认为查拉斯特拉能拯救一切。
  　　
  　　啊，查拉斯图拉下山了，然后被那来自安大利的李阳给忽悠成蛇精病啦。
  　　
  　　
  　　
  　　
•   　　内容如题，因为是在网上下载的，所以不清楚。书中主角创办的公司倒是很有新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不会存在的，也许会存在呢，存在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嘿嘿。对里面的一段话很喜欢“听着，我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玩意儿，哪儿都一样。我们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就是我们生活有不如意我们也不想怪别人，实际上也怪不着别人何况我们并没有觉得受了亏待愤世嫉俗无由而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不足以成事我们宁愿安静地等到地老天荒。你知道要是讨厌一个人怎么能不失礼貌地请他走开吗？"每当我遇到来自于他人的挫折时，我都会想到这段话，来平复自己的心情。主角的生活状态是我所向往的。
  　　
•   　　 上学期一口气读完了王朔的很多作品，只是觉得很犀利，很好玩。今天无聊又看了顽主的电影，终于，我心中的杨重、马青、于观被物化。
  　　 多么虚情假意的时代，一切都能由三个耍贫嘴的小年轻代劳，替人约会，替人分手，帮人出名，替人挨骂。坦白的跟“作家”宝康接触，替他完成与著名作家同台领奖的心愿，最后却落得见面转头，背后离间的下场；与教授真诚相约，转眼却被作为反面典型批判。
  　　 三T文学奖颁奖前的混乱时装秀表演，就是王朔对时代的玩笑的结构，时装模特、比基尼女郎、穿着各个时代服饰的话剧演员同台走秀，无论什么人模狗样的扭出来，台下都有喝彩声。这仿佛就是人们脑海中混乱的写照，也是混乱社会的缩影。无论你玩成什么样，都有人静观，有人喝彩，有人凑热闹。但谁也无需认真，只要对得起自己。
  　　
  　　 杨重：人生就是踢足球，也许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的为你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
  　　
  　　 所以，全世界都在玩，认真你就输了
•   　　 第一感觉，3T公司的感觉颇像后来在《甲方乙方》出现的那家公司——专替人解闷儿，满足他人想法的荒唐地方。能够成就这样一家公司的，必然是每天上门来需求帮助的人，还有当代中国疯狂发展下普遍失信的现状。
  　　 马青、于观、杨重是主角儿，他们拥有共同的情神状态——每天无聊着，嘴皮子喋喋不休地“侃”，扯天扯地的，普世价值下异样扭曲的生活，说是在帮着人家完成心愿，实则他们是从别人身上找乐子，满不在乎地看着社会中平凡人的那些个痛苦的小破事······
  　　 许多人会认为他们痛苦，例如赵教授对这些“失足青年”难以理解，认为他们绝对是失去理想痛苦不已，但事实是——同时也是关键所在——他们是快乐的，至少是于观亲口说的。
  　　 他们真的快乐吗？或许人们会觉得这多多少少有那么些自欺欺人的成分在里面。主流认为，不会痛苦比痛苦本身更可怕，这就意味你彻底地废了没有知觉，你的人生没有价值和意义了。可是，真正有意义哪又意味什么呢，就意味着快乐吗？崇高和低俗的鸿沟一瞬间似乎被拉大拉深了。
  　　 Cone on~我还是别那么严肃了，这终究是本小说，王朔也不就是个小痞子，记得那些能把我逗乐的京式贫嘴寡舌或许就够了，记得这个荒唐的故事就够了，毕竟小说没有结局，他最终结束在的是一片灯红酒绿、花里胡哨的疯狂旋转的舞池中间，而关上书本，你才是如此亲密地与《顽主》里的世界贴近········
  　　
  　　
  　　抄录：人生就像踢足球，你就得这么一路跑一路踢，千万不能停下来，观众席上的人还一直在那吆喝呢
•   　　首先看到《顽主》的内容简介很是诧异，第二篇小说不是叫《过把瘾就死》吗？难道我这是盗版。随意吧。
  　　
  　　1、顽主
  　　我是先看的电影后读的小说，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意思，葛优这深沉劲儿，蔫儿坏样儿；张国立的逗贫，他爹的“调皮”；小梁天的坏笑都挺好玩。影片大部分的对话都是小说中的，感觉这个小说就像是一幕一幕的，有点像剧本，甚至连当时的背景音乐都写出来了。
  　　
  　　电影中令我心想深刻的是那些牛鬼蛇神在T台上一通展示，各种各样的人，各种朝代的，衣着或暴露或复古，怎一个乱字了得。而在小说里，却没有这个场景，但有一个类似的：人们在欢快的舞曲声中，尽情地跳着，这里面有两面三刀的宝康和林培，装大尾巴狼的赵尧舜，脑子慢的丁小鲁，还有一群像他们一样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一个个的都挥洒着汗水，不停的跳着，不停的表演者，奇形怪状。杨重跳累了但还是不停下来，和马青扯着脖子嚷嚷着。当于观邀请丁小鲁跳时，丁小鲁慢慢悠悠的说“我只能跳我们最熟的 慢四”两人沿着舞场边缘缓缓游动。有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思。牛逼！
