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评传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长春出版社  作者：张立文  页数：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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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图书出版界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出版物，其中有很多是文化精品。有许多学术著作，经过读者的广泛传告，吸引了一个庞大的阅读群体，成为当代的学术名著。因为它们或是中国老一辈学者的毕生心血，或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可恒久流传的图书。时间过去一二十年了，这些图书在市面上已经基本见不到了。在阅读愈益深刻的今天，修订出版一批这样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仍有着重要的意义。《朱熹评传》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立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联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哲学史家。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思想成为中国元代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朝鲜李朝和日本江户时期的官学。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以理气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经济、政治、哲学、自然科学、教育以及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分析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结构，诠释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之所在，肯定其在中国思想史和朝鲜、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本书凝聚了作者35年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和成果，是目前国内论述朱熹思想最全面最深刻的著作之一。本书在1998年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很多大学把它作为研究生的教材或必读书。本书原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社在此基础上，全面进行了修订，开本由原来的32开，变为16开。我们希望该书的重版，对于文科大学生、文化工作者、哲学爱好者、研究者会大有裨益，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长春出版社2007年11月

内容概要

　　《朱熹评传》凝聚了作者35年多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和成果，是目前国内论述朱熹思想最全面的著作。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思想成为中国元代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朝鲜李朝和日本江卢时期的官学。《朱熹评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以理气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经济、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形神、动静；知行、心性、教育以及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分析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结构，诠释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之所在，肯定其在中国思想史和朝鲜、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者简介

张立文，1935年生，浙江省温州市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理事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开创性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建构了传统学、新人学、和合学的文化哲学体系。专著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两卷）、《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周易思想研究》、《周易与儒道墨》、《周易帛书今注今译》、《宋明理学研究》、《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朱熹思想研究》、《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退溪哲学入门》（朝鲜文）、《李退溪思想研究》、《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戴震》、等。合著、主编：《中国哲学史讲话》、《道》、《理》、《气》、《心》、《性》、《天》、《退溪书节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东亚社会》、《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等。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自序第一章 由禅返儒，集成理学一、求学参禅为官二、集理学之大成三、名列伪学逆党四、著作年代考释第二章 重农开源，井田货币一、贫富获取合道二、民生之本在农三、薄取俭奢适中四、赋税节用赈济五、务本节用，足国之道六、货币流通轻重七、井田以正经界第三章 天理君权，德刑人材一、号令刑罚相辅二、天理君权理念三、集权分权关系四、为政德刑相兼五、任贤使能治国第四章 理气道器，分殊流行一、哲学逻辑结构二、形上学之追究三、理气道器体用四、气器阴阳功能五、理一分殊圆融第五章 字宙天文，气象自然一、宇宙结构演化二、天体运行历法三、气象阴阳潮汐四、实理实学实验第六章 形神魂魄，鬼神屈伸一、形体神知阴阳二、灵魂体魄关系三、鬼神实然之理第七章 象数义理，变易交易一、象数义理兼综二、变易交易会通三、河洛奇偶生克第八章 一二动静，变化中庸一、一而二，二而二、动静对待融合三、渐化顿变新生四、中庸无过不及第九章 格致心思，持敬知行一、格致体验天理二、积累豁然贯通三、知觉心思虑意四、主体持敬去欲五、知行先后互发第十章 心性情才，天地气质一、人性物性异同二、天地气质之性三、心性、道心、人心四、性、情、才统于心第十一章 美善文道，诗理自然一、善信美大圣神二、文道合一要旨三、诗理不离诗教四、平淡自然规模第十二章 理欲义利，三纲五常一、天理人欲关系二、义利道德价值三、三纲五常名教第十三章 心术王霸，元会道统一、帝之心为大本二、王道霸道之治三、元会运世循环四、继往圣之道统第十四章 经史次第，春秋正统一、史学对象范围二、取舍评价标准三、先经后史次第四、明正统，法《春秋》五、效法与不可法第十五章 人伦教育，小学大学一、明人伦的目标二、小学大学教育三、教学方法探索四、精思涵泳体察第十六章 朝日官学，独尊朱子一、立万世之规范二、官方意识形态三、朝鲜、日本官学后记

