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绅士

出版时间：1991-07-01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张仲礼  页数：249  译者：李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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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目录为：导言，第一章19世纪中国绅士之构成和特征的考察，第二章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分析，第三章19世纪中国绅士的科举生涯，第四章对于19世纪中国绅士传记的数量分析。

用户评论 (总计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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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中，通过参阅大量的方志、士绅人物传记等资料，量化统计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绅士人数以及阶层内部不同集团人数的比例，分析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特征、职能，展现了其在近代社会中的流动、转型和消亡的过程，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性评价。“本书的主要成绩在于将零散杂乱的各种记载加以系统分类、整理，尽可能地进行数字化的的统计”（张桂华，108）。该研究类似定量的普查式研究，但因为资料均为历史文献，因此更像一本社会学框架下的历史著作。
  　　
  　　一． 对“绅士”的不同定义
  　　 “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持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管制一般只授给那些其教育背景业经考试证明的人。”
  　　 （《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绅士这个词指的是一个阶级的人，他们有一定的地位和一定的作用.....绅士是退休的官僚或者官僚的亲亲戚戚……这里所说的绅士阶级有时也叫作士大夫，'学者-官员'，虽然绅士阶级是和学者-官员群体密切的相联系的，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应该和后者有所区别。”
  　　 （费孝通《中国绅士》，2）
  　　“传统绅士的资格是有明确规定的，可能是士人，也可能是在职或退职的官僚。民国时期昆阳绅士地位的获得主要经由学校、行医、从军、从政、经商、婚姻关系等途径。学者、退休官僚和读书人虽与绅士阶层有关联，但绅士的核心是大地主，其次是富商。”
  　　 （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绅士身份的研究》，1）
  　　
  　　通过比较同一主题的三本中国作者的著作中对绅士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深市阶层丰富的社会角色，从中华帝国时期到民国时期绅士阶层的流变，以及三位作者各自的关注点。
  　　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一书中，将研究对象限定为“中国帝国后期的绅士”，其采用的材料“主要是19世纪的，部分是关于整个清朝的（张仲礼，6）”。 作者注重“功名”、“学衔”对绅士的意义，强调具备儒学体系的知识是绅士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参加科举考试是晋为绅士、获得官职的主要途径。此外，于是他将绅士再分为两类：上层绅士（举人，进士，正途贡生等学衔较高以及拥有官职的绅士）和下层绅士（监生，文武生员，例贡等地方绅士），后者占绅士中的大部分（张仲礼，7-8）。
  　　 周书引用的材料主要反映了1943年至1948年间士绅阶层的生活状况，他强调民国绅士更多的与财富和权势相关，绅士的核心是大地主，其次富商，可见民国士绅和帝国士绅无论在构成还是在文化背景上都有了较大的变化。民国时期的绅士主要指地主集团，然而在帝国主义时期绅士对社会的管理并不依赖于其对土地的占有，学衔、官衔本身就意味着政务管理权和社会事务参与权。“一个绅士即使没有土地也可以拥有很大的权力，而没有绅士身份的地主却无这样的权利。”（张仲礼，6）
  　　 张仲礼在其书中对绅士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界定，费孝通则对绅士下了更偏向社会人类学的定义，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进行了总体描述。他所说的“绅士与学者-官员之间的联系”是各个历史时期中中国绅士的共性，这在以上三本著作中都有体现。绅士们终生保持着学者的生活方式，为官从政或居乡为绅，保持与地方官员联系的途径。
  　　
  　　二．绅士—社会结构的定型力量
  　　“中国绅士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绅士们高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绅士乃是又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论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
  　　 （张仲礼，1）
