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自传

出版时间：2003-8  出版社：百家出版社  作者：容闳  页数：389  字数：284000  译者：石霓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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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前五章缕述作者赴美国前的早期教育，以及到美国后的继续学习，先是在马萨诸塞州芒森城的芒森学校，后来在耶鲁大学。    第六章从作者出国八年后重返中国开始。一向被肖成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基本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拟的，那不就奇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更加强了。因此，接下去的几章专门用来阐述作者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作者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作者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作者简介

容闳，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理论家。空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1847年赴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55年回国。
    1860年他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会晤干王洪仁玕，提出组新军、办军校、改学制等七项“新政”建议，未被采纳。\
    1863年入曾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幼稚时代第二章 小学时代第三章 初游英国第四章 中学时代第五章 大学时代第六章 学成归国第七章 入世谋生第八章 经商之阅历第九章 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第十章 太平军中之访察第十一章 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第十二章 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第十三章 与曾文正之谈话第十四章 购办机构第十五章 第二次归国第十六章 预之教育计划第十七章 经理留学事务所第十八章 秘鲁华工之调查第十九章 留学事务所之终局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与悼亡第二十一章 末次之归国第二十二章 戊戊政变附录

用户评论 (总计43条)

•   容闳，中国留学之父，他的作品非常精彩，他为中国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那是一段已被世人遗忘的历史。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可算得上是开中华帝国千年风气之先，作者一生正气，忧国忧民，在那个年代尽到了他所能尽到的责任，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译者水平也很高，注释清楚详细，可予表扬！
•   书中的内容大家慢慢体会吧，建议英文好的可以读读英文原版。作者写的英文很地道。
•   我中华之所以几千年不亡，屡衰又屡兴，就是因为这种民族的脊梁在！
•   质很好
•   　　 叛乱和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中国曾出现过至少24个王朝，同时伴随着同样多的叛乱或革命。但是战国以后，由于秦王统一六国，中国革命的结果只是王朝的更替，从没改变过形式或本质。因此中国此后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如同她的文化一样，停留在一成不变的水平——人民幼稚、缺乏多才多艺的天才、几乎没有历史精神。
  　　
  　　 太平天国运动与以往的叛乱不同，在其发轫之初便已含有宗教性质，这是太平天国运动从西南狭窄原始的广西省蔓延到东北南京至关重要的力量，使其成为满清皇朝15年来持续不断的威胁，而满清皇朝的腐败、羸弱和暴政是诱发这场大叛乱的主要原因。
  　　
  　　 宗教性质使太平天国运动充满生机并具有外来的特质，这些由早期的新教传教士引入中国，其中就有罗伯特·马礼逊博士，他是伦敦传教会派来中国的第一个英国传教士，其后十年，美国传教士伊卡博德.J. 罗伯茨也来到了中国。这两个传教士在传授洪秀全基督教知识（都在他们特定的领域）方面居功至伟。马礼逊博士在他的领域已经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并且将《康熙字典》翻译成英文；这两项工作为中国传教士在进行《圣经》的修改润色、将《圣经》溶入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标准以至进入文学体系以及在中英字典进一步改进完善方面提供了可以依据的基础，字典后来由梅德赫斯特博士、布恩主教、莱格博士、E. C.布里奇曼、S.威尔斯·威廉姆斯不断完善。这些翻译的作品，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改润色，除此之外，马礼逊带出了中国第一个本地信徒——梁亚发——他后来成为一名著名的传教士和很多宗教手册的作者。
  　　
  　　　　洪秀全在追寻宗教知识和真理时，所依据的就是一本马礼逊所译的《圣经》和梁亚发的手册。他对这进行阅读和研究，但是他迫切需要一个老师来给他讲解圣经中的要点，这些对于他来说充满着神秘和晦涩。最后他与来自密苏里的美国传教士伊卡博德.J. 罗伯茨结识，那时罗伯茨恰好在广东传教。洪秀全经常拜访他，渐渐结成了亲密和恒久的友谊，这一直持续到洪秀全攻陷南京，随后罗伯茨先生也以宗教老师和国家顾问双重身份被邀请去南京居住，这样做无疑是为了答谢罗伯茨先生在广东时作为老师和朋友为洪秀全的服务。1864年官军收复南京时，再也没有人知道罗伯茨先生的下落。
  　　　　
  　　　　洪秀全也大约在广东孜孜不倦地跟着罗伯茨先生追寻宗教知识时，他在他第一次科举考试中落榜了，没有成为政府官员的候选人，他决定专心为两广客家人传道。但是作为一个传道者和当地的传教士，洪秀全在对抗满清王朝，成为叛军首领之前，并没有达到宗教事业的巅峰。
  　　
  　　　　我们必须把时间拨回到他作为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时，那时他倍感失落。这使得他变得狂热，当他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时，他觉得自己进入了天堂，万能的上帝派遣他执行神圣的使命，去摧毁偶像崇拜、拨乱反正，去教导百姓关于天主的知识，宣扬基督救赎。为了实现这个使命，他曾经假装自己是天主之子，与耶稣同等，称耶稣为兄长。
  　　
  　　　　洪秀全经常在客家人的小型集会上出现这样的精神幻觉，客家人是在狭窄原始的广西来自各地互不相识的人。如洪秀全所教授和喜爱的一样，他们礼拜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上帝时新异和奇怪的行为、他们每日的宗教行为、他们的祈祷和他们唱赞美诗吸引了广西所有周边区域百姓的注意。每天都有新来的人成为他们的信徒，壮大了他们的队伍，直到他们的人数强大到当地官员都不知道怎样做，搜肠刮肚也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些基督信仰的行为。简言之，这就是基督教因素作用在广西和广东简单纯朴的乡下人身上的起源和发展。
  　　
  　　　　事实上，他们基督教的知识是由西方早期的传教士和当地的信徒传播进来的，这十分粗陋和简单，但是依然是真理和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让简单纯朴的男人和虔诚的妇女变成英雄和女英雄，在面对危机和死亡时极度冷漠，无所畏惧，这在随后政府决定要迎难而上，并以迫害作为最终手段去解散这种宗教的和狂热的社团时可以看到。在与官军对抗时，他们没有枪和弹药，而是用扫帚柄、连枷和铁叉来战斗。他们利用这些简陋的农具驱赶官军，就如同狂风扫落叶一样。这就是他们被压制的宗教热情和燃烧着的狂热。
  　　
  　　　　宗教迫害是将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从宗教变为叛军的次要原因，但是很难说如果没有迫害，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可能会继续在中国内地保持和平，发展宗教社团。但是我们倾向于认为，即使没有宗教迫害，鉴于政治局势，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也会出现。
  　　
  　　　　无论是基督教信仰还是宗教迫害都不是1850年那场太平天国运动的直接和合乎逻辑的原因，它们可能是一段插曲或者是导火索，但是它们不是使太平天国运动出现的真正原因。它们应该在政府的政治体制深处寻找，整个官方组织，自上而下，被一个贿赂的系统所充满和污染，而还用礼貌的通用的术语美其名曰“礼物”，这与现在所称的“贪污”十分相似；接着官员剥削人民，他们发现这是他们敛财取之不尽的手段；最终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结论，官员都会受贿和剥削，也就是说，整个政府行政管理系统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欺骗和虚伪的系统。
  　　
  　　　　太平天国运动踏上中国的舞台时带着斯芬克斯那样神秘的性质，刚开始有点令人迷惑。基督教贯穿着整个西方，为了学习它们的基督教倾向，例如礼拜真主；救世主基督；圣灵；净化灵魂；摧毁庙宇和偶像；坚定地禁止鸦片；守安息日；饭前饭后祈祷；在战争前祈求神的援助——太平天国具有了这些基督教信仰的种种要旨，给全中国创造了一种太平天国运动利用这些手段来传播福音的印象；满清王朝要清除的是一个洪秀全命名的“太平天国”，它即将被建立，因此中国由于明智上帝的介入，会成为基督教国家中的一员。但是基督教国家对于太平军这种信仰有点过于感情用事，没有对太平军的基督教精神通过严酷仔细的分析。
  　　
  　　　　他们对迫害者的首次胜利无疑给洪秀全和他的同伴一种可以颠覆满清并且可以开创一个新的皇朝的暗示，他在宗教狂热中把这称为“太平天国”。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他们扭曲了他们打破旧习的热情和宗教狂热的所有力量。
  　　
  　　　　从他们的起义点广西到南京，胜利一直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曾派遣一个师去北京，然而，在去北京的途中，军队遭到了驱逐，并在天津被挫败，从那里他们转回南京。在他们凯旋经过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的途中，他们枯竭的力量重新得到补充和增强，这些省份的人们聚集登记进入军队。他们都是当地的流氓，这些乌合之众并没有给他们的战斗力量带来新的补充，而结果证明他们是一种累赘并引发了明显的弱点。他们没有任何纪律，没有让他们远离掠夺、盗窃和任意损坏的宗教力量的限制。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加入，太平军开始失去它的威望，并在天津被打败，被迫撤退回南京。在北方被打败后，他们的宗教性质和勇气开始渐渐衰退。在占据扬州、苏州和杭州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以财富和美色闻名的城市后，他们的衰退进一步加快。占据这些中心，物欲流入了太平军中，数不尽的财富和促进了他们的灭亡。
  　　
  　　　　太平天国运动，在十五年持续不断的断断续续的战斗中，终于倒塌和逐渐被遗忘，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一丝值得纪念的痕迹，它是一种宗教狂热的暴发，因为它的基督教起源，更让基督教世界陷入怀疑和困惑。无论是在他们逗留了接近十年之久的南京还是他们的诞生地广西，都没有留下一丝基督教的痕迹。在中国，无论是新的政治理念还是政治理论或原则都是由一种新形式的政府这个基本事实构成，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宗教或者政治领域都没有从这场运动中受益。太平天国运动唯一的好处是将上帝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力量，去结束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停滞，唤醒了他们去追求一种新的国民生活的意识，这在随后1894、1895、1898、1900、1901和1904至05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   　　　　1859年秋天，有两个志趣相投的传教士以及曾兰生打算去南京拜访太平军，他们邀请我同行，我决定随同。我此行的目的是要确定太平军的人物，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来取代满清皇朝。因此1859年11月6日，我们乘坐一艘“无锡快”船离开上海，当时恰好刮着强劲的东北顺风，尽管我们必须逆行等待退潮一个小时。沿途天气晴朗，所有人兴致都很高。船上刚好有一条美国国旗，我们不加思索地让它迎风招展，但是冷静下来后仔细一想，还是把它降落了下来，因为这样才不会引起过度的注意，以阻碍我们达到此行的目的。我们被告知有一支中国满清炮舰停泊在松江，为了避免被他们阻挠并送回上海，我们改变了路线，不走松江去苏州的捷径。我们发现上海三十里半径内的周边城市都很安静，完全没有政治骚乱的迹象，农民们都正忙着收割稻谷。
  　　　　
  　　　　顺便在这里说一下，在我去内地采茶期间，太平军已经占领了苏州，在殖民地的外国人有些恐惧，怕太平军会突袭占领上海和租界。这就是松江上为什么有中国炮舰巡视和外国纠察队会在远超外国特权的边界范围外巡视的原因了。
  　　　　
  　　　　我们于11月9日到达苏州，沿路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和阻碍，也没有受到满清军队和太平军的阻挠，这也显示出了即使在战争时期，中国的管理也是多么的松散和粗疏。在到达娄门时，因为苏州正在实行戒严令，我们必须在一个军站内等待，进城的人要在那里领取护照，出城的时候要将护照归还。由于我们想要进城去见指挥官，找他开具一张介绍信，让我们可以见到去南京路上其他城市的首领，我们必须要派两个同伴去指挥部，来检验我们是否可以被允许入城。在娄门附近的那个军站，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最终我们的同伴和同去的信差出现了，警长已经委托信差和我们一同前往拜见司令官。我们得到了允许，四个一同进城。当时民政官员恰好不在，但是我们被引见到军官刘某处。他很高，穿着红衣服。刚开始他假装得很傲慢，但是他太瘦，缺乏他想要伪装出来的强硬品格。他开始十分好奇，问我们南京此行的目的。他对待我们很友善，并且给我们开具了一张给丹阳指挥官的介绍信，给我们了通过无锡和常州的护照。在军官刘某的礼堂，我们被介绍给四个外国人——两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法国贵族。其中一个美国人说他是一个医生，英国人应该是一个军官，法国人如前文所述，声称是一个贵族。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投机主义者，每个人都居心叵测。其中一个美国人有一支步枪和子弹出售，他索要极高的价钱，他们立即就回绝了。法国人说他已经失去了一大笔钱，不得不来中国赚回它。我们的传教士朋友在得到刘某的款待，并听他们流利地背诵赞美诗后，感到十分满意。傍晚，当我们回到船上时，他给我们送来了许多鸡，另外还有一头山羊，我们去丹阳的旅途上因此有了足够的供给。我们11月11日离开苏州，在我们到达无锡护照受到检查后，得到了太平军很有礼貌的对待。指挥官首领邀请我们共进晚餐，饭后他送给我们很多水果和坚果，并且亲自上船目送我们离开。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也在诵读赞美诗中结束。
  　　　　
  　　　　11月12日我们离开无锡前往常州。从苏州向前行，我们都是在大运河中航行，大运河沿岸的路况良好。大部分我们所见和所遇到的人都是太平军，他们在丹阳和苏州之间移动，但是很少见到有船在这两地之间航行。两城之间的运河周边的村庄似乎已经被农民丢弃了，耕地上不见繁茂的农作物，而是铺满了成片的杂草。如果一个不明真相的旅客看到这种情况，他可能会理所当然地将所有的事情都怪罪到太平军的头上，但是那些与太平军冲突的官军，与他们的敌人一样罪不可恕。我们在公路上遇到的太平军普遍都很文明，他们用尽方法保护民众，来取得民众的信任。纵火、掠夺、盗窃和虐待民众会被太平军处死。我们晚上到达常州，发现在无锡和常州之间，几乎所有沿路的房子都已经完全被百姓抛弃，空无一人。偶然可以看到几个居民会挎站小篮子，装着鸡蛋、橙子、蛋糕、蔬菜和猪肉，沿着河岸叫卖。他们大部分都是老人，他们的面容显露出他们所遭遇过的灾难和绝望。11月13日早上6点钟，我们重新出发去丹阳。在快要靠近丹阳时，我们发现民众似乎有了信心，田地似乎也得到了耕种。太平军对他们和管理是周到而值得称赞的。早上我们看见有一支千来人的军队向着丹阳行军。我们还没有完全到达丹阳，便停船歇一晚，而丹阳就在眼前，触目可及。
  　　　　
  　　　　第二天一早，我们进城拜见刘军官，给他看我们从苏州得到的介绍信，但是他恰好不在城中。刘的副官秦某是个文职，他出来接见了我们。他平易近人，十分友善和礼貌地接待我们。我们中一人问到太平军中的宗教信仰问题，秦说他对基督教的见解，是由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教授的。他说：“我们信仰天父，他和耶稣、圣灵构成了真神；上帝是精神的真谛。”
  　　　　
  　　　　然后他诵读了赞美诗。他说太平军有两种赞美诗——旧诗和新诗；他们已经放弃了新诗采纳了旧诗。他说，天王被带上天堂，接受了天父的命令，下来消除所有的罪恶，正本清源；摧毁偶像崇拜和罪恶的思想，最后会传授民众关于上帝的知识。他不知道天王是肉体上了天堂还是灵魂上了天堂，或者灵与肉皆有之。他说天王说自己也不能和上帝相提并论，他对上帝的敬仰是一种宗教崇拜，但是天王受人敬礼，只不过了一种宫廷礼仪，就像历朝历代的丞相和官员对他们的君主的礼仪一样，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他也说到天王是基督的弟弟，但是也不是说他们由同一个母亲生养。天王自己解释说，他之所以是基督的弟弟，是因为他得到了上帝的特别任命去指引民众。基督也是受到了上帝的特别任命，去改良和救赎世界。关于三杯茶——他说它们实际是指感谢上帝的赋予，并没有赎罪的含义。
  　　　　
  　　　　“一杯茶，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喝，我们都感恩天父。三杯茶与三位一体无关，每一杯的目的都相同。选择‘3’这个数字，是因为这是中国人喜爱的数字，这甚至在中国古典典籍中都有提到。”
  　　　　
