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精)

出版时间：1994-5-1 出版社：岳麓出版社作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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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学即神学与哲学，虽对日用无助益，但实是修身之本。
　　
　　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唐书选举制，云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溢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可见唐取仕，甚为注重外在。
　　
　　涉及极为广泛，不过也有一些识见未脱俗套。例如未能领悟城市对于经济的推进作用，主张聚人于乡。
　　
　　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
　　
　　文笔很好，每篇文章都写的很好。
　　
　　汉武帝遗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又令岁终，得乘传奏事。夫职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些宗旨很重要。
　　
　　后面主要是一些考证，例如对通鉴的笔记
　　
　　
　　
　　本校注本不是對《日知錄集釋》（校注本）的修訂，而是在近年來幾種《日知錄》整理的重要版本的基礎上重新做的校點、註釋與整合，意圖做成一個較能夠體現《日知錄》整理的主要成果的讀本。
　　二〇一一年三月，潘定武先生在《東南大學學報》上發表了《<日知錄集釋>（全校本）獻疑》一文，以三十餘例對“全校本”的斷句及校勘提出了允當的質疑，爲了對讀者負責，“全校本”的全面修訂已經責不容辭了。可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最後還是改變了修訂“全校本”的初衷，改為另起爐竈，重新整理一個新的版本，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陳智超諸先生整理的陳垣先生的《日知錄校注》和張京華先生的《日知錄校釋》二書的相相繼出版，為《日知錄》這部學術名著的整理提供了大量嶄新的成果。
　　由陳智超諸先生整理的陳垣現代遺稿《日知錄校注》，雖然遲至二〇〇七年才出版，卻完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此書的特點是從史源學的角度對《日知錄》中的引文儘其可能做了出處探源，并用以校勘《日知錄》本文。我認為這是符合顧亭林先生原著意願的。細讀亭林原著，就會發現，他的很多篇目都是詳注引文出處的，比如引《左傳》而在小注中注明某公某年，引某書而注明某篇，但由於艱苦流離的寫作環境，他未及把此意貫穿全書。此外，亭林先生對一些“暗引”的文句無意注明出處，是因為當時的讀書人對四書五經多能熟誦，而時至今日，就應該考慮補以出處了。
　　不僅如此，陳垣先生的《校注》還對《日知錄》本文的一些錯誤做了糾正。而且《校注》不僅考訂《日知錄》本文，對黃汝成的《集釋》也多有訂誤。如書中對《日知錄》如此熟悉的黃汝成尚且要誤把劉敞的文字當做顧炎武的評論，可知核出引文首末是多麼重要。這些都可以看出援庵老人學養深厚而讀書精細的前輩學人風範。
　　張京華先生的《日知錄校釋》最為晚出，我看到時已經是二〇一二年的五月了。《校釋》的特點是在《日知錄》版本的使用上占了絕對的優勢。京華先生除了以台灣徐文珊先生整理的“原鈔本”為底本外之，他還見到了一向不為人知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抄本，再綜合其他版本加以縝密地校勘和考據，在還原顧氏原著本來面目上，成果遠勝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黃侃據“原抄本”所作的《校記》。不惟如此，《校釋》一書在勾勒引文出處上，確實做到了後出轉精，較之《校注》又有所增添。正因為查核了多種出處，《校釋》又解決了一些《日知錄》原本有錯而其他版本都未能發現的錯誤。
　　除此之外，張衍田先生在審讀我為北京大學儒藏中心整理的《日知錄集釋》中，提出了大量珍貴的修改意見。
　　本書集釋參考了以上諸先生成果而對《日知錄集釋》所做的重新整理。有些情況需要略作說明如下。
　　底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影印西谿草廬剜改本為底本。
