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谈疯话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  作者:宣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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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有三部奇书引起轩然大波,即《妄谈疯话》、《百弊放言》、《宗吾臆谈》。部部行销数十万册,国人争相传阅,以读此三部奇书为时尚。本书是《妄谈疯话》内容包括题词、写在前面、序、写在前面的后面、老宣供词、跳加官、第一部妄谈、论男女、论情爱、论婚姻家庭、论性爱;第二部疯话、、论民国社会、论民国官场、论人性、论民国文化。

作者简介

宣永光(1886-1960)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乳名和尚,学名金寿。世人常呼为“老宣”。   1886年生于河北滦县。   笔名“疯话老宣”;北京人。著名现代文学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川的李宗吾与北京的疯话老宣,可谓中国文坛的两位奇人怪杰,是中国现代文坛的春秋魔笔,现代史上的疯妄鬼才。   当年宣永光的一部《妄谈》,曾令读者哗然,掀起轩然大波;紧接《疯话》又出,半月内一连四版,售出万册,一时洛阳纸贵。民国时期有三部奇书引起轩然大波,即《妄谈疯话》、《百弊放言》、《宗吾臆谈》,部部行销数十万册,国人争相传阅,以读此三部奇书为时尚。   宣永光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最著名的杂文作家之一,1960年在北京去世。
个人履历自述
自拙作疯话问世以来,承读者不弃,屡以不佞之真实姓名年龄籍贯及现状见问。不佞愈不答复,问者愈催促不已。几有法吏讯盗"若不从实招来,难免老爷生气"之势。不佞狡展无术,只好自将丑史,全盘托出于左:   不佞氏宣、名永光。今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乳名和尚,学名金寿。民元十月投考陆军预备学校时,始改今名。朋辈屡以老宣呼之,因以为号。祖籍鲁之青州。迁于浙之馀姚。明末,在浙之一支已传至八世。八世中有洞出公者,宦游北上,入籍滦州(今改县)。及不佞之身,已十一世矣,故不佞为绍兴师爷之后。先父字若眉,居名笃斋,人称笃斋先生。系廪贡生,候选州同,曾佐张腾蛟军门戎幕。以耽于理学,不台时尚,穷老授徒以终。先母氏吴,同籍滦州。生先长次两姊及不佞三人。不佞九龄入塾,受业于家庭专馆教员石杏村先生。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入本县教会学校成美学馆,习英语与科学。   二十七年,入北京汇文书院为"洋学生"。在校时,以读书为桎梏,以欺骗师长为能事。屡屡攀墙越屋私出游玩。永不与诸同学合群为伍。入礼拜堂即暗读小说。有时亦喃喃颂祷,假冒信徒。进自习室即滥写情书,兼习绘事。尤精于某种图画。幸天相"恶"人,不佞虽不务正,而各科除算术外,无不及格。算学虽为不佞所深恶痛绝,然以巧弄计谋之故,亦可勉强够分。   三十二年冬,即步入社会与书本绝缘。且以父殁乏资,未能出洋"镀金"。彼时人材缺乏,事浮于人。不佞遂自命为先知先觉,目空一切。朝辞一职,夕即有人约聘。五年之中,所改职业至七种之多。仅以邮政一事而言,不佞若肯耐守至今,位置已可超出邮政务官以上。入民国后,历充第一第二陆军预备学校,汇文学校,民大,华大,朝大,北大,铁大,平大农学院等校之教员讲师,以历史地理英文三项,误人子弟。就中以A、B、C、D骗人之时最多。且又滥竽于政军二界,为中下两级官佐。   现年五九加四。身高四尺八寸。体重百十八磅。面黄瘦无发,状如鸦片烟鬼。天性刚愎顽劣,易喜易怒。贪食而无量。好色而无欲。三餐无肉则哭。半日无妻则弗。元配本县龚氏。继娶北平赵氏。均旗籍人。此即不佞幼年好谈排满之果报也。不佞因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子嗣。龚氏仅遗一女,嫁已三年。去冬,赵氏流产一男,形体未全,即赴修文。今仍奉祀于某大医院中,可谓典型犹在。龚氏于民廿一,驾返瑶池,享年七七有二。生时暴烈善怒,不佞畏之如虎。赵氏系民廿二,迎娶过门。芳龄四八又四。天性刚猛多疑,不佞怕之如神。   不佞奔驰南北东西二十余年。既未从事革命运动,又未为国为民谋求幸福。蹉跎至今,不但将祖产变作挥霍之资。至此时衰力竭之年,一旦失业,即有断炊之虑。不佞现居东城某巷,赁舍八间。日以吃饭睡觉浇花养鱼弄猫戏狗为事。每日食米饭二小碗,用菜二大盘,吸纸烟两盒,饮浓茶六壶。大便二次,小便二十余次。饭饱水足,即倒身一睡。日夜共睡十二小时。且好洁成癖,将大好光阴,多耗于洒扫盥浴刷牙濯足之间。虽有藏书之癖,苦无读书之心。喜集碑帖,而无观摩之志。   近三年来,学校中 若有校长,肯为保镳,不佞即"倒"执教鞭,对付些时。否则即勉强撰稿,售之报社。造谣惑世,骗取金钱。合计平津两处稿费,月入百元左右,足敷生活购书浪费与还债之需。决不为未来之少爷小组,遗下分文资产。至愚夫妇养老之资,惟托诸于上帝老天爷而已。所供是实。再有问者,恕不答复。

书籍目录

题词
写在前面

写在前面的后面
老宣供词
跳加官
第一部妄谈
一、论男女
二、论情爱
三、论婚姻家庭
四、论性爱
第二部疯话
一、论民国社会
二、论民国官场
三、论人性
四、论民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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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0条)

 
 

  •   老宣先生的妄谈疯话,边看也边笑,国人的劣根性,男女都有。发笑之后亦觉得苦涩和沉重。有些情形就是放到现在也还是有的。
  •   虽然是民国时期的书,但至今读来,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   一套三本特价搞定。觉得还算不错。针砭时弊嘛
  •   本书没有特定为哪方面的内容,涉及面比较广,大多是一些简短的语句,但是却可以得到不少的启示,因无关联性也可作为办公室休闲时看的书,推荐办公室的高级民工们阅读。
  •   此书堪称经典,不论对过去还是现在,都值得看,倒在战场上的人不多,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多,这是我看到的最经典的。。。。赞,希望当当多找些这方面的书发行,一餐读者。
  •   这本书不错,让人喜欢。
  •   有些话,在今天依然很适用。
  •   自己买了一本,很不错,又送给了我的学生一本。
  •   相当不错
    比现下流行的所谓网络文学和教授出版的书,简直那些书不能看.
    谢谢当当.
  •   醍醐灌顶。
  •   就是书本太大,端着有点累,所赠的光盘就是本书的电子版
  •   这是一片神奇得大地。每天都再上演神奇得事情。这本书讲得只是冰山一角。
  •   多少
  •   之所以买这本书,是因为六六的《妄谈与疯话》,不过,内容很多、很杂,感觉是个愤青型的作者,不是太感兴趣,没读完。
  •   这本书,是有点疯的。有些意见放到今天,都是很尖锐的。似乎都有点过火,不过也要看读者的接受程度,可能有些人会击节叫好。
    当然,也不能一言以弊之,作者还是有点眼光和才能的,至于疯话本就如此说,或者是作者故意而为之,时隔数十年,也不能说清楚了。
  •   我是看了其它书评才买的。书到后翻了一下,觉得书所表达的内容、思想都离离我们太远了,如果只是做为打发时间,或是了解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还是可以读一读的。
  •     
      宣永光:笔名“疯话老宣”,三十年代,四川的李宗吾与北京的老宣,可谓中国文坛的两位奇人怪杰,是中国现代文坛的春秋魔笔,现代史上的疯妄鬼才。当年一部《妄谈》,曾令读者哗然,掀起轩然大波;紧接《疯话》又出,半月内一连四版,售出万册,一时洛阳纸贵。民国时期有三部奇书引起轩然大波,即《妄谈疯话》、《百弊放言》、《宗吾臆谈》,部部行销数十万册,国人争相传阅,以读此三部奇书为时尚。宣永光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最著名的杂文作家之一,1960年去世。
      
