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之旅

出版时间：2004-12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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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正处于一个对话和交往的时代，对话和交往已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以“访谈录”的形式开辟了探索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价值取向的精神之旅。它选择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各种主要创作群体的代表人物作为访谈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着这些作家文学创作的演变轨迹，探询其精神和艺术的发展旅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和艺术走向，为了解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坛提供了一份原汁原味的档案。本书既具有可读性，又具有学术保存价值，应该得到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书籍目录

序 文学的精神旅程历史沧桑和作家本色－宗璞访谈  “负重的骆驼”－从维熙访谈 当代女必精神成长的历程－张抗抗访谈 残缺－史铁生访谈 精神的田园－铁凝访谈 谁是我们的自我－残雪访谈 发现故乡与表现自我－莫言访谈 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 阳光何处－刘震云访谈 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方方访谈 敬畏个体生命的存在形态－池莉访谈 对知识女性精神再生的探寻－徐坤访谈 不能卸装－邱华栋访谈 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 写作：在生活之外－林白访谈 文本内外－陈染访谈 时间的魔境－海男访谈

章节摘录

前言前言：     作家访谈录或对话录是对话体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从20世纪末至今，一直引人注目。从事这方面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的评论家和学者有张钧（已故）、林舟、王尧、谢有顺诸人——这些都已为人们所知晓。而姜广平，可能知之者尚少，但作为一个后起者，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也是很值得人们重视的。从2002年起，姜广平一直在（莽原》杂志主持“对话”栏目，迄今已发表与当代15位作家的文学对话，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赞许。如今，这些对话的大部分已结集为《经过与穿越——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即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作为姜广平从事此项工作的见证人，除了对此书的即将出版表示祝贺外，还想借此机会说一点书里书外的话。    我与姜广平至今尚未谋面，但与他神交却已三年有余。2000一2001年之交，我继续主编《跨世纪文丛》第七辑，其中有一本毕飞宇的《青衣》，按从第六辑开始的统一体例，需要有一篇与作家的访谈录（对话录）作为本书的“跋”。通常这样的对话录应该是由比较熟悉作家创作又有写作经验的人来承担的，然而这方面的情况我却不太了解。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请毕飞宇自己举荐，毕飞宇便举荐了姜广平。当时我只知道姜广平是中学语文教师，与毕飞宇是大学同学；他们过往密切，业余从事写作，也写过关于毕飞宇的文章，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过了一两周，大概是2001年的春节过后，姜广平便通过互联网发来了他与毕飞宇的对话录。从第六辑开始，《跨世纪文丛》的作家访谈录（对话录）差不多都是访谈者与作家面对面对话的产物，然而，姜广平与毕飞宇的这篇对话却是通过电话完成的。姜广平对毕飞宇作了五个晚上的电话采访，又花7几个晚上时间整理，才出来这个长篇对话，还不算此前对毕飞宇作品的阅读，可以想见，他为此所付出的劳动绝不下于任何一个访谈者；但我还是很难想像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电话，怎么可能完成这样一个长篇对话？这个对话能够真实和充分地反映出双方对交谈主题的想法吗？但当我看完了这篇对话录之后，我释然了，我觉得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对话录 访谈者显然十分熟悉作家的创作，作家也很好地应对了访谈者提出的问题 不仅如此，访谈者还很有自己的见地，他与作家的对话是互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又字也生动活泼，读起来还很有一点兴味。我只建议作者在文中增加几个小标题，使眉目更加清楚些，以便于读者阅读，便发稿了。    没有想到，姜广平与毕飞宇的这篇对话既成了他与当代许多优秀作家对话的起始，也使我与姜广平成了忘年交。