  　　
  　　2、过把瘾就死
  　　小说中的我似乎是一个那么回事儿的人。害怕对人真诚，害怕把真实的自己暴露给外人。杜梅很可怜，没有安全感。没有朋友。起初读这篇小说，感觉挺好，小两口吵吵闹闹，小日子过得有点意思。每次都是杜梅低头认错。离婚后，我对爱感到深恶痛绝，当他的女同学得知他们之间没有爱的时候，还像往常一样对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妈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但读到杜梅他爸爸的时候有了另一种感觉，挺沉重的。再后来杜梅疯了。而“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3.动物凶猛
  　　动物凶猛看过两遍，囫囵吞枣，一次读故事，一次为了写作业。这次看之后感觉不一样，写的是真牛逼，遣词造句严丝合缝。读过之后，还是有悲伤的感觉。
  　　
  　　小说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拍的很牛逼。就说一个细节，小说中第一次见到米兰的相片是类似于大广告，充满了视觉，给人冲击；电影姜文 的处理是用望远镜看照片。牛逼！
  　　
  　　4.许爷
  　　人人生而平等吗？扯淡。最近讲了红楼梦，感觉许爷就是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被当猴耍，当大家的“开心果”，有一种被玩的意思。
  　　
  　　5.毒手
  　　吃人 人言可畏。。
  　　话说被调查的人一个个的都侃侃而谈，政治话语使用的那叫一个溜儿，一套一套的。都八几年了，还没从文革里出来呢。害人不浅
  　　
  　　
•   　　接触王朔的第一部作品，印象是高于“还行”，挺好的，但不知道该不该推荐 ，选择恐惧症就是这点不好。。
  　　
  　　 语言幽默各种逗贫。真实描述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三个年轻人都是有上进心的，但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努力。于是日子就那样过了。
  　　 那句话怎么讲来着“不论最后是确定了怎样的人生方向，都逃不开青春最初的迷惘。”
  　　
  　　 记得里面一段子感受到语言的力量，
  　　 不记得是马青还是杨重满血沸腾怒气冲冲的到大街上想撒气，
  　　 对来往行人低吼“谁敢惹我？”
  　　一彪形大汉走上来说“我敢惹你！”
  　　 男主回“现在谁敢惹我俩”
  　　 。。。真是急中生智的典范啊
  　　
  　　 如果因为我糟西的书评而没兴趣读此书的盆友，你还是忘了我写的废话吧。。。我觉得还是可以读一读的。
  　　
  　　
  　　
•   　　某某网和某某空间上转载从前年火到现在的那个篇日志里提及的1989-1992年生的人群
  　　心态上都是顽主
  　　
  　　“我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玩意儿，哪儿都一样。我们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就是我们生活有不如意我们也不想怪别人，实际上也怪不着别人何况我们没有觉得受了亏待愤世嫉俗无由而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不足以成事我们宁愿安静的等待地老天荒。”
•   　　
  　　 王朔的走红与引发争议，是从电影，而非小说，开始的。
  　　
  　　 1988年之前，王朔已经发表了《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顽主》、《橡皮人》等中篇小说及一些短篇小说，引起了一些关注，但其作品明显不属于任何一种思潮或一个流派——直到如今，诸多当代文学史将王朔置于何处，仍是一个让主事者颇费思量的问题。这意味着他无法被放置在某种现成的解释框架中，因之也就无法在学术与评论生产体系中获得足够的注目。
  　　
  　　 改变出现在1989年。从1988年末至1989年初，几个月内，有四部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面世，分别是西安电影制片厂黄建新导演的《轮回》、峨眉电影制片厂米家山导演的《顽主》、深圳影业公司叶大鹰导演的《大喘气》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夏钢导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据王朔自己回忆，当时的计划甚至是一连推出八部。
