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法] 让-雅克·卢梭  页数：179  字数：136000  译者：高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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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篇应第戎学院征文而作的论文中，卢俊一方面借助当时有关野蛮人的人类学资料，一方面展开辩证的想像，回顾了人类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的历史进程，指南：人类的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而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后果的关键环节。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言。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让一雅克·卢梭 译者：高煜 解说词：高毅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日内瓦，后定居巴黎，为《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新爱洛伊丝》、《爱弥尔》、《忏悔录》等。他的思想，影响及于哲学、政治学、文学、教育学诸领域，并对法国大革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书籍目录

导论
让-雅克.卢梭:生平与著作
论文介绍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致日内瓦共和国
序
本论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作者附注
卢梭年表

章节摘录

成长时期（1712－1750）1712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但如果仅把他看成一个日内瓦人，只为日内瓦人写作，就不免会曲解他的著作，并低估其影响。卢梭属于法国，这主要地不是因为他是16世纪法国新教难民的后代，而是因为他受到的是道地的法国教育，并在法国的文学、思想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他的日内瓦渊源又对他的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出生于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家庭，也就是说，出生于一种比天主教更注重个人、更具理性而且更庄重朴素的宗教氛围中（宗教改革，根据马克思的见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更重要的是，日内瓦是一个共和国。卢梭虽然后来身为法国国王的臣民，却毕生为自己出生于共和制度下而感到自豪，而他平生所拥有的唯一称号就是“日内瓦公民”。至于这个共和政体实际上只是一个富人的寡头政治集团，所有权力属于一个25个人的小议会这一情况，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天生的共和主义者”这一事实，有助于卢梭意识到他在当时的法国中的新颖独特之处。他的父亲是一位钟表匠，他的家庭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卢梭没有认为自己出身赤贫阶层。他在《忏悔录》中告诉我们，他出生于“一个习俗不同于民众的家庭”。不过，他本人很快就被托付给民众，融合到民众之中。他父亲富有浪漫精神，是个变化无常的人。父亲一边修理钟表，一边让7岁的让-雅克读感伤小说，但也让他读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此书自16世纪以来成了所有共和主义者培养公民责任感的教科书。父亲在一场诉讼之后离开了日内瓦，从此不再照管让-雅克这个一出世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让-雅克在朗贝西埃牧师家寄居了两年，并开始学习拉丁文。这也许是他仅有的在别人指导下进行的正规学习。后来，他被送去学手艺，跟一个雕刻匠待了两年。在那个时代，学徒的境遇是最凄惨的。让-雅克常常挨打受辱，他用孩子的办法来自卫，如撒谎、偷东西。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逃了出来，过了13年的流浪生活，什么活儿都干过，备受磨难。他成为一位年轻女人华伦夫人的被保护人，后来又成了她的情夫。这个女人是个没有道德准则的冒险家。似乎是为形势所迫，他皈依了天主教。他当过仆从；他教授音乐，虽然那时还只是个门外汉。他跟随在华伦夫人左右，先是在阿讷西，后来在尚贝里。其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通过自学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学业。1740年，他在里昂做了德·马布利先生家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这位马布利先生是哲学家孔狄亚克和加布里埃尔·马布利的兄弟。之后，他揣着一份乐谱草稿来到巴黎，指望依靠它获得成功。但是，乐谱交给科学院后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结识了与他同样无名的年轻作家狄德罗，并被介绍进了沙龙，主要是金融家萨米埃尔·贝尔纳的女儿杜潘夫人的沙龙。由于一直在教授音乐，最终他竟然学会了音乐，并写出了一部歌剧《风流诗神》。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维持他的生计。再度陷入困境后，他接受了驻威尼斯大使秘书的职位并为其服务了一年半。就是在此时，他开始对政治问题发生兴趣，构想了他的《政治制度论》的最初框架，但这本书他只是写出了绪论部分，即《社会契约论》。后来他与大使发生不和，遂回到巴黎，此后便一直定居在这里。一开始，他以音乐家和剧作家的面貌出现，与伏尔泰共同创作了一部歌剧《拉米尔的庆祝会》，同时还担任了杜潘夫人的女婿弗朗科依先生的秘书。此时，他与一字不识的客栈女佣泰蕾丝·勒瓦瑟同居，他们后来一共生了5个孩子，这些孩子一个一个地都被他送入育婴堂。他在哲学家中间广交朋友。除了狄德罗和孔狄亚克这两位至交外，他还结识了出身于金融家家庭的埃皮奈夫人，后来又结交了格里姆。1749年夏天，狄德罗被囚禁在樊尚的城堡主塔中。卢梭徒步去樊尚看他，准备与他共度一个下午。就在此时，卢梭读了一份《法兰西信使报》，碰巧看到了第戎学院一道征文竞赛题：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败坏风俗，还是纯化风俗？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发现了洪荒时代的景象，于是大胆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我戳穿了人们的卑劣谎言，我敢于揭露人的本性，追述时代的进程和那些歪曲了人的本性的事物的演变过程，并把“人为的人”与“自然的人”进行比较，向人们指出，所谓人的进化乃是真正的苦难之源。我的灵魂，为这些卓越的沉思冥想所鼓舞，飞升到上帝的身旁。从那里，我看见我的同类像瞎子一样，正沿着他们的偏见之途朝前走，沿着他们的谬误、苦难、罪恶之途朝前走，我以他们难以听见的微弱之声向他们疾呼：“丧失理智的人啊，你们老是抱怨大自然，却不知你们的一切苦难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啊！”  ——卢梭《忏悔录》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  ——恩格斯卢梭始终拒绝与现存政权作任何哪怕是表面上的妥协。  ——马克思

编辑推荐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根据法国学者勒赛克尔的评注本译出，书中不仅包含大量解读性质的评注，书前还有勒赛克尔撰写的《让-雅克·卢梭:牛平与著作》一文，可帮助读者全面把握卢梭的生平与思想。

用户评论 (总计28条)

•   今天刚从邮局拿到书,将包装打开后,看到崭新的书面和里面清晰的字体,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该书的质量真的很不错,价格又便宜,可以说是质优价廉且方便,以后还是会继续从贵网站买我所喜欢的书籍的.