后来在我主持的《精神之旅——当代作家访谈录》一书中，又邀约了姜广平与苏童和北村的对话录，同样让我感到相当满意。当时姜广平在张家港市的一所中学教书，还负责科研和行政方面的工作，其后又调到宁波、杭州，依然做着与中学教育有关的工作，与作家的对话，都只能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大多是晚间），一边大量地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一边与作家们进行对话。所有的对话（与叶兆言的除外），都像与毕飞宇的对话一样；是通过电话完成的。他说他不习惯面对面，拉开一点距离可以减轻他的心理压力，再说时间和条件也不容许他四处奔波。就这样，电波为对话双方架设了一道绿色的桥梁，姜广平便也走上了漫漫的对话之旅，一走就是三年。    三年里，姜广平先后与毕飞宇、叶兆言、刁斗、红柯、北村、阎连科、李修文、苏童、范小青、刘震云、海男、方方、荆歌、林白、张者、艾伟等一批当代优秀作家展开了对话。三年里，我也断断续续地读到姜广平的几篇对话录，这次又读了这本书，深感他的对话录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应和了我最初阅读他与毕飞宇对话的感觉。     我把姜广平的这些对话录称为文本型的对话录，在我看来，格外看重文本，是他的对话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像姜广平自己所说的，他的确是个“真正的读者”、“优秀的读者”。像他这样重视文本，过细地研究了这么多作家的文本，而且对文本有很强的感悟力的读者，我以为是很难得的。他对这些作家又本的熟悉程度甚至不亚于作家本人，对作家们笔下的人物、细节、场景、语言的熟悉程度，甚至使我叹为观止。正是由于对作家文本的熟悉，他与作家们的应对才显得胸有成竹，十分自如，有一种举重若轻之感。尽管有时候他也说“估计这次对话不会很成功”之类的话，一开始显得信心有点不足，但一旦话题展开了，特别是当作家发觉他对他们的作品阅读得十分细致、理解得也很到位，甚至有时还超越了他们自身的理解时，对话双方的配合就越来越默契，气氛也越来越融洽。当然，双方在对话之中有时也意见相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话的延续，反而在碰撞和交往中使话题得以深化。真正的读者不仅表现在他对作家作品的熟悉和理解，还表现在他的内在的激情——对作家作品的热爱和由衷的赞佩。在这方面，我甚至有时都觉得姜广平是不是对这些作家作品过于钟爱了，以至干情不自禁地就把一些类似“大师”、“伟大”、“大牌”、“巨匠”的桂冠奉送给他们，而缺少了某种分寸感。但细细想来，这也许正说明了姜广平对当代文学的热爱，对与作家对话这件事情富于激情的、全身心的投入，有时候一两句过头的话，也不能完全说明他对这些作家作品就是俯首称臣而没有自己的主见的。    “真正的读者”、“优秀的读者”往往还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评论者，姜广平就是这样的评论者。事实上，姜广平把自己摆在了与作家对话的一方，也就是把自己摆在了评论者的地位上。汪政有一个看法是对的，他把作家访谈录或对话录分为两种：一种是纯传媒性的访谈，一种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访谈，纯传媒的访谈是“单向”的，而又学访谈则是“双向”的。姜广平与作家的对话录显然属于后一种，它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凝聚着访谈者对作家作品阅读和研究的心得和见解，双方互为主体，而不仅是访谈者只当客体，被动地附和作家一万的意见。这是姜广平对话录较之一般性的对话录高出一筹的地方，是他的对话录的另一个特点。在这些对话录中，我们可以读出访谈者不仅有很好的心态，而且有比较宽广的知识背景，因而与作家应对裕如，对话的内客也显得充实。再加上访谈者对当代文坛广泛的阅读和了解，使得对话录不只是就事论事——不仅只在某一个作家的文本上做文章，而是在广泛的比较和鉴别中论高下，显现出访谈者视野的宽度。    作家访谈录或对话录实际上也是文学评论的一种，可以称其为一种普及性的文学评论。之所以需要这样一种评论，除了因为它便于评论者和作家彼此的沟通、交流，增进双向的理解，并作为一种“档案”供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索考外，恐怕主要是为了使更多的读者有兴趣阅读它，如果访谈录或对话录没有读者，或者读者仅是圈内的很少几个人，那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访谈录或对话录是不是有文采，是不是具有可读性，是不是那种干巴巴、硬邦邦的东西，就是非同小可的事了。大概因为姜广平自己也是搞创作的吧，所以他很懂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道理，能够用一种很生动．很轻快的交谈形式，负载着很丰富．很厚实的内容。富于文采、具有可读性也是姜广平对话录的一个特点。我在阅读中就常有这样的感觉 在感受到对话双方智慧的应对的同时，又在他们洋溢着机趣的、轻快的、文采斐然的交往氛围中，感受到一种盎然的生趣。    当然，我上面所说的姜广平对话录的一些优点，也来源于姜广平所选择的对话的对象，即作家一方，正因为姜广平选择了这样一些优秀的作家，这些作家的智慧和思想、才情和风度，才使得这些对话录显现出光彩。池莉访谈录池莉访谈录    读池莉的作品，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真、实在。她写的都是些琐碎的生活片段，可她一样能把你带进去读，让你感动，感动于生活本身的庸常、平凡、苦恼和淡淡的、然而却持久的温情。