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

出版时间：2007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王本朝  页数：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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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制度”层面切入中国当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颇有“柳暗花明”之感，而“制度”无疑也是研究1949～1976年文学生态的最合适的钥匙。本书从文学机构、作家身份、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群众读者、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多个层面还原、观照建国后的当代文学。翔实的史料钩沉，缜密的逻辑论证，鲜为人知的当事人回忆，本书既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休闲的文化读品。

作者简介

　　王本朝，生于1965年，重庆梁平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述有《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文学的现代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等。

书籍目录

导言：当代文学的观念与制度转型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建立 一、延安文学与当代文学制度背景 二、苏联文学与当代文学体制资源 三、第一次文代会与当代文学制度 第二章 文学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 一、文学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 二、文学领导与中国当代文学 第三章 作家身份与中国当代文学 一、干部身份与作家的角色转换 二、思想改造与作家的政治认同 第四章 文学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 一、文学生产资料的国有化 二、《人民文学》与当代文学 三、《文艺报》与当代文学 四、文学出版与当代文学 第五章 文学读者与中国当代文学 一、 人民需要：想象的文学读者 二、群众写作：文学的大众化时代 第六章 文学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 一、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建构 二、文学批评与文学秩序的建立 第七章 文学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 一、文学政策的意识形态功能 二、文学政策下的文学生产 第八章 文学会议与中国当代文学 一、文学会议的功能与意义 二、文学会议与文学政策的调整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言导言：当代文学的观念与制度转型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为了确保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地位，配合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它逐步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的组织、引导、评价的管理机制。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学制度。这里使用了制度概念，而不是秩序和体制。它们三者有联系也有细微的差别，“制度”主要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需共同遵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规章和规则；“体制”指系统、体系和方法；“秩序”则有组织机构、行事方式、思维习惯和组织秩序等多重涵义。动态化“制度”中的“制”有“建制”、“规制”的含义，“度”则有“尺度”和“标准”的意义。我们所使用的“文学制度”既强调它的创制意图、过程、方式的动态性，又突出它所产生的功能、效果和意义。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制度，主要表现在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和评价机制，对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形象设计、主题升华和形式处理的计划和引导，对报刊、出版等文学生产资料的计划管理，对文学读者的想象性设置，以及对文学批评的操控，对文学政策的制定等等。这一切的发生和运行都是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制约下的产物，最终影响了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从文学的“制度”实现向文学的“意义”转变。 追溯起来，这种转变是从现代开始的。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无论是作为知识学还是制度层面都有一个被建构的过程。在西方知识话语介入以前，汉语中的“文学”主要是对所有文字文本的总称，伴随西方知识学的传入，晚清以来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变，文学被定位在与想象、情感、审美有关的非实证性知识，否定了传统的“文以载道”、诗文中心和文言文的主流地位，同时融入了个人、社会、国家和人性等价值内涵，从而使文学从其它知识结构中分离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这样，现代的“文学”就完成了从传统经学到现代美学，从抒情到叙事，从自然性灵到社会国家的知识转型和重构。 文学观念和知识的转变还有赖于文学制度力量的支持。文学制度是文学与社会发生互动关系的一种规范形式，它包括文学性、文学观念和形式的生产方式和过程，文学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合谋与同构。它往往表现为文学对社会的接纳与反叛，社会对文学的建构与控制，从而构成一种互为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关系。它既促进了文学的社会化，拓展了文学的场域和空间，又折射出社会如何被文学所想象和构型。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学转型，文学生产方式也出现了从个人写作到制度写作的转变。传统文学生存于小农经济的社会背景，文学的生产、流通和传播受制于迟缓的生产力和严密的伦理意识控制，文学生产有着显著的个人性和内在性，文学流通和传播也局限在人际传承和手工作业方式，没有形成独立完备的文学制度。