　　出處：勾勒出引文，自然要標明出處。我在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全校本”時，雖然也盡力查明出處，但除了因學力不足而未能發現的“暗引”文句外，有一些則是考慮到儘量減少腳註數量以節省成本而做了取舍，比如《日知錄》原文如果已經標明出於《詩》、《書》者，就不再補入篇名，而未注明者范倒詳細注明出處。這次採用注出處於文內，塗灰影以與正文區別的方式，則不存在此問題了。
　　註釋：黃汝成的集釋基本上是從義理及參考文獻上著眼，所以《集釋》一書另加些註釋還是有必要的。《日知錄》為未成之書，顧氏未必不想全注，即以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一篇為例。如“王文成”下注“守仁”，“李卓吾”下注“贄“，”陶石簣”下注“望齡”。“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并非僻典，先生注云“出《莊子》”。陳垣《校注》和張京華《校釋》都對《日知錄》做了註釋，即明見顧氏本意。本書的註釋，一時經義著作的題解，二是儒家經典中的“事典”，三是經典之外的故實、歷史事件。這些註釋都放在頁脚。還有另一類註釋是夾在《日知錄》本文只內的，主要是人名，比如“孔氏《正義》”即在“孔氏”下注“穎達”二字。這與顧氏《日知錄》的體例並不相悖，但在版式上塗灰，以是區分。
　　
　　《日知录集释》（卷二）：“文侯之命”载：“《竹书纪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曾阝。十年，王师伐申。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闻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平王元年，王东徙雒邑。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然则《文侯之命》，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请无与围郑，晋人许之。今平王既立于申，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以后，盖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之篇于《诗》，其旨微矣。《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幽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顽，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
　　我昨夜读此条考证始知，周幽王之亡国并非因为“烽火戏诸侯”，而是因为他要废掉王后太子立褒姒母子，儿子宜臼愤而造反，勾结犬戎推翻自己的老爸，西周于是灭亡。这件事与后来晋国内乱的原因相似，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姬，也想把二奶立为正室，同时废立世子，从而导致孝子“申生在内而亡”，晋国乱离数十年，重耳则在外流浪的悲剧历史。因为有这样的悲剧，所以春秋诸侯会盟订立的国际公法就有了“无以妾为妻，无废嫡立庶”这样的条文。孔子关注纲纪伦常并非没有理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纲常混乱，家、国没有不败亡的！而且孔子也明确指出了，这种混乱都是“乱自上出”，所以他对君臣、父子的义务和责任是要求平等的，也就是说做父母的要像个父母的样，做子女的才能像个子女的样，从来没有片面要求子女孝道，而父母却可以为所欲为、败家亡国的。今日家庭之分崩离析，不亦如是乎？哀哉！
　　申生知道自己父親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卻沒有盡到規勸的責任，反而是默認並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晉獻公的昏亂行為，最終自己選擇了自殺，以為這是孝道，其實正是因為他選擇自殺才陷自己的父親於殺子、昏君的罪名，而且還因此導致了晉國儲位鬥爭的幾十年內亂。所以，申生不能算是一個孝子。歷史上很多理學家把申生捧為孝子的典範，說什麼“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張載《西銘》），這些都是我民族一種病態的價值觀，《春秋三傳》——包括孔子都沒有這種愚忠愚孝的價值觀。
　　顧亭林、王船山二先生，我是很讚賞的。兩者都是曾文正公所讚賞的。
　　