章节摘录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的大儒之一，他的思想被尊称为“朱子学”。他的学说不仅使儒学理学在宋以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处独尊地位，而且影响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曾一度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哲学或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得到他们的推崇和信奉。朱子学超越国界而走向世界。一、求学参禅为官朱熹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后字元晦，又改为仲晦，号晦庵，60岁后称晦翁，晚号■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祖籍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婺源县)松岩里。他出生在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县城外毓秀峰下郑氏馆舍，生于南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1130)，卒于南宋宁宗赵扩庆元六年(1200)。根据朱熹门人黄斡在《朱子行状》中记载，朱熹的家世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但《宋史·朱熹传》不载。清人王懋竑在作《朱子年谱》时，则采此说。因此，在婺源县志·朱子世家》中这样写道：因朱熹祖辈出自“吴郡朱氏”一支，汉灵帝时此支由青州过江，一居姑苏，一居丹阳，朱熹先祖属丹阳一支。朱古寮始迁居婺源，为婺源朱氏之祖。由其资产殷实，而为“望族著姓”。到了朱熹的祖父朱森、父亲朱松时，家境已经衰落。当祖父死时，因贫而不能扶灵归葬婺源故里。朱熹父亲朱松死时，把家事托与其友刘子羽，居崇安县五夫里，受父命而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朱熹与母亲，孤儿寡母，虽寄人篱下，精神压抑，但生活上仍过得去，可专心读书求学。兹依朱熹的事业和求道的心路历程，可将他的生平活动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高宗建炎四年(1130)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是朱熹的青少年时期，从事学习、参加科举考试和初政，以及思想活跃阶段；第二个时期，从绍兴三十二年(1162)到光宗绍熙五年(1194)是他中年到晚年的时期，是他参政、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集理学之大成阶段；从绍熙五年七月宁宗即位到庆元六年(1200)是朱熹晚年，学术达到更高境界，亦是道学遭禁的阶段。(一)少年丧父，留心禅学朱熹出生的那一年，既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农民军起义，又遭金兵进攻杭州之难。秦桧受金派遣，回到宋廷。寓居在尤溪的朱松为避范汝为农民军，举家逃难。朱熹两岁时，秦桧取得高宗赵构的信任，进行投降活动。三岁时，范汝为兵败，朱松重回尤溪。朱熹从小就很聪明，四岁时，朱松指天而讲，这是“天也”，朱熹问：“天之上何物?”这种追根究底的发问，使朱松很惊异。而这个曾困扰无数哲人的，天现象背后是什么的问题，确是超越四岁孩子颖悟的水平的。五岁时又为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而烦恼，思考天地四边有无尽处，尽处是什么等问题。这年朱熹入小学。六岁时曾与一群儿童在沙地戏嬉，他独自端坐，以手指画沙，画的是八卦，又引起人们的惊奇。绍兴七年(1137)朱熹八岁就傅，开始正规的六经训蒙教育。他“厉志圣贤之学”，慨然奋发，读《孝经》，而题字“不若是，非人也”。每日读《论语》、《孟子》等无间断。当读《孟子》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他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意义上来体会“圣人与我同类”，于是，他以做圣人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朱松由于长子和次子早天，他把希望都寄托到朱熹身上，他到临安做官时，曾带朱熹到临安，使朱熹耳濡目染道学先辈如尹焯等。“熹儿时侍先君子官中秘书，是时和静先生实为少监，熹尝于众中望见其道德之容，又得其书而抄之”。王德修为尹■弟子，朱熹手抄尹焯的《论语解》，由此而发，遍读二程门人的书，为他后来写《论语详说》打下基础。绍兴八年(1138)金派使至临安签订和约，朝野反对。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等反对最烈，乞斩秦桧。结果胡铨遭“昭州编管，永不叙用”的命运，朱松与胡珪、张扩等联名上书，主张抗金，反对乞和，赵构和秦桧一意孤行，朱松被排斥出朝，出知饶州。绍兴十年(1140)朱熹结束了在临安的读书生活和父亲回到福建建瓯。但国家的耻辱，父亲的被贬，在他的幼小心灵留下不可抹去的影响。直至朱熹死前一年，他回忆说：“尝记年十岁时，先君慨然顾语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叹息久之。铭佩先训，于今甲子又复一周，而衰病零落，终无以少塞臣子之责，因和此诗，并记其语，以示儿辈，为之尽然感涕云。”虽经60年，但北伐无望，朱熹仍哀叹不已。

