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社:宗教文化  作者:李际宁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内收集的是笔者几年以来研究大藏经的阶段性成果。大藏经研究,是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版本研究的一部分,以笔者的经验,版本研究如果仅仅凭文字叙述,有些问题似乎难以表达清楚,笔者一向主张版本研究要"图文并茂",读者便于理解,研究者说理有据。这是《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插入不少图版的目的。其中许多图版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藏,一般读者不太容易见到,笔者将这些图版插入《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中,正希望使读者能够见得到并能够欣赏,使各界同好能够共同研究探讨。 
近代以来,随国内佛教学术研究的潮起潮落,大藏经的研究时起时伏,许多著名佛学研究大家,都关注佛教大藏经的研究。然而,大藏经研究又受到实物的限制,见不到,摸不着实物,没有办法从事研究。笔者服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承前辈学者的精心蓖集,这里成为研究大藏经得天独厚的宝地,丰富的藏品,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结集时,仅对个别字句、标点符号等做了调整,个别地方做了补充注释,其他地方保留原貌。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


    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 PDF格式下载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李际宁:《佛经版本》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李际宁:《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李际宁、陈红彦[选目]:《佛教文献留真》
      (北京: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10年版)
      
       佛典版本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研究和立论受到材料的严格限制,借用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的话说,就是“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专治这门学问者不过数人而已,其中较著名的有童玮、李富华、方广锠、何梅和李际宁。李际宁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员,著有《佛经版本》(李际宁2002)和《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李际宁2007)。由于佛典版本学在中国不太发达,可以参考的专业书籍很少,许多读者遇到相关问题时,都会去参考李际宁这两本书,但不是谁都能注意到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借李际宁等编刊《佛教文献留真》(李际宁等2010)的机会,对李际宁(2002)和李际宁(2007)两书尝试提出一些批评和补充意见。
      
       编订《契丹藏》的诠明
      
       汉文大藏经的雕印始于北宋初年的《开宝藏》,目前仅存残卷十余种,收藏于中外各国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去年有《开宝遗珍》(方广锠等2010)的刊行,将散存于世界各地的全部残卷仿真复制500套。同《开宝藏》相比,存世的辽代单刻佛典乃至于零本的《契丹藏》在版本学上的价值可以说毫不逊色。1999年春,北京某拍卖行出现一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唐窥基撰),刻本,卷轴装,仅有卷上,首残尾全,存十六纸。从卷尾“上三十五”推断,卷上总的纸数应为三十五纸。此《疏》被韦力高价买下,并于2002年出资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原件影印出版仿真本若干部,并托作者考证。作者先后写出《影印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疏跋》(李际宁2007:229—235)和《拍卖行中出现的辽刻经疏》(李际宁2002:100—103),根据版刻风格将其定为辽刻。
       该《疏》卷尾有题记曰“燕京悯忠寺讲唯识论法华经释诠晓定本”,高清晰图版刊于《藏书家》第12辑封二。诠晓本名诠明,是辽代唯识宗的大著述家,曾主持编刻《契丹大藏经》,为避辽穆宗讳,易名诠晓。关于诠明的生活时代,作者提到:“据毕素娟考定,诠晓生活时代约在后唐天成年间至辽圣宗统和末年,活动时期当在10世纪中晚期至11世纪初。”(李际宁2007:232)此说当是引自毕素娟(1996)撰《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但最早将诠明生活时代考订为“约在五代后唐天成年间(926—930)至辽圣宗统和末年(1012)”的文章,是张畅耕和毕素娟合撰的《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张畅耕等1986)。从发表顺序上说,作者应引用这篇文章才是。
       后世文献提到诠明时,尊称他为“无碍大师”(《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天字引《元一统志》)或“钞主无碍大师”(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序》,智光《重镌云居寺碑记》)。作者提到“辽圣宗赐号‘无碍大师’”(李际宁2002:102;李际宁2007:232),但辽圣宗赐号在文献上无徵。北京大兴县履磕村有一“无碍禅师之塔”,塔上署“至元六年建”。据学者研究,此塔主体部分应为辽塔,多半就是诠明的灵骨塔,“至元六年”只是该塔重修的时间。关于诠明出家前的姓氏和籍贯,由于资料缺乏,前人只能凭借其他材料猜测。比如张畅耕和毕素娟就说:
       陈垣作《释氏疑年录》,辽僧入录者凡十五人,其俗籍无一例外,皆是析津府属县。台湾省王吉林作《辽僧补传》,入传大德凡十九,亦多析津人氏,诠明大师之灵骨,置于燕京属地,似与前述可能有关。因系揣测,有待实证,故后记之。(张畅耕等1986:89)
      2004年,韩国松广寺出土诠明《法华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一和卷二刻本,卷一前有刘晟所撰《抄序》,明确提到诠明“俗姓刘氏,世为燕人焉”(西脇常記2009:Ⅲ·128 写真4)。往年张、毕二人所猜测者,已经可以坐实。
      
