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眼中的大师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上海三联  作者:(英)罗素//(法)莫洛亚|译者:林衡哲  页数: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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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今中外写传记而在文化史上占最崇高的地位者,大概是我们中国的司马迁,许多被他描摹过的人物,已经在历史上活了将近两千年,荆轲之后二千多年来,中国不知道出现过多少刺客,但没有一个人会比荆轲给人更深的印象,荆轲悠久的历史生命显然是太史公的笔法所赐。司马迁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在为历史人物做简单而深刻的素描,两千年来中国的文学家在短篇传记方面的成就,似乎还没有人超越过史学家的司马迁。    在西方,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部传记,是普鲁塔克所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对某些人而言,这部书的影响力甚至在基督教的《圣经》之上,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不少是直接、间接受普鲁塔克的传记的影响而写成的,乐圣贝多芬也屡次提到他受此书的影响,他们二人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例子而已。普鲁塔克可说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鼻祖,他是专业的传记学家,他的传记已经在历史上活了将近两千年,他所描摹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并没有变成化石,相反,即使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依然在散发着他们历久弥新的影响力。同时普鲁塔克也是“比较传记”的创始者,他把两个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理环境,但事功与个性相近的人物做对比编排与比较,但是两千年来普鲁塔克的“比较传记”在西方一直没有出现有力的接棒者,因此在文学的类别上,我们只听过“比较文学”,但却没有听过所谓的“比较传记”,我们希望这门已经在西方失落了两千年的传记艺术,有一天能在东方的大地上,重新萌发出来,例如孔子与苏格拉底、司马迁与普鲁塔克、陶渊明与华兹华斯都是极佳的“比较传记”的题材。    司马迁是短篇传记的高手,普鲁塔克是中篇传记的典范,但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长篇传记(不包括自传在内t),直到18世纪末期才产生出来,那便是1791年出版的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鲍斯威尔的一生有四大嗜好:一是喜欢接近名人;二是喜欢到处旅行;三是有不断写作的习惯;四是爱喝酒。前三种爱好使他得以在传记文学上留下了不朽的声名,但嗜酒的毛病使他的晚年穷苦潦倒。鲍斯威尔虽然曾经接近过法国的伏尔泰与卢梭,以及英国哲人大卫·休谟,但都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的传记文献。但与约翰逊博士有二十二年深厚的交谊,他对约翰逊博士有一种衷心的崇拜,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他把约翰逊的一举一动,惟妙惟肖地刻画下来,他的惊人的记忆力以及写日记的习惯,帮助他忠实地记录下约翰逊当年的谈吐及他那有名的文学俱乐部的精彩场面。约翰逊虽然是当时的文坛霸主,以及第一部英文字典的创作者,而且本身也写过两部传记作品,但今天他依然活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靠他自己的创作,而是因为鲍斯威尔为他写了一部精彩的传记。虽然约翰逊只不过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文坛霸主,而且也没有像莎翁那样留下千古不朽的创作,但我们差不多可以断言,他的历史生命将会超越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帝王霸主,(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斯特雷奇笔底下的维多利亚女王)因为杰出的传记家往往能赋予人的历史生命永恒的不朽性,而这是任何官方传记所无法达成的使命。    