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出版时间：1999年8月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亚·索尔仁尼琴 译者：斯人,郭家申,凌建侯,白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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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营里的犯人，除了做梦以外，每天只有在早上吃早饭的十分钟、吃午饭的五分钟和吃晚饭的五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地做事，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因为在这时，我们会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不是他（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开端，而是顶峰……
——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
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他今天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没有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舒霍夫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尔纳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
一天过去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
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结尾可以算得上对之前的叙述的一个梳理和总结。只是这样的回顾随即被两行对事实的基本交待打入了冰点：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
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还得另外加上三天……
小说就结束在这样一条冷静的叙述中。其实整篇小说的语调都是冷静而又含蓄的，甚至还带点幽默感，但是在服刑期间三千六百五十三天中的一天——这样一个时间的横截面上，在劳动营——这样一个荒谬的空间里，作者的这种叙述语调——同时也是小说主人公对待自己的境况的态度——却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效果。
小说以非常细致的方式在叙述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在劳动营里一天的生活。细节在这里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特别是对一日三餐的描写，更是会给每一个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一日三餐不仅是普通人最最日常的活动，却也是劳动营里的犯人们唯一“为自己而活着”的时光，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无休止的点名、繁重的劳动中度过的。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把一个最日常化、最“正常”的生活片断置入一个荒谬的语境里，从而产生极为强烈的对比效果，这是这篇小说运用最多的一种技巧。比如写到食物，小说中说燕麦粥在劳动营的食谱里是好东西，因为它很稠、很经饱。但是马上接下来一句就是：“舒霍夫从小就拿燕麦喂马，根本没有想到将来居然会为一小把燕麦而感到如此高兴。”
这简直可以看作一个黑色幽默。反过来说，是一个本来看上去还比较“温馨”、比较“舒服”的场景突然被现实的冷酷打断从而被证明只不过是“最坏的遭遇里的最好的情况”。 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的这一天，就是劳动营里“最坏的日子中的最好的一天”。
如果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好一天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还有什么希望？实际上，劳动营里的犯人根本不需要什么希望，他们能做的就是关注眼前的事情：吃、穿、用、如何在条件恶劣和极端艰苦的劳动中活下去等等。时间对他们来说十年和一天是没有分别的，因为每一天都一样，他们唯一能希望的，就是情况不要变得更糟。
这样的日子当然可以让人彻底地麻木。但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在小说里塑造一群仅仅是麻木的形象。相反，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以及他的很多同伴们身上却依然存有令人尊敬的地方。舒霍夫被送入特别劳改营的原因是他在卫国战争中被德军俘虏，虽然趁机逃回了部队，但被逮捕审查，为了活命他招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从而以叛国罪被判刑十年。在这以前他是集体农庄的一员，有自己的家庭，还是一位手艺颇好的泥瓦匠。舒霍夫从来没有给过什么人东西，也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即使劳动营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原则。在劳动营里，就是抽别人剩下的烟头，他也不会低声下气地去乞求；看到同伴收到装有食物的邮包，他也会羡慕，但不会去偷窃，相反还会帮助同伴保护那来之不易的一点食品；劳动营也没有改变他作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一些习惯，比如勤俭、搜集所有有用的东西、加工一些小物品用于交换、不动声色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所有这些都帮助他能够在艰苦的劳动营生涯中活下去。
劳动营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大多数被送进这里的犯人都顶着冠冕堂皇却又极端荒谬的判罚。在这里，一方面犯人们是没有什么权利和尊严可言的，另一方面，维持一个劳动营的运行又需要对犯人进行分工，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事部分管理或者在厨房、医务室等地的特殊的工作。这些分工也造成了犯人们间的等级区分，加上对属于犯人的有限的那么一点资源的争夺，劳动营中的犯人之间也存在特定的“政治”，这种政治不仅是正常社会中政治的翻版和镜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又呈现出极端残酷的面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偷窃和抢夺、暴力的充斥、运用仅有的一点权力对他人的迫害……当人处在劳动营这样一个本质上非人的环境里的时候，他身上那种最野蛮、最残酷的东西也被逼得无所遁形。
但是舒霍夫和他的同伴们却不全是这种人，小说家写出了他们身上一些可贵的品质，一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都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品格，一些彼此扶持、相互关心的温情，一些坚持而不曾放弃的信仰……因为他们身上始终还具备这些东西，他们所受到的严厉判决和残酷刑罚才显得那么荒谬，这个把好人、无辜的人送进集中营里的社会制度才显得那么无情而触目惊心。