现代文学变革既是一场审美意识的革命，也是文学制度的革命。对作家而言，拥有职业化和社团化体制因素的存在，对作品而言，有报纸、杂志、出版的支撑，对读者而言，有文学评论、论争和文学审查与奖励的监督与规约。文学不再是个人的意识观念和语言形式，而成为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占有和争夺的文化场所。现代职业作家的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与审查的规约机制等等，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体制力量，同时也可看作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它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着重要的支配、控制和引导作用，借助于体制力量，现代文学也被纳入了社会运行空间，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变化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中国现代文学是由多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现代的大众媒介、文学出版和文学教育参与了文学的创造，形成了文学生产的传播与流通渠道，并建立了文学的阅读机制。晚清以降，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都市的形成，以及报刊杂志、学校学会和书局等组织的创建，既为作家提供了生存之所，又为他们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新式学校培养了大量的新文学作者和读者，形成了职业化的作家群和知识化的读者阶层。文学教育包括大学文学课程的设置、文学教师、文学教材的编写以及语文的基础教育，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社会对文学的接受、欣赏和想象。现代的出版和报刊为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架设了快捷的通道。现代文学以文学报刊为中心形成了文学的传播制度。朱光潜就曾说过：“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 文学报刊有发表、组织和引导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功能，它既是文学传播的载体，也是文学与社会的中介，由此，文学成为了一种书籍和读物，甚至直接影响到文学内容、题材和风格，促进了文学形式的变革，催生出各种带有报刊体特征的文学文体，如随笔小品、杂文、连载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文学语言形式也日趋走向口语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沈从文对文学媒介的作用也有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报纸分布面积广，二三年中当可形成一种特别良好空气，有助于现代知识的流注广布，人民自信自尊新的生长，国际关系的认识……这一切都必然因之而加强。在文学方面，则更有助于新作家的培养，与文学上自由竞争传统制度的继续。这个制度在过去，已有过良好贡献。” 文学报刊就是文学和作家的生存方式，它创造了文学的市场，推动了作家的职业化和文学的大众化。 文学论争和批评也是文学意义生产和秩序建立的重要手段。翻开现代文学史，五四时期有文言与白话、新文学与学衡派、甲寅派，问题与主义之争，30年代有“左联”与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艺，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40年代有“暴露与讽刺”、“与抗战无关论”和“真伪现实主义”等论争。一部现代文学史常被叙述成文学的论战史，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文学的叙述方式，而是表达了现代文学的一种存在事实，文学借助论争吸引社会注意力，获取话语主导权，重新分配新文学资源。论争重心并不在概念本身的阐发上，而是尽可能地划定概念外延所能达到的最大“势力范围”。文学论争常演变成为“势力”与“中心”之争，如同前人所言，文学论争不但是争正统和注册权，也是为了“新文学的规范的问题” 。新文学的“规范”，也就是文学新秩序与体制的建立，文学标准的设定，它不容许芜杂文学现象的生长，扰乱文学秩序，而以宏大、权威的话语出现，将异己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文学之初期就已露端倪，并逐渐成为新文学的体制力量。现代文学的生长空间并不如后来者想象的那么开阔和自由，旧文学的“无物之阵”，新文学的派别之争，都消耗了作家们过多的文学精力，浪费了时间，使他们难以专心于文学创作，不得不走一步看一步，常常需要应付突发的文学事件。总的看来，现代文学有文学论争的喧嚣，有文学批评的设计和满足，但却欠缺文学创作的沉静和厚实。文学论争机制的建立并不完全是文学内部的事，更多是来自社会现实的压力，旧文学的潜滋暗长，使新文学不得不时时提防外界的围攻和内部的红杏出墙。文学被作为社会化的工具，与社会现实保持步调一致，从而实现文学强大的现实力量。一个个文学论争，最终都通向了文学秩序的整合，社会欲望内化于文学制度，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文学内部秩序的建立。 现代文学还面临着严酷的书报审查，它在相当程度上抑制或干预了文学的创作。书报检查是现代中国的一项文化制度，意在控制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和阶级矛盾越突出，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就越严密，文学生产也容易受到文化的审查和查封。国民党的政治专制逐渐扩散到对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进步文学、左翼文学受到了国民党专制政策的严密监视和查禁。有了所谓的“出版法”，文学就有了被禁止、被审查的理由，文学家有了被拘役的危险。同时，文学家也在审查中发明和创造了文学生存与发展的策略和智能。在文化专制的时代，文学始终以反叛和抗争姿态争得了自己的生存地位，尽可能地创造了自由的精神空间。现代的文化审查制度为我们考察和理解文学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如果没有文化的专制与规约，现代中国文学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文学奖励也是一项文化政策，对文学的生长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激励机制。文学奖励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政府奖励和民间奖励，杂志社同仁的奖励和个人的奖励等等。严格说来，现代中国对文学的奖励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既不成型也不完善。