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  作者：陈振濂 编  页数：735  

前言

　　陈振濂　　《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洋洋八十万言，现在终于杀青了，看完全稿，心中感慨万千。　　100年西泠印社，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篆刻专门史，又是一部同样宏伟的社会文化史。早在1999年，即有出版社希望我能承担撰写“西泠印社史”的任务。再往前推，则在80年代末，有一位到浙江美术学院留学的奥地利学生，还曾以《西泠印社史研究》为题撰写了她的博士论文。当时她的指导教师，是沙孟海社长。而沙老太忙，叫她来找我——大约是因为我对西泠印社史研究有过一些粗浅的成果吧？——相处的一段时间，在指导论文、回答质疑的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对以往的几篇论文的专题进行了更全面、更整体的反省与框架性调整。记得当时她的学位论文完成之后，因为是德语，我还想找人译出来以为我们参考，但终因事忙而搁置起来。这部上下册的德语版的《西冷印社史研究》，就一直束之高阁，未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厂　　是，在1999年的出版社约稿之后，我很冷静地考虑了一下现实可行性：在资料还有较大的缺陷、还未有经过理性的梳理与定位之吋，茫茫然地写一部《西泠印社史》，除非把它写成一部常识介绍的册子，若沦其学术性，是基本上缺乏保障的。而介绍人物与作品或还有景点，把书写成“点鬼簿”“名人录”“英雄谱”式的，却又与我的史学观格格不入。撰稿，也就这样在一再的踌躇与犹豫中被耽搁下来。　　百年社庆是一个契机。从2002年开始，西冷印社已经把迎接百年庆典当作主要工作来对待。作为社员，作为已经有过一定学术积累、对社史研究已有20年投入的我，自然而然即想到了这个资料整理的问题。其时我正担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帐下”博士、硕士、博士后已有十余人。学生们希望介入学术；而西冷印社史研究也需要一些高质量的学术人才，双方一拍即合，即有了一个新的构想：利用我们研究所在艺术文献学与艺术美学方面的积累，为西泠印社史进行史料上的全面收集与整理。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先作《长编》之例，我指导博、硕士做论文，也必是先从做年表开始。于是，西泠印社百年史的“资料长编”，便成为研究所师生一致认定的一个重要学术目标。　　说到最初开始酝酿的时间，应该是在一年半之前的2001年底到2002年初。其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画笔墨问题大讨论研究”、“当代书法创作流派研究”两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即想选择书法、中国画以外的篆刻。选择西冷印社百年史作为课题，本来即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构想。2002年春，大约是从1月到2月之间，我专门花了三个半天，把西泠印社一百年分为十个阶段进行讲解与授课，俾使学生们对西泠印社发展有一个脉络式的了解。其后，研究所又拟出了一份授课名单，请在杭的印社前辈与骨干们分专题来大学授课或赴他们府上听课。这一安排的意义是在于：先让学生们对西泠印社的基本情况作一知识性了解、找到入门的途径，为其后的研究打好基础。现在看来，这样的举措是完全必要的。　　正式启动是从2002年8月开始，对于整部书的框架、体例的构思，以及其间的“出目”“系史”“文献引征”“存目与附录”各种史料处理规范，都在博士后教室被反复讨论修改。　　……

