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出版时间：2000-12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作者：（德）西美尔  页数：258  译者：顾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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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钱　性别　生活感觉　　——纪念西美尔《货币哲学》问世100年　　刘小枫　　据说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正好患了痈症，身体的骚乱令心中无名火起，对资本主义发泄了更为尖刻的批判。按照这类心理分析传记学的逻辑，西美尔写《货币哲学》时对资本主义显得十分温和，是否因为他的身体状态十分良好呢？　　心理分析传记学的逻辑会让人感到好笑，但另一种与心理分析其实性质上差不多的分析逻辑看起来就要严肃多了。西美尔生活在19世纪末那样一个现代化突飞猛进、同时令人感到晦气的时代，社会运动、国家独立的事情此起彼伏，殖民主义的火车和军舰到处乱闯，无数黄花闺女沦落窑窟。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曹美尔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投身社会平等问题，也没有像韦伯那样，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铁笼”忧心，却在那里把玩现代性中的个人生命感觉，结果得了“审美主义”、“印象主义”社会学家一类称号，似乎西美尔太小资产阶级情调，而且思想方法有问题，没有历史感、没有阶级意识……　　西美尔的思想是否因此就肤浅、不重要了？是否就不足以同马克思、韦伯相提并论？　　西美尔提出过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假设”。从前有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惊人地不平等”。虽然人人都有一片土地，足以供其所需，但有些人却能种玫瑰。“也许他们比别人钱多一些，也许他们肯在这上面多花时间，或者正好拥有玫瑰所需的土壤和阳光，总之，他们有玫瑰花，而别人没有。”本来，这种情况没有引起纠纷，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有人漂亮、有人相貌不佳，有人聪明、有人笨些，天生如此，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终于有一天，有人发现自然差异不应该天生如此，激烈地站起来号召：人人生来都拥有玫瑰的权利，只有少数人有玫瑰是一种“盲目的偶然性”，必须改变。“蒙昧的无欲时代已经过去”，按照人的自然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欲求自己应该有的东西。何况，从科学角度看，玫瑰在少数富人那里积累过多，他们会在玫瑰丛中窒息。“在人民的呼声中，灵魂的最后渴望和最深层的文胡思想同人民过于人性的冲动紧密相连。于是，一个革命政党形成了。”玫瑰人跟着就成立了保守政党，以便保护自己对玫瑰的占有，“保护现在才意识到的那种诱惑：拥有某些别人羡慕与渴望的东西”。革命最终不可避免，而且平等主义党派必然大获全胜，“因为该政党的道德观念最终潜入敌方阵营：社会正义的理想超越了一切利益冲突”。西美尔根据这个“社会学的假设”问，人类从此有了永久和平、平等和幸福吗？重新分配土地方案使每个人有了同等的种植玫瑰的条件，但是，自然份额仍然不可能像数学一样精确地均匀分配给每一个人，“总有一些人培植玫瑰时手气更好，另一些人得到的阳光稍稍充足，有的人嫁接的嫩枝更为结实”。“自然状态”似乎并不认同自然权利，总是出人意料地干扰现代人设想的平等理想。　　在马克思那里头等重要的平等问题，西美尔用社会学假设的玫瑰就打发掉了。从西美尔讲的玫瑰故事来看，他并非对于动荡的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巨大变迁没有感觉。显然，他对于这一切有自己的根本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看法——不然，他怎么会认为马克思是一个“蹩脚的哲学家”？马克思、西美尔、韦伯是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据说，西美尔是文化　　学家，因而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与马克思、韦伯相当不同。可是，马克思、韦伯就不是文化哲学家？西美尔与马克思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歧是形而上学的差异，这一差异倒　　是与其个人性情相关，却与身体的病痛不相干。无论心理分析或者阶级分析的逻辑多么引人入胜，都不可能解释思想者个人性情的形而上学差异。　　西美尔的形而上学个人性情究竟是怎样的？本文最终要搞清的就是这一问题。　　……

内容概要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是一本经济社会学文集。收录了十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以深刻的理论分析了“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这一主题。触及到社会生活深处的本质东西，玫瑰、竞争、卖淫、女性文化、卖弄风情、时尚心理、货币、性别问题等。

书籍目录

1 金钱 性别 生活感觉 刘小枫
  ——纪念西美尔《货币哲学》问世100年
2 现代文化中的金钱
3 货币与现代生活风格
4 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
5 时尚心理的社会学研究
6 玫瑰：一个社会性假设
7 竞争社会学
8 现在和将来的卖淫琐谈
9 女性文化
10 卖弄风情的心理学
11 性别问题中的相对和绝对
附录
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

