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三部）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岳南  页数：464  
Tag标签：无  

前言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    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    本著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肇端，着墨于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不同的命运和学术追求，所涉机构众多，人物广泛，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从上海流亡桂林、昆明、四川南溪李庄的同济大学；有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以及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名流大师由北平、南京迁往西南抗战后方的艰难历程和人生轨迹。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全部大师，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蒋梦麟、梅贻琦、朱家骅、胡适、傅斯年、陶孟和、叶企孙、陈寅恪、冯友兰、顾颉刚、吴宓、钱穆、朱自清、罗常培、闻一多、潘光旦、郑天挺、姚从吾、毛子水、刘文典、曾昭抡、李方桂、董作宾、梁思永、钱锺书、吴晗、陈梦家、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穆旦等两代学术大师的生命轨迹，以及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徐志摩、沈性仁、陈衡哲等人的爱情纠葛与学术贡献。作品特别注重抗战岁月的同时，亦对内战爆发的根缘和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两岸的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此前的中国历史曾有过三次大规模南渡，即晋之南渡、宋之南渡、明之南渡。而三次南渡之人最后看到的是国破家亡，再也没有回归中原，徒令后人哀叹。唯抗日战争的第四次南渡，中华民族终于在胜利凯歌声中重返故土，再建家园。这一扭转乾坤的历史转折，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以及所做的努力和重大牺牲有着重要的关联。正是有了这批自由知识分了的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才在精神上提升了全民抗战的力量，为民族保存了文化血脉与读书种子，使之弦歌不缀，香火不绝。    本著“南渡北归”的另一层意思还在于，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等，随着内战爆发，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并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死后倍受哀荣。而陈寅恪、吴宓等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蓦故土，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如向达、汪钱、傅乐焕等等。也有一部分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令人扼腕。    本书的谋篇布局、写作手法与语言风格，与《水浒》类同且有进一步发展创新。二十世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如同水泊梁山不同人物的命运，作者通过对自由知识分子性格以及人生命运的描述，在让后来者探明历史真相并扼腕浩叹的同时，对过往的历史与现实生活进行反思与拷问，达到“史中求史识”寻求“历史的教训”（陈寅恪语）之目的。    本著共分三部，总字数在160万字左右，其中正文约120万字，注释40余万字。整个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包括爱恨情仇，在本著中几乎被一网打尽，得到了较为全面反映。作者为写此书，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抗战八年中国知识分子们云集之地如——长沙、蒙自、昆明、李庄、成都、重庆等等，皆实际考察采访，除拍摄照片外，还在当地采访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这些史料正是支撑本著的“宏大建构”（梁思成语），因了这个建构，与同类题材的其它作品有本质的不同，更胜一筹也是意料中事。 　　

内容概要

　　本著是《南渡北归》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感知历史真相并扼腕浩叹的同时，也生发出“在史中求史识”的冲动，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

作者简介

岳南，山东诸城人，1962年生，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现居北京。著有《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天赐王国》《风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另著有以自由知识分子学术精神与情感命运为主体脉络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李庄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等十部，其中《风雪定陵》《西汉亡魂》《遭遇兵圣》《千古学案》《万世法门》（合著）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为中国最具全球影响的当代著名作家之一。

书籍目录

第三部
第一章　山河崩裂
　◎ 国宝争夺战
　◎ 学人抢救计划
　◎ 金陵王气黯然收
　◎ 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
　◎ 人生长恨水长东
第二章　浮海说三千弟子
　◎ 归骨于田横之岛
　◎ 傅斯年之死
　◎ 胡适：青山就是国家
　◎ 生命的最后机缘
第三章　短兵相接
　◎ 批胡运动悄然兴起
　◎ 面对“人民的敌人”
　◎ 再掀高潮
第四章　胜利的牺牲品
　◎ 但愿来生不姓胡
　◎ 万叶千声皆是恨
　◎ 胡思杜之死
　◎ 胡适出任院长
第五章　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
　◎ 告别清华园
　◎ 梅贻琦出走内幕
　◎ 最后的光芒
第六章　大师远去
　◎ 胡适、梅贻琦之死
　◎ 代院长李济
　◎ 郭沫若斥骂董作宾
　◎ 学术巨人的消失
第七章　池南旧事不堪记
　◎ 吴金鼎之死
　◎ 花落春仍在
　◎ 林徽因之死
　◎ 陶孟和之死
第八章　高才短命人谁惜
　◎ 大时代里的曾昭
　◎ 田野考古的第一位女性
　◎ 改男造女态全新
　◎ 巷哭江南尽泪痕
　◎ 灵谷塔下付劫灰
第九章　“铁证”下的亡灵
　◎ 《海瑞罢官》出笼
　◎ 引火烧身
　◎ 投靠胡适的“铁证”
　◎ 吴晗之死
第十章　简编桀犬恣雌黄
　◎ 花落春意尽
　◎ 国魂消沉史亦亡
　◎ 庙小神灵大
第十一章　百年驹隙过如驰
　◎ 中国人的原子弹之梦
　◎ 一个有志和有趣的人
　◎ 曾昭抡之死
第十二章　壮志未酬陈梦家
　◎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 厄运降临
　◎ 蓝的星，腾起又落下
第十三章　人间热泪已无多
　◎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 胡康河上的白骨
　◎ 从芝加哥到南开校园
　◎ 诗人穆旦之死
第十四章　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 当年盛事久成尘
　◎ 清华一把手叶企孙
　◎ 熊大缜遇害之谜
　◎ 离奇的C.C.特务案
　◎ 梁思成与叶企孙之死
第十五章　悲回风
　◎ 北归残梦终成空
　◎ 虎落平川
　◎ 康乐园之会
　◎ 陈寅恪之死
　◎ 吴宓之死
　◎ 哲人其萎
后记