       丰润出土“小字本”《契丹藏》
      
       据高丽僧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记载,有一种《契丹藏》“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学者遂据而推测《契丹藏》也许有“大字本”和“小字本”两种。1987年,河北省丰润县天宫寺塔出土过一批辽刻佛典,内有《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佛说阿弥陀经》、《佛顶心观世音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诸菩萨名集》、《大乘妙法莲华经》、《大乘中兴三藏圣教》等。尤其是其中一函八册的“小字”雕印八十卷本《华严经》,千字文号与应县木塔出土的已被定为《契丹藏》零本的八十卷本《华严经》残本完全相合,极有可能就是“帙简部轻”“纸薄字密”的《契丹藏》“小字本”(李际宁2002:93—99)。
       这批佛典现藏河北省丰润县丰润区文管所,虽然至今没有出版任何正式的考古报告(《楮墨芸香——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二〇一〇)》收有部分丰润辽经的图版),但据作者说,介绍这批辽经的文章共有三篇,即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合撰的《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董宝莹等1991),陈国莹的《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陈国莹1989),以及郑绍宗的《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郑绍宗1997)。其中董宝莹等人的文章发表在《丰润文史资料选辑》,作者介绍说“这是一份发行很少的内部资料,笔者一份承著者赠阅,尚未见到原刊,亦未详发表年月”(李际宁2002:95)。其实文章刊登在《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董宝莹等1991:13—34),我手上就有一本。这一辑《丰润文史资料选辑》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方志馆地方文献第二阅览室可以查阅,作者供职国图,似不应“尚未见到原刊,亦未详发表年月”。
      
