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

出版时间：2007-6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刘志琴  页数：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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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　　改革家素来是以政绩为评判的依据，政绩都产生于当朝，何以要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他们都是位极人臣的宰相，即使贵为至高无上的君王，在改革中难逃覆灭的也大有人在。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这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都挡不住反对派的反扑，又何从指望当朝对他们有公正的评价？在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惨遭不测的情况下，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十六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历经科举考试，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王朝初年（1573～1582）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救时”这是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万历王朝的首辅，王安石是一千年前北宋熙宁王朝的宰相，商鞅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孝公的宰辅，他们都是远去的历史人物，可说起他们的改革业绩，却万古流芳，于今不衰。这三人分处于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是封建社会创始、发展和挽救没落的三大功臣。张居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得病而亡，是唯一在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可他身后也遭遇不幸，全家被围困，饿死十多人。尽管历史的发展证明，他们力筹富国强兵，功效卓著，惠及后世；他们的改革思想足以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当朝的统治者又无一例外地享用了改革的成果，而他们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商鞅废除井田制，按军功授爵，奖励耕织，奠定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此种变革影响之深远，足以使商鞅成为开创封建社会的第一人。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可他俩身后的是非荣辱大不相同。　　王安石实施青苗、均徭、农田、保甲、雇役等多项制度，使得国库转亏为盈，摆脱财政危机；张居正整顿官府，考察名实，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税法，振兴了衰弱的王朝。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直到封建王朝的终结。不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改写了当朝的历史，在后世也都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但终其封建王朝的历史，无论是最高当权者还是文入学士对两者的评论都很不一样，也使他们承受的荣辱并不相同。　　以王安石来说，在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除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对后世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变法全盘否定，而且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则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十九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　　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年底即遭弹劾，次年“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家产籍没，其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的有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七百余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为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群臣莫不胆战心惊，更何况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遴相继上疏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他们都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然不绝于缕。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社稷之勋”；有的刊刻遗集，自行出版；有的抚文追思，怆然泪下。由此可见，在张居正被诬后不久，官员、士大夫就自发地为其辩诬表冤。当然，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给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职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维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复职后以一首《哭张江陵》公诸于世，以示缅怀之情。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政见不同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　　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张居正何德何能，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又呼唤他的归来，且不顾个人的恩怨，络绎不绝地为之鸣冤？论人品和学问，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王安石默默地死去，反对派犹追打不息，使其受谤七百余年之久。而张居正被冤的身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召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喜耶？悲耶？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闻所未闻。　　可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竟然发生在明末！是非荣辱的大颠倒又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后人的追叙，也许能为我们解开这历史的谜团。　　明代人说：　　“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清代人说：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应该说，上述言论只是后人对张居正评价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却道出了足以发人深思的内容。他们都从“日久论定”、“板荡之后”、“封疆危日”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重新评价张居正，这是超越个人恩怨对王朝安危存亡进行反思的肺腑之言。张居正逝世后，随着新政的废弛，时局急剧败坏，社会动荡，危机迭起，与张居正执政时的严明、富足与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沦，梦想追回万历初年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张居正就成为“起衰振隳”的偶像。当初被张居正踢翻在地、遭到打击的官员宁可丢弃个人私怨，重新拜倒在他脚下，固然表现出了这一批官员对王朝的竭尽忠诚和憨直、无私的个人品节，也是无奈而又无能的选择。　　晚明王朝不乏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十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要面对的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系统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却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着这种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变则亡。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了王朝短暂的复苏。在这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做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获得成功，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又遭到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受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个王朝的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　　晚明的历史证明，只有张居正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清代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明代的皇帝有十七位，何以只有一帝？因为太祖是开国皇帝，是创建明朝之父；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何以只有一个？因为唯有张居正才扼制王朝的颓败，成为“救时宰相”，对千疮百孔的王朝有再造之功，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无人能超出其右。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拥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明王朝，也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这不仅是看重晚明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一代人杰，也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的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盛赞其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这刊刻在万历末年的《张太岳集》，系张居正的奏疏、书牍、札记和诗文的汇编，算不上鸿篇巨著，也不是刻意为文之作，却被明代思想家吕坤评为“庄雅冲夷，真醇正大！”盛赞这是典雅、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精明之识，字里行间充满钦羡之情。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如果说这“奇人”是指他人生经历，那“奇书”当指他的胆识和思想。　　后记　　去年应北京读书人VIP俱乐部之邀，开讲“重识明史”的系列讲座，在这期间我的《张居正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二十年前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约稿。嗣后由于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社会文化史，多年不能践约。但是萦绕在心底，挥之不去的却是对明史的思考，这不仅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晚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当世界开始走向现代化之际，晚明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滋生异己的成分，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与传统相叛离的因素，沉睡的中国不由自主地站到资本主义激流的边缘，但又未能跨出这一步，走向新世纪。它身陷泥淖，却又以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绮丽的社会风光，构成王朝末世从未有的奇景异观，给今人留下说不尽的悬念和思考，这对我有永远的吸引力。　　也是从去年开始，在影视、传媒和出版物中兴起了一股明史热，促使明史研究从书斋走向大众。这股热潮虽然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明史情结的又一次演绎。　　早在十九世纪末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说它的原动力就是残明思想之复活；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最初是以反清复明的种族革命为号召，以宗奉明代认同华夏子孙；二十世纪初，胡适提出中国文艺复兴问题，主要着眼于晚明的社会思潮；民国初建，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祭明太祖文》，昭告天下；1944年的延安，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被列为整风文件，教育共产党人勿忘明亡的教训；建国前夕，毛泽东最先召见的历史学家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与之畅谈明朝的兴亡；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万言书与海瑞结下不解之缘；“文化大革命”是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为开端；毛泽东的对外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取之朱元璋的谋士朱升的对策；张学良被囚禁后，政治失意，经常阅读的是明史。一部明史，尤其是晚明的历史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在三百年后的现代中国吸引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　　晚明正是处在时代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是有关中国命运的选择，张居正一度跻身在风口浪尖。他的君臣共治思想，惠商利农的导向，近民便俗的政策，有没有可能有助于融化封建主义的坚冰？这也许是永远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历史没有假设，历史的发展早已打破这一厢情愿的设想，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张居正成功地创造了从政治推向经济的改革模式，但为什么立下丰功伟绩的改革家要遭受不幸的命运？应当让这种思考交还大众，凡是历史存在的，都应该由创造历史的民众共享，这是我的信念。　　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我将书斋式的《张居正评传》改写成了大众化的读物。首先感谢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信任，因为这一部书是他们创立时期的第一批约稿，却在最后一批交稿，多年来他们总是在耐心等待。当有改写动议的时候又得到研究中心蒋广学先生的理解和支持，为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刘志琴　　2007年3月26日

