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存（四卷本）
出版时间：1996 出版社：黄山书社 作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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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培云
我常把读书的乐趣融于人的历史。在所谓人的历史中，读传是条捷径——传记 “浓缩人生精华”。你甚至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一个人看进了坟墓，想像他在坟墓中仰卧起坐，唉声叹气。茔墓之外，我们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对社会的回忆与改造，完成对往届社会优良品质与智慧的追索与继承。
坦率地说，是黄仁宇让我重拾对历史的兴趣，我是说，我从学术上看出了历史的乐趣。这位国民党军官在美国写了《万历十五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研究的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个词很玄乎，我倒宁愿把它想成“随心所欲读历史”。虽偶有附会，但黄仁宇的学问的确是做得很深，也很中立，因此也给我们读者一次换个角度读历史的机会（他的“换个角度看历史”，差点换掉了我的工作）。黄仁宇和周恩来同是南开校友，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肄业生周恩来的礼遇分给肄业生黄仁宇一点，但这并不影响黄仁宇声名远播。
读了黄仁宇的历史书，我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史家产生了兴趣。作为旅美学者，唐德刚自然地成了我的书屋里的贵宾了。虽然直到今天，唐德刚的书我只看了两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岳麓版），另一本即是我这里要介绍的《胡适杂忆》（严格地说，还有《胡适口述评传》，收录在胡适全集中）。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之胡说，不辱大方，意创笔随，明珠走盘，的确是些好书。唐德刚在《杂忆》书尾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在笔者看来，《杂忆》是可以和上述两本比肩的。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样。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道，“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口述自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知了般佯叫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笔者称之为牲畜式的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菩萨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人，谁也不会抬着我这偶像上街了。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乃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这样给他盖棺定论，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生死以之，忙了一辈子竟然被弟子说成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江湖郎中。
胡适生前建树颇多，也因此被“我的学生毛泽东”组织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继续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 “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对反对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愿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由得他自己去担当了。 笔者花了半年时间苦读《胡适全集》，时长痛短痛，嘘声振壁。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后见于中共结束两个凡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共经济体制改革）；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猫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对意识形态之争的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已经在中国台湾实现）；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大革命半个世纪过去，五毒俱全）；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几十年后中国台湾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了海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中国应该搞邦联制（…… ……）； ………… …………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 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 -
——漫说《胡适文存》中的趣味
《胡适文存》是典型的学者作品，篇章大多为学术类专文。然而，胡适先生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的学术文章严谨，直白流畅，最善举例，同时也充满了趣味。他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谈及教材选古典小说：
教材一层，最须说明的大概是小说一项，一定有人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有许多淫秽的部分，不宜用作课本。我的理由是：（1）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有教员指导他们看。举一个极端的例：《金瓶梅》的真本是犯禁的，很不容易得着；但是假的《金瓶梅》——石印本的，删去了最精彩的部分，只留最淫秽的部分，——却依旧在各地火车站公然出卖！列位热心名教的先生可知道吗？我虽然不主张用《金瓶梅》作中学课本，但是我反对这种“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办法！（《胡适文存》卷一）
