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共和

出版时间：2009年10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建华  页数：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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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有关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文学、电影与文化的研究，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四篇文章，是讲清末“革命”话语的；第二部分的三篇探讨民国初期报纸副刊与文学杂志的政治文化；第三部分的三篇关于中国早期电影与都市文化；第四部分讨论的是文学文本、类型与文学主体，最后两篇是谈张爱玲的，涉及1940年代欧美现代主义与本土文化的接受和挪用等问题。第一篇文章原是2005年夏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作的报告，谈到自己怎么开始“革命”话语研究的，我想那一方面是在海外，得益于那种乡愁中的距离感，另一方面我对文本辨证的兴趣则受赐于过去在大陆的学术训练。当然也谈到福柯了，勾起在美国学院最初与文化理论遭遇的惊喜和困惑，其实那时的北美学界对于福柯几乎是一面倒，只是近些年对他有了更多的批评，有更清晰的认识。那篇文章除了回顾，也提出了新的问题。那时正在继续茅盾早期小说的研究，触及19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争论，却发现“革命”已经铺天盖地，巨浪滔天。随着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三民主义革命”仿佛继人大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情势下，共产党人转入地下，以文学为战场争夺“革命”主权，“左联”的产生意味着反抗力量在理论和策略上的整合。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过程中，话语语码随之变化，“五四”的反偶像传统转向党派和群众政治。

内容概要

　　《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收入作者近年来部分重要论文，冠名以“从革命到共和”，乃取自张灏先生“转型时代”的概念，即自清末到民国，知识群体互争雄长，推动思想潮流，建构公共空间，而报刊杂志等传媒则起了关键作用。　　第一辑以孙中山、梁启超为例，探讨晚清“革命”话语的理论与实践，而关于拿破仑一文则揭示大众传媒的兴起导致“革命”价值的接受出现某种转折；第二辑探讨民国时期的都市通俗文学与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的政治关系，强调“通俗”（即“鸳鸯蝴蝶派”）文学不仅在大众启蒙及打造时尚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切入都市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共和”宪政的自由与民主理念；第三辑讨论中国早期电影与都市文化的共生关系；第四辑讨论的是文学文本，类型和文学主题，涉及欧美现代主义与本土文化的接受与挪用等问题。　　论文大多以个案出发，与海内外对于民国时期报纸期刊的研究新潮相呼应，更着重文学文本的研读，在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之间“跨界”，回到历史场景，重现其错综复杂的脉络。

作者简介

陈建华，生于上海。1988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2002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博士。1989-199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美国欧柏林学院，今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发表专著《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与季欧梵合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1》、《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及文学创作《陈建华诗选》、《去年夏天在纽约》、《乱世萨克斯风）等。

书籍目录

革命话语与文学革命“革命”话语的转型与“话语”的革命转型——从清末到1920年代末孙中山“革命”话语与东西方政治文化考辨——关于“革命”的历史化与“后设”诠释问题民族“想象”的魔力——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从《泰西新史揽要》到《泰西历史演义》报刊杂志与政治文化《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的批评功能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周瘦鹃与《申报·自由谈》，1921-1926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文学、电影与都市文化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周瘦鹃《影戏话》读解格里菲斯与中国电影的兴起——1920年代通俗文学与电影的整合及其文化政治殷明珠与1920年代初好莱坞明星文化文本、文学主体与欧美现代主义现代文学的主体形成——以周瘦鹃《九华帐里》为中心质疑理性、反讽自我——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现代性张爱玲与塞尚——1940年代的“写实”与“超写实”主义

章节摘录

插图：在围攻中，鲁迅的“醉眼”被大做文章，被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而加以批判，讥讽他已成为过气大佬，不能“认识”当前“革命文学”的“突变”的形势，跟不上时代。李初梨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c的乱舞》一文中，以“鲁迅的社会认识的盲目”为小标题，即抓住这一点做文章。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说：“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人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这本是针对李初梨的把“艺术的武器”当作“武器的艺术”的说法，讽刺创造社新秀们沉溺于理论，将之作为行动的“幻影”。李初梨则搬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话，“不把普罗列塔利亚奥伏赫变，哲学决不能实现，没有哲学的实现，普罗列塔利亚自身也不能奥伏赫变”。表示意识自身的突变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并声称鲁迅由于“不能认识这种意识争斗的重要性及其实践性”，他的“骂法”是他的“头脑的昏乱”的产物，“毫无现实的意义”，因此算不得“武器的艺术”。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提到“奥伏赫变”这个词意谓“除掉”，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一文就针对鲁迅的“不解”而专门解说“奥伏赫变”之义。说他们之所以使用“奥伏赫变”，因其在德语中内涵极其丰富，难以用某一译名表达，于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图谱中分梳此词的意义，说“奥伏赫变”指社会变革的过程，“这种过程在意德沃罗基的战野上也是一样。因为意德沃罗基是现实的社会底反映”。彭康这番解释天花乱坠，极卖弄理论之能事，不过也引经据典，有板有眼，也显示了这帮后进小子不可小觑。文中对鲁迅的“理论的无知”加以嘲笑：“以上本是极端简单的叙述，而我们的文艺家鲁迅竟没有理解，以‘除掉’两字将‘奥伏赫变’底重要意义‘除掉’了。但是‘除掉’了以后，还留着一个对于理论的无知没有‘除掉’。”从大方向说，鲁迅同他的论敌们并无根本歧异，但在论战中不仅表现出他和新生力量之间在理论语言上的“代沟”，也体现了他的吊诡。对他来说，“革命”不能代替文学，在这方面他是坚守着“现代主义”和“自由思想”（钱杏邨语）的信念的。因此当他回答论敌说“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时，听似负气之词，却也是“个人”立场的负隅顽抗，更显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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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是有关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文学、电影与文化的研究，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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