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化的沉思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作者：章铮  页数：271  

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前后写了4年。4年前，当笔者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抱负要比现在大得多。当时，笔者想以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为研究对象，以中国自然经济（特别是其中的“软制度”，即习俗和文化传统）对新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影响为分析重点，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事实证明，笔者对自己的能耐估计太高了。在真正写出的书稿中，笔者只涉及到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少数几个问题。更多的问题，因为感到自己的思路还没有理清而暂时放弃了。希望再经过4年的思考，笔者可以在另外（但同样是少数）几个问题上，有一点发言权。　　本书大体可以分成两部分，前5章涉及的是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与农村居民，后4章涉及的是处于外来冲击中的中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条若明若暗的主线，是中国传统经济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每一部分中各章的顺序，则按照初稿写作的先后时间排列。　　书既然公开出版，笔者个人的观点也就公之于众了。在这篇序言中，笔者想交代的是另外一件事：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探讨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给读者提供一点正文中可能涉及也可能没有涉及到的写作背景。

内容概要

　　《传统与现代化的沉思》大体可以分成两部分，前5章涉及的是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与农村居民，后4章涉及的是处于外来冲击中的中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条若明若暗的主线，是中国传统经济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每一部分中各章的顺序，则按照初稿写作的先后时间排列。

作者简介

　　章铮，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1952年5月生。老三届初中生，下乡插队7年。当装卸工3年。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主要课程：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管理经济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农村经济、环境与资源经济学。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中国式的制度变迁——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苏南社队企业兴起的探讨一、问题的提出二、不是理由的理由三、从一个口号谈起四、该出手时再出手五、社队企业与家庭副业六、枳逾淮南而成橘七、社队企业与计划经济八、“四人帮”喉舌的吹捧说明了什么九、温故知新第二章 一滴水与一个世界——从禹作敏引起的思索一、盖棺而论未定二、他，从来就是他三、说一不二与共同富裕四、个人自由与产权五、“抗上”是否有理六、由打手而想到的七、数字引起的思索第三章 乡下人、城里人一、中国消费者现状评估二、效率与公平：对扩大内需的双重约束三、农村居民进城落户与扩大内需四、农村居民进城落户与公平（上）城市基尼系数的扩大五、农村居民进城落户与公平（下）怎样看待“棚户区六、城市就业岗位的转移与创造第四章 土地流转引发的话题一、土地：全局性问题还是地方性问题二、具备条件为什么还要强制三、“都是基层干部惹的祸”吗?四、越说不变越怕变第五章 长三角、珠三角——对苏南传统的再思索一、挡不住的比较二、工人素质的差距三、工人技术素质的差异有无意义四、优势从何而来五、苏州低地价：一种假说六、珠三角：高土地收益及其后果七、不审时则宽严皆误第六章 争论引起的思考一、难以忘怀的一场争论二、朱寰老师的基本观点三、严中平先生的基本观点四、规律性判断与价值性判断五、马克思说了什么六、严中平先生对马克思的理解七、本国灾难与外来灾难第七章 也说“一切向钱看一、资本主义主张“一切向钱看”吗?二、胎里病还是幼稚病——恩格斯论早期资本主义三、“一切向钱看”为什么会在中国泛滥四、如何制止“一切向钱看”第八章 2002：入世第一年（上）——企业篇一、意外的冲击二、竞争的分寸——美国学者对本国谷类早餐食品市场的分析三、假设温州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四、海尔为什么在美国设厂第九章 2002：入世第一年（下）——百姓篇一、问题的提出二、厂商与消费者：理念的冲突三、厂商如何才能赢利四、厂商能否选择客户五、“嫌贫爱富”与“仇富心理”六、关于贫困阶层的“凝固化”七、如何防止贫困阶层“凝固化”附录：农民为什么对腐败既恨又羡慕后记