•   很好，很不错
•   不错，心灵得到洗礼。
•   要研究卢梭这本书必看啊，这是卢梭年轻时参加征文大赛的获奖文章
•   这本书对了解卢梭，了解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有很大帮助。
•   不错的好书，送货也比较及时，推荐一下。
•   生活于16世纪的“卢先生”显然有我不熟悉的叙述方式、文字审美观和具有时代特征的知识结构、观点。面对史册中的伟人们，特别是西方的，心情很矛盾。还是怪罪自己的阅读力和翻译者的解读力吧！
•   简介里有译者，以为是中文版，购买后打开一看是全英文版。
•   为什么是英文？封面是中文阿，是不是给错了？我看不懂啊，白买了。
•   书很旧很旧很旧很旧╮(￣▽￣")╭ ，我可没听说是N手货啊，糊弄谁呢
•   可以，翻译的一般，参考而已，对比下
•   喜欢哲学/经济学的人必读.
•   如果没有交流，才智有何用处
•   买的中文版，怎么全是英文啊。
•   书的内容自是没得说的，包装得还好，物流也还蛮快的
•   有轻微磨损，质量一般，导论还可以！
•   卢梭的雄辩能力，值得学习。
•   不错的书籍，正是我需要的，比别的版本的翻译的易于明白
•   全书的中心是突出的，叙事也围绕其展开，偶有精辟的思想闪现，同时作者可能带有很多情绪进行了这次写作
•   由于是教育学专业的，以前看《爱弥儿》觉得写得并不怎么样（个人水平问题），可小卢同志的这篇论文虽然有些地方有点过激，但仍不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推荐和《社会契约论》一起阅读，收益真的很多，让我们可以更清楚明白地看待我们身边的政治问题。
•   　　Guilty and suffer. 喜欢西方史诗的人或者热爱相关史诗游戏的人会常常看到这样的字眼。正如War craft里面一个个悲剧英雄一样，卢梭也是一个“守望者”。
  　　
  　　7岁的时候遍览家中藏书（当然，我们肯定必然不是过于深奥的书籍），但卢梭养成了读书的气质。我们中国讲求士大夫、儒者的气节，讲的并不是一种老学究似的书呆子气息，而是一种清新、淡雅的气息，一种君子“淡如水”的情怀。在年少的读书习惯养成过程中，卢梭获得了此种情操的培养。
  　　
  　　13岁的时候养成了偷窃的恶习，奠定了卢梭性格多面性的基础。书本便是社会化的产物，人类道德的一种传承（除禁书之外）。偷窃的行为显然在任何时代都是与社会主流道德观背道而驰的。
  　　
  　　之后便就像一个被奴役已久的人，亦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刚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一样，过着“多姿多彩”的人生：
  　　在朋友最需要的时候离开；
  　　和管家共同占有着一个贵妇人；
  　　与好朋友共同玩弄一个妓女；
  　　几次拒绝不同国家所供给的年金。
  　　
  　　就卢梭本人来看，我认为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着自由。想必这样一个追求“自然状态”的人，这一生又如此的丰富多彩，难免让人觉得自相矛盾。卢梭的人生哲学还是出世的，如果说按照传统人格分析的四分法的话，将人的类型分为：消极、积极、出世、隐居四个维度来分，卢梭属于消极出世型。这样的人，不可能像斯多葛学派的人，像教徒般约束自己。这样的人，必定是生来彷徨者，生活在尘世之中，迷恋尘世之中的美好，却又厌倦这个尘世，想摒弃，却弃不掉。
  　　
  　　卢梭用人类自然状态这个概念来推导人类社会的构成以及发展，得出了人类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确立，一步步走向堕落的结论。
  　　相对应的，不平等在其中滋生，发芽，结果。首先，社会联合是基于习俗而形成相应的法律。进一步，发展形成某些官员，并且官员权威化，贵族世袭化。最后，美好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另一种“自然状态”，这一种新的自然状态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暴君，完全被暴力所奴役，而一旦能够反击，则会将对方送上断头台。在这一系列的进程当中，自由被不断的出卖，人性变得扭曲，出卖掉自由而换来的短暂安宁使人变得苟且、犬儒（此处犬儒并非犬儒学派），使得自己陷入希望奴役他人的恶性循环当中去。
  　　
  　　毫无疑问，这为卢梭的下一步著作《社会契约论》做出了很好的铺垫。在300年后的今天，中国如此需要自由的今天，我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身边的男男女女，有多少个像卢梭这样的人？而我们这些所谓认可自己的卫道士，是否正在一边抨击着他们，一边做着那些无耻的勾当？
  　　
  　　20140314
  　　
•   　　本书被认为是《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和绪论，但不能被简单地认为只是《社会契约论》的最初表述，因为本书的核心是描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只是其中（在人类进入社会状态后）的一部分论述。关于社会契约，作者反对霍布斯的理论，因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只有本性，没有社会状态下人的种种欲望，因此也不存在天然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在本书中，社会契约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贫富分化以及后续的争斗而产生的，甚至是富人欺骗穷人而编造出来的对其有利的理论，而在《社会契约论》中，社会契约的产生则是基于曾经存在的某种恶劣环境，其恶劣已经超过了自然状态下每个个人的力量，如果人类不能集合起来，就会被消灭。可以可以看出，和本书不同，《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契约是由自然环境逼迫人们联合而产生的，而本书则认为是由私有制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产生的（这点和霍布斯又有类似之处），两者认识并不相同。由于《社会契约论》撰写在后，表明作者观点甚至有了一些倒退。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二部分是全书的精髓。
  　　
  　　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人类的自然状态。卢梭推想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成天在森林中游荡，彼此隔离，从不联系。这是和人类的进化史不符的，因为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从来就是群居的，人类和社会的产生也是同时的。卢梭认为，人有自由主动的资质，人虽然也受大自然的支配，但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自然的支配，人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p57-58）。与霍布斯不同，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既不能被看作是好人，也不能被看作是恶人；他们既无邪恶之心，也无为善的美德（p70）”，美德等同于保护自己生存的天性，社会状态下的善恶观点并不适用于野蛮人。欲望乃是社会造成的，野蛮人具有欲念的平静和对恶事的无知，同时还天生具有怜悯心，因此野蛮人心地不坏，无害人之心。自然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比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小得多（p80）。卢梭认为：奴役的链条是由于人们的互相依赖和使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互相需要形成的。不先使一个人处于不能不依赖另一个人的状态，就不可能奴役他：这种情况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存在的；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的身上都没有枷锁，最强者的法律是没有用的（p81-82）。这样，卢梭将不平等归因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同时认为存在可以无需相互依赖的人类自然状态，这是不科学的。