      
      《妄谈·疯话》之老宣自述
      
      自拙作疯话问世以来,承读者不弃,屡以不佞之真实姓名年龄籍贯及现状见问。不佞愈不答复,问者愈催促不已。几有法吏讯盗"若不从实招来,难免老爷生气"之势。不佞狡展无术,只好自将丑史,全盘托出于左:
      
      不佞氏宣、名永光。今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乳名和尚,学名金寿。民元十月投考陆军预备学校时,始改今名。朋辈屡以老宣呼之,因以为号。祖籍鲁之青州。迁于浙之馀姚。明末,在浙之一支已传至八世。八世中有洞出公者,宦游北上,入籍滦州(今改县)。及不佞之身,已十一世矣,故不佞为绍兴师爷之后。先父字若眉,居名笃斋,人称笃斋先生。系廪贡生,候选州同,曾佐张腾蛟军门戎幕。以耽于理学,不台时尚,穷老授徒以终。先母氏吴,同籍滦州。生先长次两姊及不佞三人。不佞九龄入塾,受业于家庭专馆教员石杏村先生。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入本县教会学校成美学馆,习英语与科学。
      
      二十七年,入北京汇文书院为"洋学生"。在校时,以读书为桎梏,以欺骗师长为能事。屡屡攀墙越屋私出游玩。永不与诸同学合群为伍。入礼拜堂即暗读小说。有时亦喃喃颂祷,假冒信徒。进自习室即滥写情书,兼习绘事。尤精于某种图画。幸天相"恶"人,不佞虽不务正,而各科除算术外,无不及格。算学虽为不佞所深恶痛绝,然以巧弄计谋之故,亦可勉强够分。
      
      三十二年冬,即步入社会与书本绝缘。且以父殁乏资,未能出洋"镀金"。彼时人材缺乏,事浮于人。不佞遂自命为先知先觉,目空一切。朝辞一职,夕即有人约聘。五年之中,所改职业至七种之多。仅以邮政一事而言,不佞若肯耐守至今,位置已可超出邮政务官以上。入民国后,历充第一第二陆军预备学校,汇文学校,民大,华大,朝大,北大,铁大,平大农学院等校之教员讲师,以历史地理英文三项,误人子弟。就中以A、B、C、D骗人之时最多。且又滥竽于政军二界,为中下两级官佐。
      
      现年五九加四。身高四尺八寸。体重百十八磅。面黄瘦无发,状如鸦片烟鬼。天性刚愎顽劣,易喜易怒。贪食而无量。好色而无欲。三餐无肉则哭。半日无妻则弗。元配本县龚氏。继娶北平赵氏。均旗籍人。此即不佞幼年好谈排满之果报也。不佞因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子嗣。龚氏仅遗一女,嫁已三年。去冬,赵氏流产一男,形体未全,即赴修文。今仍奉祀于某大医院中,可谓典型犹在。龚氏于民廿一,驾返瑶池,享年七七有二。生时暴烈善怒,不佞畏之如虎。赵氏系民廿二,迎娶过门。芳龄四八又四。天性刚猛多疑,不佞怕之如神。
      
      不佞奔驰南北东西二十余年。既未从事革命运动,又未为国为民谋求幸福。蹉跎至今,不但将祖产变作挥霍之资。至此时衰力竭之年,一旦失业,即有断炊之虑。不佞现居东城某巷,赁舍八间。日以吃饭睡觉浇花养鱼弄猫戏狗为事。每日食米饭二小碗,用菜二大盘,吸纸烟两盒,饮浓茶六壶。大便二次,小便二十余次。饭饱水足,即倒身一睡。日夜共睡十二小时。且好洁成癖,将大好光阴,多耗于洒扫盥浴刷牙濯足之间。虽有藏书之癖,苦无读书之心。喜集碑帖,而无观摩之志。
      
      近三年来,学校中若有校长,肯为保镳,不佞即"倒"执教鞭,对付些时。否则即勉强撰稿,售之报社。造谣惑世,骗取金钱。合计平津两处稿费,月入百元左右,足敷生活购书浪费与还债之需。决不为未来之少爷小组,遗下分文资产。至愚夫妇养老之资,惟托诸于上帝老天爷而已。所供是实。再有问者,恕不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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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已死的伟人,铸千百铜像,不如为未死的小民,筹一线生机。使人在眼里,时时瞻仰伟人的铜像,不如使人在心里,时时纪念伟人的大德。否则,愈多铸铜像,愈使将来的小民,在砸毁的时候,多费一些气力。看一看魏忠贤的“生祠”,一千七百多座,全到何处去了?
      
      
       我听说,某学校有一位国文教员,他的国文程度,实在是稀松平常,屡被学生攻击,大为同人鄙视。然而他善能施行革命,改造环境,立即跑到美国住了几个月。回国之后,立时被校长另眼看待,举为国文主任。同人对他,居然自惭形秽,侧目而视学生对他,居然敬若天神,唯命是听。于是他的文名大噪,每有著作,全校无不争先传观,叹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此可见,我中国连水土也须改良,否则不但在中国不能研究科学,甚至研究中国的文字,也非远涉重洋,去向洋圣人领教不可。
      
      
       国民各凭天理良心,弹精竭力,尽他当前应尽的职责,就是爱国。
      
      爱国是行为,不是空言。是牺牲自己,不是牺牲别人。是尽义务,不是图富贵。是尽国民天职,不是滥出风头。是个人良心的表现,不是夸张自己的功勋。
      
      人人以行为爱国,国不求强而必强;人人以言语爱国,国不求亡而必亡。
      
      
       穷人说大话,愈说愈穷。弱国说大话,愈说愈弱。
      
      
       现今,若本着良心说话做事,就有人说你不通人情,不达事理。你若昧起良心说话做事,反有人说你通权达变,习性和平。
      
      
       从前的讼棍,据说是挑词架讼。现今的律师,据说是维护人权。依我的见解,全然为己,就是讼棍。十分之一为人,可称律师。
      
      
       人无私心,世界无进步;人多私心,世界无平安。
      
      
       现今我所最忧虑的,是多数的青年,在未养成高尚的谋生本领之前,已染成高等享乐的能力。
      
      
       以前中国是排外,现在中国是媚外。排外是有血性,媚外是无廉耻。以排外而亡国,亡了也光荣。因媚外而不亡,不亡也羞耻。以中国现在的国力而言,排外还办不到。以现在的民气而论,媚外尚可不必。
      
      
       守旧与维新,全不可趋于极端。守旧趋于极端,就入于顽固,维新趋于极端,就入于盲从。并且无论守旧或维新,均须有鉴别的能力与选择的本领。只要见得正当,虽千万人向前,吾偏要退后。虽千万人退后,我偏要向前。这样,才配谈守旧与维新。
      
      
       责己的人多,国必兴。责人的人多,国必亡。欲断一国的兴亡,当注意国人的言论。
       说救国爱民话的人多,肯自救自爱的人少。这全是舍本逐末,弃源寻流的恶风。此风不改,国与民全要归于灭亡。
       以前我中国人将国人,认为禽兽;现在,我中国人将外国人,看作天神;这全是一偏之见。鄙视外国人,当他们有缺点,应“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则不致陷于排外,也不致流于媚外。
       聪明人不骗人,糊涂人不受骗,则天下太平。
      
      
       寒带温带热带的社会情形,决不相同。甚至同在一个大洲,一个纬度里的各国的社会的情形,也决不能相同。就以中国五大族与中国西南苗族的社会的情形,也不能相同。专以汉族而论,因所居的区域不同,社会的情形,也就不能一律。其所以有差异的情形,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时无法详说。总而言之,不能照外国社会的情形,改良中国社会。更不可按外国人近来所造出改良外国社会的理想方法,改良中国社会。欲求改良中国社会,至少先须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详细研究几遍。若仅仅读过一本高小国史教科书,竟要将改良中国社会的重任放在肩上,那是不知自量的。
      
      有人说:“中国现在所以不得安宁,是因为恶人太多,好人太少。”我说:“中国现在所以不得安宁,是因为坦坦白白的真恶人太少,遮遮掩掩的假好人太多。”
      
      所谓慈善家,并不在乎典房去地,卖儿卖女,节衣缩食,挨饿忍饥,周济穷人;一个人只要肯将他所用不了的,或所不能用的,分散于人,就是真正的慈善家。
      
      英国格言说“贪财是万恶之源”。我再补充一句“说谎是万罪之始”。
      
      现今最可忧的是,多数的学子,入了小学,便自命为贤人。入了中学,便自视为圣人。入了大学,便自居为神人。留洋回来,便自以为是加料的神人,他们超凡的程度,既然一天比一天高,所以与社会的隔膜,一天比一天大。一旦置身社会,便觉两不相容,非常苦闷,因为社会是以凡人组成的!
      