虽然莫洛亚把《约翰逊传》的作者鲍斯威尔称为现代传记文学之父,但是传记文学的真正革命是在20世纪才完成的,这位现代传记文学的播种者,就是英国的斯特雷奇,他在1918年出版的《显赫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一书,一方面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道德与神话的传记传统,同时也奠定了现代传记文学的新传统,他这本书在传记文学上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很像1919年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二者都曾遭受过卫道者的强烈反对,但后来都变成了时代的新潮流,中国的新旧文学显然是以“五四”为分水岭,西方的新旧传记则是以《显赫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一书的出版年代为分水岭。    《显赫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一书的序言,虽然短短不到一千字,但不啻是一篇新传记的独立宣言,在这里斯特雷奇猛烈攻击19世纪以前英国腐朽的传记传统,他写道:“传记艺术在英国似乎已经遭逢末日,我们虽然产生过几部传记杰作,但是我们从未像法国那样有过伟大的传记传统。我们也没有产生过像冯特奈尔(Eontenelle)或康多塞(Condorcet)之类的短篇传记高手,他们能以生花妙笔,在短短的篇幅中,刻画人们多姿多彩的一生。在我们英国,这门所有写作艺术中最精致高雅的艺术,已经沦入受雇的文匠手中,我们从不曾想到:要写出一部好的生平,几乎跟度过一个好的人生一样的不容易。那些我们习惯地用来颂扬死人的两大厚册传记,写出这些书的文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们,里面尽是一大堆未经消化的材料、乱七八糟的文体、乏味冗长的颂词以及没有剪裁的手法。缺乏超然的态度与周详的布局,这些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它们真像是我们习见的办殓仪馆的随从,而其缓慢且带有严肃葬礼的粗鄙神情也正相同,因此不免令人联想到,其中有些作品可能是出自办殡仪馆者的手笔,算作是他们料理死人的最后一件事。”就这样斯特雷奇埋葬了英国的旧传记传统,使其永不得翻身。接着他在序言中建设性地提出了新传记的三大信条:    一是“清晰简洁”(Clean Brevity)——去掉所有多余的东西,而不遗漏重要的东西。    二是保持他自己的“自由精神”(Freedom of Spirit)。    三是“不偏不倚地追求真实”(Dispassionate Truth)——传记家的任务并不在于恭维或拍马屁,而是在他所了解的范围内,把整个事实的真相表露出来。    这三大信条差不多变成了日后新派传记的写作准则。至于斯特雷奇本人的灵感源泉,则是来自法国19世纪的批评大师圣伯夫(Sainte-Beuve),在他写作《显赫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一书的过程中,他始终忠实地遵循圣伯夫说过的一句话:“我既不强词夺理,也不略去隐私,我只是揭发。”圣伯夫不仅是西方亚里士多德之后最重要的一位文学批评大师,同时也是一位短篇传记的先驱,他的七大卷《文人画像》是法国伟大传记文学传统中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在《高乃依画像》一文中,圣伯夫曾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就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而言,在所有的阅读中,我觉得读好的名人传记似乎最有益、最有趣,而且也最能增长见闻。当然那些肤浅、枯燥、浮夸与虚伪的传记,我们是不应当为他们浪费时间的。我所谓的好传记是指那些能把握住主人翁的内心,不放开他,从各方面去审察他,使他复活,使他的坐立谈吐宛如活生生的人,使其家居及日常生活都给我们看穿,然后从各方面让他与这块大地和真实的存在以及日常的起居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总之,要把他们赖以存在的真实的生活基础,整个地显露出来。”说也奇怪,当时的圣伯夫心目中,最好的传记不是在法国,而是在英国,他曾因为法国未能产生像《约翰逊传》这样杰出的传记而深感遗憾。圣伯夫和斯特雷奇都是受外国长处的刺激,而努力为本国建立新的传统,一般而言崇洋有百害而无一利,唯独这种迎头赶上式的崇洋,可能是唯一值得赞扬的崇洋方式。另一类似的例子是伏尔泰因为受英国政治思想的影响,而在法国播下了大革命的种子。    斯特雷奇在长篇、中篇、短篇传记都留下了不朽的杰作,《维多利亚女王传》是他最重要的一部长篇传记,也是他的作品中唯一有中文译本的书,斯特雷奇之前,传记文匠们一写到帝王将相之类的人物,不是把他们过分神话,就是把所有的美德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看起来像是漫画式的人物,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但斯特雷奇打破传统的格局,他描写维多利亚女王并不是把她当女王看,而是把她当一个“人”来描写,他把当时革命性的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到这些过去拒绝让人家做任何分析的人物上去。他用惊人的坦白、强烈的好奇以及恶意的欢愉,把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的面具一一揭开来,他这种做法,不啻是预示了一个传记的民主时代的来临。