  　　
  　　第二部分主要描述人类不平等的三个发展阶段：“法律和个人财产权的建立，是第一个阶段；行政官的设置，是第二个阶段；把合法的权力变为专制权力，则是第三个阶段（p113）。”
  　　
  　　从一个人需要别人的帮助之时起，从他感到一个人拥有两个人的食物是大有好处之时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不存在了，私有财产的观念就开始形成，劳动变成了必要的事情，随着庄稼地里的收成的到来，奴隶制和贫困也开始产生（p93）。对土地的耕耘，必然导致土地的被分割；私有财产一旦被承认，初期的公正规则便随之产生。不可能设想除了自己双手的劳动以外，私有财产还有别的根源。只有劳动才能使土地的耕作者对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有收归己有的权利，因而也使他至少在收获以前对土地本身也拥有权利。这样年复一年地继续占有，便很容易使该土地转化成私有（p95-96）。和洛克（《政府论》下篇）一样，卢梭也认为所有权来自劳动，但和洛克不同，洛克的理论基础是上帝将世界赐予全人类共有，因而有必要解释这种共有是如何转化为私有的，而卢梭则懒得解释，认为所有权基于劳动是基于自然，不可设想还有其他来源。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随着情况的差别而变得日益明显。竞争和敌对…利害冲突…损人利己之心，都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后果，是与新出现的不平等现象分不开的必然产物（p98）。
  　　
  　　贫富分化出现后，富人想要统治和奴役穷人，而最强悍的人和最贫穷的人则用自己的力量去暴力掠夺富人。平等的状态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混乱。在强者的权力与先占有者的权利之间发生了无止无休的冲突，最后以战斗和屠杀告终（p99）。由于富人是少数，无法抵御为数众多的穷人（自然法对他们是不利的），富人挖空心思编造了一些动听的理由：“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每个人的力量集合成一个最高的权威，按照贤明的法律治理我们，保护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抗击共同的敌人，是我们永远和睦相处”——这就是社会契约。这套规则对富人是有利的，使那些头脑简单的容易上当的人落入圈套（p100）。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或应当是这样起源的。它给弱者戴上了新的镣铐，使富人获得了新的权力，并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天然的自由，制定了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现象的法律，把巧取豪夺的行径变成一种不可改变的权利（p101）。社会制度是由那些可以从制度中获益的人发明的，而不是那些受制度之害的人发明的（p103）。
  　　
  　　最初的管理机构没有固定的形式，但此后慢慢产生了行政官和联盟的首领（p104）。政府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专制政权；专制制度是政府腐败造成的，是走向极端的结果。它使政府最终又回到只有依靠最强者的权力才能存在的地步，虽然当初政府正是为了纠正最强者的权力的弊端才建立的（p109）。政治体的建立是人民与他们所选举的首领之间的一项契约行为，缔约双方都必须遵守契约中规定的法律，如果根本大法（社会契约）被摧毁，人民就不再非服从不可，每个人又恢复了他天然的自由（p110）。当政府的首领变为世袭，人民已经习惯于处于依附的地位，习惯于生活的安稳和平静，已经不愿意打破他们身上的枷锁了；甚至为了生活的宁静，就是再加重对他们的奴役，他们也甘愿忍受（p112）。主人和奴隶的地位得到认可，不平等现象已经达到了顶点，直到新的革命性巨变使政府完全瓦解，或者使它接近于成为合法的制度（p113）。行政官每窃取一项不合法的权力，就必然会遇到一些他不能不让与一部分权力去加以笼络的小人，而公民们是只有在被某种盲目的奢望误导之下才愿意接受压迫的；他们的目光往下看而不往上看，认为统治别人比独立自主更可贵，因此同意戴上枷锁，以便转过身去把枷锁戴在别人身上（p113）。
  　　
  　　卢梭认为，人的差异主要有财富、身份或地位、权势和个人的才能四种。人的地位不平等是其他几种不平等的根源，而财富尽管是最后一个不平等，但其他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将归纳到财富的不平等之中（p114）。广大的群众为防御来自外部的威胁而采取的一系列预防措施（军队等暴力机器），正好在内部用来压迫他们自己。压迫的程度在继续不断地增加，而受压迫的人们永远不知道何时才能到达尽头，更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合法的手段加以制止（p115）。国家的首领利用人们权利和利益的矛盾，挑拨他们对各阶层的人都不信任和互相仇视，从而使首领可以强化他们控制人民的权力（p116）。不平等到了极限，臣民除了服从主人的意志以外，便没有其他的法律可以遵循。在这里，由于一切又都以最强者的法律为依据（社会契约被违反），从而又回到了新的自然状态。暴君可以通过暴力被推翻，这是合法的，是按照自然的秩序进行的（p117）。
  　　
  　　卢梭最后总结道：不平等现象在自然状态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它之得以产生和继续发展，是得助于我们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并最终是由私有制的出现和法律的实施而变得十分牢固和合法的。不平等是违法自然法的（p120）。
  　　
  　　卢梭并未提出解决不平等的办法，但通过社会契约的论述，他提出了人民可以推翻暴君，并在此后的《社会契约论》中明确指出立法权属于人民，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从而提出了对专制权力以及最极端的不平等的限制方法。
•   　　While both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Algernon Sidney looked upon dependency on another’s arbitrary will as antithetical to liberty, Rousseau alone inquired into the origins of dependency and found men’s mutual dependenc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at its root. Whereas Sidney’s approach to restrain arbitrary power was to make laws to limit the sovereign power, Rousseau’s approach consisted in making laws to alleviate social inequality. While both Sidney and Rousseau’s approach were flawed, the two in combination might shed light on a practical way to redress dependency and preserve liberty.