章节摘录

　　产权不明主要表现在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内部。名义上，当时的社队企业是“社办社有，队办队有”，即由办企业的社或队集体拥有。实际上，控制企业的是所在社队的干部。但无论名义所有者还是实际支配者，他们与所在社队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关系都是模糊的。由于当时农村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体制，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的干部兼有行政官员和企业领导的身份，因而社队企业必然是政企不分的。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产权不明的企业中，生产者和管理者的激励不足，政企不分的企业必然受到政府行为的干预，从而影响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有高效率。但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上述产权不明、政企不分并没有阻碍苏南社队企业的高速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当时社队企业产权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各级政府之间（在政社合一的条件下，公社、大队都兼有政府职能）的产权不明，上级有权无偿调拨下级政府或经济组织的人、财、物。大跃进时期就是这么做的。对此，农村干部和群众心有余悸，生怕社队企业办起来后，上面刮“共产风”、“一平二调”，结果是导致“自己的孩子给别人抱走”那样的局面。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村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都不会有办企业的积极性。针对这个问题，苏南各地都明确提出并坚持执行了社队企业“社办社有、队办队有”的政策。社队企业由所办经济组织（政府）自筹资金、自定管理人员、自主经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或经济组织所办的企业没有所有权，禁止以任何借口搞“一平二调”。解决了“平调”，就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产权问题。

媒体关注与评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前后写了4年。　　4年前，当笔者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抱负要比现在大得多。当时，笔者想以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为研究对象，以中国自然经济（特别是其中的“软制度”，即习俗和文化传统）对新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影响为分析重点，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事实证明，笔者对自己的能耐估计太高了。在真正写出的书稿中，笔者只涉及到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少数几个问题。更多的问题，因为感到自己的思路还没有理清而暂时放弃了。希望再经过4年的思考，笔者可以在另外（但同样是少数）几个问题上，有一点发言权。　　本书大体可以分成两部分，前5章涉及的是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与农村居民，后4章涉及的是处于外来冲击中的中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条若明若暗的主线，是中国传统经济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每一部分中各章的顺序，则按照初稿写作的先后时间排列。　　书既然公开出版，笔者个人的观点也就公之于众了。在这篇序言中，笔者想交代的是另外一件事：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探讨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给读者提供一点正文中可能涉及也可能没有涉及到的写作背景。　　本书的第一章“中国式的制度变迁——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苏南社队企业兴起的探讨”写得最早，思考的时间也最长。作为当年插队于苏南农村的知青，笔者目睹了当地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兴起过程。但从80年代初开始，笔者就发现，无论是学术界、政界还是媒体，外界所见到的苏南社队企业状况与实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知道实际情况的人并不少，但习惯于“闷声大发财”的苏南农村干部、群众在乎的是什么说法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而不在乎这些说法是否合乎实际。像笔者这样了解一点实际情况的人，也不希望因为说真话给父老乡亲找麻烦。于是，社队企业兴起时期非驴非马的形态，特别是社队企业如何既迎合又利用计划经济、迫使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坚持者也不得不让步的事实就被掩盖了。笔者不否认，有时候说些“瞎话”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当我们试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总结苏南乡镇企业的成败时，“瞎话”的负面效应就出来了。建立在半真半假资料基础上的分析，就像一半地基是沙滩的建筑，有倒塌的危险。　　20世纪90年代未经济学界一些人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是笔者撰写“中国式的制度变迁”的又一动机。笔者看到的一些文章中，大多数从20世纪90年代末两种模式的发展现状出发，认为温州模式强于苏南模式。而在笔者看来，比较的角度至少还有另外三个：　　第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看哪个模式促进当地经济较早起飞。按照这一角度，假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早10年召开，现实中起步于1979年的温州模式能够相应提前10年起步，则温州模式将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但事实是，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非驴非马的苏南模式使得当地经济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开始起飞，而温州模式的萌芽则还在与计划经济顶牛，当地经济还是一片萧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南模式争取了10年的经济发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