  　　“绅士是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它所承担的许多重要职责包括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管理范围，从意识形态的引导到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以至于进入行政职责的范围。”
  　　 （张仲礼，5）
  　　 “皓首穷经和习八股文，使之充满绅士的头脑，以致几无时间来独立思考和读书。秦始皇控制儒生是禁止他们读经，但清政府控制他们是设法迫使他们读经，将他们的思想导入官方思想的渠道。
  　　 （张仲礼，201）
  　　“用于调整和控制绅士阶层人数的手段，是规定考试中试的名额，同时在利用对捐纳制度的操纵，平衡正途和异途绅士的数量，使政府能抑制绅士的势力”
  　　 （张仲礼，167）
  　　
  　　“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联合征税等许多业务。”
  　　 （张仲礼，215）
  　　
  　　纵观全书，关于绅士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等级结构中的功能的论述贯穿始终（作者只在第一章第七节和第四章提到绅士在乡土社会中的具体的、日常的职能）。深谙儒学，参加科举考试是“俊秀”（平民）晋为绅士、获得官位的主要途径。对于平民来说，科举考试是唯一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也是唯一进入社会管理层的途径，他们无力改变，唯有迎合。中举之后，为了坐稳官位，保持和同侪、政府官员的良性关系，绅士们有必要继续“充电”，保持儒家学者的生活方式。总之，从备考到绅士生涯的终结，绅士阶层一直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引领者。
  　　此外，中国绅士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例如，生员以上的绅士拥有推举俊秀的特权，廪生即享受俸禄和少捐田赋的特权，这些特权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事实，向后辈宣扬着“学而优则仕”道路的优越性。因此，绅士们既被社会秩序所塑造，又成为维护秩序的新的力量，这与福柯所说的“权利呈网络状分布，每个结点都再生权利（刘海龙，347）”异曲同工。社会中的绅权实质上是皇权的社会基础，自知而分散的绅权也降低了封建社会的管理成本。
  　　皇权通过控制生员的数量、出身和学习内容来控制读书人的素质，官方允许“异途”考生进入绅士阶层（捐例贡和监生），致使商业、财富的因素介入学界，为家族间代际相护、交换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等腐败现象留了空子，也使社会中政界和商界紧密结合。一旦享有共同利益，即使对某些社会规则感到不满，政、商、学界的精英层—绅士们都不会企图变革，而是联手维护既有的利益。
  　　 作者在最后一章讲到的绅士的日常职责，绅士在本地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官府和绅士相辅相成，官府的命令必须经过绅士的宣解，民众才会接受。另一方面，绅士是本地利益的代言人，将基层人民的需求向上传达。总之，（乡）绅是官与民的“中介”,他们承上启下，“在官府和社会这两种力量的跷跷板上游移，从而达到社会的平衡。”（李海滨，111）
  　　地方绅士的作用，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乡村领袖，使一盘散沙的乡村组织起来，有了防御、抵抗外界的能力。而今，随着传统社会的变化，新的社会已经没有了正直绅士的空间，取代他们的是“村长”的行政角色、“致富带头人”的经济角色。从前的绅士群体消失了，但没有新的更好的群体来做带动乡村发展的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太平天国后期乡绅阶层的变化与封建等级秩序的衰落
  　　“人们或许会推测到是否社会中商人的影响终于大大扩张，一般人不再视科举致仕为唯一的前程。这种变化无疑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手段”
  　　 （张仲礼，90）
  　　“异途绅士的比例上升，并有力地渗透到上层绅士集团中去。即使是正途绅士，也不像从前那样尊重科举制度了。这种变化也影响了绅士在社会中的传统作用于地位。绅士构成的变化，不仅侵蚀了政府，也导致原由这个阶层同志的社会的分崩离析。”
  　　 （张仲礼，139）
  　　
  　　生员学额自清初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然而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政府为筹军饷，削价以求增加捐纳，结果异途绅士的人数迅速增加，从19世纪上半叶至下半叶，异途绅士的数量增加了50%（张仲礼，138）；捐监生做为最主要的进入绅士阶层的异途，以安徽为例，太平天国后整个安徽捐监生的人数可能是太平天国钱的一倍（张仲礼，108）。并且上层绅士内部正途绅士和异途绅士的比例也变动了，异途出身的绅士有力地渗入到上层绅士集团去。这一变化的影响是，第一，参加科举考试不再是获得功名的唯一途径，温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降低，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的思想控制放松。第二，经商者的地位提高，以知识分子为管理者的封建等级秩序遭到冲击。第三，绅士的成分复杂，异途绅士不总以关注地方公益事务为己任，绅士阶层做为社会矛盾缓冲器的功能在减弱。太平天国时期增加学额的举措，降低了科举制度、儒家思想在维持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作用，进一步加速了的封建制度的没落。
  　　
