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日出

出版时间：2003-8  出版社：文汇出版  作者：杨东平  页数：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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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风云激荡的历史，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对外来教育文化的态度，以及对自身教育改革的态度，或许可以成为理解这一历史的简明线索。由于现代教育——当时称为新学或新教育——本身是反叛陈旧传统的产物；因而，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改造成为现代教育的出发点和基本任务。

书籍目录

　　引言：世纪回首：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之梦　　第一章　废旧立新：20世纪初的教育变革　　一、新教育的萌发　　二、中体西用：洋务派的文化纲领　　三、新教育的建立：从“百日维新”到清末新政　　四、新教育的推进　　五、中日教育早期现代化比较　　第二章　现代教育的建立：20年代的教育改革　　一、民初教育发展的特征　　二、活跃的教育公共领域　　三、杜威主义的影响和1922年学制 　　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五、教育独立运动　　第三章　风向的转变：三四十年代的教育　　一、从自由主义到权威主义　　二、西方教育中国化的努力　　三、乡村建设运动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　　五、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第四章　新中国“十七年教育”　　一、学习苏联运动　　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　　三、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四、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　　五、重心的转移：从大众教育到精英教育　　六、1958年的教育革命　　七、培养“新人”的努力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的教育革命　　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二、教育的彻底政治化和帮派化　　三、高等学校的教育革命　　四、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想　　五、文革时期的教育发展及其特殊性　　第六章　改革与震荡：80年代的教育现代化　　一、70年代末教育界的拨乱反正　　二、新教育方针的提出　　三、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四、教育体制改革　　五、80年代末的“教育危机”　　第七章　新挑战：90年代的教育格局　　一、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二、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　　三、高等教育的新阶段　　四、民办教育的兴起、　　五、教育的战略地位仍待落实　　六、教育公平问题突显　　七、教育品质的变异　　第八章　重建民族的现代教育文化　　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二、教育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　　三、民族的现代教育文化的重建