章节摘录

　　构成我们活动内容的手段，它们的数量和系列长度同理智性是成比例发展的，理智性是客观世界秩序的主观再现。因为任何一种这样的手段都完全是中性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一切情感价值都与行动的目标、行动的要点联系在一起，后者影响所及不再触及行动，只触及我们心灵的感受能力。我们的实践生活包含这些终点站越多，相对于理智功能而言的情感功能的活动就越剧烈。在初民身上经常表现出冲动和感情上的忘我投入，这肯定与他们目标系列比较短促相关。他们毕生从事的工作并没有像在较高的文明中那样由诸种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而在较高的文明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合，是贯穿一个人的一生的“职业”（Beruf）所创造的。初民的工作只是由简单的利益系列组成，当这些利益系列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时，只需相对较少的手段；其中，努力获取食物的直接努力起了特别大的作用，这种努力在较高的文化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为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目标系列所代替。在初民的这些状况中，人们经常有机会设想并欣赏最终的目标，而理智性，即对客观关联和现实的意识却较少发挥作用。相反，在直接设想最终目标和最终目标真正出现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伴随情感，倒发挥了更大作用。即使在中世纪，由于扩张的生产可以用来满足自我需求，也由于手工作坊的特性和人们之间联合在一起的形式多样性和紧迫性，不过首先是由于教会，当时有比现在多得多的地方，可以最终满足目标行动的要求。现在，迂回和为这些最终满足所作的准备变得无限漫长，每个时刻的目标常常要超出这个时刻，也就是超出个体的视野。系列的这种延长是金钱首先通过如下方式进行的，即金钱使一种共同的核心利益凌驾否则将毫无关联的系列之上，金钱使这些系列相互联系在一起：一种系列可以成为另一种在客观上完全相异的系列的准备阶段（比如从一个系列获得的金钱，借助这些金钱，整个系列本身都可以为其他系列的行动服务）。但重要的是一个一般性事实，这一事实的出现我们在前面早就论述过：金钱处处都被当作目标，并因此迫使特别多的、真正带有目标本身特征的东西，降格为纯粹的手段。但是金钱自身无论在哪里都只能成为手段，这样，存在（Dasein）的内容就被安置在一个庞大的目的论关联中。在这种关联中，没有什么目标位居首位，也没有目标奉陪末座。因为金钱用残酷的客观性衡量一切事物，这样确定的价值尺度决定了事物之间的联结，产生了涉及一个由客观的和个人的生活内容编织在一起的网，连续不断地结合在一起，具有严格的因果性，在这些方面，它与符合自然规律的宇宙很类似。这个网被充斥一切的货币价值粘连在一起，就像自然被赋予一切生命的能量粘贴在一起一样，能量和货币价值一样有千万种形式，但是通过它自身本质的一致性和对于任何形式的可转换性，将每一件东西都同别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使任何一样东西都成为别的东西的条件。如同一切重感情的行为从对自然过程的理解中消失，并为一种客观理智所代替，我们现实世界的事物及其联系（它们构成了越来越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系列）也将感情的介入排除在外，只把后者看作一个目的论的终点变成只是客观理智的对象，而现实世界的事物及其联系只是理智的客体，我们根据这些客体来使用才智。生活的一切组成部分越来越转化成手段，以往具有自足的目标，彼此毫无关联的系列，现在结合成一个由相对要素组成的复合体，这些不只是自然观念变化的实践对应物（人们对自然的因果认识不断增加，自然也从绝对向相对转化）。现实世界对理智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就我们现在的观察而言，手段的整个结构是一种一开始就观察得到的因果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行动中理解的要素，在客观和主观上，都形成了可预见的理性联系，并由此越来越将带有感情色彩的立场和决定排除在外，这样的立场和决定只跟生活过程的决定性转折和最终目标联系在一起。　　　　在柏拉图的神话中，让灵魂在自己的前世存在（Praexistenz）中看到事物纯粹的本质，事物的绝对意义，灵魂后来的知识只是对借助感官刺激在自己身上出现的对真理的回忆。如果人们像柏拉图做的那样拒绝承认认识的经验根源，这个神话首要的动机自然就是，面对我们的知识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我们表现出来的不知所措。不过，超出它产生的这个临时原因，这种形而上学的玄想仍然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灵魂的一种认识论态度。无论我们将自己的认识看作外在事物的一种直接作用，还是看作一种纯粹内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外在对象不　　过是精神因素的一种内在形式或者关系，只要我们的思想可以算作真的，我们就总是将自己的思想视为一种对客观要求的满足，对观念模板的临摹。但即使我们的观念是对事物毫无遗漏的反映，就像事物本身那样，我们的认识通过对一个接一个事物的征服而逐渐接近的统一、正确和完美，仍然不会来自客观对象自身。相反，我们认识的理想，将一直只是事物以观念为形式的内容，因为最极端的实在论想获取的也不是事物，而是对事物的认识。如果我们对在任何已有时刻构成我们知识宝库的全部碎片，从发展（知识努力追求这种发展，正是参照这一发展，知识的每个阶段才具有了自身的意义）的角度来加以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前提仍然只不过是以上述柏拉图学说为根据：有一个由理论的价值、完美的理智意义和关联构成的理想王国，它既不同于客体，因为客体不过是其对象；也不同于当时业已获得的，心理上的现实知识。