       蒋唯心考证《金藏》
      
       诠明著作残本最早发现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金刻藏经(《赵城藏》)之中。这部藏经的雕印过程,最早是由蒋唯心所作《金藏雕印始末考》阐明的。《始末考》有南京支那内学院铅印单行本(蒋唯心1934),还收进北京三时学会编印的《宋藏遗珍叙目》(三时学会1935)。蒋唯心是四川璧山人,生卒年不详,曾在支那内学院随欧阳渐和吕澂研究佛学。蒋考证《金藏》时年纪轻,学力浅,若无高人指点,怎能以如此高效率解明《金藏》真相?担任幕后指点的高人就是吕澂(号秋一)。欧阳渐《得初刻南藏记》说:
       秋一住院垂三十年,善内外明,孜孜以诲人。学生蒋唯心就之学,慨然启迈往之志。二十四年两游晋,初访太原,出雁门,访大同云冈,无所获。后棲赵城,粗粝陋室月余,得识《金藏》原委。承秋一指示,作《金藏始末考》,而后千百年《金藏》之真庐明白于天壤。(欧阳渐1944)
       蒋唯心后来又入川访查当时刚刚发现的《洪武南藏》,不幸在路上遭到强盗撕票惨死,这在《得初刻南藏记》中也有记述:
       然其赴赵城也,无端书遗嘱置诸簏,已而涉风陵,果舟覆没顶,救不死。岁杪奔丧入川,事毕,促之崇庆上古探《南藏》,途次盗掠之,中夜窃遯,盗觉而害之。遗嘱之谶幸不死于水,而卒死于兵。法未获而身殊,才足器而命乖,赍志不录,吁其痛矣。(欧阳渐1944)
       欧阳渐还给《金藏雕印始末考》写过一篇跋,刊于《宋藏遗珍叙目》,提供了不少关于蒋唯心生平事迹的资料。因未见今人引用欧跋,现将其全文抄在下面,供佛典版本学者参考:
       法事才难,年富志强足以积学,而中道摧折,如我内院英英诸子,每一举念心痛不可自持也。顺德黄树因善梵藏文,东川聂耦庚善四阿含,石屏许一鸣善因明,皆弱冠病死,短折不永年。其最惨者,无锡黄通如刺激于共匪神乱剖腹死,璧山蒋唯心丁艰回璧绑匪撕票而亡,之二子者,善考据皆青年,而蒋生经涉世途,洞悉情伪,能为法事奔走耐劳苦,吾尤所希冀者也。二十三年夏,走山西云冈,有《云中访经礼佛记》,秋走山西赵城,有《金藏雕印始末考》,所留贻于世者,如此而已耳。考金藏雕印始末,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谬尤为切要,于此一文,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流欤。譬彼河海,此惟滥泉,耳即涸竭,恸何如哉。即此金藏,犹有莫大研究者也,金藏不下七千余卷,所借出获睹者不过五百余卷,中间有重出之书为两种刻版者,又有后来错杂掺入非全藏原书者,七千余卷,都须详审考别真面。乃法未穷海,人已丧残,偶检遗篇,伤心惕目,嗟乎唯心,吾如之何其勿悲哉。民国二十五年五月朔欧阳渐。(三时学会1935:42右—43左)
       《金藏》残片也曾发现于西北地区的敦煌和吐鲁番(李际宁2002:114—118;李际宁2007:34—42、43—67)。作者曾根据党宝海(1999)的《吐鲁番出土金藏考》,引用过德国突厥语权威茨默(Peter Zieme)关于一件回鹘文印经发愿文的翻译和研究(李际宁2002:118;李际宁2007:41—42)。作者随后又提及魏文捷翻译的一篇《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彼德·吉姆2002),并说“原作者是德国人彼德·吉姆”。至于这位“彼德·吉姆”与上面提到Peter Zieme有何关系,文中未作任何交待,仿佛是无关的两人似的。其实,这位“彼德·吉姆”正是茨默教授,魏文捷所译就是党宝海引用的那篇茨默论文。作者未能明确地将Peter Zieme与“彼德·吉姆”勘同,极易引起读者的误会。顺便提一句,茨默论文里提到的T. Moruyasu,不是汉译所谓“T.莫里雅苏”,而是指森安孝夫(Takao Moriyasu)。
       中华书局刊印的《中华大藏经》,一般人都以为是由任继愈主持以《赵城藏》为底本影印,作者自然也不例外(李际宁2002:108)。其实,最早建议将《赵城藏》用作《中华大藏经》底本的是吕澂,可参看他1961年7月2日写给中华书局的信(高山杉2010:160)。任继愈不过沿用吕澂已有主张而已。
      