章节摘录

1948年冬天，梅贻琦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毅然乘机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梅氏当年怀揣怎样的心境，如何忍心撇下凝聚着他光荣与梦想的清华园，像一位孤独的骑士一去不回头？此点，梅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回忆文字，亲朋、弟子的回忆则大多支离破碎，且说法各异，只有详加考证，才能抽丝剥茧，弄清事实真面目。据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跟他说起当时离开北平的情形，梅说：“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袁氏这一说法显然过于荒诞离奇，近似妄言，实不足信。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常言道，龙行有影，虎行有风。梅贻琦的出走及其出走动机再神秘复杂，总有线索和踪影可觅，因为他毕竟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况且还是一座知名学府的一校之长和一位大教育家，其思想、言行至少在清华同事和亲近友好中留下吉光片羽。且看下列人员的回忆——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1947年冬，母亲住院做肾切除大手术，正在美国讲学并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的父亲，特地赶回来照顾她。圣诞之夜，我和姐姐忽然接到清华梅贻琦校长的邀请，要我们姐弟到他们家过节。但是去后发现只有我们两个小“客人”，梅校长也不说话，我们显得十分拘束。不久，就听说梅校长从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飞离了北京。他当时请我们姐弟，也许是有意借此向我们的父母表示告别吧？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他临走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记了，在门口他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最后两句话是他思想的一闪念，很紧张。以后到上海后，他给我通过一次信，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梅贻琦好友、物理学家李书华：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半北平突被共军围攻，西苑与南苑机场均不能用。北平城内动工建筑一个临时机场，利用东交民巷东面围墙外的操场与东长安街东部一带地方，作成南北方向跑道一条。十二月廿日晚间政府派第一架飞机到北平接人，降落于该临时机场上。廿一日清晨我与月涵及袁守和（同礼）先生和袁夫人等数人，携少许随身行李登机飞往南京。这是差不多十四年以前的事。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北京解放前夕，我的大女婿在国外，我怕大女儿祖彬与丈夫长期分离，就跟梅先生商量，决定由我送祖彬出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带祖彬及她的两个小孩搭亲戚（南按：卫立煌将军）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广州，之后不久又转到香港，借住在祖彬爱人的兄嫂家里。这时候梅先生还在北京，他为学校事务城里城外地奔波着。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进城办事，赶上北京城被围，阻于城内，从此再没有回到清华。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走了。以后，梅先生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国朋友，约他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样，梅先生就离开中国大陆了。另，我在广州报纸上看到谁谁走啦，就是梅校长还是从里从外照顾学生。以后，听说进城以后，出门证作废了，他住在北京饭店，那时南苑的飞机场炸毁了，在东单修跑道，有飞机去南京，他赶上尚在北京，梅贻琦和华罗庚就坐那个飞机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后又到上海，当时李宗仁在南京。我们就在香港相遇，我从广州到香港，他从南京、上海到香港。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祖芬带来，他说他念书呢，是个学生，不要紧，我是不能回清华啦，能出城还是要出城。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浦江清日记：1948年12月14日，“据说昨晚林彪部队由沙河、清河冲来，因国民党军炮火猛烈而退却。转向西边，向台湾新练的国民党军进击，所以清华园附近又平静了。下午，有消息云校方预备一辆卡车，同人女眷想进城的可以搭车，限于女眷。四点前，内校门外挤着许多人，慌乱得很。梅校长在城内，今天上午十一时许小汽车返校，带来款项，下午三时发薪。这次我的薪水近金圆券千元。……晚上没有电灯，早睡。听见炮声，在南方。气象台的大炮已经撤掉了（南按：国民党军在清华安装），据说是梅校长在城里交涉的，先是撤在圆明园内，后来撤往城内了。”12月16日，“城内交通断绝。邮箱电话都不通。据悉，胡适夫妇已飞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惟其眷属仍留平。梅公似尚未成行，黑板报云政府要梅公飞京。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共军既把平津路也切断，中央军已无退路，困守北平城。……共军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12月24日，“上午十时开教授会。通过议案二：一、挽留梅校长，请继续为本校服务；……晚间至冯芝生宅，参加起草挽留梅校长函，觉措辞颇困难。梅先生于十三日因公进城，十四日午时返校，下午又进城，以后交通阻断留居城中，迄未出城。无线电消息，孙科新阁名单中，梅氏长教育部。学生会一致挽留，谓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云。教授会亦一致挽留。我们起草虽斟酌措辞，然据冯公所得消息，梅先生已于本星期二飞京，挽留已为形式上之事矣。谅梅公亦有难处。”12月30日，“昨日为梅校长六十诞辰，原定进献油画像一帧，并有祝寿词（冯公所作）并油画像题词（张子高先生所撰），装成册子，同人皆签名于后。梅先生已行，颇可惋惜。册子仍传观，余亦补签名于后。” 梅贻琦秘书沈刚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战争临近北平近郊，清华园可闻激烈枪声。十三日星期一，枪炮声更密更近，学校决定自下午起停课。连日来校长皆于下午进城与城内各大学校长商讨应变措施。十四日下午，校长以电话把我召至其家，交给我一包股票和契纸（这是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的卢木斋后人交来用作基金的），让我整理好抄一清单。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条交给出纳组妥为收存。交代清楚后，校长便乘车只身进城。当晚黄庄一带即告解放，校长欲归不能，从此梅校长便离开了我们。梅贻琦清华同事叶企孙：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和我讲，在福建建立一个清华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没办成此事。清华的基金问题，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贻琦自己留一本资金账，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时一同同他到南京。梅贻琦清华同事陈岱孙：1948年底，我记得我还在上课，就听见霹雳啪啦打起来了，课也上不了啦，下课吧！下课之后，下午就找梅校长去了，他正要动身进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赶快进城，要弄一些钱来，因为学校没钱了，弄点钱来，让全体师生员工渡过这一段时间。我拿了钱，马上就回来。”但是他那天晚上没有回来，后来就听说他到南京去了。后来叶企孙告诉我，梅校长进城去了，拿了钱了，坐汽车出来到西直门，西直门关了。那时候，西直门每天晚上都关门，10点钟左右关门，不过有一个出门证，清华也有一个三联单出门证。有出门证，可以开这个西直门出来，随便什么时候办理都可以。但是那一天，出门证失效了，不许出来，就回到城里去了。住到胡适家里，过了一、二天，胡氏说，你不必回去了，跟我一起走吧！于是就跟胡适一起走了。梅贻琦秘书赵赓：12月10日，清华作出决定将于十三日停课。翌日，梅召校长室秘书沈刚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纸，乃天津卢木斋后人出资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条一根。下午入城开会。晚间在市内接电话，得悉解放军已占领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门之大路亦遭封闭。15日，大批解放军正式宣告围城，梅不能返校，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暂主持校内事务，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于是“先生从此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梅贻琦助手蔡麟笔：卅七年冬北平情况紧急，教育部派专机接梅先生南来，当时正值孙哲生组阁，再三邀请梅先生入阁，梅先生……心殊不安，曾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所以始终婉谢，卒不就职。从以上相关人员的回忆可以看到一个轮廓，这便是：梅出走北平之前有过较长时间的思想活动和准备，最后下定决心离平赴京。至于梁从诫所说梅氏向梁思成、林徽因告别的良苦用心，或许当是事实，只是梁氏所说此事发生在1947年似乎不确，查《林徽因年谱》，知林于这年夏天病情恶化，须做肾切除手术，梁思成改变旅美计划提前回国。10月初，林徽因入北平西四牌楼中央医院，准备手术治疗。12月24日，林徽因在白塔寺医院进行手术。术前，林担心手术失败，特别致信美国好友费慰梅：“再见，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13]结果，手术很成功，林徽因出院后回到清华园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这个事实说明，林住院动手术离解放军围城还有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梅不可能这么早就作弃清华园而去的准备，唯一的可能是，梁从诫所言确有其事，但时间有误；或时间和事实俱有误，因为若把时间放在1948年，与林住院做手术之事又不相符，此事只有梁从诫本人出面，才有可能重新弄一个合理的说法出来。其他人的回忆，除了梅氏临走时所说的某某如何如何的话不可考实，或者说没有旁证加以坐实，离清华园和北平的时间、地点、事情进展脉络基本不差，只有一度做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在1980年10月清华召开的纪念梅贻琦会议上，谓梅在城里住胡适家中并与胡一道飞南京的说法，曾引起出席同一次会议的原清华党委办公室主任何介人当场质疑。何说：“据台湾出版的一份材料说，梅先生进城后，没有住胡适家。有人告诉梅先生南苑机场有一架接胡适的飞机，你是不是一齐走。据说梅先生说，不是接我的我不走。后来是乘另一架国民党接教授的飞机走的。”[14]何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用不着根据台湾的材料加以佐证，从梅氏出行时接触人员的叙述和当时《申报》等媒体报道即可见出事实真相。这个真相，梅贻琦一位年轻的清华好友张起钧说得更加清楚。张说：“三十七年冬，共军围北平城，我侥幸得与梅贻琦先生同乘政府接运教授的飞机离北平，在这一段变乱危难的当中，我看到了梅先生崇高伟大的人格，垂为典训的风范。真所谓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按张起钧的说法，梅贻琦离平的大体经过是：12月9日得知东单操场的临时飞机场修好，政府飞机来接运教授。当天晚上梅贻琦和北平师范大学袁敦礼校长等学界领袖以及少数第一批接运的教授，齐聚在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的办公室内，商讨第二天南飞事宜。鉴于胡适飞走时的混乱情形，大家主张有秩序地组织起来，由梅氏为主导，跑腿打杂的事则由年龄最小的张起钧担任。同时规定裁一部分邮简由梅、袁签字，郑天挺和张起钧盖章，算作临时飞机票，凭票登机。张说：“这批起飞的除了梅先生和本人外，计有李书华、张颐、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敦福堂、赵梅伯……等先生。（当时本还有胡先、钱思亮两先生，第二天临时因故未来，又改补旁人，梁实秋夫人便是临时补进这批飞出的）计划好后，二十日清晨大家齐集北京饭店候机，由于南京有雾不能起飞，大家又在北京饭店住了一夜，二十一日中午起飞，傍晚到达南京。”关于何介人在会上质疑陈岱孙说法过程中，提到梅贻琦曾说过南京派来飞机“不是接我的我不走”之事，张起钧似乎较为清楚并有过这样的叙述：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临难不苟的精神。在梅先生离平的前几天，我偶然去看胡适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将搭乘政府来接的专机离北平。于是告辞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顺利成行。傍晚获知：由于共军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飞机场，胡先生一行并未能成行［后来傅作义下令军队冲了一阵，护住了机场，胡先生才与张佛泉先生等在十五日起飞。（南按：张当日未能起飞，过了几天坐民航机出来的）］。这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事，那时清华的敦福堂教授逃进城来，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里候机离平，何不通一消息（因为当时北平的局势已极混乱，大家不能保持正常联系），使梅先生与胡先生一起飞出围城？于是敦先生便马上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离开这围城。尤其长春围城的惨状，大家谈虎色变。假如北平的战事继续下去，则其情形将不堪设想。何况还有政治立场的问题？因此在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那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最后，张起钧说道：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而深深的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诸于言。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的情势的陪衬中，才能了解其意义。若是摒弃背景，脱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象，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正是梅贻琦无愧于一个“人物”，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报时的吴晗一样面无血色，“连滚带爬”地丑态毕现；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尊，屈居于同是一校之长的胡适膝下，求其走后门开舱救济，何况关乎清华续亡存绝命脉的全部庚款基金还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梅贻琦绝没有仿效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挟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于糊涂到把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忘却。因而，在胡适出走之后，南京再派机“抢救”梅贻琦就成为一种必然。而此前袁随善所说梅于匆忙中被稀里糊涂地“驾上飞机”的妄语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伪不但与梅一同飞南京的李书华、杨武之等人日后在回忆文章中道出实情，即在飞机降落南京的当天傍晚，守候在机场的《申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对梅贻琦进行了采访，梅说：“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建联大或无可能”云云，内中透着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强行架上飞机，又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因而只能说袁随善所言，是一个颇为离奇且有点像警匪片一样刺激的故事，只是这故事编造得过于荒诞离奇罢了。1965年，也就是梅贻琦去世第三个年头，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16]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心灵深处。叶是清华知名的教授，与梅共事多年且私谊甚笃，他对于梅的评价绝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辞令，而是真实地道出了梅的内在本质。这一点，从冯友兰的回忆中亦见得分明。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说：1948年12月上旬，陈雪屏从南京到了北平。陈本来是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来当了西南联大的训导长，南京认为他有一套对付青年的办法，把他调去当了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抵北平时，由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已推至昌平一线，陈于匆忙中招集梅贻琦等清华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并云南京已派飞机至北平南苑机场待命，被“抢救”者随时可以登机南飞，等等。在场者相顾无言，均不置可否，会议不了了之。想不到挨到12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话”。[17]冯友兰听罢不禁黯然神伤，又不知如何言说，二人相望不语，握手含泪道别。就在陈雪屏抵平促梅贻琦南飞的空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即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甚密，时闻炸弹落地爆炸之声。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1948年8月12日，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病逝，由浦氏暂代其职），闻枪炮声急忙赴陈宅，报告时局，但有点出乎意料。按浦氏的说法，当时清华园内师生之间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当浦江清说到陈雪屏已来北平并欲“抢救”有名望之学人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时，陈寅恪答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又说：“上回他谈，认为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胡适也曾说过，他不想在南方再设北京大学。看来政府要北平大学教授离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已（以）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这次因为陈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畅谈。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18]此时，梅贻琦正在城中，开始紧张地把清华重要账册、文件移存北平城内提前预设的一个保管小组管理，并作流亡准备。通过对上述回忆文章的梳理、对照、鉴别，结合当时的情势和其他旁证，梅贻琦出走的历史公案可作如下判断：梅离平南飞是自觉自愿的，无人对其施压或胁迫，走前对政治时局和个人处境有过慎重考虑并与同事、好友等商讨，同时对陈寅恪出走产生了一定影响。梅离开清华园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4日下午，进城后住北京饭店，开始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等人商讨乘机离平的具体事宜。大约在城内逗留了一个星期，21日中午与杨振宁之父杨武之等教授一起在东单机场登机，傍晚抵南京。整个过程用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的话说就是：梅的出走“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疑的。”[19]在这一关键转折点上，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梅贻琦尚未离开清华校园，曾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留下来继续主持学校事宜。此时已秘密赴解放区投奔中共的原清华历史系教授吴晗，也发来“挽留”函电，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发出广播，谓“北平各大学惟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勿擅离”等。[R]但梅贻琦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乘机飞离北平赴南京，进入溃退中的国民党中枢，未久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海外生活。◎梅贻琦出走内幕既然此前梅贻琦曾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对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劝说于不顾，抛下清华师生执意南飞呢？纵观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虽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掌校期间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尽量给予庇护，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本身所计，并不是说他就赞成共产党与马列主义，或者赞同共产党的思想观念与施政方针。此点他在昆明时已表达得明白。如前文所述，当他看到闻一多、吴晗等人以“斗士”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斗”起来之后，于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20]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对时局的看法，因而当1948年年底，吴晗以中共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其留下来时，梅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机南飞。据传，有一次，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21]这个话是梅贻琦于什么时间、对谁说的，至今尚没有落实，也只能是估妄言之，估妄听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梅的出走与陈寅恪大体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将到来的新的文化、教育环境，以及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悖的当权者的精神控制。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一案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与毛语录的理论共存？”[22]对于中共于张家口发“挽电”一事，梅的秘书赵赓飏则认为是一种“劝降”行为，而“先生闻此，认为一向未曾左倾，今日闻此类似诬蔑之词，对政府同仁，殊有无法表白之苦”。[23]对于种种说辞和解释，梅的学生辈人物、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虽有些刺耳，但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便会承认，这种分析还是切中要害的……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著和坚守”。黄氏所言，并非妄谈。但是，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梅贻琦离平南飞，或陈寅恪在出走后于自己诗作中所说的“避地”、“避秦”，固然有“逃避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俄专制独裁体制和文化环境”之因，或“像过去的许多历史事件——例如王国维的自沉事件一样，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一种政治文化现象”。（黄延复语），但对这种政治文化现象的考释，又大多局限于国共政治之不同，而未涉及更深层的思想根源，更没有人把梅贻琦的出走，与他1931年年底出任清华校长之职时所说的话联系起来并加以考究。在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讲中，梅贻琦说道：“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4]后世学人所谆谆乐道的往往是后一句，但前一句对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为重要，“乔木”与“世臣”之分别，意味着对“故国”不同的价值认知，梅直到在台湾去世，一直是把国民党在大陆主掌的中华民国与台湾地方政权连在一起，并当成合法政权与“正朔”，这个“正朔”所在地，就是他心目中的“故国”，而自己与南飞者正是故国中“世臣”的象征。当然，南飞时的梅贻琦尚未意识到国民党会如此迅速地崩溃并丢失整个大陆，他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历史上的南北朝局面，而江南政权便是他心目中的“故国”，江北则是一个与他不相干的新政权，其心理与陈寅恪基本相同。按照陈寅恪南飞前的估计，抗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国共之争不可避免，其结果将使中国形成一个南北二分的局面。因而在1946年春，陈寅恪有《南朝》《北朝》诗问世，是谓把南北朝比拟国共两个政权。陈寅恪次女陈小彭曾对人说过：因为陈氏以为国、共可能如南北朝般以长江为界，后来才在去留问题上迟疑未决。[25]当然，这个“去”是由上海或广州去台湾，而不是由北平去南京。就当时的局势而言，与陈寅恪、梅贻琦持相同观点者大有人在。时在国共争战中悄然崛起且欲与国共两党一较高下的第三党领袖章伯钧曾公开放言：“……起初认为共产党只能活动在黄河流域，后来的结论是：‘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至多是个‘南北朝’，是个相持的局面。即长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蒋介石及其他。在这相持的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为，在政治上举足轻重。”[26]淮海战役一役，国民党军溃败，继之北平已失，国共进行貌合神离的“和谈”，已赴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致李宗仁的信中仍坚持：“……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这封信除了反映出傅斯年骨子里永不服输和硬撑、霸道的性格，还明白无误地昭示他心中对南北朝局面形成的希望和尊奉国民党为“正朔”的心理。事实上，对国共两党形成南北朝局面的预测，并不是一般的官僚政客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虚妄幻想，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斯大林也有意图让中共与国民党政权划江而治，如“两个德国”或“两个朝鲜”之例，形成“两个中国”，也即南北朝局面。[27]而“文革”时，有人怀疑陈序经1948年任岭南大学校长一职，是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授意，目的是破坏中国统一，制造“南北朝”局面。[28]尽管这一怀疑迄今未得到证实，但美苏两个帝国主义大鳄插手国共之争，并打着渔翁得利的如意算盘是肯定的，苏俄帝国主义的滔天罪恶后来与中共反目成仇时得到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在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那著名的光辉篇章《别了，司徒雷登》中已说得很清楚：“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遗憾的是，中共采取了背着手撒尿——不理胯下那个小东西的战略战术，司徒雷登新店没能开成，只好强撑起焉儿叽地的小头“挟起皮包走路”。[29]梅贻琦飞抵南京时，司徒雷登还很神气地挺着脖子对国共双方指手画脚，整个长江以南与西部地区还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一个新的“南北朝”轮廓在枪炮硝烟中若隐若现地飘浮于大江两岸。梅贻琦此刻从容南下，除了像陈寅恪一样为了“避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像抗战初期胡适出使美国为了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战争一样，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作筹码报效“故国”，而梅氏作为清华校长和“故臣”的名分便得以延续。假如国民党“和谈”成功保住半壁江山，陈寅恪对浦江清说的“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预想，以及梅在南飞前亲口对叶企孙所说到福建或广州等地另建清华的计划便可以实现。只是国民党本身太不争气，兵败如山倒，转瞬间樯橹灰飞烟灭，梅贻琦在福建重建清华的梦想成为泡影，不得不另谋他途。事实上，后来在台湾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一构想的延续。梅贻琦飞往南京的第二天，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其为教育部长，梅却坚辞不就，只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上海老友朱经农家中。对于自己坚辞教育部长的原因，梅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说道：自己“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渐愧，怎好跑出来做官？”[30]虽拒绝“做官”，却并未放弃“作事”，梅在南京与上海的短暂日子，尽其全力协助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处理当时严重的教育问题。1949年6月底，梅由广州赴香港，与夫人、孩子短暂相聚后飞抵巴黎，与李书华等五人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并出任常驻代表。会后在巴黎南郊儒维集（Juvisy）小镇与李书华同居一公寓，未久赴英国伦敦。1949年12月，梅飞抵纽约，同云南籍失意政客缪云台合租贝松生（建筑大师贝聿铭之父）的一所闲置公寓暂住。自1950年起，梅贻琦出任华美协进社（ChinalnstituteinAmerica）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贻琦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他在离平南飞之际对教务长吴泽霖所说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就指此事。梅贻琦到协进社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己为自己支付薪水，每月三百元，以维持日常生活。自1951年起，梅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其间，梅贻琦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萧家魁回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因当时环境关系，这封信未及交给学校，此事便不了了之。[31]据说，北平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贻琦订购赠送，可惜没人当回事而任其流散了。[32]鉴于当时纷乱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到台湾归政府支配，或请其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但皆被梅贻琦拒绝。当时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是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蒋梦麟，干事长是在美国的胡适，台湾当局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遂派蒋梦麟赴美与胡适、梅贻琦等董事会人员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两点结论：一、清华基金保管案，自1929年董事会成立时就已经决定中美政府不再干涉，全依国际习惯办理。董事出缺自行补选，全部基金调移台湾似不可能。此议由干事长胡适正式函报蒋介石说明；二、清华复校原则可行，如何办理由梅贻琦校长与台湾教育部研商决定。尽管蒋梦麟与胡适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仍受到一些国民党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纠缠和刁难。据梅的助手赵赓飏回忆：“四十年冬天，政府已经决定令清华在台复校，而有的官员倡言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的余额，最好尽量花光，等于‘雪洗国耻’。梅校长对此虽然不表示意见，却从心里不赞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实，也不可能办到。”[34]赵氏所说的保管案，除了明确政府不予干涉外，这笔庞大基金的支用手续，必需由政府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并提出相当计划提交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是否通过并拨发利息（本金不能动）。鉴于既成规则的严格限制，许多人对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发一通荒谬的怪论而无可奈何，就连包括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外交部长”的叶公超也是如此。叶回忆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那时候国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台湾。我最初也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期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就在台湾当局时刻关注梅贻琦的动向并设法令其尽快回到“故国”怀抱时，中共方面也没有忘记梅的存在和巨大价值，1949年年初，奉命接收北大、清华的吴晗曾公开表示梅应该留在清华，而对胡适大为反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协和大礼堂对北京高校校长、教务长谈话时，再次提到梅贻琦，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36]尽管梅贻琦确实没有做过对中共不利的事，但他还是没有回应周恩来这位南开小校友与中共的好意，毅然由法国赴伦敦，然后又去了美国。就在梅于伦敦短暂停留的时日，一帮清华校友又闻风而动，开始做梅的“政治思想工作”，促其返归大陆。一位叫方钜成的清华校友在许多年之后说：“梅校长在公寓安顿下来后，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便饭……谈话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祖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同学也即将归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梅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了片刻，梅先生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37]面对梅贻琦的态度和后来转赴台湾的事实，方钜成颇为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会有所不同的。”这位表示懊丧的方钜成回到大陆后任外文局《北京周报》编辑，曾与姜桂侬合译过《周恩来略传》等书出版。陈益回国后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不知这几人当时是否受中共特别指示专为做梅的工作而设此宴，从陈氏慷慨急迫的言行推断，奉命行事的可能性极大，但也不排除“自己跳出来”的成分。历史每到一个社会大动荡、大混乱的转折时期，总有一部分人怀揣不同目的“自已跳出来”折腾点什么，只是方钜成等辈的折腾给世人一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感觉。《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方钜成等人不管是奉命还是出于自己一相情愿，只能说他们既不了解老校长，又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清华沉痛的历史背景与未来将面对的厄运。世人看到的是，未出一年，“思想改造运动”兴起，站在左、右不同思想阵线的各色教授，开始了站队与“洗澡”。紧接着，清华被肢解，只剩一个工学院独木支撑。随着一连串更加猛烈的运动开始，许多教授被打成了头戴白色高帽的“右派”分子，或颜色相同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秋风扫落叶式的政治风暴中，全国上百万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遭此厄运。茫茫苍穹秋风渐紧，寒气袭人，铺天盖地的大风雪即将压城而来，清华园内，一个个齿摇摇发苍苍的老“海龟”，被“可下五洋捉鳖”的红色革命小将们捉上“斗龟（鬼）台”，于刀风箭雨中喷出最后一腔碧血。脚下，那浸染在腥风血雨中的朵朵黄花，于凄苦苍凉的大地上瑟瑟颤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隔三十余年，当中国民众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普遍从那场恍如隔世的噩梦中醒来时，方钜成等辈还煞有介事地对当年的“义举”大发感慨，并为没有把梅贻琦弄到大陆而痛心疾首，真可谓糊涂得可以了。如此妄举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陈寅恪的门生、压根就不具备与导师对话资质的汪篯，作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特命全权大使”赴广州中山大学，“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劝陈寅恪北返的那一幕。所不同的是，汪篯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与无知，而方钜成辈可能至死都活在没有把梅弄回大陆的遗憾之中，这个遗憾又渐渐演化成人生中一个残碎的大梦而连绵不绝地做下去。然而，梦终归还是梦，总有醒的时候，倘有朝一日方钜成们从这陈年大梦中醒来，对着镜子问一声：“我姓啥名谁？”可矣！1954年春，受台湾当局邀请，梅贻琦赴台参加“国民大会”选举“总统”，4月返纽约。在这期间，国内有一位教授朋友受中共委托写信请其回归大陆。此时已由香港来到纽约的韩咏华看了信后试探性地问梅：“你看共产党怎么样？”梅贻琦答道：“把国家治理得不错。”[38]但梅贻琦最终未能回归大陆，而是在一年之后去了台湾。

后记

本作品自2003年春开始采访和收集资料（与影视剧作家杨珺、钟亦非，编辑家史奉真等在送别宴会的暗夜里告别，乘机到达成都时，听说北京的“非典”已正式揭开了盖子并撤掉了两位拿着人民的俸禄，欺上瞒下、阴奉阳违的官员；到南溪县招待所时听说有死于非命者；到李庄镇时听说已有数人横尸大街小巷了)，几经奔波努力，于2006年秋进入创作状态，直至今日方得以完成并有幸出版，屈指一算，悠忽8个春秋过去矣！回首往日四处奔波忙碌的情景，犹在眼前。遗憾的是其中部分受访者已命赴黄泉，墓有宿草了，令人思之伤感。值此之际，谨向在采访、创作过程中给予支持、帮助的机关、团体、学校等机构表示感谢。向已故的、健在的前辈和同辈师友表示谢意。本著所涉历史与考古部分，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世民先生审校并提出修改意见，使书稿原有的错讹减少到最低限度，特表感谢。当然，在本著面向全国和部分海外读者发行之际，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百岁老人何兹全先生，以及台湾中研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联袂推荐的热心、挚诚和期待，表达一个晚辈学人的感激之情。

媒体关注与评论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东城老父机先烛，南渡残生梦独多。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陈寅恪《余季豫先生挽词二首》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冥想》

编辑推荐

《南渡北归3:离别(震撼大结局)》编辑推荐：《南渡北归》系列图书之“离乱大结局”，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台湾时报十大年度好书《陈寅恪与傅斯年》《风雪定陵》作者岳南巅峰力作，茅于轼、何亮亮、李国庆、余世存、解玺璋、张颐武、李存葆、莫言、朱向前、张志忠、徐贵祥、王久辛、崔卫平联袂推荐。CCTV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联合投资拍摄由《南渡北归3:离别(震撼大结局)》改编成的大型电视剧，《南渡北归3:离别(震撼大结局)》作者耗费8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搜阅近千万字珍贵资料，第一次全面描述了关于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即使你没有读过《南渡北归1：南渡》《南渡北归2：北归》，依然不影响你直接阅读《南渡北归3：离别》！《南渡北归3：离别》的故事震撼又精彩！

用户评论 (总计147条)

•   《南渡北归》是一部描写20世纪大师们整体命运变迁的群像传记。作者岳南先生耗费8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搜阅近千万字珍贵资料，最终集大成洋洋洒洒160余万字（仅注释就有40多万字），全面描述了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最后又不得不分隔海峡两岸的故事。作者将考古的严谨求是精神与观史的客观态度合为一体，并将其融入到文学作品当中，从而让这部《南渡北归》集文学性与史料性于一身，让我们在客观详实的文字中感受到大师们在世事变迁中的无奈及其顽强务实的科研态度和自由独立之思想精神。
  
  本书为《南渡北归》三部曲之大结局“离别”。经历过“南渡”“北归”的知识分子，由于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走向生命的终点。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和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本来同仇敌忾的知识分子因国共对立的政治形势而面临着或“左”或“右”的取舍，由此生发出其不同的命运结局。整体观之，可分为三类。一类偏“左”，以闻一多、吴晗等亲共人士为代表，极力为新政权的建立奔走呼喊。一类偏“右”，以胡适、傅斯年等排斥“苏联式专制”人士为代表，毅然随“党国”飞往海峡对岸。一类“不谈政治”，以陈寅恪，梅贻琦等人为代表，无论身在何地，皆以“复兴教育，弘扬学术”为根本，顶着所在政治环境压力，辗转前行，将一生心血浇注于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土壤中。
  
  海峡彼岸，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史语所的创始人，一生仗义敢言的“傅大炮”，被胡适称为“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开创“台大”一代新风的台大校长，历史学家，“学术大鳄”傅斯年，却带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最早“归骨于田横之岛”。而其师辈人物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鼻祖，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闻名学界，一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一代宗师，在辗转美国多年后，由于其“不屈不挠不合作”的态度，在两岸政治斗争中被批判，被唾骂。背负着“我的朋友”甚至亲生儿子的言枪语箭的攻击，怀着对“自由”的无限期望，溘然长逝。与之同去的还有梅贻琦，这位将毕生心血献于清华的“终身校长”，伟大的教育家，秉承“兼容并包之态度，学术自由之使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播下了延续清华的种子并使之精神发扬光大。“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梅校长所言大学之道仍深入人心。
  