  　　　　关于救赎，他说，“任何祭祀都不能带走我们的罪恶，基督才有救赎的力量，他拯救我们，而我们的责任是对自身的观念进行忏悔。即使是天王都会非常细心，怕得罪上帝。”
  　　　　
  　　　　关于在战争时期军队远离民众，他说，“这是一个远古的传统，几乎每一个王朝都会采纳。民众应该前往乡村，而士兵要驻扎在城市。当占领一个城市时，会容易征服周边的乡村。”
  　　　　
  　　　　在苏州和运河沿路我们看到变成废墟的地方，一部分是由张玉良的军队在撤退时毁坏，一部分是因为当地的土匪强盗掠夺，而另一部分刚则由太平军自己毁坏。当忠王在苏州时，他尽其所能去抑制纵火掠夺，他给那些在这方面有积极作用的人提供奖励和加官进爵。他下达了三个命令：1、士兵禁止杀害或屠杀平民；2、禁止屠杀家禽；3、禁止纵火烧毁民房。违反其中任何一个规定都会被判处死刑。当他来到无锡时，他曾经将一名当地长官斩首，因为他允许当地土匪焚毁民房。这些都是我们从和秦某的谈话中得到的信息。他还说忠王和英王都才华横溢——无论是在军事事务上还是民政事务上。
  　　　　
  　　　　他给我们说了太平军占领各地的情况，和怎样在南京击败官家军队，在1860年早期，整座城市都处在官军的围攻之下。他也给我们看了一封由徽州首领写的信，说已经完全击溃了曾国藩军队，并为太平军强大的军队所困，曾国藩应该在战役中被杀。他说围攻南京的官军将军张玉良在被打败后退往杭州，接受肺出血的医治，大运河一带，扬子江以北的城镇都已经在太平军的掌控之中；忠王和英王溯河而上，占领湖北；另一个首领石达开，派往征战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此时镇江正在被太平军围攻，西王指挥陆军监察江南。这就是秦某和我们漫谈的内容，太平军已由不同的首领或诸王做好了部署。
  　　　　
  　　　　在与他共进晚餐后，我们回到船中过夜。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15日，我们再次进城拜访刘某，但是还是没有见到他。我们再次拜访了秦某，请他安排运输我们的行李，而我们要从丹阳去南京。副官告诉我们秦会帮我们运送所有的行李，如果我们的船留在丹阳，在我们回来之前，船都会得到很好的照料和保护。所以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1月16日，我们从丹阳步行了15英里到达一个叫宝堰的村庄，宝堰离句容6英里，我们在那里停留过夜。在那儿找一个休息的地方有点困难，那儿的百姓很穷，他们对陌生人不太信任。在费了一翻口舌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些稻草，铺在地上过夜，第二天，我们给了那个老妇人1美元。早餐我们吃了些白粥、白切鸡和薄饼干。在11月17日9点到达句容后，我们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处大门都对着我们关闭，其他人也不得入内，因为有谣言传来说太平军在镇江被打败，他们正涌来句容避难。我们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南京旅程，尽管我们的传教士朋友差点决定要返回丹阳，再沿路返回上海。我们在句容不远处找到了一些轿子和骡子，最终得以继续行程。
  　　　　
  　　　　在经过一段难受和疲乏的旅程后，我们在11月18日到达南京。我最先到达南门，在那儿等待同伴到来，共同入城。我们被接进了城内，有个几仆人陪伴我们到了罗伯茨传教士的寓所，罗伯茨的寓所在干王洪仁玕军寓旁边。
  　　　　
  　　　　在我们与罗伯茨传教士初步接触后，因长途仆仆，我先行告退，让其他同伴继续和他聊天，我则回到住处收拾房间休息。事实上，在罗伯茨在场时，我很少说话，也不想让他知道我是谁。在20多年前，我在澳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时，经常会看到他，我一看到他就已经认出了他。他现在当然显得老了，他穿着黄缎官袍和笨拙的中国鞋子，行动缓慢。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在南京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仍然是洪秀全的宗教顾问吗？还是太平天国的国务大臣？似乎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第二天（11月19日），我被邀请去拜访干王。他是太平军领袖天王洪秀全的侄子（干王洪仁玕和洪仁达同辈，与洪秀全为兄弟行，此处恐有误）。在洪仁来到南京前，我1856年在香港时就已经认识了他。他当时是伦敦传道会的中国牧师，其主教是詹姆斯·莱格博士，莱格博士是中国古典文学著名的译者。在香港时，我多次与他见面，就在那里，他就已经大发宏愿，将来某一天可能会与我在南京相见。他那时叫洪仁，但自从他跟着舅舅到了南京，他就提升到了王子的地位。干的含义是“保护”，所以干王表示“护王”。他很诚挚地向我致以问候，明显很高兴见到我。在惯常的问候之后，他想知道我对太平军的想法，我是否赞同他们的事业，是否愿意加入他们。作为回答，我说我没有投靠他们的意图，我来这里只是想简单地看看他和表达我的敬意，同时，我想确定南京中真实的情形。我说从苏州到南京，让我明白了几件事，我觉得他可能会感兴趣。它们如下：
  　　　　
  　　　　用科学的制度来组织军队；
  　　　　创办军事学校，培训合格的军官；
  　　　　创办海军学校；
  　　　　组建公民政府，让能干和老练的人在不同的行政部门担当顾问；
  　　　　组建银行系统，由其决定度量衡；
  　　　　创建不同等级的教育系统，并将《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
  　　　　创办工业学校系统。
  　　
  　　　　这些都是我在这趟旅程中的感悟。如果太平军政府愿意，我说，采取这些措施，拨取合适的款项让它们运作，我会很愿意去将它们实现。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可以为太平军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而在其他方面，我只是一个累赘，会妨碍他们。
  　　　　
  　　　　这便是我第一次会见的情形。两天后，我又再次被邀请去拜访。在第二次会见，我们讨论第一次会见时提出的七个建议的优点和重点。干王比其他王子和领袖，甚至比洪秀全更加见多识广，知道英国政府和其他欧洲政权强大的秘密力量，并完全领会到这些建议的重要性。但是他孤独一人，没有人会在背后支持他提倡这些建议。其他王子或者领袖，都不在城里，他们正在开展对官军的反对活动。他说他完全意识到这些措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他们回来之前什么事情都开展不了，因为任何一条措施在实施之前都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
  　　　　
  　　　　几天后，干王派人给了我一个小包裹。打开时我惊讶地发现里面有一个长四英寸宽一英寸的木印，上面镌刻着我的名字和一个“义”字官阶。“义”的含义是“正义”， 是四等官爵，而王是一等官爵。我的官阶写在一片黄缎上，上面盖有干王的官印。我有点困惑，茫然不知其中的意图——是想把我长久地留在南京还是不管我愿不愿意，强行把我拉进太平军的事业中呢？无论如何，这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干王很明显站在他的位置上，理所当然地认为授予我太平军四等官爵这么高的官阶，我就会被说服接受并且加入太平军的事业中。但是从领袖的行为、性格和政府来判断，我强烈地怀疑这事业最终的成功与否。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伴，最终决定我必须马上归还这个印章，婉谢这个诱人的小玩意。我亲自去感谢干王对我高度的重视，给予我这么高贵的标志，并且告诉他任何时候当太平军的领袖决定实施我与他第一次会见时提出的任何一条或者全部建议的时候，那时如果我的服务会对事情有所帮助，我都会很乐意为他们服务。然后我还请求他给我一张特别例外的护照，可以保证我无论是在进行商业业务还是旅行，在通过太平军管辖的领土时都能得以安全通行。护照第二天（12月24日）就发给了我，并且给我们提供回去丹阳的交通工具和足够的供给，我们的船停在那儿，由丹阳城的第二把手秦某保管着，等待我们从南京返回。我们12月27日从南京沿着来时的路线启程返回上海，在1861年1月上旬安全到达丹阳。在返回上海的路上，我已经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形成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判——它的起源、特征和意义。
•   　　　 1859年3月11日，我登上小船“无锡快（Woo-Sik-Kwei）”。“无锡快”是在无锡建造的中国船只，无锡坐落在大运河沿岸，与著名的城市苏州相距甚近，苏州与杭州齐名，财富、人口、丝绸生产和奢华程度相当。“Kwei”这个词意味着快速，“无锡快”意味着这是无锡最快的船。这些客船在江苏南部运河和湖泊系统水域附近的主要城市和市集之间穿梭，经常建造成不同的规模，且有漂亮的设备，给予船客舒适和方便。那些给官员和富裕阶层乘坐的船只，规模较大，设备风格更加华丽。这些都是平底船，在顺风时航行得相当好，但遭遇逆风时，或者将绳子系在桅杆上，岸上有人牵引，或者摇橹，摇橹是中国人擅长的事。船尾固定有钢轴心，船左右两边有一对摇浆依靠其上，每个摇浆的中部都有4个人摇橹，他们可以利用摇浆让船迅速地航行。这些船浆向后、向右和向左划动，推动船只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行驶。但是最近几年蒸汽已经应用到了中国，汽艇已经取代了这些本地船只，这些船只从江苏水域一带迅速消失。这很像快速帆船，例如著名的巴尔的摩快船，五六十年代经常在东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在海洋上已经逐渐被蒸汽船取代。
  　　　　
  　　　　三天后，我到达历史名城杭州，杭州是浙江的首府。杭州地势不平，西南面、西面和东北面都有山环绕；占地面积约为3到4平方英里；南北比东西要长，呈现矩形形状；西面横卧着西湖，水面清澈漂亮，水底铺设的是碎石或细沙，西湖从城墙边延绵到后山脚下，山直入云霄，有若一座高耸的壁垒，保卫着杭州北面。
  　　　　
  　　　　钱塘江距离城市大约两英里远，在杭州的东侧翼。钱塘江发源于徽州东南高山，蜿蜿蜒蜒流入杭州湾，从山崖处俯冲而下，像万马奔腾，倾注入城东大约40英里的海湾。钱塘江每一定的周期，潮水会倒灌入海湾，发出雷鸣般的声浪，掀起高达8到9英尺的海浪。
  　　　　
  　　　　12世纪和13世纪杭州是宋朝的首都，除了她的历史名声外，杭州精美的建筑也一直远近闻名，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诸如寺庙、塔、清真寺和桥等给她天赐的壮丽自然风光更增添了一分魅力。但是最近，时光的消逝和时代的退化已经显示出了它们的破坏力，她过去的荣耀正在迅速地陷入阴暗之中，永远都不会恢复到过去的声望了，除非有一股新生的权力出现，使她再一次成为革新政府的首府。
  　　　　
  　　　　3月15日，我离开杭州，溯钱塘江而上。我们来到距离杭州城东大约两英里处的江口，那儿有船在等着我们。钱塘江江口附近有数百条船只，它们建造独特，风格各异。这些船名为“Urh Woo”（注：不知道怎样翻），以它们建造地命名。船长50到100英尺不等，宽为10到50英尺，满载时吃水深度不超过2到3英尺。它们都是平底船，用可以找到最柔韧最有弹性的材料建造。因为无论逆水顺水，它们都会遇到强大的水流，都会撞上岩礁，而钱塘江又曲折纡回，水底多礁。这些船只在完全准备好和盖上竹席的时候，就像巨大的圆柱，如同雪茄的形状。整艘船分成不同的隔室或者房间，室内有铺位供应给乘客。当房间要用来放货时，隔室和铺位会被移走。这些船只经常在杭州和常山之间往来，进行浙江和江西贸易中心所有跨省水运贸易。这两个贸易中心的距离大约50华里，也就是大约15英里，连接其间的是中国最好的碎石路。路约有30英尺宽，以花岗石板铺设，两旁砌有青彩色鹅卵石。有一个细石拱横跨整条路，作为浙江和江西两省分界线的地标。在石拱两边的拱顶石上都篆刻了四个精美的宝蓝色中国大字“两省通衢”。
  　　　　
  　　　　透过这条最声名远扬的拱道，可以看出这种跨省贸易已经进行多年。我从常山去玉山时，汉口、九江、芜湖和镇江还没有开辟为通商口岸，汽艇还没有进来参与中国国内水运贸易。这条宏伟的大道上挤满了数千名搬运工人，他们来来回回地搬运着各种各样的货物——既有出口的货物也有进口的货物。这对于旅客来说当然是一种有趣的景观，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爱国者沉思的深远主题。扬子江开放通商口岸后，可以直达四川边境的荆州。航线总长3千英里，至少统率着6到7个省份的贸易，蕴含着改善全世界三分一人类生活的无限潜力，要是西方国家贪婪的野心能让中国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那该多好啊！让中国人民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进行自救，例如劳工问题，已经彻底紊乱，彻底被蒸汽、电力和机械分解。这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十分九人的喘息和生计，因此应该给这固定数量的人群充足的时间，来从混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回到我的出发地距杭州两英里处的钱塘江入海口江口上来，我们3月15日早晨5点启航，顺风而行，在白天航行约100英里后，于晚上10点在一个名为“七龙”的地方停泊。钱塘江这部分东海岸显然是红砂岩地层，我们可以看见这种地层部分沉入水中，岸边撒满了挖掘出来的石头。事实上，红砂岩建筑随处可见，但是七龙的群山却独特而浪漫。
  　　　　
  　　　　第二天一早，我们重新开始出发，但是大雨倾盘而下。我们继续航行，在航行大约40英里后，傍晚到达兰溪后才停泊。兰溪是著名的贸易中心，湖北和湖南茶区的功夫茶都要经过这里封装，再经过杭州运往上海。兰溪只有一条街道，但长达6英里。兰溪的特产是火腿，全国知名。因为雨持续不断地下，我们在兰溪停靠了半天。下午天空开始明朗，晚上十二点我们再次出发，到达古城衢州。1858年3月衢州遭到太平天国军的围攻，这刚好发生在一年前。经过四个月的围攻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毁坏。晚上我们住进了一间客栈。衢州是浙江的一个县城，距常山30英里，常山与玉山相连。因为海关的拖延和缺少搬运工人和脚夫来带我们穿过常山。我们傍晚乘轿从常山到达玉山，在一间客栈过夜，并立即预订去广信的渔船，广信距离玉山30英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江西境内，现在的路线是向西北行，顺着鄱阳湖南岸而下，直达江西省会南昌。南昌外观壮丽，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游览这座城市，调查它在经受叛军疏散后的真实状况。
  　　　　
  　　　　到达南昌后，我们的路线改向西南，向我们最终的目的地重要的贸易中心湘潭行进。沿途我们经过很多大都城，但是无论在历史方面还是商业方面都没有未能占有一席之地，不再详述。我们晚上经过湖南的省会长沙，4月15日早上到达湘潭。湘潭是中国内地著名的贸易中心之一，在对外贸易只限于广东的时候，湘潭曾是重要的分配中心。它也是一个商业中心，中国的茶和丝绸要集中在这里封装，再运往广东出口到外国。湘潭到广东的陆上运输贸易系统十分发达，运输货物穿过南风岭的雇佣搬运工人不下十万，南风岭在两座城市之间，搬运货物支撑着要道两边庞大人口的生活。近年来蒸汽机械的输入、战争的暴发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单打破了这样的劳工系统和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劳工问题局面，还会在接下来的几年改变中华帝国的经济、工业和政治局面。
  　　　　
  　　　　在湘潭，我们这个从事茶交易的团体分开了，每一部分都开始在茶区进行分配好的工作，开始采购生茶和将它们封装好，装货运往上海。我在湘潭停留了十天，然后准备前往湖北省的荆州，调查华容生产的黄丝。
  　　　　
  　　　　我们4月26日离开湘潭，向北行进前往我们的目的地。第二天早上8点我们到达湖南省会长沙。由于那天天气潮湿天色阴沉，我们停下来想通过游览这座城市来调整好心情，看看那儿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但是就像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这儿外表单调污秽，建筑风格一成不变，街道狭窄。第二天一早，我们重新开始了航程，经过洞庭湖和扬子江，进入荆河口，到达华容。这趟探寻黄丝（不是金羊毛）之旅距离我们离开湘潭已经十三天。荆河两岸的城镇安宁平静，人们以务农为业。我们见到许多牛群和驴群，还有成片的小麦，小麦中点缀着各种豆类。我在这里看到了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新奇景象。两个乡村少女共同骑着一头驴，她们显然很快乐，边谈边笑。到达华容后，我们很难找到一间客栈歇脚，最后我们在一间丝行住了下来。我们刚安顿下来不久，两个本地的保甲过来问我们是什么人，记下了我们的名字和职业。丝行的业主知道我们来这里的原因，便向保甲作出了解释，保甲知道我们是诚实的商人而不是叛军密探后，十分满意地走开了，我们得以不受烦扰地去办理业务。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刚被人知道，就有很多黄丝的样本送了过来，让我们挑选。我们选出了大量的样本，全部重约65镑，将它们封装好运往上海。
  　　　　
  　　　　两星期后，我们决定启程返回。因此，5月26日我们告别华容，开始前往长沙县城聂家市，聂家市也是一个茶区，途中要经过汉口。我们6月5日抵达汉口，便在一家本地客栈住了下来。天气闷热潮湿，我们的住处很狭窄，阻挡了新鲜空气进来。我们到达三天后，有三个副官过来调查我们是什么人，不用多久他们就确定了我们不是叛军。我们给他们看了黄丝的包裹，上面盖有从华容到汉口沿途税卡的印章，他们便走了，不再打扰我们。
  　　　　
  　　　　汉口那时还没有开放，尽管大家都明白，它很快就会被开放作为通商口岸。在被太平天国军占领前，或者在太平天国军进入历史的舞台前，汉口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中心。1856年太平天国军占领武昌，汉口、汉阳同时失陷，汉口遭到大火毁坏，焚为灰烬。我去到那里时，整片地方正在重建，贸易也开始复苏，但是建筑都是临时建造，现在这个地方的特征完全改变了，河岸建造的是外国住宅和仓库，完全一幅欧洲风格，所以现在的汉口可能会被作为中国的芝加哥或者圣路易斯，在不久的将来，她一定会在贸易、人口和财富等方面赶超其上。我们在汉口逗留了几天，然后渡过扬子江来到黑茶区聂家市。
  　　　　
  　　　　我们6月30日离开汉口，7月4日到聂家市和羊楼洞的封装屋子。我在这两个地方逗留了一个多月，学到了为外国市场准备黑茶的整个流程的知识，整个流程很简单很易学。我不是很了解印度茶和阿萨姆茶的必要准备工作和机器的使用，但是它们都不会是精心制作的。毫无疑问，自从50年代以来，传统的手工工艺和制作流程，让很大一部分茶叶贸易都留在了中国。以前茶叶贸易从中国转向印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使用机械和手工工艺的差异，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国家土壤的差异造成了茶的质量不同。印度茶优于中国茶在于茶味浓烈，而中国茶较印度茶好在风味精致。印度茶烈而浓，而中国茶在纯真的香味上具有优势。美国、欧洲和俄国的高等阶层品茶者，更喜欢中国茶，而这些国家的劳动阶层和大众阶层更喜欢印度茶和阿萨姆茶，因为它们浓烈和便宜。