一个传记家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使历史名人流传下去,而是使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经他们的刻画后,获得不朽的历史生命;正如达·芬奇画笔下一个平凡的女性——蒙娜丽莎,比其他任何画家画笔下的帝王将相,更具艺术的价值与历史的生命。在这一方面斯特雷奇也有他的贡献,他的短篇传记如《小人物画像》(Portraits in Miniatare),就曾使不少小人物复活,有很多读者喜爱他的短篇传记更甚于他的长篇传记。在这本书里,我们选了两篇他的短篇传记——一是写他的传记前辈鲍斯威尔,一是写历史学家吉本,前者被他用来作为悲剧的代表,后者被他用来作为幸福人物的代表,由此可以略窥斯特雷奇写短篇传记的手法。夏志清先生在他的《文学杂谈》里,特别推崇当代文评家威尔逊(Edmund Wilson)所写的《斯特雷奇》一文,严格地说,这篇东西并不是传记,而是文学批评,威尔逊虽然在普林斯顿大学讲过学,但并没有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但他是当代美国最博学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差不多所有20世纪的重要作家,他都著文论评过,现代的英美大学可能再也培养不出像威尔逊这样的博学之士,如果有心人,能够把他与另一位学院派文评大家魏烈克(Rene Wellek)的著作介绍过来,也许对建立独立客观的文学批评会多少有点帮助。至于要了解斯特雷奇的一生,最好是看1971年霍罗德(Michael Holroyd)花了六年的时间写成的《斯特雷奇传》,斯特雷奇是个害羞而孤僻的人,除了《布鲁姆斯贝利文人团体》(Bropmsbury Group)的那些作家朋友外,他的交游并不广,除了写作方面的成就外,他的一生并不算多姿多彩,然而霍罗德却用三倍于《维多利亚女王传》的篇幅来详述斯氏的一生,一向极力主张传记要“简洁”的斯特雷奇,地下有知,一定会遗憾别人给他写了这么一部又臭又长的传记,自从最近几年来科学的因素渗透到传记文学的天地后,那些教授传记家们又在竞相出版两巨册的传记,面对这股时代的潮流,如果斯特雷奇还活着的话,可能会挺身而出,促成传记文学的第二次革命,为了维护传记的艺术生命,把科学的因素赶出传记的园地。    传记文学虽然从不缺乏热心的读者,但很少被严肃地讨论过,也许在约翰逊博士主持的文学俱乐部里曾一度讨论过,因为他留下不少有关传记的名言,例如,“每个人的一生,最好是由他自己来写。”但是对传记文学作比较详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的还是《布鲁姆斯贝利文人团体》,他们的主要成员有维吉尼亚·伍尔荚夫妇、斯特雷奇、福斯特、凯恩斯、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及罗杰斯·弗莱(Roger Fry),结果除了斯特雷奇成为专业的传记家外,其他人也差不多都有传记方面的杰作产生,虽然传记只是他们的业余兴趣而已。历史上第一次在大学里开传记讲座,大概是1928年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在剑桥三一学院所举行的克拉克讲座。他把六次演讲讲稿收集起来,写成一本书叫《传记文学面面观》,此书与另一位传记作家哈罗德·尼可森(Harold Nicolson)的《英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以及《亨利·詹姆斯传》的作者李昂·爱德尔(Leon Edel)的《文学的传记》是20世纪比较重要的传记理论著作。莫洛亚不仅是当代最重要的传记理论家,而且也是当代最多产的传记作家。他虽然是法国人,但他最推崇的传记家不是圣伯夫,而是异国的斯特雷奇,他说:“试读一页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然而再读一页斯特雷奇的作品,你将会立刻发觉到,摆在你面前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记作品。维多利亚代的传记作品,即使结构相当完美——例如,特弗莱恩(Trevelyan)或洛克哈特(Lockhart)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部历史文献;而一部斯特雷奇的传记,最大的特点却在于它是一件艺术品。无疑的,斯特雷奇同时也是一位精确的历史学家,但是他有能力用完美的艺术形式把他的历史题材表现出来,对他而言,这种艺术形式的达成是他的首要目标。”    莫洛亚认为一位诚实的现代传记作家,首先应该抛弃维多利亚时代传记文匠的腐朽观念:“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国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或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名字的四周,业已有了一团神话存在,而我想去描写的正是建立在这些神话上。”