  回首大陆，红色政权相继开展的“反右”、“四清”运动直至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让知识分子们失去了自由之空气，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终遭迫害。作为“左倾”代表的史学家吴晗，想不到自己在风光得势后，会引火烧身，被迫害至死无葬身之地；对新政权充满希望，一心为国家科学事业奋斗的曾昭抡、曾昭燏兄妹，终因历史家世问题而死于非命；梁思成、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钱钟书等一代名家，在红卫兵小将面前受尽侮辱，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至死；就连“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不问政治”，“一心向学”的道路上也难以独善其身，在风声鹤唳的政治氛围中惊惧而逝。随着1984年逻辑学大师金岳霖的去逝，二十世纪灿烂的学术星河中最后一颗巨星就此陨落，喧嚣的世间一座学术大山于岚烟雾海中无声地隐入历史深处，一个时代结束了，继而发出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悲鸣。
  
  何以“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是因学术自由的风气已然破坏，孕育大师的土壤已经荡然无存。在一种思想统天下的时代，在物欲横流、价值观被扭曲的时代，没有一颗枝叶能够冲破牢笼而自由生长，没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挺身呐喊。在政治第一的环境下，只有“郭老先生”般的御用文人，只有昧着良心高喊“三门峡大坝”可建的“专家”，只有为“药家鑫之死罪”开脱呼吁的无良“教授”。逝去的历史真相被尘封遮蔽，曾经的沧桑辉煌被匆忙遗忘。
  
  《南渡北归》的问世，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大师精神的向往，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时代需要大师，创新需要大师，民族的灵魂需要有大师承载。“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民族精神焕发的源泉，在高喊“创新”“发展”的今天，此精神尤其重要。我们看到，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已进步良多，许多禁书得以重新出版，许多历史史实得以客观评定，这些都昭示着人们有了更多自由表达的权利，民主的观念已愈发深入人心。然而，我们也该清醒的认识到，在通往更加自由的路上，我们还任重道远。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无愧于天地，无愧于祖宗的胸怀和果敢来深化改革，培养大师滋生的学术土壤，让社会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健康发展，切莫使“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成为一句谶语。
•   那些20世纪知识分子在南渡，北归之后，终于在1949江山易鼎之时，开始了悲怆大离别。以详尽史料、恢弘场景构筑起来的煌煌百万字巨著《南渡北归》系列，也迎来了震撼最强音。
  
  结局篇《离别》“书接上回”，着重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最终不得不再作抉择、忍痛离别，从此台湾大陆天各一方，遭遇各自五味杂陈的命运剧变。不同知识分子在这一时刻的选择，宿命一样地决定了他们最后的命运。去台湾的胡适、傅斯年、钱穆……留在大陆的陈寅恪、金岳霖、冯友兰、吴晗……一边备受尊崇，一边遭受批斗、抄家……
  
  由此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南渡北归”的另一层意思还在于，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等，随着内战爆发，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并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死后倍受哀荣。而陈寅恪、吴宓等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蓦故土，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如向达、汪钱、陈梦家、傅乐焕等等。也有一部分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真让人欲哭无泪、扼腕浩叹……
•   跟学友讨论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三部曲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全面：整个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包括爱恨情仇，在这套书中几乎被一网打尽，得到较为全面、真实的反映。
  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全部大师，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冯友兰、顾颉刚、闻一多、钱锺书、吴晗等两代学术大师的生命轨迹，以及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徐志摩等人的爱情纠葛与学术贡献。
  
  2：史料珍贵：我听很多读友说过，本书的史料独特而珍贵，注释里面往往会有耀眼的闪光，让人读起来暗爽不已。据说作者为写此书，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抗战八年中国知识分子们云集之地如——长沙、蒙自、昆明、李庄、成都、重庆等等，皆实际考察采访，除拍摄照片外，还在当地采访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也因此与同类题材的其它作品有本质的不同。
  
  3：客观：不偏向国共任何一方。比如结局篇《离别》时间上从一九四八年国民党运国定黄金入台和所谓“抢救学人”行动起，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吴宓去世止，跨近三十年，写了国共临近解放之际争夺人才、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文革”运动，描写了前两卷所写的知识分子分别在大陆和台湾的精神状态与生活、工作、学术创造诸方面情形。
  
  4：政治真实：本书第一二部写的是1937—1949年的事情，书稿提到的人物其时多是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其时工作与生活的苦难则主要是日本侵略造成的，与现执政党和政府并无大的关系，所以那两部书稿并不存在整体上的政治风险，只是有些词句或观点不妥罢了。而本部即第三部主要写的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所写的人物也大多生活在大陆，主要是与执政党和新中国政府发生关系。由于本书稿中留在大陆的人物在解放后都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每个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了不少苦，如实写出来的都是一本血泪账，其震撼性丝毫不亚于《往事并不如烟》。
  
  总之，《南渡北归》之后，民国知识分子不再面目模糊，我们也可以合理地预测，任何关于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讨论都绕不开这部书。
•   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
•   在翻开这本《南渡北归》的第三部前，我已经知道这将是极为沉重的一部。然而，当看到目录里那一个个“××之死”的标题时，我依然感到心被狠狠攫住一般，有透不过气的感觉。是的，南渡之后有有北归，可是离别之后便再无相会之期，因这绝不是温情脉脉的依依惜别，而是生离死别，是一个时代的就此终结。
  
  性格火爆的傅斯年去了，这个曾经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留下浓墨重彩，曾在抗日南渡期间为众多知识分子本组呼号的大人物，这个被称“学术大鳄”，豪爽敢言，桀骜不驯的“傅胖子”，最终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随蒋氏退守台湾。并最终心力耗尽，“归骨田横之岛”。而他的名字与功绩，也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差异，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书中被抹去，以致后世之辈，鲜有知其人者。
  
  风度翩翩的胡适去了，这位对中国近代文化影响至深，被誉为学界“祖师爷”的学者，只能带着自由主义无法实现的遗憾寓居美国，难归故土。其后还要因为自己的不合作态度而成为被猛烈评判和打倒的“反动人物”。以往的亲朋好友，甚至亲生儿子，都要向自己开炮唾骂，此中滋味，令人不堪。一代宗师，最终带着未尽的理想撒手西归，溘然长逝。与他同去的还有梅贻琦。北大清华，两位校长，最终陨落孤岛，令人悲从中来。
  
  风华绝代的林徽因也去了，长期的颠沛流离已经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让这位才女的生命如同风中残烛一般脆弱不堪。终于，在1955年，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后撒手人寰。一缕芳魂归天际，只留下丈夫梁思成和对她情根深种的金岳霖承受这份痛苦。
  
  然而，比起那些随后将要作别的人们，这几位的离去却还是幸运的。傅斯年归骨孤岛，虽然悲壮，但也算死得其所；胡适梅贻琦巨星陨落，海内同悲，出殡之时，备极哀荣，虽志不能伸，但最终求仁得仁，九泉之下也瞑目；林徽因在“运动”到来之前离去，更是上天对她的眷顾。因为若非如此，她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妖魅横行，群魔乱舞的时代，到那时所遭受的肉体与精神折磨，又岂是病痛所能相比的？只是那些苟活者们，却是没有这几位的“幸运”了。那些还在憧憬着五星照耀下的新生活的人们，却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怎样一场浩劫……
  
  随着“整风运动”、“反右”、“四清”乃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相继袭来，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噩梦，其间殒命者无数：被当权者弃若敝帚，郁郁而终的陶孟和；因为家族历史而背上沉重精神负担，最终从灵谷塔上一跃而下的曾昭橘；曾经得志异常，最终引火烧身的吴晗；不堪折磨和侮辱，自杀身亡的俞大絪，和在批斗与病痛双重折磨中死去的曾昭抡；曾与毛泽东关系甚笃，却最终求救无门，一命呜呼的李达；因为个性张扬而被批斗直至自缢身亡的学者陈梦家；曾经跟随远征军从缅甸丛林生还，却无法挺过“文革”的诗人穆旦；一代史学巨擘，最终活活被尿憋死的向达；想为学生平反，却把自己葬送的叶企孙；受尽侮辱批斗，欲苟活而尤不得的梁思成；还有汪篯、陈贤策、邓拓、翦伯赞……以及更多的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记载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能够撑过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与文化浩劫，在那段疯狂与人性泯灭的岁月中受尽欺凌折磨，最终黯然撒手。最后，那个“千古痴情”的吴宓也去了，在惶惑、恐惧与孤独中与世长辞，三百年来乃一见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在目盲足膑后，还被造反派扫地出门，最终在凄风苦雨之中咽下最后一口气；金岳霖活得长一些，但他的精神早已死了，哲人其萎，梁木其坏。曾经灿若星河的民国大师们，最终纷纷归于寂灭，空待后人为之长太息以掩泣……岳南在本书中的叙述，基本保持了平实和冷静，并没有太多渲染，然而，文字的平静却难以掩盖其背后隐藏的深沉情感，因为对史实的客观记叙，就已经寄托了太多太多，只要你真正用心读此书，你就会感受到这些：读到巨星陨落时，你会为之扼腕叹息；读到名士受辱，你会为之哀恸不已；读到宵小猖狂，是非颠倒，你会为之愤懑难平，目呲欲裂；读到大师受尽欺凌，凄惨而亡，你会为之挥洒热泪，良久无言……岳南的文字，就是有这种力量。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发出“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浩叹，然而何以至此？难道这些大师的离去，只是因为“败给了时间，败给了生命本身”？如果只是如此，那么这段历史也许令人悲伤，但绝不会如斯沉痛，令人痛心疾首！当你知道了只因一些“建言”而遭到灭顶之灾的“右派”下场，当你知道了“文革”中的革命小将们，是如何对待那些被当做“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老教授，你才会对“为何大师以后再无大师”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解答以及更加沉重的悲哀。是的，大师远去，再无后继，因为已经再无产生大师的土壤，剩下的只是一片万马齐喑，只是举国一致的歌功颂德，只是“统一思想”“打倒反动”。在政治高压之下，学术自由之风，兼容并包之魂已经荡然无存，又如何再能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即使是硕果仅存的几棵大树，也被我们自己连根拔起，劈成柴火付之一炬。是的，是我们自己砍倒了大树，将毒素注入土壤，至今流毒未去。既如此，又何必哀叹“大师不再”？凡事皆有因果，如此而已。
  
  大师们的时代悲剧，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幕。中国历史之上，但凡思想流派之繁盛，多起于乱世。春秋战国，礼崩乐坏，遂有儒道墨法百家争鸣，光辉今日仍不灭；五胡乱华，南北分裂，却也使得玄学佛教思想繁盛一时，更奠盛唐之基。清末民初，百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彼此交融冲突之时机，由此产生一大批思想界、科学界、文化界的大师，也属自然。然而学术自由的时代，总是短暂。始皇焚书坑儒，汉武罢黜百家；唐朝李林甫一句“君不见立仗马终日无声”，从此言路断绝，清朝屡兴“文字狱”，另广大士人噤若寒蝉，万马齐喑……时至今日，颠倒是非的政治风波已经成为过去时，但是陈寅恪等人所提倡之“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是否真的回来了呢？观彼等依旧只知献媚于上，欺瞒于下的“砖家”与官员们，以及还在高举“集体主义”，曲解自由精神的卫道者，令人难言乐观。然而，在随作者一起回顾了那曾经辉煌，也曾经惨痛而不忍目睹的历史沧桑，回顾那被匆匆遗忘和掩埋的尘封真相，以及各色人等在危难时刻的人格显现后，真正有志者想必将从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信念与目标，追寻自由之精神想必也能在更多人心中埋下种子。而这，正是本书的最大意义所在。
•   1945年，当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们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无不欣喜若狂，多年后坐在书桌前翻阅这段历史的我仿佛能看到他们脸上横流的泪水。他们原以为打跑了日本人，便可以重返家园，可以潜心治学，却不想内战仍然让那张书桌仍难以安放。不同的政治观点，不同的理想与追求，让他们不得不在战火中各奔东西，悲莫悲兮生别离，亲人、朋友从此天海相隔，有的竟一别成永诀。
  
  《南渡北归》的第三部－《离别》，主要讲述了海峡两岸的几位大师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的命运起伏，历历往事上所蒙上的厚厚尘土，被岳南先生的笔轻轻拂去，当真相暴露在眼前时，除了一声叹息，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在动乱的局势中，人的生命与尊严像是一枚芥壳那么轻飘，无论你是平头百姓还是博学鸿儒 ，除了随波逐流再无他法，一个不慎，还会有被卷入漩涡的可能。当看到赤子们的一腔热血被空抛于疯狂的政治运动中时，我想起了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所说的一句话，大意是：“中国的古董还不如放在别国的博物馆里，至少能让它们躲过一场浩劫。”当然，这是句气话。可是，读完此书后，我竟有了同样的想法：“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赵萝蕤、穆旦，你们回来干什么？还不如留在国外，至少可以保住性命，继续治学的梦想。”
  
  　　　书一页页从眼前翻过，泪水一直含在眼中，铁钉钉入膝盖，竹签钉入指尖，这是我们小时候接受教育时，听说那是江姐们在渣滓洞里才会受到的酷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新中国，发生在红旗下，发生在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身上。光是北京大学，自杀的教职工竟有六十多位，有的人自杀一次不成，接着自杀两次、三次，这要怎样的绝望才会做出的事情啊！？当我看到陈梦家凄然地回眸对邻居说：“我不能再让他们把我当猴耍”后，抛下了已患精神分裂症的爱妻自悬于梁时；当看到考古女杰曾昭燏决绝地如同扑向大地的落叶般自灵谷塔上跳下时；当看到躺在病床上命若悬丝的陈寅恪还在被当权派强迫着交待问题时；我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婪、嫉妒以及愚昧像是开在鲜血中的食人花，吞噬着人们的生命与灵魂，冷漠而又残忍。
  
  即使人间笼罩着凄风苦雨，也总会有一些不屈的花朵坚强地开放，杜甫有诗云“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如诗人穆旦，他就像是杜甫诗中那阶下的决明，顶着风雨执拗地开出了美丽的花。在白天打扫厕所之后，晚上于夜深人静时，他默默地伏案修订《唐•璜》译稿，翻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人的诗作。只可惜，因身体长期受到摧残，在一次出去找工作晚归时，穆旦摔了一跤，从此卧病在床，于1977年含冤去世，年仅60岁。穆旦在人生之路走到尽头的时候，写过名为《冥想》的一首诗，在未了解到穆旦的生平时读它，只敬佩于作者对生命的感悟，而当现在重读时，我又读到了诗人的韧性与宽容。现撷取诗中一节放在这里，在我看来，这首诗除蕴含了诗人对生活的感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外，还表明了诗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今天你摇摇它，优越地微笑，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为什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它们会把腐烂的手抛开，而默默生存在一张破纸上。因此，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无论人生给了诗人什么样的舞台，诗人都会以生命来演绎自己的角色。
•   《南渡北归》一套三本皇皇150万字巨著终于断断续续看完了，一时沉浸在书中氛围里出不来，尤其是最后一卷《离别》，伤别离，人生最痛是生离死别，看着一个个大师惨淡地悲剧收场，死于非命，活着的也受尽屈辱与折磨，内心的压抑无法言喻，太惨痛了，让人无以复加地惋惜、痛惜。
  
  抗日战争胜利后，老百姓本以为可以过上和平日子，不料国共内战又起，短短几年，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把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打得溃不成军，国民党分江而治的梦想破灭后，党政军要员争先恐后逃至孤岛台湾作为落脚地，文化界人士同样面临走还是留的艰难选择，此时此刻选择无异于生死抉择。
  
  选择走，可能此一去背井离乡去国离家，从此天各一方再难聚首；选择留，诸多政治信仰、个人恩怨因素，可能面对的不可知新主子，祸福难料？但大部分人都选择留下，毕竟故土难离家人难弃，再说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又没干过什么杀人放火的勾当，只不过是个文人、知识分子而已，共产党来了不也一样需要学校、搞学术的人吗。
  
  历史给所有人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选择如丧家犬一样背井离乡逃离大陆的保住了学术生命和尊严性命，未免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侥幸；选择留下的却在劫难逃，尝到了无产阶就专政铁拳生不如死的滋味。梅贻琦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不能留下，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
  
  事实证明他说的没错，看看那些留下来的大师们的悲惨结局：
  
  1969年双目失明重病缠身的一代大师陈寅恪在高音喇叭的惊吓中死去。
  
  吴晗因为《海瑞罢官》一剧被批判（此剧确有对领袖的批评讽谏之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他和胡适早年的通信被曝出来成为他“叛徒特务”的铁证，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养女也先后惨死。
  
  曾昭抡，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科学院院士，化学家。因与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六人共同起草向提交《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报告，被打为右派，称“六教授事件”，1967年12月被折磨致死。他的妻子俞大絪（他的哥哥俞大维，曾任国民党交通部长，台湾国防部长），不堪折磨凌辱，于1966年8月服毒自尽，先他而去。
  
  曾昭燏，曾昭抡的妹妹，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馆馆长，1964年从南京灵谷寺灵谷塔第七层跳下自杀身亡。
  
  邓拓，《燕山夜话》作者，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因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一起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1965年月，服毒自尽。
  
  陈梦家，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因为反对汉字简体化，被打成右派，1966年不堪批斗折磨，在家中自缢而亡。
  …………
  假如上天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重新选择，他们还会选择留下吗？
  
  留下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们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开始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洗礼和无情镇压。而这些所有针对文化人知识分子的运动，基本都是出自毛泽东的旨意。毛泽东在1958年给第一师范时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这样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事过境迁近四十年了，他仍耿耿于怀，可见早年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被冷落的那段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极大的阴影。当他成为一党党魁领袖，大权在握之后，自然要一洗前耻。这从他在延安就开始的“整风运动”就开始了，“批胡倒胡运动”让他们狗咬狗，撕开文人的虚伪假面道德观，羞辱他们；反右运动给他们集体洗脑，浇灭你们的傲气嚣张气，奴役他们；文化大革命，彻底消灭他们的灵魂和肉体。知识分子臭老九们大祸临头了，用陶孟和的话是“浩劫”。
  
  “批胡倒胡运动”开始，让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外部与国民党忠实走狗胡适分离，更要从精神上洗去胡适的影响。人性丑陋自私懦弱的阴暗面被完全诱导释放出来，从前胡适的各路友朋学生弟子甚至亲生儿子都被迫参与到这场批胡运动中去。
  