  　　　　
  　　　　8月末，我决定启程回上海，这次不经湘潭，而是经汉口，沿扬子江而下至九江，过鄱阳湖。我8月29日再一次到达汉口，离6月第一次离开已经两个月了。这次我坐上一个湖南帆船，满载着茶回上海。到达鄱阳湖南岸的河口后，我沿着3月来时的路线返回，9月21日抵达杭州，在杭州我乘坐“无锡快”去上海，9月30晚日到达，整个旅程从3月到10月总共耗费了7个月的时间。这是我深入大众实际情况的第一次旅程，这时在他们当中正在进行着强烈的叛乱。我经过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太平军或者帝国主义者攻占过，但是从它们的外表上看来，都是和平宁静。这个国家这些地区的人民遭遇到太平军和帝国主义者怎样程度上的侵害，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但是有一个重大的事实强烈地打击着我，那就是人口的稀少，这与我从书本和游记中得出来中国人口密度很大的印象大相径庭。我经过的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四省尤其显著。而这时是一年中所有农作物需要耕种的季节，农民本应该赶着牛、骡子、水牛和马等去到田地耕作，但是我却很少遇见到农民。
  　　　　
  　　　　我从内地回来不久，10月一个英国朋友邀请我去绍兴帮他买生丝。绍兴是距离杭州20英里的一个丝区城市，因产优质的丝而闻名。我进行了这项业务大约两个月，突然就遭遇了发烧和疟疾，最后不得不放弃。绍兴也像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肮脏而不卫生，河中的流水像墨汁一样黑。这座城市建造在一个山谷中最低的洼地，河的出口堵塞，很少有流通的河水可以带走这些成年累月堆积在那里的污秽。因此整座城市简直是包围在污水坑中——发烧、疟疾和各种各样流行病的养殖场。但是我很快就从发烧和疟疾的袭击中恢复了过来，我刚可以下床走路，就立刻离开了这片携带着疟疾的空气，不久，就呼吸上新鲜洁净的空气了。
•   　　　　离开海关翻译部门不久，我进入一家从事茶和丝绸贸易的英国公司当职员。在我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几个月期间，我对商业企业和它的管理体系有了深刻的了解，这后来为我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在我作为一个试用工进入这个新的领域六个月后，公司解散了，我又一次失业，再次被抛弃在前途未知的汪洋当中。但是我在公司工作期间，有两件小事不得不记。
  　　　　
  　　　　一个星期四傍晚，我正从上海苏州河边教堂参加完祈祷会回家，经过美国圣公会前面的四川路时，看见在我前面有一大群人，每个人都拿着一个中国灯笼举在头上摇晃，他们在路上弯弯曲曲地前进，边唱边大喊大叫，他们显然十分愉快，正在欢度美好时光。而路两边的中国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连蹦带跳地躲避着他们，仿佛受到了妖魔的追捕。我距离那儿大约100码左右，立刻就会和他们碰到，走在我前面举着灯笼引路的仆人，看到此情此景，十分惊恐，慌忙地躲到我后面。
  　　　　
  　　　　我告诉他不要惊慌，直向前走就好。很快我们就面对着三四个喝得半醉的人，其中一个从仆人手中夺走了灯笼，另一个则摇摇晃晃地围着我转，想给我一脚。我冷静地向前走，对他们不加理会，直到走到这群人的队尾，队尾处还有两三个人，我发现他们几个还相当清醒，他们在后面徘徊，看着人群滑稽的行为，明显十分欢乐。我停下来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我是谁，并且问了他们的名字，告诉他们人群中有人抢了我仆人的灯笼，有人想给我一脚。他们刚开始时拒绝跟我说话，在我保证不会找他们麻烦后，他们才告诉我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他在船上工作的职务和那条船的名称。后来证明这个人是“尤里卡”的大副，恰好是1955年带我回中国的那条船，而这条船碰巧又卖给了我当时工作的公司。第二天早上，我写了一封信给船长，叫他将它交给大副。船长接到信后相当兴奋，并且将它交给了大副，大副立刻上岸并且道歉。我用适宜的态度对待他，并且告诉他说美国人在中国得到百姓很高的尊重，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应该珍惜这种尊重，不要做任何会伤害这种尊重的事情。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他上岸然后给他这些建议，他明显对我友好的态度相当高兴，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感谢我的建议。他邀请我一起上船，喝一两杯洒，交个朋友。我感谢他的邀请，但是拒绝了他，我们友善地道别了。两个月后，我经历了第二件事，这次没有这么平静地结束。
  　　　　
  　　　　在公司解散后，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拍卖。在进行拍卖的房间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我刚好也在其中。一个身高六英尺健壮的英格兰人刚好站在我身后。我对他也并不是完全陌生，因为我在街上跟他碰过几次面。他仅仅为了取乐，开始在我的发辫上打结，系上棉花球。但是我抓住了他，并且用一种令人舒服的方式叫他解开。他翘起手臂，挺直身子，向我投来极度不屑和嘲笑的眼神。我板起了脸，再次重申了我的要求，叫他将上面的东西拿下来。突然，他一拳打到我的嘴上，但是没有打出血。尽管他站起来远远比我要高，但是我对于他粗鲁和侮辱性的行为一点也不感到不安和害怕。我火上心头，完全忘记了我们在体型和力量上的巨大差距，我在相同的位置回敬了他一拳，但是我的拳头就像毒刺一样，以雷电般的速度出击，不给他一点反应时间，他满嘴满鼻都是血。他用两只手抓住我，由于他用力抓住了我的右手腕，而且他身体强壮并且是一个运动家，我只能抬起右腿来踢他，刚好踢中要害。当时公司的一个重要合伙人恰好就在旁边，他突然介入了进来，分开了我们。然后我站在一边，死盯着对手，他走进了人群中。在我要走开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你是想打架吗？”我说：“不，我只是在保护自己。你的朋友侮辱我，并且还打伤我。我把他当作一个绅士，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恶棍。”在说了这翻全场都能听到的带刺的话后，我离开了这里，去了隔壁的一个房间，留下人群在那里评头论足。英国领事也刚好在那儿，后来有个朋友对我说，他也对这件事私底下评论说“这个年轻人有点太急躁，如果他（指苏格兰人）没有遵守法律，他大可以去领事法庭控告他人身攻击，但是由于他已经报复并且在大众面前狠狠地侮辱了对手，这比对手的打击更甚，他已经丧失了控告的优势。”
  　　　　
  　　　　经过这件事后，那个苏格兰人整整一周都没有出现在公众场所。有人告诉我说他把自己关在家中养伤，而他不愿意出现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自己在公众场合被一个瘦小的中国佬打伤。这件不那么愉快和不幸的事在租界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在一段时间内是外国人谈话的焦点，而在中国人中我得到了很大的尊重。因为自从外国人在上海市建立租界以来，当中国人受到外国人的侵犯或者蹂躏的时候，没有一个在租界内的中国人有勇气直接了当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温驯柔和的品性，使得这种对个人的侮辱和侵犯在没有怨恨和争议的情况下就不了了之，这自然就助长了那部分愚昧的外国人的傲慢自大。然而，那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那时中国人会接受教育和启迪，知道自己的权利、公权和私权，并且无论什么时候受到侵犯，他们都有维护和保卫自己的道德义勇。最近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已经让华人世界睁开了眼睛，我们永远也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公正，更不用说外国人的侵略和扩张了。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民族的愚昧无知、自负和保守已经使他们思维僵化。中国已经走到了被欧洲列强瓜分的边缘，幸好有美国政府的及时介入，才使中国免受此次灾难。自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驾崩以后，没有人可以预测中国最终会走向何方。
  　　　　
  　　　　如上文所述，公司的解散再一次（也是第四次）将我抛弃在常规职业之外。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惊慌或气馁，因为我从来都不把商业生活当作永久的职业。在过去两年，我的中文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我不再匆忙地去寻找新的职业。我立刻把翻译作为消磨懒散生活时光的手段。这种独立的副业，尽管并不有利可图，但是可以借此认识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商人，而拓展人脉是我最关心的事情。翻译使得我与上海一家大型公司的买办有了接触。这家公司最年长的合伙人在1857年逝世，他很了解也很重视中国人以及外国商人团体。为也表达他们最崇高的纪念，著名的中国商人团体在他去世时起草了一份详尽和充满溢美之词的碑文。健在的公司成员要选两位译员来翻译这个碑文，其中一个是英国总领事馆的译员，这个小伙子是《造反的中国人》的作者，而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买办的介绍）。让人惊讶的是，我的翻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且被公司的经理接受。中国委员会十分兴奋，竟然有一个他们的同胞能掌握这么多英文，并且能翻译出他们碑文的内在感觉。我翻译的碑文被接受了，并被篆刻在墓碑上。我的名字在中国人中传开了，这次不是作为一个抗争者，而是作为一个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学生。
  　　　　
  　　　　在这件事后不久，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突然降临，而我再次参与其中。那时黄河洪水泛滥，淹没了江苏省的北部，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无家可归，大群的难民在上海附近聚集和游荡。一个由商界领袖和上流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他们认识或者曾经听说过我，委托我拟定一份文书，恳请外国团体捐献和援助，以缓解难民之需。这几份文书立刻传播了开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收到了多达20,000美元的捐款。中国委员会对取得这样的成绩相当兴奋和快乐。在捐献结束时，我以委员会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感谢外国团体迅速和慷慨的捐献。这封信发表在上海当地的报纸《上海邮报》和《中国朋友》上。所以在我开始翻译的三个月后，我是去过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在中国人中广为人知。我很感激那个买办曾寄圃，他不但对我的翻译业务帮助很大，还让民众知道我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是一个廉洁、聪明，值得敬重和信赖的人。他与公司长期的合作关系和他的文学趣味吸引了各个领域的中国学者，而他的商业事务也让他可以和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大资本家和商界领袖接触。也正是他的介绍，我才可以翻译碑文和撰写捐献文书；后来我又认识曾国藩，他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后面将会看到，正是他创办和促进了中国的教育计划。在各种俗世事务当中，一个人几乎不可能知道在我们的朋友和熟人当中，谁会是解开命运之绳的正确线索。曾寄圃介绍我认识李壬叔，李壬叔介绍我认识曾国藩，曾国藩后来通过中国教育计划将西方教育融入中国文化当中，全世界不同种族的人们注定会联合在一起，亲如兄弟。
  　　　　
  　　　　我的朋友曾寄圃后来将我介绍给宝顺公司（ Messrs. Dent & Co）的经理，他友善地让我到日本长崎的分公司任职买办，当时日本开放对外贸易不久。我拒绝了这个职位，我真诚坦率地说明了理由，买办这种职业虽然待遇丰厚，但是身份卑微，而我从美国顶尖的学校之一耶鲁大学毕业，我不能让母校蒙羞，因为我深切地崇敬着母校，并且珍惜她令人自豪的名声。如果我的母校和同学听到我是一个买办——为一间英国公司服务的仆人头头，他会怎样看待我呢？我说当一个人遭遇外部环境的压力时，他可能不得不扮演仆人的角色，以图改变，尽管我财政困窘，但是我还没有沦落到如此田地。我告诉他我更喜欢作为公司的内部代理人为公司奔走，直接和公司的领导通信。这样我就不用为了赚钱而牺牲骨气，去从事一个被大家看作是媚颜屈膝的职位。我更喜欢作为一个代理人去包装茶叶和采购丝绸——可以给薪水也可以给佣金。这就是我拒绝的理由，同时我也感谢他的好意。我的朋友曾寄圃也在谈话现场，他不知道会谈的细节，但是他会英语，所以也知道谈话的主旨。我先出来了，留下经理和我的朋友在讨论结果。曾寄圃后来告诉我韦伯（Webb）说“容闳虽然贫穷但有傲骨。贫困和傲骨经常相互相生，密不可分。”几天后，曾寄圃通知我说韦伯已经决定派我去茶区了解和学习包装茶叶的业务。
•   　　在最终成功掌握口语，能流利地将它说出来后，我立刻开始寻找一个不但可以养活自己和母亲，同时也可以实现我改良中国理想的工作。彼得·帕克医生是一个医学传教士，被美部会指派来广东已经多年，那时美国特派员是一种权宜之计，暂时代替公使的事务——外交公使常驻北京的问题仍在谈判之中，北京政府和协约国之间互派公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外交上的正式任命还没有正式建立。帕克医生得到特派员的任命是因为他居住在中国很久和有说中文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受到过特殊的外交训练或者拥有丰富的法律知识。M.N.希区柯克（M. N. Hitchcock）先生是美国国王先生公司（Messrs. King & Co）的一个商人，是帕克医生和我的一个共同朋友，通过他我成了医生的私人助理。我还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时就已经听说过帕克医生，他也毫无疑问知道我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耶鲁大学也是他的母校。他的办公室在广东，而夏天会去澳门。我只在他那儿工作了三个月，每月的工资15美元（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他让我做很少事，本来我以为与他保持一致就很可能与中国政界接触，但是事实远非这样。由于我既不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也不可以扩大我对中国政界的接触，我放弃了他秘书的职位，远付香港尝试学习法律。我的老朋友萧德锐慷慨热情地邀请我住在他家，通过他我成功地在香港最高法院找到了一份口译的职务。我每月可以得到75美元的薪水，有这做依靠，更加鞭策着我继续努力学习法律了。有人建议我学习律师或者法务官事务。根据在英国法庭的惯例，似乎有两种类型的律师——一种是咨询律师或者事务律师，另一种是出庭律师。第一种律师会写出所有的证据、事实和案件的证明，将它们交给出庭律师或者法律顾问，由他们出庭辩论。
  　　
  　　
  　　
  　　我以前的资助人和朋友萧德锐推荐我去学习咨询律师事务。我并没有意识到，进入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成为一名律师，我会跟英国法律团体扯上关系，也没有想到有一个新的检察总长本来想要我他那儿当学徒，但是我却选择了另一名律师，这是我另外一个错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迫使我不得不离开香港。
  　　
  　　
  　　
  　　首先，所有的律师联合起来反对我，除了《德臣西报》之外，他们在当地的所有报纸上公然宣称，如果我可以获准进行职业训练，他们还不如收拾行李回到英国，因为我既会英文也懂中文，我会垄断所有中国人的法律事务。所以他们对于我的继续学习很是激动。
  　　
  　　
  　　
  　　其次，我并不知道检察总长想我去他那儿当学徒。他用尽所能，利用殖民地检察总长的影响力来为我成为一名律师铺平道路，我刚通过考试他就起草了一个特殊的殖民地法令，允许中国人在香港殖民地当学徒。这个法令在变成一条殖民地法律并实施之前，要先呈交英国政府由议会裁定，在议会通过之后才会变成一条殖民地法令。
  　　
  　　
  　　
  　　在此期间，检察部长安斯蒂发现我已经在咨询律师帕森处当学徒，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安宁过。我受到两面夹攻——律师操纵的排炮向我加倍开火，而由检察总长操纵的这门大炮也开始向我发射。他对于我的口译十分不满，这是前所未有的。帕森先生知道实际情况如何，他自己也明白两面正向我激烈开火，所以为了保存自己，他明白和坦率地告诉我，他已经放弃了我，我们之间的学徒合约宣告无效。而这对于我来说，就必须放弃在最高法院的口译工作。而帕森在我放弃学徒身份和口译的工作不久，因为他更满意的原因，放弃了香港事务回到了英国。所以老师和学生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回顾我在香港短暂的经历，我庆幸没能成功在香港成为一名律师，那儿的荒诞剧场有太多的局限和限制。如果我沉迷在障碍丛生和沉闷无趣的殖民地里，我不会接触到中国的领袖人物。毫无疑问，如果我在法律界取得成功，我会大发横财，但是形势迫使我离开这个殖民地，我的心指引着我北上上海。1856年，我乘坐敦莫莱斯克（Dumoresque）船长的运茶快船“弗罗伦丝 ”离开香港。他跟1955年带我出来的“尤里卡”船长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友善、聪明和有绅士派头。当他知道我是谁时，他让我从香港到上海免费通行。他事实上是这条船的独资人，船根据他女儿的名字弗罗伦丝命名。旅程很短，只持续了七天，但是在旅途结束前，我们成为了密友。
  　　
  　　
  　　
