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思谦  页数：513  

前言

　　序　　学术与良知——《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序耿占春　　刘思谦老师要我为这本书写点想法，想到她我就想到了这个词：学术良知。尽管这里不可能主要谈论这个问题。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刘老师的文字，是一篇贴在文科楼走廊内的“公开信”，批评一个可能还深受“文革”极左思想遗风影响的领导人物，，那是1978年。也正因为这篇文字，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就没有能听到她讲的课程。在此后的岁月里，我读了她的专著和不少文章，一个明确的感觉是，人道主义和思想启蒙一直是她的整个学术生涯的支撑点，是她学术思想的底色，也是她整个学术研究的目的之所在。尽管二十多年了，理论界和批评界的新思潮新方法不断涌现，人文学者思想启蒙的使命也似乎正在宣告“终结”，但刘思谦老师似乎未曾改变过她的基本信念。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她对新知识的拒绝或漠不关心，相反，她非常注重吸纳新知以充实人本主义的内涵，以焕发思想启蒙的活力。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说明了这一点。这本书是刘思谦老师给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研究牛所开设的一门课程的纪录。课程论述对象是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是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都比较热门的课题。课程的内容涉及叙事学、解释学、原型批评、结构和解构批评（尽管刘老师似乎一点都不认同它）、女性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等等，几乎囊括了从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到世纪末的对社会历史批评的重新综合。　　刘思谦老师专治文学史，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专注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通过这门课程，她把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再次拓宽，显示了一个学人对知识的不知疲倦的探求。这种精神使思谦老师的学术思想充满内在的论争，也充满活力。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刘思谦老师为这门课程所设计的教学“方法”。教课采用了对话形式，她先确定话题，推荐出阅读书目，然后让博士研究生们阅读、思考和准备发言稿。在正式座谈和笔谈以前，她要询问每个人的谈话主题和想法。而研究生们要看的书，她都要同时加以研读。在对研究的问题有较充分的准备之后进行讨论。这种方式要求研究生们不仅要读要想，还要写，以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她的教学方式是很有启发性的。自然，这个过程使课程延时很长，本书记录的谈话时间从1999年到现在。去年我和张清民来河南大学后，曾应约参加过这个系列中的最后两次讨论，得以感受思谦老师　　自己所说并且加以实践的教学相长的授课方法。　　对话或者交谈是中西哲人早期的授课形式和写作的文本形式，在今天看来，对话与交谈主要还体现为一种思想方法，对话性应该体现为思想的动态过程。对话与交谈表达的主要不是某些思想结论，而是思想表达的现场，是思想交流和互动的场所。刘思谦老师在这门课程中所做的就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还有更主要的，是她提供和创造了一个激发思想和交流的现场。在一个相对来说在学术和思想上都交流不够充分的地方大学环境中，这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思想的对话有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甚至是生存环境。　　在此系列讨论中，除刘老师和博士生们的对话这层意思之外，还有她通过阅读与表达，和更大范围内学者们的对话。可以看到，她除了阅读经典的理论与作品，也大量阅读同行们的著作，在这些谈话中思谦老师经常认真而富有激情地评述许多年轻学者的文章与观点。或赞赏或批评，都表现了她惯有的真诚。这一点对我富有启发：应该更多地阅读同代人的著述，形成更有效的和良好的思想对话性。

内容概要

　　《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特点是以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研讨为起点，逐渐引入了价值论和其他理论，引入了性别视角和相关性别理论，引出了博士生们综合性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实践的研究成果。

