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与探索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南先  页数：192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中国十七年文学与俄苏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批评都受到了来自俄苏方面的影响。当时我国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艺理论，包括别、车、杜的文艺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品方面的译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俄罗斯文学，尤其是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品，还有来自苏联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学。在俄苏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影响下，围绕着真实、真实性与本质：真实、真实性与典型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人民性和党性等问题，中国学者和作家进行了长期争论和探讨。中国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上。苏联文学进入了“解冻”时期以后，中国境内出现了“百花文学”。　　在这两种文学思潮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主题：揭露社会矛盾和表现人道主义。《师承与探索：俄苏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采用传播一一影响研究的方法，以现实主义为线索，对同一时期中苏的文学作了一番审视。由于中苏两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的偏差，影响了两国文学取得更大的成就。1958年中国“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特别突出浪漫主义的作用，更加强调要在文学作品表现理想，因此产生了许多虚假性的文学作品。与同期的苏联文学相比，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不如苏联。《师承与探索：俄苏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是作者陈南先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作者简介

　　陈南先，江西泰和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原广东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俄苏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第一节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车、杜美学理论的译介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译介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第二章 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介及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第一节 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第二节 苏联文学作品的译介第三节 苏联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第三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第一节 中国学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第二节 与现实主义密切相关的文艺批判运动及论争第四章 苏联“解冻文学”与中国“百花文学”第一节 苏联的“解冻文学”思潮第二节 “解冻”思潮影响下的“百花文学”结束语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附录四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章节摘录

　　海默编剧的《洞箫横吹》，1957年3月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吴坚、杨勤导演。该剧批判了合作化中的虚假典型，歌颂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杨履方编剧的《布谷鸟又叫了》，1957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黄佐临导演。该剧表现了共青团员们与封建狭隘的思想意识的冲突，塑造了追求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社会新人的形象，揭露了以权谋私、打击报复的党内生活中的不良习气。　　《新局长到来之前》这部讽刺喜剧，描写了某局总务科长刘其善为了取媚讨好即将上任的新局长，不惜动用公款改建办公室，添置新家具，而对于国家财产的损失和群众生活疾苦则漠不关心，辛辣地讽刺与抨击了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同时也歌颂了张允通、朱玲和老李等坚决和这种坏作风作斗争的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全剧情节发展自然流畅。在刘其善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作者既巧妙地运用了喜剧手法，又注重人物思想与性格的刻画，比较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善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人物形象。　　"第四种剧本"的形象创造，首先突破了所谓戏剧只能描写代表"社会本质"的正面人物这种庸俗社会学的典型观。在他们看来，戏剧不一定必须写正面英雄人物，普通人物、落后的或中间状态的人物、甚至反面人物，也都可以成为戏剧的主角。《新局长来到之前》中的总务科长刘善其、《葡萄烂了》中的陈主任、《开会忙>中的荣主任等形象创造，都以讽刺的极端化与漫画化，反映出作者执著地抨击丑陋的表现手法；而《布谷鸟又叫了》、《同甘共苦》、《洞箫横吹》等剧作，剧中的主要人物如童亚男、刘芳纹、刘杰等，又都是生活中平凡的普通人。在这些剧作家看来，戏剧的形象创造不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应重在描写人物的命运，尤其是要写出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这里的性格又不是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戏剧中所写的，只是人物的某种脾气或怪癖，或是某种思想观念的符号，而主要是在生活的复杂性中表现出来的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　　……

编辑推荐

　　《师承与探索：俄苏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以俄苏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为研究对象，对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坚持历史分析的原则，通过细致的资料梳理，描述了俄苏文学和别、车、杜文艺理论在那一阶段中国的译介与变形，详尽阐述了俄苏文学进入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图景，对其给予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进行了严肃和扎实的论析。论文从文艺思想、观念、理论、创作等多方面、多角度地展开宏观比较，观点鲜明、理论思维严谨，时有创见，尤其是对十七年“百花文学”与苏联“解冻文学”之间的深入比较研究，有力地回答了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