内容概要

　　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他从寒微中奋起，当了十年首辅，将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通过修明法度、强化监督、近民便俗、惠农利商，使衰败的明王朝一度恢复生机，人称“救时宰相”。在风云际会中，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独断专行，用人不当，以致祸起萧墙。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冷峻严酷，威震当朝，却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伟大与渺小、无情与重义、拒贿与好谄集于一身，这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张居正。　　《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救时宰相张居正》正是以十六世纪宏阔的历史为背景，向人们展现了张居正不凡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开刨的不配业绩。

作者简介

　　刘志琴，凤凰卫视世纪讲堂首席讲师；热播剧《大明王朝》历史总顾问；央视力推大戏《张居正》历史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专家；权威明史研究导师。　　江苏镇江人。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史、社会文化史。著有并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论》、《晚明史论》、《张居正评传》、《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等书，出版《悠悠古今》、《思想者不老》等散文随笔集。

书籍目录

序言：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第一篇 奇才出自平民之家第二篇 少年才俊初长成第三篇 进退应对中的求索第四篇 经受风云变幻的磨砺第五篇 在对外防务中初显身手第六篇 洞察时弊的对策第七篇 在执政危机中胜出 第八篇 从政治启动的改革模式第九篇 惠农利商的大手笔第十篇 近民便俗为本第十一篇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第十二篇 多侧面的性格悲剧第十三篇 新政理想的破灭第十四篇 世上已无张居正后记