书籍目录

学术与良知——《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序耿占春如何综合——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一刘思谦整理叙述学：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二曹禧修整理意义：“水晶鞋”与“灰姑娘”——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三刘铁群整理综合与超越：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四郭力整理性别视角与中国女性文化研究——阅读《中国女性文化》NO．1创刊号王萌整理以个人名义进入历史书写——关于李洱长篇小说《花腔》及相关问题的对话李仰智整理“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笔谈刘思谦汪振军等“文学批评的意义阐释与价值论”笔谈刘思谦白春超等“新历史小说与历史诗学”笔谈刘思谦傅书华等“女性新历史小说”笔谈刘思谦张兵娟等“性别与文学”笔谈刘思谦王萌等“个体生命价值”纵横谈刘思谦耿占春等“历史中的个人”笔谈刘思谦王辉等智情双结构及其叙事策略——《狂人日记》的叙事学阐释曹禧修爱情故事与欲望言说：现代性伦理的个体生命叙事郭力“脚踏两城”的民初文人——民初市民文学作家的文化姿态刘铁群另眼看丁玲傅光明“水晶鞋”的意义与“水晶鞋”的选择——学习“文学研究方法论引论”课程的感受刘铁群方法论中“文学身份”问题——谈谈“文学研究方法论引论”课中的一点体会曹禧修女性批评的意义阐释与话语实践郭力成长的快乐（代跋）刘思谦后记

