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出版时间：2005-6  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作者：王向远  页数：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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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侵华战争中，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形成了一支以笔为枪的特殊部队——“笔部队”。他们有的应征入伍，成为侵华部队的一员；有的作为“从军作家”开往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在其所炮制的侵华文学中，或煽动战争狂热，把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略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径加以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写他们如何愚昧野蛮；或歪曲沦陷区的状况，胡说中国老百姓和“皇军”如何“亲善”；或对沦陷区文坛进行干预浸透，对沦陷区民众施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对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做了深入的研究与批判，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完整而又简明扼要的日本侵华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它对于我们了鲜为人知的“笔部队”及其所作所为，对于弄清日本文学与军国主义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军国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1987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晋升为教授，2000年起担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方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中日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近十年来独立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文章100余篇。已出版《东方文学史通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翻译文学导论》《中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与陈言合著）《比较文学一百年》（与乐黛云教授合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等论著及《初航集——王向远学术自述与反响》13种。另有译著4种，合作主编丛书4套50余册，主编《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等工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日本文坛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一、福泽谕吉：“文明战胜野蛮”二、中江兆民：“三醉人”的醉翁之意三、冈仓天心：“日本的伟大特权”四、保田与重郎：战争“是日本人惟一的精神文化”五、武者小路实笃：“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人的使命”第二章　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对华侵略与日本文学一、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二、“济南惨案”与《武装的街道》三、《万宝山》和《日本的战栗》：歪曲的描写和侵略的叫嚣四、《上海》与《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第三章　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及其“大陆开拓文学一、“大陆开拓文学”的背景二、“大陆开拓文学”的团体组织与文学“理念”三、“大陆开拓文学”的炮制第四章　日本殖民作家的所谓“满洲文学”一、“满洲文学”的来龙去脉二、所谓“建国精神”与“建国文学”三“民族协和”的现实与神话第五章　“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一、初期派往中国前线的特派作家二、军部和政府直接组织派遣“笔部队”三、“笔部队”炮制的侵华文学第六章　“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一、“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二、日比野士良、栋田博对正面战场的描写三、上田广对华北占领区的描写第七章　 日本的侵华诗歌一、侵华战争给日本的诗歌注入了兴奋剂二、侵华诗歌中的战争喧嚣三、侵华诗歌中的中国第八章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活动及“宣抚文学”一、所谓“宣抚”与“宣抚文学”二、从“宣抚文学”看日军的“宣抚”活动三、“宣抚文学”的谎言与“宣抚”的实质第九章　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第十章　炮制华文学的“国民英雄”火野苇平第十一章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第十二章　“亚细亚主义”、“大东亚主义”及其御用文学第十三章　日本有“反战文学”吗？第十四章　日本战后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

章节摘录

　　一、福泽谕吉：“文明战胜野蛮”　　明治维新以后，最早关注中国问题，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做出自己的独特分析的，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一1901）。作为文学家，福泽谕吉为创造日本近代的平易畅达、富于宣传效果的评论、政论和随笔散文等诸种文体，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以这样的文体，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他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所做的分析，他那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侵略意识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日本历届政府对华侵略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中国的看法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中国观的终结，并为日本近代的中国观奠定了基调。　　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概略》（1875）一书中，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把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档次。他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最野蛮的国家。”在这里，福泽谕吉还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了同一个档次上，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但是，要知道，在古代，除了极个别的人（如江户时期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文学家们大都对中国充满着友好、景仰之情。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日本的近代启蒙还是以中国为榜样的。福泽谕吉之前，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是文明国。福泽谕吉则明确地从文明理论上把中国的“文明”档次降了下来，为他的文明理论的进一步展开做了铺垫。那就是，首先，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学习西洋并谋求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而成为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这也就是他后来提出的“脱亚入欧”；其次，日本现在有了“文明开化”的觉悟和条件，而中国没有，所以，虽然日本和中国一样属于“半开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还是要高于中国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他的根据是：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是一个天皇的“至尊”与武士幕府政权的“至强”相配合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比中国容易。”（《文明论概略》）而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就干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把中国说成是“野蛮”国家的代表了。　　就这样，福泽谕吉把中国几千年来在东亚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否定了。那么，现在应由谁来做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呢，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正在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国家”，因此自然应该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亚洲的“盟主”。他明确提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论与朝鲜的交往》）于是，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等国家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干预朝鲜事务，并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主张和西方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他甚至画好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图”。他积极鼓动对中国清政府开战。当日本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胜利之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他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取得的胜利，啊，……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他把日清战争说成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下同中国作战的，因此，在他看来，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　　福泽谕吉关于“文明”、“进化”的理论，关于武力侵略中国的主张，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的北一辉，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中，明确写着：“中国、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他认为，为了把欧美“非法独占的大量领土”夺取过来，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利”。其思想主张与福泽谕吉具有明显的联系。

编辑推荐

　　丛书试图从深层文化视角，透视并反思日本侵华战争，史论结合地研究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配合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的各种“文化战”：思想宣传战、学术情报战、奴化教育战、新闻舆论战、语言文化战、宗教文化战、文学艺术战等。丛书以大量第一手材料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先于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并有务于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文化侵略，实际上是日本开辟的“第二侵华战场”，目的是推行“皇国观念”，摧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展开的各类“文化战”，以及在论证、筹划、组织、实施等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不仅令人震惊，也给人留下了许多反思与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