       “子虚乌有”的《天龙山藏经》
      
       1950年至1952年,胡适在调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所藏原北京大悲寺《碛砂藏》时发现:
       在配补的明本之中,还有建文元年己卯刻的《天龙山藏经》。因为成祖要毁灭建文一代的事实,故“建文”两字都被挖去了,只剩“元年己卯”的纪年。这是很少见的史料。(胡适1997:553)
      这个所谓《天龙山藏经》,完全是胡适自己的发明,在史料上没有根据,拿它做为推论的前提,结论肯定不会牢靠。作者就是被胡适之说所误,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部《天龙山藏经》。
       作者在整理国图所藏原属柏林寺的《碛砂藏》时,发现其中有八十卷本《华严经》十二册(每册一卷)残本,显为明代配补本。从卷一题记“元年己卯岁春”而且“元年”前面有剜改痕迹判断,此经也是胡适发现的那种建文帝时的《碛砂藏》配补本。作者在胡适之说的基础上,搜集若干证据,推论在建文帝时曾雕印过一部大藏经,经板藏于杭州天龙禅寺,可以叫做《天龙寺藏经》或“天龙寺大藏经”(李际宁2002:148—152;李际宁2007:97—108)。
       归纳作者所提证据,主要有二个。证据一,所谓《天龙山藏经》的十二册《华严经》带千字文帙号。但问题是一部带有千字文帙号的刻本佛典,不一定意味着它背后另有一部大藏经。这部明本《华严经》既然是用来配补原《碛砂藏》本《华严经》的,那么它那些与原《碛砂藏》本《华严经》千字文帙号相同的帙号,不过是沿用《碛砂藏》本《华严经》原来的帙号而已,不能由此推论它出自其他某部独立的大藏经。
       证据二,《华严经》卷一尾题后面有一上覆荷叶、下托莲花的牌记。牌记中有三行题记,作者将其点断为:
       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祝
       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
       元年己卯岁春,天龙禅寺主持比丘行满敬识
      作者认为既然说到“重刊大经全部”,可见是刊雕了一整部大藏经,而且是以四大部为主体的所谓“小藏”。
       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刊大经全部”一句的点读。其实,“全部”二字应属下读,即“全部功德”,指“重刊大经”所获“全部功德”。正确的断法应是:
       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祝
       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
       元年己卯岁春,天龙禅寺主持比丘行满敬识
       牌记所提“大经”,就是《华严经》的别称,常读佛典者,一望即知。拿常见的华严宗章疏来说,宋僧净源的《华严金师子章云间类解》中出现过“云华十玄,根于《观门》,刚藏六相,源乎《大经》”,“《大经》云:蕴性不可灭,是故说无生”,“《大经》云:华藏世界所有尘,一一尘中见法界”,他提到的《大经》都是指《华严经》。当然,被习称作“大经”的,还有《无量寿经》等,但行满既然雕刊《华严》,那么在牌记里用《大经》指《华严》,是十分自然的事。
       “天龙山大藏经”既然难以成立,“元年己卯岁春”也不是它的开雕时间,至于行满更不是“这部藏经的主持者”。行满不过是将原《碛砂藏》中经板已经毁坏的《华严经》加以补雕而已,“元年己卯岁春”记录的只是这部《华严》的补雕时间。至于经中题记所记录的那些助刊人,也不是什么《天龙山藏经》的助刊人,而只是配补本《华严经》的助刊人而已。
       李富华、何梅合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由于接受了李际宁“大经全部”的读法,也认为“大经全部”指《般若》、《华严》、《宝积》、《涅槃》所谓“四大部经”:
       值得注意的是,“重刊大经全部”一句的意思,“大经全部”当指四大部经,但是目前仅见《大华严经》一部,其余三部是否已重刊,尚待来日新资料的发现。(李富华等2003:289)
      这都是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事实很简单,不用绕那么多弯子。原《碛砂藏》的《华严经》板片毁损严重,无法刷印,于是天龙禅寺僧人行满就募缘重雕了一部(“重刊大经”),而不是先由行满刻出一部“天龙山大藏经”,然后某些人再拿这部“天龙藏”中的《华严经》经板,来配补《碛砂藏》的《华严经》。由于断句的错误,结果产生了一部子虚乌有的《天龙山藏经》,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一个例子。可惜作者未能严密检核自己的推论,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李际宁 2010)。
      