      现在救中国,不必骂中国的古人,也不必捧外国的新人;独一无二的好法子,就是人人要反照自已的天良。天良就是一个能使自己现原形的照妖镜,人人每日肯自照几遍,中国决不能亡,帝国主义也就不打自倒。
      
      孝亲是报本,爱国也是报本,所以不孝之子,决不能真爱国。不爱国的人,也决不能真孝亲。
      
      爱国心,是国民对国应尽的本分。爱国的行为,是如同国民对国应纳的一种赋税。既是本分,则不要视同一种功勋,而向人自夸。既同赋税,要当由自己牺牲,不可“拿野猪还愿”或从中取利。
      
      “量入为出”四字,不但是居家之道,也是治国之法。
      
      我不知什么是善恶,我只知与人有益就是善,与人有害就是恶。利于多数的人,就是善。只利于少数的人,就是恶。
      
      对公则敷衍,对私则认真;对内则张牙舞爪,对外则俯首帖耳,是古时中国人的大毛病,也是现今中国人的大缺点。老年人,向下看,想已过的。青年人向上看,想未来的。幼年人,向各方看,什么也不想。
      
      不要轻视穷人,穷人虽穷,或有所不为。不要重视富人,富人虽富,或无所不为。
      
      现今,有钱的人,有儿女,不易教养。无钱的人,有儿女,不能教养。将来,无论有钱无钱,若有儿女,谁也无法教养。
      
      小人发财,他那俗鄙的样子可怜。人小得势,他那骄满的样子可怕。
      
      不求己而求人,不救己而救人,不知己而欲知人,不治己而欲治人,是目下中国多数青年的传染病。
      
      使小人无法生活的国,必乱。使君子不能生活的国,必亡。
      
      专为别人打算,不为自己打算的人是混蛋。专为自己打算,不为别人打算的人是大混蛋。既不为自己打算又不为别人打算,一味任意而为的人,是最大的混蛋。
      
      不新奇,不能动人。不怪异,不能惊人。不能动人,不能惊人,不能享大名。不享大名,不能招集信徒。无信徒,无人代为摇旗呐喊。无人代为摇旗呐喊,成不了“学者”。成不了学者,就成不了首领。成不了首领,则不能攘大权,立大业。因此,新学说,新主义,遂层出不穷。为学者为首领的,前仆后继,人民无所适从大乱就由之而起。所以学说不可滥,主义不可多。
      
      君子怕理而不怕法,小人畏法而不讲理。
      
      人人能自制,一切的法律、监狱、警察,全是无用的。人人不能自制,纵然人人讲法律,人人住监狱,人人用警察监视,也是无效的。
      
      有人说“:中国现在,只有能‘破坏’的人材,并无能‘建设’的人材。”我说“:建设固然需要人材,破坏何曾需要人材,只要狗材猪材,就能成就破坏的工作。譬如能工巧匠,费多少年的辛苦与无量的血汗造成一件东西,用一条狗或一头猪,片时之间,就能撞毁了。”
      当初英国数学家及物理学家牛顿费了二十年的苦心,作成一部书的底稿,被他的爱犬碰倒了烛台,几分钟的功夫,就将那稿子变成纸灰。由此可见,古圣先贤耗费多少心血,所成的事业,片时之间就可以被一两个混蛋,毁成一个七乱八糟。古语说“数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毁之而有余”就是这个道理。
      
      非能辨别“是、非、邪、正”,不配谈“改造”。非能“通今知古”不配谈“维新”。由之乎非眼光明了,不能别五色。非耳鼓灵敏,不能定五声。
      
      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害。自从交通发达,为人类往来或运输上增了许多的便利。可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各国各地也输出并流入许多的病症与恶俗。现在,甲国独有的病症,乙国也见了。乙国独有的恶俗,甲国也有了。
      
      弱国学强国 如同贫家学富家,如同乡下人学城市的人,必要先学了坏处。所以乡下毛孩子,一入城市读书或习业,多是先对享乐的地方注意,对消耗的恶习用心。
      
      现今有许多人,对留学生表示不满,甚至有人说他们是传播恶俗的媒介,是亡中国的先锋,这全是不肯用心详查的一偏之见。要知中国得留学生的利益也不少,如沟通文化,修整交通或发展实业,多是留学生的成绩。使中国受害的留学生,是那种家富资财的阔少爷与善能奔竞的“人情货”。他们到外国,是为混资格,并非是为求学识,目的与行为既不正大,当然学不来外国的优点。
       世界上的事物,是有循环性的。所以已往的优点成了现在的劣点,昨日的缺点成了今日的美点。那么,现今所认作坏的,将来未必不视为好。今日所赞为美的,明日未必不讥为丑。能明白这种情形,才不致是古非今或是今非古。
      
      现在多数的青年男女,全被“捉住时代”四个字或“捉住时代的轮子”七个字毁了。既然将时代看作轮子,当知轮子是会旋转的。时代的轮子,尤其是旋转的最速,你永远也追不上它,你将要捉住它的某一部分的时候,它那一部分,已经是过去了,并且它既不是稳定的,你如何能捉得住。
      
      凡事,取乎中,是应付时代与任何事物的良法。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倾不右斜的。非中则不能正,非正则不能稳,非稳则不能久。
      
      仿学皮毛的洋化,附和外国的新学说,不是救国之道。真正的救国之道,是“存天理,去人欲,守范围,尽本份”。
      
      人失了自信力不能为人,国失了自信力不能立国。
      
      痒的滋味比疼还难受。今日我国的现状,不是疼,只是痒。
      
      轻视自己家族的人,决不是好子弟。轻视自己本国的人,决不是好国民。敬爱家族,才能兴家。尊崇本国,始可救国。
      
      慈善是人类最高超的美德,然而害于一些“慈善虫子”。爱国是国民最高超的义务,然而坏于一些“爱国虫子”。教育是国家最清高的事业,然而毁于一些“教育虫子”。所谓虫子者,是因它们生长于某种物体中,以物质为主,而反大有害于物体。任何物体中,一有它们,只有日趋腐烂而已。
       凡是甜香或多油水的东西,最容易生虫子。凡名美利厚的事业,最容易引小人。慈善,爱国,教育,原是有名无利的,而我国人办起来,就能名利兼收,何怪贪名图利之辈,呼朋引类,独霸包办呢。
      
      君子不得志,道德治化的盛事,不能推行。小人不得志,祸国殃民的手段,不能实现。
      
      国家以社会为基础,社会以道德为基础,道德以人伦为基础,人伦以人格为基础,人格以良心为基础。
      
      近几年来,邪说流行,以致多数人格破产,使中国进了亡国灭种的途径。补救的法子,据一些有知识的人说“只有提倡道德”,又据一些人说“道德不是短促的时间所能养成的,实在是缓不济急”。据我的鄙见,道德并不是像什么高深的学理。良心就是道德的根源,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不背良心,就是合乎道德。提倡道德的秘诀,就是靠赖一些高居民上的要人先不要作件逆良心事。
      