  　　
  　　I. Both Rousseau and Sidney Embraced Independency from Arbitrary Will as Liberty but Rousseau Alone Considere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Dependency
  　　
  　　Rousseau and Sidney shared their spirited opposition to oppression. They both viewed men’s dependency upon the will of a tyrant as slavery and antithetical to liberty. For Sidney, “liberty solely consists in an independency upon the will of another, and by the name of slave we understand a man, who can neither dispose of his person nor goods, but enjoys all at the will of his master.” Similarly for Rousseau, “to see [oneself] at the discretion of another” is the worst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it is “incontestable and the fundamental maxim of all political right that the people gave themselves leaders to defend their liberty and not to enslave them.” Nevertheless whereas Sidney took dependency as a given and perennial evil of human society, Rousseau took it upon himself to inquire into the origins of dependency. In the primitive state where men are not so unequal in natural qualities as to enslave one another easily, and where men are self-sufficient and “have no more need of another man than a monkey or a wolf would need of a creature like itself” , anyone can see that “the chains of dependence” do not exist, and no man can “succeed in making others obey him.” If man is born free, why is he everywhere in chains? To this Rousseau answered: mutual dependence of men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f society, both of which non-existent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only the inventions of human society, were the causes of dependency.
  　　For Rousseau the first step men took in the long succession of time and events that led men from independenc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o dependency on a tyrant’s will wa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loss of men’s self-sufficiency thereafter. “[I]t is impossible to enslave a man without previously having put him in the position of being unable to do without someone else.” “[T]he bonds of servitude were not formed except from the mutual dependence of men and the reciprocal needs which unite them.”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 man’s needs are simple and can be easily sustained. His desires “do not go beyond . . . food, a female, and rest,” and he can satisfy them by “eating his fill” and “discovering his bed” under an oak tree. A primitive man is therefore perfectly independent and free of any yoke, until the invention of metallurgy brought about division of labor. “As soon as men were needed to melt and forge iron, other men had to feed them. The more the number of workers increased, the less the number of hands used to provide their common sustenance.” For Rousseau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ll vices of human society. “[F]rom the moment a man had need of someone else’s help, from the time they noticed that it was useful for one alone to have provisions for two, equality disappeared, property was introduced, work became necessary, and . . . slavery and misery were soon seen to germinate and grow along with the crops.”
  　　However, not being completely independen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being completely dependent. Even after men began to have reciprocal needs from one another, they were still a long way from being subject to the will of one man. The next subject Rousseau took up was the origins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human society, which bega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Private property first amplified the natural inequalities among men and then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classes. With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differences among men . . . became more perceptible,” “[t]he strongest man did more of the work” and “[t]he most skillful was better at turning his work to his own advantage.” Nevertheless only after they were able to appropriate their labor to their own, the stronger and the more skillful were able to make their own lots substantially better than the weaker and the less skillful. Moreover, private property made possible inheritance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and the effects of human differences became much more permanent, “when inheritances had increased in number and extent to the point of covering all the land and of creating boundaries for everyone.” At that point those “whose weakness or idleness had prevented [them] from acquiring an inheritance in their turn became poor without having lost anything.” From thence first emerged the economic inequality of society, the rich and poor, and the first instances of dependency when the poor “were obliged to receive or steal their sustenance from the hands of the rich.” Thus cynically proclaimed Rousseau: “The first man who, having enclosed off a piece of land, got the idea of saying ‘This is mine’ . . . was the true founder of civil society.”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Rousseau, the rich men perpetuated the economical inequality by forming laws to protect their properties and governments to enforce them. With the founding of political society, the condition of human inequality progressed from the stage of the rich and poor to the stage of the powerful and the weak. From “the usurpations of the rich” and “the thievery of the poor” arose “a perpetual conflict” and “the most horrible state of war.” Finding himself “alone against everyone”, the rich man persuaded his neighbors to unite into “one supreme power” that would keep all “in an eternal harmony” by “assuring to each man the possession of what belongs to him.”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perty and laws thus stabilized and legitimized the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institution of magistracy, moreover, opened the door to abuses and usurpation, and worst of all led to despots and tyrants.