章节摘录

　　一、新教育的萌发　　晚清新教育的传播和萌动，大致有几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洋务运动中举办的新式学堂、新式教育，在大一统的封建教育之体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一是外来的西方教育、教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实践和示范，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是维新人士改革教育的呼吁呐喊和教育实践，开辟了新的阵线。它们在不同的方向上推动着新教育的发育。　　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内外的有识之士一致把救国之道转向了教育，将兴新学、办学堂作为重要的救国方略。新式教育首先是在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洋务派的官员李鸿章、张之洞等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变通自强”为旨，创办了一批培养实务人才的新式学堂。　　一般认为，1862年创设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的学校。学堂以培养从事洋务的翻译和外交人才为旨，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学生，早期设置的课程主要是外文与中文。1869年聘请美国传教土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后，同文馆从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各方面学习西方教育，增设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机械学、航海学及国际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同时引进班级授课制，实行分班分级教学；采用实验法，注重实习，学堂设有天文台、图书馆、博物馆和实验室等新式机构。同文馆在创办的过程中经历了强烈的文化冲突。1866年，奕沂提出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大学士倭仁等上书反对，引起能否“采习西学”的激烈争论，为中西教育文化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倭仁攻讦的理由是很典型的：“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洋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奕訢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师法西人并不为耻，“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等为由驳斥辩解，争论持续半年之久，天文算学馆终于开设。同文馆是中国官办教育引进西方文化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肇始。如丁韪良所言：“它影响了中国的高级官吏，由中国的高级官吏又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　　此后，所谓“同治中兴”名臣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在各地陆续兴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它们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为方言（外国语)学堂。除京师同文馆外，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台湾西学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　第二类为武备(军事)学堂，著名者如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北京昆明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烟台海军学堂、江南陆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第三类是科技学堂，如福州电气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上海电报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矿物局工程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铁路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等等。这些新式学堂的举办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它大多依靠洋人办学，“借用洋法”，学习西艺，为清政府培养了一代洋务人才，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海军和科技人才。由于甲午战败，洋务运动及所举办的洋务教育都受到严厉谴责和批判，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知识分子更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平心而论，洋务学堂在引进新式教育和传播西学上是有历史作用的。与传统教育不同，学校不仅培养官员，而且培养专业人才。在此过程中，逐渐发育出了早期的工程教育和高等教育。19世纪末，出现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大学。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工科大学，为天津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为交通大学的前身。　　洋务教育的内容不限于举办培养专门人才的学堂，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传统书院，使之增加西学和实学内容，造就了一批中西合璧的新式书院，著名者如上海的格致书院、杭州的求是书院、陕西的崇实书院等。它们是后来各地第一批新式中学的前身。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开始了最初的留学教育。1872年，清政府派遣首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学，先后共派遣留美幼童四批120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的铁路工程师的詹天佑。然而，因一些学生剪掉辫子、出入教堂等行为，被守旧势力视为沾染恶习、大逆不道，未能完成学业而被中断学业，提前调回。闻之者都深感遗憾，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为此活动，美国前总统掐兰德也致函李鸿章斡旋。在1872年至1897年间，李鸿章共奏请派遣留欧美学生215人，其中著名者如维新派思想家严复、北洋海军的主要将领萨镇冰、刘步蟾、叶祖硅、方伯谦等等。早期清政府官派留学欧美，是为近现代留学生运动的第—次浪潮。　　更早以前，在各通商口岸已经出现了由外国人和外国教会举办的学校，包括女子学校、义塾等，它们成为西方教育最直接的传播和示范。1839年，西方传教土在澳门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美国传教土布朗收养的6个穷孩子中，包括后来推动赴美留学、被誉为中国的“留学生之父”的容闳。据统计，1860年以前，基督教新教在广州、宁波、上海、福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开设的各类教会学校有50所，学生1000余人。1866年，在华的耶稣、天主教教会共设义学、学堂、书院74所，学生约1300人。其中义学是全供衣食的。与中国的私塾或官学不同，教会学校设置了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外语等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课程，有些学校还开设了学生日后谋生所需的纺织、园艺、烹调等特殊课程，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较为密切；运用观察、实验等教学方法，并比较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如鼓励学生提问、讨论，让学生参与班级事务管理等。此外，教会学校重视体育、重视女子教育和幼儿教育等，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西方近代新教育的新理念。由于社会舆论对教会和西学的排斥，当时上教会学校是有很大压力的，市井子弟入学，起初多为免费食宿计。但随着外国在华贸易的开展，需要通晓外语的本地人才，教会学校学生捷足先登，士绅的态度逐渐松动，上教会学校逐渐成为一种谋生求职的选择。　　西方教育的传人，最早可上溯至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的来华。尽管他们来华的目的主要是传播福音、拯救灵魂，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教育。19世纪中叶中西教育交流再度开通时，是以新教传教土为主体的。传教士在译介西方教育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了批判，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意见。中国真正开始大规模、全方位地输入西方教育，始于甲午战后。甲午战败使国人把学习西方的目光转向了日本。此后的一、二十年，中国以日本为媒介，系统地传人西方教育思想、学说、制度和方法，西方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和产生的各种理论流派，几乎于同一时期一并涌人中国，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历史学家费正清所指出的：“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和1904年制定颁行的我国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都是向日本学习的直接产物。　　在民间的层面上，晚清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成为思想启蒙、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维新派知识分子的领袖和旗帜——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坚定的社会改革论者和教育救国论者，他们积极参与时政，发表了大量鼓吹变法维新的言论。同时，还身体力行地兴办教育、设立学堂，以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维新派知识分子举办的学堂著名的如广州万木草堂、浏阳算学馆、北京通艺学堂、湖南时务学堂、广州时敏学堂等等。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举办“万木草堂”，万木草堂继承古代书院的教学方法，内容却迥然相异，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以培养维新人才为旨。学生中如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都成为维新派的骨干。梁启超1889年17岁时中举，次年入京会试，落第而归，拜康有为为师，转入万木草堂攻读，时人有“秀才老师，举人学生”之说。梁启超自述，因少年科第，通晓训诂词章不免沾沾自喜，却遭到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疾厉批评，将训诂斥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使梁启超如“浇背，当头一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竟夕不能寐。”从此在万木草堂三年，出入百家，融贯中西，“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此后，1897年谭嗣同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其教学则以万木草堂为蓝本。　　1895年4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签订的《马关条约》，有割辽东和台湾之地、赔款2亿两白银之条款。噩讯传来，举国震惊。正在京城参加“会试”的康、梁师徒，连夜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向朝廷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要求，18省举人集合响应，连署者多达1200余人。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队，众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这就是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此后，康有为又多次上书呼吁变法。除创设学堂．还广办学会，编辑报纸、筹建书局，直接鼓吹维新变法。如康、梁在北京、上海举办的强学会，出版《强学报》；章太炎在杭州成立兴浙学会，办《经世报》；严复等在天津办《国闻报》；谭嗣同在长沙成立南学会，办《缃报》等等。据统计，1895年至1898年间，“全国创办的学会、学堂和报刊，共有三百多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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