  　　四．儒学对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影响
  　　“在韦伯看来，基督教伦理适合于那种建立在个人热情基础上的社会，由此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西方相比，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学观念并不能促进这样的发展。”
  　　 （张仲礼，2）
  　　“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学校教育只是一个'很短的时期’，但是在东亚就不同了......用韦伯的话说，：'中国的官吏是，或更确切地说，一开始就类似于我们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种以古代语言遗物来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和考试的士......这一阶层由于它习惯于在古人之后亦步亦趋，这一决定了中国的整个命运......' ”
  　　 （张仲礼，3）
  　　“考生之成功在于知晓严格的格式、规定、韵律和措辞方式来作文，并且辞赋需华丽，卷面需整洁。这种教育如何使人获得有关政府事务的实际知识，是难以想象的。”
  　　 （张仲礼，181）
  　　
  　　许多学者曾探讨儒家思想与宗教的相似性—它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像其他所有的宗教那样有着自己森严的等级制度，其等级制度也正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社会制度。（宋志明，1）
  　　儒家思想是如何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的呢？首先，儒家思想强调等级秩序，每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不同，各自的身份也有差别。所谓“人伦”，就是按照一定的高低序列形成的人际关系。因为儒家兴起的时代是家族社会时代，当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故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另外，由家庭关系还可扩展出朋友、君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的交织便构成了儒家的集体（李建，3）。儒家思想在中国作为正统意识形态长达千年，导致国人对人际间不平等权力关系高度的忍耐力。
  　　其次，儒家思想中“三思而后行”“君子谨言慎行”（孔子）、“立修齐志，读圣贤书，静神养气”（朱熹）的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喜静”的行为价值观，中国人常通过冥想（meditation）来找到解决办法，且做事并不讲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的点滴努力为将来的成功作准备，中国慢文化由此形成（萨摩瓦，156）。
  　　此外，从十四世纪下半叶起，明清两代朝廷将宋代形成的定为官学，科举考试只设一门进士，制度为八股取仕，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朱程理学。由此，对古代儒学经典的机械重复代替了对当下问题的反思和对科技进步的关照，这一选拔人才的制度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刻板的八股文过于看重辞藻等空洞的形式，科举制度是为选拔人才这一思想基础被忽略了，知识分子阶层也不能再为社会贡献积极力量。
  　　总之，贯穿封建时代的儒学思想，导致中国集体主义的慢文化的形成，相对西方个人主义的快文化，中国文化更倾向于培养保守、顺从、尊重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国民，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禁锢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和经济萌芽的发展。此外，科举制度禁锢读书人的思想，使最应该对社会保持反省和自觉心理的群体变得麻木，选拔出的人已经不能担任推动社会建设的责任。
  　　
  　　五．历史照进现实
  　　“对于这一社会阶层，韦伯说道：'儒学就是享有俸禄者的等级观念，是那些具有世俗理性主义的受过文化教育的人的等级观念。如果与个人不属于这个文化层，他就不能指望厕身其间。这一阶层的儒教等级观念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决定，远过于这一阶层本身。'”
  　　 （张仲礼，3）
  　　 “一个知识分子集团支配社会的传统限制了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一旦官僚制度充份建立起来，在那样的社会结构中要破坏它将是极为困难的。”
  　　 （张仲礼，10）
  　　 “实际上绅士阶层的统治地位给它的成员提供了许多取得经济利益和其他好处的机会（除当官、教书的收入），这些所得远远超过了他们正常的特权。”
  　　 （张仲礼，48）
  　　“乡试对高官显贵的子弟也给与特殊恩惠…..那些显宦的子弟不仅可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去取得举人的学衔，而且在会试中，显宦们也可施加影响和压力，毕竟考官是他们的同僚。”
  　　 （张仲礼，88）
  　　“由于正途和异途的绅士人数猛增，19世纪末绅士本身及其家庭成员的总人数增加至700万以上，在总人口中绅士及其家庭成员所占的比例从1.2%增加至1.9%，对平民百姓来说，原先已经沉重的负担由此又加重了。” （张仲礼，138）
  　　