  　　在我到达上海不久，就在海关翻译部门找到一份工作，每月的薪水75两，相当于100墨西哥银元。因为中国缺乏银制流通货币，墨西哥美元输入得到采纳。这是比在香港最高法院做口译较好的一点。这份工作并不费劲和并不难受，事实上它们很简单很容易，很对我的胃口和抱负，我有大量的时间去阅读。但是在经过三个月的新工作试用之后，我发觉事情并不是如此，如果我想保持清廉和原来的品格，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工作下去。译者之间已经进入了一个常态贪污系统。在了解这些事情后，我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我决定辞职。所以一天我拜访海关专员首长，表面上要求升职成为理事。他告诉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希望，任何一个中国译员都不可能升为理事。因此，我立刻就决定辞职，所以我递交了辞职申请，刚开始时辞职没有被接受。在我初次拜访的几天后，海关专员首长莱（Lay）殷勤地尝试说服我改变主意，并且将我的薪酬提升至200两，他显然认为我是想通过这样来诈取更高的报酬。他没有想到至少有一个中国人会认为清廉的声誉和诚实的品格比钱更加重要。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让同时为中国政府服务的中国人得不到英国人一样的升职机会；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个人品格在各行各业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他的小想法是我有更大的志向，所以我才不会与那群贪污受贿的海关翻译和检查人员同流合污。一个人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这是我的座右铭。我没有说明我离开翻译部门的原因，但在四个月的试用结束之后，我离开了这里，尝试去寻找更适合我的领域。
  　　
  　　
  　　
  　　我的朋友那时觉得我是一个怪人，竟然为了一些不确定和未经实践过的事情而放弃了月薪200两的工作，这对于他们而言简直是愚蠢透顶。他们很少意识到我的用意所在，我有一个清白的纪录，我想保持清白之身。我完全知道在我回到中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换了三次工作。我开始想我是不是太过于善变，以至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就；或者是太过耽于幻想，而不能变得实际一点；又或者是太过于自负，一生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在艰苦的人生中，人要成为一个梦想家，才能实现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我们并不能为了像动物一般的生存而纯粹地做苦力。我必须为对我的教育栽培而努力工作，我觉得应该尽量利用我拥有的任何东西，让它们为我们的民族大众造福，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一己私利。通过这些转换和改变，我只是尝试去找到我真正的方向，和怎样才能让自己为中国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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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航行回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开始，我一生事业的开启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已经接近十年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了，但是她永远都不会脱离我的灵魂，我的心在召唤着她的幸福事业。我十分希望可以有一点时间来修习一个科学课程，我已经在谢菲尔德科学学院修习了测量课程，学院的院长是诺顿教授。如果我可以从事一个实用的职业，可能会使得我的目标实现起来更快、更方便。但是由于我很穷，并且我的朋友认为长时间停留在这里，可能会让我认为这里很好，中国就会完全失去了我。因为这个还有另外的一些原因，我放弃了科学课程，返回了中国。其中很关心我回中国的事的人有：毗拉提·佩里特，他是Goodhue & Co公司与中国贸易的商人；还有就是奥利芬特兄弟公司，就是他们在8年前用“女猎人”号载我来到了美国。他们渴望我返回中国并没有其他动机，他们只是寄希望于我可以对中国的基督教化会有所帮助，使得中国人与他们著名的和仁慈的基督教徒可以和睦相处。
  　　　　
  　　　　威廉·艾伦·梅西牧师也要去香港，他曾在1845年接替布朗牧师任马礼逊纪念学校的教员，现在在美部会的指派下回到中国传教。我们1854年11月13日共同乘坐纽约司密斯商会艾塞尔公司的高速帆船“尤里卡”返回中国，船长是惠普尔。
  　　　　
  　　　　冬天是乘坐帆船通过好望角去往东方最糟糕的一个季节，东北信风盛行，一路上都要顶风而行。我和梅西是“尤里卡”上仅有走这条路线去香港的乘客。我们登上帆船，随后帆船驶向东河（注1）的中心。那天天色惨淡，寒冷蚀骨，没有送别的手帕在空中飘摇，祈求旅途平安；当船起锚航行时没有人在码头为我们欢呼送行，随后，拖船把我们拖到了桑迪岬岛，在那儿我们开始独自航行。由于正前方风势强劲，帆不能扯满，我们只得改变航向前行。我们发现“尤里卡”货物空空，甚至没有任何可以压舱的重物，因此船就像一个出海前喝醉了的水手，摇摇晃晃。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仿佛她用力过大去保持平衡。就这样，她摇摇晃晃地从桑迪岬航行到了香港，全程仅13,000海里，却航行了154天。这毫无疑问是我人生中最乏味和最疲倦的航程。船长是费城人，他口吃严重，导致他脾气急燥火爆，他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特别是在早上，他可能会在尾甲板踱步，扫视天空，对于旁观者而言，这被视为船长正常的必需工作，他正在为与逆风战斗的哑剧作准备。突然，他停了下来，盯着逆风吹来方向的天空，他满脸肿胀，脸色因极端的激动而发红，眼珠几乎蹦出眼眶，他闪耀着无名之火，手臂抬起，抓住自己的头发，像要把它们都从头皮上撕扯下来，他咬牙切齿，同时上蹿下跳，踩踏着甲板，辱骂上帝给他送来了如此大的逆风。空气被他恶毒的诅咒割裂，亵渎神灵的辱骂从他口吃的嘴中艰难地喷出，使得他看起来可怜至极。在航行的早期，看到他如此扭曲的声音和突发的怒气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使得他看起来神经错乱，不像是一个神智健全的人。但随着这些事情在航行中每天都发生，我们渐渐觉得他不值得同情和怜悯，反而有点轻蔑。当他的盛怒发泄完毕后，他恢复了平静和正常的情绪，他会全身松弛地坐在藤椅上，独自坐在那儿几个小时。为了消遣，他来回搓着双手，并且安静地自言自语，偶然脸上会浮现出一丝笑容，看起来就像一个无辜的傻子。在航程过半前，船长对风愚蠢和疯狂的行为使得他看起来像个白痴，他也因此成为了全体船员的笑料，当然，他们也不敢表露出来，不服从他的命令。船的航行完全掌握在大副的手中，他是大海的暴君。所幸船员全部是由瑞典人和挪威人组成，如果是美国人，受到长官如此非人道的对待，早就发生暴动了，因为他们必须要日夜不停地工作。他们得到的唯一休息机会是船航行到了热带地区的时候，那时风偃旗息鼓了几天。现在再重新翻回我那段时间的日记，我们居然用了近两周的时间去通过望加锡海峡。通过海峡之后，船长说之所以遇到霉运是因为船上有个约拿（注2），他故意让梅西牧师听到。我的朋友梅西听到后并不介意，向我投来意味深长的一笑，我们当时就讨论起通过望加锡海峡的合适方法，我们故意高声讨论让那个老船长听到，就好像如果我们是船上的指挥官，我们可以让船10天内就通过那儿。这直接讽刺了那个老头航海技术匮乏（他确实是个可悲的水手），这也是为了报复他几分钟前所说过这儿有个约拿之类的话。
  　　　　
  　　　　在隆冬时节，前往东方本应该绕过合恩角而不是好望角的，如果这样，我们从纽约到香港一路上无疑会有强劲的顺风，这不但会缩短航程，还会节省掉船长大量辱骂的说话和他神经的磨损。但是作为仅有的乘客，我不知道这艘空的、没有压舱物的、轻飘飘的船与东北季风对抗背后的经济动机。如果是绕过合恩角，我将会很高兴，因为这会给我的环绕世界之旅增加一条新的路径，同时也提供了一段新的经历。
  　　　　
  　　　　在我们接近香港时，一个中国飞行员登上了我们的船。船长想叫我问他附近是否有危险的礁石和浅滩，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怎样用中文跟他解释清楚。这个飞行员懂得英语，而他是教我危险的礁石和浅滩的中文术语的第一个中文教师。所以船长和梅西，还有一些当时也在场的人，都嘲笑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懂得怎样说中文。
  　　　　
  　　　　我上岸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德臣西报》（注3）的办公室，向萧德锐表达我的敬意，他是这份报纸的创办者和编辑，我在孟松中学读书时，他曾资助我一年多的时间。见过他后，他盛情邀请我住在他家中，我少作逗留后便匆匆赶去澳门与我那年老敬爱的母亲相见，我知道，她也在日思夜想着我这个远在他乡的游子。我们的会面一天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那天我依然穿着西装，因为我没有合适更换的中国服装。他们也允许我留着一撇小胡子，而根据中国传统，未婚的年轻人是不可以留胡子的。我们相见时，欢乐、感激和感恩的泪水喷涌而出，我们都心情激动，以致一时无言。当我们的心情平复了下来，她开始抚摸我的全身，仿佛要表达滞郁了至少十年的母爱。当我们都坐定后，我简短地叙述了在美国的生活，因为我知道她一定会非常感兴趣。我告诉她我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5个月疲倦的旅程，但是沿途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在我生活在美国的8年中，遇到过很多心地善良的人，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一直以来身体都很好，从来没有遇到过大病；我在8年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和为回中国生活工作做准备；我告诉她说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必须要通过预备学校的学习；我进入的大学是耶鲁大学，美国的顶尖学府之一；我的课程要持续四年，这导致我要长时间留在那里，延缓了我回中国的时间；我告诉她说在四年结束后，我获得了学士的学位，这与中国的秀才相仿，表示“优秀人才”的意思，这会刻在一张绵羊皮做成的羊皮纸上，从耶鲁大学毕业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即使对于美国本地人也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她天真地问我这可以得到多少钱，我说它不会立刻就会给我任何的钱财，但是它可以使得一个人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赚起钱来更加容易迅速；如果一个人有大学教育作为基础，它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特别是如果他有优良的品格，他更有可能会成为领袖人物；我告诉她大学教育对于我来说比钱更加有价值，而我也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知识，”我说，“就是能力，而能力比财富更加重要。我是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因此，在此时此刻，您是中国数百万母亲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享受这种荣耀的人，您有一个中国第一个从美国一流大学毕业的儿子，这是一种世间罕有的荣耀。”我要保证只要我还活着，她的舒适和欲求都会得到谨慎和勤勉的照顾，不能有任何的疏忽使得她不满足和不快乐。这次见面让她得到很大的慰藉和满足，听后，她似乎十分高兴。在我说完后，她带着颇有深意的微笑看着我说：“我看你已经蓄起了胡子，你知道你有一个哥哥，他还没有蓄胡子，你必须要将它剪掉。”我立刻遵从了她的吩咐，当我脸庞干净地进入房间时，她十分满意地笑了，很明显她觉得即使我经历了国外的教育，但是并没有忘记早年服从母亲的教养。如果她能够读懂我的心，她会发觉每一处脉搏的跳动都散发着对她最温柔的爱。在她生命剩下的时间里，我很少可以经常见到她和在我的权力允许之下给予她照顾。1858年，在我父亲去世24年后，她逝世了，时年64岁。她去世时我在上海，我立刻赶回了家乡参加她的丧礼。
  　　　　
  　　　　1855年夏天，我在广东定居，与富文（Vrooman）牧师住同一个寓所，他是美部会（American Board）的一个传教士。他的办公室在咸虾栏，附近是刑场，位于城市的西南郊区，毗邻珠江沿岸。在那儿，我开始了中文的学习，也开始恢复使用我在美国期间就已经忘记了的粤语。不用6个月，我便能很容易地使用粤语，尽管用起来还有一点生硬。在重新学习书面语言方面，我也取得了小小的进步，我1846年离开中国时，并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我只用了4年的时间来学习中文书面语言，这已经是相当快的了。与英文的说与写相比，中文的说与写之间的差别相当巨大。中文的书面语言十分呆板，到处都是既定的格式。整个国家都可以明白书面语言的意思，但是不同的省份和地方会有不同的发音。中国的口头语言包含着多得数不清的方言，在福建、安徽和江苏的人，他们在方言上互相之间就像外国人一样。这是中国的表意文字和口头语言的特有的特征。
  　　　　
  　　　　在我居住在广东努力去重拾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6个月期间，广东省陷入了一种有些小紊乱的状态。广东省内的暴动升级，而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在中国内部所向披靡，取得显著的成功，但是这次暴动与太平天国运动完全不同。为了将暴动扼杀在萌芽的状态，两广总督叶名琛实施严厉措施，1855年夏天，七万五千人被斩首示众，据闻，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无辜的。正如前面所言，我的住处离刑场半英里路，一天，出于好奇心，我冒险去到那个地方。噢！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啊！地面完全浸透在人类的鲜血之下，车道两边都可以见到无头的尸体，成堆堆积在一起，等待着被带走埋葬，但是没有相关的准备来促进搬运。
  　　　　
  　　　　死刑的执行规模比预想的要大，但是没有相关的准备，去找一片足够大的地方来埋葬所有的尸体。他们就这样被放在烈日的暴晒之下。从早到晚的温度都稳定在华氏90度左右，有时候还要更高。在刑场方圆两千码的范围内，都充满了恶劣和有毒的气味，地面承载了过多的血液，大量的尸体已经留在那儿至少两天，正在迅速腐烂。我十分惊奇，在这样的环境下，竟然没有暴发危及到广东稠密人口的流行病。幸好后来在城市西面的远郊找到了一个又深又宽的沟壑，那里立刻就成为了一座阴深深的坟墓，用来倾倒这次人类大屠杀中的尸体。据闻，不需要一点泥土来掩埋这些尸体，无数成群微红色的外貌丑陋令人厌恶的蠕虫早已经铺满其上。
  　　　　
  　　　　我听说，1855年的6、7、8月期间，七万五千人被斩首，其中超过一半人是无罪的，但是官吏以这样的指控来向他们勒索钱财。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在文类文明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使是卡利古拉和尼禄的血腥和残暴、法国大革命的惨剧也不过如是，而1854年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便是罪魁祸首。
  　　　　
  　　　　叶名琛是汉阳人，汉阳是汉口口岸的一部分，在太平天国运动占据时遭到毁坏。据闻叶名琛在汉阳有大量的房产，全部都被焚毁。这使得他对太平军十分愤恨，而由于太平军的领袖在两广地区受到欢迎，他自然而然将他的怨恨转移到了两广人民的身上。在得到总督这个高级的地位后，他发现他有机会将个人的仇恨发泄到广东人民的头上。这使得他任意地屠杀他们，事实上他甚至不给他们一个形式上的审判，而是匆匆将他们处死，就像将牲畜送进屠宰场一样。
  　　　　
  　　　　这个杀人的恶魔做梦也没有想到最后的审判会这么快来临，在1855年骇人听闻的人类大屠杀的7年后，他在英国政府那里惹上了麻烦。他被英国军队俘虏，放逐到印度一个昏暗遥远的角落，在那儿他过着最可耻的生活，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憎恨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鄙视。
  　　　　
  　　　　从刑场回到住处后，我觉得心神不宁、精神沮丧。我没有任何食欲，当夜幕降临，我心神不安，难以入睡，白天所见的场景，时时在脑海中搅缠。然后我想太平军试图推翻满族政权有足够的正当性，我的同情心彻底地倾向了太平军，甚至我想认真地做好准备加入太平军。但是情绪冷静下来以后，我重新回到原计划之中，竭尽所能尽可能快地重拾中文，沿着合乎逻辑的道路，以达到我内心的目标。
  　　　　
  　　　　
  　　　　
  　　　　
  　　　　
  　　　　
  　　　　注1：美国纽约州东南部的海峡，位于曼哈顿岛与长岛之间
  　　　　注2：圣经人物，《旧约》中十二小先知之一，其事迹记录在〈约拿书〉中，意指带来恶运的人。
  　　　　注3：百度百科：《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又名《中国邮报》、《德臣报》等，是香港的第二份报纸，也是香港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该报于1845年2月20日由英国资深出版商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创办，并得到当时最大的鸦片商渣甸勿地臣的支持；后于1974年停刊，前后发行了129年。该报的中文名称乃得名于报纸的第二任主编德臣（Andrew Dixson），德臣富有办报经验，对华人贡献也很大，因此华人乃将其名代表该报。
  　　　　
  　　　　
•   　　　　在进入耶鲁之前，我还没有找到给予我财政支持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样完成大学的课程呢？我们很容易谈到用勤工俭学的方式来求学，但是这只是一种颇具迷惑力的浪漫想法，但用商业价值和实用方式去面对它的时候，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在我踏进去后，它向我证明了这一点。除了布朗和哈蒙德外，我没有一个朋友。在带我来美国时，布朗已经帮了我不少忙；而哈蒙德使得我有资格进入大学。我经常请求他们给予意见和忠告。他们建议我去申请为贫困学生准备的应急基金。这笔基金严格控制在学校的手中，要挪用它必须要有申请者签署的保证书，承诺要学习牧师职责，并且在毕业后要成为一名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申请这种基金对我没有任何用处。然而，一天我被约去牧师的住所去见委托人，他们说假如我愿意签署保证书，承诺毕业后会作为传教士回到中国传教，他们会很高兴我去申请这笔基金。我给出了以下的理由，让委托人明白我是永远都不会签署这样的保证书的：
  　　　　
  　　　　首先，这会阻碍我的发展、限制我的价值，我想要最大限度的自由去争取每一个机会，为中国做最有益的事。如果需要，在我发现旧的环境已经对任何计划都不再有利时，我可能会去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来实现她最大的福祉。
  　　　　