  　　
  　　 王朔说，这些电影让他“第一次在社会上有了知名度”，《中国电影报》、《电影艺术》编辑部及中国影评学会还联合召开了王朔电影研讨会，这也引发了从电影界到文学界，长达四五年之久的关于王朔的争论。
  　　
  　　 一篇电影评论点出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有的评论者在讨论几部电影时，都不把它们看作各自导演的作品，而是统一视为“王朔电影”。以一个原著者的名字统括一批电影，这在电影史上不仅空前，大概也会绝后。这表明，讨论者的重点，不是放在电影的艺术成就或表演风格等方面，而是聚焦于这一系列作品的人物形象上——当时一种激烈的说法是，这些电影都是“痞子写，痞子演给痞子看”的。
  　　
  　　 批评或肯定“王朔电影”的双方论者之间，较为明显地存在一条年龄的分界线：批评者多属“老一辈”，如邵牧君指出电影界一轰而上改编王朔小说的原因是“希望找到一条既能对观众起到补偿和宣泄娱乐效果，又能比较贴近现实生活，但又不敢冒犯当局惨遭禁映的新路”，“王朔小说对电影创作者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对某些敏感领域（主要是性理禁忌）采取调侃、打诨的方式来实施攻击或表达异端思想”（《王朔电影热缘何而起？》，1989）。他认为虽然这些电影艺术质量都不弱，却无法算作好电影，因为电影导演们“过分看重它们忽略了它们在思想意识上的浅薄、粗鄙和邪恶”（《人，不能这样活着》，1989）。唐达成在《中国电影周报》上撰文，称“顽主”是些“滑出生活轨道的人”，希望王朔“作为作家不要和自己笔下的人物站在同一水平上，不要玩味、欣赏、醉心那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王朔的作品虽然“导演愿拍，观众愿看，但仍然有一个如何表现的问题”。刘聃则认为“顽主”式的玩笑人生不值得表现与肯定：“强调社会等级、泯灭独立人格的主奴心态，和否认人类道义、追求极度个人化的‘顽主’心态，不过是一枚旧硬币的正反面，在今日之中国，两者都是对人道主义的僭越，是对现代化进程的反动。“（《人道的僭妄和美学的贫乏》，1989）
  　　
  　　 正面评价也有着相同程度的猛烈，如白烨认为王朔电影中的人物准确地说是“浪子”，在这些“浪子”身上，王朔“把他自己对于复杂社会现实的认识与感受挥洒得淋漓尽致，使作品颇具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妙韵，很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与共识，使人们由轻松的观赏进入深沉的思索，从而由熟悉而又陌生的‘浪子’的情绪、际遇与命运思考社会生活变动中的诸种问题”（《王朔电影作品的意义》，1989）。陈晓明则将王朔的意义定义为“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他们是都市中不安分的魂灵，是我们时代生活的反抗者和挑战者，他们携带着商品社会的狂想和生命冲力在生活的原野上狂奔乱舞，这是我们时代的景观，它并不壮丽，但是它充满生命的原始张力。”（《亚文化：王朔的生命冲力》，1989）甚至有评论指责邵牧君“一方面基本否认王朔电影对现实的批判价值、有意无意地尽量压低影片的认识价值；另一方面用心良苦地将影片编导的创作意图，曲解为单纯从娱乐效果出发、避免冒犯当局和害怕评论家批评。”（左舒拉《有感于邵牧君对王朔电影的评价》，1989）
  　　
  　　 1990年王朔参与创作中国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引发全国收看热潮，1991年王朔领衔创作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再一次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1992年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王朔文集》，创新时期作家出文集的先例。王朔小说选集，以及《王朔作品片断》、《王朔妙语录》成为书摊的畅销书，他的作品名字如“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是个俗人”、“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成为都市大众流行语。关于王朔的评论集包括《王朔，大师还是痞子》、《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王朔》等，1993年《中国青年报》开辟“王朔给我们带来什么“专刊，展开对王朔现象的讨论。这也引起了海外的兴趣，《纽约时报》、《读卖新闻》、《泰晤士报》均有关于王朔的报道。澳洲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Barme）认为，王朔现象是“自毛泽东时代以降最重要的出版现象，它象征着当代中国城市文化时代的来临”。