  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之一的陈垣向交谊笃深几个月前还在信函往来的昔日“老友”打响了卖友求荣“批胡第一枪”，以此向新政府表忠心。连胡适的亲身儿子胡思杜都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要和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向父亲射出一颗子弹，胡适昔日的同事朋友俞平伯、顾顾颉刚、朱光潜、汤用彤、沈尹默等等也“带头控诉”，连胡适最亲最近的人都如此其他人自然更不甘落后，随着批胡、倒胡运动的升级，胡适的同事、朋友、弟子大大小小知识分子也纷纷见风使舵跳出来揭发批判胡适的“反动罪行”，表示与这条“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
  
  这场运动表面是由郭沫若、周扬两位著名“文化班头”与“奴隶总管”（鲁迅语）挂帅，实际背后的总指挥是毛泽东，所以运动一再升级扩大，不管主动还是被迫，几乎所有人叫得出名字的知名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次批胡运动，胡绳、艾思奇、金岳霖、范文澜、侯外庐、罗尔纲、李长之、任继愈、冯友兰、夏鼐、向达、何其芳、周一良、王元化、周谷城、沈从文、白寿彝等等都对胡适进行了口诛笔伐，批胡文章陆续出版了八大本洋洋300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现在拿出来看看，真觉得可笑，但更多的是可悲。似乎只有吴晗一人没有写过批胡的文章（令人敬佩），不过后来这成了他“特务叛徒”的罪证之一。
  
  我无意指责这些人的行为，因为这就是人性的悲剧，该谴责的是把人逼到这种境地的人。在危难情况下人首先会选择自保，生存竞争原则适用于自然界动植物，人也不过是高级动物罢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不背信弃义，落井下石，倒戈相向，有勇气与无比伟大光荣永远正确的领袖为敌，我只能庆幸自己没有活在那个年代，不用像他们那样卑贱、耻辱地活着。
  
  五几年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活动，起初以为真的碰到明君，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还真有不少要求进步向党靠拢的人提出一些意见建议，到后来开始诱导人提意见，甚至逼着所有人提意见，不提意见就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就是对毛主席不满，那还有谁敢不说话，没有意见编也要编出点儿意见才能过关。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怕人民说话议论，“不在沉默中消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是寄希望于不死之心，万马齐喑是敢怒不敢言，“沉默的大多数”是谴责麻木，当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只有最极致的集权统治才能做到，人没有选择沉默的自由还有什么自由。在专制的制度下自由是最稀缺的奢侈品。纵观历史集权统治无出其右者。
  
  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呢，等大鸣大放差不多了，突然开始变脸。原来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是为了搜集反动分子的罪证，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所有提意见这都成了跳梁小丑，都成了反党的右派（右派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之一）、反革命，比如罗隆基因一句“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勾起老毛的伤心往事，龙颜大怒，不整死你才怪，立马打成反党反革命“章罗同盟”。 老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弄知识分子于鼓掌之间，论玩弄权术，知识分子书呆子哪是身经百战的政治家的对手。仅此一役，就有数十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反革
•   读过这本书之后，觉的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乱世才能出英雄，在那个国民时期的乱世，出现了一大批大师级别的人物，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非常值得读 强烈推荐
•   读《南渡北归—离别》此书，除了密密麻麻记满了读书笔记外，更甚者，一种无比的沉重和悲伤久久深深地笼罩心胸，以致很多时候读到凄惨处，已不引卒读，陷在一阵阵深深的悲恸中！不得不数度终止阅读，才能使心绪慢慢回归平静。
  
  1948年12月---国共翻盘的历史时刻，那一群学界大师们的去留（去：追随蒋介石退守台湾孤岛，留：留在大陆迎接共产党新政权的到来）决择，于是便决定了他们令人扼腕浩叹的最后人生终局！
  
  人终究要一死！通书里无数大师死亡的文字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我们眼前……随迁台湾为人彪悍的傅斯年死了，死在为台大（台湾大学）的兴起殚精竭虑的任上；紧随傅斯年之后，胡适、梅贻琦也相继病逝。他们的死，身前也算得着一些看顾，身后极尽哀荣！而在新中国红旗猎猎下的大师们呢？随着“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和如火如荼的进行，大师们被动处于一个人鬼不分的年代，纵有满腹经纶欲施展，奈何！奈何！却摆不脱时代掌控的魔掌，很多人只能以死亡写就一曲曲悲凉惨烈的时代命运挽歌！
  
  一代才女林徽因死了，死在1955年4月1日人间四月天的开始，由于她的早死，死在了“反右”、“四清”、“文革”运动之前，为此她的墓碑上被尊敬地镌刻上“建筑师林徽因之墓”，由于她的早死，免去了日后“文革”期间像她的夫君梁思成所经受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政治批斗摧残和折磨，梁思成在造反派的反复折腾下，在绝望中于1972年1月9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伴随这位清华营建系开山鼻祖的，只有不高的山岭上萧瑟的寒风与风中飘摇的萋萋荒草。林徽因的早逝，一定是上帝对这位人间精灵的眷顾，及时召她回归天国，使她免去了日后于这时代的急风骤雨里经受非人的折磨和痛苦！梁思永死了，一颗考古学巨星因为肺结核加剧于1954年4月2日英年陨落，终年50岁。巨人消逝，功业永传！梁思永终究是死得其所！
  
  随着毛泽东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内部下达，由此便拉开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右”运动序幕，由此也便拉开了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们悲凉凄惨的地狱人生！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因为曾氏家族的“反革命历史家庭”的“历史问题”， 曾昭燏顶着“四清”运动的无尽压力，在深度恐惧之下导致精神崩溃，患上了精神忧郁症，一生未婚终年55岁的她于1964年12月22日爬上了南京灵谷寺灵谷塔的七层楼上凌空一跃，倏忽间作别了这个风雨如晦的人间，摆脱了日日夜夜的颤兢和恐惧！曾昭燏从灵谷塔上凌空一跃的那一刹那，她是否有灵光闪耀，从此将远离这昏沌的地狱人间，去往一个没有批斗与惊吓的光明所在了？！步随其后，她的哥哥曾昭抡在“文革”中被造反派们拉上“斗鬼台”进行疯狂惨烈的批斗，伴随着癌症扩散，在精神苦痛和病魔双重摧残下悄然死去，这一天是1967年12月8日，而他的夫人俞大絪因不堪忍受这痛苦的精神折磨，已先于他在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药自杀了。悲惨可怜得很是，他们连死去后收尸的人都没有，造反派们任其（曾昭抡）尸体在床上慢慢变质腐臭…..吴晗一家的酷烈与凄惨命运（夫妻双双被斗死，养女不堪批斗跳楼自杀），其状之惨，其情之悲，读着，令人伤心难忍，潸然泪下，为他们的悲惨遭遇掬下一把悲伤同情之泪！对这万恶的时代，人鬼不分的时代一份切齿的痛恨！在这场“文革”浩劫中，有多少像曾昭燏、曾昭抡、俞大絪、吴晗一家式的悲剧每天都在人间上演与发生？！无数知识分子就在这大时代中不堪折磨选择自杀或被折磨致死，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情岁月，令人读来心底生出长长的哀伤悲叹久久不能散去……
  
  不由得一阵感慨，在社会的大时代里，每一个人都是大时代里的一叶无根浮萍，随着时代的漩涡打转沉浮与飘荡，甚而消逝……
  
  国家不幸子民殃！
  
  祈愿国家永远国泰民安，人民能够世世代代自由幸福地生活在祖国的大地上！
•   岳先生的书很有特点，都是指向古代，考古自不用说，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岳先生的书对于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民国这个阶段的研究与钟爱却是非常令人感动。记得上大学时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他令我当时芒刺在背，面红耳赤。我当时就记住了这句话“现代青年的毛病概括为太贪容易，太肤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这句话就是朱自清先生说的，记得我看完那本讲民国的知识分子的书后，恨不能生为民国学子，做一门徒。
  
  在前几年，岳先生出了一本书叫《陈寅恪与傅斯年》此书曾受到文学及各方面的好评，原因在于是我们关注民国的知识分子太少，没有好的资料，而岳先生不辞辛劳而读过无数的资料、有过很多采访才有这本书。里面对于是陈寅恪、傅斯年两人性格、学术、风骨都有一个深度的展现，让我们了解到那一代学人的作学问的精神、做人的方式，更大的影响在于是对当今的学术界，知识界的影响。因为和他们这代人相比，我们实在无法望其项背。本书《南渡北归》三册都是将整个民国知识界一个大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现在称为大师级的人物的故事，相信只要你对民国的知识界有点兴趣的话，拿上书就不会再放下，因为它实在没有让人放手的理由。
  
  
  书中规模宏大里面，据说岳先生是在读《水浒传》后有了写此书的想法，于是是民国知识分子一下子聚在一起，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冯友兰、顾颉刚、闻一多、钱锺书、吴晗、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徐志摩、穆旦等等一下子聚于是此，让我们读来真是一种久围的亲切，更在这些民国大师们的各自命运起伏中，感受当时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以及对于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个人与集体对抗的那份勇气与悲哀，令人又不胜唏嘘。
  
  
  在这套书中我们日益的看到清末民初的时候虽然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但在那个年代却又是学术研究与大学的最好时代，政治控制几乎对于是大学的控制也是式微，正是在这种学术自由的时候才是学术发展与大学教育发展的最佳时刻，反而在后来的政治稳定时期学术与大学发展却是相当缓慢，甚至走向僵化和死板的一面，现在重温陈寅恪当年的那句“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收获，和更多的思考。
  
  说起大学，现在有一个深圳南科大，主办了几年，主办方是深圳市政府，从全世界范围内招校长，提倡“教授治校”，成为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的急先锋， 到如今还没拿到教育部认可的学历资质，前途十分堪忧。另外有一件怪事，疑是当年民国开明版小学教材以及美国的教材诸如《美国语文》等在现在的图书市场的异常火爆却是令人不得不沉思的一件事，可见现在教育改革已经到一个非常紧要的关头了，教育界的局长、科长些该上上心了!
•   民国暗夜中的文化星光
  ——读《南渡北归》有感
  这些天来，工作之余的时间大约都交给了一部叫做《南渡北归》的书。煌煌一百多万言的著作，读来颇费了一些时日。一位微博博友留言说，他花了十个小时读完其中之一《南渡》，超羡慕其一目十行的本领。而我为了读完全套书竟然用时近一个月。这一个月来，沉浸在岳南先生营造的民国学人的喜怒悲乐中恍若时光倒流，多想与那些耳熟能详或者第一次认识的大师们同喜同忧呀！也是读过这部书后，才知道那个曾经被我们描述为一无是处的黑暗时代里，在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中，竟然涌现出那么一批优秀的学人，他们在艰难困苦，山河破碎的环境中，在自己热爱或者从事的领域中做出了杰出的成就。他们的素养才学，他们的忧国情怀，犹如闪耀在民国夜空里的一颗颗明星，光照古今。
  《南渡北归》是岳南先生集8年之心血，而锻炼出来的一部民国文化精英治学、流亡及命运归宿的及其厚重的史学专著。一书在手，不仅能领略民国众多文化精英广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而且通过他们不同的人生抉择和命运归宿让读者感知那个时代的腥风血雨或寒风苦雨。全书把众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置于时代的风浪中，家国之殇，民族危亡，哪里可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以治学为己任的他们在大动荡中没有随波浮沉，而是坚守着内心的信念，为民族的复兴及文化的传承一尽绵薄之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坚持，我们的民族在危亡的关头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并在坚持中夺取了最后的胜利。
  岳南先生在书中对民国学人的描述，摒弃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抛弃一贯以来的成见，客观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笔墨间对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保留了深深的敬意，哪怕是对在治学中途改弦更张，想着升官发财而溜号，并且制造了不少丑闻的蒋廷黻，他都能以丰富的史料进行客观公正的事实再现，而没有以个人好恶加以挞伐。这是《南渡北归》的一大亮点。胡适、傅斯年和郭沫若是国共两个阵营中的代表人物，若以政见论，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雠，但胡、傅并没有因为的政见不同，而忽视郭沫若的学术成就，他们在国民政府的第一届院士遴选中，顶着压力坚持己见，力举郭沫若为院士。在郭沫若而言，对于国民党方面给予的荣誉或许不以为然，但在这件事中胡适和傅斯年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宽广的胸襟和实事求是敢碰政治底线的作风。如此人品，令人肃然起敬。
  丰富的史料是支撑这部书的筋骨。书中，岳南先生引用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和被记叙者的日记。做到了每一部分都有严谨的史料出处，将枯燥的历史讲的引人入胜。每一章节后面的注释不仅对正文做了很好的诠释，而且又独立成篇，与全书有机结合，不可或缺。只要阅读了书中每个章节的注释文字，就可以想见，为了完成写作，岳南先生定然阅读和搜集了大量相关书籍和史料。这些写作的准备工作，比写作本身付出的要多得多。岳南先生这种严谨的写作精神，或许正是得益于他所描写的民国先贤对他的影响吧。
  对这部书感到不足的地方正如一位网友所言，正读的欢畅时，冷不丁冒出一段莫名其妙的拿水浒人物比喻民国文人的文字来，就像走在平坦的大路上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个跟头。对于这位网友的感觉，我也深以为然。特别是在记叙傅斯年的章节，每每拿傅斯年与水浒人物作比较。傅斯年固然行事作风霸道，但他的霸道底气十足，他的学品人品足以震慑那些个怀揣小九九的人，所以他敢以老大自居，绝不是水浒梁山上那个以小恩小惠网罗人心的所谓“及时雨”可比，而且梁山上的108个头领，哪一个又有傅斯年磊落？我想岳南先生之所以如此，或许与他作为山东人，与水泊梁山感情较深有关吧。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描述在这部书中屡屡出现总显得牵强，破坏了全书的风格。
•   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是一套很厚重的书，他用极为宏大的篇幅记录了上个世纪活跃在神州大地上的那一批文化大师的命运。其中《南渡》和《北归》分别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和抗战胜利后这一大背景下的故事，这两部读来比较沉重，因为我们会看到大师们在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在极度艰苦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这两部虽然沉重，但也时有让人捧腹和激情澎湃的场面出现。
  然而，到了作为大结局的《离别》，则只剩下了沉重，甚至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因为这一段主要记录的是“文化革命”这一大背景下的大师、以及文化被残酷摧残的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事实。《离别》比《南渡》和《北归》加起来还要沉重，因为一个“文化革命”（这里这个词不仅仅是指“十年浩劫”，也包括其前期所进行的一系列对于文化的“革命”）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的破坏比日军侵华和内战这两大灾难加起来还要大。正如《离别》当中记录的吴宓先生所说：“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造成的。”而“文化革命”恰恰就是中国人自己对着我们的文化挥刀砍去，大闹“革命”，真理要让位于口号，自由要让位于统一，几千年的传统要让位于一个外来的哲学体系，于是，十几年下来，我们的文化打翻砸烂，而文人更是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直脚永世不得翻身。正如岳南在书里说的那样：“而更令陈氏(寅恪)感慨万端的是，随着历史的延进，世道人心已随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颠覆性变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懿德敦敏传统已不复存在。”陈寅恪那个时候就在感叹懿德敦敏不复存在，而到了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懿德敦敏”又剩下多少呢？
  现在人们都在诟病这个社会坏，有人把这归因于经济转型，经济转型是会让人唯利是图，但是，利益如果被道德和文化制约，不仅不会让社会更坏，反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这道德和文化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然而，在中国社会，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在三四十年前被完全斩断，“文革”完全把国人心中的文化、道德、良知清空，紧接着又来个“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空空如也的良心又被经济所填满，于是地沟油色素馒头毒大米就横溢满街也就不足为奇。这就是没有文化基础的经济建设带来的可怕恶果。
  由于长时间来对文化的轻视、漠视甚至蔑视的惯性，又加上“以经济为中心”，现在的“相关部门”依然不在乎文化事业的保护和发展，《离别》里记载的那些伟大的大师在“文革”中的遭遇虽然让人扼腕，但毕竟已经成为了历史而不能挽回，而该书记载的另一件事却是让人着实心里不安，因为这件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的2004年，一座明代的四合院被开发商拆除，梁从诫舒乙等老一辈文人的传人联名保护依然未果。可见，“文化革命”远远没有在1976年结束。
  十年浩劫，十几岁的红卫后把六七十岁的人打翻在地再踏脚再用宽宽的皮带抽打用热油往身上浇直到该人“自绝于人民”才耀武扬威地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并进行下一次“革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逐渐成了社会的主体，于是可以想像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更为可怕的是，这些人已经老去，但是那种思维方式并没有就此完结。当“西门大城管”对着手无寸铁靠卖几个脆梨为生的郓哥大动拳脚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极权主义的惯性，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权力对一个人道德的侵蚀。
  《南渡北归》一书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就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句话绝对不是杞人忧天之语，它是这个时代的悲鸣。“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早就被“统一思想”所取代，学术研究的方向早与个人的经济利益与得失挂钩，人生的荣辱要用到多少岁赚多少钱来衡量，清华大学开始“招商引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万恶的“文革”，“文革”把有思想的都革掉，而剩下来的就是那些在自己的父亲生命垂危之际为了避嫌而不去看一眼而到了“春天来了”之后又把父亲的遗作拿出来作为自己经济和政治和学术的资本大捞好处的经济市侩和政治投机家。于是，中国再无大师。
  温家宝总理说过现在社会有两种毒，一种是封建思想、一种是“文革”思维。而对于“文革”，我觉得无论怎么揭露、充斥、控诉和批判都不过分。只有我们认清并正视这种毒害，它的破坏力才会越来越小。而当我们敢于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后，我相信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还会崛起，中国不会永远都没有大师，至少我们曾经有过。
  
  2011年6月6日
•   读过《南渡北归》前两部，第三部是重头戏，出来就迫不及待地买了。翻开书页，面对那些珍贵照片，不禁十分感慨。也就是岳南了，能够历时八年，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抗战八年中国知识分子们云集之地如——长沙、蒙自、昆明、李庄、成都、重庆等等，皆实地考察采访，除拍摄照片外，还在当地采访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不仅用心血和汗水，更用一腔激情一身豪气一副傲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之真实而又多彩的”南渡北归”图。撰写了”国内首部全景再现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史诗巨著”。
•   这是为什么？《南渡北归》3离别
  
  这是岳南《南渡北归》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也是最悲惨最让人痛心的一部。这些大师级人物一位一位的离开了我们，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高大的背影。解放战争开始以后，这些刚刚回到北平上海的学术大师们，马上就又面临着一次更严重的抉择，留下还是离开，当年谁都没有想过这将是一次决定命运的选择。
  