  　　　　其次，传教士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一个人可以为中国或者其他地区做最好的事情。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中，如果一个人具有基督教精神，他的行善雄心基本上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保证书都不可以溶化他冰封的思想。
  　　　　
  　　　　第三，承诺成为传教士，可能会限制我利用可能会提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事件所处的环境，给她最好的服务。“因为这些原因”，我说，“我必须拒绝签署保证书，同时也要谢绝您的好意。谢谢您，先生，祝您一切安好。”布朗和哈蒙德都同意我做了这正确的决定，并且都支持我的立场。诚然，我很穷，但是我不会允许我的贫困占据上风，迫使我拿内在的信念和使命去与眼前的利益作交换。
  　　　　
  　　　　1850年夏天，布朗去南方看望他的姐姐，也顺道拜访了乔治亚州萨凡纳的“妇女协会”成员，他对他们说了我的情况。他回来得正是时候，那时我刚好与大学的董事会会见完。我告诉他结果，他如我前面所述那样，支持我的立场，并且告诉我他所做的事情。他说协会的成员愿意帮助我完成学业。听到这个消息，我重新拾起了勇气，随即去纽黑文参加并通过了入学考试。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样通过的，因为我只学了15个月的拉丁文、12个月的希腊语和10个月的数学，因为我在中学的学习，曾为朝圣者和附近新筑伦敦铁路所中断。相对于班上十分之九的同学，我的准备工作远远落后于他们。虽然，我通过了考试，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充分的准备，在课堂上的背诵就已经清楚证明了这一点。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一方面要筹划经费，使得收支平衡，另一方面要保持跟上学习的进度。整个大学一年级，我每晚都苦学到深夜十二点。因为我很少甚至基本不运动，我的健康状况下降，精力不支，我不得不请了一周的假去东温莎休息了一个星期，回来的时候，精神得到了恢复。
  　　　　
  　　　　大学二年级时，我极端厌恶数学，特别是厌恶和痛恨微积分，而这对我的智力训练很少甚至没有任何的帮助，我经常很低分或不及格，我真的以为我会被降级或者被学校开除。但是由于一些未明的原因，我竟然可以以这么低的学分通过了大学二年级，我甚至不敢问分配给我的导师布洛杰特（Blodget）关于我成绩的事，他教我希腊文。1854年，让我依旧可以作为班上的一名学生的唯一理由应该是我曾经在两次在英文竞赛中成功胜出。我第二学期获得了一等奖，该年的第三学期我又获得了一等奖，这些奖励让我在学校和外面的世界无比风光，但是我对这没有任何的兴奋，因为贫乏的知识贯穿我大学其他课程的始终。
  　　　　
  　　　　在大二结束前，我成功确定了在一个寄宿俱乐部的代理工作，该俱乐部由大二学生和青少年组成，总共有20人，我为他们供应所有的膳食。用这种方法，我赚取了大学后半段的所有食宿费用。在财政问题方面，主要由乔治亚州萨凡纳的“妇女协会”的汇款解决，纽约的奥利芬特兄弟也会出资资助。除了这些资金来源之外，我也在“兄弟会”的图书馆担任助理管理员，这是两个拥有图书馆的大学辩论会中的一个，我也是成员之一。
  　　　　
  　　　　大学四年级，我再次被推选为图书馆管理员，并且获得了30美元的报酬。这些资金足以满足我的生活需求，因为我总是量衣而穿。那时，大部分的乡下牧师每年只有200美元或300美元的薪水（当然，也会进行一些年度捐赠活动，但是有时捐赠活动的收入还不如支出的多），他们一般都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我有着几乎一样的赠品，当然足够完成大学的学习，而且还有那些关心我教育的妇女经常会捐赠很多衣服和袜子给我。
  　　　　
  　　　　1854年，那个带给我荣誉和运气的班级，共有98个学生毕业，我是第一个从美国一流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自然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而事实上，我在两个大学辩论会之一担任图书管理员的两年中，就已经为前后三级的同校学生所熟知。这使得我在大学中可以认识更多的人，而我的国籍，当然也会使得我更受欢迎。
  　　　　
  　　　　作为大学生时，我在耶鲁中已经获得了一些虚名，而这些在毕业后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整个大学期间，特别是最后一年，中国悲惨的情形不断出现浮现在我的脑海，让我的灵魂负荷极重。在沮丧的时候，我常常希望我从来没有受过教育，因为教育明显增长了我的心智和道德水平，并且赋予了我责任，要永远不要看见愚昧的封闭；大类面对野蛮和冷酷无情的大自然造成痛苦和错误永远不会如此易受伤害。一个人知道得越多，就遭受得越多，因此快乐就越少；而一个人知道得越少，他遭受得越少，因此快乐就越多。但是这是一种低等的人生观，一种懦弱的感觉和一种不值得容忍的神性印象。我已经接受过教育，通过艰苦的努力和克己的精神，我最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奖励，尽管它不是那么的完整和与我所渴望的东西不完全相符，但是我已经接受过常规的标准和通识教育。因此，我可以自命为受过教育的人，同样地，我必须如此自问，“我的教育可以去做些什么？”在大学最后一年结束前，我就已经计划好了我应该做的事。我决定让中国年轻的一代可以得到与我享有的同样的教育优势；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可能会得到新生，变得开明和强大。完成这个项目成了我雄心的指路明灯。朝着上述目标，我整合我所有的精神资源和能量，我不畏艰险和1854到1872期间沧桑多变的生活，我努力工作并等待着它最终圆满成功。
  　　　　
  　　　　
•   　　　　我在孟松中学的第一年，并没有进入大学的想法。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当时的拨款只到1849年，我们在那时就要回到中国。1848年秋天，我们三个中最年长的黄胜因为健康原因回到了中国，只有黄宽和我还在那儿继续第二年的学业，我们经常讨论在拨款期满之后的计划。我们都决定留在这个国家继续学习，但是问题来了，谁会在1849年后给予我们财政上的支持呢？这是一个戈尔迪之结（注1），我们决定去和哈蒙德先生和布朗先生商量。他们都决定写信给我们香港的资助人，他们复信说如果我们愿意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专门的课程，他们会在1849年后继续资助我们。这真是一个慷慨高尚的决定。
  　　　　
  　　　　黄宽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决定在1849年末接受资助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然而我更喜欢留在这个国家去耶鲁大学继续我的学业。黄宽的决定解决了他所有的财政问题，但是在1849年后我怎样支付教育费用依旧困扰着我。但是我不允许这种对未来的忧虑打扰心灵的宁静，我将所有的忧虑都抛给了风带走，就像以前一样，把自己交给了上帝，相信他会关心我的未来。
  　　　　
  　　　　在做出决定之后，黄宽和我在1849年学年结束的时候，放弃了英语的学习，在同年，我们开始学习经典学科的入门课程。1850年夏天，我们从高中毕业。黄宽根据之前的安排，在1850年前往苏格兰去爱丁堡大学报到。我依旧留在这个国家，最终进入了耶鲁。这离我们1840年第一次在马礼逊纪念学校见面刚好10年，那时我们是校友也是同班同学，现在我们之间的连接断了。
  　　　　
  　　　　黄宽在大学就读了七年，在1857年完成医学专业的学习后，他回到了中国。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是他那个医科班第三个毕业的学生，他也在医学界确立了地位。他的才学使他成为在那时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在广东有很好的行医经历，相对于欧洲医生，那儿的侨民更加喜欢选择他医治。他很成功，在他1879年逝世之前获得大量的财富，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国的社团都为他的逝世感到惋惜。因为他基督徒的品格和纯粹的生活方式，他受到中国人和当地外国人极高的尊重。
  　　　　
  　　
  　　
  　　注1：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指代“复杂的难题 或棘手的问题”，源于希腊传说。
  　　
  　　
  　　
•   　　因为他们这么慷慨的帮助，1847年1月4日我们可以从黄埔起航。我们乘坐了一艘好船，船长是吉莱斯皮。正如我前面所述，这艘船属于奥利芬特公司，船上装满了茶。从黄埔到圣海伦娜岛，沿途都刮着强劲的东北风。一路上都没有出大的意外，只有在好望角时遇到了一点风浪。船桅的顶端和桅横杆的尽头挂着电球，强猛的风就像一大群无形的复仇女神在我们的身后咆哮着、呼啸着。夜色越来越深，那些电球在船桅和桅横杆的顶端来回地、反复地飞舞着，就像一群在黑夜中提着灯笼的恶魔，我永远都忘记不了这么奇特的景象。尽管船在倾斜和呻吟，但是我发现这没有任何危险，那就尽情享受狂野大自然的奇特景观吧！船过了好望角后，就进入了平缓的大西洋，到了圣海伦娜岛后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进行补给。很多从东方来的帆船，都习惯把圣海伦娜岛当作他们中途停靠的地方。从船上看海伦娜岛，其表面是贫瘠的火山岩石，就像刚刚经过了炮火的洗礼和地狱的磨难。在它焦黑的表面，看不到一点草的痕迹。我们停在詹姆斯敦（北美洲第一个英国永久殖民地），这是岛上山谷里的一个小村庄。在这个小村庄里，有着丰盛的植被。在稀疏的居民里边，我们发现一些由东印度公司的船带来的中国人。他们是一些中年人，带着他们的家人在这里。在那儿，我们去了拿破仑的空墓地，有一株大垂柳在它上方飘荡着。我们摘了一些细枝养着，到了美国后，布朗先生把它们带到纽约的奥本，种在他住宅旁边，他在奥本高中教了几年书，后来去了日本。我1854年重回奥本时，这些树枝已经长成好看的树木了。
  　　
  　　
  　　
  　　离开圣海伦娜岛后，我们向西北航行，路上遇到墨西哥湾流，风也平静、晴朗，十分有利，帮助我们不用多久就到达了纽约。在经历了一段98天意想不到的晴天之后，我们在1847年4月26日到达纽约。1847年的纽约跟1909年的纽约完全不同，那时它只有250000到3000000左右的居民，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在人口、财富、商贸上都可以和伦敦媲美的大都会。整个曼哈顿岛（纽约的中心）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着摩天大楼、教堂、宫殿式的住宅的城市。
  　　
  　　
  　　
  　　1845年，我在马礼逊学校写了一篇叫做《意想之纽约游》（注1）的文章，想不到现在我可以真正来到了纽约。这件事让我想到，有时我们的想像是我们思想中最重要想法的预兆，会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我毕业之前关于中国教育的白日梦现在已经实现也一个例子；还有我找了一个美国妻子也是如此。现在我还有很多白日梦，未来会不会实现谁又可以决定得了呢。
  　　
  　　
  　　
  　　我们在纽约停留的时间很短，在新的世界里我们很幸运地认识了第一对朋友大卫E.巴特利特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在纽约一个聋哑人收容所担任教授，后来在哈特福特的一个机构同样做着这些事。教授在1879年逝世了，他的妻子范尼P.巴特利特夫人孀居了约三十年，在1907年的春天逝世。她有着基督徒的爱心，并且经常参加她所住社区的慈善活动，因此她很受尊敬。通过那些有缘得到过她照顾和指导的中国学生，她的影响甚至扩展到了中国。我把她当作我在美国最重要的朋友之一。
  　　
  　　
  　　
  　　 我们继续从纽约坐船到纽黑文市，在那儿我们有机会见到耶鲁大学还被介绍给了校长。我还没有那种进入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之一的远大理想，然而几年之后我把它实现了。我们从纽黑文市坐火车去经威哈斯角，在那儿去东温莎布朗夫人伊丽莎白·布朗的家。她的父母那时都还健在。那的父亲舒贝儿·巴特利特是经威哈斯角公理教会的一个牧师。我依旧很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安息日第一次去他的教堂，我们三个中国男孩坐在牧师的位置上，位置在讲道坛的左边，只能斜视讲道牧师，但是可以很好地观察整个集会。我们是整个教堂的焦点，我怀疑没有多少人会听那天的布道。
  　　
  　　
  　　
  　　 舒贝儿·巴特利特是一个新英格兰清教徒。他准确而严格地注重礼貌和行为方式。他说话深思熟虑、语调严肃，但是充满着虔诚真挚。他如履薄冰地管理着自己，留心而谨慎。可以从他的外表上看出他简朴和严格，但是他又文雅、深沉。他会把家庭圣经和赞美诗放在其他书的上面，把它们摆得正正直直，每天早上同一个时间都会进行晨祷。他总是坐在同一个地方晨祷，换句话说，你总可以知道去那儿可以找到他。他的习惯和生活就像一个时钟一样，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会开玩笑或者放声大笑。布朗夫人的母亲巴特利特夫人跟他完全不一样。她经常是快乐的，她的嘴角经常挂着微笑，她对每个人都说着善良愉悦的话语，她甜美的嗓音总是带着欢乐和善意。她亲切的气质和好客的精神让这个牧师的住所成为他们所有的朋友和亲戚喜欢的地方。有一个疑问经常困惑着我，她的丈夫每年只有400美元，她是怎样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的呢？的确，农场可以提供一部分的收入，但是他们最小的儿子丹尼尔，他们经济的支撑，不得不拼命工作来维持这个牧师住宅的威望。后来在孟松中学和耶鲁大学读书时，我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家。
  　　
  　　
  　　
  　　
  　　
  　　注1：用徐凤石、恽铁憔《西学东渐记》的译法
  　　
  　　
  　　
•   　　　　S.R.布朗牧师和他的妻子布朗夫人1839年2月19日来到澳门，马礼逊学校在他们的管理之下于1839年9月1日开学。布朗先生是耶鲁1832届毕业生，后来获得名誉博士学位。从他的经历来看，他很和适合作为中国第一所英语学校的开拓者。我1841年进入学校，这年已经有5个男孩比我先进入了学校，他们都学习小学数学、地理和阅读。我只在英语的读和说方面比他们更有优势。我们上午学习英语，下午学习中文。那五个男学生的名字分别是：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我是第六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我们组成了学校的第一个班，直到1846年12月，布朗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中国，我们自始至终都是他最老的学生。我们中有一半人跟着他去了他的国家。
  　　　　
  　　　　马礼逊纪念学校是这样来的：在1834年8月1日罗伯特·马礼逊博士在中国逝世后不久，第二年即1835年1月26日有传单在外国侨民中发行，呼吁成立“马礼逊教育会”的组织。它的主要目的是“用学校或者其他方式提高和促进中国的英语教育”。马礼逊是伦敦传教会第一个派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他1807年来到中国，组织之所以用“马礼逊”命名是为了纪念他的工作和成就。1807年1月31日他从伦敦启程，穿越大西洋到达纽约，在那儿乘坐“三叉戟”号帆船来到中国。他本想在澳门上岸，但是因为天主教会的妒忌，他不得不打消了这个企图，最后只能停在广州。后来，由于中国政府和外国商人的关系还不明朗，他暂时前往马六甲，培植他工作的基础。他是三个四开本中英词典的作者，那是第一部中英词典；他也绍介和翻译圣经。他的第一个信徒是梁亚发，他训练梁传道。后来梁成为了一名成功的牧师。他基本又主要的工作有写作具有重要性和开拓性的字典、译介圣经到中国、还有后续工作中的传教活动。他的信徒梁亚发，同样为开辟中国宗教生活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当然值得用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来纪念，但是这应该是一所为了这个纪念目的而永远存在的学校，而不是仅仅依靠那些路过的外商不确定而短暂的捐助才得以存在的学校。
  　　　　
  　　　　在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之时，香港割让给英国政府之后，马礼逊纪念学校1842年迁移到香港，学校坐落在一个海拔600尺的山顶。这座山位于维多利亚殖民地东边的尽头，它也跟着学校叫做“马礼逊山”。在山上远眺，港口美好的景色尽览。仅仅是这样一个地方，就足以令其他国家垂涎欲滴。这里很宽很深，它的特色和战略位置使它成为英国海军的基地。
  　　　　
  　　　　1845年，威廉·阿伦·梅西来到香港，担任学校的助理教师。他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因为学校从澳门搬到香港以后，已经扩大了规模，组成了三个新的班级，总的学生也超过了40人，这已经不是一个人就可以管理的了，所以非常需要一个助理教师。布朗继续在学校工作直到1846年的秋天，梅西可以有一整年的时间来了解适应这份工作。
  　　　　
  　　　　布朗和梅西在气质和性格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布朗一望就知有很强的自制力，他外表很酷，处理事情上有很强的能力，有绅士派头和令人愉快的，他还有点乐观主义。他很得学生的欢心，因为他支持他们努力学习，并且会在他的工作中尽心尽力。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直接、清晰、灵活地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事情和明白所学的功课。他在来到中国甚至进入大学之前，就拥有这么丰富的教习经验。他知道如何去管理男孩，无论是中国的、日本的还是美国的，因为他十分了解男孩的天性。他在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个好教师、十分机智和有着成为成功的校长的气质，后来他在纽约的奥本和日本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就充分证明了这些。
  　　　　
  　　　　梅西，助理教师，同样也是耶鲁大学毕业。他在之前从来没有教过书，也没有机会让他这样做，他没有任何经验来支撑他在中国的教学。他懂得学习、天性敏感、道德高尚，他的灵魂中充满了诚挚和崇高的思想。
  　　　　
  　　　　1850年马礼逊纪念学校解散后，他和他妈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工作。1854年，他由美国公会选派来到中国传教，那时我已经从耶鲁毕业，就和他一起回国。在这段从桑迪岬（美国一半岛）到香港的154天长而令人疲倦的旅程中，我们是唯一的乘客。
  　　　　