  　　
  　　 王朔作品引发了如此激烈而两极的争论，却没有人能否认，王朔笔下承载着那个躁动不安年代的共同情绪，整个社会渴望一种冲决，一种变局，在所欲不得的情形下，人们宁可认同调侃、嘲讽、游戏的边缘姿态。从导演到评论家，人们对王朔作品的借用与解读是遮蔽性、选择性的。十多年后，《大喘气》导演叶大鹰在接受采访时说：“就想着怎么解气怎么拍，有点出气的感觉，当时有点幼稚，也叛逆……觉得把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惹生气了就高兴，其实现在想起来有点恶作剧的意思。”他也承认这些“王朔电影”“要是以社会责任感或者主体意识为衡量的话，它并无太大价值”，但同时又强调“那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我们在80年代由青年渐入中年时一种情绪化的宣泄”（《1988年电影“王朔年”：怎么解气怎么拍》，2005）。
  　　
  　　 据《收获》编辑回忆，《顽主》最初的名字叫《五花肉》，经编辑建议，王朔用了现在的名字。“顽主”据说是当时北京市井的流行词，特指小说中描写的那种衣食无忧、玩世不恭的边缘青年。小说描写于观、李重、马青等一伙“顽主”成立了“三T公司”，意为“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他们替人挨骂、约会、组织文学奖……他们承受并同情民众所有的庸俗、现实甚至荒诞的欲望，唯独对赵尧舜、宝康这种表面道貌岸然、内心龌龊下流的虚伪者极度厌恶。小说基本是一些片段的组合，在王朔当时的小说中，故事性相对较弱，但却成为王朔影响最大的作品，电影改编也最为成功。
  　　
  　　 有意思的是，在小说中，“顽主”们所有的“三T”，都是指向精神层面的化解：替丈夫挨骂，让妻子高兴；替医生约会，让女朋友高兴；替小作家颁一个专属文学奖，消除他拿不到奖的遗憾，以及用各式各样的串编式语言劝解同性恋、手淫癖、抱怨肉价太贵的人……顽主并不解决实际的问题，他们只负责抚慰、舒缓人们的愤懑与躁郁。而在米家山导演的电影里，增加了替家属照顾瘫痪老太太的情节，而正是这次唯一的指向现实难题、无法用调侃与劝慰化解的任务，让三T公司陷入了彻底的困境，不得不停业整顿，但片尾三T公司门前排起的长龙，又隐喻着王朔作品本身的功能与意义——米家山在影片公映后说：“电影有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宣泄功能。进了电影院，观众很多牢骚和不满都宣泄掉了，主人公在骂人好象他也骂了一通，哈哈大笑出了气，出了影院，高高兴兴不气了。从这一点来说，《顽主》实际上是在帮忙。”王朔笔下的人物没有改变体制、规则的欲望与能力，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中完成了精神对现实的逃避，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的。
  　　
  　　 陈思和认为《顽主》的意义相当难以把握，“王朔在这部作品试图解释颓废的人生态度在社会上可能会产生的正面意义，但这一努力似乎又不很成功”。《顽主》中于观父亲与于观的冲突很有意味，面对父亲“革命理想”、“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之类的正面训谕，于观坚持“我不就庸俗点吗”即世俗理想的合法性，他并不正面对抗父亲的信念与教条，只是指出父亲如今也是整天打打麻将享着清福，“好吃懒做”，并用“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你让你培养得革命后代”来反抗传统伦理赋予父亲的话语权。于观在此其实是在革命道德话语与传统伦理话语之间做出偷换，寻找一切有利的论述来拒绝主流价值的规训。这是一种看着痛快、却完全无效的反抗，因此结局必然是不了了之的和稀泥：
  　　
  　　父：“看来你是不打算和我坦率交换思想了。”
  　　子：“我给您做顿饭吧，我最近学了几手西餐。”
  　　
  　　 对此陈思和指出“历史的反讽是王朔小说的基本心态，但王朔所表现的一代人年纪毕竟太轻，历史他们来说是相当遥远的一个神话。他们无法体验传统所含的内容，他们所接受的，仅仅是为宣传这些传统而编造的文学作品——诸如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以及一些革命回忆录。因此，他们的知识面非常狭窄，思想也相当肤浅。在王朔笔下的那些人中，他们的历史反讽往往仅体现在对他们所接受的文学传统的嘲弄，把它当作一种语言的玩具来使用。”（《黑色的颓废》，1989）总之，顽主们缺乏精神资源来与主流价值对抗，这也是他们选择躲避姿态的重要原因。