　　顧亭林先生的日知錄，非常高，可謂是《困學紀聞》之後的第二個筆記型綜合書籍。沒有經學、史學、子學等功夫，是不行的。還有很多經國濟民的制度方面也是很精到。
　　
　　日知錄現在有很多版本，有《全集》版本，有集釋版本，有四庫全書版本，有線狀版本。
　　
　　我最喜歡線裝版本，尤其是有了pad等工具，讀起來異常方便。
　　
　　经历甲申之难的十七世纪，是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持续近二百五十年的汉人政权在十七世纪初已是风雨飘摇，满洲贵族的勃兴与明汉统治的不逮逼迫出了种种反动。一些不愿袖手神州的学者，以其伟大的人格和雄浑的学养赞助了这股反动，在晚明黯淡的天穹下闪烁出一抹光辉。这般的学者，在当时并不算少，但讲到“筚路蓝缕”之功，实当首推顾炎武。
　　顾炎武，初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其先祖、南朝大学者顾野王家有胜景亭林湖，时人便称此地为“顾亭林”。因此典故，顾炎武的朋友们也都把他称作“亭林先生”。
　　亭林是江苏昆山人，生在公元一六一三年，死在公元一六八二年，活了六十九岁，一生正值明亡清兴的时期。
　　亭林很小便被过继给他的叔叔作嗣子，叔叔的遗孀王氏也自愿到顾家守贞，便是亭林的嗣母。亭林一生极峻崇极方正，受家庭的影响最多，而家庭之中又数嗣母为其第一榜样。嗣母十六岁以未婚守节，抚育亭林成人，又是大家闺秀，受过较好的教育。亭林六岁时，嗣母便给他讲授《大学》，并以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故事来激发亭林的人格潜能。清军犯江南，亭林集合同志镇守吴江。1645年9月3日，清军攻陷昆山，嗣母闻讯后开始绝食，至9月19日整十六天而死。遗命亭林：“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在先前的昆山保卫战中，亭林已有两个亲弟弟被杀害，生母也被砍断一臂。他原本就是血性刚强的男儿，这时又受了母亲临终激烈的教训，便已定下了此生行动的方向。他起初只将母亲草草埋葬，意待北京恢复后另行安葬。过了几年，亭林愈加感到这希望的渺茫，便勉强把母亲重新葬了。然而这一段痛楚已扎根在亭林心中。他一生都以母亲的遗训来鼓励自己，时时见于其诗文。亭林在国破家亡之后离家远游，一则想考察山川，二则想结交志士图谋反清大业。他一生颠沛，不愿过一天安逸的生活，也都是为此一段痛楚的隐情。
　　亭林为人治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宗旨。他一生切实勤劢，敦笃谦谨，“无它嗜好，自少至老，无一日废书”。仅纂《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便参阅了一千多部书籍。在著述过程中，亭林以道德为重，把创作规格提得很高。《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下云：“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这是以何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有了这般抱负，自然行为端正、眼识高明。亭林一生躬行实学，不以诗文自重，也深以仅做个文人为耻。《文集》卷四《与友人书廿五》云：“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这自然是以弘道济世自任，而不屑斤斤于琢磨文辞的工夫。以亭林这般性格，自是决不肯作无谓的应酬文字，其好友、另一个方正峻崇的人李二曲请他替母亲作传也遭拒绝，亭林的气概由此可见一斑。
　　亭林常以“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来自勉，而于人格中，最看重一个“耻”字。他慨然以传统知识分子的崇高气节和良好操守来约束自己，以士大夫之耻为国耻，即便处于明末的腐浊之中，也皭然有光。他亲手抚养教育的几个徐姓外甥后来仕清，都官至极品，替他在江南置办了良田美宅，多次请他回去养老，皆被拒绝。有一次，徐氏兄弟几人请亭林吃饭，入席不久，亭林便要回寓所。徐氏兄弟请吃完饭后再张灯相送，他正色道：“世间惟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亭林的气概，于此又可想见一二了。
　　对于臣清的故旧，亭林一体冷眼相对，是非分明。在因事被恶奴系于家中、性命甚危之际。好友归庄无奈之下求助于亭林的老师钱谦益。因钱一度失节，亭林已不肯认其作老师。此时钱想让亭林重执弟子礼，以为营救的条件。庄归心知亭林绝不会应允，但又怕亭林丧失援助而陷于不测，只好私自代亭林写了门生帖子送给钱谦益。后来亭林知道了，一定要索回帖子。未果，便在大街上发传单，声明自己不是钱的学生。亭林的方正，于是又可概见了。
