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制造了冷战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许海云  页数：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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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飞逝，当我们回首凝望上个世纪的冷战历史，低头静思冷战的人物是非，不仅感慨万千。世纪之交，前苏联与东欧等国的国家档案不断披露于世，在国际冷战史学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研究高潮，再度引发了学者们对冷战责任的思考，究竟是谁引发和制造了冷战？根据目前的档案资料，前苏联、东欧国家事实上并未如西方国家所料，制定有某种完整的冷战计划，或是有故意引发东西方冲突的政治与军事战略，抑或有某种“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方案。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与硝烟尚未散尽之时，与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美好愿望背道而行，美国和西欧等国掀起了一股歇斯底里的反苏反共的政治逆流，使刚刚度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旋即陷入冷战的凛凛寒冬。围绕着战后初期东西双方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矛盾与分歧，西方国家许多政治头面人物，从既定的政治立场出发，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断章取义，凭空想象，随意夸大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扩张倾向”，任意解释苏联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中存在的危险与矛盾，故意激化东西方的分歧与冲突，制造并推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冷战。　　本书选录了十二个西方政治人物，既有像邱吉尔这样的老牌政治家，也有像乔治·凯南这样的外交理论家，也有像马歇尔这样的军人政治家，还有像杜鲁门这样急于建功立业的草莽总统以及像福雷斯特尔这样以反苏反共为己任的职业政客。他们既是战后初期西方国家的当政者，也是战后初期西方阵营外交与安全战略的决策者；他们不仅在西方各国的政治与安全活动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且在两大阵营的政治博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政客，具有反苏反共的共同政治理念，拥有同样的外交与安全主张，代表了战后初期西方国家的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政治运动、一种外交趋势。

内容概要

　　《他们制造了冷战》以十二位颇具代表性的西方政要为对象，以他们各自在东西方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对抗中的政治与思想活动为线索，以构成东西方冷战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危机和冲突为内容，揭开了冷战这场没有战火硝烟、没有直接军事冲突的政治博弈的缘起，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真实的冷战画面。

作者简介

　　许海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先后在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1993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执教，2004年、2005-2006年先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美国维里诺瓦大学进行访问研究。长期从事冷战史、北约史以及欧盟史等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主持和参加国家教委、教育部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项目多项，现有专著及教材三部。其他著作五部，先后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冷战旗手——温斯顿·邱吉尔一、制造世界“新的不和谐”二、“鳄鱼软下腹部”理论三、第二战场之争四、“百分比协定”五、抢夺欧洲控制权六、吹响反苏联合的号角七、“铁幕演说”的回声第二篇 冷战理论家——乔治·凯南一、反苏思想的启蒙二、“长电报”与遏制思想三、马歇尔的谋臣干将四、“X文章”及其对冷战再思考五、著名的“秘密报告”六、高傲的外交贵族七、不甘寂寞的学者八、不受欢迎的“短命大使”第三篇 冷战总统——哈里·杜鲁门一、硬派总统二、波茨坦争夺三、走向杜鲁门主义四、救赎世界与“第四点计划”五、朝鲜战争与亚洲冷战六、构织全球冷战联盟七、性格决定的政治事业第四篇 冷战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一、走进政治的殿堂二、解厄土耳其危机与伊朗危机三、“烂苹果理论”与柏林危机四、“丢掉中国”，“抓住台湾”五、拉拢扶桑，缔结安保体系六、推进大西洋联盟七、将冷战进行到底第五篇 冷战将军——乔治·马歇尔一、使命维艰，协调中国内战二、再赴中国，执行两面政策三、艰难的国务卿生涯四、马歇尔计划出笼五、延续“泛美国家联盟”六、反苏反共的政治大联合七、非同一般的政客第六篇 冷战议员——阿瑟·范登堡一、政治保守者二、从孤立主义者到国际干预者三、联合国安全机制与区域安全模式四、创立“里约模式”五、“范登堡决议案”与大西洋联合六、最后的政治努力第七篇 冷战大使——艾弗里尔·哈里曼一、对苏联及其政策的初识二、租借援助下的遏制与对抗三、总统的智囊与密友四、“欧洲复兴计划”的成功施行五、白宫要人六、乱世中斡旋第八篇 冷战外交家——约翰·杜勒斯一、政治平衡者二、从“遏制战略”到“多米诺骨牌理论”三、印支战争的泥潭四、应付“金马危机”五、颠覆危地马拉六、建立世界冷战体系七、天生的外交奇才第九篇 冷战部长——福雷斯特尔一、从政问道之路二、初涉冷战三、构建国家安全系统四、建立并完善国防部权力结构五、充实并发展国家安全委员会六、歇斯底里的反苏主张与实践七、与杜鲁门的爱恨情仇第十篇 冷战联盟的首创者——厄内斯特·贝文一、崎岖的成长之路二、畅通的从政之路三、拯救英联邦四、经历英帝国的“滑铁卢”五、充当反苏急先锋六、建立西方冷战联盟七、推动北约组织的军事建设第十一篇 冷战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一、声名卓著的科隆市长二、鼓吹自由的分裂法案三、分治日尔曼四、重新武装西德五、心比天高的哈尔斯坦主义第十二篇 低地国家的冷战代表——保罗-亨利·斯巴克一、走进政治的殿堂二、积极的战争流亡生涯三、要联盟不要中立四、贯彻“欧洲复兴计划”五、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六、北约的余热生活