这个例子可谓直入我辈心胸。少年时代，虽则老师父母一再告诫，某些书是不允许看的，因为怕读了坏书“中毒”，但还是和同学们忍不住去偷看。当然，那时读书已经十分驳杂，似乎也有了些免疫力，倒也没有“中毒”。
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明确的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理论，并成为其一生的治学理念。他认为“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他以清代学者戴震（东原）考据《尚书·尧典》中“光被四表”的事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蔡沈解“光”为“显”，这是最普通的解法。但是孔安国《传》说，“光，充也”。光字作显解，何等近情近理？为什么古人偏要解作“充”字呢？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吗？但是戴震说：《孔传》，“光，充也”。陆德明《释文》无音切。孔冲义《正义》曰，“光，充，《释言》文”。据郭本《尔雅》，“桄，颍，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释文》曰“桄，孙作桄，古黄反。”用是言之，光之为充，《尔雅》具其义。……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以《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后人不用《尔雅》及古注，殆笑《尔雅》迂远，古注胶滞，如光之训充，兹类实繁。余独以谓病在后人不能遍观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作也。
戴震是不信伪《孔传》的人，但他却要为“光，充也”一句很不近情理的话做辩护士。我们且看他的说法：
《尔雅》桄字，六经不见。《说文》，“桄，充也”。孙愐《唐韵,》，“古旷反”。《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郑康成注日，“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 ,'《释文》曰，“横，古旷反”。《孔子闲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郑注日，“横，充也”。疏家不知其义出《尔雅》。
《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于四海”，是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雾广远之义。 这真是大胆的假设。他见郭本《尔雅》的桄字在孙本作光，又见《说文》有“桄充也”的话，又见《唐韵》读桄为古旷反，而《礼记》的横字既训为充，又读古旷反，——他看了这些事实，忽然看出他们的关系来，遂大胆下一个假设，说《尧典》的光字就是桄字，也就是横字。但是《尚书》的各本明明都作“光”字。戴震于是更大胆的提出一个很近于武断的假设，说“《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这话是乾隆乙亥(一七五五)年《与王内翰凤喈书》里说的。过了两年(一七五七)钱大昕和姚鼐各替他寻着一个证据： （证一）（后汉书·冯异传）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 （证二）班固《西都赋》有“横被六合”。 过了七年多(一七六二)，戴震的族弟受堂又替他寻着两个证据： （证三）《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 （证四）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穷”。过了许多年，他的弟子洪榜又寻得一证： （证五）《淮南·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 他的弟子段玉裁又寻得一证： （证六）李善注《魏都赋》，引《东京赋》“惠风横被”。今本《东京赋》作“惠风广被”，后人妄改也。 这一个字的考据的故事，很可以表示清代学者做学问的真精神。假使这个光字的古本作横已无法证实了，难道戴震就不敢下那个假设了吗？我可以断定他仍是要提出这个假设的。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没有旁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终究只是一个假设，不能成为真理。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
这一个字的故事引得虽然长了些，但却可以看出胡适在“考据”上下的功夫。他是毕业于欧美的大学者，但却丝毫没有漠然于自己祖国的学术。他将科学的方法引入到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他曾在《国语文法概论》里讲过一个故事，以说明“历史的研究法”。
清朝康熙皇帝游江南时，有一天他改了装，独自出门游玩。他走到一条巷口，看见一个小孩子望着墙上写的“此路不通”四个字。皇帝问他道：“你认识这几个字吗？”那孩子答道：“第二个字是‘子路’的‘路’字，第三个是‘不亦乐乎’的‘不’字，第四个是‘天下之通丧’的‘通’字。只有头一个字我不曾读过。”皇帝心里奇怪，便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论语》。皇帝心里更奇怪，了：难道一部《论语》里没有一个“此”字吗？他回到行宫，翻看《论语》细看，果然没有一个“此”字。皇帝便把一班随驾的翰林叫来，问他们《论语》里共有几个“此”字。他们有的说七八十个，有的说三四十个，有的说二三十个！皇帝大笑。
《论语》里有“斯”而没有“此”，这正是语言本身所表露出来的语境的不同。在翻看其他同时代的典籍，就能较为明确的求证出文法特点。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由此也可看出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另一面。胡适先生写学术论文，却能写的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也可见其功夫之深浅。 - 文/萨翎
真正了解一个人，尤其是了解一个思想家，应该从他的作品开始。历史所呈现出来的往往是书写历史的人经过取舍的，胡适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已经逐渐符号化。人们谈论他就像电影观众热衷于演员的“八卦”传闻，但却忽视了一部影响心灵的力作。胡适先生是一个重视“表达”的人，某种程度上，一个人自觉的进行表达，即意味着他的觉醒。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曾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亡故于台湾，他与寡母生活。从他的回忆文章《九年的家乡教育》中可知，他四岁进私塾读书，学习的课程仍然是传统的儒家典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但读“四书五经”，也偷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其他旧式章回体小说，这便是他的课外书，这对他后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有启蒙意义。
