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

出版时间：2004-06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徐复观  页数：417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本书是台湾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的重要著作——《中国思想史论集》的续编。它与《中国思想史论集》一起，完整地反映了徐复观一生的思想历程和主要学术观点。在书中，徐复观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光，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知识分子问题等，作出了独具慧眼敏锐深刻的阐释。同时，还继承了《中国思想史论集》考证严密、思想深邃、立论卓特、文风雄健等特点。徐复观是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术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最终从政界转向学术界，成为新儒学的重要人物。独有的政治军事生涯，使他的学术渗透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最近几年，徐复观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本书的出版将对深入了解徐复观思想起到重要的作用。

书籍目录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序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一　从文字学上看“阴阳”二字之原始意义二　《诗经》中的阴阳观念三　春秋时代阴阳观念之演变四　春秋时代的五行观念五　我对今文《尚书》在文献上的一般看法六　《甘誓》的成立时代及其中的五行问题七　《洪范》的成立时代及其中的五行问题八　战国时代阴阳观念的演变与在《易传》中的发展九　《易传》与道家的关系十　战国时代五行观念的演变与邹衍十一　阴阳五行的融合－从《吕氏春秋》到董仲舒……

章节摘录

　　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　　兹当《两汉思想史》卷三刊行之际，对自己年来在思想史中所下的考据工夫，应作一解说，因为有朋友曾向我提到此一问题。　　我以迟暮之年，开始学术工作，主要是为了抗拒这一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过分为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实质上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愤兴起的。我既无实际权势，也无学术地位，只有站在学术的坚强立足点上说出我的意见，才能支持我良心上的要求，接受历史时间的考验。考据不是以态度对态度，而是以证据对证据。这是取得坚强立足点的第一步，也是脱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混乱之局的第一步。　　一谈到考据，大家会立刻联想到乾嘉学派。以考据为专门之学，的确是出自乾嘉学派，但他们在以汉学打来学的自设陷阱中，不仅不了解宋学，且亦不了解汉学。更糟的是，他们因反宋学太过，结果反对了学术中的思想，既失掉考据应有的指归，也失掉考据历程中重要的凭借，使考据成为发挥主观意气的工具。这在本书附录上的《清代汉学衡论》中已有较翔实的陈述。其中在训沽校勘上卓有成就的，又都短灯零碎，距离思想的层次很远。此种风气，为现代学人所传承，更向古典真伪问题上发展，应当是好现象。但发生影响最大的“古史辨”派，卤莽灭裂，更从文献上增加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困扰。要从这种困扰中解脱出来，重新奠定学术工作起步的基础，只能出之以更谨慎更精密的考据，破除他们肤浅粗疏甚至是虚伪的考据。否则他们会斥抱有不同意见的人是“游谈无根”，因而加以抹煞、讪笑。　　乾嘉学派，一直到今天还是一股有力的风气。我留心到，治中国哲学的人，因为不曾在考据上用过一番工夫，遇到考据上已经提出的问题，必然会顺随时风众势，作自己立说的缘饰。例如熊师十力，以推倒一时豪杰的气概，在中国学问上自辟新境。但他瞧不起乾嘉学派，而在骨子里又佩服乾嘉学派，所以他从来不从正面撄此派之锋，而在历史上文献上常提出悬空的想像以作自己立论的根据，成为他著作中最显著的病累。其他因乘风借势而颠倒中国思想发展之绪的，何可胜数。所以我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起，考据工作首先指向古典真伪问题之上。　　关于两汉思想，现时一般的说法：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是不可信赖的文献，《说苑》则系成书于刘向之前，并非刘向所著。诸如此类，我若不自己下一番考据工夫，要便是把这些著作，从两汉思想中武断地加以剔除，要便是不考虑异同之见，我行我素地加以阐述。这都不是真正负责的态度。自己下过一番工夫后，凡是他人在证据上可以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接受，用不着立异；凡是他人在证据上不能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抛弃，无所谓权威。我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作了这种不同程度的努力。对较有关键性的一词一语、一事一物，亦必探索其来源、较量其时代。未曾无批判地接受过传统的说法，也未曾无批判地否定过时人的说法。在证据的打擂台上所得出的结论，这才是可资信赖的结论。若由后起的坚强证据将已得出的结论推翻，这是学术上的进步，我由衷地期待这种进步。　　在治思想史中言考据，必然地向另外三个层面扩展。一是知人论世的层面，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我深深体悟到，解释和解释者的人格常密切相关，这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必—一举例。由此可以断言，古人的思想，必然与古人的品格、个性、家世、遭遇等有密切关系，我更深深体悟到，在二十余年的工作中，证明了克罗齐（Cro’ce，1866——1952）“只有现代史”的说法。没有五十年代台湾反中国文化的压力，我可能便找不到了解古人思想的钥匙，甚至我不会作这种艰辛的尝试。由此可以断言，古人思想的形式，必然与古人所遭遇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上面两种关系总是纠缠在一起。把这种关系考据清楚，是解释工作的第一步。我每篇文章中，都走了这样的第一步，却走得并不够。　　其次，是在历史中探求思想发展演变之迹的层面。不仅思想的内容，都由发展演变而来，内容表现的方式，有时也有发展演变之迹可考。只有能把握到这种发展演变，才能尽到思想史之所谓“史”的责任，才能为每种思想作出公平正确的“定位”。我每篇文章中，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非常显然的。这是一种考据，也是考据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第三是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的层面。在此一层面中，首先须细读全书，这便把训诂、校勘、版本等问题概括在里面。我不信任没有细读全书所作的抽样工作，更痛恨断章取义、信口雌黄的时代风气。仔细读完一部书，加以条理，加以分析，加以摘抄，加以前后贯通、左右比较，尚且不一定能把握得周到、真切，则随便抽几句话来作演绎的前提，尽量演绎下去，这只能表现个人思辨之功，大概不能算是为学术做了奠基工作。我最多的工夫，常常是花费在这一层面上，这是古人所易，却为今人所难的。虽然如此，我的著作，便可全资信赖吗？决不敢这样讲。所以我总是希望读者能由我的文章引起亲读原典的兴趣。但要得到可信赖的结论，我所提出的考据工作总是值得参考的。　　一九七九年七月于九龙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