以杂志社为代表的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却对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比如1936年的“《大公报》文学奖”。它为了纪念复刊10周年而举办了“大公报文艺奖金”，同时还举办了“大公报科学奖金”。 读者的接受与反应是文学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文学读者也是文学史叙述的一条重要线索，它对作家创作和文学形式都有独特的影响。朱光潜从文学读者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他认为：“读者群变了，作者的对象和态度也随之而变了。二千年来中国文学在大体上是宫廷文学……这是一个进身之阶，读书人都藉此获禄取宠，所以写作的对象是一般看报章杂志的民众，作者与读者是平等人，彼此对面说话，……文学从此可以脱离官场的虚骄馋媚，变成比较家常亲切，不摆空架子；尤其重要的是从此可以在全民族的生活中吸取滋养与生命力。” 从带有贵族性质的读书人到社会的普通民众，中国文学的读者发生了变化，它与中国作家的身份和文学形式的变化都有关联。现代作家有着鲜明的读者本位意识，重视读者的反应和读者群的变化，具有自觉而清醒的文学读者意识。《小说月报》设立了“读者来信”栏目，负责刊登读者来信及摘要，并做出答复。在编辑与读者，刊物与读者之间进行坦率的交流，真诚地对话，确立了一种平等对话，真诚关怀的联系。《新青年》从创刊到1922年的第9卷第6号也辟有“通信”栏或“读者论坛”，有通信和议论360余封（篇），平均每期有读者来信4封（篇） 。 设置“通信”和“读者论坛”，既加强了刊物和读者的联系，更扩大了刊物在社会上的影响，使刊物讨论的论题能迅速得到社会的积极响应，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只要读者有了反馈，刊物的意图也就达到了。 现代中国文学还培养了社会市民和青年学生读者群。大众读者不过是作家的理想，并不完全是一种文学现实。尽管现代文学发生过多次关于“大众化”的讨论，每当人们反思和检讨文学的社会作用，就不自觉地强调文学的大众化，从五四文学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到30、40年代对文学大众化的价值诉求，落脚点都在文学如何能被社会大众读者所接受，发挥更大的作用。新文学曾经还有过“作者界就是读者界”的实情，这也让我们对新文学发生的实际影响力的估计要有一定的保留。文学读者也需要培养，甚至比培养作家还更艰难，新文学读者的大面积普及和扩大应是30年代的事。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新式学校教育的规模化和制度化，培养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包括国外留学生）。青年学生一直是现代中国最活跃的社会力量，他们代表着现代的文明和进步、青春和激情，既有先锋的精英意识，也有社会的历史责任感，崇尚反叛与革命，追求新鲜、时髦和变化。中国现代文学以青年学生作为接受对象，形成了追求个性和创新、关怀社会和感伤抒情的艺术风格。从文体看，现代新诗和现代话剧主要是以青年学生为读者群。从文学社团看，《新潮》社、创造社、湖畔诗社、弥洒社、浅草社、象征诗派、太阳社、《中国新诗》社等社团，它们的文学观念、文学活动都带有鲜明的青年文化特点 。市民阶层是现代文学的老读者，也是现代通俗文学生长的社会基础。 现代中国文学制度是晚清以来伴随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学现代化的过程而被“创制”出来。它牵涉到文学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文学资源的配置，文学读者的分层以及文学传播与流通媒介等等。文学制度的意义和局限也是值得注意的。布迪厄认为艺术场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世界”，是“反制度化的制度形式”，“相对于制度的自由就体现在制度本身” 。文学创作与文学制度之间有矛盾，一方面，可以说没有文学制度也就没有现代文学，文学制度给文学提供了生成空间和生产场所；另一方面，文学制度也不断限制文学写作的自由与个性，在文学生产日益被制度化的过程中，文学意义也就逐渐受到规范和限制这也是文学制度自身的悖论。完善而合理的文学制度既可以为文学发展提供开阔的社会通道，也同时导致文学日趋僵化与死板。文学的制度化显然有很多弊端，如对文学审美本体的忽视而造成文学经典的缺失，文学制度与政治权力的难分难解也使文学丧失掉自身的独立性。制度如同库恩所说的“范式”一样，它常从自身的知识系统寻求力量的整合，排斥异己的和创造的知识的进入。文学走向社会，扩大影响，需要制度力量的支撑，这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制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规范和诱导文学的再生产，同时，那些与规范的文学制度不相符合的异端的、个人的文学也会被“去合法化”。在理论上，文学有了自己的制度形式可以合理地抵御社会政治的干预，反过来，社会政治也可以透过文学制度潜在地作用于文学创作，双方各自谋取到了最大的利益。文学在其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被制度所收编，同时，它又在反抗制度的过程中创造文学的活力和丰富。制度是一种约束和规范性的力量，是人的行为规则，有公共性（利益和标准）、秩序性和理性化，文学的精神和形式在其本质上是反规范的，它最大限度地追求着精神的自由和形式的个性。文学制度有理性化和工具主义的倾向，有文学与权力合谋的欲望。随着文学制度的建立，在其内部也逐步形成知识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常主宰文学的走向。文学制度还可能培养出制度的寄生者，保护制度受益者，而排斥制度之外的人，如沈从文所说的媒介的掮客，他们或“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或“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文学制度也会使文学写作成为职业，而不是事业，斤斤于功利，而忽略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关注读者的阅读趣味，轻视人生的博大和悲悯。 从现代到当代再次发生了文学制度的转型。当代中国对文学进行了重新定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构成的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重视文艺工作，不只是简单当成文艺现象来看待，而是当成整个思想战线、甚至整个革命战线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来看待的” 。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建设、文化制度建设、人民群众路线都是密切相关的，甚至是合二为一的，不允许文学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文学事业不能对党的整个事业闹独立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多年以来就是为了维护它而进行斗争的” 。