1904年，胡适十四岁，在母亲的主持下与江冬秀订婚。此间他进了上海的梅溪学堂读书，读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受到极大的震动。在转入澄衷学堂后，他又接触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即约翰•穆勒《论自由》），他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这是他自我表达的初步觉醒。
1910年，胡适考上了官费留学生，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最初学的是农科，后来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和文学。在此期间，他广泛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并担当组织者和领导者。1915年9月，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奠定了胡适的哲学观。他热衷于演说，且擅长演讲。由于这种天赋，他经常代表学生组织出席公共活动，从而在美国的大学生中崭露头角。同时，在中国留学生中，他的影响也像涟漪一样慢慢扩展开来。他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杨杏佛讨论中国的未来，多涉及文化命题，这一时期的讨论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有着萌芽关系，新文化运动的不少论战都与这些讨论相关。胡适还将自己写的《文学改良刍议》投给《新青年》杂志，一时间引发了关于白话文的讨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适的言论立刻引起了新旧两派的论争。胡适人尚在国外，文章却已暴得大名。
1917年6月，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参与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杂志社，后陈独秀被引荐到北大教书，胡适连同《新青年》的阵地一起移到了北京。和陈独秀一样，《新青年》杂志社的同仁们大多都在北大教书，胡适也不例外。在这里，胡适接触了蔡元培、鲁迅、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等一大批文化名流，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化群落。
1919年6月，胡适接手《每周评论》，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时评，文气逼人，影响力巨大。应该说，在这里胡适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斯蒂芬•茨威格说，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大概，现代很多人知道胡适，也都是源于教科书上的新文化运动那一章，因为近代史上那些著名的论战就发生在此时。至于胡适与鲁迅之间的论战，那是非常精彩的，他作为鲁迅的对立面而出现。就像是一个角色扮演，人们常常 将胡适当做靶子式的人物。须知，能够和鲁迅匹敌，且与鲁迅作战的人物，绝非凡庸之人。
作为一个深度阅读者，我所读胡适的作品十分有限，因而对他的了解也很浅，直到近些年才开始读《胡适文存》。一看之下，顿时大悟，原来这么多年我们从未真正的认识胡适，那些写胡适的文章，甚至关于他的传记都有挂一漏万之嫌，支离破碎，不见全豹。不论是赞颂他的人，还是诋毁他的人，都没有真正了解他，只不过是充当了挑战者的喽啰和传声筒。就像胡适自己说的，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
胡适身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资料，他不但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每天做的事，甚至连自己的日程表都保留下来。如果因为忙，漏记日记，他会在闲暇的时候补记。他还完整的保留了大量书信，函件，甚至一些记事的字条。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有意识的保留这些资料。这可以理解为他对“表达”的另一种诠释，他的表达不但在于当世，而且留给后人去理解。
充分的表达，是人的一项自由权利。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胡适从个体角度出发，写了大量文字。胡适认为，人的禁锢是主体对自由的一种无意识丧失。他引用易卜生的作品《雁》，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它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它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它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中国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就惯了，也渐渐地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这种主体意识的沦丧，是个人在日常生活的委顿中屈服的写照。由此可见，唤醒个人的觉醒是何等的重要。
胡适一生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宽容，无仇恨的社会。他认为，自由的前提首先是思想的独立，他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说：“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他要求人民拥有独立的，个人所能坚守的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于自我的认识，而非别人所灌输。他一再强调个人的精神气质，他认为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就能够逐步的改变这个社会。他说：“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与鲁迅一样，胡适猛烈抨击中国人的“伪”。中国的现状，往往是无人敢说老实话，而多假话，套话和昏话，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乡愿。只是鲁迅的批驳更直接，胡适的针砭较婉转。本质上，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拥有西方的绅士风度，同时也拥有传统士大夫的情怀。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就是他这样的人，在这温润之后有着深邃的眼睛和殷殷的期待。