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西泠印社百年史，将其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由分论和史料汇编两部分组成，分论概述主要事件，并适当加以评论。史料汇编分为社史资料和相关背景资料两部分。      社史资料的确定和排序根据以下原则：1、关于事件，首列印社重要事件，其次是关涉社员之间交往或社员与其他重要历史人物交往者，再次是有关社员上人而较为重要者。2、关于入编人选，综合考虑三个因素：①贡献与作用，以社长、理事、社员为序；②年资、以资深、年长社员为先，年轻社员居次；③学术成就和影响。    关于社史资料的撰写：条目下，有系史、文献资料引征和附录三部分。1、系史有直接引自新闻报道和回忆文章的，也有经过编者整理改写的，凡直接引用的皆注明资料出处。2、文献资料引征是指引用原始文献，如《西泠印社志稿》、《西泠印社小志》、印谱序跋之类，亦注明出处。3、附录包括社员和非社员的小传。社员小传原则上出在卒年，但对于个别重要人物如印社创始人、社长等，于某些印社大事后有重复出传的，目的是便于读者了解该事该人；非社员与社史、重要社员关系密切的，亦选择一部分出传。但并非每个条目都兼有以上三部分，根据需要和资料的收集情况会有所不同。    社史资料的详略处理：由于本书是关于西泠印社百年史的第一部分资料汇编，应以资料的充实和丰富为首要任务，因此，在重要条目下，多条资料、多处来源，不避繁复，以尽可能多角度、深层次地反映史实。次重要条目下，以一条资料为主，兼收相关资料。简略条目，不系史，不引征。部分与社史相关、较为重要的事件，因种种原因、目前找不到更多资料的，只能暂列存目，以待日后补充。    关于相关背景资料：主要涉及特定社会时代背景、其他印学团体或文艺社团、其他印人的印谱和印学著述、金石考古和文物出土等。2、一般只存目，个别附以简略的文献资料。    关于按语：1、对于同一事件，不同文献资料的记载如有出入，在按语中加以说明，或对明显有误的作一辨正，但不对事件本身作评论。2、按语中引录了一部分社员的口述材料和校审意见，鉴于这些材料尚未被甄别，不宜置于系史和文献资料引征中，但有助于保存和丰富史料，暂于按语中出之。

书籍目录

导论1904-1933年的西泠印社  分论  史事1933-1949年的西泠印社  分论  史事1949-1979年的西泠印社  分论  史事1979-2003年的西泠印社  分论  史事主要参考文献附录1904-2003年西泠印社组织机构一览1949-2003年西泠印社藏品捐赠清单1949-2003年西泠印社社员名录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此十年中，创始人筚路蓝缕、辛苦经营。社中大事有：  “创社四君子”创议、呈文之过程；印社十周年纪念(亦为正式的印社成立大会)。    1904年夏，叶铭、丁仁、吴潮、王提相聚人倚楼，有创设印社之议，后来吴隐从上海响应加入，西泠印社正式创立。约此年，吴隐在上海成立“西冷印社”书肆，“为竹松堂吴氏(吴隐)独资营业之书肆，名虽同而性质实异”。    1905年印社同人呈文官府，终得获准在“蒋公祠右、竹阁之北，拓地数亩，筑屋四舍”。同年，仰贤亭建成。1910年，造石圆桌；1911年，扩小盘谷、得印泉；1912年，建石交亭、山川雨露图书室、斯文寞、宝印山房，有“壬子题名刻石”；1913年，浚印泉。这些准备工作为印社的活动争取了合法的权益，基础设施则保证印社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这都为印社后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十年中，辑集印谱甚多，有《西泠八家印选》、《泉唐丁氏八家印谱》、《铁花盍印集》、《杭郡印辑》、《钱胡两家印辑》、《宾虹藏印》、《逸园印辑》、《晚翠亭藏印》、《楼村印稿》、《印储》、《悲盍印存》等。当时印社并有出版事务，大都由吴隐在上海办理，先后编辑出版了《吴让之印存》、《二金蝶堂印存》、《福盒藏印》、《求是斋印存》、《补罗迦室印谱》、《逐盍集古印存》、《逐盒秦汉古铜印谱》、《逐盍古泉存》、《十六金符斋印存》、《杨啸村印集》、《铁庐印谱》、《逐盍秦汉印选》、《蒋山堂印谱》、《秋景盍印谱》、《蒙泉外史印谱》、《杨龙石印谱》、《吴苍石印谱》《浙西四家印谱》、《养自然斋印存》、《种榆仙馆印谱》、《鸳湖四山印集》、《龙泓山人印谱》、《金榀山人印存》、《印汇》、《缶庐印存》初集、二集等。印学书籍有：《广印人传》、《续印人传》、《再续印人小传》、《篆法约言》等。印谱和印学书籍的整理出版，为印社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印社文献整理方面，有河井仙郎(日本社员)于1906年、鲁坚于1912年、胡宗成于1913年撰写《西泠印社记》；1906年，陈豪绘成《西泠印社图》。    辛亥革命爆发，印社成员底奇峰参加上海制造局之战，“与诸党人执枪前驱，慷慨杀敌，有烈士之风”，后任孙中山秘书、南京总统府印铸局长，曾为西泠印社的早期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到1913年，印社规模基本完成，隆重召开第一次社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不仅确立了社名，制订了社约，还宣布了印社的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推举吴昌硕为首任社长。