  　　With the coming of despotism, men came under the yoke of government’s arbitrary taking of their goods, liberty and lives, the very things the government was constituted to defend. By this time, men’s mutual dependence and society’s economic inequality had given rise to the final stage of human inequality, that of the master and slave. But in order for men to resign to this extreme inequality, in order for men to accept as the only virtue the blindest obedience, men had to forsake the two principles of human soul prior to reason: their “passionate interest in preserv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natural repugnance to seeing others perish or suffer.” According to Rousseau, man’s nature was changed by a multitude of new needs: man’s natural passion for self-preservation were substituted by his new passion for vanity and desire of dominion, and man’s natural pity was overcome by his self-interest and need of commodities. Ever since man began looking at others and wanting to be looked at, public esteem had a value. Out of “vanity and scorn” on the one hand and “shame and envy” on the other, dominion became dearer to some men than independence, and they would let themselves be oppressed so long as they could do the same to others—“they consent to carry chain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give them out in their turn.” Meanwhile men’s natural compassion was extinguished by calculating self-interest. The first several types of commodities were the first yokes men imposed on themselves; they through habit degenerated into real needs that men could not do without. The pursuit of private business turned man back within himself: “[t]hrough philosophy he says in secret at the sight of a man suffering: Perish if you wish; I am safe.”
  　　
  　　II. Sidney Redressed Dependency by Limiting the Supreme Power Whereas Rousseau Did So by Alleviating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purpose of Rousseau’s intellectual quest for the origins of dependency was more than academic but had practical effects. While both Sidney and Rousseau were concerned with making laws to redress dependency, their solutions sharply differed. For Sidney hard-and-fast limitations on what the prince could do was the surest guarantee of men’s independence from him. Nations that “[thought] fit to have kings, yet desire[d] to preserve their liberty” were obliged to “set limits to the glory, power and riches of their kings” so that their kings would be “kept within the rules of the law.” The safety of a nation ought not to depend upon “the uncertain will or understanding of a princ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s “cannot be preserved by one who is transported by his own passions of follies, a slave to his lusts and vices.”
  　　By sharp contrast, Rousseau explicitly rejected any hard-and-fast limitation on the power of general will because it was only the state’s force that could make its members free from one another. “[The] clauses [of the social contract] all come down to just one, namely the total alienation of each associate with all of his rights to the whole community.” “[S]ince each gives himself entirely, the condition is equal for all, and since the condition is equal for all, no one has any interest in making it burdensome to the rest.” Instead of limiting the general will, Rousseau argued only by using the power of general will to allevia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equalities could arbitrary will be restrained and liberty preserved. “[T]he end of every system of legislation . . . comes down to these two principal objects, freedom and equality.” “[F]reedom cannot subsist without [equality].” Having at-length traced the origins of arbitrary will and found economic inequality at its root, Rousseau concluded that laws should be made not only to effect equality of power, so that power “stops short of all violence and never be exercised except by virtue of rank and the laws”, but also equality of wealth, so that “no citizen be so very rich that he can buy another, and none so poor that he is compelled to sell himself.”
