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对法律的反抗

出版时间：2003-8-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瑞科科雅・索琳歌尔  页数：278  字数：220000  译者：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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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编者言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　　任何法制的生长与运作，必伴有相应的法意。在法律移植的情形下，甚至滥觞于相应的法意，法意因而为法制的先导。法制恒定而恒变，法意因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反之亦然。不过，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和尊严，却恒定而不变、万古而常青。这是人世生活本身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固有品质。既然一切法制和法意均源于生活本身，分别表述了生活的规则性存在和意义性存在，那么，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法意即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主要即在此世道人心。　　晚近中国对于西方法律的大规模移植，意味着对其背后的知识、学理乃至道德和信仰因素的有选择继受，同时亦是一个将它们与中国人文善加调和的过程。此一建设现代中国法制和法意的过程，迄今而未止。百年间现实法制建设的顿挫，“有法不依”现象的普遍存在，反映的不仅是规则的无效，同时亦彰显了意义的危机、世道人心的紧张。由此，对于基本法理的阐释，关于规则的道德关切和信仰因素的追索，总之，对于“法意”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考问，依然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更为急切的课题。　　“法意丛刊”由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筹组，旨在庋集汉语法律学术资料，积累汉语法律思想成果，阐释法律的意义世界，对于上述问题作出现时代的回应。所收内容覆盖法哲学、比较法、宪政和人权等领域；体裁不拘，包括专著、文集、译著和选辑。经此劳心劳力，盼能涓滴汇流，聚沙成塔，增益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建设中国现代法制，最终塑育中国人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或许，这也是当下法意的意蕴之一，而为编者馨香祝祷者！　　许章润　　2003年6月30日

内容概要

　　《妇女对法律的反抗：美国“罗伊”案判决前堕胎法的理论与实践》以美国20世纪中叶一位声名远播的、执业于波特兰的女堕胎师露丝·巴尼特，在堕胎立法及执法晦黯不明的背景，所经历的职业生涯及其生活沉浮为个案，对照同时代堕胎业者的不同景况，特别是通过数位遭遇意外妊娠却选择反抗法律禁令、寻求堕胎的妇女的身心历难，从那些令美国妇女扼腕的生活故事里，挖掘法律真义，揭示美国法律与伦理的紧张关系，体现美国纸上法律与实际法律的脱节。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索琳歌尔（Solinger Rickie）  译者：徐平

书籍目录

绪　言
鸣　谢
第一章　危险
第二章　犯罪生涯
第三章　男人的世界
第四章　女人的地狱
第五章　瑞诺
第六章　波特兰
第七章　听众最多的犯罪
第八章　审判中的妇女
第九章　坚持不懈
参考书目
译者后记：为法律寻找伦理支点
附录：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被害问题