       李立义还是李立叉
      
       元朝初年,曾有西夏遗民参与汉文大藏经《普宁藏》的雕印(李际宁2002:135—140),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有光明禅师李惠月(作者有时也把“惠月”写作“慧月”)。靠《普宁藏》中留下来的一些汉文题记、朱墨色戳记和西夏文牌记,李惠月印经和施经的事迹得以为后人所知(李际宁2002:141—147;李际宁2007:185—207)。据作者录文,李惠月汉文施经墨色戳记内容如下:
       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
       财印造一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
       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谨记
      作者据此推断,这位光明禅师“俗姓李氏,名立义,法名慧(惠)月,法号光明禅师”(李际宁2002:144;李际宁2007:196)。
       但是,李惠月的俗名不大可能是姓“李”名“立义”。我们都知道,“义”是“義”的简化字,古人若写刻“义”字的话,定会写成“義”。比如在李惠月所施《华严经》泥金写本的施经题记中,就有一个“義”字。在写本和印本佛典中,有一个字非常像简化字“义”,那就是“叉”(梵语“洛叉”、“药叉”、“木叉”的“叉”)。“叉”字有时封口,有时不封口,不封口的“叉”字,十分接近简化字“义”。我怀疑“李立义”应作“李立叉”。
       那么,“李立叉”到底是光明禅师的什么名字呢?在李惠月施经朱色戳记中,有“李光明禅师”七字。“李”字后面两个字符是西夏文,据史金波译释,是“大德”的意思。“李光明禅师”就是“李大德光明禅师”(史金波等19××:××)。施经墨色戳记中与朱色戳记“李大德光明禅师”相应的文字,是“李立叉光明禅师”。或者更简单些说,与西夏文“大德”二字相应的,就是这个“立叉”。我们似应在西夏语“大德”二字的读音中(西夏文“大”字拟音*ljịj,“德”字拟音*tśhja,李范文1997:518、813)寻找“立叉”二字的起源。
      
       洪武南藏的图版资料
      
       明代是雕印大藏经的高峰期,其中最早的一部是《洪武南藏》。这部藏经的经板毁于大火,印本一直没有发现,直到抗战时期,才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全藏印本(李际宁2002:153—154)。发现者是支那内学院的研究员德潜法师。欧阳渐《得初刻南藏记》说:
       国都沦陷,院藏内外典三万卷荡然无存。工作无器,行迈无赀,然不可已已。从吾入川者不乏人,德潜英迈,以秋一教导继蒋唯心之作,住崇庆上古月余,遂得遇初刻《南藏》之真面也。(欧阳渐1944)
      吕澂所撰《南藏初刻考》(欧阳渐1944)是最早研究《洪武南藏》的文字。
       在《洪武南藏》中,发现了久佚的唐代唯识宗名著义忠撰《百法明门论疏》,支那内学院很快将其刻板刊出(义忠1935),在尾跋(似是吕澂所作)中提到:
       右《百法忠疏》二卷,《天圣释教》始见著录。佚失将五百年,今无意得之成都灯旭苾蒭处。《宋僧传》云,义忠《百法论疏》最为要当,移解二无我归后,是以掩慈恩之繁,于今盛行称为忠本,所谓列群玉贯众华云云。玩绎是篇,信非益誉。亟为校刊以饷学者。(义忠1935)
       作者认为《洪武南藏》“图版资料亦未公布”(李际宁2002:154),这是不正确的。吕澂《南藏初刻考》一文初刊於支那内学院蜀院编印的《内院杂刊》,其中附有很多图版,包括《百法忠疏》的图版,只是后来编进各书时才被删去。作者未能见到初版,故有“图版资料亦未公布”之说。《洪武南藏》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2003年3月曾由四川省菩提印经院影印出版。
      