  　　近年来，大学生对报考公务员趋之若鹜，文据报载，2010年逾135万人报考国家公务员并通过资格审核，创历史新高，录取比例为1.44%，最热门的职位竞争比例为位4224：1，而报考待遇好、岗位多的海关和国税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2%。为什么大学生如此青睐公务员职业呢？无非是为其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所吸引。大部分公务员担任着行政职责，社会其他群体-----工、农、商都免不了要与公职部门打交道，“为人民服务的”的话语导致“我与人民”的分化，形成公职人员“人民依靠我办事”的、俯视的心理。百姓在公职部分办理事务的过程中，遭遇公职人员不耐烦、“拿一把”、嫌麻烦的傲慢态度，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张仲礼先生认为，“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张仲礼，215），进官府能带来“声望“，也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社会地位，可见对“吃皇粮”“谋公职”的向往，印在中国的集体文化里。在清代，一般绅士可与地方官平起平坐，也只有绅士才能参加祭祀、庙会、庆典等礼仪性活动，在当下，除了有机会出席政务会议，中下级公务员即使没有具体的政治特权，也因为享有出入权力机关的便利和接政府近官员的机会而成为跃于工、农、商之上的阶层。
  　　当然，最吸引大学生的还是公务员的高经济收益。公务员普遍待遇较高，收入稳定，年终福利高，外出考察、“学习”、发购物卡、电影券等零碎的“福利”也少不了。然而，公务员与绅士一样，从事诸多社会组织和服务事务，但没有一项是直接生产性的；公务员靠纳税人养，用经济学名次说，公务员只是财富转移群体，而非财富生产群体。当然，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依靠某一社会管理层组织，但过分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和超过本职工作强度的高薪、有名无实的出外“学习”的开销，无疑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
  　　考生为应对公务员考试的公共科目——申论，在准备过程中熟读《理论热点面对面》《人民日报》及党的重要文献是必须的，写得又红又专是必要的。想跳过接受马列主义的熏染这一步而考取公职，门也没有。此外，相当一部分的公务员职位报考条件是身为党员，学历本科以上，而政治课的学习贯穿初中到研究生，换句话说，接受党的指导思想是跃身公务员的必要条件。试想，即使政府有些做法，某公职人员并不赞同，但为了不把来之不易的稳定工作弄丢，他会公开发出反对的声音么？公务员报考者在追逐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同时，接受主导的文化资本的影响，也反过来助其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只有接受接受主导思想才有稳定公职“的认识，已经在青年人中蔓延，使既有权利结构再生。在当下，“公务员热”对社会的影响，与韦伯所说的在中国帝国时期“绅士阶层的儒教等级观念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决定，远过于这一阶层本身”本质上无异，正所谓“一些被压迫者的梦想是成为压迫者，而不是砸断锁链。”
  　　
  　　六．关于研究方法
  　　本书对历史文献进行分析，尽可能地将零散杂乱的各种记载加以系统分类，进行量化的统计整理，其对我的启示是，首先，研究者在林林总总的历史文献中选取哪些数据，研究哪些变量，都要以研究课题和目的为指导，以保证研究的效度。其次，要提高对文献的甄别能力，考虑编篡者有可能忽视的问题，对数据有局限性进行反思①。最后，对缺失的数据进行合理推断，这种推断既建立在对其他历史文献细心考证的基础上，又需要决断力，这有待于研究者能力的培养和经验的积累。
  　　
  　　
  　　
  　　
  　　
  　　①本书中，作者多次对史料的信度进行评估，有些进行了加权处理，例如在216页，“我们发现，上层绅士中不活跃者的百分比（41%）要高于下层绅士（19%），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不活跃的下层绅士与同样的上层绅士相比，更可能为编纂者忽视。”
  　　
  　　参考文献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1日，第1版
  　　
  　　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绅士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
  　　
  　　萨摩瓦LA., 波特RE.，跨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李海滨，近20年来中国甚是研究述论，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6月，Vol.23 No.4
  　　
  　　宋志明，论儒学和宗教的异同，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2007年2月20日
  　　
  　　李建，中国文化精神之探寻——现代新儒家论儒学与宗教，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3月25日
  　　
  　　张桂华，一个阶层的历史命运，博览群书，2006年9月，
  　　
  　　
•   　　1.绅
  　　 字面含义是一种腰带、饰带，以后演变成为指有较高学历的人或指官吏，他们是这种腰带或饰带的佩戴者。
  　　 “绅”见于《论语》卷十：“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论语》卷十五：“子张问行。子曰……子张书诸绅。”