她一边注视着生活，一边贴心贴肺地倾诉，一桩桩、一件件直说到你的心坎里去，说出了你的、我的、他的日复一日、细水长流、又爱又恨的日子。谁不是这样活着？谁不是这样辛苦而又执著地活着？平心而论，生命中最实在、最切近于我们每个人的，不就是池莉笔下的那些“日子”吗？也许，和当代的很多作家相比，池莉显得不够深刻，因为她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中直触灵魂或精神。然而，正如行为是思想的镜子一样，生活的具像也是生活本质的投影。我们不会对表象的生活记载多看一眼，但我们会对从生活中结晶出来的真切的生命片段眷顾流连，哪怕它是世俗的。世俗人生才是生命最本真的一面。也许，生命的本质、日常生活、深刻、诗意等等都应该重新定义，至少，应该有更宽泛的内涵和外延。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池莉的作品虽然没有展示博大精妙的精神世界却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灵魂的颤动。池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生活的细节在我们生命中所处的位置，并使自己的创作始终朝向这一方向。她是怎样一路走来的？还会怎样走下去？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走访了池莉。     赵艳（以下称赵）：你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了，《妙龄时光》等早期作品流露出青春的诗意，大多具有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90年代以后，你的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创作的个性也逐渐成熟。相对于早期作品而言，你认为自己后来的创作的新变和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池莉（以下称池）：相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潮流而言，中国的当代文学，对于人本身的关注和对于将这种关注高度审美化的思考，都是非常薄弱的。我们长期以来被词藻华丽空洞无物的文章影响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也自然而然地习惯用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感情，以及欣赏用这种形式表现感情的作品。新时期以后，思想的解放和文本的尝试才真正活跃起来。中国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实际上也使得世界文学潮流从经济的窗口挤了进来，影响了我们的当代文学。作家们开始有了新的想法，新的念头，新的认识和新的追求，在整个大的走向上加强了对人本身的关怀，对人内心生活的体贴，对于中国人真实生活状态的凝视和思考。我想我就属于这一拨作家。但是，我觉得我更野一些，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盛行先锋探索，其实是摹仿和借鉴，什么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我却渴求对于中国人真实生命状态的描写，并且使用简洁朴实的中国语言，证明这种渴求的作品就是《烦恼人生》了。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总是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直觉，总是觉得摹仿西方的语言和文本，不是那么对劲。探索开始之后，经常冥思苦想。通过这么十几年慢慢地思考，阅读，检讨自己的思想，会见怀有各种思想或者观念的人，与朋友交谈，和他们的思想碰撞，听不同的意见，反复地感觉，其中还包括不断地写作，还包括到处旅行，倾听各种人等的声音，所谓见多识广，慢慢地，我觉得自己的思想逐渐被清理得明晰起来。关键在这里：文学是什么？小说又是什么？人类到底在怎样行进？作为一种文字的艺术创造，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去找寻自己敏感的表达方式？于是，我更加明确了：我首先因为自己的生命需要而写作，同时为中国人的生命存在而写作，我敬畏真实的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并希望努力为此写出更加动人的作品。     赵：以《烦恼人生》为界，在这前后的变化之外有没有不变的、一以贯之的东西？     池：《烦恼人生》以前的作品只能说是一些习作，作品风格非常不定型，带着青春阶段的生命冲动，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方法，非常容易摹仿。那种幼稚的冲动和敏锐的摹仿，对于真正个性化的文学创作意义不大。但是，在我的作品里头，有一根脊梁是不变的，那就是对于中国人真实生命状态的关注与表达。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就是关注与表达中国人的个体生命，这将是我永远不变的情怀与追求。     赵：你在作品中对世俗人生百态进行了仿真写照，但是，在大量充满了生活质感的情节和细节之中，我也看到了许多其他的东西，比如，《锦绣沙滩》、《让梦穿越你的心》的浪漫情怀，《细腰》、《青奴》的诗意化，《凝眸》、《请柳师娘》的感伤情结等等。是否可以说，你虽然致力于世俗生活的表现，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追求雅化的作家？     