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丛论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作者：方建军  页数：244  

内容概要

《音乐学丛论》辑录的文章，撰写于1986年至2011年的25年间，其中大部分已经发表，只有2010年至今所写的几篇尚未刊布。凡已发表的文章，均在篇末注明出处。20世纪80年代，作者方建军对流行音乐一度颇感兴趣，有关音乐学专业建设、音乐评论以及书评、书序和访谈等，也大多不能超出方建军的业务范围。但是，这本文集的内容毕竟是十分芜杂的，现在勉强将其分类，编为五个部分，实际它们之间互有交错，难以截然分开。

作者简介

方建军
1962年出生。哲学(民族音乐学)博士。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音乐史、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的教学与研究。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音乐系(学士)；1985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硕士)，遂赴西安音乐学院工作，曾任该院音乐学系主任、音乐研究所所长；2005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博士)，同年调至天津音乐学院工作。
1994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教授，并入选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获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CC)奖，赴美国考察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乐器并进行学术交流。2006年入选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主要著述有专著《中国古代乐器概论》等三部，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等二部，论文逾百篇。研制开发有《金石之乐：中国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BSCM
2．O)数据库软件。

书籍目录

序
一、古代音乐史
  子犯编钟音列组合新说
  楚简“乐之百之赣之”试解
  秦简《律书》生律法再探
  古代仪式中的“音声”
  铜钹说略
  《律吕精义·乐器图样》读札
  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的有关问题
  从因特网资讯看西方学者的音乐考古学研究
  有关雅乐重建的几个问题
  小议中国音乐史论文的英文目录
二、民族音乐学
  民族音乐学与族性、政治和社会变迁
  民族音乐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相互关系及作用
  传统音乐“边缘化”所引发的思考
  商业化运作中的香港粤曲歌坛——油麻地庙街“金凤凰曲艺歌座”考察报告
  蓬瀛仙馆的早课仪式与用乐
  西安鼓乐《雨霖铃》记谱分析
  云南采风纪行
三、音乐评论
  论鲁日融的二胡曲创作
  论周延甲编创的陕西风格筝曲
  论饶余燕创作的两首古筝音乐作品
  严肃音乐重在创作
  让世界了解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走过百年
  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印象
  通俗歌曲的发展与症结
  “中国西部摇滚乐”之兴起
  流行歌曲杂感四则
  臧天朔流行歌曲印象
  指下蓄汗水琴中见真功——呼延梅文胡琴独奏音乐会观后
四、音乐学专业建设
  音乐学专业本科教育若干问题之检视
  谈谈音乐学专业学生的读书与学习
  音乐学系学生的读书研讨会
  音乐院校大学生音乐论文写作若干问题探讨
  音乐学研究与学术规范
五、书评、书序、访谈
  关于编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的初步构想
  先秦钟类乐器研究的新创获——介绍罗泰著《中国青铜时代的礼仪音乐——一种考古学的观察
  读《先秦音乐史》
  中国音乐史教材撰述的新思路与新成果——《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评介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最新版在线浏览
  当代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新成就——《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评介
  婚礼歌曲研究的新视野——简·舒格曼著《性别化的歌曲：普莱斯帕地区阿尔巴尼亚人婚礼中的歌唱与主体性》评介
  希望《交响》越办越好
  《艺语轻轻》序
  《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序
  音乐学主题网站访谈
  音乐考古学的历史与研究方法——音乐学者访谈之一

章节摘录

　　一种考古学文化通常具有典型的遗迹和遗物，典型的器物形制和组合，在人工制品（包括音乐物质产品）上反映出独特的文化面貌。　　因为音乐考古材料是普通考古材料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定遗址或墓葬中共存，属于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并具有相互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割裂音乐遗物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去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和审视音乐考古材料。音乐考古学如果游离于考古学文化之外，其研究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必须将音乐考古材料与其所隶属的考古学文化作紧密的联系。　　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也往往与一定的族属、部落或部落集团相联系。考古学文化的综合信息，为音乐遗物的分域和民族属性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中国的考古学文化一般以其发现地来命名，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陶寺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等即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往往还有分层、分期和类型划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有些虽然在发展时间上大体相当，但其文化性质却迥然有异。相同的考古学文化，还存在不同的地区分布，从而具有区域性特征。　　即使是同属一个时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也应按照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分别予以对待。就中国殷商时期来看，音乐考古遗存分布较广。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殷都所在地，也是商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里的音乐考古发现相对较为集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殷商王都以外的其他周边地区，属于商朝统治的势力范围，分布着商朝的“四土”或“方国”，那里同样有音乐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应该结合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②，使研究工作具体化，而不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　　不同考古学文化发现的乐器，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因而不宜将它们生搬硬套或同置并论。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埙，在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均有发现，它们是不同地域、不同族属人类共同体的创造，应分别将其视为不同文化单元的乐器予以研究，而不宜将其混为一谈，并入同一发展体系。当然，对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乐器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应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是对考古学文化分区、分系、分类的层级划分。不同区、系、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反映出各自的文化属性、特点以及各考古学文化的来源、传播、发展、消亡的历史。音乐考古学必须依靠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音乐考古材料进行处理，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