  　　
  　　 也因此，有论者从王朔小说里“感到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怨恨情绪，他的人物随时准备宣泄这种怨恨。在他的人物对中心文化的表层的拒斥之下，包含着一种常常被掩盖着的深层心理，这就是觊觎。戏仿手法（借模仿来嘲笑对象）在王朔那里的深层的实质性含义恰恰是戏仿的颠倒：借嘲笑（拒斥）来模仿（觊觎）对象。因此，戏仿手法既是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掩盖的策略”（语冰《王朔、亚文化及其他》，1992）。这种情绪可以在王朔一番半真半假的自白得到印证：“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而且打别人咱也不敢。”（《王朔自白》，1993）顽主们对主流价值的仇视与鄙夷是真实的，这种仇视与鄙夷，与其说是价值观差异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出自“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愤激。《顽主》里唯独将“作家”、“德育教授”作为整体置于被嘲笑、被揭穿的处境，看似主人公们对他们毫不在意、视若无睹，但其实，唯一触动他们极大愤怒（这在一群以帮助别人为旨趣的人物身上相当突兀）的，只有这个不断指责他们“空虚”、“不上进”的德育教授。在赵尧舜又一次“骚扰”他们之后，顽主们的愤怒爆发了：
  　　
  　　“我想打人，我他妈真想打人。”赵尧舜退出后，马青从桌后跳了出来，捋胳膊挽袖子眼睛闪着狂热的光芒说。
  　　“我也想打，想痛打一个什么人。”杨重双手握着拳哆嗦着说，“要不是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你打人得进公安局付医药费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人弄不好要养他一辈子就像无端又多出一个爹我早冲上去了。”
  　　“可我实在想打，我顾不了那么多不想想办法我只好和你们俩对打。”
  　　“好吧，这样吧。”于观猛地站起，握着双拳往外走，“我们就到街上去，找那些穿着体面、白白胖胖的绅士挑挑衅。”
  　　“真舒服，真舒服，老没这么干了。”
  　　
  　　 马青、杨重摩拳擦掌、一脸兴奋地跳跃着跟在后面。
  　　
  　　 街上，三个人肆意冲撞着那些头发整齐、裤线笔挺、郁郁寡欢的中年人，撞过去便一齐回头盯着对方，只等对方稍一抱怨便预备围上去朝脸打，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无一例外地毫无反应，他们只一眼便明了自己的处境，高傲地仰起头，面无表情地变线起开。如此含忍不露彼此差不多的表现使三人更有屡屡得手所向披靡的良好感觉。
  　　
  　　 之后，一个经典的细节出现了。顽主们对自己的胜利十分欣喜，以致开始向社会发出挑衅：
  　　
  　　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挑衅以对强者的依傍告终，正符合王朔所说的“打别人咱也不敢”。王一川对此的分析是：“这些‘俗人’在行为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通过把实际行为转化为语言调侃行为而成功获救。具体讲，当他们在实际行为中受挫或遇险时，往往转而通过其擅长的调侃行为去自救，而且总是奏效，这就保障他们能最终获取语言的狂欢……在‘俗人’那里，行为的狂欢必然要最终转化为、落实为语言（调侃）的狂欢。他们的行为狂欢实质上正是语言的狂欢。”这种语言狂欢，包括王朔所有小说中大段大段地戏仿/化用“政治话语”，针对的正是几十年来“政治国家”特有的“政治化生活”传统。它一方面构成了“对被调侃对象——官方化语言和精英独白产生消解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反映出政治话语深植于王朔的内心，对“最高指示”及与此相连的政治国家传统“充满感激和缅怀之情”。（《语言神话的终结——王朔作品中的调侃及其美学功能》，1999）而祁述裕也指出：“他以轰毁一切的权威话语的方式来牟取话语权力，以否定一切真理、信念的方式来表达市民阶层低层人的声音，通过将底层社会人的生活进行理想化的描绘来显示这个阶层的精神优胜，为这个阶层获得权力话语提供合法依据。”（《逃遁与入市：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1995）