然后建立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人,我手中握有一些有关他的历史文件,一些有关他的证据,而我想去描写的是一幅真实的画像,目前我不知道这幅画像会变成怎么样,在我未完成这幅画像之前,我也不想知道他到底会变成怎样,我准备去接受在描绘他的漫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新的启发,同时在写作的过程中一旦我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我将会马上把他修正过来。”最后用一种能引人兴趣的艺术手法去完成这幅画像。    莫洛亚认为现代传记文学有三大特色:    一是勇敢地探索真实,拒绝接受任何对真实的歪曲。    二是强调人格的复杂性。这主要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罗斯特的小说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影响,同时也与现代人的喜欢自我分析的趋向有关。    三是强调现代人内J心的冲突、不安与怀疑。尼可拉森说“现代传记最关怀的事,不是肯定的安慰而是怀疑。”我们是生在一个怀疑的时代,因此我们乐意在伟人的传记中,发现他们已有他们的怀疑、冲突与不安,但他们终于超越了它们,而获得了某些成就。    莫洛亚这位现代传记文学的亚圣,他的中篇传记(《伏尔泰传》、《雪莱传》、《狄更斯传》等)差不多已有了中译本,但他的长篇巨著及短篇传记,都没有介绍过来,在此我们选了《维多利亚女王》、《赫胥黎》及《劳伦斯》三篇,以略窥他的短篇传记的写作技巧。    如果说斯特雷奇是20世纪传记作家中的散文家,莫洛亚是20世纪传记作家中的小说家,那么德国的鲁特维克便是20世纪传记作家中的戏剧家。他虽然是犹太后裔,但他的崇拜偶像并不是摩西,而是歌德,他信仰的不是犹太教,而是泛神论的人文主义,其他民族的天才人物,多半是深深地植根于他们自己本国的传统,但浪迹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所产生的天才人物,则必须首先摆脱犹太传统的羁束,才能成为世界性的人物,鲁特维克、莫洛亚、托玛斯·曼都是比较显著的例子。    鲁特维克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传记作家,直到40岁才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传记作品,但此后他每年都有新著出来,因此他也是传记的多产作家之一。因为他写传记的对象,主要是政治家与独裁者,因此他的声誉红得很快,但也降得很快,在传记文学上,政治家与军人历史生命总是最短的(拿破仑与狄斯累利除外),所以鲁氏的作品现在只有《歌德传》、《拿破仑传》及《人之子》比较有人看外,其余的差不多已被打人历史的冷宫。    在传记方面,鲁特维克师承普鲁塔克及《英雄崇拜》的作者卡莱尔,在他心目中所谓最伟大的人,就是能够把他自己的能力发展到巅峰状态的人;另外就是那些能把他的个性深深地渗透到其他人的生命里面去的人。在描写这类伟人方面,罗曼·罗兰的成就反而在鲁特维克之上,不过罗曼·罗兰的传记是精神的传记,而非历史的传记,因此很少有人把他当作纯粹的传记作家。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对现代传记文学的影响亦颇大,在斯特雷奇发动传记革命时,心理分析学曾助过他一臂之力,但后来心理分析喧宾夺主,有一度心理分析传记甚为风行,对于这一股传记歪风,鲁特维克提出了他的反潮流的看法:“我从未走上心理分析之路,因为我觉得心理分析常以它们系统化的理论把生命多姿多彩的丰富性弄得黯然失色,它们常常把生命弄成无聊的虚构物。”正如鲁特维克所预言,后来的心理分析传记都变成了无聊的虚构物,都被时代潮流冲走了,唯一的一部传世之作,大概是琼斯所写的《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因为他是这位心理分析先师多年的知己之交,他能灵活地运用与处理弗氏留给他的庞大资料,同时因为心理分析学说中,有不少心理情结(Psycholagical Complex)是犹太中产阶级所独有的,因此只有像弗洛伊德这种出身犹太中产阶级的人,才适合用心理分析的手法去为他写传记。    我个人觉得一个传记家,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必须要有起码的认识,利用心理分析学,而不应该被心理分析学所利用。总之,传记家与心理分析学之间最好维持柏拉图式的关系,把它当作精神上的朋友,偶尔参考它,但不必与它结合在一起。    以上是对传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几个代表性人物的简单介绍,事实上对传记有贡献的人,绝不只以上这些人。在小说、诗、散文、戏剧各方面,20世纪的成就可能比不上19世纪,唯独在传记文学上,不管是质与量,无疑是遥遥领先19世纪,世界上现存的比较有价值的传记文学,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写成于1900年之后。在美国的书店里,传记已成为独立的分类,其阵容及畅销程度远比小说、诗、散文、戏剧各部门为大,在非小说类的畅销书中,传记往往占相当大的比例(大约20%到30%),这些畅销传记只有极少数是有文学与艺术价值(如《罗素自传》和《鲁宾斯坦自传》等),其他大部分都是昙花一现的新闻传记(例如水门案件几个主犯所写的自传和《基辛格传》、《肯尼迪自传》等)。