  多数学者还是留了下来，原因很多，首先看到的是大局已定，蒋介石国民党肯定不是毛泽东的共产党的对手，所以大势所趋，跑能跑到哪里，开始还能往南方跑，跑到广州上海南京，还想能不能划江而治，可是转眼就兵败如山倒。跟着蒋介石还有什么出路呢？不如留在大陆了。第二民国的学者多数都是不沾政治的边的，都希望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空间，所以对民国变换的政治风云，割据的军阀，更换的总统并不在意，换谁还不是做我的教授吗？所以只要不是和蒋介石走得太近的，如傅斯年一样，也犯不着跟在往台湾跑。第三如陈寅恪跑到了广州，但是真的看不清楚当时的局面，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虽然退到了台湾，那么就真能守住台湾吗？如果跟着跑到台湾，在被攻陷收编岂不是更不好看？当年如果不是爆发了朝鲜战争，共产党是有决心打到台湾去的，而且当年也是这么准备的，只是没想到朝鲜出了问题，于是就把收复台湾搁置了起来，直到现在。所以当年也很难说跟着去台湾就是高明的办法。那么第四去海外如何？别人不说就说胡适，那么大个人物，曾经的民国驻美大使，留在了美国之后又怎么样了呢？国民党倒台太快，美国当年的政策也没定下来，到底是不是继续支持国民党。所以当年国民党的官员在美国也如丧家之犬，无人理睬。胡适仅仅竟然去申请了普林斯敦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而且和那些应聘者一样，亲自去参加答辩！聘期两年，两年里胡适就是靠这份薪水在美国生活的。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两年以后，人家竟然嫌给胡适工资太高，没有续聘，为了面子给了他一个荣誉馆长的称号。于是胡适博士也只好去了台湾。
  
  总之最后大局已定，多数学者还是留在了故土之上，不过接下来的反右，还有文革，让这些学者吃尽了苦头。真的难以想象，世界上有那个民族会对自己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痛下杀手，几乎是铲草除根一个不留。文革真是一场灾难，一场民族的灾难。在这本书里面你读到的大师们留在大陆的几乎都没有得到善终，在文革中不是自杀，就是被折磨致死。太可怕了，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消灭文化，难道要退化回去吗？学术是需要传承的，培养一位大师是多少代学者一代一代薪火相传，可是这一切到了文革就戛然而止。大师被消灭了，而且很彻底，连弟子都没有留下，其实大师们多数就是被他们的弟子消灭的。所以和他们的肉体一同消失的，还有他们的精神，还有学术的传统，还有他们早已感觉到稀缺的自由和独立精神。于是产生大师土壤也消失了。大师以后再无大师，悲叹！为这个民族自掘坟墓，埋葬文化而悲叹啊！
•   南渡北归，造就了一个群星灿烂的大师时代。正如题目所示——离别，这一本充满了心酸、伤痛的时光，在我们已经认知并且了解的大师时代，或许正是因此而要落下帷幕了。随着阅读的深入，忽然想起了高中时候在余秋雨的《借我一生》之中的一句话：“（蒋介石）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组成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间无论是终身伙伴还是终身敌手，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世界。风雨岁月终于被岁月本身所消解，只剩下风烛残年的无奈”。当然，我所说的时代的结束，并非是国共两党相互之间争执的时代，而是自五四之后，中国涌现出的诸多学者、大师们在经历了岁月风霜的历练之后成就了个人、学术、国家，却败给了生命本身的时代结束。
  
  本书开始于安定——国家内战的结束，却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这里有无声的抢运。从能育人的学者，到能代表国家的历史文物等等，其中究竟经历了多少千难万险，现如今我们只能从书本中去感知。我想我们不用考虑其中的政治利害（虽然，最终那些人不得已，自愿或者被动的陷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一部分最终得以保留，这是一种文化的继承。然而，这并非是重点。相比之下，大师的离去，应该更让人痛心疾首吧。
  
  1949，新中国的建立。却也是另一场生离与死别。台湾与大陆不仅仅是海峡的隔离，也包含着、埋藏着太多的念想与眷恋。从远走他乡的傅斯年、胡适到留在北平等待建设新中国的林徽因，再到文革中被批斗的曾昭抡夫妇等等。就如同流星雨般，纷纷从星空中坠落下来，万里天空、黯淡无光。
  
  书写至此，已经不得不就此罢笔了。这其中包含了多少人得命运变迁、有蕴含着多少文人历史的傲然风骨。学术成就的辉煌与个人气节、思想的独立成就了这些“真正的大师”而并非虚伪嚣喧的“砖家学者”。那是战火硝烟之下的文人们自己的奋斗努力、思想的历练。离别，是大师们与祖国的离别、是大师们与至交好友的离别、更是与生命的离别。
  
  读者本书，心情是压抑与郁闷的，甚至有数次忍不住流出了眼泪。之前我并不懂，而这《南渡北归》为我大概了一卷尘封已久的历史，作者用心血凝聚成的文字，描绘出被大多数人遗忘的曾经的沧桑辉煌。
  
  字字有据、虽不夹杂着主观的情感语言，却流露出作者心中的敬佩与不屑。有些话不需要说，事实在此，不需要他人强行辩驳。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大师，只讲这些人得言行举止、经历磨练写在书中，让我们自己感悟。
  
  究竟什么让我们感动、什么让我们去震撼？
  
  “文化，在它的之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镜，万籁俱寂。
  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不再喧哗，开始回忆，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
  ——摘自 余秋雨，《行者无疆》
•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句写在封面上的话，虽是危言耸听，却也不乏真意，细数当今社会，堪称大师者，用“寥寥”形容尚且不足，几乎可以说无了。虽颇有一些骨鲠之士，但是由于大环境使然，想成为大师难上加难，而更多的人，只是成为了“中国式专家”。
  对民国的书读得不多，此前读过一套《武夫当国》，说的都是军阀那些事，而对人文领域涉及很少，所以对民国的大师们，所知甚少，几乎一直停留在中学历史课本上那几个人，比如胡适、蔡元培，而即便这几个人，也只是一笔带过，连白描都算不上。
  这部《南渡北归》算是给我补了一课，读完之后，不禁惊呼，中国现代史上竟有这么多让人肃然起敬的文人学者。
  该书从卢沟桥事变写起，一直写到解放战争结束，从1937年到1949年，正好12年，一个生肖的轮回，在这期间，中国的学者、大师们从南渡——逃亡西南，北归——回到北京，再到离别——留守或是赴台。
  在战争的严酷环境下，他们依然坚守着学术的天地，并在艰难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前几年有关于五四精神的讨论，当时并无太多关心，所以所知尔尔。读了这本书，也便明白了，后世为何会有五四精神的讨论，也明白了这场讨论又为何会被叫停。
  心虚而已。
  《南渡北归》是一部纪实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文中的每一处史事，都是有出处的。但毕竟这也同时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每个人物都塑造得有血有肉，有风骨，有精神，或者也可以说，他们本都是有故事、有性格的人，作者不需要刻意塑造，只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就能顺便道出他们的可爱之处。
  
  最喜欢的是傅斯年，他的炮仗子脾气，暴躁的性格，霸道的作风，但是对同侪又是格外的细心，学术上同样是孜孜不倦。这人身上有可爱的一面，也有不讨喜的一面。
  其次是刘文典，他的地位可能不算是举足轻重的，但是他的性格、故事都非常好玩，人物形象非常丰满。比如跑警报的时候，大声呵斥沈从文。
  然后是胡适、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
  每个人都是可爱、可敬的。
  曾看过一个史上最牛的毕业证，梅贻琦、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真是让人眼红耳热。
•   读罢《南渡》、《北归》，再来拜读《离别（大结局）》，倍感人生无常，唯有一声长叹。
  
  那是一个激烈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更是大师们集体走过辉煌、走向暮年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上演的却是一出出悲剧。那个年代里只有一个强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搞武装斗争，把蒋介石赶到台湾，第二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一武一文，革命到底，死而无憾。正是这第二件事决定了大师们的命运。
  
  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伟人。我一直在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并且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要知道搞这样一场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搞不好其风险和代价是难以预料的，因为文人也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中国人爱美，爱照镜子，中国人把历史也比作镜子，可见中国人是世界上对历史最感兴趣民族。当然历史这面镜子不是普通人能照的，就算是你创造的历史，那面镜子也是帝王将相们的特权。而文人们正是历史的记录者和解读者，照出来是丑还是美那要文人们说了算。所以历代帝王权臣很少有敢开罪文人这个阶层的。秦始皇因为坑了四百六十几个术士儒生，两千多年里被历史学家、文人们一遍又一遍的拿出来说事，一遍一遍的强化。自汉始，中国有不知长平坑四十万人，而无不知秦始皇坑儒。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敢拿文人开刀？就不怕文人们给他在历史上大大的书上一笔吗？我想，首先毛泽东有超人的自信；再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要活在人民心中，历史就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俗话说开卷有益，而开《南渡北归》有大益！很长时间里我都有一个疑惑，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概称，教师是，律师是，医生也是，但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却大不相同。文人是一股政治力量，而其佼佼者就是教师，教师可以左右一个时代的思潮甚至政局，这一点书中讲的很清楚了。所以连皇帝都要称孔子至圣先师，而在“朕即法律”的古代，律师被称为刀笔吏，一个是先生一个是吏，其地位高下不言而喻。虽然文人教师并非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力量相当强大。那为什么，毛泽东要文革？我相信，不会是因为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什么私心使然，宰相肚里还能撑船，何况毛泽东。也不会是什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毕竟毛泽东这样思想的人不会把民族、国家的命运建立在自身的喜怒之上。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包容的齐国尤其如是，在把中国文化推向一个顶峰的时候，也割断了齐国一统的咽喉。中国自古没有一个帝王能容忍思想上的混乱，秦皇如此，汉武也如此。信仰马克思的毛泽东也如此，毛泽东不仅要革除儒家传统文化，而且还有摒除强势欧美文化对中国的渗透，要想立共产主义思想，就要清除根深蒂固的孔夫子代表的儒家文化，还要批判胡适所传教的欧美文化，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
  
  其实，一统思想是一个政权（尤其对一个新生政权）来讲，尤为重要。一个没有思想的国家就会像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一样；一个多种思想流行的国家自然就会像一个思维混乱的人一样。多种思想的并存，会导致群体分解，并各自追求自己的目标，最终使得强势者因为盲目而走向了其文化中的某一极端。像日本，自身没有大文化，历史上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明治维新后西化，西化后的日本盲目崇拜发挥了西方文化的丛林法则，最终走向穷兵黩武的道路。当然，日本上个世纪的武力扩张原因多种，但与两种文化不相上下的共存状态密不可分。同样，文革后期也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文革不文。当然如果经此而形成罢黜东西文化，独尊马列主义，也是一件幸事，文化一统才会有凝聚力。
  
  吴宓先生说“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是的，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武力不能征服一个民族，但文化却可以，文化也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千百年后，如果中国不能以共产主义为一统，那么就让我们回归传统吧，不要把近代科技的落后完全归罪于中国文化。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剔除糟泊，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才是最应该做的。盲目西化必将导致象欧阳锋那样自身的混乱，甚至滑向极端的金钱、物质崇拜、武力崇拜……
  
  那个时代大师们的悲剧也算是殉文化吧，愿不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   曲终人散伤自来
  评《南渡北归3：离别》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五四以来，启醒狮国民。大师或远赴重洋，获取知识，更新思想，回国发奋图强；或躬耕本土，继往开来，报效民族。二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架中华民族学术之大厦，扬中华民族学术的风气，洞悉民族之历史，发轫科学之高峰，令世界刮目相看。南渡之无奈，北归之沧桑，离别之伤情。满眼辛酸泪，空负报国心。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大国崛起仍需大师。
  
  南渡北归后，生离死别来。倭寇溃败举国欢，内战又起神州苦；大师一介书生，无缚鸡之力，无安身之本，唯有一腔学术立命之热情，颠沛流离仍不忘治学，前途坎坷亦坚持理想；其精神令人敬佩，其命运令人长嗟。本为政治纷争，为何连累学术？本为政党夺权，为何伤及大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前事可鉴，后世可追。而今我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亦能再为大师铺石探路，实为幸哉！
  
  文人相轻，多为思想不同，意见各异，或有贬他人褒自己之意。文人相斗，却是直指人身，以道德、大义相欺，非学术所为也。适之五四文化之主将，得势是为“我的朋友”，儒林无不向往；失势后成“我的敌人”，世人多有攻击；人情冷暖可知噫。孟真献身台大，梅贻琦命舍清华，皆为学术中大师，仍无法保全性命与乱世，未能舍身投入于学术之中，命运无常可叹哉。
  
  大师精研学术，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仁义伦理无所不通，然尚不能读懂形势，不能揣度人心，不愿顺乎人情。陈寅恪三百年之大师，未能折腰事权贵，命丧于文攻武斗之间。曾昭橘、曾昭抡名门之后，为学术与民族大义，死于非命；曾昭橘一生未婚独孤求学，担惊受怕苟活于世，最终以死殉节；曾昭抡钟爱知识，求学如痴，献身教育终于迫害。陈梦家以天资加勤奋，独闯出一条学识之道，却疏于人情遭人妒忌，一生屈辱地贡献着智慧与汗水。纵有舍弃学术思想而保全之人，形势之变仍为意料之外，其亦未能善终。吴晗治史高人，识势已经超凡，不料失势如此突然，惹得一家齐遭罪。文人骑墙非文人所愿，只因时局需要苟活必要，骑墙文人尚不能善终于身，遑论胸怀自由与独立精神、刚正不阿之士！
  
  《离别》既已祭出，乱世佳音已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大国崛起仍需大师；隔水相望，竟无语凝噎。
  2011-5-27
•   终于阅读完这三部曲中最后一部，看着两岸的大师们以不同的方式离去，阅读期间的心情难于形容，经历了战乱的动荡，因避战乱而南渡，因要重建而北归，因政权更迭，最终走向了分离，从此分守两岸，境遇迥异。
  这部书从内战爆发写起，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大师因为政见不同，怕得不到学术上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被迫选择了离去。那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争取大师们，做了无数努力，双方都知道人才的可贵。可是争取是一回事情，珍惜又是一回事情。
  看到傅斯年为了台大付出了自己的心血，看到蒋介石为了知晓傅斯年的病情，让陈诚每半个小时给他一个电话，最终他的关心与爱护没能让这位大师停下离去的脚步。台大师生用高规格的厚葬来寄托对其的敬意和哀思。
  时局慢慢的稳定，国内又掀起了批判胡适的运动，文人们被掀动起来痛批胡适，当文化与政治紧密挂钩的时候，真的不清楚，还能做到客观和实事求是么？
  之后反右、文革的开始，留在大陆的大师们估计永远想不到在这场运动中，他们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在强烈的冲击与反差下，不少人迷失了本性，开始寻求一种退却与投机，以求自己保身。而有些人则依然寻求真理，始终不明白这场运动因何而起，知识越多越反动？在政治的铁拳下，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一切美好的追求瞬间化为泡影，周围没有可以信赖的人，私下说的话没多久就被公之于众，在求实中被残酷打压。最终唯有选择异样的超脱方式。
  一个时代的大师不是为了追求自己所属领域的知识而终身，而是为了一种人世间的解脱而了结一生。为这些大师们以这种方式离去扼腕叹息，实在是时代的悲剧和人间惨剧。
  在此之后，没有大师了，御用文人倒是不少。
  三部书真实全面了展现了二十世纪那代学术大师级人物，其间有他们的人生历程，也有一些情感因由，更有其学术贡献。作者倾注了8年的时间于此书，书中搜集了很多珍贵的照片、独特的史料。小说很客观的讲述了两党为了争抢文人的活动，更为可贵的是披露了这群留在大陆的大师们经历了各种意外不到的运动，更被置身于其中，看到他们一一离去的身影，留下无数遗憾和叹息，更有无数悲愤！
  大师们就是这样离世而去，他们曾经缔造的成就和业绩是我们很难企及的，他们如此的离去留下一片叹息。当政治与文化紧密相连的时候，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呢？
•   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苦苦转型，这期间英雄辈出名将名相应运而生，各种自然科学也在为整个动荡的世界的重新和平而研制出了诸多高科技，物理原子能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对于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大事来说，动荡的年代却不是一件好事情，在炮弹炸裂的刹那还想依然宁静的读书、教学只能是痴人说梦。所以我说《南渡北归》是一个时代造成的一代大师们的悲剧。
  早在元朝，读书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卑微、低贱的时刻。汉族读书人身份比乞丐还要低一级。没人读书了，连开馆授徒都行不通，于是中国戏剧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创造型的时刻来临了，一批优秀文人忘掉了“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转而去关心社会的疾苦，去写戏。那是中国文人为保护中华文化经历的第一个残酷时刻。相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人们来说，他们是幸福的。而岳老师笔下的梅贻琦、朱家骅、胡适、傅斯年、陶孟和、叶企孙、陈寅恪、冯友兰、顾颉刚、吴宓、钱穆等大师们却面临着更为艰辛的任务，他们的思想的传递面临着的是异族的侵略和奴役。
  没有稿酬，没有登台领奖的荣耀，有的只有一丝作为中国文人的良知，对于自己内心的执着的追求，但是他们却为后来保留了这么多的遗产，培养了如此多的人才。什么叫英雄？不仅仅是那些站在台前领奖捧花的人，还有哪些在幕后默默耕耘的人。这就是大师们的过人之处——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在动乱的时候不是想着如何敛财，保命，而是继续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延续继续努力的付出自己的心血。试问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当然可以说今天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今天只要做就会有收获，所以才会有那些站在某讲台上做讲座的人，把那些连浅显到初中孩子都能知道的道理还需要人去站在讲台上讲给亿万观众听，以此来博取那些脑残者的掌声和钞票。大师们的成就或许我们会复制，甚至会超过，但是大师们的操守却很难有所超越，哪怕是复制的延续。所以才是大师们的绝唱，在历史长河中如一只残舟在骇浪中独行，这是一种至高境界的美丽风景。
  岳南先生是考古专家，在做这部历史巨制的时候是有责任心的，既还原了历史的原貌，又不夹杂了非常有智慧的推测，留白的地方甚为美妙，发人深思。傅斯年去延安，岳先生做得极好，既做出了一代伟人的磅礴大气，又做出了傅斯年大师的执着，以及不卑不亢。做历史这是难得的，还原而不去用自己的思想强行灌输。岳先生不光作出了大师们的光彩的一面，大师们的难言之隐，切肤之痛也毫不保留的交给了读者。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境况就是个例子，谁能想象到一个为了民族付出毕生心血的先生晚境却如此颓唐！听到喇叭声就会失态！这是国家的悲哀，还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岳南先生能给读者答案的，只要你想去了解。
  《南渡北归》带给了我很多感慨，更多的是遗憾，当我扭头看看我旁边冒着热气的茶水时，我却没有一丝在盛世和平下的满足感，绝非谎言，无尽的遗憾，我只是在安慰自己：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大师是在扎实做事情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讲台上讲小学读本了，不是所有的文人都在搞肥皂剧。
  如果说从看书是否能够给我带来快感的角度上说，《南渡北归》没有给我带来快感，带来的是无尽的压力。一代才华横溢的大师，陈寅恪也好，傅斯年也罢，林徽因梁思成等等，生在了一个该生的国家，却生在了一个不该生的年代。大师本书生，在炮火飞机的叫嚣中所做的努力和重大牺牲，怎能不让我赞叹，大师们颠沛流离怎让我这自诩“读书人”的人不羞惭，大师们没有鲜花掌声默默的耕耘又怎能让那些肥皂剧作家们不脸红？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难得岳先生不为一夜暴富的影视剧所动，潜心八年做这么庞大的群像展览的巨制。大师们地下有知，理当微笑，我想岳先生也是受了你们的熏陶和庇佑。作为一个读者感谢大师们带给我的启发，感谢岳先生把大师们过去的事情呈现出来。大师们是绝唱，希望岳先生不是，但愿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
  