后记

我之与朱熹思想结缘，并非偶然。1960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到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室任教。教研室分配我除教中国哲学通史外，着重研究宋元明清哲学，因为当时教研室还没有专门研究这一段哲学的教员，于是我被派上了用场。经过整体的考察和探索，我选择了朱熹思想作为我研究的对象。这大概是1962年秋末的事，并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向教研室主任尹明先生作了汇报。这样我便开始了朱熹思想资料的搜集、研读和摘卡片的工作。从1960年到1964年秋，除讲授哲学系本科和研究生班的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及辅导外，考虑到宋明理学家几乎都研究《周易》，并借《周易》而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建构自己的哲学框架。因而在选修北京大学魏建功教授的《文字音韵训诂》课时，开始注释《周易》。由于我在1949年前读中小学的每年寒暑假都到邑庠生(秀才)张步禧、张学精父子开的私塾里念经书等，因此注释《周易》进展顺利，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周易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此期间，我发表了从先秦到近代十来篇文章于报纸杂志，被认为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人。1964年秋，到湖南湘潭良湖公社参加“四清”工作；196,5年，到北京海淀区前沙涧大队半农半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江西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我都没有间断对朱熹思想的探索。1972年由江西干校回京，中国人民大学解散，哲学系并到北京师范大学，我利用北师大的丰富藏书，阅读了朱熹生平地方志及有关资料，并开始拟草稿。1979年，50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修改完毕，并列人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1980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杭州召开宋明理学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德志编辑出席这次会议，我与她谈起《朱熹思想研究》的书稿，黄先生希望由她们出版社出书，我觉得不好向金春峰先生(人民出版社编辑)交代，黄先生很自信地说：此事由她来处理。后来黄先生与金先生达成协议，《朱熹思想研究》便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9月出版。1981年10月15～21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在杭州新新饭店举行，美国的陈荣捷教授、狄伯瑞教授，加拿大的秦嘉懿教授，德国的余培荷教授，日本的山井涌教授，以及香港的刘述先教授，内地的冯友兰教授、贺麟教授、孙叔平教授、张岱年教授等269人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荣捷教授看了我的《朱熹思想研究》和《周易思想研究》两书，邀请我参加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朱熹思想国际研讨会，并指定我撰写一篇朱熹易学思想的论文。后来，一位权威人士借为《朱子大传》写书评为名，不顾事实，说什么“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了一次‘朱熹学术国际研讨会’，大陆某君被邀请出席，为增重此君的学术地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其新脱稿的《朱熹思想研究》特急印出，使他带着赴会，赠予到会学者。殊不料此书内容极为糟粕”，“以此劣滥作品分送国内外斯道专家，实在为大陆学术界出丑丢脸。所以，急应将《朱子大传》大力予以表扬，……并借以涤除掉那本《朱熹思想研究》所造成的污垢与耻辱!”我本想辨明事实，以正视听。但顾念其自谓“我因年届耄耋，手臂颤抖，写字多不能成形，难于辨认”。既如此情境，那还有什么必要写文作答，以使其颤抖的手臂再颤抖一次作复呢!《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后，1981年12月美国著名学者陈荣捷教授来函：“此书学术水准很高，肯下死功夫做学问”，其“治学之严，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见，令人起敬”。日本《朝日新闻》1982年6月13日的学术栏发表专文，介绍《朱熹思想研究》内容并作了很好的评价；日本《国家学会杂志》第96卷，第11、12号，发表渡边浩教授文章，亦给予很好的评价。香港《镜报月刊》1983年第7期发表非闻的《中年学者在大陆崛起——访作者张立文》的文章，指出：“三十多年来，大陆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朱子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述朱子的小册子亦难于找到，特别是‘文革’期间，大批儒孔，由孔子而株连及朱子，加上一顶‘大儒’的帽子，‘扔进历史垃圾堆’，不值一顾了。难怪海外学者咸认为大陆无人研究朱子。张立文长达50余万言的专著《朱熹思想研究》的问世，说明大陆对朱子的研究并未中辍”。又说：“在大陆学术空气遭十年浩劫的污染后，张立文对朱子这个‘大儒，所作的这样的分析研究，特别使人感到清新，……它企图使哲学基本概念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主要范畴的论证上，而着重于范畴之间的联结以及结合方式的不同的研究，说明由此构成各不相同的哲学逻辑结构或哲学体系。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能还各个哲学体系以本来面目的。因而《朱熹思想研究》是散发着浓郁中国芬芳的著作，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重点人物的研究中开拓了新的蹊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亦发表了文章，肯定其学术价值和1949年以后第一本朱熹思想研究的作用。当然也有批评此书的。大陆社会科学界一家最权威的杂志，以与一般书评有别的不寻常的位置，发表了署名学谦的《评》(1983年第4期)的长文。该文批判拙著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上产生了偏差”，什么偏差呢?是有了与“恩格斯当年批评过的施达克的观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这就是说《朱熹思想研究》与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观点，犯了同样的严重谬误。所以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提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问题，批判施达克的谬误，《朱熹思想研究》既与施达克“异曲同工”，又发生在恩格斯批判施达克之后，无疑可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于是学谦批判说：“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学风、道德、名誉，更关系到人民的利益。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锋芒所指，即《朱熹思想研究》是犯罪!面临这样的批判，我不能不作出回应。然而我的《关于的几点认识》一文，直到1984年第2期才发表。“在答复之余，辄思有阐述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必要。适蒙香港中文大学邀请笔者在1984．年担任‘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讲席，遂有此《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作”。这是因为我的《朱熹思想研究》写了《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一章，阐述了我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并按这种方法论而有《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及《道》、《理》、《气》、《心》、《性》、《天》等书之作，以作回应。鉴于上述种种，当匡老(匡亚明教授)提出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200卷的宏伟计划时，我积极支持，并承担了《朱熹评传》的任务，企图对朱熹思想作深入的、各层面的研究。匡老生前对《朱熹评传》多次关怀，我亦很想在匡老在世时交稿。然而，在我撰写《朱熹评传》期间曾两次住院(北京肿瘤医院)，住院期间承蒙蒋广学、洪修平教授到医院看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该书。尽管他们一再嘱咐我量力而为，却增加了我写好该书的信心。因此我在手术出院后坚持写作，终于完成，但还是拖了些时间。当我交稿时，匡老已仙逝，谨以此书以表哀悼!在此期间又承蒙潘富恩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诸位教授的关怀、支持和帮助，谨表谢忱。张立文1997.9.18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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