我们翻译界最大的毛病之一,是不愿动手去翻译业已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的伟大传记——《约翰逊传》、《显赫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父与子》(Edmund Gosse著)等,而总是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久就会被时代潮流冲走的新闻传记上,《约翰逊传》可以每十年看一次,而且会愈看愈有味,但《基辛格传》,十年之后,大概不会有人再问津,除了那些学国际关系史的博士候选人外。传记虽然有通俗的力量、广大的读者、票房的价值,但是在严肃的学术园地里,它是没有地位的,虽然莫洛亚、尼可拉森与爱德尔成名之后,均曾在大学里开过“传记讲座”,但到现在为止一般大学还是没有开“传记文学”这门课,美国如此,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亦然。这种现象,对传记文学的发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传记的写作不会被学院所僵化,坏处是无法树立起一套严正而有深度的“传记评论”,不过因为现在从事传记写作最多的还是那些大学教授们,因此传记与学术的关系也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薄。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以诗的传统最为雄厚,杰出的诗人与诗,差不多代代都有;其次是散文或论文,这方面的名家各代都有一些;小说与戏剧虽然没有连绵不断的传统,但至少有过一段黄金时代及一些不朽的名著产生;但是在传记文学方面,自司马迁以后,既无传记名家出现,亦无长篇的传记杰作出现,因此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传记变成了最弱的一环,或许是我个人的孤陋寡闻,我还未听过有不朽的长篇传记出现过。当斯特雷奇在西方引起传记革命的同时,中国的“五四”的播种者——梁启超,及五四的健将——胡适也在中国的大地上提倡传记的写作。梁启超写了不少短篇传记及几部中篇传记,梁启超写传记的手法不像斯特雷奇,而比较接近罗曼·罗兰,他写的是精神的传记而非历史的传记,他写传记的目的不在讽刺,而是在激发革命的感情,最近重读他的《罗兰夫人传》,其感人肺腑的力量并不下于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读它时的感受。梁任公对罗兰夫人的一生相信不会了解的太多,但他所企求的是艺术上的真理,而非拘泥于历史的真理,他这一篇东西不是历史文献,而是一篇艺术杰作。但他的中篇传记似乎没有他的短篇传记那么富于艺术价值。至于胡适,他虽然经常劝朋友写传记,但他自己则仅留下了一本薄薄的《四十自述》,此书的价值与他的《尝试集》一样,只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此外则别无价值,在胡适的老朋友中,只有蒋梦麟的《西潮》是颇为可读的一本自传。自从斯特雷奇开现代传记的新潮之后,西方传记文学的进步是非常可观的;但在中国,自从梁启超与胡适提倡写传记之后,我们的传记文学的进步是非常可怜的,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半世纪以来我们没有留下几部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记作品,在思想与观念上,我们的传记写作,仍然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阶段,虚伪、浮夸、肤浅的东西,仍然充斥于我们所谓的“传记文学”上;在人性的观念上,我们仍然停留在“君子”与“小人”二分法的阶段,事实上人不可能永远是君子,也不可能永远是小人,人的内心经常在进行着“君子”与“小人”之争,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黑马与白马之争。我们的传记很少能够把人的复杂性作充分的表露。写传记的人往往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缺乏起码的知识,很多人写传记的目的只是在恭维或拍马屁,而不是留下一幅真实的画像。过去在中国,也许是想出国的关系,很喜欢读一些留美学人的自述传,来到美国后,才知道这些自述传有很多是自吹自擂的产物,例如,有一位学人,在国外教的是相当于小学程度的中文,外国人根本不会请他教音乐,因为他与现代音乐的潮流已经完全脱节,但在国内他以大音乐家的姿态出现,贩卖的是四十年前的老东西;与此相反的典型是“五四”时代的王光祈,他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以他的才气与能力要做大官是轻而易举之事,他却孤苦伶仃地跑到德国的图书馆默默地做大事——为整理中国的音乐遗产及介绍最新的西洋音乐潮流而奉献,像这种有真才实学、苦干实干的杰出学者,我们应该为他写出传记,因此当我获悉最近有人已经写出了《王光祈的一生》时,特别感到高兴,虽然我还未读到此书。事实上,在美国我所见到的有深度的学人如周文中、卢飞白、夏志清诸先生,都是默默地在耕耘的人,他们没有工夫去做自吹自擂的宣传工作,从事传记的工作者应该为这些被新闻记者所忽略掉的人物画像。    