此会之前，曾由中日双方共同举办“兰亭纪念会”，这可视为印社成立大会的序曲，也是西泠印社以集体形象对外交流的开始。    此十年中，印社得到快速发展。社中大事有：浙江诸君募赎汉三老碑；“创社四君子”之一吴隐去世；二十周年纪念。    印社成立之后，基础建设突飞猛进：1914年，印社立二十八印入画像石、重建四照阁、募建隐闲楼（楼次年建成）；1915年，建剔藓亭、逐蓋、味印亭、得潜泉；1918年，凿印藏、得石奕坪、勒岁青岩、建临湖石坊；1919年建还朴精庐、鉴亭、释迦佛像；1920年建观乐楼；1921年有辛酉题名刻石、得闲泉、建缶龛、造丁敬身像；1922年建三老石室、开小龙泓洞、移贞石亭、铸朱文铜社印；1923年，建鹤庐、阿弥陀经石幢、入口半坡石坊、募捐修理题襟馆。这些建筑是继印社规模基本完成之后的后续建设，是印社蒸蒸日上的明证。    印社文献整理方面，1914年有张景星、吴昌硕分别撰写的《西泠印社记》；有叶为铭、丁辅之、王福盒1915年编辑《西冷印社志》（共分八卷，从卷一至卷八依次为：建置、掌故、人物、艺文（上）、艺文（下）、规则、藏弃、志余。前有汪承启序）；1916年，吴昌硕作《西泠印社图》。    印谱编辑有：  《窳龛留痕》、《悲蓋印剩》、《秦汉丁氏印谱》、《秦汉百寿印聚》、《缶庐印精拓》、《画余蓋印存》、《登安印存》、《鄣蓋印草》、《古陶轩秦汉印存》、《太上感应篇印谱》等。出版《缶庐印存》三集、《苦铁碎金》、《完白山人印谱》、《赵伪叔印谱》、《董巴王胡会刻印谱》、《黟山人黄牧甫印存》、《隧印学丛书》、《缶庐近墨》、《缶庐墨戏》（长尾甲在日本出版）、《静蓋印集》等。印学著作的整理、出版有：  《多野斋印说》、《治印杂说》、《印典》、《印谈》（由日本社员河井仙郎译为日文出版）等。    对外活动有：1914年印社与海卜题襟馆书画会互通声气，在孤山“就社中隙地”修建隐闲楼（一名“题襟馆”，次年建成)；1915年与南社雅集；康有为为印社手书“湖山最胜”；日本长崎、大阪首次展出吴昌硕书画；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赠吴昌硕铜像（后由吴转赠印社）；王国维题咏《西泠印社图》；社员长尾甲在日本举办“赤壁会”；泰戈尔访问西泠印社。    1923年是印社的二十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目前所知者有二：其一为修建入口半坡石坊(有丁仁撰、叶为铭书联)；其二为举办规模盛大的金石书画展览。所展览的书画作品，于次年辑集为《金石家书画集》(共二函十册)出版。    其他印社活动：1914年成立以西泠印社社员李叔同为主任的乐石社(1917年改名为寄社)；1918年，广州成立濠上印学社；1921年，北京成立冰社。三、从发展到成熟(1 924—1 933)    1924—1933年为印社的成熟兴盛期。社中大事：首任社长吴昌硕逝世(1927年)。其他分述如下：    基础建设有：1924年，建华严经塔、凉堂，为邓石如造像等。    印谱编辑有：《西泠八家印选》(重辑)、《传朴堂藏印菁华》、《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滨虹草堂藏古玺印》、《登安印存》、《毓庆宫藏汉铜印谱》、《横云山民印聚》、《罗刹江民印稿》、《吴赵印存》等。出版印谱有：《春草庐印集》等；编辑印学书籍有：  《篆刻新论》、《古印谱谈》、《刻印源流》、《说文部首》、《玺印叙言》、《古印文字韵林》、《封泥汇编》、《印谱考》等。    此时，西冷印社的声望日隆，吸引了各路名人前来游览：1928年鲁迅游览西泠印社；1931年张大千等游览西冷印社。文化名人游览西泠印社，不仅给游览者自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同时对于印社也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三十周年社庆，亦有规模盛大纪念活动，如：金石书画展览、辑集《西泠印社三十周纪念刊》等，详见本书第二阶段“分论”部分，此不赘。    在这三个时期之间，既有着一脉相连的延续性，又有各自明显的特色。延续性表现在每个时期的活动都不外乎印社建设、印谱的编辑出版以及对外交流等等；各自特色在于：第一个时期的重点是从无到有、积蓄力量。主要是创始人编辑、出版印谱。