      人的善恶邪正,不在读书与不读书。要知善人因读书而更善,恶人因读书而更恶。王莽,秦桧,严嵩等人,若非因读书,决坏不到那般程度。
      
      君子读书,如牛去角:小人读书,如虎生翅。
      
      同是一本书,好人读完,学了许多好处,坏人读完,学了许多坏处。正如同是一棵花,蜜蜂能从中取蜜,黄蜂能从中取毒。
      
      “教育救国”是一句时兴的话。然而据我看,现在的多数学校,所造就的多是能毁灭中国的人物。仅就“皮毛的洋化”与“享乐的本领”而论,足可以灭种有余。
      
      特立独行,是英雄的本色;随波逐流,是匹夫的行为。
      
      学问,不能“躬行实践”不是真学问。文章,不关“国计民生”不是真文章。
      
      将兴之国,严惩官吏,将亡之国,重办小民,换一句话说“欲兴国,治官。欲亡国,治民”。
      
      家财破败,可以复兴;人格破产,终生难复。
      
      乡里的人,环境简单,诱惑力小,所以快乐多而烦恼少。城市中人,环境复杂,诱惑力大,所以快乐少而烦恼多。
       城市是恶魔制造厂,是毁人炉,是使人脱离自然生活而入于机械生活的诱惑所。城市愈大,罪孽愈多。城市愈繁华,人格愈堕落。人口愈多,人心愈狠。
       社会中,将人类分为阶级,只以有钱与无钱而定,并不注意于有德无德,这实在是一件可叹的事。马桶摆在供桌上,仍是马桶。便壶放在宝座里,终是便壶。正如小人,虽居高位到底,不能去净恶味而化为君子。
      
      
      新生活运动,须先铲除一切因袭而成的旧恶习,须先打倒一切盲从而得的新毛病。
       新生活运动,须先罢免一切尸位素餐的旧官僚,须先严办一切欺师灭祖的新圣人。
      
      上求实,下认真。上求贤,下修德。上好货,下贪利。上近色,下行淫。总而言之,上梁不正下梁歪。歪字就是由不正二字积起来的。
      
      生在这个时代 又不幸又可幸。不幸,是精神上受尽千辛万苦;可幸,是耳目间历尽千奇百怪。
      
      手续愈多,所生的麻烦愈多。防范的方法愈精密,作奸犯科的手术愈奇巧。
      
      有求学养志的机会而偏不肯读书用功,是目下我中国多数青年的大毛病。有立名为善的机会而偏要倒行逆施,是现在我中国多数要人的致命伤。一是贪一时的逸乐,误了前途的幸福;一是求一时的私利,毁了千载的名声。这两种人的将来,只用痛悔两字,就可以包括了。
      
      改良是个好名词,然而须在“良”字上注意。进步是个好名词,然而应在“步”字上留神。
      
      愈是公众的所在,愈不能有个人的自由,更不可将放肆误认为自由。在公共的所在,任意自由就是扰乱公安,在公共的所在,任意放肆就是破坏秩序。
      
      贪人不能长富,贪国不能长强,人因贪而败。国以贪而亡。
      
      “强存弱亡”一句话,是扰乱世界的根源,是已过的世界第一大战的成因,是未来的世界第二大战的种籽。
      
      朱熹说“;肯为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现在各国所以不安,中国所以不安,就是坏于不肯为别人想的人太多。
      
      你不要骂父母腐败,你到做父母的日子,你的儿女还要骂你不合时代呢。你不要自命为新文化先锋,将来,你所生的儿女,还要骂你开倒车呢。因为现在你所认作新化的,到你过了三十岁以后,也是腐化了。
      
      宋朝苏轼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德国路德说:“一国之盛强,不在岁入之繁多,武备之坚利,而在有教育之人特多,有品行之人迭起。”美国爱默生说:“一国文化确定之标准,非其户籍之繁稀也,非其市府之大小也,亦非其出产之多寡也,乃其国人之品格耳。”英国斯迈尔说:“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我们读这几句话,再反照我国的现状,我中国的前途,就可推想而知。
      
      我国当前的急务,不在追着学科的尾巴赛跑,而在设法挽回已失去的人心。若仅知在物质上讨论,而不知在精神上考究,纵然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完全搬运过来,也不过如同穷儿学富,自取灭亡。并且要知,现在欧美各国因为专在物质上用心,已成骑虎之势了。我以为,凡是现今颂欧美物质文明的人,全是眼光太短。
      
      青年人是喜新厌故的。野心的学者遂利用这种心理,对古的、旧是喜新厌故的的、老的、陈的大施攻击,青年人以为是得到了知己。于是乎,一唱百合,专以新的、奇的是求。这种习性日长日增以至不但对本国,古书古物,认作不可留的东西。甚至将生身父母,也视为“理应改造”的废物。
      
      我恨我对去伪的功夫,还未能做到万一。可幸我对不受骗的决心,已然练到了十足。我以为,世上只要不受骗的人数多起来,人类才能有真的解放与真的幸福。
      
      有人问我:“自从前清末年,我中国几乎是每个有名的人就会说‘救国救民’的话。为什么国愈救而愈危亡,民愈救而愈无生路?”我说:“国,是人立的。民,是人的别名。国与民,也必须用人救,才能转危为安,才能死而复生。那么若真想救国民,自己必得先是一个人。这初步功夫,若办不到,自己先不是‘人’,如何配谈救国救民的事。只会说‘人’话,若可做到这种的大事,鹦鹉与猩猩,早就可以造成强盛的帮国了。”
      
      社会间,所以多有纷扰,国际间,所以不能和平,全是因为有些人,自作聪明,不守本份。所以不守本份,所以自作聪明,全是因为利欲熏心,错将别人与别国当作愚昧可欺,以为别人或别国,决不能看出自己的诈伪,岂知国人与别国,早已看透了你的肺肝。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施之于社会,则失自己的人格。施之于国际,则失自己的国誉。人失了人格,虽生而如死。国失了国誉,虽强而无威。
      
      从来野心好乱,篡窃割据之辈,所以敢流毒造祸,倒行逆施,全是因为有人对他们摇旗呐喊,捧场帮忙。王莽若非因为有几十万人的歌颂,他决不敢进行他的奸谋。魏忠贤若非因为有人对他竭力恭维,他决不敢诛杀忠良正士。现今报纸有左右舆论的效能,若以公正为志,足可利国。若以偏私存心,足可丧邦。在这国乱民危的时候,若为个人的关系,或左倾右靠,偏为小私用心,不为大公打算,未免愧对人民喉舌四字。
      
      史,这个字,依篆书写,是史。是用“中”与“又”合起来的,中是正的意义,又作持讲解,表明作史的人,记事发言,须本乎中正。
      
      “言论自由”四字,是最好听的一句话。其实,更是最不易实现的一句骗人之语,并且成了我国的要人预备谋权夺位的招牌。……我敢决断,只要世界有人类“,言论自由”就没有实现的日子。究竟如何才是言论自由,我以为,只要发言的人,本着天良说话,当权的人,本着天良不加严禁,就是言论自由。只可惜,本着天良发言的平民还多,本着天良容纳的要人太少。
      
      现今虽然是以真为假,以假为真,以虚为实,以实为虚,但是,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实的总是实的,虚的总是虚的。真实与虚假相较,正如香与臭之比。世界上的人,既不能永远喜爱臭的,那么,香的到底还是受人欢迎。一个人,若能牢守真的实的,不被一时的好恶所牵动,至终也不能被人打倒。
      
      治世的人民,埋头办自己所应办的事,不存出位之思,不怀非分之想,不但因私全了公,并且不至于给大骗子们做傀儡。乱世的人民,不甘埋头办理自己所应办的事,偏存出位之思,偏怀非分之想,不但废私害了公,并且白白地给大骗子们当了牺牲品。
      
      私德如同根本,公德如同枝叶,公德是由私德而生。若无私德,决不配讲公德。独善其身,就是讲求功德的第一步。独善其身,就是勉强做一个好人。一个人在不得志的日子若不能先做一个好人,到了得志的时候,决不能做一个好官。譬如一位姑娘,在娘家就七乱八糟,嫁到人家,也决不能循规蹈矩。
      
      天良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天良的有无,也就是人类与禽兽所不同的差别。社会由天良而成,邦国由天良而存。天良不失,民族虽弱而可以不灭。天良一去,邦国虽强而不可以长久。对外,若不讲天良,已经是亡国的先兆。对内,若不讲天良,简直是到了灭种的尽头。
      