章节摘录

　　第一篇 冷战旗手——温斯顿·邱吉尔　　温斯顿·邱吉尔，这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名字，他来自英国古老的马尔巴罗公爵家族。在英国，邱吉尔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姓氏，但是，温斯顿给这个古老的家族所添加的荣耀与辉煌，远远超出了其先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邱吉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领袖，带领英国人民勇敢地面对甚嚣尘上、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不屈不挠，力挽狂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然而，在邱吉尔熠熠闪光的身形背后，却隐藏着另外一副鲜为人知的嘴脸，那就是邱吉尔既是一个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同时也是一位食古不化的反共分子，其反苏反共的历史可谓由来已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来没有哪位西方政治家能够如此之早、如此精确地预测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冷战，从来没有人如此急不可待地打开冷战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让冷战的灾患长期滞留人间。与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相比，邱吉尔在促成和加速战后初期美苏冷战中所起的作用同样引人注目。正是由于邱吉尔等人不遗余力地鼓噪和宣传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分歧，最终促成了美苏冷战。美苏冷战格局确立后，扎根并作用于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时光流逝中，深深作用并影响到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　　一、制造世界“新的不和谐”　　温斯顿·邱吉尔出生于1874年11月30日，他的祖先是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马尔巴罗公爵，他的父亲是伦道夫勋爵，曾担任英国下院议员、爱尔兰总督。邱吉尔从小就笼罩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中，这个显赫的贵族之家，为邱吉尔的从政之路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1901年，年轻的邱吉尔当选英国下院议员，正式开始了其漫长的政治生涯。　　邱吉尔的反共思想由来已久，在其1906年担任内政大臣时，他就明确表现出敌视和排斥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倾向。1918年，苏俄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邱吉尔仇视社会主义的右翼思想进一步升级。苏维埃俄国被邱吉尔视为西方国家的死敌，他将布尔什维克比作“残暴的黑猩猩”，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快将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代。因此，邱吉尔不遗余力地推行攻击和对抗苏俄的政策，排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竭力鼓动西方国家对苏俄社会主义实施封锁与孤立政策，甚至鼓动对苏维埃政权采取直接武装干涉。邱吉尔的这一立场终其一生，鲜有改变。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西欧各国遭受灭顶之灾、英国和苏联都面临着与德国法西斯生死对决的关键时刻，邱吉尔也仍然没有放弃其旧的反苏思想与立场。　　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很短时间里，法西斯德国利用其战前积聚的巨大力量，一路攻城掠地，斩将夺旗，连续击败欧洲众多国家，将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尽数纳入法西斯的专制、恐怖统治中。在德国法西斯进攻北欧各国得逞之后，英国的处境危在旦夕，在此危急时刻，已经66岁而且远离英国政坛达11年之久的邱吉尔，受到英国NT_乔治五世的召见，受命组成英国战时联合内阁，取代战前一直热衷于对德国法西斯推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政府，领导英国抗战。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邱吉尔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在随之而来的法兰西战役、英伦作战中表现出坚强的抗德意志和决心。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进攻，欧洲战争全面扩大。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突袭美国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这使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战火扩展到亚洲太平洋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升级，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政治与军事联合，加速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建立。然而，尽管反法西斯各国订立了各种政治与军事协定，确定了在战争中相互配合的政治原则，但是却没有着力解决横亘在各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苏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双方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政治与经济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政治与军事的“不和谐”始终存在，贯穿于整个战争进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领袖，邱吉尔很少淡化和忽视美英等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的“不和谐”，而是不时地扩展，甚至制造一些“新的不和谐”。