章节摘录

书摘    几年后，一旦可能，她便从不快乐的婚姻中逃出来，从西雅图回到波特兰。她丈夫是Cant Bust—Em和淘金者千作服在西雅图的全权经销代理。玛吉出生可能使她看清自己不会安心呆在家里，做一位四处奔波的推销员的碌碌无为的妻子。事实上，哈里·科恩并非玛吉的父亲。这事露丝守口如瓶近30年没露一点口风，直到在一个特殊的情形下才告诉了女儿真相。玛吉的父亲是哈里那位比他风流倜傥得多的哥哥阿瑟，若干年后他成功地成为著名的企业律师。1915年，他与弟媳上床，但并未打算与她结婚。露丝觉得受到伤害和欺骗，也最终厌倦自己的丈夫。她的精神没被摧毁，她依然向往着波特兰，以及她的朋友阿丽丝，向往着那种冒险和有意义的生活。    每次，露丝到波特兰去，总是告诉丈夫，她要回家去看望父母。其实她是去见阿丽丝。事实上，每见一回阿丽丝，就令她感到不安分、怀才不遇和自信。阿丽丝也十分欢迎她。“我依然少不更事，但博士似乎喜欢我陪伴她。她愿意带我去串门，去慈善医院，在那儿我们参观妇产病房。我坐在手术室上面的过道，看她实施阑尾切除术、子宫切除术和剖腹产。她是个有趣而出色的女人，我喜欢陪伴她。”    阿丽丝决定成为一名专业堕胎师，大约正是露丝总来看她那个时候。阿丽丝的病患者中求她终止妊娠的人排成长长的名单，这使她开始考虑自己是否要成为全职堕胎医生。生意的兴旺迅雷不及掩耳：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年轻人离开美国去欧洲，不愿意怀孕的女友和妻子找到阿丽丝·格里弗。露丝经常从西雅图赶来帮助阿丽丝，显然堕胎者需要一个密友做帮手，她想到露丝。这位年轻女子，对阿可丽丝的生活，特别是她的工作很感兴趣，她发现自己愿意整晚数小时坐在这位良师益友的脚边倾听。“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千作。潜意识里的这一冲动使我一生的事业迅速发达。”露丝离哈里越来越远，她开始梦想自己成为堕胎师。“我能以这种方式实实在在地帮助妇女，这种想法让我着迷。”    1918年，也就是她遇到阿丽丝5年后，露丝办妥离婚，并确信自己兴趣所在。实际上，她已收拾好她自己和玛吉的东西，回到波特兰。不久，她就到阿丽丝诊所工作，每周拿50美元的高于资。露丝学得很快。除吱胎技术，她还学会“对污秽熟视无睹，对荒谬视而不见”。仅仅经过几周训练，阿丽丝就允许她整个手术期间站在旁边观摩，然后，令露丝高兴的是，她被允许完成开始要山医牛来进行的工作。躇丝·巴尼特找到了自己终身的事业。    回顾历——坚定的反选择者有法律作为强有力的制止堕胎的工具，令人惊讶的是，1854年俄勒冈州立法将堕胎规定为犯罪，十年后又出台一个强化这一规定的法典，而之后的数十年间，堕胎师却仍是著名的专业人十二，其牛意在该州大城市畅行无阻。更有甚者，聪明、有魅力、机智的年轻姑娘——美洲大陆先驱者世家、社会中坚、虔诚的基督徒父母的女儿——都一心想成为堕胎师。    露丝在开展她的事业时，完全没有受制于俄勒冈法典第14—208节。该节将她定义为非法者，并称这类人前景暗淡。它规定：“任何人给予怀有小孩的妇女药物、毒品或类似的东西，或用于具或其他手段，意在消灭这个孩子的，除非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所必需者，造成孩子死亡的，施术人和施术的母亲，以杀人罪论处。”    如果由她来说，无疑露丝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上帝为解救那些无助妇女们而派来的无私使者。可以肯定，今天要确切地知道露丝究竟有多少钱很困难。据玛吉说，费用都是现金。“我们拿到就花，买衣服、首饰、昂贵的日常用品、貂皮。你想要多少?每个人都在扑腾，只能自救。给自己买一个男人、丈夫或情人。什么东西钱买不到?”千金散尽，玛吉绝不亏待自己，“我是个花钱如流水的人，不可救药，我千方右百凌晨地花钱”。回首往事，她说对于她自己和露丝而言，“金钱如厕纸，两者的价值一般无二”。    “人们试图说，其所作所为只是在追逐金钱，不过，挣钱是事实，”玛吉说，“有钱真是太好了，但是如果没有钱，也不是一切都会变的。它毕竟只是人生行囊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很难使那些非难当时的堕胎者或执业者的人相信，露丝的动机不是钱——也许那人幸运地从未需要她们的帮助。甚至今天，人们也不愿意去想想，那些合法的随胎手术救助了那些因为不幸的性遭遇和不小心(这是两种人们可能想得到的原因)导致的意外怀孕的人们。有时，人们的思路是这样：从一个妇女的不负责任的性行为中获利是不道德的。这些妇女必须为她所享受的性和失去意义的妊娠付出代价，不过只有正当的付出才能获得救赎。一个人为了金钱就让怀孕者解脱，简直就是惟利是图，或者，甚至就是引诱者。    甚至相信妇女拥有控制生育的权利的那些人，也可能在听到玛吉说“堕胎黄金”一词时而感到不自在。这听上去像是赃钱、黑钱。相反，既然堕胎属于非法的那个时代的堕胎师和今天合法的堕胎从业者都被指责为惟利是图，那么，金钱所带来的不自在其实无关乎堕胎是否属于犯罪。这种指责由来已久，特别是针对女性执业者，她们被斥为“经济女人”，同时，这一行为还被认为不符合女性气质。    事实的确如此，在整个1950年代对堕胎者的审判中，全国各地的检察长和法官们都特别指责其经济动机令人作呕，尤其针对妇女。例如，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市，一个叫杰拉尔丁·罗德兹的堕胎师戴枷出庭，检察官暗示她因金钱而堕落。她被指控因意欲购得钻石戒指、豪华轿车和其他奢侈品而干上堕胎行当。检察官详细描述了罗德兹享受非法所得的快乐，并要求陪审团对其定罪，因为她的贪婪和缺乏妇德。最后，他描绘了那些意外怀孕的妇女们的处境，她们“忍受手术有其社会原因，她们惧怕羞耻和受人指责，另外还因为经济状况使她们无法继续妊娠。她们内心充满恐惧害怕，从而失去理智，但是杰拉尔丁·罗德兹”，他强调说，“没有恐惧害怕或者羞耻，她心里像明镜似的”。在法庭上，检察官指天画地地宣布，杰拉尔丁·罗德兹干这一行是因为她对金钱有着超乎寻常的贪心。    这种理由在堕胎审判中不断出现。虽有不同的方式，但其中心就是一个妇女通过为另一个妇女刮宫获取金钱是一种堕落，应判有罪。王马丽·帕格，1950年代早期辛辛那提的堕胎师，在1953年被法官当庭宣判有罪。法官发现帕格的生活是个“典型”，作为堕胎师，这工作使她变态，最后，她简直不像女人。他说：“操这营生，她就是为了往口袋里捞钱，据我所知，找不出任何证据表明，她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同情心。”根据对于玛丽·帕格的这一评价，辛辛那提的法官判她入狱。问题在于，如果面对免费为人堕胎的人，法官将如何定罪呢?州颁布堕胎条例，最终不再缀上这个金钱尾巴了。    