相反，后者只是逐渐地接近包含了所有可能真理的理想王国，却总是不能与这一王国完全一致。这种知识之所以是真的，正是它成功地接近了这一理想王国。柏拉图似乎承认了这种感觉的基本事实：我们在任何时刻进行的认识，都是一个只存在于观念中，但呈现在我们面前，要求我们在心理上实现它的认识复合体的一部分。只不过，他将这些认识表述为以前曾经拥有这种总体性，而现实的认识却失落了这种总体性，因此是一种“不再”（Nicht-Mehr），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必须将其理解为“尚未”（Noch-Nicht）。但两种解释中都感受到的关系本身，很显然却是完全一样的，就像七减二和二加三都能够得到五这个数。这种认识理想特有的存在方式，对于我们的现实认识来说，是一种规范或总体性，它与每个个体的实际行动所面临的道德价值和规定的总体性，情形一样。这里，在伦理领域，我们更熟悉这样的意识：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不过是以更趋于完美的方式，或更加有缺陷的方式实现一种具有内在有效性的规范。这种规范，就其内容而言，对不同的人以及这些人生命中的不同阶段来说都可能不同；它既不能在空间上也不能在时间上找到，与这些人的道德意识也并不相合，相反，道德意识倒觉得受到它的制约。最终，这就是我们全部生活的公式，从日常生活实践的琐碎小事直到精神境界的顶峰：在所有的活动中我们都有一个规范、一种准则，一个在观念上预先形成的高于我们的总体。正是通过我们的这些活动，才将这个总体转换成现实的形式，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每一种愿望都受一种理想的指引这种既简单又普遍的情况，毋宁指我们这些行动的一种特有的、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即我们用这种行动（不管究其价值来说，是否与理念背道而驰）实现一种预先以某种方式确定的可能性，仿佛实现一个理念中的计划。我们的实践生存，尽管既　　不充分，又残缺不全，却通过分担这种总体性的实现，由此获得了某种确定的意义和内在关联。我们的行动，是的，甚至我们的全部存在，无论漂亮还是丑陋、正当还是错误、伟大还是卑小，都好像从可能性的宝库中摘取出来的，其方式是：我们的行动在任何时刻与其在观念上规定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就像具体的单个事物与它的概念的关系，这个概念反映单个事物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本质，在内容的意义上不受它是否实现、怎样实现和实现的频率限制。我们只能这样推断认识的情形：认识实现意识内部的那些观念，这些观念正好在所谓出现问题的地方，期待着认识活动的这种实现。我们称我们的认识是必然的认识，也就是说，它们的内容只能以一种方式存在，这仍然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样的意识事实，即我们觉得，意识事实是那种观念上业已确定的内容在心理上的实现。这样一种方式绝对不意味着：对心灵的所有多样性而言，只存在一个真理。相反，如果一方面存在一个有确定结构的理智，另一方面存在一种确定的客观性，那么，对这种心灵而言正好是“真理”的东西，事实上早就以客观的方式预先定形了，就像计算因子给定后的计算结果。当与之相伴随的心灵结构有任何变化时，这种真理的内容也随之而变，真理并不会因此而不够那么客观，或更依赖在这个心灵中进行的意识形成的影响。我们从某些知识事实中（当然也必须同时接受其他一些知识事实）得出的绝不动摇的全部结论就是阐明我们认识这一本质的偶因：这些认识中的每一个具体组成部分，都意味着意识到，它们在客观确定的认识内容的内在关系中早就是有效的，并已经确定下来。最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属于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一切认为是真实的都是某种伴随着观念内容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证明的，不过是建立一种可以引发这种感觉的心理关联（Konstellation）。感官知觉或者逻辑推演并不能直接确证一种现实，它们仅仅是条件，可以从中产生肯定和同意的超理论感觉，或者人们不知道该如何称呼的这种确实无法描述的现实感。这构成两种认识论范畴之间的心理中介物：一边是有效的事物内容上的意义，它是由事物自身内在关系产生的，给每一个构成要素指明了其位置；另一边是我们对事物的观念，它意味着事物在一个主体内的现实。　　　　以下这一点对于时尚来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就其作为模仿而言，时尚满足了社会依赖的需要；它把个体引向大家共同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差别需要、差异倾向、变化和自我凸显，这甚至不仅因为时尚内容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将今日时尚打上一种相对于昨日和明日时尚的个性化烙印，而且也是因为这些事实，时尚总是阶级时尚（Klassenmoden），较高层次的时尚与较低层次的时尚截然有别，而且在后者养成较高层次的时尚时，便抛弃这种时尚。通过某些生活方式，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性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妥协，而时尚便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时尚那儿观察到的个别心理学特征就包含在时尚的这一本质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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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观点新颖，理论丰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