       最早的方册本藏经
      
       自明南北藏之后,藏经雕印史上起一革命,即方册本(俗称线装本)藏经的出现。方册本藏经始于《武林藏》(李际宁2002:164—169;李际宁2007:83—96),完成于《嘉兴藏》(李际宁2002:170—175),而集大成于清末民初金陵刻经处、江北刻经处等所刻佛典。武林即杭州古名,《武林藏》经板据说藏于杭州昭庆寺。
       中国学者对《武林藏》最早的介绍,大概要属吕澂《佛典汎论》(作者以为此书出版时间“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误)中的一段话:
       嘉靖间,因南北藏版存内府,请施不易,遂有私家方册本之改刻。版存武林昭庆寺(见支那内学院藏本明刻《华严疏抄》序文)。改梵本为书册,自此为始。今全佚。盖当时刻工不良,印行垂六十余年,即模糊成废本也(亦见《华严疏抄》序文)。(吕澂1925:30右)
       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国图工作,竟未见《佛典汎论》原本(国图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该书初版本和再版本多部),参考引用的居然还是佛教协会影印的本子:
       吕先生这部《佛典汎论》今天已经不大好找……笔者使用的还是稍早以前中国佛教协会选印的教材,说它“稍早”,是因为书上没有说明印刷年月,笔者只能猜测大约“出版”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部书简直说不上有真正意义的“装潢”,白色书皮,四个黑体大字“佛典汎论”,极为简陋,但是书后所附图版却相当清晰,只是图版中没有吕先生说的“武林藏”。吕先生这段论述,后来常常被研究者引用为论证“武林藏”存在的证据。遗憾的是,这部经我们今天也已经见不到,有关资料的出处成为“记载”而没有实物证实了。吕先生所说,只是一些零本,这些零本是单刻,还是带千字文的大藏本,都不清楚。(李际宁2002:165)
      有说这几句话的功夫,还不如把《佛典汎论》原书借出来看一下。另外,作者恐怕完全误解了吕澂的意思。吕澂从未说过他手里有或者见过《武林藏》的零本,所以作者也不可能在《佛典汎论》书后所附图版中找到它。至于吕澂所提“支那内学院藏本明刻《华严疏抄》”,不是指《武林藏》的零本《华严疏抄》,而是说这部明刻《华严疏抄》的序文中交代了有关《武林藏》刻印的一些情况。内学院藏明刻《华严疏抄》似即《华严经行愿品疏钞》,该书收进《卍续藏》,书前有新安道奎《重刊序》,其中提到“予恒伤清凉著述六百卷之繁今多散落,即《续疏》十卷亦不复存,幸此一卷《疏钞》昭庆藏板具为,不知何缘南北两藏俱未收入,嘉兴书本亦然”。“昭庆藏板具为”一句不可解,真实情况如何,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梁启超在《大乘起信论考证》序里说:“七千卷之大藏,非大加一番整理不能发其光明;而整理之功,非用近世科学方法不可……深觉此种方法若能应用之以整理全藏,则其中可以新发见之殖民地盖不知凡几。此实全世界学术上一大业,而我国人所不容多让者也。”佛典版本学正是这样一块有待于开垦的学问的“新殖民地”。正如作者所说,此学“受到实物的限制,见不到,摸不着实物,没有办法从事研究”,“如果仅仅凭文字叙述,有些问题似乎难以表达清楚,笔者一向主张版本研究要‘图文并茂’,读者便于理解,研究者说理有据”(李际宁2007:236)。但是,作者近年来在未见实物或实物照片的情况下,考证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莲华经》与苏州瑞光寺出土《法华》同版(李际宁2009),颇有悖于往年提出的治学原则,实在无法让读者完全理解和心服。由此可见,中国的佛典版本学距离完全成熟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德]彼德·吉姆(Peter Zieme,2002):〈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魏文捷[译]。《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
       毕素娟(1996):〈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2期。
       陈国莹(1989):〈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
       党宝海(1999):〈吐鲁番出土金藏考〉。《敦煌吐鲁番研究》1999年第4卷。
       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1991):〈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丰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丰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方广锠、李际宁(2010):《开宝遗珍》。北京:文物出版社。
       高山杉(2010):〈支那内学院佛学史料三种〉。《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
       胡适(1997):《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
       蒋唯心(1934):《金藏雕印始末考》。南京:支那内学院。
       李范文(1997):《夏汉字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富华、何梅(2003):《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李际宁(2002):《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李际宁(2007):《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李际宁(2009):〈中村不折藏吐鲁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莲华经》雕版年代考〉。《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李际宁(2010):〈浅谈郑振铎先生收藏的两种佛典的史料价值〉。《文津学志》第3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李际宁、陈红彦(2010):《佛教文献留真》。北京: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吕澂(1925):《佛典汎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欧阳渐(1944):《内学杂著》(上)。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三时学会(1935):《宋藏遗珍叙目》。北京:三时学会。
       史金波、王菡(19××):〈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整理续记〉。×××××××
       [唐]义忠(1935):《百法明门论疏》。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张畅耕、毕素娟(1986):〈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9期。
       郑绍宗(1997):〈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西脇常記(2009):『中国古典社会における仏教の諸相』。東京:知泉書館。
 

250万本中文图书简介、评论、评分,PDF格式免费下载。 第一图书网 手机版

京ICP备13047387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