池：在前一个问题里，我已经说到了关注与表达中国人的个体生命状态的问题，实际上对于我追求的东西，对于我具有什么样的气质和特色，都已经不言而喻了。对于中国人而言，何谓雅？何谓俗？难道如古人所说大雅，那些礼仪、道德、伦理以及服饰与诗歌，一直贯穿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吗？像革命期间的白俄贵族在逃亡的路上都带着诗歌朗诵，这种非常雅致的生活是从骨子里保存下来的，中国人显然没有。但是也不能因为没有雅致的生活，就自贬其俗。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俗。俗这个字，在中国语言的意思里，是一个很好的字，人与谷子在一起嘛，只要有了粮食，人就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整个20世纪的世界文学潮流，对于平民阶层，给予了非常的关怀，也就是你们所谓的世俗生活。比如前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就是写世俗生活的作家，再早一年的格拉斯，当然也是。我赞赏他们的这种关怀。只有我们中国很奇怪，自己非常地老百姓，还老是把自己看得高于老百姓。我不想这么虚伪，我本来就是老百姓也乐意为他们写作。要知道，中国老百姓从来都是没有个体生命的，从来都是被强权话语和由这种话语所书写的历史所淹没的，我希望我的写作，关注与张扬了中国人的个体地位和历史。因此，你千万别用“雅化”来分析我的作品和我的内心。     赵：但在你的作品中的确有一股诗意化的情绪之流贯穿其中。如果说，你的作品是一个个日常生活的断片和剖面的连缀或渐次展开，那么，在里面起支撑和依托作用的正是一种诗意，由于这种诗意的存在，作品才浑然一体，充满了内在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池：我的作品当然有诗意，我一点也不否认。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有诗意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诗意的。无论他是一个什么人，作为社会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什么，无论是丑还是美，是贫还是富，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不妨碍诗意的存在。诗意是不局限于任何具体事物的，像罗丹雕塑的老年妓女，你不能说她很丑，也不能说她没有诗意。任何物质碎片，哪怕是垃圾也可以含有诗意。     赵：你所塑造的人物都非常逼真，不管是产业工人、小市民，还是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人物，简直就是活生生地从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背景中生长出来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贴切地吻合于人物的身份。但你作为一个作家，必然有你个人的思想、行为和言说的方式，那么你认为，在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果有矛盾，你是如何克服的？     池：我这种作家与我写作的人物之间没有矛盾。因为我不是老师，不想当精神导师，不想刻意教诲世人。换句简单的话说：我不推销真理，只是对生活进行审美性的虚构与塑造，我乐意让读者自己从中去获取他需要获得的东西。因此，我自己的言行与思想以及言说方式，与我的小说人物毫不相干。我的人物都是他们自己。从他们的家庭出生，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生长，说处在他们的性格和身份下应该说的话。我对我笔下的人物都是非常重视的，无论短中长篇小说，在我的笔记本里，他们都有完整的出生以及成长经历，都活生生地存在着，我要把他们研究得非常透彻了，有触手可及的把握了，而且我被感动或者打动或者震动了，才会动笔写作。我是写作别人，不是写作自己。我不能让自己来限制我的小说人物。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艺术要求。     赵：从1987年的《烦恼人生》开始，你的创作受到了当代文坛的持续关注，不少作品都获了奖。你的小说也很受大众的欢迎，许多作品不但书畅销，而且很快就改编成电视剧、电影，并且受到了国外观众的好评，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池：我当然也很高兴。只是觉得还不满足。因为现在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像你们这样的人群，博士生、研究生、大学生，至少也是高中生。总而言之，都是文化人，而且大多从事文化工作。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作品发行量为几十万册的谈不上畅销，我希望我的读者群能够进一步扩大。因为我的写作对象是大众中真实的个体存在，我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对于作品的阅读，认识到自己生活的本质。我希望一个作家能够隐蔽地伴随着许多人的成长，伴随一个人从幼稚、年轻到成熟，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现在我的读者群，许多人就是多年来跟随着我的作品阅读，其心理原因大约也就是这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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