  　　　　布朗1846年冬天离开了中国。在他走之前的四个月，他在学校突然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由于他和他家人的健康关系，他将回去美国。在他结束说话之前，他说他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他会带一些年长的学生和他一起去到美国，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如果有谁想和他一起回去的可以起立。因为他这个决定回到美国的宣讲，使整个学校都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此刻我们一片死寂。此后几天，我们都在担忧布朗会永远地离开学校，只有那些可以可他一起去美国的学生即黄胜、黄宽和我才会面露喜色。当他要求愿意和他一起回去美国的学生站起来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站起来的，黄宽是第二个、然后是黄胜。但是为了确保我们都没有变数，我们要回家征求父母的同意。我母亲很不愿意，但是在我的劝说下，她最终还是点头了，虽然是带眼泪和悲伤。我安慰她说除了我之外她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以照顾她。另外，我的大哥快要结婚了，到时还有一个儿媳妇可以照顾她。
  　　　　
  　　　　如果只是靠我们自筹经费，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去美国完成学业的，因为我们都很穷。无疑，布朗先生在带我们过去前就已经和学校负责人谈妥了办法。也是通过布朗先生的影响力，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不单经费不用愁，二年之内我们的父母每个月还可以领到一笔费用。资助我们的人和我们约定了两年期限，他们豪爽地资助了我们，他们为我们做了很伟大的工作。他们不单资助我们在美国的经费，还给我们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到现在我依然可以记得他们之中一些人的名字，安德鲁·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是香港《中国日报》的编辑，他是英格兰人，一个老单身汉，但是高贵而英俊；A.A.里奇是美国商人，还有A.A.坎贝尔，也是苏格兰人，还有一些人我们不认识的人。奥利芬特公司是大卫、塔尔博特、罗伯特三兄弟设立的，他们是纽约商界的领袖，他们给我们在他们的帆船“女猎人”号在香港和纽约之间的自由通行权，“女猎人”是专门到中国运输茶叶的。他们怀着纯洁的基督教做慈善的动机，来帮助我完成完成学业，虽然现在再来提起他们已经有点迟了，但是至少可以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些许慰藉，即使他们现在生活在世界各地，也可以知道他们的父亲曾经为三个中国年经人黄胜、黄宽和我的教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   　　　　我1828年11月17日出生在多罗岛南屏镇的一个小村庄，它距离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西南方四英里，多罗岛坐落在澳门西面，与澳门仅隔着一条半英里的海峡。
  　　　　
  　　　　我有四兄妹，一个兄长，一个姐姐，我排行老三，还有一个弟弟。现在只有我还健在。（著书时为1909年）
  　　　　
  　　　　早在1834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的夫人来到澳门，在伦敦妇女协会的支持下，提高印度和东方国家的女子教育。她立刻就开始执行她的使命，先是创办女子学校，不久后也兼收男生。
  　　　　
  　　　　郭士立夫人的买办或者说家务总管，恰好是来自我出生的村庄，实际上，还是我父亲的朋友和邻居。正是通过他我的父母才知道郭士立夫人的学校，毫无疑问，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才准许我进入学校。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的兄长在传统的儒家旧私塾读书，却偏偏要把我送进了一个外国学校呢？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举措不仅仅是允许我进英国学校读书这么简单，它违背了中国的公众意识、审美趣味和大多数人的想法，在中国，对中国的崇拜才是得到政治晋升、获得影响力、权势和财富的唯一途径。对此，我只能这样解释了：外国和中国的交流开始变得频繁，我的父母预计这可能很快会形成一种中西方交流的热潮，他们觉得应该抓住时机，然后就让他们的一个孩子去学习英文，这样他可能会成为一个高级的口译员，并且在商业和外交之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而我的主要目标是影响父母，让她们允许我进入郭士立夫人的学校。这最终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使我远离了各种祖先戒律和各种阴阳八卦学说的控制。
  　　　　
  　　　　1835年，我七岁，父亲把我带到了澳门。在去学校之前，我被带到郭士立夫人那儿，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英国女人，她在我天真无邪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有点高、体态俊美，透露出坚强果断的特质；她的眼睛浅蓝明亮，目光深邃；她方形的下巴托着一张薄薄的小嘴——这一切都在表明着她的坚定和权威；她的头发淡黄，眉毛浓密。她的容貌就显示出了她极好的执行力和意志力。
  　　　　
  　　　　她穿着飘逸的白色长裙来欢迎我（当时是夏天），还有两个套筒把长裙拱起，这在当时很流行，这样的穿着让她看起来十分夸张，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困惑多于震惊。实际上我也吓得发抖——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古怪特别的穿着。我害怕得紧贴着父亲，她友善的话语和略带同情的微笑并没有得到我些微的回应，因为我还对她的性格和新的环境十分困惑。事实上，一个新的世界开始逐渐为我铺开，一段时间之后，当我的乡愁和周围事物的新鲜感开始消失，她的善良和同情心完全虏获了我，我开始把她当成了母亲。她似乎也对我特别留心，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太小和太需要帮助，并且远离父母，在学校中我就是最年轻的学生。她把我放在了女学生之间，而且还不允许我和当时少数的几个男学生混在一起。
  　　　　
  　　　　有一个越轨行为我永远也忘记不了。这发生在我到学校的第一年，那时我想着逃跑。我被关在那栋楼的第三层，楼顶是一个露天平台，那是唯一一个女孩子和我可以玩耍消遣的地方，我们不被允许到街上玩耍。那些男学生住在一楼，他们有着足够的自由可以出外运动。我十分妒忌他们，他们很自由，在下课后我想走下楼去，和他们混在一起玩耍。只有我自己和一帮女孩被关在三楼，让我烦燥不安。我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因此诸如偶尔偷跑下楼和去有着成群小轮渡的码头探险这类的幻想对年轻的我有着独特的魅力。为了获得自由，我打算逃跑。那些女孩都要比我年长，有一些也同意我这个狂野的计划，她们无疑也对这种严紧的禁锢同样感到烦燥不安。我告诉她们我的计划，有六个大一点的女孩也加入了进来。我独自偷偷地溜出了屋子，下到码头订了一艘可以把我们都装进去的有盖船。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完了早餐，在郭士立夫人去拿早餐的时候，我们偷偷地跑了出来，涌入小船，心急火燎地向着多罗岛的对岸驶去。我计划把所有人都带到家里，然后那些女孩才各自从我的家里回到她们各自的村庄。当我们行驶了一半路程的时候，我十分惊愕地发现，有一艘船正在追赶着我们，并且离我们越来越近。即使加价也不可以使我们的船开得更快，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两个船夫，而他们却有四个，这根本不可能赢出。所以我们的船夫放弃了，他们对着那艘船摇手帕投降，我们所有人都被抓住了。接着我们都要接受惩罚，我们要排成一列绕着学校行走，我的头上顶着一张大大的纸片，有三个女孩在我右边，另外三个在我的左边。在我的胸前挂着一个大方木牌，上面写着“带头逃跑”，我们在那儿站了整整一个小时，直到放学了才让我们走。在我的生命中我还从来没有经受过这么大的屈辱，我简直抬不起了头。一些淘气的伙伴会想从我们这件事中获得点乐趣，他们会鬼鬼祟祟地瞥我们一下，又或者对着我们做鬼脸。郭士立夫人为了加重对我们的惩罚，在分配姜饼和橙子的时候都先分给其他的学生。
  　　　　
  　　　　郭士立夫人的学校，是1835年9月的时候开办的，起初只招女学生。当时招收男学生，是为了组建“马礼逊纪念学校”作准备的，马礼逊纪念学校在1835年发起，1939年成立，所以一个专门招收男学生的临时部门就在她的学校成立了，这个部门的维护经费主要由马礼逊纪念学校捐助。
  　　　　
  　　　　在我进入郭士立夫人的学校的时候，只招收了两名男学生。她的学校因此临时地改进和扩大，她的两个外甥女巴夏礼小姐也来到中国作为学校的助理来帮助郭士立夫人。她们是哈利·巴夏礼先生的妹妹，他后来因为在1864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出色，被授予爵位，实际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也是发起人。我很幸运能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接受他们的管教。
  　　　　
  　　　　后来，郭士立夫人和她的两个外甥女巴夏礼小姐管理的男子学院解散了，我们的生活也开始分道扬镳。郭士立夫人带着劳拉、露西和杰西三个盲眼姑娘回了美国，巴夏礼小姐都嫁给了传教士，一个嫁给了医学传教士威廉·洛克哈特，另外一个嫁给了麦克拉齐牧师。在伦敦传教会的资助下，他们在中国工作了很久。我曾经用字凸起来的书来教郭士立夫人带去美国的那三个女孩读书，直到她们能够读懂《圣经》和《天路历程》为止。回到了村子以后，我重新学起了中文。在1840年的秋天，鸦片战争仍在进行，我的父亲逝世了，扔下了四个孩子给我那没有经济支撑的母亲。
  　　　　
  　　　　幸运的是，我们三个都已经长大，可以帮补一下家里。我的哥哥捕鱼，姐姐做家务，而我就走街串巷卖糖果。我很认真地经营着这份生意，每天都是早上三点起床，不到傍晚六点我都不会回家。我每天可以赚到25分钱，我将所有的这些钱都交给母亲。我的哥哥是家庭的支柱，他和我共同努力，一起支撑起整个家。我卖了大约五个月的糖果，冬天过去的时候，糖果停产，我转换了职业，我去到田地里跟在收割者后面，捡掉下的谷子。我的妹妹也会经常跟着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她对收割者的领队说我会说、读和写英语，这唤起了领队对我的兴趣。他叫我过去问我是否可以说一些“红毛”的语言，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语言。我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害羞和不自信，但是我的妹妹鼓励我说“邻队会给你一大捆稻子带回家的”，她的语气就像一个敦促者。领队很精明，他领会到了妹妹的意思，他告诉我，如果我说英语，他会给我几捆重得我背不起的稻子。所以我对着他背了单词表，所有的收割者和拾穗者都静静地站着，张大着嘴巴，露出牙齿高兴地笑着。几分钟以后，在水和泥及膝的稻田里，我结束了第一次演说，我得到了几捆稻子的奖励，我和妹妹搬都搬不完。我匆匆地走开，去叫上两个男孩过来帮忙一起搬稻子。我带着欢乐和许多捆稻子回到家，想不到我一知半解的英语在我的生涯早期会给我带来这样的改变。那时我才12岁，即使以前露西获得6斗玉米也不过如此。
  　　　　
  　　　　很快拾穗的日子结束了，一个邻居恰巧从澳门回来休假，他在一个罗马天主教牧师的出版社工作。他告诉我的母亲说牧师想雇一个会读英语数字的男孩，帮忙折叠和整理文件，并装进夹子里。我的母亲告诉他我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他把我介绍给了那个牧师并且谈好了价钱。我回来给家里汇报了一下情况，几天后我到澳门，成为一名资料整理员，每个月有4.5美元的薪水。我每个月的食宿是1.5美元，剩余的3美元我都会准时地寄给母亲。我并没有因为这个职位而迅速致富，我在那里待了四个月后，突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给我，叫我离开那儿，那是一种比天堂之声更美妙的声音。这个电话是本杰明·霍布森医生打过来的，他是澳门的一个医学传教士，他的医院在离出版社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他传话说他想见我，他已经找了我几个月了。我之前就已经认识霍布森医生，他来过郭士立夫人的学校几次，所以我去拜访了他。起初，我以为他会让我去做一个医师，但是不是这样，他说他有一个诺言必须要践行。郭士立夫人在带着那三个盲眼女孩回美国之前，叮嘱他要确保找到我，在马礼逊纪念学校开始招收学生后尽快让我入学。“这就是我想见你的原因，”霍布森医生说“在你离开你的工作和得到你妈妈的同意之前，我想你短期来医院这里和我一起，这样在我带你去马礼逊纪念学校之前，我可以更加了解你。马礼逊纪念学校现在已经招收学生，到时我会把你介绍给老师。”
  　　　　
  　　　　在面谈完了以后，我回到家见我的母亲，母亲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回到澳门，和牧师道别，他虽然冷淡而沉默寡言，在雇佣我的四个月中都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但他对我的工作也不会吹毛求疵。我径直去了医院，霍布森医生立刻就叫我用研钵及研杵为药膏和药丸备料。我曾经带着托盘陪着他去巡视病人，用这种亲切的行为来缓解他们的疼痛和痛苦。我在医院工作了几个月，有一天他把我介绍给了马礼逊纪念学校的教师塞缪尔·罗宾斯·布朗牧师。
  　　
  　　
  　　
•   　　本书的前五章讲述我在去美国之前的早期教育，以及到美国后的继续学习，我先是到马萨诸塞州孟松的孟松学校就读，然后是耶鲁大学。第六章开始讲述我在八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的生活。如果一向由西方文明体现的西方教育，还不能使一个东方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蜕变，以致于当他面对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时，他的感受和行为举止就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不是很奇怪吗？这种恰恰是我所遇到的情况，然而我的爱国主义和我对同胞之爱从来没有减弱过，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变得更加强烈了。因此，接下来几章叙述我努力完成我的教育计划，作为我对中国永恒之爱的表达，这也是在我脑海中中国改革和复兴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随着教育委员会的突然撤销，和召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先锋的120名留学生，我的教育事业也宣告终结。
  　　
  　　在1872年那批留学生的幸存者中，一些凭借着努力、固执的勤勉，最终跻身于中国政治舞台的前列，而正是由于他们，最初的中国教育委员会重新恢复，尽管这是改良型的。因此从那时开始，中国学生开始从遥远的地方成群地走向欧美去接受科学教育。
  　　
  　　
  　　
  　　 1909年11月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阿特伍德斯特街15号
  　　
  　　
  　　译言个人主页：http://user.yeeyan.org/u/339750
  　　
  　　
  　　
  　　
•   　　看书中英文的人名和地名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极高，都快变成一个完人了。
  　　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   　　　這樣的書竟然赫然放入了這個系列，真是不知羞恥。
  　　　　
  　　　　這是他的給洪秀全“政府”的建議：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此次革命，虽经十五年剧烈之战争，乃不久而雾散烟消，于历史上曾未留一足为纪念之盛迹。后之读史至此者，亦不过以为一时狂热，徒令耶教中人为之失望，于宗教上毫无裨补。即如南京占据至十年之久，亦不见留有若何之耶教事迹。广西为其起事之地，亦复如是。至若于中国政治上，-则更绝无革新之矿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
  　　　　
  　　　　這是他的極大惋惜。
  　　　　
  　　　　看看他以美國為第二祖國：受到了曾國藩委託到美國買機器：
  　　　　
  　　　　抵非支波克后，对于南北美战争，忽有感触：因余曩曾人美籍，美国实余第二祖国也。因嘱哈司金暂居此，主持一切，告以将赴华盛顿投效美政府，尽六阅月之义务。设于此六月内发生意外事，致予一时不能遽归，则此机器装运回国之事，当若何处置，拟悉以奉托。哈氏忻然允予请，乃以种种应需之要件，如订货单、提货单、机器价值单，以及保险装运等费，一一交付哈氏。并告以若何手续，点交与曾督所派驻申之委员。筹备既毕，旋即束装就道。时有斯不林非尔地方之总兵名彭司 ( Brigadier –GeneralBarnes)者，方在华盛顿任将军之职，专司义勇队事务。总兵有子曰喊林(William)。为香港[原文为旧金山]著名律师，曾与予同时肄业于耶路大学者也。一八六三年[当系一八五三年]，彭总兵至纽海纹探视其子时，予于耶路大学图书馆中，与有一面之素。此时探得彭君之办公处，在威拉旅馆(Willard Hotel)中，予乃径往谒之，告以来意。因言： “虽他无所能，然若任予以军差之职，传递军书于华盛顿及最近之大营间，供六阅月之驰驱，至所幸愿。且此六月内，予当自备资斧，不敢耗美国国帑。”又言曩在耶路曾晤总兵，总兵亦尚能忆之。乃询予现任何事。予告以自耶路毕业后，向居中国。此来因奉曾大帅国藩之命，至美购办机器，以为中国建设机器厂之预备。刻已于非支波克城由朴得南公司订约承造，另有一美国机械工程师，监督其事。因此项机器制造，须六月后方能告竣，故予甚愿借此馀暇，得略尽义务，以表予忠爱美国之诚也。彭总兵闻言甚悦，且极重视此事，乃谓予曰： “鄙人极感君之美意，但君现受中国国家重任，故鄙意君宜仍回非支波克，调度一切，以免贻误。此间传递军书，以及趋赴前敌，尚不乏健儿也。”予闻总兵言，知其意已决，遂亦不更置辞再以为请。予此意虽未获实行，而自问对于第二祖国之心，可以尽矣。
  　　　　按語：從容閎身上即可得知、喪失國民精神、當是如何可怕。明治維新則全然不同。由此可知、不學四書五經、當是如何不為我用。即便用了、也不會盡心竭力。
  　　　　
  　　　　
  　　　　來中國：
  　　　　
  　　　　予所购办之机器，直至一八六五年春间始成，由轮船运，自纽约而东，绕好望角直趋上海，予则不复循来时旧路：盖予之愿望，此生至少环游地球一次。今既得有机会，大可借此游历，以扩眼界，以是决计由旧金山西行。此时太平洋铁路公司，筑路由芝加哥过鄂马哈以达旧金山，工程犹未完竣。故予此行，只能绕道，先乘一沿海轮船，由纽约以至巴拿马地峡，过地峡后，更换船沿墨西哥海岸，以达旧金山。
