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与史诗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捷克] 亚罗斯拉夫·普实克 编,李欧梵 编  页数：271  译者：郭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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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做过介绍与翻译，但并未形成气候。五十年代中期，旅美的夏志清教授和捷克的普实克（Jaruslav Prflgek）教授分别对晚清、五四和以后的文学展开宏观研究。这两位学者理念背景有异，学术立场不同，他们所发展出的文学史观因此形成精彩对话。　　夏志清承袭了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以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方法细读文本，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观照，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1）堪称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仍为典范。普实克则取法欧洲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形式主义（Prague Formalism），以革命历史动力和“形式”的实践作为研究重点。一九六三年，夏志清和普实克在法国汉学杂志《通报》（Tungpao）展开笔战，就文学史意识、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意义、文学批评的功能各抒己见。这次论战虽不乏火药味，但两位择善固执的立场和条理分明的论证，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了良好典范。他们笔锋所及，二十世纪文学文化史的诸多议题纷纷浮出地表，成为日后学者持续钻研的对象。

内容概要

　　《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由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李欧梵教授编选，汇集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九篇经典之作。普实克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显著传统，既洞见了中国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多样性、自发性、艺术创造性和生生不息的活力，又充分注意到了士大夫文化的遗产，看到了其语言的准确、精巧以及表达的微妙，通过勾勒史诗的／客观的与抒情的／主观的这两支传统的相互交融，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重要联系。此外，《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还探讨了欧洲文学中与之对应的现实主义与抒情思潮，在此脉络下，普实克相当深入地讨论了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最后一篇是普实克与著名学者夏志清之间著名的学术交锋，反映了两者研究方法和文学评价标准的不同。

作者简介

　　普实克（1906-1980），欧洲最负盛名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学者，前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东方研究所所长。他所领导的东方研究所曾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最有成就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六十年代初，他和美国夏志清教授关于后者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讨论，曾在欧美引起很大反响。　　李欧梵，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荣誉博士。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主要著述包括：《铁屋中的呐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西潮的彼岸》、《中西文学的徊想》、《狐狸洞话语》、《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我的哈佛岁月》等二十多种，并出版有小说《范柳原忏情录》和《东方猎手》。　　郭建玲，浙江金华人。200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主要翻译作品有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等。

书籍目录

编辑缘起“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序言鸣谢1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3　以中国文学革命为背景看传统东方文学与欧洲现代文学的相遇4　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与艺术5　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6　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中叙事者功能的变化7　茅盾和郁达夫8　叶圣陶和安东·契诃夫9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附录一　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夏志清附录二　普实克现代文学研究书目

章节摘录

　　茅盾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史诗性作家，他的长篇杰作《蚀》三部曲有力地表现了大革命时期青年人的悲观情绪。第一部《幻灭》，其题目本身就表明了作品的特征，它描写了幻灭和失败的一代，他们抱着崇高的希望开始，而以彻底的绝望告终。第二部《动摇》同样描写了年轻知识分子一切努力的付诸东流。他们怀着良好的愿望，但是过于软弱，驾驭不了席卷整个社会的风暴。在小说的结尾，造反的农民杀害了那些留短发的姑娘，尽管她们是来帮助农民的，农民们却把她们看作是可恨的城市的象征。悲剧性最强的最后一部《追求》的结局，它描写了三对年轻男女生活的彻底失败，因为他们都互不相配。哪里有一点善，马上就有同样程度的恶与之相对，而结果总是恶占了上风。这种可悲、破碎的生活，在短暂的逃避后，总是以死亡或自杀告终。作为茅盾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蚀》给我们的印象是，茅盾在他的周遭看到的只有幻灭和死亡。《蚀》最令人信服地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生命的悲剧性感受。