我告诉他我非常害怕，但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我正说着，又开始大出血，比任何时候都多，血流了一地板。我想回家，所以，这次我没有躺下，虽然我极其衰弱，并正在流血。从大厦前的楼梯走下去，我晕晕乎乎倒在路旁。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爬起来的，只记得在公共汽车上特别难受，回到家我难受死了，我上床躺下，你知道，这一躺就是5个月。    3天或4天之后——我记不清——我的情况愈发危急。大部分时间都神志不清，高烧达华氏104度。我想我不会感到好过。迪扔下我不管。我想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在乎我的死活。    詹妮尔·迈尔斯，替我看孩子的那位女士，一直呆在我身边。她给瓦茨医生的诊所打电话，那个男人——现在我知道他叫瓦伦丁·圣·约翰——到我家来。他说我必须去医院，但并没有说哪家医院，而且他们不会为我付那些我付不起的费用。    我非常虚弱，而且非常非常伤心。但是我坚持不去。我没有钱，我离不开孩子。迈尔斯女士站在我一边，她不想那个男人带我走。特别是他并没有说明去哪里。但是医生说，这是救我一命的唯一办法。他不喜欢我们和他争吵。并且，他问我们：“你们认为我是骗子吗?”然后，迈尔斯女士站起来冲着他说：“我像这姑娘的妈妈一样。我想知道你打算对她怎么办，你打算把她带到哪儿去。”    “但是，我太虚弱，没法和医生争吵。我的确太虚弱。所以他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带我来到我们公寓楼前停着的一辆小轿车上。”据戴安娜说，开车的司机是她从未见过的一个男人。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瑞格。迈尔斯女士复述道：“我们走向轿车，他称之为救护车，其实不过就是一辆小轿车。他们将她塞进车里带走了。她进了车里，离开了我。”    迪·麦克德蒙特后来回忆说，当圣·约翰和瑞格走进他工作的地方时，他正在向一对老夫妇介绍小餐厅的家具。“他们告诉我，我妻子在外面的轿车上，她想见我。然后，他们告诉我，她病得很厉害，需要送医院。”麦克德蒙特随这个男人来到他们的汽车那儿。他坐进后座挨着戴安娜。“我妻子告诉我，她失血过多。她说，这两个人带她过来是因为她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说，如果不马上送医院，她就没命了。”    迪·麦克德蒙特希望这个人开车去中心医院。他不懂，瑞格和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将他的妻子送到急救中心，医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知警察并报告说，这里有位非法堕胎犯罪的受害人前来就医，而辛提加的成员们很清楚这种情况下医院的程序。所以，他们没有送戴安娜去北韦莫特大道，而是把她送到了一个遮阳篷延伸到路边的公寓大楼，在前面的绿色天篷上可以读到弧线形的几个字：斋敦公寓。迪·麦克德蒙特扶着妻子走进公寓大楼上电梯。他注意到她的衣服已经被血浸透。    戴安娜记得那个男人带她上到4层，把她放在一间黑屋子的床上。他们把戴安娜丢给一个他们称为格雷蒂护士的老妪。戴安娜就在那间黑屋子里呆了两周，她的看护者几乎不说话，也没有为她做什么。而戴安娜对此毫无感觉，她说：“我一生从未病得如此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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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者言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    任何法制的生长与运作，必伴有相应的法意。在法律移植的情形下，甚至滥觞于相应的法意，法意因而为法制的先导。法制恒定而恒变，法意因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反之亦然。不过，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和尊严，却恒定而不变、万古而常青。这是人世生活本身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固有品质。既然一切法制和法意均源于生活本身，分别表述了生活的规则性存在和意义性存在，那么，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法意即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主要即在此世道人心。    晚近中国对于西方法律的大规模移植，意味着对其背后的知识、学理乃至道德和信仰因素的有选择继受，同时亦是一个将它们与中国人文善加调和的过程。此一建设现代中国法制和法意的过程，迄今而未止。百年间现实法制建设的顿挫，“有法不依”现象的普遍存在，反映的不仅是规则的无效，同时亦彰显了意义的危机、世道人心的紧张。由此，对于基本法理的阐释，关于规则的道德关切和信仰因素的追索，总之，对于“法意”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考问，依然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更为急切的课题。    “法意丛刊”由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筹组，旨在庋集汉语法律学术资料，积累汉语法律思想成果，阐释法律的意义世界，对于上述问题作出现时代的回应。所收内容覆盖法哲学、比较法、宪政和人权等领域；体裁不拘，包括专著、文集、译著和选辑。经此劳心劳力，盼能涓滴汇流，聚沙成塔，增益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建设中国现代法制，最终塑育中国人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或许，这也是当下法意的意蕴之一，而为编者馨香祝祷者！                                                         许章润                                                         2003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