  小泥鳅 文
•   一
  大开本，大部头。拿到手看到“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和“大结局”几个字，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我知道，一代学人，其结局绝不是那首《欢乐颂》，而将是一支《悲怆》曲，而且这首悲怆曲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
  1948年9月，辽沈战役以中共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兵47万余人，缴获大批美制装备而结束。11月，淮海战役拉开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11月13日，有“一代文胆”之称的陈布雷遗书自杀，为蒋家王朝的覆灭拉开了序幕，也似为这一代学人的命运提前作了昭示。之前，陈氏多次向蒋介石苦谏：“罢兵弭战，或可坐半壁江山。”然蒋表示：“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
  历史过去半个多世纪，即使到了今天，谁也不能说当初陈与蒋谁的判断抉择正确。然而战乱与分裂，却使得一代学人在政治家的争权夺利当中，不同程度地成为牺牲品，成为悲剧的命运。
  知识分子的命运总体上是悲剧的，因为他们不是政治投机者。正如徐复观在悼念胡适的文章《一个伟大的书生》中所说：“在真正的自由民主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的良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
  二
  这是作者发掘史料，为我们开列的一份二十世纪学术大师的死亡名录。借这份名录，我们了解了一代大师的学术成就，以及其生逢乱世，悲苦孤寂之人生。这同时也是一部二十世纪学术史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与此类书相比，本书史料丰富、深厚，史料运用与全书结构、文字结合水乳交融，具历史价值、文学价值，震撼心灵，引发人深入思考。
  说实话，对于死亡事件，原本也许不必要大惊小怪。人固有一死，无论什么人，平头百姓还是建立功业的伟人，还是学富五车的大师，人与人真正的平等是在死亡面前。我也不认为所谓寿终正寝才是适得其所，只要为真理、为理想而奋斗过，为一生的追求尽心尽力过就是完满的人生。对于学术大师来说，如果他们的思想火种，薪尽火传，能够穿越时空，照耀后来者，后继有人，即是死得其所。
  1950年，随蒋介石逃亡台湾，创办台大的傅斯年死了。为台大建立奉献，实现其“归骨田横之岛”的壮言。死前让夫人为他做一条棉裤御寒却没来得及穿上。于右任挽：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1961年，一代鸿学硕儒，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祖胡适死了。那一代学人，或多或少都撇不开与胡适的关联。有的受过胡适提携，有的直接领受师恩。胡适所提倡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学术上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在那一代学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可以说他们都是胡适的信徒。很多年以后，小字辈的李敖写了《播种者胡适》一文，称“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
  同一年紧随胡适而去的还有掌握清华庚款的校长梅贻琦。1963年，朱家骅、董同龢、董作宾相继离世。1979年李济去世，2004年被誉为“考古人瑞”的石璋如去世，至此，当年离乡背景到台湾的学人相继离世。
  这些人在台岛的岁月，生活清苦，内心思乡悲凉，而且也不乏内部骂战。但是大都得以继续他们的科研教育事业，所谓担当了生前事，身后也大都享衰荣。民国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一点自由主义火种在这一方岛上多多少少得以保留了，也才有了今天台湾、大陆两种不同的制度。
  然而在五星红旗遍插的中国大陆，上演的是怎样惨烈的生死浩劫呀！
  三、
  在胡适离世之前，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罗尔纲、任继愈、夏鼐、沈从文、郭沫若、胡绳、艾思奇、金岳霖、孙定国、杨钟健、冯友兰......可以说，在知识领域里稍有名气的都站出来批判，其中还有胡适留在大陆的亲生儿子胡思杜。
  对胡适的批判可以说是典型的“杀人诛心”式的。即，消灭一个人，不仅仅是消灭他的肉体，不仅仅是毁尸灭迹、挫骨扬灰，更要消灭他的精神，消灭他留在人们心里的精神，彻底焚毁他的领袖形象。
  面对大陆的大批判运动，胡适提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认为自己虽已流寓海外，但是以为自己“治学运思方法”不会玉石俱焚，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与打击都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将流传下去。并对中共的统治起到消毒抗暴的良药作用。
  胡适的这一判断，与该运动的始作庸者“我的学生毛泽东”所见略同。这让我们不能不佩服胡适作为一代大师的料事眼光。
  四、
  大陆学人，考古学家吴金鼎死于死于抗战结束后的1948年，终年48岁；梁思成的弟弟考古学家梁思永50岁英年陨落；染思永去世一年后1954年4月1日，与其同庚的林徽因于北京医院病逝，金岳霖、邓以蛰联名敬挽：“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的死是上帝的眷顾，是免其洁白真诚的身心遭受侮辱与蹂躏。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在批胡运动中与胡适划清界限，但仍被打成右派，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做了“自了汉”，年仅37岁。
  陶孟和同情中共，在1949年率本部人马离开中央研究院，以极为亢奋的心情迎接解放军占领南京。然而其社会科学研究所被取消，抗战期间与同事辗转数万里耗时八年的研究报告成了一堆废纸，1957年被打成右派，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其精神几欲崩溃，1960年胸怀郁闷离世。
  曾昭燏，曾国藩家族的一员，因曾国藩被定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等种种历史问题而受牵连，这个在考古学界成就绯然的女考古学家，对生命的留恋随风而逝，1964年于南京灵谷寺灵谷塔纵身跃下，血染枯草。“多才短命人咸惜，一念轻生事可嗟。”（陈寅恪）曾昭燏死了，继之而来的革命风暴又将她众多的亲朋好友一个一个送入鬼门关。
  “三家村”之一的邓拓吞服烈性毒药，砰然倒地。遗书中写道：“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吴晗的养子，当时只有7岁的吴彰回忆：“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抢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吴晗的夫人袁震于1969年撇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生死不明的吴晗撒手归天，同年10月，吴晗被折磨至死。后女儿小彦后被捕入狱，受尽折磨，1976年跳楼自杀。
  汪籛，陈寅恪原得意弟子，喝“敌敌畏”毒性发作，号叫撞墙，于极度痛苦中而死。北大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欢快、明朗、爱理想、爱未来”的程贤策，手拿敌敌畏边喝边走向香山的密林深处，满脸透着死前扎挣的痛苦。北大西语系英国文学教授，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想到经受的殴打和人身污辱，悲不自禁，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   在现时语境下,岳南的《南渡北归3·离别(大结局)》可说是很值得一读的好书，是一部再现历史事实、了解历史真相的一部有独创性的佳作。
  岳南说出了人们想说又不敢说历史故事，想了解又无法了解的历史真相。
  《南渡北归》可说是目前的一部力作，对学界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读《南渡北归》，要注意细读书中的注释部分，注释有历史文献，也有作者的观点，这种方式是很好的一种注解形式。
  读该书可以看出岳南先生的人格魅力，因为现在大多人已习惯于政治口号，投机主义的心态在国人中普遍蔓延。读完该书，我们将感叹世局的动荡对学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时易世易的年代，很多学者同样表现出思想上的“认识不足”（严耕望），正是思想上的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一些学者的悲惨人生。这好象又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红色风暴毁灭了一大批学者的美梦，同时也露出了一些文化人的投机取巧、曲学阿世之徒的丑恶心灵。
  该书的重心是描述上世纪上半叶“海龟”（海归）中的精英对政治及学界的影响。以今日眼光来审视过去，新文化运动当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
  该书对本土及自由学者着墨不多，是该书的不足。
•   树再高，总能寻找到它的根系，人也一样，走得再远，也会找到自己的祖居。对于历史，我一直有着一种撕扯不开的情怀，我感觉，寻找历史，就是在寻找自己曾经的气息。虽然，真正的史志我看的并不多，但在闲暇之余，探索的目光和思维的触角，总是有意无意地伸向历史的角落，去寻找我们这个民族深厚的根。
  微博上，偶然看到不少文友在推荐阅读作家岳南的新著《南渡北归》，未免心动不已。我知道，这是一部描写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几位大师的一部专著，那些大师有文学、艺术方面的，也有历史、建筑、考古等领域的。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那些大师远去的背影依然清晰，我们可以在许许多多地方，感觉到他们的身影。比如，现代建筑、新诗流派、近代语言学、政治学、考古学等等领域，无处不闪现着那些大师们睿智的影子！
  零零散散的记忆，毕竟不能穿成一条闪光的记忆之链。我对那些大师们的崇拜，几乎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于是，我毫不犹豫购买了《南渡北归》。并且，接下来所有的业余时间，我让自己潜心于岳南的这本著述里。一个好的园丁，懂得给花草修枝剪叶，然后，让春天以最佳的角度展现在游人的面前；同样，一个优秀的作家，会把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精心排列成一张张精致的风景，让读者流连在文字里享受文学的美餐。
  作为擅长创作历史纪实文章的作家，岳南的笔力无疑是十分出彩的！他不仅拥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更是掌握了纪实文学创作之技巧。这部遑遑一百六十万字左右的著作，寻找一个创作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岳南把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北平，作为整部作品的切入点，开始了他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的纪实著作的创作，开始了一个大师群体的再塑。我不得不赞叹，岳南是智慧的、理性的，极为聪明的！国破家亡时，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往往也可能成为历史的改变者，更是唤醒民心的强大力量！
  书中的大师们，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那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那是一群风华正茂的知识精英。其中，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政治学家金岳霖、考古学家梁思永、著名学者李济、诗人徐志摩、杂文名家鲁迅、国学大师陈演恪、著名大师傅斯年等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个精彩厚重的故事，当是此书重中之重。
•   大陆易帜，国共分家。一群优秀的人士也在选择了各自前程，无论是意下已决，还是等待观望，或是阴差阳错；无论是留下，还是去台，或是出国；经此一别，历经了南渡和北归离散后的相聚竟又成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离别。当一页页地捧读着这些厚重的历史时，伤心和感慨也是难免的！
  
  书中有许多大师们生活中的小事，但让人看后有深深的感动与感慨。傅斯年去世前叮嘱夫人等稿费来了先做一条棉裤御寒；梅贻琦手握清华基金的巨款使用权，可是家境贫寒，夫人六十二岁的年纪还需要出去打工贴补家用；李济本身是搞考古研究的，可是他家中却没有私人珍藏的文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子女高考分数未达期望的院系，可是他们也没有想到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去走一下后门……一方面，读者一定会为他们那种人格的伟大而投下的真诚佩服，另一方面，对比现今社会的风气与潮流，那些不如意的地方却直让人摇头。文化的发展应该使人类不断进取和进步，而不是搞得世风日下和道德败坏的到处盛行。
  
  人性中的善与恶在和平的日子里也许会被掩盖了真相，然而在特殊时期，尤其是在战争、恐怖和极端权力的压迫下，那些善恶也随之会毕显并放大。尤其是从反右到文革的那段疯狂的年代中，可以看清不同的理念和性格的人会做怎样的反应。自然人都是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为了保护自我，有的人可以不惜损害亲朋好友的利益，甚至连家人也不顾，而有些人却依然坚挺着真我的人格，尽管受尽折磨也不屈服于权贵的淫威。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是无法脱离整体大环境的，也无法摆脱大时代的命运摆布。我们在认清曾经的历史时，总想要引以为戒来阻止那滋生和放大人性中罪恶土壤的蔓延，希望不再发生如此惨痛的浩劫。
  
  今天，当我们静下心来阅读这本厚重的书时，从中伸展开来的历史离我们的生存时空其实非常贴近，时间跨度也在一百年以内，然而我们对一个真实的民国、真实的抗战、真实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大师们还有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段真实历史的了解是恰恰是最为残缺的，透过那些被刻意回避了的真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结局！在我们的心底，希望的是依然有一个大师辈出的未来、而不是从民族的内部分裂开来走向伤心的别离；更希望民族的精英之魂不再重蹈覆辙、走向深渊，而是重新填补上文化和历史的断层，走向中华的再度辉煌！
  
•   读完《南渡北归》系列三本，心情很难平静。尤其是这最后一部《离别》，看得尤为沉重和难过。这些经历了南渡，又北归的大师们，在战火的烽烟和历史的飘摇中坚持了下来，却在胜利后的政治变革中被迫走向灭亡。闪亮的星光一颗颗的陨落，一位位的大师含冤死去，怎能不叫人唏嘘。
  
  说起中华民族的文化，都会说五千年的历史，如何如何的传承，但其实我们文化的传承是有断层的，这个断层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在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显露，未来可能更加严峻。读完这本书，心里更加堵得慌。虽然之前也听说过一些关于那十年的可怕的故事，也看过相关的记录片，但是读着书中这些大师们的遭遇，还是觉得有种无法言说的愤怒和无奈。恐惧，可以完全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全部否定掉，父子之间，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师生之间……可以变得如此冷漠无情。那些折磨人的方式，更是让人不解人心怎么可以如此残忍？
  
  那个被隔断的十年，并不单单是一个数字那么简单，那十年，毁掉的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基础，是无可计量的珍贵藏书和多少人呕心沥血的学术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在人心里造成的阴影，学术界最优秀的大师们一个个被折磨致死，当初那些最伟大的学府却变成了最可怕的集中营。学术本该是与政治无关的，可是这一场的政治浩劫的最大受害者却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学者。
  
  相对而言，台湾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倒是没有断层的，所以现在台湾的国文教育其实比我们更注重传统文化的修养。除却政治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做的更好的，否则也不会有如此多的学者大师选择追随蒋介石。每个人的政治立场其实本该是自由的，可是就是这段非正常的历史让自由变成了禁锢。
  