  　　 在《辞源》中，绅指有较高功名或官职的人。
  　　2.士
  　　 “士”指学生或学者。《论语》卷四：“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卷八：“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钦定学政全书》：“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
  　　3.衿
  　　 字面意思是一种袍子的领子，到传统社会晚期，“衿”作为“士”的同义词，以使士区别于其他人。
  　　 《钦定学政全书》：“士子，倚恃青衿，抗欠国课。”
  　　
  　　 “绅士”和“绅衿”常常合为一词，以使整个受过教育的上层集团区别于其他人。官吏则有时称为“士大夫”，《辞源》定义士大夫为居官有职位之人。《辞海》“绅衿”条：“居乡之士大夫，统称曰绅衿。”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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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初，27岁的张仲礼前往美国西雅图，进入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赴美之前，他已经在上海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他回忆到，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家里对读书还是非常重视。”尽管他一直都需要通过半工半读来支付学费，但幸运的是，他所就读的学校都是名校，中学是著名的育才中学，大学则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圣约翰大学，“在圣约翰，除了国文课外，教师都是用英文来授课的。”
  　　
  　　进入华盛顿大学经济系，使张仲礼一开始就站到比较高的学术研究起点上。“当时，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美国研究亚洲和中国的两个中心，也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两者不分上下。”两所学校都从中国民间和官方搜集了大量资料，“一些资料甚至是从战乱的中国民间地摊上搜集得来的”。他选定“中国绅士”作为自己的术业专攻，就与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当时有丰富的资料储备有关。“当时图书馆里大量的清政府官方文献、19世纪重要官员的文集和奏稿，以及地方志、宗谱家谱族谱等资料，还没有什么人整理分析。”张仲礼如获至宝，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埋头钻研。1953年，他获得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是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二战后培养的第一位博士。
  　　
  　　华盛顿大学的那些师长，也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谈及自己当年的研究生导师弗兰兹·迈克尔教授时，张仲礼仍旧不无动情：“迈克尔教授发现我能坐下来追求学术创新，不仅非常看重我，还给我提供了许多机会。他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来，要认真、严谨，还要对国情、世情、史情都能了解。这也成为我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1955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在征询多位专家意见后，正式出版了张仲礼的学术处女作《中国绅士》。这部开山之作一举奠定了张仲礼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其学术影响力，在50年后的今天依然不可逾越。
  　　
  　　这是一部从特定的社会阶层入手，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加以科学实证分析的学术着作。它把19世纪的中国绅士阶层分为上、下两个集团，上层由学衔较高及拥有官职的绅士组成，下层则是由那些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和一些地位较低的人组成。张仲礼认为：中国绅士是一个以科举制度为政治背景，以捐纳制度为辅助形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资格由政府控制的铨选制度决定，这一制度有复杂的品级和学衔等级，这使得他们成为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的特权由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承认。而19世纪中国科举制度的崩溃，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是中华帝国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
  　　