文学与意识形态本来是拥有非常复杂的关系，文学以感性的力量介入并反抗社会现实，“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 。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一起建构了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还得到了文学制度的强大支持，从文学观念到语言形式，从作家创作、作品阐释到刊物传播、读者接受都被完全纳入到一个计划的文学制度之内，并成为文学制度的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文学首先拥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具的定位，“文艺是过渡时期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一种反映、一种工具”，“文艺工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战线” 。“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解决文化革命的任务”，“文学艺术是整个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影响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种用力工具” ，“文学本来就是革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向群众宣传。” 这里使用了“文化革命”、“文化战线”和精神生活的“工具”三个词汇来限定文学艺术的属性。于是，文学与其它社会主义文化形式一样成了一项事业，一种工作。文艺创作也被理解为是一种精神“劳动”，那么，对它的管理就如同其它劳动管理一样，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的任务是生产文艺作品这么一种与广大人民有密切关系的精神食粮，他们应当是有劳动纪律的。一个文艺创作机关，或一个文艺者一年两年没有产生作品，或产生的作品是不能用的，那他就是没有完成生产任务，按劳动纪律就是不允许的。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间，这种劳动观念和纪律观念是很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还没建立起来的。文艺的队伍，既然没有了战斗观念、劳动观念、纪律观念，就自然而然地涣散起来，失去了战斗目标和战斗力，失去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骨干，文艺也就不成为一条战线了。” 当然，这里显然忽略了文学劳动与其它劳动方式的差异。虽然说文学生产也是一种劳动形式，但它具有个人性、自由性、反思性和内倾性，不同于有组织的集约式的生产劳动。不但要对作家的创作活动实行体力劳动管理，而且对他们的思想灵魂也要实行思想改造和统一管理，“‘灵魂工程师’的灵魂要好，作家要有社会主义的灵魂，如果不管‘灵魂工程师’，他们就要乱搞了” 。最终目标是为了达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界限的最后消除，人人有文化，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 ，“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 。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目标，同时也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目的。 为了实行对文学的有效管理，在文学的创作、批评和传播之外，还设置了一个文学的领导阶层，他们追求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把文学完全纳入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上相信季摩菲耶夫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有足够的客观条件来发展以前从未向往过的文化、科学和艺术；因此，文学的主要性质，在社会主义文学中，便具有最完满最高度的面貌。” 但落实到文学的具体现实，他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1953年，冯雪峰有过这样的感叹：“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 。周扬在强调文学要教育人、影响人的同时，也说：“艺术总是要能感动人，打动人的心的”，“艺术作品的力量是回忆的力量，精神交流作用很大。如果不能交流，艺术创作就失败了。” “艺术，实际上就是记忆，托尔斯泰讲过：艺术，诗，就是一种记忆” 。当你看到这样的文字，你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学意识形态并非是铁板一块，文学制度也并不能完全约束个人的真实感受和私人记忆。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制度不仅是文学观念的社会学，而且还涉及到文学观念是如何与现实发生联系，如何在趋于一致的同时也会引发冲突和矛盾，并由此带来意义的遮蔽、掩饰和转移；文学制度极力把冲突、矛盾和缝隙转变为自然的、不变的、普遍的状态。洪子诚曾谈到了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文学体制的复杂性问题。它们构成了一个文学生产的网，使当代这种“一体化”文学生产得到了有效的保证。有时，它又是不可见的，没有规定，也没有机构，只靠成员之间的“默契”所达成的“协议”来实现。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规范体制，它的主要功能是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实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这种评断，又逐渐转化为作家和读者的自我评断、控制，而最终产生了敏感的、善于自我检查、自我审视，以切合文学规范的“主体”。 文学存在于一定的体制之下，可以说是人类文学艺术的普遍现象，但从人类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文学艺术在其本质上是反体制、非体制或者说是在体制之外的。“体制”或者说是制度，它是基于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的总和，有政治组织和政治规范、经济组织和经济规范，也有思想组织和思想规范。文学创作本身是个人化的行为，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属于人群中的自由追求者。但是，作家并不生活在世界的荒岛上，创作也不完全是个人化的日记和书信，而是一种带有社会公共性的行为，在个人独立的精神创造背后还必须受之于社会的规约。