章节摘录

　　权力较量中最后的角逐　　在内阁混战中，张居正基本上保持中立，且与交恶的双方都能保持友好的关系，这使他在频繁的人事更迭中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他的左右逢源，并非是浅薄之举，而是工于心计，在关键时刻显露峥嵘，往往能成就大事。　　徐阶罢相后，内阁中还有李春芳、陈以勤和张居正。李春芳是个老滑头，权在徐阶的手里时拥护徐阶，徐阶的对手高拱上台，又拥戴高拱。他自认为精通老子的阴柔之术。这位好好先生，八面玲珑，成事不足，当不了大任；陈以勤年迈多病，已不可能有所作为。论资排辈，张居正还得在这两人之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赵贞吉入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他自幼酷爱读书，成年后以博学闻名，在朝廷中“议论侃直，进止有仪”，言谈、举止、风度都深得皇帝的欢心。他也因此恃才傲物，对同僚视若小辈，直呼张居正为“张子”，有什么疑难政事，往往甩出一句话：“唉，非尔少年所解！”让人下不了台，其傲慢可想而知。他既有温文儒雅、进退有仪的风度，又轻慢大臣，随意直呼其名。彬彬有礼与无礼之举看似矛盾，实际上他不是不懂礼貌而是轻蔑同僚，可见他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狂妄之徒。他自视为张居正的前辈，又岂能排名在其后？这对张居正来说是一大威胁。使张居正忧虑的是，这个瞧不起自己的人，却受到皇帝的青睐，这就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对付的事了，于是他推出高拱来抵制赵贞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张居正的谋略。此举虽出私利，但从实践结果来看，不失为明智之举。高拱本是隆庆皇帝的老师，与其关系密切，又与张居正有私交，对时局的看法也是英雄所见略同，正是高拱再度入阁后与张居正密切合作，才取得了军事改革与蒙汉修好的重大胜利。　　张居正与高拱的交好，还留下了不少佳话。起初他俩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有一次早朝相遇，高拱一见张居正脱口说出：“晓日斜熏学士头。”湖北人有“干鱼头”的绰号，张居正是湖北的学士，那张居正的头就是“干鱼头”了；张居正不甘示弱，随即对答：“秋风已贯先生耳。”“秋风贯驴耳”是一谚语，河南人常被称为“偷驴贼”，那高拱的耳朵也就是驴耳了。他们相互用“干鱼头”、“偷驴贼”这不雅的外号来取笑对方，不以为忤反以为乐，说到高兴处，两人拍手大笑，几乎从马上跌下来，可见二人的交谊不同一般。高拱去世后，张居正非常难过，他自称与高拱“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从相互戏谑的愉快和相知的默契来看，这是张居正的由衷之言。　　对于他俩的交恶，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源于高拱的刚愎、褊狭、树敌众多。入阁后的高拱与赵贞吉犹如两虎相视，时刻窥测对方。高拱一入阁就兼任吏部尚书，抓住人事大权，以内阁重臣兼管吏部，把行政与人事权集于己手，无所顾忌地用人，这连首辅李春芳都不敢做，高拱却轻易做到了，这在明朝历史上从无先例。赵贞吉哪能罢休，也以内阁重臣身份执掌都察院，一手把持了监察权，专事纠劾百官——你若随意任用私人，我就劾你个人仰马翻。人事与监察本是一组互有牵制的职守，由两个互不相让的大臣分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　　以高拱的个性哪能容得赵贞吉的干扰，他立即唆使亲信弹劾赵贞吉既平庸又蛮横。赵贞吉这书呆子还在横与庸的关系上做辩解，哪知高拱下手既快又狠，使对方无还手之力就被罢官。高拱还利用主管吏部的职权大肆网罗自己的门生，肆意贬斥异己言官，对于共事的阁臣凡是不以为意的，就设障碍，处处刁难。陈以勤因为高拱“事多忤戾”，主动辞职；李春芳自感不是高拱的对手，辞官回乡；殷士儋则与他大打出手。从隆庆四年到五年（公元1570～1571年），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高拱一连赶走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殷士儋四位大学士，这在明朝确实罕见，其骄横之状不可一世。　　高拱还有极强的报复心理，他与徐阶为敌，祸及无辜。他再度入阁后，阁内有十名随员是徐阶用过的人，高拱一上任就把他们全都调走，一个不留。连他的好友刑部尚书葛守礼都看不过去了，劝他对人不能太过分，成大事者要有容人之量。可是这些话高拱根本听不进去，仍然一意孤行，史书评论他“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对于同僚动辄加以训斥，高拱已到了劝不得、碰不得的地步。　　太常寺少卿欧阳一敬因为得罪高拱，惧怕受到报复，忧郁而死；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听说高拱进入内阁兼管吏部，竟然“惊悸而卒”。可见高拱的傲慢、专横、跋扈已经使得人人害怕，到了人所共愤的地步。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查继佐评论当时的六位阁臣时说，徐阶、李春芳颇能礼贤下士，郭朴、陈以勤是忠厚长者，唯独高拱暴躁乖戾，不能容人。这些老资格的阁臣为政多年，都有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有什么是是非非并不局限于几个人的恩怨，而是牵一发动全身，还要牵连一大批各自附属的同僚和门生，互相攻讦。尤其是以纠劾为本务的言官，肆意利用职权，窥测对方的软肋，趁机攻击，弄得是非混淆，黑白难分，一片乌烟瘴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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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梁启超　　明王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能人辈出，群星灿烂，宰辅更是多达一百六十余人，何以在梁启超心目中，要数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让同为大政治家的梁启超如此倾倒？　　北京读书人VIP俱乐部中国文化讲堂主讲人、明史研究专家刘志琴从历史中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重现其万历年间的改革全貌。　　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他从寒微中奋起，当了十年首辅，将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通过修明法度，强化监督，近民便俗，惠农利商，使衰败的王朝一度恢复生机，人称“救时宰相”。在风云际会中，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独断专行，用人不当，以致祸起萧墙。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冷峻严酷，威震当朝，却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伟大与渺小，无情与重义，拒贿与好谄集于一身，这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张居正。　　本书正是以十六世纪宏阔的历史为背景，向人们展现了张居正不凡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开创的不朽业绩。