  　　
  　　 王朔语言狂欢中的这种悖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遮蔽性地误读，肯定者多强调其边缘身份与消解功能。到了1993年，因为王蒙一篇《躲避崇高》引发了再次的争论。这次争论的双方调换了年龄位势。长者王蒙延续着80年代末对王朔的称颂路线：“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躲避崇高》，1993）但相对年轻的一批知识分子则已经感受到世俗化浪潮与犬儒主义、欲望叙事对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巨大冲击，他们对这股潮流的始作俑者王朔已经不再怀抱同情、共鸣的心态，而是把他当作了一个“破坏者”，甚至称为“色彩斑斓的毒蜘蛛”。如张德祥认为“在金钱强化着人们的金钱观念、强化着个人利益、冲荡着道德价值的同时，他们的人生哲学正与这种强化不谋而合，无疑得到了社会响应，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金钱化、利己化、实用化、世俗化”（《王朔批判》，1993），张宏则指出调侃一切的姿态“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着笑料加以嘲弄，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的孱弱的生命表征”（《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1993）在整个“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朔变身为新的标靶，被作为“市民文化代言人”遭受痛击。
  　　
  　　 王朔后来在自述中自称为“通俗小说家”，而且通过不断抨击港台流行文化如武侠小说、流行音乐来区隔“两种通俗文化”。这其实是比较准确的定位。王朔身上确乎有一种“大院子弟气”，表现在小说人物身上，其实不乏一种自我精英化的色彩。回头看“顽主”，他们的行为应当理解为在传统上升管道封闭之后，转而诉求以叛逆姿态寻求民众支持的另类救赎。正如王朔的自述：“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我看王朔》）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王朔小说的某一方面被放大、定型，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社会意味。
  　　
  　　 王朔的小说最初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着消解作用的，如作品中对政治语汇的反讽性使用，对虚假崇高的调侃性再现，都体现了大众话语与政治话语长期积存的矛盾对抗。而由于政治话语的转变和大众话语的意识形态化，二者在某些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如在以民间方式制作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为例，《渴望》在刘慧芳身上寄托了一种理想化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使痛感商品时代人情冷漠的观众得到观赏性满足，但电视剧刻意淡化了刘慧芳的现代背景和内心矛盾，而仅仅是呈现了一个传统型的无怨无悔的贤妻良母形象，这就抽空了刘的行为背后的现代性伦理依据，使角色染上了“无私奉献”的乌托邦色彩，从而掩盖了形象背后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编辑部的故事》则摆出了嘲弄世象的姿态，但并不是将这种嘲弄引向对现行社会机制的怀疑和反抗，而是让矛盾最终自行得到解决（制造伪劣产品的商家良心发现，闹离婚的夫妻言归于好）。剧中人物虽然大都玩世不恭，但对政治话语如主编训导、法律判决，都表示了绝对的顺从，也从未为政治话语所伤害，充分展现了王蒙对王朔“机智”的赞许：“敢砍敢抡，而又适当地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和市场经济”。（《躲避崇高》，1993）这种文学的流行一时和通行无阻是可以预知的，但它对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依附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延伸阅读：
  　　王朔《王朔文集•谐谑卷》，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