章节摘录

　　此次研讨包括现象学、解释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几种研究方法，其中以解释学为重点。解释学是一种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但对于如何解释文本意义这一问题，解释学方法论往往在理解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文本理解（对文本原意的趋同）与主体理解（注重主体理解的创造性）上发生“解释学的冲突”。美国文艺理论家赫希就强调复原作者意图是正确理解文本的惟一途径。他为自己所做的辩解是：“我们一旦承认了意义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就无法在阐释中找到灰姑娘，没有一只可以用来检验的可靠的水晶鞋，因为那只水晶鞋对于新的灰姑娘已经不适用了。”赫希的观点显然是相当片面的，因为作为文本意义的“灰姑娘”是敞开的，不断生成、变化的；而解释文本意义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寻找“灰姑娘”所必备的“水晶鞋”也不是惟一的。因此，在文学研究中希图用尺码单一的“水晶鞋”寻找固定不变的“灰姑娘”无异于画地为牢。但同时，这绝不意味着对“水晶鞋”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对“灰姑娘”的寻找是主观随意的。那么，到底该如何解释文本的意义呢？基于这一困境，我们这次研讨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发挥理解的创造性的同时确保解释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也就是在文学研究中怎样针对具体的情况找到适合“灰姑娘”的“水晶鞋”。研讨分两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从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的重要概念的方法论意义入手，探究它们在“如何寻找适合灰姑娘的水晶鞋”这一问题上所给我们带来的有益启示；第二部分结合研究现状，探讨如何在批评实践中做到解释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结局是一个过程的终结，是与开端和中间过程相对而言的存在状态。就叙事文学中的人物而言，结局是人物命运的一个终结点，不同人物终结点的形态会各不相同，其中蕴涵着不同的意义。　　在剧本《橘子红了》中，人物的结局可以分成三种。其一，一直在乡下的大妈终于盼回了一直在城里的大伯；与秀禾有着很深的情感纠葛的耀辉最后与自己的女友娴雅成亲。其二，大伯的二太太余嫣红获得了大伯的一笔财产，离开大伯而企图回到情人大伟身边，可是大伟抛弃了她。其三，秀禾为容家生下儿子，自己难产而死。　　剧本与小说的差别在于：在小说里，大伯写信给乡下的大妈，要她物色个三太太，而大伯最终也没有回到大妈的身边；在剧本里，是大妈主动为大伯物色，大伯终于回到乡下。在小说里，大伯性功能健全，秀禾怀的是大伯的孩子；在剧本里，大伯没有生育能力，秀禾怀的是耀辉的孩子。在小说里，没有大伟和娴雅这两个人物；在剧本里，他们不仅被虚构出来，而且还是两个重要人物，分别处于两个三角关系模式中，即秀禾——耀辉——娴雅，大伯——二太太——大伟。前者是两女一男，后者是两男一女。秀禾是纯情型女性，二太太是开放型新女性。耀辉因同情秀禾而产生爱情，大伟与二太太因性情相投而产生爱情，但耀辉和大伟都利用爱情而满足自己的情欲。耀辉回归而成为“正果”，大伟被逐而玩世不恭。　　大妈相对大伯来说没有自主性，相反具有很强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依赖性。她是一个十分卑微的女性，认可了男权社会的一切规范，遵循其秩序。她让秀禾做大伯的三太太，为容家传递香火，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把大伯留在自己身边，这是她依赖性的充分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男权社会的合谋者，是男权秩序的推波助澜者。她没有主体性可言，仅仅是大伯的附庸。大伯虽然最终回到她的身边，但不是她努力的结果。　　娴雅看上去很有自主性，实际上大打折扣。因为她与耀辉、与秀禾之间缺乏应有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她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她顺从耀辉，同情秀禾；她是秀禾的启蒙者，是耀辉三角恋的默许者。她对耀辉的迁就好像是她宽容贤惠的美德，其实是她主体性的丧失。她与耀辉的团圆结局与男权家族制的利益直接同一。　　二太太余嫣红是一个悲剧人物，她身上主体性的成分多一些。她不像大妈、秀禾彻底顺从大伯。她顺从之中有反抗。她与大伟谈恋爱，是自己主体性逐渐确认的过程。她的因果报应式的结局是男性视她为荡妇、男权话语对她妖魔化的结果。　　秀禾为容家生儿子的故事有点像《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替秀才生儿子的故事，都是替男权家族传递香火。柔石在强烈批判野蛮的典妻制度时，有意无意之中表现出人性善良的一面，它体现在秀才对春宝娘的体贴与温情。春宝娘在心中把秀才与自己的丈夫进行比较，觉得丈夫粗疏乏味，秀才细腻善良，小有产者对小农强烈的阶级压榨的色彩很淡。而秀禾连春宝娘的待遇都没有，她被严重扭曲。　　秀禾的一生是一场人生悲剧。传宗接代与逐渐觉醒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内容，前者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后者。其实，秀禾的觉醒是很虚妄的，她为容家生下儿子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她并没有觉醒。她充其量是只觉而不醒，她有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朦胧意识，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不受别人摆布的生命直觉，这一点体现在她与耀辉的爱情之中，但仅此而已。她虽然生活在追求个性自由、要求婚姻自主的年代，但是，她毕竟是一个缺乏知识、缺乏文化的农村妇女，困顿于一个封建家庭中，担任繁衍后代的重任。她的思想主要是受身边的婉晴、娴雅和耀辉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她来说是微乎其微，根本达不到使她觉醒的程度，任何拔高她思想的做法是徒劳无　　效的。