用户评论 (总计20条)

•   5.5元买的，性价比很高。喜欢张居正的朋友们更要买，很好。一代名相张居正。 明朝的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颇具荆公遗风，恩怨在当时，是非在千古。江陵少具奇才，奋起于寒门，入朝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低调处事，积蓄几十年的力量，政海风云变幻莫测，江陵屹立不倒，终在万历朝受先帝遗诏任首辅大臣。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万历新政，王道中兴。一条鞭法，救民于水火，士子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江陵以钢铁般的意志推进改革，对反对派则是无情的镇压和毁灭性的打击。江陵亦知身后必不保，故生前告知下属：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了。江陵逝后即被弹劾、抄家。 江陵生前预言：“大抵仆今所谓，暂时虽若不便于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后，必有思我者。”果不其然，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更令人震惊的是，原来张居正的反对派或被其流放、或被廷杖、或被降职，抛开个人恩怨，为江陵民怨。追思张居正，呼唤新政的重启。时局缺少像江陵这等铁腕治国具魄力之人。 江陵在人治时代，希望对君权的限制，尊君又有贤才辅佐。但是这种寄托在封建君主贤明的前提下的构想无疑是空中楼阁。江陵细心教育的小皇帝朱翊钧虽然熟读儒家经典，但并未如其所愿，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变卦废除新政，秋后算账，张居正被鞭尸，张家没落。寄希望于...帝王构建一个大同社会只能是乌托邦。江陵具安邦定国之才，其过在于功成而不知止，又不能荐达贤相以为之后。江陵在万历十年突然病重，其本人也是始料不及，其实他不想走，然天不假年。时值壮年，未曾安排接班改革之人，临终仓促却又所托非人。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江陵何尝不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留下千古遗憾。江陵的新政延长了大明王朝几十年的寿命，但一任任明帝的昏庸无道激起民兵无数，北有女真兴起，蒙古各族始终窥探着南下。明王朝终将崩溃，再无张居正般的铁腕人物。王朝更替，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的改革，而是断送改革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清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历史是公平的。 阅读更多 ›
•   此书是目前国内研究张居正改革比较全面的一部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特别是对有关问题提出与学术界不同看法，值得一读。
•   想了解张居正的话看下这本书还是可以的，总体不错。
•   结合历史，以古鉴今，感悟良多。
•   视角不同，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讲解张居正那些事！
•   书是正版书，纸张非常好。很喜欢。内容还没看。
•   还没有看，但是纸质超好啊，读起来应该很舒服。这么便宜的书，爱书的筒子们可以买来看看。
•   相对别的书来说，这本书小，薄，纸质一般。但是对于本书的价格来说，已经很好了。不错。
•   还没看啊书应该不错的·
•   内容不错，错别字很少。考虑到价格，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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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是本好书，但是书质量差啊
•   书的质量还可以，内容还没读，价格很便宜，毕竟才六块多钱
•   不错。。便宜又实惠。。下次还来
•   支撑体制的独木
•   不错的商品~
•   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救时宰相张居正
•   还没看呢，先屯着！以后看了再说！
•   张居正值得品味
•   张居正很有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