  　　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张德祥、金惠敏《王朔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第6期。
  　　
•   　　如果真有那3T公司，你会让他去做什么？　　“您瞅着您媳妇就晕那就去吃些丸药‘六味地黄’‘金匮肾气’‘龟龄集’之类的抵挡一阵，再不成就晚上熬粥时给你媳妇那碗里放点安眠药让她吃饱了就犯困看唐老鸭都睁不开眼不洗脚就上床没心思干别的最多打打呼噜不至于危及您下半生健康。” 　　　　“你还是去交通队一趟，警察说什么你就听着，别自尊心那么强，就当你还小，你爸爸骂你一顿。替他们想想，马路上一天天站着，除了电线杆再没第三个这么倒霉的，钱也不多挣，再不让人家得词训训也太不人道了。他训够你自然就把自行车还给你了，毕竟是维持秩序不是盗车集团。”
•   　　看过根据《顽主》改变的电影，没有书中的诙谐幽默，一贯喜欢王朔的作品，酣畅淋漓的文字，冷笑话带着黑色幽默。
•   　　原文链接：http://www.puyuping.com/2010/08/09/wangshuo-beiliang/
  　　
  　　我是三年前读完《顽主》的。当时并无惊艳。——隐约记得再早些的时候，我也翻过，但根本读不下去。那时候还小，读的都是假模假式的假道学。三年前读完了之后，丝毫没有引起共鸣，心里还念叨了一句：不过如此嘛。
  　　
  　　今次再读到王朔这本文集，五篇小说囫囵吞枣地读下去，只用了一个双休两天来回在车上的时间，竟陷入不可自拔的沉思，如入莽原，不知所从。这感觉无法言传。王朔是在讽刺么？当时的他也许是的。但仅仅是讽刺么？似乎又不是的。讽刺的背后还有远不止于讽刺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我说不好，只感到悲凉。当时的王朔大概也说不好。所以在一个个荒谬的场景后，他给出的结局是这样的：
  　　
  　　“夜里，于观家，老头子半睡半醒地调着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调着寻找台，每个台的播音员都在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或者是这样的：
  　　
  　　“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或许无缘经历《你不是一个俗人》这样的中国社会，无缘理解那些王朔讽刺的东西：吹捧、假道学……但我相信每个从荒诞的青春岁月里走过来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动物凶猛》。这无处安妥的青春，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无助。王朔是在毁灭价值么？显然不是的。相反，他是在坚持。只是这种坚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当它以青春的不妥协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时候，会变得很可笑，很荒诞。可事实上，我们不都是这样荒诞过来的么。——即使没有表现得如此荒诞，我们的内心不都是这样凶猛着、挣扎着、荒诞着过来的么。
  　　
  　　十几年以后再来回望青春岁月的文字和当时自己的不妥协，王朔的感慨是深沉的：
  　　
  　　“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相互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几千年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盲目中写这些小说，用意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小说文体本来就不老实，动机再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渎，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特立独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显得麻木且腐败，理想就那么清白吗？关于人之为人，我们知道多少？我承认，我的世界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被植入，到需要和别人对峙时才发现我们来自同源头。
  　　
  　　“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直看得我心惊肉跳。几千年算永恒吗？理想就那么清白吗？我没有办法回答我自己。在读完这本书的那班公交车上，我甚至开始为此感到恐惧——我不知道这恐惧是源自对这个问题的不自信，还是我似已找到答案。