  　　在此之前，关于中国的书一般都源于传教士的见闻记录；《中国绅士》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当时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空白。弗兰兹·迈克尔在该书的导言中评价道：“这些研究为19世纪中国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纲。”后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着作。”《美国历史评论》更是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着作”。
  　　
  　　许多年来，《中国绅士》一直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参考着作。张仲礼回忆道：1979年，一批来华访问的美国明清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来上海访问，尽管他本人也参与了接待工作，但是美国学者仍然向接待人员打听《中国绅士》作者当时的下落；当他被介绍给美国学者时，这些学者发出了“都读过你的书”的由衷感叹。
  　　
  　　在学术界一举成名，使张仲礼很快当上了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也正是凭借《中国绅士》一书，他获得了1952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这一奖项，意味着他有了美国的国家级学者身份，意味着他此后可以更加方便地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了。“之后，我就可以被允许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看资料，接触面就更广了。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的专家阅览室一呆就是3个月，查阅到了大量资料。此外，我可以接触到更多研究相关问题的专家。当时，我试图获得19世纪80年代中国GDP的有关数据，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一问题，于是我设法联系到研究国民经济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他得知我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的获得者后，给我回复说，你来吧。谈了整整一天。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机会，使我掌握了很多资料，可以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了。”
  　　
  　　19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有关方面与留学海外的自然科学家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国内的欧美同学家属联谊会通过张仲礼的父亲和妻弟，也同他进行了联系，表达了希望他回国工作的愿望。
  　　
  　　1983年6月，张仲礼在查阅资料
  　　华盛顿大学不想放走这样一位崭露头角的希望之星，它们的远东研究所和经济所都试图竭力劝说他留下来。在他们看来，张仲礼人才难得，是大有希望的亚洲研究学者。毕竟，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四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中国绅士》、《太平天国史》、《19世纪中国重要官员的奏稿提要》、《中国绅士的收入》，都出自张仲礼之手。
  　　
  　　当时的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也的确具备了非常好的研究条件，它在1946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第一笔50万美元基金，专门用以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1950年又得到福特基金会提供的50万美元，用于日本和中国问题研究。
  　　
  　　尽管如此，张仲礼依然归心似箭。他说，自己早年在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时，就已经立下了报国之志。虽然育才中学和圣约翰大学都是洋人办的学校，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样高涨。中学毕业时，他曾给一位同学留下了报效祖国的勉励之词，被那位同学珍藏至今。现在，是选择回去的时候了：“我虽然因为学者身份持有美国绿卡，但始终没有入籍美国，我在美国的薪金拿到1958年11月底，也一直干到11月份……”他完成了在美国的全部工作，毅然放弃了终身教授的职位，卖掉刚刚分期付款购买的房子，只用了三天时间整理行装，就和夫人带着三个孩子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路。
  　　
  　　张仲礼是1958年12月回到上海的，当时他在美国的同事、朋友疑惑不解，甚至连那些移民官也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登机的前一刻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美国移民官将他们夫妇分开征询是否真的“自愿”回国，只要一方承认“不自愿”，就不放人。
  　　
  　　1958年12月回国后，张仲礼就加入了刚成立仅三个月的上海社科院，他从经济所研究员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副院长、院长。张仲礼在社科院里首倡“跨所结合”的团队研究方式。在他看来，“做研究就是要有团队精神”。上世纪80年代从事“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张仲礼牵头点将，把经济所和历史所的“十八罗汉”团聚在一起，综合研究了上海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成果全面完整，被业内一致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单个城市研究的代表作。