媒体关注与评论

　　普实克教授是为数不多的既熟稔中国传统文化又深谙中国现代文化的欧洲汉学家之一，他深刻地洞见到中国文学的漫长历史对现代文学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他对中国传统的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多样性、自发性、艺术创造性和生生不息的活力（这正是他研究的广泛领域）印象深刻，但同时也没有忽略所谓的士大夫文化及其道德影响、语言的精确以及表达的微妙。民间通俗文化与士大夫文化这两支传统力量似乎令人想起胡适的裁断：文人文学逐渐僵化，而民间文学日趋活跃，因此，可以断言，自宋以来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主要的活的传统。与包括胡适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先驱不同，普实克着重指出，古典诗歌所集中体现的文人文学的抒情性也是一份经久不息的遗产，塑造了五四作家的文学感。　　——李欧梵　　普实克取法欧洲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形式主义，以革命历史动力和“形式”的实践作为研究重点，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了良好典范。普实克对现代文学“抒情性”和“史诗性”的辩证，影响至今仍然可见。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给“汉学家”定边界的是两类人：一种是西学入骨至髓，面对中国文化文学，必定手持解剖刀，分筋错骨地研究批判；另一种是挚爱中国文化文明，五体投地地热爱、学习和研究，甚至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中国。曾经写作《中国 我的姐妹》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显然属于后者。“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当我们被韦庄的《荷叶杯》触动心弦的时候，这位捷克汉学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向他的祖国和人民介绍和推广中国的这些优美的诗词，他将自己对中国文学的严肃研究和身心向往保持了终生。
  　　普实克作为布拉格汉学学派的奠基人，他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观点和布拉格学派的形式主义文论相结合，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广博视野和细致分析相结合的研究风格。他以这种方法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像是架设心灵之桥，把此端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呈现给陌生的欧美世界。他将宏观与微观、内部与外部、左翼史观与审美精神相结合的批评思想，是汉学研究一个时代的执牛耳者。他的研究既注重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又充分重视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和内部形态。普实克参照西方文学的发展脉络来研究中国文学，深刻地考察新文学与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洞见中国文学的漫长历史对现代文学的形成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例如他通过对观西方文学传统来谈及“个人经验”问题的时候，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为了使文学作品获得一种审美价值，使写实不至于成为日常现实生活的单调描述，就要对现实生活材料进行加工，使之成为一个崭新、有序、生动的整体，要想把理性分析过程中被肢解的世界重新整合成一个新的、具有艺术统一性的形象，唯一的方法就是将个人的立场、经验和体会注入其中，这样才能提供新的动力，将作品的各个成分组织起来。个人经验因此开辟出了一条通向现实的道路，并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联系在一起，中国的艺术家要想创造出一种在形而上符合新的现实观的新艺术，那么，这或许就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今天看来，普实克当时所陈述的观点无疑是预言式的，但他的目光无疑是前瞻的，思路无疑是新颖的。
  　　普实克拥有深厚的学养和广博的视野，从而使得他能够在从事具体的作家和作品分析时，透过细密的文本织体提出机警而精要的批评。与此同时，他明确的批评立场又能让由理性和感性交织的复杂网络变得明晰可辨，譬如对“现实观”的讨论，他指出与传统的“朴素现实主义”相比，艺术家应该寻找这样一种新的“现实观”——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甚至扭曲了，由此产生了一幅畸形但却富含新的意义的画面。这种扭曲自有其艺术上的依据，因为所谓的现实再现，是用一大堆的琐碎细节掩盖了真正的意义，而对现实扭曲的描述，似乎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现实的本质。上述这种思路不仅在分析鲁迅和矛盾的作品时是切中肯綮的，若将思路扩展开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先锋文学作品，亦是妥帖的诠释。
  　　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他以结构主义的方式来理解文学运动，以系统的方式理解文学作品；另一则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涵的体悟。李欧梵将普实克的现代文学研究概括为“抒情”和“史诗”两个向度，“抒情”传统关注的是作家的主观感受和情绪、色彩与想象力的再现，而“史诗”一词涵盖了比诗歌更广泛的文体，它与抒情相对，是反映现实的另一重要艺术手段。主观与客观、史诗与抒情的辩证结合，正是中国现代主流文学的重要标识。
  　　“抒情性” （lyrical） 是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个重要概念，普实克可说是这个概念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另一位奠基人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陈世骧，同样是重要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陈世骧在《中国的抒情传统》诸文中指称：中国文学相较于西方偏于史诗与戏剧之传统，可称为一种抒情的传统，作品以表达作者内在的自我为主。此说流行后，经过不少学者的推衍、引申，现已成为港台极具诠释力的解释系统，在中文研究界影响深远。而今，传人又现——王德威的新作《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显示了将这一研究路向集大成并开枝散叶的决心。
  　　本书在附录部分还收录了普实克与夏志清的一场笔战。依王德威所言，这场论战不乏火药味，但两位论者择善固执的立场和条理分明的论证，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例如关于方法论和价值标准，普实克批评夏志清忽略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夏志清则指责普实克执迷于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社会功能。普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历史观、文学理念、审美取向之间的冲突，他们关于文学研究的不同看法，源自不同的文学观。任何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的书写，都充满了主观性，“客观”只是众多主观作用的结果。普实克主张把文学放到时代、社会和历史关系中去理解，采用的是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并且借力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流行的马列文艺理论。夏志清受英美新批评和李维斯的“大传统”的影响，故而在小说史的撰写中注重文本的细读，较少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注重艺术标准。普实克和夏志清分别代表了汉学研究的两种不同方式，同为个中翘楚，他们无疑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论争不仅使双方的立场和论述愈加清晰，更为积极的意义是：他们笔锋所及二十世纪文学文化史的诸多议题纷纷浮出地表，激荡出更深广的思考，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