  　　　　抵旧金山后，迟二星期以待船。由此间赴上海，例横过太平洋。惟尔时驶往远东之邮船，尚未组成大公司，且须美国国家津贴，以故东行之船极少。予欲另觅他舟不可得，不得已乃乘一南多克(Nantucket)之三桅船。船资由旧金山至槽溶．每人须美金五百元。是行乘客并予凡六人，船名“亚衣得老及司” (lda de Rogers)，年龄颇老大。船身长约一百五十英尺，舱中既未装货，亦无压重之石，所载惟一舱淡水耳。船上人役，为船主及船主夫人并一六龄之幼子，此外更有大副一人、水手三人、厨役及中国侍者各一人。此船即船主所自有。船主名诺登(Norton)，为南多克人。南多克地方出产之航海家，目力甚近，所见不出五步。迨一及金钱，则眼光尤小，锱铢必较。又不独于金钱为然，凡与人交涉，无论事事物物，较及锱铢，利人之事，一毛不拔。船主诺登，足为此种人之代表。予于此行，本极乏味，乃有机会得以研究南多克种人之行为，不可谓非阅历也。
  　　　　
  　　　　予至上海后，始知一切机器，已于一月前运到，幸皆完全无损。
  　　　　
  　　　　
  　　　　注意最後一句。
  　　　　
  　　　　我們只能歎息。
•   　　這樣的書竟然赫然放入了這個系列，真是不知羞恥。
  　　
  　　這是他的給洪秀全“政府”的建議：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此次革命，虽经十五年剧烈之战争，乃不久而雾散烟消，于历史上曾未留一足为纪念之盛迹。后之读史至此者，亦不过以为一时狂热，徒令耶教中人为之失望，于宗教上毫无裨补。即如南京占据至十年之久，亦不见留有若何之耶教事迹。广西为其起事之地，亦复如是。至若于中国政治上，-则更绝无革新之矿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
  　　
  　　這是他的極大惋惜。
  　　
  　　看看他以美國為第二祖國：受到了曾國藩委託到美國買機器：
  　　
  　　抵非支波克后，对于南北美战争，忽有感触：因余曩曾人美籍，美国实余第二祖国也。因嘱哈司金暂居此，主持一切，告以将赴华盛顿投效美政府，尽六阅月之义务。设于此六月内发生意外事，致予一时不能遽归，则此机器装运回国之事，当若何处置，拟悉以奉托。哈氏忻然允予请，乃以种种应需之要件，如订货单、提货单、机器价值单，以及保险装运等费，一一交付哈氏。并告以若何手续，点交与曾督所派驻申之委员。筹备既毕，旋即束装就道。时有斯不林非尔地方之总兵名彭司 ( Brigadier –GeneralBarnes)者，方在华盛顿任将军之职，专司义勇队事务。总兵有子曰喊林(William)。为香港[原文为旧金山]著名律师，曾与予同时肄业于耶路大学者也。一八六三年[当系一八五三年]，彭总兵至纽海纹探视其子时，予于耶路大学图书馆中，与有一面之素。此时探得彭君之办公处，在威拉旅馆(Willard Hotel)中，予乃径往谒之，告以来意。因言： “虽他无所能，然若任予以军差之职，传递军书于华盛顿及最近之大营间，供六阅月之驰驱，至所幸愿。且此六月内，予当自备资斧，不敢耗美国国帑。”又言曩在耶路曾晤总兵，总兵亦尚能忆之。乃询予现任何事。予告以自耶路毕业后，向居中国。此来因奉曾大帅国藩之命，至美购办机器，以为中国建设机器厂之预备。刻已于非支波克城由朴得南公司订约承造，另有一美国机械工程师，监督其事。因此项机器制造，须六月后方能告竣，故予甚愿借此馀暇，得略尽义务，以表予忠爱美国之诚也。彭总兵闻言甚悦，且极重视此事，乃谓予曰： “鄙人极感君之美意，但君现受中国国家重任，故鄙意君宜仍回非支波克，调度一切，以免贻误。此间传递军书，以及趋赴前敌，尚不乏健儿也。”予闻总兵言，知其意已决，遂亦不更置辞再以为请。予此意虽未获实行，而自问对于第二祖国之心，可以尽矣。
  　　按語：從容閎身上即可得知、喪失國民精神、當是如何可怕。明治維新則全然不同。由此可知、不學四書五經、當是如何不為我用。即便用了、也不會盡心竭力。
  　　
  　　
  　　來中國：
  　　
  　　予所购办之机器，直至一八六五年春间始成，由轮船运，自纽约而东，绕好望角直趋上海，予则不复循来时旧路：盖予之愿望，此生至少环游地球一次。今既得有机会，大可借此游历，以扩眼界，以是决计由旧金山西行。此时太平洋铁路公司，筑路由芝加哥过鄂马哈以达旧金山，工程犹未完竣。故予此行，只能绕道，先乘一沿海轮船，由纽约以至巴拿马地峡，过地峡后，更换船沿墨西哥海岸，以达旧金山。
  　　抵旧金山后，迟二星期以待船。由此间赴上海，例横过太平洋。惟尔时驶往远东之邮船，尚未组成大公司，且须美国国家津贴，以故东行之船极少。予欲另觅他舟不可得，不得已乃乘一南多克(Nantucket)之三桅船。船资由旧金山至槽溶．每人须美金五百元。是行乘客并予凡六人，船名“亚衣得老及司” (lda de Rogers)，年龄颇老大。船身长约一百五十英尺，舱中既未装货，亦无压重之石，所载惟一舱淡水耳。船上人役，为船主及船主夫人并一六龄之幼子，此外更有大副一人、水手三人、厨役及中国侍者各一人。此船即船主所自有。船主名诺登(Norton)，为南多克人。南多克地方出产之航海家，目力甚近，所见不出五步。迨一及金钱，则眼光尤小，锱铢必较。又不独于金钱为然，凡与人交涉，无论事事物物，较及锱铢，利人之事，一毛不拔。船主诺登，足为此种人之代表。予于此行，本极乏味，乃有机会得以研究南多克种人之行为，不可谓非阅历也。
  　　
  　　予至上海后，始知一切机器，已于一月前运到，幸皆完全无损。
  　　
  　　
  　　注意最後一句。
  　　
  　　我們只能歎息。
•   　　這本書暴露了容閎這個耶穌信徒，竟然在採購過程中，喪失了委託責任，吧曾文正公委託的買機器的事情，交給別人，自己感到“應該為第二祖國：美國”盡力，美國在南北戰爭中，他就想投靠北方，然而碰壁。不得已又想起來買機器的事情，但是仍然不上心，跑去歐洲旅遊了。錢哪裡來，當然是曾文正用於購買機器的經費。
  　　
  　　他的幼童計劃，實際上是為中國培養傳教士。日本後來接受了這種教訓。中國的幼童最後大都成了耶穌信徒，有的成了傳教士，因此就容閎的目的來說，很成功。
  　　
  　　他聽說洪秀全是耶穌教，於是跑到南京，試圖效力，可是洪秀全怎麼會看上這種人呢，當然是依靠廣西的老弟兄的。於是他就發一陣抱怨，跑了。
•   　　1．I gave the trustees to understand that I would never give such a pledge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it would handicap and circumscribe my usefulness. I wanted the utmost freedom of action to avail myself of every opportunity to do the greatest good in China. If necessary, I might be obliged to create new conditions, if I found old ones were not favorable to any plan I might have for promoting her highest welfare.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calling of a missionary is not the only sphere in life where one can do the most good in China or elsewhere. In such a vast empire, there can be hardly any limit put upon one’s ambition to do good, if one is possessed of the Christ spirit; on the other hand, if one has not such a spirit, no pledge in the world could melt his ice-bound soul.
  　　In the third place, a pledge of that character would prevent me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any circumstance or event that might arise in the life of a nation like China, to do her a great service.
  　　“For these reasons, I must decline to give the pledge and at the same time decline to accept your kind offer to help me. I thank you, gentlemen, very much, for your good wishes.”
  　　To be sure, I was poor, but I would not allow my poverty to gain the upper hand and compel me to barter away my inward convictions of duty for a temporary mess of pottage.
  　　
  　　2.All through my college course, especially in the closing year, the lamentable condition of China was before my mind constantly and weighed on my spirits. In my despondency, I often wished I had weighed on my spirits, as education had unmistakably enlarged my mental and moral horizon, and revealed to me responsibilities which the sealed eye of ignorance can never see, and suffering and wrongs of humanity to which an uncultivated and callous nature can never be made sensitive. The more one knows, the more he suffers and is consequently less happy; the less one knows, the less he suffers, and hence is more happy. But this is a low view of life, a cowardly feeling and unworthy of a being bearing the impress of divinity. I had started out to get an education. By dint of hard work and self-denial I had finally secured the coveted prize and although it might not be so complete and symmetrical a thing as could be desired, yet I had come up right to the conventional standard and idea of a liberal education. I could, therefore, call myself an educated man and, as such, it behooved me to ask,” What am I going to do with my education?” Before the close of my last year in college I had already sketched out what I should do. I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China should enjoy the same educational advantages that I had enjoyed; that through western education China might be regenerated, become enlightened and powerful. To accomplish that object became the guiding star of my ambition. Towards such a goal, I directed all my mental resources and energ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a checkered life from 1854 to 1872. I labored and waited for its consummation.
  　　
  　　3.The time will soon come, however, when the people of China will be educated and enlightened as to know what their rights are, public and private, and to have the moral courage to assert and defend them whenever they are invaded. The triumph of Japan over Russia in the recent war has opened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world. It will never tolerate injustice in any way of shape, much les will it put up with foreign aggression and aggrandizement any longer. They see now in what plight their national ignorance, conceit and conservatism, in which they had been fossilized, had placed them.
  　　4.Neither Christianity nor religious persecution was the immediate and logical cause of the rebellion of 1850. They might be taken as incidents or occasions that brought it about, but they were not the real causes of its existence. These may be found deeply seated in the vitals of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government. Foremost among them was the corrup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government. The whole official organization, from head to foot, was honeycombed and tainted by a system of bribery, which passed under the polite and generic term of “presents”, similar in character to what is now known as “graft”. Next comes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eople by the officials, who found an inexhaustible field to build up their fortunes. Finally comes the inevitable and logical corollary to official bribery and exploitation, namely, that the whole administrative government was founded on a gigantic system of fraud and falsehood.
  　　
  　　5.The Taiping Rebellion, after fifteen years of incessant and desultory fighting, collapsed and passed into oblivion, without leaving any traces of its career worthy of historical commemoration beyond the fact that it was the outburst of a religious fanaticism which held the Christian origin. It left no trace of its Christian element behind either in Nanking, where it sojourned for nearly ten years, or in Kwang Si, where it had its birth. In China, neither new political ideas nor political theories or principles were discovered which would have constituted the basal facts of a new form of government. So that neither in the religious nor yet in the political world was mankind in China or out of China benefited by the movement.
  　　
  　　6.A dispassionate and calm view of the enterprise convinced me that I would have to preserve my life, strength and energy for a higher and worthier object than any fortune I might make out of this Taiping tea, which, after all, was plunged property. I am sure that no fortune in the world could be brought in the balance to weigh against my life, which is of inestimable value to me.
  　　Although I had made nothing out of the Taiping tea, yet the fearless spirit, the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and the plunk to be able to do what few would undertake in face of exceptional difficulties and hazards, that I had exhibited in the enterprise, were in themselves assets worth more to me than a fortune.