　　对二臣故旧尚且如此，对满清朝廷更不待言。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征召海内硕儒。亭林当时已名动天下，京中许多达官显贵都推举他，但他始终力辞不出。急了，便令弟子放出话来：“刀绳具在，无速我死。”第二年，清廷开明史馆，两次请他入馆撰修《明史》，都遭拒绝。总裁官举荐他，他便给总裁官写威胁信：“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清朝的大官人们，自此总算再也不敢惹他了。
　　亭林是有见识的学人，他以为人格不立，讲一切学问都是废话。他最忌圆滑，最尚方严，以为无耻之习流于人心，非致亡国亡天下不可。亭林的大智、亭林的大勇、亭林的卓识、亭林的峻崇方正以及亭林在追求自我完满之中苦苦抱持的不合作主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而今，岂是那些狺狺斗筲之人可以理解的？我们翻阅亭林、议论亭林、书写亭林，都不要忘了，亭林最光辉的，乃是他骨子里、人格中不屈的力量。
　　
　　读《日知录》卷十八、十九，多谈治学、作文之方，感慨良多，往日未曾细读，甚为愧悔。
　　卷十八《勘书》条云：“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具体例子就不及细举，他用的是《焦氏易林》和梁简文帝《长安道诗》。亭林对于后世臆改文字之风，很是不满，直云为“大害”。
　　卷十九《文人之多》条云：“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并举宋刘挚之训子孙：“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黄汝成集释用亭林《与友人书》证明亭林此观念并非偶然：“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治理之大，则不作也。”李颙乃关学名家，与亭林情若骨肉，请他为母亲作传，竟然毫不犹豫拒绝。未免有些不近人情。
　　亭林此论之轻视文人，只怕也多少有些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文人与救世之思想，不过是社会分工之不同而已，并无高下之分。而且文章与思想之间并非就可以简单划清的，文兼经史，经史兼文，都是很常见的。当然，亭林自己的文字，就是名传千古的文字，正合于他把文字视为经术工具的思想，也是艰苦卓绝生涯和思想的体现。
　　《文人模仿之病》云：《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诚哉斯言！我想象不出，一个人的文字只是以嚼他人的剩饭为目的，会有什么写作的热情，思非己出，文非己有，不过应付差事而已。何谈文章之事！当然，我在此要把自己在博客上的抄书作一区别，并非撇清自己，而是自认在此不过做一材料积累，与朋友的讨论而已，与严肃的文章无关。
　　《文章繁简》条云：“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此论可谓一语中的。文章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记叙事情明晰，短短几句话就可以表述清楚的，非要数千言，则反成累赘。心中只要有多少字才够标准这样的想法，目的不在思想和叙事了，而在于文字的数量，失其本矣。各位读《日知录》即可知亭林如何处理文字繁简的，多的一条有几千字，少的甚至不过十几字而已。
　　《文人求古之病》：“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自盖其俚浅也。”今日之好学者，常以古文为雅，是否合适呢？要看对象和环境，也要看自己的文字能力。写给大家的文字，自当用清楚、明白的白话文，偶有文白相杂处，亦不必忌讳，文白之间何尝有绝对的界限？如给同好写信，以古文作文，亦未尝不可。
　　亭林《日知录》，本为治世之用，而我在此不过撮抄几条有关文章的条目，愧对前辈大儒训诲。然正如亭林此类文字所示，小道关乎大道，亦不可废也。
能否上传几张内页书影？谢谢！
@yansky好的，今天手边没书，明天上传。谢谢您对我们图书的关注。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正始》
拜读，陋室小角品味良久
顾亭林之“轻视文人”与“不近人情”自有其历史缘由与语境，知人论世者不可不察。
匆忙抄书，未曾细加考索其中更多意蕴，此乃为学粗疏之病。多谢指点。

日知录集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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