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秋

出版时间：2004-04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郁白  页数：210  译者：叶萧/全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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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悲秋：古诗论情》着眼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主题，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批评，从《诗经》、《楚辞》源头到唐诗的顶峰进行了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

郁白（Nicolas Chapuis，1957一），法国著名汉学家，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郁白曾先后担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外交官生涯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使他得以与中国文化界精英相与往还。郁白在法国翻译并出版了钱钟书、杨绛等人的著作及多部中国文学名著。其专著《悲秋》（Trstes Automnes），于2001年1月在法国出版。

书籍目录

　　译　　序　　引　　言　　第一章　病秋与圣人的漠然　　由节至礼　　及时行乐与悲歌　　第二章　自然的不幸　　宋玉的《九辩》　　拟物还是寓物?　　“皇天平分……”　　“踌躇……”　　超越　　第三章　诗学语言　　《论语》　　《诗大序》　　孔颖达的注解　　个体道德与集体道德　　第四章　从道德到感情　　3—4世纪：挫折，陶醉还是焦虑?　　5世纪：从道义到欲望　　6世纪：繁琐的颂歌　　第五章　由感及情　　　陆机与潘岳(3世纪)　　刘勰与萧纲(6世纪)　　第六章 《秋兴》(八首)　　《秋兴》其一 　　《秋兴》其二　　《秋兴》其三　　《秋兴》其四　　《秋兴》其五　　《秋兴》其六　　《秋兴》其七 　　《秋兴》其八　　　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认同的危机　　第七章　毒曲　　　　　相通和沟通 　　“蛇形”　　虚无之境　　毒 　　秋与龙　　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在中国，如果说秋天的意象仅仅是通过这两种模式才得以成型，那也不足为奇。恰恰因为其在儒家思想中的象征意义，秋天的意象已经成为我认同的一种真正的“传统概念”。　　　　中国文人们钟爱悖论。事实上最具悖反意味的是，诗被立为宇宙神谕，在诗歌末尾看到的却是人类话语的解脱。儒家关于诗歌“自然”功能的直觉值得称道。当然，可以将诗歌诠释为道德秩序的证据，以及服务于皇家礼仪，为君主统治臣民之权柄罩上神圣光环的工具。但建立这种意识形态，同时也赋予诗人以话语自主性：根据《诗大序》的论述，诗人归根结蒂只能表达他自身意识的动摇。在此意义上，中国诗人可以说是启蒙哲学家的鼻祖。　　同样，在此意义上，因远离中央而无法影响历史进程，中国的诗歌话语在其政治环境中从来都没能跨越哲学之门槛。在中国，自我认同一直都只是个人的际遇，它在诗歌中找到了一个微妙而间接的港口。　　　　这两种本体论的阐述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其中，王维对自我认同的质疑比另一种更加积极。回到王维的意象来看，人永远都不应该去品尝龙毒，也永远不能够在池潭的萦回之处自怜，否则立刻就会有危险。在中国，有不得逾越的戒律，池塘“有毒的表面”就是这个无法通过的减压舱：中国诗人不满足于孤独地面对他灵魂深处的阴影。　　　　因而所有诗歌都企图，至少从表面看如此，约定俗成地了解全文：诗歌应该达到平衡、和谐与“中正”，要是没有这些因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就无法继续运转。王维没有避开这一规则：“安禅制……”秩序得到了肯定，诗歌结束了，读者放心了，评论家满意了。然而，秩序本身却仅仅是被用以遏止（或云克制、控制、主宰）潜在的混乱力量。而且诗人正是以“制驭”该强烈混乱的方式，证明了他的自我认同。　　……　　　　书摘2　　而更糟的则是痛苦而没有爱情，当一个人被所有人抛弃，甚至不再有一颗心想着他：对他来说，没有人会为他准备寒衣。他仅有的伙伴是那“萧森”的气息。夜色降临之后，他就只剩下一些真实的泪水和虚幻的希望了。　　杜甫的这篇序言令人想到了何逊(约466-约519)那首题为《日夕望江》的精彩诗篇：　　仲秋黄叶下　　长风正骚屑　　早雁出云归　　故燕辞担别　　昼悲在异县　　夜梦还洛油　　洛泊何悠悠　　起望登西楼　　的的帆向浦　　团团月隐州　　谁能一羽化　　轻举逐飞浮　　洛水是流经故都洛阳的一条河。我们会看到日夜思念着长安的杜甫，如何以他自己方式进行这个飞鸟之梦　　《秋兴》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获花。　　京都长安不仅仅是一个回忆：每个夜晚，星辰都会在天幕上标出指引诗人视线的坐标。唐朝星象分野显示，长安恰恰位于秋季天幕北部的北斗星下。太阳落山之时，月光升了起来，开始充满了期待，而立刻便失望了：因为这双重的运动并不能带着诗人远离令他痛苦的地方。“视而不见，能无忧乎?”一位评注者如是说。　　为表现这种迷情，杜甫引用了两则民间故事：首先是一首古老的渔歌，出自《水经》，说是在秋季与初冬，在这些怪石嶙峋的荒蛮峡谷之间，猿猴的啼叫声回响于巨石之间，“不绝于耳”：　　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　　第二则故事说，天上银河(中文称为“天河”)连接着黄河的源头或入海口。每年农历八月(即秋初，公历9月末10月初)，一叶空空的木槎会到这儿来接渡零星的过客。据说，其中有个乘槎客就是出使大夏的特使张骞，公元前128年，他被汉武帝派去勘察黄河源头。历史真实后来让位于神话传说，据说张骞登上木槎、穿越银河，然后回到地面；有一颗流星(或是彗星，中文中称为“客星”)为张骞的天际之旅作证。这则传说的另一版本声称，这位勘察者来到“天河”之源时，“看到了一位正在捣衣的年轻女子”。　　在这两则传说中，我们找到了该诗开头中的所有建构元素(而且按同一顺序排列)：令人生长的峡谷、眼泪、孤舟、捣衣女、穿越星辰的道路……这种效果，如果不说是重复，至少也是回响(正如峡谷岩石间猿鸣的回响)。