  　　
•   　　传统社会的变化，一些人随着也消失了，新的社会没有他们的空间，或者他们都改了行，换了身份。这里说的乡村领袖，是明清时代中国传统社会的绅士，不是绅士风度之绅士，跟英国绅士也不是一回事，也不包括不是绅士身份的耆老、宗族长。为什么想起来这个话题，因为觉得今天的乡村社会似乎没有了一点力量！难免想到过去的绅士群体，不是要歌颂，事实上一百年来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一个能代替他们的群体，维护地方利益，建设地方公益事业。乡村的确是一盘散沙，没有“ 头人”，对外界的力量没有抵抗、防御的能力。这个头人不是村支书，也不是村长，他们不是头人，他们是政府权力的末端。不是恶霸，恶霸倒是还存在。不是媒体推出的“致富带头人”，也不是没有附属属性的“地方精英”。用乡村领袖这个身份，我是把传统乡土社会的绅士看作了乡村的领袖。
  　　
  　　绅士阶层是由解甲归田的乡绅和取得最基本功名的学生组成的群体。作过朝廷的官，回乡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县官不敢得罪他。穷秀才，在以前也属于绅士阶层，他们可以与县官对话，有发言权。有钱的商人，有地的地主，没有功名，不但做不了官，还没有发言权，单凭钱、地不能当绅士。绅士阶层是与皇权统治阶级一体还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民国时期就展开过争论，他们的身份的归属，涉及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皇权完全说了算的专制社会，地方社会有没有自治空间，有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皇权与绅权》这本书，汇编了当时各方争论的一些文章，费孝通先生一方的观点认为绅权是反对皇权的地方力量，吴晗先生一方认为绅士属于统治阶级，不可能做人民代表。那么谁才能做人民的代表呢？快一百年了，现在我们的村民选举制度还在完善阶段，这难免让人略微的有所失望。
  　　
  　　民国以前，官方权力只到县一级，县城以外的乡土社会没有官方系统的人驻扎，这是公认的。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由担任村长、族长的绅士来管理，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皇帝更换，但是乡村还是那样。清朝皇帝在城里搞文字狱，颁发到乡村的圣谕还是抄袭明朝皇帝的圣谕，明朝又不能改宋朝的地方政策，宋朝的王安石要变法，最终失败。蒋介石学王安石，推行新保甲，也是归于失败。在管理上，传统乡土社会是自治社会，没有被官方行政力量完全征服，虽然皇权也不断尝试把每一户村民都抓在自己手里，但是皇权时代不能完成。这与交通的不发达有关，到了1920年代，政权具备了延伸到乡村的能力，新保甲制度的推行，把乡土社会里正直的绅士赶下台，取而代之是政权的代理人“保长”，这时候也是乡土中国完全破产的时候，没有了自治、自救、自助的能力。
  　　
  　　正直的有身份名望的绅士不愿意做县官的狗腿子，他们的退出，给了恶霸、游手好闲的人代理官方权力的机会。这种情况，我们在今天的一些农村也能看到，村庄里真正有能耐的人自己经商、办工厂，也不参与村长选举，不愿意招惹是非。官方权力的代办人，才是地方利益真正的对立面，他们获得参与盘剥村庄利益的机会，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官方权力虽然有时候也想在地方做好事，稳固自己的基础，但是它永远找不到它的“高素质人才”代理人，这是这种制度决定的，一个 “高素质人才”必然不肯充当官方权力的狗腿子。这种情况下，即使官方权力想治理好基层，因为它没有真正能帮它做好事的人，只有能帮它做坏事的人，它巩固基础的计划也不能实现，它的基础只能在狗腿子手里逐渐崩溃。
  　　
  　　乡村社会没有正直绅士群体的作用，任何外界的力量都不能在这里做好事情。梁漱溟先生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他说我们开展运动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就是我们在动，村民不动。今天在乡村开展项目的社区发展组织，仍然面临这个难题。这就是乡村社会没有自己的“乡村领袖”。从前的绅士群体消失了，但没有新的更好的一个群体来做带动乡村发展的事，外界推动，村民不动。
  　　
  　　从前的绅士群体可以做哪些事情？修路架桥开渡口，扶贫恤孤赈灾救人，建学校甚至开设书院，还有比较完备的社仓自助自救体系。土地集中在土豪地主手里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土地属于族田。政府不管地方，地方能够团结互助的单位就是家族，中国的农村并不是一团散沙。一个人万一违反了族规，被开除出去，走投无路，还有一个救助的地方，就是寺庙。寺庙的财产从哪里来，主要还是地方绅士的捐献。在乡土社会没有破产之前，官方权力没有延伸到村庄之前，乡土中国是一个发育比较成熟的自治系统。
  　　
  　　在维持村庄发展的同时，绅士还有担任保护村庄利益的责任，维护风俗的责任。风俗的维护，依靠族长的威权。保护村庄利益，依靠自己的绅士身份。与官方谈判，依靠自己在官场、科场建立的关系，私下解决。这种行为到底是维护地方的公共利益，还是与官府勾结私占地方利益，应该说这两种情况都有。但是一个秀才领着村民砸烂县官的轿子，把他赶走，不经省级学政，县官又不敢把他抓起来，这种情况，今天的秀才，即使是一个博士，恐怕不敢这样有恃无恐，他也没有什么依恃。
  　　
  　　以前的秀才，差不多就是今天的高中生吧，高考落榜青年，回到家乡，他能算“士”吗？换成一个今天的大学生，他被赋予与县长据理力争的平等地位吗？ 回答是可以的，太可以了。这样的问题就错了，不止平等，县长还是是人民公仆，知县是人民父母官，时代已经大大的进步鸟。