  　　
  　　7.In the winter of 1871, a few months after the preparatory school had begun operations, China suffered and irreparable loss by the death of Viceroy Tsang Kwoh Fan, who died in Nanking at the ripe age of seventy-one years. Had his life been spared even a year longer, he would have seen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thirty students start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fruit of his own planting. But founders of all great and good works are not permitted by the nature and order of things to live beyond their ordained limitations to witness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s of their own labor in this world; but 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and human character, when once their die is cast, will reach to eternity. Sufficient for Tsang Kwoh Fan that he had completed his share in the educational line well. He did a great and glorious work for China and posterity, and those who were privileged to reap the benefits of his labor will find ample reason to bless him as China’s great benefactor. Tsang, as a statesman, a patriot, and as a man, towered above his contemporaries even as Mount Everest rises above the surrounding heights of the Himalaya range, forever resting in undisturbed calmness and crowned with the purity of everlasting snow. Before he breathed his last, I was told that it was his wish that his successor and protégé, Li Hung Chang, be requested to take up his mantle and carry on the work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Li Hung Chang was of an altogether different make-up from his distinguished predecessor and patron. He was of an excitable and nervous temperament, capricious and impulsive, susceptible to flattery and praise, or, as the Chinese laconically put it, he was fond of wearing tall hats. His outward manners were brusque, but he was inwardly king-hearted. As a statesman he was fair inferior to Tsang; as a patriot and politician, his character could not stand a moment before the searchlight of cold and impartial history. It was under such a man that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was launched forth.
  　　
  　　8.”In these ways they have proved themselves eminently worthy of the confidence which has been reposed in them to represent their families and the great Chinese Empire in a land of strangers. Through children and youths, they have seemed always to understand that the honor of their race and their nation was committed to their keeping. As the result of their good conduct, many of the prejudices of ignorant and wicked men towards the Chinese have been removed, and more favorable sentiments have taken their place.”
  　　
•   　　容閎《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終於被我看完了，中文版的看起來就是流暢，這本書之所以力薦，不僅因為其絕對便宜的價格，樸實的翻譯，也不是因為譯者辛苦而又詳細的注解，之所以力薦就是因為深深地被容閎的精神所感動，作為一個從小在“境外”接受英文教育的中國孩子，無論是在美國取得了什麽高級的學位，無論在中國遇到了什麼樣的人生挫折，都無法折損容閎對國家的熱愛，而這愛不是盲目的愛，是一種發自內心但是又冷靜準確的分析，他愛她的祖國因為這是他出生和生長的地方，是他的祖宗和家人生長的地方，美國給了他完美的教育，教會給了他無盡的關懷，對於他，只不是過第二故鄉的愛，無論在美國接受多少年的教育，他總是一心牽掛大洋的彼岸。作為一個正在境外讀書的孩子，看到國人在外面的所作所為，頓覺得容閎作為那個時代的人懷有這樣一腔愛國熱情實為不易。
  　　這本書被推薦的另外一點就是容閎本人軍人般的自律和進取精神，他雖然不是軍人，但他對自己的要求，無論是學術上的還是道義上的，都是絕對的中國楷模。看到他的文字，看到他愛國的熱情和發奮讀書的文字，不自覺的都會起一身雞皮疙瘩，無論如何，枕邊一定要放一本這樣的書，作為一個中國人，人生才不算白活！
•   　　容闳出身贫寒，在澳门马礼逊教会小学读书，因偶然机会得以赴美，半工半读读到大学，成为第一个耶鲁毕业的中国人，而他并没有入教，因为他觉得这样会限制他为中国服务。他并不像一些纪录片或伪史里说的是什么”中国第一买办“，书中明确说了，容闳本人觉得买办是外国人的奴仆，有辱人格，所以坚决不作买办。中国幼童美国留学计划，容闳毕生事业所在，但仅仅维持八年，计划被保守派破坏，幼童被朝廷召回，由于时间紧迫当时大学毕业（都是耶鲁大学）仅两人，即詹天佑和欧阳庚，而日本几乎同时派出的幼童却在后来大部分完成了学业（主要是军校，而中国人不被允许读军校），十几年后甲午海战，正是当年留学的日本人打败了中国人。翻译很认真，注释和正文基本等长，可惜的是注释里仍然延用马列史观，有些扫兴。
  　　　　
  　　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出版于1909年，距今正好一百年。我看到这本书中的许多话，却觉得仿佛在说着今天，比如说中国人不懂得自己有什么公民权利所以不敢抗争，比如环境问题，主要是生活用水不卫生，举了绍兴和北京为例子，比如官场的腐败保守，官商勾结，但容闳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却仍是满怀希望的，他说“待到中国人接受了教育，明白他们拥有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时，那么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他们就会产生道义上的勇气去和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在不远的将来，在贸易、人口和财富方面，汉口必将后来居上，超越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城”。可惜一百年了，这些预言都还没有实现。
  　　　　
  　　不要说上天没有给中国机会，机会一个又一个，但这个腐朽帝国的统治者（或者还有1949年选择某党的人民），却总是在错失并破坏着这些机会，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成为”现代中国“，而且在2009年，甚至还有开历史倒车、重回蒙昧的迹象，不能不说是每个中国人的悲哀。
•   　　　一、线索
  　　　
  　　　　1.容闳62岁（1909）在美国第二故乡写下这部自传——《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3年后逝世。此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易名《西学东渐记》。容闳活跃于150多年前的中美，其个人经历正是中国“西学东渐”的缩影。
  　　
  　　　　2.容19岁，随教会乘帆船去美国读书，行程98日。在美求学8年，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船行154日。
  　　　　
  　　　　3.如果容闳向美方答应，学成后从事教会，他就可以得到继续深造的补助金，但为志愿——“教育计划”，而婉言拒绝，选择了回国。
  　　
  　　　　4.在香港从律师，受英人排挤；后到上海从海关译事，亲验海关的贿赂腐败，四月后辞职。转英商公司书记，6月后公司倒闭。一年三迁其业。
  　　
  　　　　4.1　当时上海无银元，流通的是墨西哥元（“墨元”）
  　　
  　　　　5.此间，有一欧洲人用绵花团缠在容闳的辫子上，容闳不畏惧，与之拳头。赢得尊严，后欧人无脸露面。自传中就此事，分析了中国人的性格“由于中国人赋性柔和，每受外人无礼之待遇，辄隐忍退让，不敢与较。致养成外人之骄恣，喧兵夺主，不复以平等遇我同胞也。……国人夜郎自大，顽固性成，致有今日受人侮辱之结果。”
  　　
  　　　　6.失业后，译书自食，藉此多识商学界上流人物。
  　　
  　　　　7.1859年，得友助，经商。往内地收买丝、茶。借机访太平军。
  　　
  　　　　8.自传中回忆太平军，“洪秀全于应试落第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神志昏聩中，自谓曾至天上，蒙天主援以极重要之职，命其毁灭世界上崇拜之偶像，指引迷途，晓谕世人，使从咸知天主，信仰耶稣。”
  　　
  　　　　9.太平军何有大力量。容闳分析道“以此粗笨之农具，而能所向无敌，逐北追奔，如疾风扫秋叶，皆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为之”。
  　　
  　　　　10.革命动因：政治腐败。“官吏既从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为一极大之欺诈机关也。”
  　　
  　　　　11.1863年，见曾国藩，藩时年52岁，“高五尺八九英寸”。藩托付容闳建立机器厂——东方第一机器厂——即“江南制造局”。容闳领6万8千两，购办机器。经巴黎、伦敦，于1864抵美，路经参观洋厂，1865年春船装机器回国。
  　　
  　　　　12.1870年，容闳最大志愿——教育计划——培育12～15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得以批准。第二年曾国藩逝世南京。容闳感叹“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
  　　
  　　　　13。1872夏末，第一批学生30人，渡太平洋赴美。
  　　
  　　　　14。1876年，视留学生为离经叛道，留学事务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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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功
  　　
  　　　　容闳一生做了两件大事：1为中国首家官方大厂购办机器；2培养少年留学生。此两项，为国家富强必经之路。
  　　
  　　　　容闳的成功，从自传中可体会归结出三点：机缘＋性格＋英语好。
  　　　　人一生会身处何种环境，结识何种人，并非事事能主动把握，往往有很多的偶然性因素，此为机缘。
  　　　　性格有两点突出：有胆识；坚定志愿。而坚定志愿者，必是有胆识之人。
  　　
  　　
  　　　　
  　　
  　　　　
  　　　　
  　　
  　　
•   　　<P>算起来，容闳比我大150岁左右，即使从他死的那一年算起，时光距离现在也够久远的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直对容闳这个人很感兴趣。</P>
  　　<P>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容闳这个名字，是跟现在差不多的春天下午，我坐在渤海边上的小图书馆里，忽然翻到的一本书里有介绍容闳的内容。那时我年龄只有现在的一半，处于心智未开的阶段，我非常好奇一百多年前，一个中国人漂洋过海到了美国，他的人生和内心世界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可惜那本书是写詹天佑的，书中关于容闳的文字非常有限——詹天佑那一批留美幼童，正是在容闳的努力下才到了美国。</P>
  　　<P>因为中国的守旧势力太强大，詹天佑他们未学成便提前回国了。鲁迅回忆自己1898年考取江南水师学堂，虽然是中国人办的，但在亲友的眼里这种新式学堂好像是把灵魂卖给了鬼子，终不如科举来的上路。维新变法时期，被目为新党头领的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坚决反对光绪接见外国使节，郭嵩涛出使英国舆论大哗，湖南京官甚至要开除郭的“省籍”，以免郭嵩涛给湖南人丢脸。可见即使在19世纪末期，“夷夏大防”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容闳以不满20岁的柔弱身躯，在守旧风气更浓的世纪中叶便留学美国，并在学成后立即归国希望报效国家，这样的心胸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异数。</P>
  　　<P>淘到一本百家出版社出版的《容闳自传》，非常兴奋。书的封底摘了一段容闳说的话：“在艰辛的人生中，一个人必须是一个梦想家，这样才能完成可能成功的事，我们来到人世间，不能只是为了动物般的生存而单调乏味地劳碌着。我为了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我以为我应当尽力利用自己所学到的有限知识，与其我个人受益，不如成为我的民族所其有的福祉。我不断更换和改变职业，只是为了弄清我的忍受力，以及我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中国的人。”</P>
  　　<P>容闳生于1928年，1954年毕业于美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耶鲁，随后回国致力于将中国的民主政治之路，可是步履艰难。1912年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邀请容闳回国参与建设，84岁的容闳却在异国长逝，死后葬在美国。容闳的夫人是一位漂亮的美国人，容闳死时要求两个儿子回到中国参与建设，两个儿子都有点不愿意，因为他们在美国都有很好的职业，容闳说，我花钱把你们培养成人，不是让你们为自己谋利益的。他的两个儿子因此回到中国，像容闳一样默默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P>
•   　　容闳自传读后
  　　
  　　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名校留学生，归国后官至二品，为清末的洋务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南制造局的建立和幼童留学的促成。然而，清政府当时的方针是“中体西用”，所以容闳只得用其长，而不得信任。《容闳自传》的原版是英语的，石霓先生在翻译之余，还做了大量的考证和旁注，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细节。
  　　
  　　幼童留学计划最终半途而废，这是容闳最大的遗憾，石霓的旁注分析了其中的原委，摘抄如下：
  　　在外国人眼里，容闳是个十足的中国人，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但中国政府和士大夫却并不这样看待他。...曾国藩、李鸿章等当权者在看重和使用它的同时，又明显地把他区别于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诸如陈兰彬这类纯正大儒。...凡是认为不许以“中体西用”方式实行的事情，那么是绝不会让容闳一个人去做的。...首先看驻洋肄业局的人事安排，委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以后的三位肄业局总办区諤良、容增祥、吴嘉善，论官阶，他们都不比容闳高，甚至比容闳低很多，但他们都能够担当正职。再究其原因，仍然是容闳只是留学西洋的人，而他们则个个是“中国饱学之文士”，经历过科举正途，几乎都出身于翰林。
  　　
  　　什么是中体？在李鸿章的书信里面有其解释，就是识大体。识大体，就是懂得服从集体利益、牺牲小我，是“集体主义”。陈兰彬等为了出使外夷，一把年纪了还远度重洋，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果然是中国传统教育出来的大儒，是识大体的表率。而容闳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又娶了个美国女人，显然不太顾及国人的承受能力，是称不上识大体的。可是，这种崇高的牺牲精神最后顶不住了，陈兰彬和其继任者想家了，他们又不好明说，只好编造一些堂皇的理由说服朝廷遣送幼童回国。坏了这千秋大业。中体在我看来还要给集体主义加个定语：自私的，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那么什么是西体？它是集体主义的对立，是个人主义。除了容闳在信仰上、生活上的个人主义体现之外，他在事业的追求上也是从个人的观点出发的。容闳的第一个功劳是建立江南制造局，第二个是帮助朝廷在美国采购了很多新式武器，但就他的描述，这些都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情，他一直在找机会实现他自己的抱负，就是一个留学教育计划。他不懈追求，终得推动幼童留学成行。容闳在追求实现自己抱负的同时，也凭着一腔爱国心，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他不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个人主义前面也要加一个定语：负责任的，或者说，利他的。
  　　
  　　自私的集体主义和利他的个人主义，只看其词干，集体主义比较崇高。但若考虑到人自私的本性，不如先自爱自尊自利，再以同样的标准来爱人，尊重人，为他人着想。所以，通过对中体与西体的比较和思考，我选择利他的个人主义。
  　　
  　　中体西用这个上上个世纪的文化方针，似乎仍然在指导着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儒家还是后来的共产主义，都在支持一种允许通融和可以自私的集体主义。三讲里的讲政治就是讲识大体。而在民间，人们不喜欢看到崇高的集体主义中有腐败，而自己只被要求牺牲，于是个人主义甚是盛行。却忽略了“利他的”这个补充。
  　　
  　　不承认自私的集体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这都是我所担心的现实。
  　　
  　　http://spaces.msn.com/members/cvu1/Blog/cns!1pHXVQr34DJ5LGiJRvOrTXfg!202.entry
•   非常同意楼主观点。本人也在国外读书，对容闳的文字挺有共鸣。他写的东西比从前受过所有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加起来的总和还要有力，更加生动立体。这本书必须要买。
•   机会只给准备好了的人，对于国家也一样，不是时间过去了，一切事情就都会实现，看来路还很长
•   我个人认为，楼主有些话稍显欠妥
•   或许是吧，但是请举几个例子好吧。我以前很奋青，现在不了，因为有个老师说的好：发现问题的时候，别人都在那里骂天骂地，你就得想想怎么解决问题。
•   现在的局情好纠结。如若有一档子热血有组织也不会这么凌乱。
•   这个……虽然现在某些人的确很烂很讨厌，但是六十年前本国人民有其他选择吗？要选择已然腐败贪污的GMD？要知道六十年前某些人是以青春迷人的斗士形象出现的啊，喊的都是今天人家对它喊的那一套啊，笑。
•   遗憾 。。。
  不要再继续
•   lz很厉害 我常常念书只是念书 而不会去想到与当下的联系。。。。
•   唐德刚说 日本的是去格林威治学校 那会儿日本也派人去了老美？
•   其实容闳在美国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他只是不想做传教士，认为仅仅传教会限制他为中国服务。
•   同期留学的另两人,黄胜身体不好次年回国,黄宽在转学去爱丁堡大学完成西医教育,按赞助人的意愿先回国做传教士结果被白人传教士排挤,后来一直在国内从事医疗事业.去世比容闳早.
  应该说LZ的标题改成不是没有给大清机会更合适,按犹太人的谚语,救一人即救全世界.有容闳的成就,有那些留学幼童的星火,中国没有绝望.改变,当从每一个人自身做起,积聚在一起,就是熊熊烈火.
  至于容闳的事迹,建议看他自己写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英文原版更为准确翔实.
•   2009-10-30 17:20:55 lvoe　　这个……虽然现在某些人的确很烂很讨厌，但是六十年前本国人民有其他选择吗？要选择已然腐败贪污的GMD？要知道六十年前某些人是以青春迷人的斗士形象出现的啊，喊的都是今天人家对它喊的那一套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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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 吧,然后一起讨论一下观后感.
•   我看了曾國藩 中間說到他 說到曾國藩最開始創辦工廠
  對消滅腐敗 做很多改變的問題覺得很無力
  這本書很想看 希望有時間好好琢磨
  "在不远的将来，在贸易、人口和财富方面，汉口必将后来居上，超越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城”。
  真是要謝謝他 可惜我們還是不爭氣
  他出生在180多年前 可是思想卻那麼先進
  他明明可以什麽都不管 卻一直在為國出力 幼童計劃雖然取消 但是影響卻是重大的 為當年那批人感到驕傲
  容闳 曾國藩 李鴻章 左宗棠
  為這樣的前輩感到驕傲
•   闳生于1928年，1954年毕业于美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耶鲁？1828/1854？
•   对不起，打错了，应当是你说的
•   一个骨子里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