      我国在满清末年,多数人的天良已经是失了十之七八。自近十几年来,多数人的天良简直是树枯枝焖点滴不存,于是乎,上之对下,下之对上,彼此之间,相互之际,无不以虚伪为是,以真诚为非。只尚口,而不讲心。只趋外表,而不求内容。欧美皮毛的文明,仿学了一个十足。本国固有的精髓,早被摧残了一个罄尽,我以为一切高明的主义,以及一切的最新的科学,决不能救中国的危亡。当前的要务,是先寻找已经失去的天良,寻找天良,并不是耗财费力的事,只要肯扪心自问,天良立刻就返本还元。
      
      国,是人立的。国,是人亡的。邦国兴盛是人的功勋,邦国败亡是人的罪过。邦国的危亡,决不是天意。人民的困苦,决不是劫数。说天意,是委过于天。说劫数,是推罪于命。大丈夫,凡是以人事为主,凡事只出于自己的天良,所有一切拜佛诵经祷告上帝,崇敬死的伟人,也是无济于事。
      
      《中庸》上说“行远自进,登高自卑”。人必须先将近小的做到了,然后才可以谈到远大的。舍人事而谈天命,舍事实而谈玄理,舍中国而谈外洋,舍现在而谈未来,全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
      
      
      现今是拜神佛的人多,学神佛的人少。拜耶稣的人多,学耶稣的人少。拜死伟人的人多,学死伟人的人少。神佛也罢,耶稣也罢,死伟人也罢全是不愿人跪拜的偶像,是愿得人仿学的标准。你只要按照他们的遗范做人,就是他们真正的信徒。如此,不但他们喜欢你,别人也是敬重你。
      
      不但认不清而信是迷信,不必信而信,不当信而信,不可信而信,也是迷信。不但对神佛是如此,对死的伟人,也是如此。
      
      放生是出于一时的不忍之心,也是我国自古就有的一种善举。善男信女,释放羁禁生物,正是仁慈的行为。然而仅可私自偶而施行,不可定期当众买放。我常见一些善男信女,在庙中定期放生,僧道也在一旁诵经转咒。他们这种举动,不是行好,简直是造孽。
       《聊斋志异》上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古语说:“善欲人知,便是假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我以为“定期买鸟放生”这一举动,就含着“有心为善”与“善欲人知”的心意。前者,决不能得神佛的喜悦。后者,且必得神佛的惩罚。买鸟放生,并不是为恶,所可恨的,只在“定期”而放。
       定期买鸟放生,不但不是善举,而且是雀鸟的极大劫数。鸟贩一听某善土定于某日放生,必预先用力搜捕鸟类,将数十以至数百小鸟,困于一宠之中,既不喂食,又不给水。等到某善士施德行仁之日,小鸟全已疲惫不堪,放出之后,既无力远飞,又无力速跑,不是便宜了顽童,就是便宜了鹰鹞,假若巢中再有雏儿,则又不知饿死了几多。
       这种似行善而实为恶的行为,不但僧道不当提倡,官方也应竭力禁止。
      
      最好的善行,是不给恶人或骗子造机会。许多善士,只是以尽了当时的心愿为主,并不留心查考以后的结局,且不注意自己一时的善
       行,是否要发生不良的影响。
      
      人生最大的愚昧,是对于眼前所能看得见的本份不尽力,而对于将来未必靠得住的幸福苦用心。这种毛病,现今全球各国的人,尤其我国的要人与青年多已受了传染。于是乎,一些要人,眼见无数的小民饥谨而不肯立施救济。许多青年,对自己应习求的学业而肯于迁延敷衍。结果,不但当前的要务未办得好,未来的计划也谋不成。所以,我常向学生们说:“做你们眼前所当做的,将来才能行到你们所愿得的。”
      
      有些因循畏缩的人,反自以为是老成持重。有些鲁莽浮躁的人,反自以为是奋发有为。前一种人,为患尚少。后一种人,造祸无穷。从来误国殃民之罪,全是由这两种人所做出来的,我中国现今所以国乱民穷,尤其是受了这后一种人害。并且,持重须先能辨轻重,有为须先能考是非,持所当持,为所应为,才是合乎为人处世与救国救民之道。
      
      对活人,万不可捧他过甚,因为不知他将来还要变一个什么东西。对死人,还可以说几句好话,因为他已然失去了为恶的能力。
      
      现今有一句最摩登的话,就是“有竞争,才有进步”。这句话,也能益世,也能乱世。人若能在学识上不肯让人,就能于世有益。人若在权势利禄上不甘落后,就必与世有害。因为在学识道德上竞争,并不妨碍别人。在权势利禄上竞争,别人必将受了损害。你如何损害别人,别人也必设法对待。一还一报,两败俱伤,岂能说是进步?依我看,现在所讲的竞争,全是向死途里猛进的竞争,不但不能进步,且必同归于尽。
      
      有人说,这二十世纪是进化最速的时代。依我看这二十世纪,正是一个骗术最精的时代。以前的骗子,只能骗个人骗社会。现今的骗子,专能骗民族骗天下。
       以前的小骗子用诡计用诈术,现今的大骗子用主义用学说。以前的小骗子,只能使人倾家荡产。现今的大骗子,专能使国亡民奴。以前的小骗子,骗了人之后,被骗的人,还能切齿咬牙,谋图报复,将骗子送至官衙,治以应得之罪。现今的大骗子,骗了人之后,被骗的人,还要心服口服,甘愿牺牲,将骗子尊为圣贤,敬以非常之礼。
       以前的小骗子死了,人全说除了一害。现今的大骗子死了,人反说是典型犹存。世人既以受骗子的玩弄为文明进化,骗子就层出不穷,骗术乃日新月异。大骗子前引,小骗子踵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乎全人类全世界,就笼罩于骗术的迷雾之中,没有天光可见了。
      
      一个不读书认字的寻常人,无论如何善于言谈,他的话在一时之内,仅能传入几个人耳里,受影响的范围太小。他的话或善或恶,也积不了大德,也作不了大孽。惟独一位学者或一家报社,一动笔墨,一发言论,不仅在一时之间,影响百千万人的心田,并且可以传遗到天下后世,受感应的范围大大。若持论公正,就能为人群生无穷的福利,若发言偏邪,即可给人群造无限的罪恶。正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学者与报社所负的责任,既然如此之大,发言立论,岂可只顾一时的私利而不详加考虑。
      
      现今,有名的学者与有名的报社,既被人称为群众的“导师”,就当顾名思义,尽“指导”的责任。所谓“导师”者,必须自己先能辨清了方向,将群众引导着走人光明正大的坦途,万不可学瞎子引瞎子,一起行进斜曲不平的险路。所谓坦途,就是平平常常的直正安稳的大道。这个大道已经被我们的先人走了几千多年,显然万无一失。所谓险路,就是奇奇特特的右倾的捷径,这些捷径才由一二外国的学者发现,未必妥实可靠。有名的学者也罢,有名的报社也罢,既处于“导师”的地位,就不当自显聪明,以身试验而连累群众一同踏入不可挽救的绝境。
      
      知道自重自爱的人,对于捧人或骂人,对于拥护或排斥一种学说(或主义),自己必先详加精细的考察、缜密的研究。不可仅看一面,而忘却了多方面。不可只顾一时,而忘了永久。不可只为一部分人着想,而不为多数的人关心。只要自己的天良认为是,虽然天下人全骂一个人,全排斥一种学说(或主义),而自己偏要捧他,偏要拥护他。只要自己的天良认为非,虽然天下全捧一个人,全拥护一种学说(或主义),而自己也偏要骂他,偏要排斥他。
      
      现今,我国有一班知识阶级的人,因为失了分辨是非之心,遇事只以名人的言论与观察为标准,只要有几个名人捧谁骂谁,自己也就不问是非,瞎跟着捧,乱随着骂。至于为什么捧,为什么骂,应捧不应捧,该骂不该骂,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不过以为捧某人的名人多,我若随着捧,我就可以被人认做是名人之一。骂某人的名人多,我若跟着骂,我也就能挤入名人之列。不但对于捧人骂人是如此,甚至对于一种学说(或主义)的迎拒,也是以名人的趋向为转移。这种人,未当不以为自己聪明绝顶,其实是昏愦已极。
      