其中，吴隐在上海开设的“书肆”作为杭州西泠印社的分支，对于印谱的编辑出版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印谱的发行客观上也扩大了西泠印社在社会上的影响。第二个时期的重点是突出基建、扩大规模。印社的基础建设工作比重甚至超过了印谱的编辑出版等方面。第三个时期的重点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印社开始吸引名人参观、游览，以艺术社团和风景名胜双双名扬海内外。截至三十周年社庆，西泠印社的声势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点。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陈振濂    《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洋洋八十万言，现在终于杀青了，看完全稿，心中感慨万千。 100年西泠印社，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篆刻专门史，又是一部同样宏伟的社会文化史。早在1999年，即有出版社希望我能承担撰写“西泠印社史”的任务。再往前推，则在80年代末，有一位到浙江美术学院留学的奥地利学生，还曾以《西泠印社史研究》为题撰写了她的博士论文。当时她的指导教师，是沙孟海社长。而沙老太忙，叫她来找我——大约是因为我对西泠印社史研究有过一些粗浅的成果吧？——相处的一段时间，在指导论文、回答质疑的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对以往的几篇论文的专题进行了更全面、更整体的反省与框架性调整。记得当时她的学位论文完成之后，因为是德语，我还想找人译出来以为我们参考，但终因事忙而搁置起来。这部上下册的德语版的《西冷印社史研究》，就一直束之高阁，未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厂是，在1999年的出版社约稿之后，我很冷静地考虑了一下现实可行性：在资料还有较大的缺陷、还未有经过理性的梳理与定位之吋，茫茫然地写一部《西泠印社史》，除非把它写成一部常识介绍的册子，若沦其学术性，是基本上缺乏保障的。而介绍人物与作品或还有景点，把书写成“点鬼簿”“名人录”“英雄谱”式的，却又与我的史学观格格不入。撰稿，也就这样在一再的踌躇与犹豫中被耽搁下来。    百年社庆是一个契机。从2002年开始，西冷印社已经把迎接百年庆典当作主要工作来对待。作为社员，作为已经有过一定学术积累、对社史研究已有20年投入的我，自然而然即想到了这个资料整理的问题。其时我正担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帐下”博士、硕士、博士后已有十余人。学生们希望介入学术；而西冷印社史研究也需要一些高质量的学术人才，双方一拍即合，即有了一个新的构想：利用我们研究所在艺术文献学与艺术美学方面的积累，为西泠印社史进行史料上的全面收集与整理。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先作《长编》之例，我指导博、硕士做论文，也必是先从做年表开始。于是，西泠印社百年史的“资料长编”，便成为研究所师生一致认定的一个重要学术目标。    说到最初开始酝酿的时间，应该是在一年半之前的2001年底到2002年初。其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画笔墨问题大讨论研究”、“当代书法创作流派研究”两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即想选择书法、中国画以外的篆刻。选择西冷印社百年史作为课题，本来即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构想。2002年春，大约是从1月到2月之间，我专门花了三个半天，把西泠印社一百年分为十个阶段进行讲解与授课，俾使学生们对西泠印社发展有一个脉络式的了解。其后，研究所又拟出了一份授课名单，请在杭的印社前辈与骨干们分专题来大学授课或赴他们府上听课。这一安排的意义是在于：先让学生们对西泠印社的基本情况作一知识性了解、找到入门的途径，为其后的研究打好基础。现在看来，这样的举措是完全必要的。    正式启动是从2002年8月开始，对于整部书的框架、体例的构思，以及其间的“出目”“系史”“文献引征”“存目与附录”各种史料处理规范，都在博士后教室被反复讨论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