个人的觉醒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胡适的作品在唤醒个人觉醒方面振聋发聩。他一再指出个体存在的生命意义，这种意义不在于立下宏大的愿望，以及为这种愿望服务，而在于充实个体生命的主张。他说：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胡适如是说：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当我们重新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其中蓬勃的，撼动着人心魂的力量。但是，切莫认为他是一个热衷“鼓吹”的人，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又错认了他。他是一个一再强调“容忍”，“务实”的人。他强调“容忍”并非调和折中，而是要人们学会理性，实事求是，据实处理和解决问题。他的这一点思想，同样反映在治学上，他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个论断，并终身践行。一部17卷的《胡适文存》，再加上一部五卷本的《胡适近学论著》，无不是其勤勉于学术的明证。更不要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白话文学史》、《尝试集》这些对时代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了。他不是一个靠鼓吹言论立身的人，他有着丰硕而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
胡适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利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但是社会的权力很大，网罗很密；个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会的敌手？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驱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他借用易卜生的戏剧《社会的栋梁》来做比方，该剧中人褒匿表面上是“社会楷模”，也满口的仁义道德，实则行的却都是男盗女娼的事。然而，这个褒匿先前实际上是鄙视所谓“社会栋梁”的，他要做改良社会的人物，但他终究被巨大的社会旧习势力融化了。因此，胡适说，像褒匿那般人，作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地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作“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面对今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暴力拆迁，开胸验肺，断指自清，药家鑫事件，群体性事件……无论类似事件多么的层出不穷，人们依旧是不曾深入思考的，所有事都像眼前的浮云一吹而散，这些本因引起全社会思考的问题被漠视了。我忽然觉的，这一切都不幸被胡适先生言中。我们正行走在一条麻木的，毁灭一切生气的熔炉的路上。
当前的中国社会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稳定的，宽容的，共同进步的社会，必须重新去理解胡适先生，去读他的文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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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存》影印记
《胡适文存》是大学者胡适最重要的著作，在近代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1927年散文家陈源推选新文学的十部杰作，《胡适文存》名列榜首。此书集中体现了胡适先生的哲学思想、学术主张、文学理论、白话文思考，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探索，可以说涵盖了其一生的成就。
胡适在《胡适文存》的“序例”中说，这四卷是我这十年来的文章，因为有好几篇不曾收入，故名为“文存”。《胡适文存》1921年12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分为四卷，有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版本（版心，内容完全一致）。精装本为红色布面，上、下两册，定价两元八角（当时币值，后同——作者注）；平装本为四册，定价两元二角。《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11月初版，四卷。同为两种版本，精装本为红色布面，分上、下两册，定价三元；平装本为四册，定价两元四角。《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初版，九卷。同为两种版本，精装本为上、下两册，定价三元二角；平装本为四册，定价二元六角。按计划，还要出《胡适文存四集》的，但“因为有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在这个时候不便收集印行”（胡适语），后来作者将有关学术思想的部分独立出来，另外编了一本书，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由商务印书馆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初版，红色布面精装，烫金题名，厚厚一册，定价国币四元。1986年7月，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胡适作品集，胡适先生对“文存”增删，将《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编为《胡适文存四集》。此外，台湾洛阳图书公司也曾出过《胡适文存》，为蓝色封面，硬精装，厚厚四册。1996年12月，黄山书社出版简体版的《胡适文存》，蓝色封面，硬精装，淡黄护封，四册。第四集系按照1935年商务印书馆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整理。以上，基本上是胡适文存出版的概况。
胡适的作品是民国期间的畅销书，不论是《尝试集》，还是《胡适文存》，都是一版再版。1928年时，《胡适文存》已经再版十一次、《胡适文存二集》再版五次，在各个阶层中都引起热潮。据梁实秋、钱钟书、张爱玲等人回忆，他们均曾受到这部书的影响。梁实秋在《影响我的几本书》一文中列出了八部书，其中一部就是《胡适文存》，他认为胡适在同代人中不论是思想学术还是道德人品，都是可称道的。他几乎读了胡适的全部作品（《水经注》考证除外），并列举了胡适作品对自己的影响：白话文写作的风格、独立思考的习惯、认真严肃的治学态度。钱钟书也在中学时代读了《胡适文存》，甚至在晚年写作时，还找此书查引文。张爱玲是看了《胡适文存》中的考证文章，才去买了本《海上花》的，大概这是她后来要将《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的发端。她在《忆胡适之》一文中说：