  　　The opposing approaches Sidney and Rousseau took to preserve liberty from depending on arbitrary will illuminate the shortcomings of each other. The weakness of Sidney’s approach consists in its potential impotence in a vastly unequal society. Law is never self-executing, and to impose legal restraints on the executive power of law requires especially strenuous efforts. In a society of significant inequality, and in the unhappy situation where the rich and powerful are carried by men’s perpetual passion for dominion and the poor and weak are too busy minding their private businesses to pay attention to public affairs, the law would be loosened and the chains on the prince broken. On the other hand, the boundless power Rousseau vested in the sovereign provides the most fertile ground for tyranny. By making citizens excessively dependent on the state Rousseau left them barehanded in the event of usurpation of the state. Men’s fever for equality is the best disguise for demagogues. Men, under the cover for equality, transported by such passions as envy and jealousy, would not hesitate to get rid of those that are superior to them, only to find in the end the demagogue sitting at the pinnacle of power. Unbounded sovereign power and untempered social inequality therefore both present danger to liberty. Although neither Sidney nor Rousseau had the ultimate answer to how to redress dependency, the combination of their approaches—making laws to both limit sovereign power and alleviate social inequality—looms as a potentially practical way to curb arbitrary will and preserve liberty.
  　　
•   　　（我国东部某高校政治学名著选读读书报告，学号尾号：0013）
  　　1. 卢梭与《论不平等》
  　　 《论不平等》完成于1753年，是卢梭对第戎科学院征文的一个回应。在征文风行的时代，本文并不是卢梭的论文处女作，3年前《论科学与艺术》引起的广泛争论已让卢梭在文坛初露锋芒。但是，在写作之初，卢梭依旧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 “我扫尽人们所说的种种谎言，放胆把他们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把时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诸事物的进展都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然后，我拿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对比，向他们指出，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卢梭在《忏悔录》中如此叙述《论不平等》的创作目的。[《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66页。
  　　]，称之为“深感震惊”的大题目，决心冷静下来，从容思考创作。或许，正因为这种如临大敌般的神圣感，造就了一篇冷峻、严谨、成熟的理论杰作。
  　　《论不平等》分为六部分：献词、序言、小引、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注释。献词表达了卢梭对日内瓦共和国的赞美，并通过自己选择出生之地的标准，勾勒出一个理想的政体——公民之爱、温和民主、合法自由、没有野心、历史悠久、平等尊重等，亦暗示作者不会在主体部分，对这些细节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序言是为全书写作所预备的技术性铺垫，提出了全书论证的方法——用崭新的自然观来否定自然法传统。小引预示着论证的开始，对第戎科学院的题目就行了破题，就如当今的论文写作一样，完成了名词解释、研究综述这些结构性工作，点出颂扬往昔背后潜藏的时代焦虑。
  　　《论不平等》的主体开始于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对人类童年的追溯和描绘。以对自然人（野蛮人）的自身素质出发讨论人在自然状态下身体与精神状态，以及转变契机。语言的起源标识着人类自然状态的一种转向，但是这种转向程度是那样轻微，并没有实质性地扩大人类的裂痕。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或许是不开化的，但绝不糟糕，在最大程度上保有人天然美德的基础上，野蛮人面临的危险非常小。作者尤其提到了异性冲动带来的危险，这是野蛮人少数欲望冲动中较为炽热和狂暴的一种。但是，由于人类在择偶方面不存在选择，所以男女比例的倾斜很好回避了这种来自生理冲动的伤害。由此可见，人类在原始状态中虽然存在着自然差别——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自然差别是那样小，也不会因为一些后期因素——如教育等——进一步扩大。大自然为人类准备的社会性太少了，此时的人类正享受着与生俱来的怜悯心的好处。
  　　 私有产权的出现清晰地呈现出人类的堕落。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 原书第85页]！卢梭以一种压抑的愤怒心情开始了第二部分的叙述。如果说，第一部分的景象洋溢着野性的田园气息，那么，第二部分便是“桃花源”的解体与崩溃。人类的下坠趋势如此明显，势不可挡，而且愈演愈烈。卢梭采用片段式的推进，将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浓缩于历史的几个标志性变革中——家庭产生、冶金农耕出现、政治社会起源。作者起初还勉力将家庭阶段称之为“人类最幸福的时代”，夹在原始状态与自爱活动的中间，然而，实质上的平等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人与人之间已经产生了依赖关系。冶金和农耕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技术的跃升把人与人的差别明显化，突如其来的落差使萌发的人类社会陷入混乱，同情心已经消逝，而社会与法律取代了她的位置，成为维稳的核心力量。政治到来了，契约、国家、法律、专制，一个个熟悉的名词扑面而来，人类逐渐成长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社会的一切都难以平衡，地位与财富将人类清晰地两分再两分。不平等终究会撕裂刻意为之的秩序，以暴制暴的结局，会把人们带回自由的原点。然而，变质后的心灵和欲望，已经宣告人类告别了童年。
  　　 在结构上，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卢梭精心安排的大段注释。卢梭在第一部分之前对注释做了解释，但是语焉不详，既有一些引诱读者的口气（“寻找我文中未谈到的地方”），又带着一种消遣的无谓（“离题甚远”、“不妨当做消遣”[ 以上均出自原书第41页]）。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来说，任何一个部分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论不平等》也不例外。卢梭在这里，正是利用温和的手法，对不同知识层次的读者进行了一次分流。让真正的有识之士能够获得更大的知识获取范围，这个范围之内的知识或许是高奥的，也也可能是激进的，不过，对于这群有着相当理性的人来说，是适宜的。而对于大多数庸碌的读者，正文部分已经能够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不会对他们的伦理价值观造成严重的摧毁。[ 本段以上论述参考《卢梭的自然状态》第二章作者相关观点，普拉特纳称此手法为“隐藏”]卢梭是睿智的写作者，也是一个和善的政治家，类似的笔法，读者亦能够在《忏悔录》中感受到。
  　　　　
  　　2.交错的历程
  　　 能否将卢梭行文的走势进行量化？如何进行量化？本文对这两个问题只能进行简单的处理。如果尝试用折线的方式来表示这部作品的走势，并以卢梭的另一部作品《忏悔录》为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两部作品的走势近似处于逆向相交的状态。
  　　 这种逆向的肇因无疑在于两部作品起始点的偏差。《论不平等》的故事开始于“从未遭到过刀斧砍伐的茂密的森林”[ 原书第50页]中，野蛮人还处于一种绝对的自然状态中；然而，《忏悔录》的开场背景却是一个糟糕凄惨的社会化国家——母亲早逝、父亲逃亡。可以说，《忏悔录》的序幕就是《论不平等》的尾声，是《论不平等》故事在某一时段内微观中的延续。