      人类中的痛苦,多是起于不知自反、自责的人。国际间的战争,全是起于不知自反、自责的国。人,能自反自责,才肯为别人想。国,能自反自责,才肯为别国想。肯为别人想,就不致因为求自己的利益,而扰害别人的安宁。肯为别国想,就不致因谋己国的盛强,而破坏别国的安全。肯为别人想,别人也肯为你想。肯为别国想,别国也肯为你国想。这样才能谋到人类的真幸福,才能谋到国际的真和平。
       人,决不能靠打架斗殴求生存。家,决不能靠欺邻霸里求兴旺。社会,决不能靠你排我挤谋进步。国,决不能靠你争我战求富强。人欲谋生存,必须刻苦自励。家欲谋取兴旺,必须各尽职责。社会欲谋进步,必须相爱互助。国欲求富强,必须亲仁善邻。
      
      不必大骂古人,古人虽不好,他们全死全去了,再没有为恶的机会。不必大捧今人,今人虽好,他们还活着呢,尚有为恶的可能。要知一百个死秦桧,实不如一个活要人可怕。
      
      古圣人的学说,是一愚民政策。新圣人的学说,是一政策愚民。古时是少数的强者,治多数的愚民,现在是多数的愚民,被少数的强者所治。
      
      “用夏变夷”是妄自尊大。“用夷变夏”是自趋灭亡。
      
      宗教中的流氓,假借死后的天堂,骗取资财。政界中的匪徒,利用将来的幸福,攫取政权。名目虽殊,手段虽异,其损人利己的心志, 则无不同。不过所生之祸害,有大小轻重之别而已。某学生对我说:“我国如同老房屋,全体腐烂了。非经大破坏,不能大建设。”我说:“若破坏,须将大家的一起破坏。若建设,须将大家的一起建设。不能先破坏我的,也不能先建设你的。更不可为建设你的而破坏我的。”
      
      有人问我:“信仰什么主义?”我回答说:“我只信仰‘吃饭主义’,因为肚子若不饱,任什么好主义也听不入耳。”又问:“佩服什么学说?”我说:“只佩服‘吃饭了不饿的学说,因为任什么学说,也不能治饿。”又问:“信奉什么宗教?”我说:“我只信奉‘尽人事,听天命’的宗教,因为任什么宗教,若不尽人事,也是瞎捣乱。”又问:“赞成什么政体?”我说:“不论民主君主,我只赞成‘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体,反正是‘有治人无治法’,任什么好政体,若无好人主持,也必祸国殃民。”
      
      治国,如同养鱼,必须听其自然,不可频加烦扰。只要除灭其中与鱼有害的东西,不竭泽而渔,鱼类自能繁殖滋长。教子,如同种树,不可听其自然,必须随时注意。只要斩断旁枝枯节,除净种种害虫,自能长成良材。
      
      人人想治己,国虽乱而必治。人人想治人,国虽治而必乱。
      
      法律是平等的,是普遍的,不能因人而施,亦不可因人而免。若只能施之于贫贱的人,那就不配为法律,只可呼之为命令。
      
      修官署,不如用人才,正如修外表,不如修内心。
      
      古时的恶人,未必如传说的那样坏。古时的善人,也未必如传说的那样好。不过经历史家添枝加叶,描写得放大了几倍而已。正如人夸人之善或讥人之恶,总要过了实在的范围。所以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可见做一个好人,不但在当时受人的崇敬,将来更必得人加倍或加几十倍的崇敬。当一个恶人,不但在当时受人的咒骂,将来,必更受人加倍或几十倍的咒骂。我常说:“人若因无饭吃,当了恶人,还觉值得。然而现在一些要人们,既不少衣缺食,又何苦自往恶人群里瞎钻而取千秋万世的骂名呢?”
      
      一个人尚不易受骗,何况全国的人呢。一时的人还不易受骗,何况千秋万世的人呢。自古以来,那些骗子们,有几个不是骗了自己。
      
      自作聪明的人,是世上最糊涂的人。历史中所载的奸臣大盗,全是当日以为自己最聪明的人。
      
      治国如同治病,须监症处方,随时用药。若预先拟出许多方子,强使病人按方服用,即是以人命为儿戏。所以古人,将良医与良相并称。
      
      治家与治国是一个道理。治家,若不能创业,就须能守业。若既不能创,又不能守,这个家决不能不灭。一个国若到既不能创,又不能守的程度,也不能不亡。
      
      陆世仪先生说:“天地犹是此天地,日月犹是此日月,山川犹是此山川,城廓犹是此城廓,时移世变,而古之人则不可得而见矣。其间庸愚之俦,汶汶焉,与草木同腐,奸邪之流,遗臭史册。惟有道德文章忠教廉节之圣贤,耿耿焉,有英气常存,人亦何可不自勉也。”这几句话,真可以作人人尤其是目下中国的要人的座右铭。人人每日清晨,若肯诵读一遍,使国家社会,所得的利益,比背诵任何佛经遗嘱的效力还大。
      
      我对要人有两句话。第一,须要知己知彼。若有实力则不必调和。若无实力就不必捣乱。第二,假和平不如真武力。用武力不如正己身。用武力要使敌方无死灰复燃的可能。正己身要于无过中思有过。
      
      消弭祸乱,不必讲什么高超不切实用的外国主义,只在掌权的人,设法“正风俗,辨邪正,别男女”。风俗不正,决生不出好政治,邪正不分,决育不出真人才。男女七乱八糟,决产不出好国民。这三样是一而三,三而一。从着就治,违了就乱。
      
      “异族的欺辱可忍,同寅的意见难消”,是我国自古至今,官吏的劣根性。因有这种恶性,所以全国不能真正统一,外国人利用这种弱点,还能施行分段侵略与各个击破的政策。
      
      中国若不打倒个人系属的恶风,任何事业,永远也上不了轨道。
      
      有人问我,政治二字怎么讲。我说:“政是为政的人‘正己’,治是为政的人‘治己’。政治家能如此,就能有好的政治。否则,就成了俗语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用药,须切乎病状。治国,须合乎民情。以人命试药者,是庸医,以国命试洋学说者,是庸人。病遇庸医,宁可不治。国遇庸人,宁可不救。唐朝陆象先说:“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现在洋化的学者、野心的军阀与阴谋的政客,尽是一些庸人。
      
      戏剧不是一个人唱的,政治也不是一个人行的。名伶须有好助手。名政治家,也须有好辅佐。自己虽好,用的若没要好人,决不能有好的成绩。屡次失败的某要人,并非没有要好之心。他所以受人议评,被人咒骂,就是因他所用的人,百个中有九十九是卑鄙小人。所以他的势力伸到何处,他的骂名也就散到何处。可惜他竟不知道。
      
      以军政二界论,倚势欺人的是小人。依势作德的是君子。谄上骄下的是小人。谏上诚下的是君子。
      
      我中国目下的救亡之术,不在高超的学理与远大的计划,而在一些要人,不背天理,不昧良心,不唱高调,不说空话。
       我中国所以国土日缩,民生日困,全是我国人尤其是要人自己闹的,怨不上帝国主义。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荀子说:“物腐生虫,鱼桔生蠹”苏轼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俗语说:无有家贼,引不出外鬼。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要人若再将祸之责向外推卸,就是没有男子骨头。
       非有强固的政府,决不能有坚强的国防。非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小民决没有安宁的日子。政府好,国民要诚心诚意地拥护它。政府不好,国民当实心实意地督责它。
      
      老子所说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所绝所弃的并非真圣真智。他所说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所绝所弃者,乃是假仁假义。他说这话,并非要违反人类进化的公例,不过是要彻底打倒那些骗子。
      