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德国法西斯锐利难当的军事矛头转向苏联，邱吉尔为此大喜过望，他公开宣称：“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希特勒，这个目标使我的生活更加单纯了。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要在下院发表一篇同情魔王的声明。”在邱吉尔看来，苏联参加对德国法西斯作战，将极大地缓解英国在欧洲独木难支的艰难处境，客观上有助于改善整个欧洲的战争形势，这对于反法西斯战争是极其有益的。　　然而，在邱吉尔的思想深处，却不自觉地流露出对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即使在苏联与美英等国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后亦如此。邱吉尔在发表他的援助苏联声明时特别指出：“纳粹制度具备同共产主义一样的最坏特征……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哪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对以前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每句话，至今毫不反悔。”①可见，尽管邱吉尔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抗战，甚至英国还和苏联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但他却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苏联，以偏见或者敌视对待苏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苏联党同伐异、大加排斥，邱吉尔这种反苏反共思维贯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程。　　在邱吉尔反苏反共思想的主导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问题上．英国都坚持防苏反苏的政策，诸如第二战场的开辟、战后东欧国家边界的划分以及政府组成、战后美英苏大国关系等，这种反苏反共的思想与实践，直接加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英国在许多问题上的直接对立和冲突，不仅影响到美国的对苏政策与实践，而且也极大地影响到苏联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战时合作，甚至影响到战后欧洲的政治与军事格局。这种反苏反共思想的流毒传播久远，广为弥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最终直接促成了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　　二、“鳄鱼软下腹部”理论　　在苏德战争打响后，为了减缓穷凶极恶的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军事进攻，削弱其战争机器，斯大林很早就向邱吉尔提出，要求英国在欧洲西线开辟第二战场，打乱其战争部署，使德国法西斯首尾不能相顾，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早日结束战争。1941年9月，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英国，商谈英苏双方的军事合作。在会谈中，苏联代表团团长、苏军副总参谋长戈尔什科夫将军向英国正式提出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但却被邱吉尔严词拒绝。邱吉尔给出的理由是，英国初败，无力对德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无法开辟第二战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机还不成熟。此后，从1941年到1942年，苏联又多次要求英国开辟第二战场，甚至斯大林本人也亲自向邱吉尔提出这一要求，但都遭到邱吉尔的严词拒绝。　　客观而言，就1941年和1942年的战争形势而言，的确如邱吉尔所言，欧洲尚不具备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然而，在邱吉尔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种种说辞的背后，却隐含着更多的政治因素，掺杂了更多的个人意识。正像邱吉尔自己所说的那样，实际上他期待着德国与苏联这两个欧洲的庞然大物拼死厮杀，一个被杀死，一个气息奄奄、堪堪待毙。这样，战后欧洲就可以像邱吉尔所一直希望的那样，由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来收拾残局，主导欧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方向。　　1942年5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再次就第二战场问题与英国展开谈判。但在谈判中，邱吉尔含糊其辞，妄顾左右而言他，他一直围绕着第二战场可能遇到的气候、地理环境、登陆点选择等问题大谈特谈，始终不愿切入主题。邱吉尔的含混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无法直接拒绝苏联的合理要求，害怕苏联在得不到英国的援助后与德国单独媾和，让美英等国在欧洲独撑危局。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以牺牲美英等国军事力量为代价，让苏联坐享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成果。因此，即使苏联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和支持，邱吉尔仍然坚持推迟开辟第二战场。邱吉尔的顽固态度不可避免引发苏联对英国战争动机的怀疑，给盟国战时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