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秀禾是不觉悟的，她甘当生育工具，并且把这看成自己为容家感恩报德的机会。秀禾的结局是男权戴在女性头上的一道美丽的光环，是男权对女性命运的强暴和扭曲，是蒙骗大众的真实谎言，是男权话语对女性话语的彻底改编。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团圆的结局以男权立场为基础，以封建宗法制为核心，以封建家族利益为转移，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这是一种比较陈腐的观念，缺乏女性意识和应有的人文关怀，反射出对女性生存的盲视与冷漠。在因果报应的结局中，二太太在男性看来类似荡妇，漂亮、美丽，有青春活力，而且情欲旺盛，对丈夫不忠，在外行为不轨。她是罪有应得。大伟的结局是男权对自己心安理得的自我放逐，其前提是男性假借爱情之名，利用女性追求爱情的天真，达到发泄自己情欲的目的。　　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人没有一点主体性。他们主体性的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对爱情的追求。然而，秀禾那微弱的主体性被她宿命般的命运遏制了；耀辉的主体性被家族利益剥夺了；娴雅和二太太的主体性被男权势力扼杀了；大伟的主体性被外在的势力和内在的卑琐一扫而空。　　科举制度的废除的确曾使不少文人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对于告别传统谋生方式，走人近代上海文化市场的民初文人来说，他们的生存状况并没有恶化。相反，一些文人依靠创作小说、编辑报刊不仅过上了较好的生活，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精神与人格的独立。　　在中国传统社会，能够通过科举成为官员的读书人毕竟只是少数，多数人的谋生方式是做官员的幕僚或当私塾学馆的先生，基本上都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包天笑青年时代曾在家乡苏州做塾师，最初束修每月1元，中了秀才之后才将束修提高到每月3元。后来包天笑尝试翻译小说，将《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两部小说译稿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社，一次性获版权费100元，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私塾先生三年的收入。包天笑因此感觉到卖文为生“比了在人家做一教书先生，自由而写意得多了”。1906年包天笑应邀入上海《时报》馆，月薪80元，同时兼任《小说林》编辑，月薪40元，每月已经有了120元的固定收入，况且他还有写小说的额外进款。这与当年的书塾先生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在近代上海文化市场中谋生的文人不可能都获得包天笑这样的成功，但是如果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写小说之外能兼任报刊的编辑工作，至少能达到中等或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在图表所统计的22位作家中就有20人曾不同程度地参与过报刊的编辑工作。其中周瘦鹃、王钝根所编辑过的报刊已多达十种以上。集编撰于一身的民初市民文学作家基本都能以一份固定的编辑收入和一份创作小说的稿酬换取充足的生活费用，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周瘦鹃就以他辛勤的笔耕改变了全家人的处境。他在自传　　体小说《九华帐里》对妻子凤君说，自己“每日伸纸走笔，很有兴致，一切用度还觉充足”。其实，不仅用度充足，他很快就使全家搬出了小东门内县西街的小屋，住进了“法租界恺自尔路的一所小洋房”。到了1921年，周瘦鹃欲再次改善住房条件，在《礼拜六》上刊登《瘦鹃启事》：“瘦鹃现拟迁居，需两幢屋一宅，以阳历九月初一起租，租价每月约二十元至三十元，满意者可酌加，读者诸君中如有自置之产出租，或有余屋分租者，请投函西门黄家阙瘦鹃寄庐。”据有关资料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一般的市民家庭（五口之家）月收入为66元，其中用于住房的月租金平均为5元。这就说明，周瘦鹃每月所支付的租房费用可供当时上海一般市民交半年的房租，况且他还表示“满意者可酌加”。后来，周瘦鹃又在苏州买地造屋，建起幽雅的“紫兰小筑”。另外两位重要作家程小青和程瞻庐也因笔耕所得在支付生活费用之外还很有余裕，分别回苏州为自己建造了风雅宜人的居所“茧庐”和“望云庐”。从这些耗资不菲的造屋行为可以看出，他们至少达到了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　　在上海这座近代城市，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成就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金钱面前，原来受到尊敬的官爵和高贵的血统以及令人羡慕的功名仕途等都逐渐失了原有的光泽。这里流行的是独立的个人奋斗的人格。要想在这座城市立足，就必须寻找机会，以自己的才智去赚更多的钱。在这样的环境中，摆脱了传统谋生方式的民初市民文学作家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劳动者也都尽一切努力去为自己争取一份较好的生活。如图表中所统计的资料显示，他们在写作和编辑报刊之外几乎都兼任过教师，有部分作家还曾卖字、当职员、从商、办实业。在上海的各类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明码标价的卖字广告。周瘦鹃、郑逸梅、范烟桥、程小青等都曾供职于上海的各类影戏公司。张舍我曾在英美烟草公司、金星保险公司和一家外国人办的人寿保险公司任职员。张碧梧曾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任职员，并且曾为上海各印刷厂绘制月份牌。王钝　　根曾一度倾向实业，试图人工商界，后经营过铁业。徐卓呆曾“拟筑一生圹于虎埠山麓”，没有付诸实践，后来卖起自制的酱油田。从事实业取得最显著成绩的是天虚我生，他对工业化学感兴趣，组织家庭工业社，发售无敌牌牙粉，经过数年，资本扩充至二十万，又分设酿酒、制汽水及碳酸镁玻璃瓶诸厂。天虚我生与儿子陈小蝶因做家庭工业社之大股东获红利甚巨，“乃营华屋，出入乘汽车，俨然富家翁矣”。民初的市民文学作家在谋生的过程中并不羞于言利，他们有时已经放下了传统士大夫的矜持和顾虑，就像普通的市民一样勤勤恳恳、付出劳动、收取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