      人的一生有三个成功。第一,是对国有功。第二,是对社会有功。第三,是对家族有功。若做不到第一,须做到第二,做不到第二,须做到第三。若一样也做不到就是枉度一生,对不住所耗的粮米。倘再与国有害,更对不住所见的猫狗。只可惜民国以来的要人,不但对不住猫狗,甚多是对不住蝎蛇的,因为这两种小东西,还可以做药材用。
      
      
      常人不讲信用决交不着良友。官吏不讲信用决遇不着良民。
      
      为所欲为,不是真正的自由。为所当为,才是真正的自由。国家最要的职务,是限制国民的野蛮自由。我国之所以国弱民贫不得安静,全是因政府软弱,不能限制少数有势力者的野蛮自由。
      
      求治的善法,诛杀千个盗匪,不如罢免一个贪官。
      
      定国不在奖善,只在去恶。因为去恶,就是奖善。对善者,要听其自然。对恶者,须痛加诛戮。
       我中国的政治,所以屡改屡革,永未上了轨道,只是因为掌权的人,对“公私”二宇分别不清。其实,事关个人或少数的人,就是私。
       事关国政或多数的人,就是公。掌权的人,对私字上用心,不过养成一群胁肩谄笑的小人。对公字上注意,才能助成一些光明正大的君子。日与君子相亲,必定公心日长,私心日退。公则人心归服,私则民心离散。
       宋朝名将曲端,为泾原都统的日子,他的叔叔为他部下的将官。因为打了败仗,曲端就不顾叔侄的关系,立刻将他叔叔在军前正法。并且作了一篇祭文说“:呜呼,斩副将者,泾原统制也。祭权者,侄曲端也。尚飨。”他这种办法,既能全公,又不废私,焉能不得全军的敬畏,怎能不受人民的歌颂?
       明朝名将戚继光,因为他独生爱子临阵回顾,竟不念父子之情,斩了他的儿子。不怕当了绝户,断了香火。他能不因私害公,所以他才能东平倭寇,北卫边疆。今日掌权的人,多因私废公,不但对亲属力加庇护,甚至因问乡的关系,也能毁法乱纪。何怪东北四省,被岛民白白地拾了去。
       外患不足以亡国,内乱不足以亡国,惟国法不能推行必致亡国。并且法律若得推行,国政才能入了轨道。国政入了轨道,自然不能发生内乱。内乱不起,自必不能招起外患。
       无论行什么政体,讲什么主义,反正是,法行于上则治,法行于下则乱。我中华前途之兴亡,只看掌权的人,能否却除人情面子,能否因公不顾私。
       俗语说“法律本乎人情”。所谓人情者,不是一二要人的私情,是全体国民的公情。以私情行法,必招人。已怨愤,以公情行迭,必能上下翕服。
      
      古人说“家庭之间,只可论情,不可论理”,固然是大有阅历的话。然而只可限于一家人,对一家人之间的私事。只要一关涉家庭以外的人,就只可论理,不可论情。家庭是邦国的基础,若为护庇私情,由家庭先将理字破坏了,一国之人,彼此之间,更不能讲理了。
       我常见一些未受过教育的夫妇,因孩子在外招生是非,反因舐犊之念,向被害者大打大骂而惹大祸。全是起于只顾私情,不顾公里所致。假若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只论曲直不加偏袒,不但不致惯坏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免得招人的愤恨。天下小事大事全是一理。国中若有贪污的官吏,全是因掌大权的人念私情而纵起来的。
      
      法律是为讲理而设的,是专对不讲理的人而施的。当权的人,若只顾情而不顾法,就是毁法背理,国政不但永远上不了轨道,并且必致民乱国亡。
      
      操持国中大权,不在乎有什么高明的学识,只在乎能否除恶”。所谓除恶者,只是“除恶税,除恶法,除恶人,除恶俗,除恶习”。这五恶若不能除,任何好的政策,也不过是谈谈而已。
      
      《潜夫论 务本篇》上说“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所谓“富民”者,不是用科学方法,改良农田,也并非礼聘一些讲堂上的人才,干涉农工商的职务。是不行扰民的恶政,轻减人民所担的恶税,少设不切实用的机关,剿除人民中的土匪,令人民能安心自理他们的职业。所谓“正学”者,不是采取四二制或三三制,也不是效攀欧美日本,是慎选有学有品的职员,是施行“教育纪律化”,是编定合乎中国民族性的教材,是养成学生出了学校,有在中国谋生的本领,是排除一切“外国顺民”所作的毁坏欺骗青年的邪说。
      
      一人所表示的意见,或许是妄言。多数人所表示的意见,就是舆论。拿破仑说:“随舆论行事,何事不成。舆论所向,天下无敌。”管子说:“民别听之则愚,合听之则圣。”法国古语说:“人民之言,神言也。”可见舆论是不可抵抗的。
      
      好主义或好演说,也不过如同千里马。非有千里人,不能得它的效用。
      
      有人说:“古时的人民易治,现在的人民难治。你不可将治民看容易了。”我说:“古今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是古今的人民,便是一个心念。古时的人民所求的,只是安居乐业。现今人民所求的,也是乐业安居。正如三千年前的人,喜欢吃饭,三千年后的人,也不能喜欢吃屎。”
       古时人民,所以易治,是因为骗他们的人少。现今的人民,所以不易治,是因为骗他们的人多。古时为政的人,多是治民。现今为政的人,多是骗民。所谓治民者,是惩治莠民。所谓骗民者,是欺骗良民。人民肯受治,决不愿受骗。若误认骗民之术,为治民之法,当然得不到好的效果。
      
      外国对中国所施展的帝国主义固然可怕。中国人对中国人所施展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外国的帝国主义,是强横之国对弱小之国而施。中国的帝国主义,是有权势的人对无权势的人而施。
      
      “有强权,无公理”一句话,自从由外洋传入我国之后,已经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人生的金科玉律。其实,这句话只可行于禽兽世界,只可行于天下将乱的国际之间。一国之人对于一国之人,万不可施用。中国人对中国人,更不可施用。
      
      
      法制不过如同器械。徒有精良的器械,而无干练的工匠,也是无济于事,徒有完美的法制,而无公正的人员,也是有害无利。所以,重法制不如重人格。各项的工匠,若仅凭技艺,不讲道德,决不能做出利民的政绩。
      
      中国古时重德化。西国今日重法治。化是温和的,是无形的,是静而不扰的;治是强暴的,是露骨的,是勤而多变的。施德化,则须勤于修已;讲法治,则须劳于防民。德化,是出于情;法治,是生于术。情之用,无尽;术之用,有穷。情专能感人内心;术仅可制人外体。
      
      革命,不只是革除专制者所受的天命,是革除专制者所为的弊政。假若旧弊虽除,又生新弊,就是反革命。如若旧弊未清,又增新弊,那么,连反革命三字,还不配担承。
      
      小人全是眼光太短,只愿一时的富贵。君于全是目光远大,肯虑千载的荣辱。小人惟恐他的主人,不为莽曹。君子惟恐他的主人,不为尧舜。在俗人的眼光看来,小人未尝不是通达时务的俊杰,君子未尝不是顽梗不化的匹夫。
      
      什么叫随和?自重的人,决不随和。什么叫顽梗?自重的人,必要顽梗。水性杨花最随和。盘石砾柱最顽梗。结果,随和的,乱流乱飞,不知达到什么所在。顽梗的,不摇不动,永远不失固定的根基。
      
      天良就是公、诚。公则正,诚则实。正可以服人。实,可以感人。若不能服人感人,必是不公不诚。不公不诚,就是私,就是伪。私必偏倚,伪必空虚,偏倚即不能自存,空虚则无所依据。并且私字伪字之音与死守危字之音相近。这虽是有些强拉硬扯,可我以为,私是死征,伪是危兆,私与伪决不能支持长久。
      
      古时为帝王的须负“父、师”之责,不仅担亡国之罪。所以有些人,类如巢父、许由等等,虽遇着可以为君的机会,而不愿一尝滋味。前几年,中美洲某国,曾有五个总统争位,就是因为该国纵然因乱而亡了,自有人民作挡箭之牌,他们还可以败不担过。
       我中国“三纲”之说,并不是只责下而不责上,甚至,多是责上而不责下。我只听说“正君心”,并未听说“正臣心”。我只读过“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君、父、夫”必先能“明、慈、义”,才能收得“臣、子、妻”的“忠、孝、顺”。并且,只以《论语》《孟子》两部书而言,孔孟二人,全是对在上的人指明了责任,使他们戒慎恐惧。据一班新圣人所说“中国的书籍,全是颂扬主子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被欧美的学说先人为主,而不肯对中国古书略加注意。
      