  　　 显然，两书的制高点都指向了同一个意象——自然状态。《论不平等》中的自然状态是绝对的，激进的。或许，很多人都对卢梭的所谓自然状态将信将疑，甚至会嗤之以鼻，尤其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继续发展之后，卢梭理性的逻辑论证在“科学”面前显得漏洞百出，几乎完全是作者的主观臆断。就《论不平等》而言，卢梭虽在正文中并没有坚持它的必存性，而是将之看做自己理论缘起的模型。但是，在注释中，卢梭显然对自己的观察和见闻颇为自信。无论后人如何看待“自然状态”，卢梭本人应该是真心相信其在人类进化史中的初始地位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忏悔录》中与社会状态相对立的自然状态并不等于《论不平等》中的自然状态，而是社会化的自然状态。卢梭清醒地知道，经历了一系列偶然的进化后，人类的完善性被激发，理智成长起来，自尊心取代了自爱心，人的内在生存已经被外在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因此，后者的自然状态更像是社会中的一种中庸措施——就宏观政治而言，强调绝对的“社会化”，以实现人的新自由；就微观个体而言，尝试一种新的理想人生，在实现心智成熟后，再进行社会化的熏染。
  　　 无疑，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表达的态度是悲观的，人类经历了一场不可逆的变质，告别自然状态，不得不面对异化的未来。在第二部分最后的若干段中，卢梭的情绪显得难以抑制，通过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对比，表达出对社会中文明人生存的忧虑。但是，如果我们重审卢梭演绎的悲剧，可以发现，卢梭依然给社会状态留有后路。与其说卢梭反对的是社会，不如说卢梭反对的是社会中的市民成分。在这一社会阶段中，人类丧失了自我存在的价值，被束缚住自由，永远生活在不平等与偏见中。卢梭在《论不平等》中反复强调这种社会化不平等的症结所在，就是人的依赖关系。斯塔罗宾斯基如此描述这种依赖关系的工具化过程——“他的所有关系变得间接，甚至成为一种手段……他失去了封闭的完整性，失去了原始状态下不分内外的协调性”[ 《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华夏出版社，第16页]。这种依赖关系出现于技术工作的产生，强化于私有产权的形成、政治社会的出现。政治社会的起源是不完善的，但是这种不完善却是可完善的，虽然这并不能让人类回到伊始。卢梭认为，在政治社会中，当出现一个有效的公共教育系统和完备权威的法律权力[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如此阐述这一法律体系：“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是一切法律体系的最终目标”]时，个体意志将会服从于总体意志，社会关系将会重新统一起来。独立意识的个人主体将会被淡化，人与人将会被相对拉到再一次的平等状态下，人不用生活在别人的意见中——他人对于主体而言将被工具化。但是，在《论不平等》中，这一景象没有清晰地被呈现，作者反而以悲剧性的以暴制暴结束了全书论述。于此，人类的走势终于来到了它的最低点。
  　　 《论不平等》并没有完成接下来的那些预言，卢梭后期的作品将在《论不平等》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系列更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不仅仅在表格中展示的《忏悔录》中可以看出这种向上的努力，《社会契约论》《爱弥尔》等书中都可以体味到卢梭不同于早年作品中的逆转。 以《忏悔录》为例，卢梭以自传的形式，探索了一个堕落（或是近乎堕落）的人如何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中完成自我的教育，实现“榜样式”的人生。书中的卢梭骄傲、虚荣、好想象，生活的环境与《论不平等》第二部分中的社会有极大的相似处。然而，这样一个文明人并没有顺着惯性向下滑落，而是在自然、书本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卢梭丰沛的想象力，良好的阅读教养，导师的尽力扶持，让其人生道路虽然坎坷，却在不断上扬。当卢梭在第二卷中，遇到少年好友汪杜尔后感觉他风韵不再时，读者便可以清晰地体悟到卢梭在社会状态中实现的超脱。虽然，直到最后，卢梭也摆脱不了政治斗争的束缚，连一个圣皮埃尔岛都无法成为政治生活之外的净土，但是体会卢梭的心态与举止，传主的胜利依然不言而喻了。
  　　　　
  　　3.无法抑制的“文明”偏爱
  　　 如果说，上文都是以卢梭为中心的讨论，而在这一部分中，主语则是笔者本人。“文明”的偏爱不属于卢梭，而是笔者的看法，亦可能是大多数现代人的看法。
  　　 要言之，卢梭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张力，是源自古希腊时代哲学与城邦之争的再现。总的来看，卢梭对近代社会发展的成果是极度厌弃的。在卢梭更早的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助于风俗日趋淳朴》中，卢梭对科学与艺术穷尽贬低之能事，列举了人类狂妄的科学活动所带来的五大危险后果：无法弥补的时间的损失；奢侈之风败坏风尚，风尚败坏败坏审美力；艺术家喜爱追捧，从而降低到时代的水平；消磨人的勇气；不利于道德的提高，败坏判断能力。政治领域，卢梭也在《忏悔录》中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回避的倾向，甚至在最后流落孤岛——一种卢梭认为极其接近自然的状态。然而，在《给菲洛波利斯先生的信》中，卢梭又表达了对社会的不舍——“就个人的经验而言，我感觉我实在难以离开那些和我一样堕落的人群来生活”[ 《脆弱的幸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5页]。可见，悲观来看，对于社会而言，卢梭是离群的，越轨的，矛盾的，就如一个火药库，随时会被引爆，伤及他人，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卢梭有一种精神疾病。[ 关于卢梭的疾病问题，国内外学者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18世纪的医生对卢梭的诊断结果有：胆结石、生病、疑病症、文人病等等，《卢梭研究词典》认为卢梭患有被害妄想症。东北师范大学徐前进在最新的文章中指出，卢梭所患为紫质症，而精神异常是该病的病理表现之一。]不过，抛开人们感性的困惑，卢梭更像是近代政治哲学尚未完全成型时突兀而起的一块礁石，一个启蒙政治家中的怪胎。哪怕是200多年后的今天，卢梭的思想仍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相关学科研究的深水区。
  　　 思想终究不是现实，人们必须承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代文明给予我们的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我们无法逃离文明的圈笼，就像我们无法逃离政治一样。可以设想一位卢梭的自然人，孤独地游荡在森林中，没有想象力，永远只有眼前的变数，却无法拥有下一秒的可能。“自然人被看作快乐的，主要在于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较少，并且接受痛苦的必然性。”[ 《卢梭的榜样人生》，华夏出版社，第264页]凯利的这段评述可谓是点出了卢梭笔下自然人的实质。从一定程度上看，卢梭所谓的自然，事实上是以人类对自身的不自觉约束为前提的。因为无知，所以无惧，所以无忧。但在减少了忧惧的同时，人类并没有增加自身的幸福。卢梭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减法，而不是加法。
  　　 文明，或者现代性，之所以并没有卢梭所想象的那样可怕，便在于，文明在给人类造成负担的同时，提供了一个更宽阔的视界。卢梭不仅承认社会状态的既成事实，而且并不赞成人类回到之前的自然状态。如今的人们可以拥有过去、现在，还可以依靠蓬勃的想象力，创造未来。无论对于群体性的人类还是个体性的人而言，社会和生命的厚度和广度都被文明所深化和延长。这是一种加法，虽然加数中夹杂了一些不怎么明媚的杂质。加法的运算方式或许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上升与进步，却一定是人类面对自身的积极态度和价值取向，这些都可以抵消掉文明所带来的不良反应。
  　　 卢梭对文明的“敌意”注定了其命运的悲剧性，作为卢梭的读者，难以不慨叹社会的残酷。其实，18世纪的社会应该给予卢梭一个位置，就像政治学、哲学、教育学为卢梭学说留出的位置一样。抛开混乱的党争时代，社会需要允许卢梭这种性格的存在，而不是把卢梭的问题和矛盾留给历史去定位。不过，卢梭是如此执意，在功成名就时，毅然决然地选择远离社会，到乡村生活，告别贵族社会的缛节——这就是卢梭在文字生涯之初重叩出的誓言。
  　　 “自由的奠基人”，这是1791年法国国民公会给卢梭的评价。只可惜，卢梭若是在世，可能又会像拒领国王年金一样，拒绝这一头衔。“向往宁静和自由，只想悠悠闲闲的生活”[ 原书第118页]，卢梭选择成为文明中的“野蛮人”。
  　　　　
  　　参考文献：
  　　[1][法]卢梭 著,李平沤 译.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 商务印书馆, 2007-03.