杜甫从而得以将他洒落泪水的真实，与登上一叶只能通向……天国，也就是说哪儿也去不了的小舟之虚幻对立起来，以重申前两节中令人郁闷的教训。　　在他几个月后写的另一首诗中——那时正值他沿江而下，杜甫似乎最终还是向天际之旅的诱惑让步了：　孤槎自客星　　但即便以这种癫狂的方式，诗人也只能从三峡绝壁走入夜的深渊(“从一个深深的黑暗走向另一个深深的黑暗”，斯蒂芬·欧文说得漂亮——或者，如传说所云：“在无尽的黑暗中，旅者无法辨别昼夜。”)尽管他心中充满了种种奇妙的幻想，但他的流浪仍未终结。　　一些评注者还认为，这行诗暗指孔子《论语》中的一段，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无所取材。”　　看来孔于是知道天河传说的。对这段话，有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诠释，而英国汉学家约瑟夫，尼达姆则认为：“该意象为圣人面对着动荡的海浪……并为受迷信奴役的人民带来基于理性之有序社会的福音……这样的建筑完全配得上‘星槎’之名……”我们在该诗的后面会看到：杜甫一直怀有文人的雄心壮志，并且参照了《论语》的其他一些章节，也许他有意要让读者猜测其言外之意——他逗留于蛮夷之地可能会被看做是一种文化使命，但由于“无所取材”，他的良好意愿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从一开始就没有出路：在阐释这行诗时，赫尔维·德·圣德尼侯爵于1862年写道：“徒劳地期待着无望的回归……”诚然此言。　　回归是不可能的，因为杜甫已经卧病在床濒临死亡，他承认京城宫殿中的人们“躲着”他：汉字“违”意味的是，那些宫殿中的人们，不管是配有香炉的殿中的大臣们，还是手提吊炉的仆人们，所有的人都朝着与他对立的方向行动，转过身去，逃避他，无视他……换句话说是：不与他碰面。相反，在他被流放所至的这些充满敌意的蛮夷之地，他直接暴露在险境之中：白色的粉堞丝毫不能抵御充满了各种危险并将一切隐没(“隐”)的夜之侵袭。在猿猴的鸣叫和　　蛮夷的悲笳声中，他备受折磨的灵魂找不到可以休憩之处。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古代中国，人们称词为诗余，曲曰词余，对联、灯谜、小说类为雕虫小技，这些称谓无疑反映了诗歌在五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凭一佳句而彪炳千古的诗人，如“满城风风雨近重阳”、“千古艰难惟一死”等。文人们无不呕心沥血于诗歌的切磋琢磨，求“一字不易”，乃至“语不惊人死不休”。　　未熟读古诗，就谈不上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古诗的重要性不仅为国人共识，也是国际汉学界的聚焦所在。戴密微先生曾经指出：“如重汉学，当选汉诗研究”，并确言“汉诗为中国文化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巴黎《敦煌学》第五辑，《戴密微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转引自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第3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唐诗译介的繁荣，’海外汉诗研究盛况空前，也更为系统、深入（《牧女与蚕娘》，第362-366页）。而在21世纪的破晓，我们又欣喜地看到了郁白先生在这一领域的新作《悲秋》（Tristes　Automnes，于2001年在法国出版）。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郁白（NicolasChapuis，1957-　）先生，是法国著名汉学家。郁白始终醉心于中国文化，并与遥远的中国结下了割不断的情缘。自巴黎七大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毕业以后，郁白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外交官的生涯不仅使郁白切身接触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也使他得以同中国文化界的精英相与往还。　　为了向西方读者推广中国文化，郁白先生先后在法国翻译出版了钱钟书、杨绛等中国友人的著作以及多部中国文学名著。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主题学研究的学术专著《悲秋》在中国翻译出版，更令心系中国文化的郁白先生足慰平生。　 《悲秋》一书是郁白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仰止之情的真率流露，也是他于中国古典诗歌领域不凡造诣的具体体现。通过对秋天形象的诗学分析，他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批评，对中国古代本体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　　在中国诗歌的历史长河中，郁白凝眸于“悲秋”这一主题从诗、骚源头到唐诗绝顶的具体演绎。他发现，打一开始，秋歌强烈激越的自我认同清响，就与儒家士绅们中庸平和的不厌教诲格格不入，因此遭到社会势力的强行压制。感受到悲秋辞赋于纸背丝丝透出的郁郁不平之气，郁白不禁喟然兴叹：“两部文集（《诗经》与《楚辞》）中的秋歌，完美地描绘了在能够社会化与无法社会化之间存在着的张力。《诗经》与《楚辞》对该问题的不同处理，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中国思维中最为独特的悖论之一：只有在放逐中，矿能找到自我认同。”（《悲秋·序》）　　作为由法兰西深厚人道主义传统所哺育的当代学者，郁白先生的《悲秋》自然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文献梳理工作，其中更渗透出那份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确切说来，是和钱钟书先生的频繁交往，促使我进行这项研究的。自1986年到1992年期间，在一系列关于中国思想危机问题的私人会谈过程中，钱先生鼓励我，步他著作中评论之后尘，要‘刮掉’理论的表面，以寻回‘人’的本质。以百科全书式无所不包、中西并重的坚实文化底蕴为依据，钱先生使我相信了中国本来可以也依然可以作出其他的文化选择、社会选择，而非这种称为‘儒教’的选择。”（《悲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