  　　
  　　乡村要发展好，还是要靠乡村内部自己人的努力，很多人都认同这一点，但是当代的乡村领袖怎么产生？公益组织在农村开展项目，需要“乡村领袖”的协助才能做好工作，也说明了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自己内部认可的“乡村领袖”的带领。今天来说，一个高考落榜青年有成为当代乡村领袖的潜力，只要他有能力，被认可，能够严格执行村民选举，他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今天的农村没有绅士，绅士也不会在农村，当过官的不再归去来兮、叶落归根，大学生们也不会在农村呆着。绅士群体的消失，现在当过官的“绅”即使不回乡，他对本乡的事情还有些影响作用。“士”群体则已经完全沦落了，就算是大学生、研究生，要维护权利，哪个单位把你当回事。只有出现负面的、或者做样子的新闻，媒体才喜欢冠以大学生之称引起轰动，这也可以看成是传统的余温，只是这种温度握在手里，多么可悲。
  　　
  　　PS:
  　　我含糊不清提到的一些资料，实出自以下几本书：
  　　民国丛书影印汇编3-14《乡土重建》《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皇权与绅权》中胡庆钧先生的三篇文章，我特别认同，当然肯定有人不认同，这三篇文章不是通过理论工具写出来的，我看来却觉得把问题写的很清楚，也许是因为我看不懂更高深的吧。
  　　韦伯《儒教与道教》（简中文版）
  　　张仲礼《中国绅士》（简中文版），资料丰富，不持立场。我上面说的“绅士”也是指明清时代的绅士。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简中文版）。末章“绅士与地方行政”有些话，我觉得矛盾，有些不能理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新版）
  　　牛铭实《中国历代乡约》
  　　
  　　粗枝大叶写出来是为了请大家帮助纠正认识。
•   　　这本书分析了所谓的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的构成及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其中，关于学额的讨论值得关注：清朝的学额制非常像现在这样，“学额与应试人数之间，或者学额与地区人口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比例”（p. 74）；又，朝廷对客家人、棚民和少数民族有特殊学额。自太平天国之后，咸丰三年规定，捐饷可以增加地方的学额，又规定地方上增加的永广学额不能超过十个。太平天国之后，正途的生员人数增加了23%。而监生的捐纳在太平天国之后也大大增加了，因为为了筹集军饷，朝廷将空白的监生名额发给地方，估计可能增加了30%[捐纳制度在1800年之后才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这造成了上层绅士中正途和异途绅士的比例变动，异途占了一半。
  　　
  　　又，其第四章有对绅士传记的定量分析，但是很superficial，值得注意的是p.229有Economic Mobility table，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不过需要考虑truncated data的问题。
  　　
•   爱国之心堪比钱学森啊，可名气怎么就差这么多呢，可见文史与自然科学在国内地位之差别，当然，张先生是不在乎所谓名气的。
•   上海人往往被人看不起,看看上海社科院的这批书,还是要感慨一下的.
•   写的太扎实了，大众不易流通，又不是实用科目，热灶头冷板凳啊。。。
•   好书！为什么没去中国社科院~
•   文革期間是什麽境遇呢？大概當時他跟他的小夥伴都驚呆了吧
•   非常的帮
•   好文章，深入浅出，
•   士子精神的沦落确是让人伤心落泪的事情
  过去那些乡村领袖之所以能大批出现 也是因为尊才重道的环境 他们身边至少有一群尊重他们 并且有些抱负和正义感的纯朴小团体
  当今高素质人才本来就少 有改造社会及乡村使命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为数不多的一群人都在靠自己的理想坚持 但是少人理解少人扶持 可悲的是 因此影响了生计哪怕是家人也会埋怨
  那些仍在厄境下猛烈生长的人们是多么令人心生敬意
  士不仅缺乏伯乐 缺乏尊重 也缺乏判断他们的标准
  这个娱乐至死的浮躁年代里 有多少人追求"士"的精神 又有多少人懂得"士"的高义?
  在不敬重德行 智慧 责任的社会环境下 士怎能不沦落
•   我去过一些历来注重读书的老村庄，他们那里还保存了一些乡土礼法（不知怎样表达那种“土规矩”）
  当有人犯了规矩，比如不孝敬父母、不守妇道。就会在宗祠、村头，由见过世面的有声望的长辈和各家主事的长辈来规劝，屡教不改者便受到惩罚。即类似于宗族的家法。
  那一套礼法是儒家传统在乡土社会的表现。
  如上文所说穷秀才可以和县官辩理。和过去读书人受到尊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有关。当知识下放到普罗大众，那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必然瓦解。固然，这是社会变迁不可避免的。但是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急功近利的诉求等等，是乡土礼崩乐坏的病源，反过来影响知识分子本该有的地位。
  个见。
•   其实现在回乡做“县”级官的人还是很有这种意识的，这种所谓“士”的精神，我相信它还深深地埋在中国人的心中，只不过越来越多的选择让学子们再也不愿回乡……
•   谢谢，留着看
•   痛心疾首
•   受启发了，跟着你步伐也去看看~“乡村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