文学创造在其本质上是将自身的思想和生命力量对象化，它有两个指向：一是对象化，就是将内心的感受和思想外化、物化为具有公共性的语言符号，二是社会化，就是将语言符号转化为公共化的能够被流通、消费的产品。这样，文学的本质是自由、非功利的，但也有社会功利性和公共性，非制度化是艺术的内在本质，制度化也是文学的社会属性。 西方国家有它自己的文学制度，中国传统社会也有自己的文学规则，大赋和乐府就是带有鲜明体制性的文体。20世纪中国文学被完全体制化，延安文学是一个范例，在1949年以后得到了全面展开，文学写作包括其它写作方式都被纳入革命化、阶级化、政治化和组织化的体制管理，并以体制尺度为尺度和标准，文学成了政治体制运作中的一颗齿轮和螺丝钉。它的核心利益是政治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文学必须为意识形态的伟大性、合法性和正确性进行想象性书写和论证。 学术界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在时间上一直存有争议，无论是把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还是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起点，它都显现出文学知识观念和文学制度设计的不同，有一个文学知识和文学制度的重构问题。文学知识从开放、多元走向了封闭、单一，当代文学有了更多的规范和限制，现代中国以“人的文学”作为标志，当代文学则以“人民的文学”为旗帜。在文学被当代社会建构成为一套政治知识的过程中，文学的制度建设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它为文学预设了诸多的前提和条件，自然也就隐含着相当的差异了。当然，在变化的背后也有意义的承接，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显然承续了40年代延安文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构型以及20、30年代左翼文学的想象。就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40—70年代是一个有着相对稳定性和承续性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主要考察1949——1976年间文学制度下的文学生产。 显而易见，在任何一段历史时间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意义板块，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追求，在同一个时段内也会有意义的对立和差异，具有多种意义并存的可能性。由此，我们才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命题，试图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背景、政治意识形态、作家身份、文学政策、文学报刊、文学批评、文学斗争、文学会议等方面，从文学制度的运作及功能角度讨论文学与社会之间以及文学内部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当代文学尤其是在1949—1976年间的文学是在文学制度之中被建构起来的，文学制度成为了它最重要的生产机制和方式。 对于1949—1976年文学历史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历史阶段，也有三种基本研究思路。一是伴随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同时对它的认识和评价，如邵荃麟的《文学十年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1962年，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集体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等，1980年出版的全国高校通用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它们突出了当代文学的伟大成就，但又有着明显的社会历史和价值观念的局限。二是1976年以后，在“新时期文学”和西方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参照下，出现了对1949——1976年文学的反思和批判。8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重写文学史思潮，试图打通现代、当代和新时期文学的分割格局，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它们以文学的“现代性”和审美主义作为评价尺度，通过“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的区分策略，提出了“让文学回到自身”、“把文学还给审美”的主张，无形之中切断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联系，将文学的审美“形式”概念及其相关的知识体系作为了评判文学的唯一标准，也就有意识地遗忘或掩盖了1949—1976年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注意到文学制度问题。三是1999年共和国成立50周年以来，出版了一批有着新思路的研究著作，如杨匡汉、孟繁华的《共和国50年》（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和《问题与方法》（2002年），孟繁华、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年）等等，它们对当代文学史展开重新叙述，特别是对文学的规范与叛离、断裂与承续、当代文学与文化的领导权，当代文学媒介的研究等等，提出并讨论了当代文学中的体制问题。近年来的一些博士论文选题也对文学体制中的杂志媒介、文学批评有过独立讨论。总的说来，它们对文学制度的研究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或者囿于对文学制度概念的理解，而导致过于集中研究文学刊物、文学机构和作家身份问题，而对文学制度的动态过程和复杂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该书的优点是所取的视角非常好，对文学制度进行了细节描述，回到文学史现场。有些说法也有创见！
•   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系继其《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延伸而得。该书避开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注重作家、作品的模式，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勘查出版、评审、政治文化对当代文学的独特构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张立群
•   质量太差，错别字多的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