  　　[2][法]卢梭 著, 黎星 范希衡 译.忏悔录[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01.
  　　[3][法]卢梭 著, 李平沤 译.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商务印书馆,2011-03.
  　　[4][法]卢梭 著,何兆武 译.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3-02.
  　　[5][美]普拉特纳 等著,尚新建 余灵灵 译.卢梭的自然状态[M].华夏出版社.2008-06.
  　　[6][美]克里斯托弗·凯利 著,黄群 等译.卢梭的榜样人生[M].华夏出版社.2009-04.
  　　[7][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孙伟红 译.脆弱的幸福[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2-9.
  　　[8]徐前进. 卢梭的病：医学与史学的综合解读[J]. 历史研究, 2013(5).
•   　　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现在的人类和原始人的是非观，价值观，道德观是否一致，哪个更“好”？语言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现在认为合理的国家，统治，政府，军队是否真的合理，是否符合人类最基础的需求？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和道德又是什么？
•   　　首先要吐槽一下本书作者的论证方式，很多地方基本上是通过举例子和个人推理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观点，漏洞很多。举个例子，作者推崇野蛮人的美好生活，认为他们没有过多私欲带来的痛苦，除了自我保存的需要和自然的怜悯之情之外没有多余的感情。首先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作者所谓野蛮人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但是从很多类人灵长类动物的群居生活状态来说，野蛮人如果是单独在野外生活的话，应该是风险很高的，而且受自然情况的影响，挨饿受冻生病被其他野兽攻击也是很有可能的。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个物种，力量不是最强的，速度不是最快的，唯一的优势应该在于智力和各种能力的均衡。选择群居是很正常的一种策略，所以独立的野蛮人很难说会不会存在。其次，说野蛮人不挑剔（吃的，或者异性）所以不会因为失去或占有而争执也是没有道理的。老虎还会争地盘呢，哪边食物多气候好，野蛮人没道理不去争夺。所以可能不平等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自然给予每个个体的不平等在一开始就发挥了作用，自然淘汰就是最大的一种不平等。
  　　
  　　但是，作者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反思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人类在文明发展的同时，我们其实没有道理天然的认为我们是在进步，我们只能说自己是在自然的驱动下进化，但是这种进化是不是一定是一种进步其实很难说。因为现代社会是不是一定是比古代社会的人们相对幸福，也是不确定的。活得久享受的多不一定是幸福，痛苦跟物质的丰富没有必然的关系；现代社会底层挣扎的人真的不一定比古时候清苦辛劳的农民幸福。物质的极大丰富并不能消除私有制和不平等带来的痛苦，我们离受冻挨饿这些自然的痛苦越来越远，但是新的来自于其他的痛苦却更加凶猛。这种其他的痛苦很欲望有关，和政治有关，和文明有关，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是由这些东西引起的。我认为这是文明的副作用，如果说野蛮人因为没有美的概念，所以不会出现嫉妒，那么我也不会羡慕他们，因为野蛮人失去的幸福远比他所避免的痛苦要多得多。而且，这种野蛮人是不是人也是一个问题。
  　　
  　　文明的发展给了人极大的选择权，虽然大部分人没有可能真的去做。今天一个人想去当一个清贫的农民是可能的，但是曾经的农民是没得选的。文明给了人思考的能力，思考让我觉得幸福，虽然这些思考的能力可能带来痛苦，但是我还是不愿意放弃。这是我作为人存在的证据。
•   　　微雨，绵薄而不厚重的凉意，这样的天气，正得我心，雨伞在包中，不愿撑开
  　　耳机中是张学友，依旧深沉，我开始懂得他的好，沉寂而不张扬
  　　友人问我最近可有听些什么，我答，许美静
  　　她问，谁？
  　　我重复，许美静
  　　呵，难以沟通，简直不似一个时代
  　　初听‘等等等等’，不敢相信这是黄磊的声音
  　　如同初听‘怎样’，也不觉得这像戴佩妮
  　　像？怎样才像一个人？你脑海中的他究竟是否是他？
  　　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曾懂得，你又怎么妄下定论？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薄薄一本，不平等终将存在，我也活不到实现天下大同的那一天，平等，好像外太空或是奥特曼
  　　满心不屑，人们都喜欢人云亦云，多数人昧心拍手称赞的未必就有那么好
  　　有些好，要自己体会
  　　有些坏，更要自己品尝
  　　方知个中滋味
  　　所以捧来，一口气读完，并不晦涩
  　　所谓进化史也是人类的堕落史
  　　进化至今的人类没人高尚，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种平等，不然，地球可能乱套，外星人必定入侵
  　　现在的时代很好，并不落后，更不先进，尚有些科技维持生活，也不至于被科技绑架，失了初心
  　　多么感喟，多么好的时代
  　　可怜窗外依旧雨丝飘落，沾落心头，不知凉了谁的心……
  　　谁会嫌星星太多，每颗星星都在太空中转动；
  　　谁会嫌鲜花太多，每一朵鲜花都洋溢着春意
  　　时代这样美好，你又怎么不妄自珍重，拨开眼前的雨雾，请注视远方的破晓
•   　　 卢梭认为：私有制和社会的起源是人类堕落的开始，由此人类开始走向了不平等并且持续的堕落下去。然而，文中很多的前提假设尤其是对于原始社会的一些前提假设个人认为仅仅是作者的想象，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仍然有待探讨，因此结论是否正确值得商榷。
  　　 然而，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此，更多地在于对于人类生活的一种反思。例如，人到底如何才是幸福的，对于财富等等的占有是不是必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是什么等。不得不说，作者是非常智慧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