虽然我们的社会,在经济上似乎是在起飞的状态中,但在文化上还是相当落后的,我们还没有办法让严肃的职业作家能单靠他的笔杆就可以过活,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要产生优秀的长篇传记作家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因为一部好的长篇传记通常都要五年以上的全力以赴,才能完成。但是短篇传记的发展则不受这种经济条件的限制,只要他对传记的写作有相当的认识,对所传人物有相当的研究,在写作时能把握“真实”、“独立”、“客观”、“简洁”的原则,对所传人物的心灵做真实的描绘,那么他只要利用业余的时间,一年之内应该至少可以写出一篇以上的精彩的短篇传记。如果大部分的大学生,能在四年之内,努力追踪他本行的“文学情人”、“哲学情人”、“音乐情人”、“科学情人”等其他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然后两年的收集资料,两年的实际写作,相信可以完成一篇不错的精神情人的传记。这本大师、名人传记文学选集的目的,就是给对这方面有志趣的青年朋友们,做一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式的参考。    过去史怀泽的“尊重生命”的精神、罗素的“怀疑精神”对我个人颇有影响;在国外,在1970年亲临了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音乐会后,卡萨尔斯“不妥协的精神”给我相当大的冲击,他是继堂·吉诃德之后,具有最浓厚的西班牙民族精神的人物,虽然他最后三分之一的生命是被迫在异乡渡过。但只要卡萨尔斯到哪儿,哪儿便会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气氛,便会展现出一片纯洁的艺术天地;相反,独裁者弗朗哥到哪儿,哪儿便会有暴力与压迫出现,千年之后,人们之所以还知道有弗朗哥此人,将是因为卡萨尔斯曾经反抗过他的缘故。对飘零异国的中国人,卡萨尔斯一生的行谊是很值得深思的,虽然已经有一部精彩的《卡萨尔斯自述传》(《白鸟之歌》),但我仍然希望有机会在五年内为他写一部精神传记。本书的译稿完成,适逢他逝世周年纪念日(10月22日),希望他在天之灵已经回到他心爱的故乡——卡塔洛尼亚。    (林衡哲)

内容概要

  《大师眼中的大师》本书集中了世界各个学科领域最杰出的二十几位大师的人生经历,他们所从事的领域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而传记作者们也是各领域的大师们,他们中大部分人与书中的这些大师们亦师亦友,能更贴切地描述这些人,从思想层面、心灵深处探索他们鲜为人知的一生。阅读本书更加有助于我们在大师们的传记中,发现他们在怀疑、冲突与不安中如何超越人生的困难,从而成就事业的巅峰。

作者简介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
  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1950年,罗素以《西方哲学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莫洛亚(Andre Maurois 1885-1967)
  法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登上文坛的重要作家。曾经根据军旅生活所见所闻,写成《布朗勃尔上校的沉默》(1918)一书,一举成名,著有长篇小说多部。其文学成就,特别表现在传记创作方面,所写传记,人物生动,
情节有趣,富有小说情趣。在传记写法上,有过革新之功,被誉为写出法国文苑里最好的几部传记,主要作品有《雪莱传》、《拜伦传》《雨果传》等。此外,莫洛亚还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等。

书籍目录

译序
第一辑 宗教家
 超凡入圣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
 大众圣徒——圣方济各
第二辑 哲学家
 英国哲学家——培根
 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者——伏尔泰
 英国哲人——边沁
 实在论大师——怀特海自传
 哲学天才——维特根斯坦
第三辑 小说家
 法国小说家——纪德
 荒谬的存在主义者——加缪印象记
 英国小说大师——劳伦斯
 意识流小说的先驱——维吉尼亚·伍尔芙
 博学的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
第四辑 诗人
 印度诗圣——泰戈尔
 热爱大自然的诗哲——梭罗
第五辑 音乐家
 怪人——瓦格纳
 终生独身的音乐家——勃拉姆斯
第六辑 画家
 第一位现代化的人——达·芬奇
 大画家——伦勃朗的塑像
第七辑 历史学家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
 《人类的故事》的作者——房龙
第八辑 科学家
 胰岛素的发现者——班廷爵士
第九辑 杰出女性的塑像
 战地天使——南丁格尔
 大英帝国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
第十辑 传记文学家
 《约翰逊传》的作者——詹姆斯·鲍斯威尔