  　　几千年算永恒么？——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那么我是想要通过我的忙碌和努力来自欺？那么如果我追求的并非永恒呢？那还是什么？名利么？似乎也不是。那，我追求的是什么？
  　　理想就那么清白吗——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麻木而腐败，所以我要肯定并坚持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清白吗？它从哪里来？它根植于我的价值观，我的价值观清白吗？事实上，它同样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时就已经被植入。用出自同源头的一种价值观去否定或者反抗另一种？这里面的荒谬不言自明。那么理想的存在，还是不是如我所想、所标榜的那样一尘不染？
  　　
  　　于是最后，只能以一种历史见证的姿态存在，见证一个蒙昧的时代，抑或见证一个光辉的未来？不论是在蒙昧的时代里，还是在光辉的未来中，追求永恒、秉持理想的个体能做什么呢？无非是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的理想和自我陶醉的永恒中。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宿命。明白也没有用。
  　　
  　　这大概，也是我感到悲凉的原因罢。
•   　　关于吹捧的描述非常有趣，引人深思。在长沙-北京的20小时行程中一口气读完。当车徐徐驶过宽敞的复兴路，我任忍不住频频回头，努力寻找那些仅存的痕迹。
•   　　一直很喜欢柏杨，嬉笑怒骂这四字，起码在我心中，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王朔的文，总是觉得刻薄过多，少了那么一点人情的味道。
  　　柏杨是一直受着大苦的人，是以，即使痛恨着，骂着，也不会摆出凌驾于人的姿态。而王朔，总觉得，多了那么些轻狂。
  　　一个冷冷站于一旁睥睨讥讽的人，总是没有办法喜欢上。我只看到了一个个被讥讽挖苦的可悲的人，只是不见对他们有什么同情。那些，不过只是混生活的可怜人，王朔的冷嘲热讽，总觉得是太端起架子，一览众人小了。
•   　　传统价值、主流文化在王朔的小说里一文不值，故事情节未必有多吸引人，真正让我获益的是其中运用自如的语言游戏。
•   　　 这本是我第二本看王朔的书，虽说还是骂的很厉害，但是市井里的小说还是很痛快。骂的真的很爽！我很敬佩中国作家中还有王朔这样坚持骂的，有的人说都是些无聊的对话。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喜欢王朔的人来说，还是非常欣赏他的这种作风。07年的两部作品我还没有看，但我会继续关注王朔的，因为中国的文学能像王朔这样的，真的越来越少了。
•   无论是历史中间物，还是零余人，都是现代文学的母题。王朔小说蕴含丰富的政治性也定义了其写作的严肃性，他也确实是当代新文学运动的一员力将。这与承接鸳鸯蝴蝶派遗脉的香港通俗文学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相互敌视，不是用通俗文化可以硬拉到一起的。王朔显然深知这一点，才主动挑起所谓“骂战”，其实是对新文学道统的一种捍卫，不好简单视之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至于商业化写作与文学传统并无妨碍，也不必然指向通俗文学，鲁迅、沈从文何尝不是商业化写作。
•   不不，我强调的不是商业化写作，而是无政治的政治，而这在通俗文学当中显现最深。
•   真正有意义哪又意味什么呢，就意味着快乐吗？
  这句话说得很赞！
•   电影甲方乙方是根据王朔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的电影
•   这挺全面的，简直像一篇论文，只是看起来应该写的很早了，最起码没提到94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   王朔的理论漏洞早就在《我的千岁寒》中完成了修补
•   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感悟到那些。或许就是那么不长不短的一个时间……
•   无论以何种哲学来自我救赎，而悲凉已经摆在了那里。
•   佛是过去人，人是未来佛。只能自救……
•   涉世不深，只觉满纸荒凉，连后悔都已经无言
•   端起架子，一览众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