  我们从小学习历史，可现在想来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那些我们从课本上所认识的伟人、文人，真的值得如此尊重吗？那些被批判的学者、大师，他们真的是这么不堪吗？这是一段无可挽回的历史，一切都无法改变，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事实的真相，我们应该记住那些为中华文化的传承曾努力奋斗甚至付出生命的人们，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而他们之后，中华的大师又在哪里？
•   看过《南渡北归》三卷本，先表示对作者岳南先生的敬意，洋洋１７０万言，从采访到写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岳南做到了，且做得还不错，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尤让我不甘苟同者，则是岳南先生对陈寅恪大师的描写一评价。此前我也曾认真看过陈氏的著作，包括其史稿、《寒柳堂集》以及其他能够搜求到的东西，自信还有发言的资格，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被大炒特炒的人物。
  　陈寅恪首先是一个极自负的人，不但老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还要替祖上鸣不平，他说祖父陈宝箴“年近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口气之大，重组闻所未闻。纵陈宝箴有天大的本事，一无平定叛乱之功，二无折冲洋人之能。曾国藩赏识其才，尽力提拔，满清破格封疆，并未亏待，尚且如此牢骚满腹，真是欲壑难填。而且陈寅恪自称“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悚水愚叟之愚”，连戊戌变法都要否定，则当年陈宝箴赞助谭嗣同，“滥保匪人”之罪，理所应当，恐怕连“湖南小省”当初也不该让他巡抚才对。其论人论事，自相矛盾如此。还不仅这样，他因为夫人唐员是唐景嵩的孙女，把唐也高高捧起，盛赞其如何公忠体国。唐景嵩身为台湾巡抚，当清廷要割台湾时，百姓举其为“台湾总统”以拒日寇之侵夺，唐裹胁库银潜逃回国，毫无生人之气，治其失职之罪毫不冤枉，又何功之有哉？
  纵满清有割让之诏，唐也有守土之责。蒋介石不抵抗之电，岂能脱张学良不抵抗之罪？如此以私情而乱是非，尚足以治史评古今耶？
  　　更让人气愤的是，陈氏自称抗战起后，颠沛流离，读一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证以当时情形，才体会明白南宋初年种种言行，则他更应痛恨汉奸之卖国，投降之无耻。然而陈氏对溥仪投敌成立“满洲国”，举国切齿的行为，从未严词厉斥，仅做诗以耶律大石西辽比之。耶律大石能在辽亡之后，远逃西域，重建契丹，论史者常以为难得，岂溥仪认贼作父可比？最不能容忍的是，陈寅恪在其类似临终遗嘱的《赠蒋炳南（即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序》中胡说：“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宋朝之弱，日削月割而亡也，古今言之痛心，稍有人气者无不发愤，陈之推崇备至已属谬误。而“天水”一词，乃金人对掳去的钦宗的封号，乃是宋人也是所有汉人的耻辱，不要说岳飞再世会怒发冲冠，就是把秦桧从地下拉出来也不敢承认，而陈寅恪悍然以金人之封号加于整个宋朝而肆无忌惮。如此，则东洋人称我为支那，我即欣然以支那自称；西洋人呼我为病夫，我即坦然以病夫自命耶？真不明白陈氏所说的“我民族”是哪个民族。无非陈氏做了满清的奴才，还希望宋朝人也做满清前身女真人的奴才而已。不尊敬这样的陈寅恪。
  中国向来不乏自以为怀才不遇，满腹牢骚的学人。所谓怀才不遇者，其实多无可以济世的真才，或不能自己创造和把握机会。所以本湖欣赏的学人是梁启超，从未觉得陈寅恪之类很值得崇拜。
  中国之伟大学人，无非两种。一种处庙堂之高，以己学造福众生，如苏东坡等历代名臣。一种处江湖之远，然能发扬中华文化之精粹，给予世人心灵上的启迪，如老庄。至于陈寅恪之辈，一无职权以拯民，二无创见以济世，唯有满腹所谓的学问与牢骚。或谓其人尚有铮铮铁骨，但一百个陈寅恪的铁骨，如何比得上一个刘胡兰？文革蒙难，非陈氏可预料者，而人家刘小姑娘干革命，从一开始便知要豁出性命，相形之下，陈氏所谓的铁骨算得了什么？日寇侵华，正是班超投笔，好男儿报效祖国之际，然唯见陈氏仓皇南遁，其于国于民可有寸功哉？不过天涯一亡命人，尚有“始得巡抚湖南小省”之口气，此类学人自我感觉之良好，实令人啼笑皆非。建国后陈氏拒绝出任一个研究所所长，此段往事，近年来经夸大吹捧，似乎成为其人不事权贵的有力佐证，然试问其后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之职，陈氏可曾拒绝？
  陈寅恪所习若干门外语，相信可以用来流利交谈的只是少数，其他应仅限于在字典的帮助下进行阅读。日耳曼语系，拉丁语系一通百通，会十门和会两门并无本质区别，无非听起来吓人罢了。陈氏之博学，于今日之网络社会已然意义不大。以前的学人拥有很多常人无法接触到的资源和资料，如今网络之上众生平等，遗忘的东西马上就可以查到。“万事通”，“活字典”之类的学者从此再没有市场。
•   这些年，晚清、民国研究渐成热门领域。倒不奇怪，民国离我们从时间上看并不遥远，从史料上看则很丰富。更由于晚清、民国之际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身其中自然有着可供咀嚼的事迹，江山不幸诗家幸。
  　对民国的学人研究，这几年也同步展开。这方面卓有成就者当中，岳南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其三卷本巨著《南渡北归》，可谓是写尽了民国时代学人的沧桑与风骨。而如果我们梳理民国学人研究，不妨从梁实秋开始算起。
  　梁实秋在大陆的知名度大概是跟着鲁迅先生来的，他被鲁迅先生骂过，从此在民国学人备受冷落的时代里，留下了一丝微弱的印记。而改革开放之后，梁实秋被重新发掘出来，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数卷，从《雅舍小品》到《雅舍谈吃》，无不展现出民国那一代人的风范与见识。从此之后，民国的学人们被不断地发掘，到了这两年，已经有个专门的名词“民国范儿”来指称了。就我所知，最初说出这个词的是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
  　何谓“民国范儿”？这是指那代学人所特有的风范。学者应该具有的风范无非是两点，一个是智力诚实、一个是学术诚实。智力诚实指的是知之为知之，不强以不知为知，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学术诚实则说的是不可曲学阿世，用自己掌握的学术能力去歪曲事实为有权者背书。实际上后一点远比前一点难做到。
  　《南渡北归》三部曲写的恰恰是这两点在民国学人身上所散发出的光辉。前段时间清华大学搞百年庆典，所列出校史上29位大师级人物，全部都是民国的学人，49年之后竟然没有一个能够入选大师级的行列，相信这个例子已经足够说明民国那代学人是如何的了。
  　民国学人为什么会有与后世不同的风骨？从大环境说，那代人遭逢大变局的冲击，为了探求改造旧有文化、而且本身就是旧有文化的践行者，加上西学东渐的外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在民国以后再未出现，是因为从文化传承上出现断裂，从此不能延续旧学命脉，直至知识分子成为某种意义的附庸，再无独立的精神谱系可供传承。
  　回望民国学人，不由得感慨万千。《南渡北归》三部曲写的正好是民国学人从成长到遭难、再到分道扬镳的过程，南渡是指抗战时期，他们为了延续学术血脉而纷纷随着国民政府到南京、到重庆；北归则是后来回到北方的心路历程，最终第三部是他们的分道扬镳，一部分人远走异国或者迁居岛上，一部分人留在大陆打算建设一个新中国。个人认为，第三部是民国精神的挽歌，也是最值得细细品味的，去留肝胆、结局迥异，真正属于警示之篇。
•   三部头的《南渡北归》，多达160万字，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作者岳南前后花了8年时间，三下江南与西南地区实地查看。作者雄心勃勃，把这作为一部史诗来创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史
  。。。。。。。。。。。。。
  为您喝彩！堪称史学家！~~
•   岳南先生这部大著的封面底部有个副标题“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读罢此书不禁感慨良多，悲从中来，叹此副标题之精准，作为胡适口中“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和王永兴笔下“宋贤之后，仅此一人”的傅斯年与陈寅恪，其综合的天才级数恐怕真是往者不可追了。
  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结对地来。1890年前后的中国，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而书中的人物如陈寅恪、胡适、傅斯年、李济、叶企孙、梁思成、陈梦家、穆旦等则是当中光照日月的巨星。但令人扼腕的是，二人的结局亦都惊人的凄苦：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大陆岭南病榻。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大地。
  
  通过对陈与傅为中心的二十世纪（尤其是上半叶）知识分子命运的勾勒，岳南先生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可以说本书主要不是两个人的传记，而是以传主背后的精神警示后人：何谓大师，甚至大师的时代？
  
  陈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此为陈对王国维的赞语，同时也是其贯彻一生的“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自我写照。显然这是在海外一流学府游历十六载真正学贯中西的陈对“为往圣继绝学”的国人传统思想进行了大幅度的现代学术的改造。
  
  陈一生讲授隋唐史颇多，早就熟烂于心，令人（尤其是今人）惊异甚至恐怖的是讲过的东西一概不再讲（除非不讲就影响整体逻辑），出了著作的一概不讲，因陈觉得学生自可去阅读，不必在课堂上浪费时间，这固然是其精神之外化，但同时可见陈之学识渊博精深到何种程度，竟要到每讲必有新意的地步，终使得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等名教授赶去听课，使得狂放不羁的刘文典“不是佩服，而是十二万分的佩服”，使得北大学生甘冒生命危险一睹风采。
  
  而支撑陈的学识的则是背后其彻底服膺一生的意识：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意识与傅斯年服膺的《孟子.藤文公下》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得益彰，熠熠生辉。以此大师经典性的标志与精神为尺度，新时代没有大师！这是这本书背后最悲哀、却最现实的隐喻，如何不令我辈神往那个风流跌宕的年代。
  
  民国时期虽然军阀混战，陈与傅也数度颠沛流离，但与文化发达的“轴心时代”一样，并无所谓政治上的正确标准，各人可以自说自话，民国早期尤甚。一到一统时代，一切都会翻天覆地。
  
  储安平说：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XX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胡适更说：.......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美国既有面包也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无面包，更无自由。这一派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赵元任终年留在美国，对新时代的中国早就“不干了，谢谢。”
  
  还是这个储安平说的：党领导国家并不等於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地位，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对思想的钳制最终会扼杀学术和学术背后的精神。陈与傅虽然结局似乎是“同归”的“悲凉”：傅死时整个大陆对其的纪念居然只有陈的一首隐喻的悼诗，而陈死时也只有赵元任的一篇英文短章，吴宓甚至在死时都不知道陈已死。但相较而言，傅总算及时得到孤岛整个政学巨擘的深切悼念，台大师生也建傅园永久追思；而陈只有在凄风冷雨、膑足枯眼中孤苦死去，数十年后才最终落在曾经的靖庐之旁。一样的天才，既一样又极不一样的境遇，何故，是谓“世界潮流”之故。
  
  还是宗璞为其父——民国另一风流冯友兰后来之“变节”辩解的话语总结的好：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   抗日战争，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为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多少英雄儿女为保家卫国捍卫国家领土完整而坚定从戎，甚至抛头颅洒热血。那么与此同时被时世紧紧逼迫下的中国文人呢，势必已然拥有了自己的作为。
  
  只是我们知道那些在动荡中为了保全以及付诸于“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的文人学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但归根结底将发展学术、延续文化以及推动科学研究当作民族复兴、建国大业的宏伟蓝图的大师们是值得历史和后人给予褒奖和纪念的。
  
  南渡西迁成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象，相信也就是这种强大的精神气象支撑着可歌可泣的大师们也就成就了在而后的离别与其他浩劫中，依然能保持自己本色。而为共和国的建设葆有了坚实的知识储备。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史以及尘封于史册中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断抗争，不断证明自己、改变自己的一代中国文人的变迁史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并收藏的。对那些销声匿迹于拥挤的历史的人和事，借助于一部文学作品时而远瞻时而近观，从而达到对史实、对信仰，以及对生活的关照，很显然，《南渡北归》已然达到了这样的理想状态。
•   终于看完了岳南先生的煌煌大著《南渡北归》，南渡，北归和离别，在时代急剧变迁的历史岁月中，民国大师的不同命运令人扼腕叹息，造化弄人。时至今日，中国的道德缺失，其实也就从解放初开始，从百家争鸣到请君入瓮，人性在历史的烽火中得到了验证和坚定。大师和小人，随滔滔大浪，泥沙俱下，尽在不言中。现在拜读完了全套南渡北归，等有空在百度《陈寅恪与傅斯年》，不是读书是思考，根式了解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   阅读这第三部《离别》，从始至终都是心情沉重的，一个个著名的学界大师，傅斯年、胡适、吴宓、曾昭橘、曾昭抡、陈寅恪、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金鼎.....悲惨的相继离我们而去，特别是留在大陆，因政治原因殒命的，使我无限感慨，眼眶数次湿润。这些伟大人物的终结，对中华民族的损失巨大，难以挽回，不仅是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对于学术的理解和态度，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
  同时，读此书，从始至终是惊讶的，因为我这才具体的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是如此的可怕，不敢想象，作者为我们揭示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震撼、感慨、悲伤、沉重、压抑、敬佩、悲愤…各种心情复杂交织。事实证明，我们已经为历史买了单，正如封面所写—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   一口气把《南渡》和《北归》看完了。。。刚刚又收到《离别》～～～
  
  一部让人废寝忘食的巨著。。。能让我如此手不释卷的书。。。不多见啊～～～
  
  一个一个国学大师。。。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执著地求学并南渡北归着～～～
  
  岳南大哥用详实的史料。。。真实地记载了他（她）们的学问/生活/情感。。。荡气回肠～～～
  
  许是与这些国宝们对话8年（写此书历时8年）。。。即使是无声的。。。岳兄的笔触也充满着豪迈～～～
  
  强烈推荐这套大部头～～～
  
  另，此前看过岳兄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从此便不能不关注岳兄的每一部作品问世～～～
•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领衔推荐，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的命运剧变。历史纪实文学第一人岳南巅峰力作，茅于轼、张鸣等数十位知名学者联袂推荐值得一看的好书
•   西南联大，聚集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一群真正的大师培养了另一代大师。岳南老师8年辛苦熬煎，终于面世的作品-----《南归北渡》，震撼之作。还原历史，解读一代文人大家的内心，看那一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的遭际命运。
•   在岳南的著作《南渡北归》的封面上，印有一个颇为消极却令人深思的偈语：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刚拿到此书，见封面上赫然写着这几个大字，深以为恶，觉其未免有打击后学积极性之嫌疑；随着阅读接近尾声，我愈发意识到这个偈语是著者对于中国学术界敲响的警钟：倘若不改变现状，“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偈语将成谶语。缘何“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得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警钟或者说缘何大师难再呢？
  在科举考试废除之前，绝大部分学人在学术上所依循的学术进路乃传统的儒家学术；自科考废除后，学子们觉得古板的八股文再也难以成为自己的晋身之法，纷纷走出国门，希冀从此道开辟仕途。当然也有出国门真正求学的，如陈寅恪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国求学十余载，终未获得一个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陈曾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不知道那些在国外挥金如土，为了获得文凭使出各种招数的人士看了陈寅恪先生的这几句话要做何感想。
  无论是陈寅恪、胡适之还是傅斯年，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当然这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为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其父陈三立乃“维新四公子”之一，亦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胡适之的父亲胡铁花是晚清绩溪三奇士之一；傅氏家族在山东聊城更是状元豪门。可想而知，纵使科考废除，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涉猎经史子集的陈、胡、傅等人的传统国学根基也不会差到哪里，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切的体认！待日后他们留学海外，习得西方之技，再运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我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社会科学，不荣登人文社会科学之巅都难。对于这种学术进路以及借其所达至的学术巅峰似可用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来理解：对于中国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辅之以更为广阔多样化的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实现“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实非难事。
  而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始终沉浸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在法学界，虽然朱苏力极力主张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且也身体力行——以《送法下乡》为代表——但苏力这一代学人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文化脱轨，远离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等国粹精品，代之以西方各种经典学说（并不一定都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假借这些学说解释中国问题。从方法论上看，与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杂糅的东西学术没有什么区别，也似乎对中国学术以及现实问题的解决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未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这一代学人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理解中国，他们所做的努力诸如提出各种司法体制的改革措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法学界比较特殊的邓正来教授则应该称之为法学翻译家，更是典型的西方学术传统的代表。
  如此，也就不难明白“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得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警钟的个中深意，“大师难再”也就没有理由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了。
•   《南渡北归》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
•   岳南的《南渡北归》再次提醒这个经历在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重演的过程，虽然每代人寻找的精神资源不相同。可以说，这部书所勾勒的是一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图，也是20世纪知识分子生活和命运的一部“逸史”。这些人物的政治选择各异，思想脉络有别，生活方式不同，但他们都是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这部书展开了他们的精神旅程。看后引发了很多思考。
•   《南渡北归》里面的文学大师除了鲁迅，钱钟书，沈从文等，《离别》特别提到了穆旦，这是作者的慧眼独具。一个从事诗歌写作的人的幽曲的生命轨迹*他与生活、时代的种种矛盾、纠葛、遭遇，以及他的似乎终将要走入的躲不开的命运。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穆旦所经受的打击一次比一次严厉，一次比一次残酷，但一旦条件允许，他又都会再一次以诗歌翻译活动来抵御时代现实加诸于自身的灾难，从而兑现了他的“为中国新诗做一点事”的夙愿。在苦难接踵而至的时代里，当创作无法进行时，对现代派诗歌的译介也就成为唤起和表达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方式。这种”潜在翻译”实际和”潜在创作”一样，它同样曲折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灾难中的独立思考，同时也孕育着个性化表达的欲望，一旦条件许可，这种强烈的表达欲望就会喷薄而起了。
  