 新传记的鼻祖——斯特雷奇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佛教在历史上比之任何其他宗教都有更多的信徒,迄今仍有为数四亿以上的佛教徒,而释迦牟尼佛像之普遍,也足以和任何其他艺术品相媲美,但是西方人有多少人了解释迦牟尼的一切,以及他对人生问题的看法呢? 画家和雕刻家们都惯于把释迦牟尼描塑成富富泰泰的样子,看起来营养之好,各方面之满足,简直不像一个圣人。我们总期望圣人们在追寻内心的光辉时必然经过一番生死挣扎,其实不单我们,连释迦牟尼的朋友们,和那些他第一次传道的门徒们也都这么想。这种经由苦难折磨而获得心灵解脱的观念,早在耶稣之前五百年的释迦牟尼时代,就很盛行了。 在那时候,年轻人常常因为被世俗的罪恶所困扰折磨,而把私人事情料理结束后,便向亲友道别,去到森林里,用他们唯一的财产木钵去乞食充饥,他们认为自制克己加上严格的肉体磨练,将会使他们获得那灵光一闪的时刻,而骤然获知整个宇宙的奥秘。 释迦——也许称他的族名乔达摩(Gautama)更适当些——所做的第一件改革,就是他这样试过之后认定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据说他是某小国的王子,二十九岁,已婚,生有一子。有一天半夜里,他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一个字,就独自走了出去。这对他而言,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看梦中的妻、子,但还是毅然走了。他的意志像钢铁一样坚强,终于使他由一国的王子变成苦行者的王子,他的名声也“像挂在天空中的大锣般发出声音”响了起来。他起先原有五个同伴,但是他们都深深为他那天赋超人的热诚勤勉所动,以致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那儿守望着他。经过六年严格的自制之后,他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有一天他突然感到一阵很厉害的疼痛,痛得使他昏了过去。等他醒转过来时,他就决定:为了要揭开宇宙的奥秘,必须在苦行的自制和纵欲之间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这个想法在印度的宗教文化里是具有革命性的。释迦牟尼的那些朋友认为他变节而和他绝交,于是他必须独力去寻找那无上的智慧了。 释迦牟尼的所谓折中办法,以西方道德和饮食的观点看来,那还是够壮烈的了。他的简朴是绝对的,他唯一的大餐是在中午吃的,也只有咖喱饭,而且这一餐吃过之后,再也没吃什么干饭之类的东西,顶多晚餐吃一点稀饭。他就靠这个吃胖起来,不但成为一个健康的圣人,而且也成为一个极有心智耐力的斗士。据说苏格拉底曾站在门廊上思索了一夜,释迦牟尼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不过他懂得坐着去想。 释迦牟尼坐在某种菩提树或无花果下思索,这种树后来被称为“智光树”,即锡兰的菩树(BoFree)。那棵树后来用它自己的种子,一代一代传了下去,至今在菩提伽耶(BuddhGaya)还可以看到。他下定决心除非到领悟禅机绝不站起来,于是在人出神状态的那一刹那,他可以清澈地看到主宰生命奥秘的一连串精密的因果关系,他也可以清澈地看到超升到极乐世界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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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眼中的大师》既不强词夺理,也不掠去隐私,只是去“揭发”,大师给大师、伟人们写也是一样。真实揭示大师、伟人的智慧与生活:释迦牟尼、培根、伏尔泰、怀特海、泰戈尔、梭罗、瓦格纳、达?芬奇、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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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3条)

 
 

  •   非常不错的一本书,了解大师们的窗口
  •   大师已经远去,看看他们的足迹吧。
  •   这本书给我的启示
  •   需要静下心来读,最近没多少时间。。。
  •   是本好书,非常喜欢
  •   拿到书,翻了翻,觉得不错,就是篇幅有点短!
  •   标题吸引了我撒,看了真来增加
  •   简单翻了一下,13元,差不多,马马虎虎
  •   经过历史沉淀的精品,可以感动所有人
  •   装帧一般,而且多是短文,看的不过瘾
  •   消遣类的书也不错
  •   译文及内容都还可以。
  •   《大师眼中的大师》一书勒口处介绍罗素时,说“罗素以《西方哲学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或许有些不准确,因为,按照罗素在其自传(中译本《罗素自传》第三卷)中的说法,“1950年......我所获的是文学奖,获奖作品是我的那本《婚姻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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