      《素书》说“败莫败于多私”。这句话的含意,就是“成莫成于尚公”。多私,则劳而难成。尚公,则轻而易举。我读中外的史书,见许多的小人所以遗臭万年,全是因为上了私的当。许多的伟人,所以流芳千载,全是因为得了公的益。这个定例,不但已往的几千年中是如此,将来再过几百万年后也出不了例外。
       私,必有己无人。公,则人已兼顾。有己无人,必将招人的妒恨,人己兼顾,才能得人的同情。妒恨心一生,你的私念愈大,人对你所施的破坏力愈坚。同情心一起,你的公心愈切,人对你所尽的辅助力愈多。
      
      《冰言》上说:“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现今的人,十之八九,所以都有竭力向官场里钻挤,只是因为将做官认为乐事,把官认作乐人。并且,以为官职高一步,势力便大一步,欢乐便增一步。这并非因为观察点错误,实在是因为,现在做官愈大,愈可以自由行动,愈可以不负责任。
      
      有人问我:“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答道:“简单地说,君子只是尚公,小人只是重私。小人只争一时的私见,不顾邦国的兴亡。君子只重千秋的令名,不顾自己的生死。结果,因私害公的小人,也不能长寿万年。废私存公的君子,则必能流芳百代。看一看,马士英阮大铖史可法黄道周四人的结局,究竟是谁得到了永久的便宜!”
       吕坤说:“两君子无争,相让故也。一君字一小人无争,有容故也。争者两小人也。”又说:“两悔无不释之怨,两求无不合之交,两怒无不成之祸常人不明此理,还能家败人亡,要人不明此理,必将民奴国灭。
      
      政治,并没有绝对好坏之别,执政的人则有实在的好坏之分。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专制国在名称上听,固然刺耳,可是,有了好的君主,也可以国富民安。民主国,在名称上听,仿佛悦耳,可是,没有好的要人,也能够民穷国乱。正如做中国饭或外国饭,全在乎厨子手艺高低。同是一样的鸡鸭鱼肉,手艺好的厨子做出来,就使吃主适口充肠,手艺坏的厨子做出来,就能使吃主拉稀饱肚。
      
      人权虽然不等,事权万不能相同。无论一个家族的私事或一个团体的公事或一个邦国的政事,必须有一个指挥的人,然后才能成得系统。若在事权上,互相争夺,意见庞杂,谁也不服谁,私事或公事或政事,必致闹成一团糟。在欧美,纵然是三四个人组成的旅行团,权限也是分得很清,必公推一个,做为首脑,大家一致服从,决不容自由行动,以免误了公共的事务。
      
      英雄美人,正如猛兽毒蛇,实在是可少不可多的害物,所以天道限制他们的繁衍。春秋战国以及三国的时代,所以抗攘不休,全是因为那时英雄美人最多。单以现今我国而言,所以祸乱日多也就是因为一些英雄美人在里边作怪。尤其几乎是一个受过两天教育的男子,就以英雄自居。几乎是一个有鼻有眼的女子,就以美人自命。真英雄真美入,还乱邦国毁人群,何况是假充的英雄,何况是冒牌的美人?我只求女同胞们,多养愚人,多生丑女,但愿她们所生的男子比我还愚,所养的女子比鬼还丑。
      
      曹操说:“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他这话,实在合乎当时的情形。本来,天下是一治一乱,由分而合,由台而分,当初,天下所以治所以分,是因为小“私”发达,所以治所以合,是因为大“私”专政。小私发达,各据一方,百姓就不得安生。大私专政,混合一统,百姓才可以喘气。操是一个大私,吞灭了许多小私,正是“以毒攻毒,用贼捉贼”。我中国,在这二十几年中,若有曹操那么一个人才,一些假仁假义而谋小私的人,决不至毫无畏惧。在民国中,若再能以在“公灭小“私”,更可手到功成。
       在云贵深山的苗族,善于制造一种毒药,叫作“蛊”。若涂在箭头或枪尖之上,伤了人立刻发狂,或顿时丧命。制蛊的方法,是将各种毒虫放在一器之中,使它们彼此吞食,所剩下的最后一个,就成了最毒的药品。我以为,一国之中若想达到统一,使内安外静,也必得使英雄们彼此吞食。去一个英雄,少一个乱源。看各国历史,所以能得到国泰民安的原因,也全是因为一个英雄吞尽了一切的小英雄。
      
      《龙溪子》说:“乐闻过,而后直者亲。”寻常的人,若肯乐闻已过,才能结交正直的朋友。当了一个要人,若专好誉言,岂不要将属下养成一班小人。
       《淮南子》说“刺我行者,欲与我交。訾我货者,欲与我市。”从来劝人纳谏的言语,惟这两句最可使人猛醒。前一句,用后一句作陪衬,更觉贴切明了。俗语说“挑剔是买主,喝彩是闲人”。你每逢遇着人指责你的过错,你就是如同商人,遇着好挑剔的主顾。不过,商人对于货物,因为巧于辩护,或能将劣货出手。你对于过错,若善于遮掩,必致将大过养成。
       《春秋繁露》上说“匿病者,不得良医”。我冒昧附加一句:“讳过者,难交益友。”
       献誉辞,固然能受人的欢迎,但是,君子决不欺昧天良苟且求容进忠言,固然易招人的厌恶,但是,君子必行心之所安一吐为快。
      
      贪官污吏所以敢违背他们的誓词,只是因为他们宣誓,仅是给别人听,并未向自己心里去。只是将誓词认为一种虚伪的仪式,并未认为是一种最庄严的契约。我以为,若要避免官吏的贪赃枉法祸国殃民,最好是使用权他们在就职之日,仿照古人,对天宣誓,并且学祛村女乡妇的口吻,说:“我若违背誓词,叫我世世代代,养儿做贼,养女为娼。”固然,现今的贪官污吏,全都有进化了,决不信天。可是,他们多是野蛮退化的人养的,他们多少总有一点遗传性。纵然他们不肯如此办理,我们小百姓,为求国得民福起见,也当有暗中替他们代宣。
      
      自古以来,有名的男子中,好人太少,有名的女子中,好人更少。因为循规蹈矩的男女,只是安分守已,所以不易使人知晓。奸盗邪淫的男女,专好滥出风头,所以最易惹有注意。
      
      一国不过是一个大群。无论实行什么政体,全是要为这一个大群的全体,谋利益求幸福。自己既是这一个大群里的一个分子,自己若先不好,而想为全群谋幸福求利益,正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最使人气愤恼怒的,就是谈公德的人多,修私德的人少。换一句话说,高唱兼善天下的人多,实行独善其身的人少。
      
      一个要人死后,盖棺论定,他是伟人或是小人,天下自有定评,史家自有公断。他若没有实功实德,一时的少数人,虽然竭力地捧他,也是捧不起来。并且一时捧得愈高,将来跌得愈重。他若真有实功实德,一时的少数人,虽然竭力地贬他,也是贬不下去。并且一时贬得愈甚,将来获得愈高。正如,一女子若生得奇丑,少数的人强说她极美,是不行的,一个女子若生得极美,少数的人强说她奇丑,也是不行的。
      
      善男信女,对神佛烧香还愿,是用自己的钱财,别人毫无干涉之理。要人官吏,对已死伟人锦上添花,是用人民的血汗人民实在难于屡次牺牲。我以为,神佛若果有灵,你们口要存佛心,行佛事,纵然不诵经叩头,神佛也必使你们增福增寿。死伟人若果有灵,你们只要真爱国,
  •     据说此书曾洛阳纸贵。和林语堂写的中国人不同。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气。似乎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以今日视野观之,历史颇使人恍惚。
  •   这书不错,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
  •   的确如此,另一种悲天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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