  诗人穆旦以此承担起时代现实的苦难和个人的命运。 让人心痛而钦佩。
•   《南渡北归》前两本，看了之后再也无法放下，可谓是加班加点看完，不得不叹一声：这是我近10年来读过的令我最深爱的两本由大陆出版的文史类图书。俩字：厚重。
  有心想写篇书评，但总觉无法提笔，因为自觉我的文字太轻飘飘，无法评点《南》书的“重量”。
  看书时，时有长叹息，甚至按捺不住拭泪……掩书后，细想想，虽为当今之世的中国再也不见大师的影子，更可能，因党国不分执政党坚持专制思想之故，长达二三十年内也不出冒出一个大师的脑袋，但也有些许欣慰——因为从先生的文字里多少看出了当局对民众的“声音”有点放松了警惕，似乎让热爱读书的非文盲们好歹看到了点滴党国正在追求进步的迹象。若是后退几年，您这样的文字是绝对不能变成铅字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担心的是，这样深度且有自己的声音，出版时没被执政当局的语气“和谐”和“统一”掉的书，会和《往事并不如烟》那样事后被很有礼貌地劝慰式革命掉……
  我愿真诚向上天祈祷：希望先生的书畅销，不是因为畅销会给先生带来丰厚的版税，而是希望更多的读者因读书之后对远去的那个年代那些模糊的被误读甚至被“爱党爱国教科书”所抹黑的大师们有个清晰的了解。
  现在《离别》又到手中，读了一半不到，觉得很给国和，我向所有热爱阅读的读者推荐您的《南读北归》。——悉尼读者蔡成
•   记得两个月前一口气读完《南渡》《北归》，的确好书，《离别》还没看完。
  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的种子和精神已经全没了，剩下《水浒》的故事：腐败——反腐败——腐败的循环。
  向陈寅恪、傅斯年等大师致敬！
•   南渡，北归，离别三部曲，再现了民国时期大师们的风采光华，以及大师们在民国及1949年在台湾和在大陆的不同命运，令人感慨万千，不禁落泪。重磅推荐！！
•   《南渡北归》以客观详实的记叙手法，用不少注解、说明文字还原历史真相，向读者展现了这一群大师的坎坷命运。透过文字，我似乎感觉到了那一代学者怀才不遇的无奈和振兴中华的信心！他们一方面为躲避日军的轰炸颠沛流离，一方面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中华儿女的匹夫之责。在离乱年代，他们想到的是国家社稷，是黎民百姓！当看到书中描述大师金岳霖为了保护视若生命的《知识论》文稿和林徽因写给他的信件，而差一点被鬼子的炮弹所伤时，我忍不住泪湿衣衫！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啊，作为一个学者，他是敬业的；作为一位男士，他又是如此的重情！在书中，有不少篇幅对梁思成、林徽因的爱情展开叙述，我感觉，即使在今天，他们这样的爱情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期间，虽然夹杂了金岳霖、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爱情纠葛，但这一点，毫不影响我对大师们的热爱！这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感情，但不会滥情，更懂得如何把握这份纯洁的人间真情，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对于今天沉迷于黄色肉欲的人们，是极有教育、引导意义的！那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注定是爱情世界里最最动听的咏叹调！
•   二十世纪的中国，饱经战难和沧桑，走过的是一段长长的悲怆岁月，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到外敌入侵、国共决裂内战，反右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才带领中国走出历史的泥沼。
  他们，在抗战的连天烽火中艰难跋涉，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为国家保存文化血脉；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经历了剧烈的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选择；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遭遇命运剧变与生命结局。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坚贞的学术理想，也有不同的政治追求，和不同的爱恨情仇。
  他们的故事耐人寻味，有人为探寻人生价值和学术真理而形成的“太太客厅”，有人在躲避敌军炮火的逃难途中坚持著书立说，有人在参加远征军奔赴战场的行军途中背诵整本英汉词典，有人为实现中国原子弹的梦想追求而不懈奋斗，还有整个家族血脉的非正常消亡。不管在怎样的社会和时代困境下，他们都保持积极乐观的求索精神，而绝没有当下一些所谓高级教授们高喊的“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不要承认是我学生”之类的轻薄势利和狂妄高傲。
•   《南渡北归》的大结局，由于立场与信仰的不同，不同知识分子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鄙人最最尊敬的知识分子傅斯年选择了去taiwan，那句“归骨于田横之岛”透出了知识分子的无奈与辛酸，在另一岸，他以过人的胆识对台北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短暂的时间为台北大学真正成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惜天忌英才，1950年由于在与台北议员郭国基的对话中过度激动，触发了高血压，12月20日，这位人间罕见的天才就这样凋谢了，为后世唏嘘不已，台北大学为纪念这位敬爱的校长，在校内修建了傅苑旁边树立了一个傅钟，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下的3个小时应该用于思考。”虽然已过去61年，历史的足迹终抹不掉这位天才的影子，个人觉得大结局是南渡北归最好看的一本，强烈推荐
•   从第一部的《南渡》，到《北归》，到现在的《离别》，真的很感谢岳南老师，本套书真的值得推荐，让你多一个角度看待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的真相。
•   先＂南渡＂，后＂北归＂，现在是＂离别＂大结局，详尽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大家＂的生命轨迹，还原历史及＂大家＂们的心路历程，值得一读！
•   无论最终是南渡还是北归了的大师，对于历史长河中的中华民族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
  十年树木百年数人，五四以降，历史风云际会激荡出的一批大师，除了早逝的王国维、鲁迅等人，那些活着的，最终的命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不幸的。
  更可惜的是五四的精神，如昙花一现，让人扼腕痛惜。
•   《南渡北归》是指抗战中学术大师们为了延续文化血脉而纷纷随国民政府到南京、重庆、长沙、昆明、李庄，战后回归中原，再后来留守大陆与渡海赴台岛分离的故事。第三部是民国精神的挽歌，也是最值得细细品味的一部，去留肝胆、结局迥异，真正属于罕见的警示之篇。
•   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酒鬼的故国家园后，国共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
•   读岳南先生<南渡北归>三部，解开之前诸多不解：鲁迅与诸人的骂仗恩怨；抗战前后各界人士的观念碰撞；张自忠的抗战历程。如书中所说：披阅史料还原被蓄意扭曲的历史真相，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感谢岳南先生！
•   《南渡北归》向我们展现了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穆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生活历程。
•   南渡北归》一套三本皇皇150万字巨著终于断断续续看完了，一时沉浸在书中氛围里出不来，尤其是最后一卷《离别》，伤别离，人生最痛是生离死别，看着一个个大师惨淡地悲剧收场，死于非命，活着的也受尽屈辱与折磨，内心的压抑无法言喻，太惨痛了，让人无以复加地惋惜、痛惜。
•   南渡北归三部曲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
•   南渡北归第三册，离别。作者在这本书里投入的笔墨最多，而这本书的品质同前两本一样的好。在这离别的时刻，怎么能不感伤。只是那些知识分子的心胸并不是小百姓可以体会的，他们当时的心态心情，就算是我们假设身临其境，恐怕也是不能够领悟的。很棒的一套书，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很多。充实自我，很给力。
•   看懂书中的秘密
  
  偷爱警/文
  
  已然的逝者，能够带给生者多少启示和冥想。坟茔的一角，你能否回忆起，那些长满青苔草芥的墓碑上，刻有那些文学大师的名字。或许现在的人们，更多是沉浸在幸福之中，或许顾及的是，财源广进的收入，官衔职位的问题。已经无暇恋旧过去，翻阅那黑白的影集。大师西去，是北归后，倒下的基石与承载。文学历史上，再无手稿可言、笔墨真迹极为罕至、家书传递，成为束之高阁的落后信息。科技进步，取代了时间的距离，但无法取代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改革中，试图转换文学与政治中的矛盾关系。但沉重的脚步，如同草芥一般，压垮那挺起的脊梁，低下头，写下最后的绝笔。
  
  《离别》之时，团聚之日。阴阳两重天只是暂别，时日不长，终会相聚。从金字塔顶端讲起。傅斯年、胡适、梅贻琦，三位文学人物，在政局动荡的年代，对个人仕途的选择和政治导向的偏颇，决定了这三位文学人物的走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说三人选择了故土分离的志向，但能够充分的看到，三位人物并没有成为蒋总统的政治走卒和文学傀儡，沿用了自身的文学优势和文学基础，完成未完成的文学工作而已。所涉猎的课题研究也没有受到台当局的强制干预与分割。尽己所能的保护和撰写历史文献，保持着平心静气的态度，隔离心中，学潮骂声的涌动侵袭，他们所能做到的，已经尽可能的做到。而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潮，已经在步步紧逼着文学人物的最后防线。三位大师缄默以待。实际三位人物的相继离世，是更多文人陷入灾难的开始。人性与理性，良知与友谊，都无法衡量政治权利的权杖。政治要封杀的，正是人性的儒雅与怯懦，退守不攻，就要俯首称臣。文学文化、文学历史在更迭交替中，渐渐沦为革命小将的政治工具，推行剔除化的方式，对文学草芥进行猛烈的踩踏。激进的言行，麻痹着文学风气，阻止着文学的进化传递。而政治家所惧怕的，无非是害怕新潮流，将政治方向，卷入到另一场轴心理论里面，策反成为乱世格局的翻版。威胁到政局的根基。没错，人都求同存异的祈求，祈求安宁的生活，但如果只是为了虚妄酴醾的功名得利，做出一些对他人，人格性的侮辱践踏，倒不如做一颗墙头草，任由摆布，不过墙头草早晚要枯萎或者被人唾弃，活的很悲凉。人生如此多彩，应该为自己的奋斗努力，披上一件精美的喜好外衣，它属于自己，属于自己的魅力，属于个人的成绩。
  
  离别中，许多大师死于文革的迫害之中，林徽因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其一，才貌双全，其二，为人之道忠贞不二。女流之辈，坚守妇道，不为私欲所诱惑，不因贫寒而苦楚，不为生命的短暂而泣泪。倾其所有精力，在中国文坛与中国建筑史上均有建树。林算是中国妇女界的一朵娇艳花，却在建国初期，香消玉碎，悄然而去。
  
  从南下到北上，作者耗时多年，呈现了这三部难得的佳作。从重点方面来看，读者看到的是文学大师们的征途经历。从另一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些政治企图与政治变革。文学大师，为保全名校声誉，为延存学识学究，而忍受政治压力，政治辩解，胁迫着这些文学大师要为自己的将来做出提前的选择。这场赌局没有输赢，也没有遗言遗训，只有残存下来的书卷藏品，能够保留着文学大师们的历史印记，但书卷藏品不会用语言来告诉生者，只会用背后的故事，来描述那个年代的记忆。人们开始忽略大师们的功绩，只看到眼前仅存的微薄利益。大师西去后再无大师，只有明理的人能够看懂书中的秘密。
  
•   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再作抉择，忍痛离别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
•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五四以来，启醒狮国民。大师或远赴重洋，获取知识，更新思想，回国发奋图强；或躬耕本土，继往开来，报效民族。二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架中华民族学术之大厦，扬中华民族学术的风气，洞悉民族之历史，发轫科学之高峰，令世界刮目相看。南渡之无奈，北归之沧桑，离别之伤情。满眼辛酸泪，空负报国心。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大国崛起仍需大师。
•   我轻轻地、虔诚地翻阅着《南渡北归》，仿佛正在轻轻地拂去历史的尘埃，一个个才华横溢的前辈大师，通过岳南精彩的文字描述，在我的眼前鲜活起来。我似乎跟随着大师们的脚步，正辗转于烽火硝烟的神州大地，为一片片焦土而哭泣，为一幕幕不幸而叹息，也为大师们伟大的精神而自豪！他们基本上都出生在清末民初，正当他们学有所成，满怀信心准备报效祖国的时候，不巧又经历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才子佳人们空有满腹经纶，却落得有家不能归，走南闯北居无定所的尴尬境地，这样的痛楚和无奈，怎不令人捶胸顿足、扼腕叹息！
•   以前读过先生的《风雪定陵》，所以，前天从**网上订了您的三本书——《南渡》、《北归》、《离别》，另外还有《陈与傅》。内容丰富、扎实，没得说。
•   也许是年龄与时代的原因，离别比南渡北归更有味道，欲哭无泪。当南渡残生梦独多和北归残梦终成空时，历史还原了真相。同为天涯两岸的民族各自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却隔不断血脉相连的相思之情。
•   南渡北归三卷本都买了，毋庸废言，这的确是好书！不枉费岳南先生8年的心血。这里指出第一卷中的一点小小的瑕疵——第一部第二章的标题为：英雄辈出的时代，可是在页码旁的标题却写作：风云际会。这一章主要是写傅斯年的，用“风云际会”比“英雄辈出的时代”要好。
•   岳南好！读过你写的《陈寅恪和傅斯年》和《南渡北归》后，才对民国时期的教授们有了清晰的了解。清华的名气不是建国后创立的，而是民国时创立的。这荣誉是属于前人的。
•   涉及历史的著作，第一是要基本是真实的，第二要有可读性，使我们普通人有兴趣读完手上的书。正在读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第三部，前两部已经读完，个人觉得是具备了这两条的。
•   南渡北归离别全套已收集齐，书的质量非常好，比较全面的反应了近代中国文化界的沧桑变化，信息量比较大，不过“离别”中看到大师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迫害，心情非常沉重
•   读《南渡》，简直有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 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这怎不令人豁然复骇然？
•   《南渡北归》之《离别》我已经看到82页了，真的很不错！此书不是像阅读言情小说那么让人喜悦，而是带着一种审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   岳南老师，很喜欢您的《南渡北归》三部曲，从中看出了大师的风骨，历史的遗恨，值得反思，让人感喟。
•   南渡北归离别三部巨著解开心中迷团
•   我正在读《南渡北归》第三部。我看书速度很慢，又还间或其他书同时交替读，就更慢。尽管刚开始读，但感觉作者用文学的笔触写历史人物是很有吸引力的。以前读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和《前后汉故事新编》也有这种感觉。
•   读《南渡北归》的，千万别错过注释，尤其是第三部离别
•   做为南渡北归的最后一部，一切都在预料中发生，一切都在预料中结束，庆幸那些在1949年离开大陆的学者，看到他们有一个不错的，或者说是正常的结局，心都在为之欢欣鼓舞。庆幸那些在1958年之前离开人世的大陆学者，庆幸他们没有赶上让人心神俱灭的文化大革命。眼不忍读，耳不忍闻，心之所系，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经在中国的学者中消失不见。试看今日之中国，何日才能重现文化的盛宴？吾心悲矣……
•   昨天在当当网上购买了岳兄的《南渡北归》第三部，期待久矣！
  岳兄所著的书，各种版本几乎都有，藏之，读之，是闲暇时光的一大乐趣，平素极少看小说之类的虚构作品，唯酷爱历史人物类的文字
•   岳老师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已托朋友在网上购来，今天看了一点你的视频。哈哈，好像有点拘谨啊 ，可不象你在微博里那样咄咄逼人，舌战群儒呀。 不过你的山普话（山东普通话），听起来还是很亲切地。你们那的话是不是有丁点接近胶东话？正在读大作，了解了不少知识。国人知陈寅恪、李济甚少，政治隔阂造成海峡两岸如此之深的文化阻碍，您做的是太重要了。敬佩！
•   作者以知识分子先南渡后北归为主线，刻画了一大批时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使他们性格鲜明地从书中向我们一一走来。使读者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喜爱他们。
  
•   我觉得《南渡北归》这本书中篇幅最多的是胡适，亮点也在他。坦率地说，从今天来看，胡适的思想并不深刻，却富含着逻辑与智慧。前面说过，暴力革命是不宽容的，不宽容就是反民主。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它必然是采用暴力形式来镇压反对者。尽管它会打着”民主”的旗帜，它最终会成为一种极权政治。瞧瞧，多么简单的逻辑，它甚至是常识！有时候，我们缺乏的不是别的，恰好只是常识。
  
  我也想到了孔庆东。这位号称“北大醉侠”的北大副教授贬抑胡适，说他”没有几句传世的话”，只作了《兰花草》那首校园歌曲的歌词。当然，孔是研究鲁迅的，视野不一定开阔，情感上比较偏袒鲁迅，这好象也可以理解。其实，胡适有很多名言，我比较喜欢的有：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取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异乎我者未必即是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我原谅了孔庆东，开始赞赏李敖。2005年，李敖在北大演讲时，给北大捐献了二十万，要为胡适做一座铜像，置于北大校园中。胡适这位北大的老校长，终于在21世纪回到了北大的怀抱。
  历史开始卸下重负。在真理开始敞亮之际，胡适也必将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
•   《南渡北归》系列三本，前两本的一切仿佛就是为了让人看到第三本，南渡&#8226;北归&#8226;离别
•   &#34;岳南著《南渡北归》一書封面有這麼一句話：“大師遠去再無大師。”若以胡适、陳寅恪、傅斯年作標準，神州大地確是再無大師。
  世上許多人自許大師，旣不是學士，又非博士的陳寅恪，學問如淵似海，乃公認的一代大師
•   推荐，现在能称之为书的书不多了，《南渡北归》是好书。在大师远去的年代，更需要他们硬骨头的气质了。(此前以为仅有南渡、北归二部。真是好书啊，最近在读第三部
•   南渡北归，是一部大部头的书，看了这套书，对于中国民国及抗日，到战后这段时期历史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思想一下子更宽广了。推荐大家读，不管你是文科还是理科，是官员还是商人，读书可以让你更加思维开阔，更加通情达理，更加理智和理性。中国需要的是有思想有灵魂的公民，中国靠我们。
•   岳先生的《南渡北归》已经读过前两部了，也经常浏览岳先生的微博，很有意思，如同读相声。我对历史书籍很感兴趣，关于民国大师的书，材料这样丰富，写得有趣的，这是第一部
•   《南渡北归》是一部叫人看的时候能够落泪的书，这是一部经典之作，他讲述的是民族的血泪史，在民族遭受困难的时候，那些我们心目之中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们固执的用自己的力量去守护这个国家，拯救这个民族，当你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你无法不动容，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书，叫你无法不收藏的文化书。
  
•   南渡北归、陳寅恪與傅斯年真的带给感触颇多，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当年的报国志向与教育理念今日却早已抛诸脑后，唏嘘不已。
•   百万字煌煌巨著《南渡北归》系列 以详尽史料、恢弘场景塑造了一代大师的全景群像
•   南渡北归之3,大师命运多舛,很有意思,3本合集的价格比分开买要贵不少
•   悲，悲，《南渡北归》让我们看到大师的悲惨命运。
•   南渡、北归都买了，现在把离别买上就凑好一套了。
•   南渡北归——品味逝去的光阴。这是南渡北归的第三册，只给孩子买一本书也得让快递跑一趟，于是添上最后这本南渡北归，安静的夜里，翻开书页，品读大师的一颦一笑，生活的真谛也许就是追求的过程吧。
•   南渡、北归、大结局，三本已经凑齐了，已看完南渡，正在看北归。真的很好，打开一个窗，还原那段被人肆意歪曲的历史
•   看《南渡北归》第三部，看着很沉重，前两部虽处战时，但能屡屡看到这批人**的成就。第三部看着，心酸，不知道那些留守的人是否后悔，估计很多人都死无对证了，留守的这批人在这部里不是在整人就是在被人整。。。留下的当然后悔，但无办法，只能任人宰割。
•   南渡北归，对当事人来说是惆怅，对后来者是传奇。抗战时期爷爷和叔伯爷爷跑散了，一个进了国民党，一个进了共产党，再没有音信。50年后，北京相聚，两位老人老泪纵横。看到小辈眼里却是不可思议。
•   令人深思，南渡北归，披阅史料还被蓄意扭曲的历史真相，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
•   岳南代表作《南渡北归》三部，自此集齐，待静夜之中，灯盏之前，当用心品读。
•   读过南渡北归，闻一多的事很复杂，不是一二句话能说得清的，作者考证精细，似仍有不可向外人道处。颜昌海博文说杀闻案可能是老毛的人干的，博主此文有杀手一句留闻的儿子一条活命，让他替父仇的话，这话倒真像老蒋的政治敌人的口吻。
  
•   岳南写书南渡北归离别是还原历史，有据可查，有照片为证，想弄假也难，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声音，但是最难的就是真正做到无删节的，无篡改的，象司马迁的《史记》也不尽忠职守，有些话还不是不敢讲，因为讲了就要被砍头的，前面跟皇帝讲过啦小鸡鸡也就被阉掉啦，读者或者群众只信真正的记录历史的人，岳南还原了历史，让我们更能了解近代史，加上他有考古的学问，这样我们更容易相信通过考古还原历史，浩然正气长存，民族气节不变，同世界也接了轨，何乐不为，但是有些人的神经不知怎样被刺激了，通过怀念文革的方式诋毁作者，哎，还与时俱进呢，我看是准备进入历史的坟墓罢了
•   昨中午当当网刚送到的三本岳南 老师的《南渡北归》，没想到每本都这么厚，打开一闻，有一股清香的味道。看了一小章，立马进入了书中的情境，为之动容！真是一套极好的书，感谢岳南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精神粮食。不过印刷纸张稍差了一点点儿。
•   批阅史料，还原被遮蔽尘封的历史真相，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南渡北归》让我们重温了一段凄惨尘封的历史。
•   一口气读完《南渡北归》第三部，才知道，原来历史书里写得都是童话。
•   《南渡北归》三部曲已到手，谢谢岳南为我们奉献上的一部文化的饕餮大餐！！！
•   《南渡北归》第三部能出版如期。这似乎是个圣明的年代，学术或者历史应该是摒弃了主流的意识形态，还原其真实的况味。
  
  
  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德国 哲学家汉娜&#8226;阿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