我看的《胡适文存》是在我父亲窗下的书桌上……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
《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
同样，在华语文坛上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李敖青年时期也受到《胡适文存》的巨大影响，并在1954年写了论《胡适文存》的文章（当时李敖念高中），并在1957年刊于《自由中国》上。后来还写成《胡适与我》、《胡适研究》等专著。
作为一位现代文化史上的大家，胡适是不应该遗忘的。外文出版社此次影印出版的《胡适文存》依照民国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的本子，原大、原样、原封面予以扫描（除以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的《胡适文存》为蓝本外，还收集了大量藏于民间的版本）。为了使影印本清晰，真切，故而不惜工本，专门从民间藏家手中高价收购了一套版本，然后拆开扫描，达到与原书不差毫厘的地步。之所以选择影印，就是要保留民国书籍的气脉，同时也保留胡适作品初版本的风貌。
《胡适文存》具有民国图书特有的韵味，繁体竖排，字行疏朗。标点方法与现代有异。例如标点在字行外，凡涉及人名、地名均使用专名号（一竖划线），引号则仿若空心曲尺，书名号为竖划波浪线，作者认为重要的部分，或者具有深切涵义的部分，则加点，或者加圈，这种符号使用方法是民国的特色，别有一种低回婉转之美，又有一种锐意创新的凌厉（与旧式的文章无标点相比）。文中文辞的使用，也很有特色，如“很”字，皆做“狠”，有淡淡的生涩，又有浓浓的激情，流淌着新文化运动的气息。
我一边读着胡适先生的书，一边推进着文件扫描、数据处理，核对、订印，经过长达八个月时间的努力，多达22卷、7册精装本的《胡适文存》终于勘清了。明代诗人于谦在《观书》中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作为本书的执行编辑，触摸民国故书时，每有与胡适先生隔空对谈之感，深深服膺先生学识的宏博，治学精神的严谨，亦自产生于谦《观书》诗中所言之境也。
书将付梓之时，从桌案上堆积的资料堆中寻半截白纸，别成一诗以记之。声落星河云出岫，铸剑庐暖春带酒。鼠啮蠹蛀文如缕，草蛇灰线字沉舟。大块文章心意阔，斧劈陈秽看江流。文存不须名山藏，但付人间忆旧游。
2013年6月25日
- 《胡适文存》作为胡适思想的精华，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年——从大学者梁实秋、钱锺书，到著名作家张爱玲，直到当代的李敖，都把《胡适文存》列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
胡适有言：“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今天我们重读《胡适文存》，不难从中感受到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及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的胡适的一代学者风范。
第一集
本集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第15版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次及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编校而成。原书书名《胡适文存》，初版于1921年12月，收录的文章大致写于1911年5月至1921年11月之间，是胡适赴美留学回国前后十年间所做的最重要的文章的结集；这些文章当时大都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或作为序跋收入已出书籍。《胡适文存》问世后，深受读者欢迎，是20世纪20年代流传甚广的畅销书。1930年出版的第13版，系重排，新增了《十三版自序》。胡适在《十三版自序》中说：“这一版的校勘胜过以前的本子。”
第二集
本集以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第6版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次及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编校而成。原书书名《胡适文存二集》，初版于1924年11月，收录的文章大都写于1922年1月到1924年9月之间；这些文章当时大都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或作为序跋收入已出书籍。
第三集
本集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0月第2版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次及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编校而成。原书书名《胡适文存三集》，初版于1930年9月，收录的文章大都写于1925年夏至1930年春之间；这些文章当时大都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或作为序跋收入已出书籍。本集共九卷，胡适自己说，除一、九两卷发表他的一点主张外，其余七卷都可算是说明治学方法的文字，即都是方法论的文章。
第四集
本集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第1版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次及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编校而成。原书书名《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所收文章大致写于1930年至1935年；这些文章当时大都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或作为序跋收入已出书籍。1953年12月，经胡适授权，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印行了《胡适文存》四集合印本，该合印本将《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易名为《胡适文存四集》。此后，各种版本的《胡适文存》都沿用了四集这一形式。 - 呵，我最喜欢的三个作家中有两个受胡适影响，看来我也得去他那里找点影响受去了。
- 我买了好久了 都忘记是在哪买的了 昨天来了兴致看了一下 发现第二集第三集里面都是第三集 嗷嗷 我该肿么办
- 可能印刷长装订时有误，可联系出版社更换，电话：65976790
- 没看懂你想表达的意思
- 两人只是不同的侧重点而已，没必要在这里做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