本质上，《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一部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揭露”小说。索尔仁尼琴在这里以冷峻的笔法、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调叙述一个小人物在一个极端荒谬的环境里努力维系最基本的生存的种种活动。表面上，小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悲剧式的情节，主人公的生活无论从其自己的角度还是与劳动营其他犯人的对比而言，都甚至堪称是幸运而顺利的，甚至带有某种喜剧的色彩。但是根本的悲剧在于他何以被送进这样一个非人间的地方，何以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权利和做人的基本的尊严被剥夺到如此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主人公种种的努力和期待就带有了强烈的悲怆意味。
小说的艺术特色就在这一系列的对比中展现出来。以一天的时间来反映十年的苦难生涯，矛盾被集中在一个狭小的时空里，而几乎主人公的每一个遭遇，每一个在日常情况下都自然不过、轻车熟路的举动都可以成为矛盾的焦点。因此虽然有大量的细节铺陈，但小说的节奏却始终处于紧张之中，紧张得久了，便成为一种单调，让人痛苦的单调，最后再把这层紧张和单调放大到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三天的广袤时间中，令读者在掩卷之余依然对那份真实存在的苦难有着强烈的体验。
应该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为索尔仁尼琴公开发表的首部中篇小说，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从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来看，这也是他“十年磨一剑”的结果。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 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此后，他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在劳改营度过了8年的监禁。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于1962年11月。其实在1959年，索尔仁尼琴就已创作出小说的雏形——最初的名字叫《854号劳改犯》。此后，他把作品委托朋友送到了文学刊物《新世界》的编辑部。《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被作品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染力所吸引，他约作者到莫斯科的《新世界》编辑部见面，提出修改意见，其中之一就是把书名从《854号劳改犯》改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但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尽管意识到作品的价值，却仍然不敢擅自作主发表作品，毕竟这是苏联第一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他把作品送给了赫鲁晓夫的文学顾问列别杰夫，据说，当列别杰夫为赫鲁晓夫朗诵这部作品时，赫鲁晓夫听得非常认真，时而大笑，时而啧啧称赞。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明态度，有些人虽然有一本小说的样本，却可能根本来不及或者没兴趣哪怕是翻一遍，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决定利用第一书记的权威下令出版该书。终于在1962年11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这正是小说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
从这篇小说的出版过程以及此后一段时间内受到的赫鲁晓夫当局的重视和好评来看，这本书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在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此后随着下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国内的地位和境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几年后写成的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均未获准出版。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1971年，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著名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1974 年2月他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先流亡到联邦德国，同年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除了《古拉格群岛》以外，还有《牛犊顶橡树》以及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的《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苏联解体以后，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到祖国，他的全部作品也得以在祖国正式出版。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瑞典皇家学院将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这一事件在文学范畴之外确实也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如今，索尔仁尼琴在西方的很多媒体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很高，他们将《古拉格群岛》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纪实文学”作品。但是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同样曾经流亡西方的俄罗斯作家和文学批评家那里，对于这部索尔仁尼琴最著名的作品的评价却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分歧在苏联解体多年之后依然存在，这一点尤其耐人寻味。《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了1918—1956年苏联劳改营的情况。这部书有一个副标题《艺术研究尝试》，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历史，但是缺乏材料，只好用“艺术研究”的方法。换言之，这部书依然具有虚构和想象交织的小说的性质。撇开其庞杂的内容、琐碎而令人难以卒读的文笔不谈，这部作品所叙述的“历史真相”的真实性就受到很多人的怀疑，至少作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视角带有某种程度的偏颇。
1974年被苏联作协开除、从1980年底以后流亡联邦德国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沃伊诺维奇在2002年5月出版的一篇访谈中，评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不是他创作的开端，而是顶峰，后来便开始走下坡路。”撇开对索氏其他的小说的评价不谈，沃伊诺维奇对《伊》的艺术水准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就我对《古拉格群岛》有限的阅读而言，至少在小说的叙事和表达的技巧以及由此造就的作品的感染力方面，我觉得篇幅远小得多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现得更为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