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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紫微·图|徐尧
自从有了女儿，薛原出差从不超过三天。每次出差总要带一本书。这本书最好开本小，不要太厚，内容适合闲读。比如最近几次出门，他都从董桥的“小精装”中挑一本带在身上。
每次出门几乎都会买点书回来。有一次去南京出差，他和同事相约在候机楼的书店里集合，一个人正在闲逛，竟然意外地在机场书店里发现了全套王叔晖的连环画。他很是惊喜，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这套书也成了那次出差的一大收获。
每次出差，如果有时间，他最愿意去当地知名的书店逛逛。慕名来到当地某家独立书店里，那种感觉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里逛书店是不一样的。“尽管书架上陈设的书也许大同小异，但每家书店有自己的陈列风格，有自己的装饰特色，让整个书店的气息闻起来都不一样”。薛原说，要是在书店找到自己参与编辑的书，更是惊喜。
在青岛，他每周都要到几家书店去“巡视”。一般是工作日的午休或是休息日，青岛文化街上的几家书店，比如汉京书店、我们书店等等，都是他常去的。尤其是“我们书店”，去得最勤，也成他和朋友的“客厅”。每周他都会去那里会会朋友，聊聊天，顺便再买一两本书。
薛原感慨，现在的出版市场，买书难已成了陈年旧事，还有什么样的书买不到啊。可是要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想买齐一些作家的选集，可要大费周章。他还记得那时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等人的多卷本选集，有平装也有精装的，为了凑齐沈从文的那套精装本，书店一进货他就赶紧跑去找，生怕错过了。再比如，岳麓书社出过一套精装本周作人的书，他见到一本就赶紧买一本，但始终没买全，心里一直留着遗憾。过了好多年他才知道，原来不是自己错过了，是这套书根本就没有出全。
他的书房，南北两面墙是书橱，西墙上是书架，中间一张长条书案，也被书堆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书房里已经没有空间再放书了，他的书又蔓延到了客厅。一些新带回来或是随手看的书，都堆放在客厅的地板上。读书也在客厅，餐桌就是书桌，读完了，再把书放回地板上。入夜，正是他的闲读时间，几本书放在手头，交替翻阅。书桌上必备书签、笔记本、空白信笺、中性笔，他习惯一边读一边随手抄录笔记。
薛原 笔名“书鱼知小”。媒体人。2006年参与创办良友书坊。著有《检讨：旧档案里的中国海洋学术权威》《闲话文人》等。最新出版《独立书店，你好》（金城出版社）。
- 柳已青
拿到薛原的《闲话文人》，被封底的一段文字吸引住了：“我喜欢在书房里发呆。有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在看书还是书在看我，我和书就这样相互对视着，一点对接有时刹那间碰撞出了火花，让我惊喜，也让我惊醒，更让我感到自己的存在。在对视中一天天消磨了春夏秋冬。”这段话很精确地传达出爱书人的那种感觉，此道中人，肯定会心有戚戚，所谓气味相投，所谓人有癖好，一段话就会勾起书痴们相同的体验。我也是常常这样，在凌乱的书房，坐在一摞无法上架的书堆上，扫视书橱里排列着的书脊，或者随意翻一翻身边的书，然后目光散漫而又略有呆痴，脑海中关于书与人的回忆、琐碎的书时光，像蒙太奇镜头一样闪回。薛原说：“有时，拿起一本书并没有理由，书里书外，便有了《闲话文人》。”
这种建立在大量阅读经验之上的闲话，有关于文人婚恋的八卦和考证。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
两人是桃李春风一般的开始，是落叶无限愁一样的结束。赵清阁是老舍的红颜知己，还是老舍的梦中情人，亦或是事实情人，真的很难说清楚。1948年，赵清阁在马尼拉买好了房子，写信给时在美国的老舍说，我们到那儿定居吧。关于两人的关系，最后的事实是，赵清阁为了老舍终身未嫁。而老舍的这段婚外“插曲”，带来了影响，老舍与夫人胡絜青分床而居，在“文革”中，老舍自沉太平湖，与挨了红卫兵的殴打与羞辱之后，回到家没有家人的安慰也有关系吧？
蒋碧薇打不过“小三”画家孙多慈，她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徐悲鸿你离婚可以，金银财宝古玩书画拿来。当年蒋碧薇提出的离婚条件十分苛刻，出了真金白银之外，还要徐悲鸿一百幅画啊。徐还是努力满足了蒋碧薇的条件。蒋碧薇后来做了多情又多才的政客张道藩的情妇。顺便说一句，徐悲鸿、张道藩、蒋碧薇早年在法国留学时，他们经常在一起。
令人遗憾的是，徐悲鸿和孙多慈并没有走到一起，孙的家人竭力反对。让我颇感到意外的是，孙多慈与常任侠竟然有一段恋情。常任侠写诗怀念：“多才多艺祸何多，四十年来一瞬过。重到天心阁上望，更从何处觅湘娥。”诗的序中写道：“多慈与我相爱，未能携赴武汉。”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孙多慈迫于父亲的压力，竟然嫁给了无聊党棍、丧妻之后的许绍棣。这个许绍棣就是引起郁达夫王映霞婚变的那个家伙。
当这些情史呈现，不由得慨叹，人生几何，恋爱三角。民国文人在情感方面，多是几何专家，三角恋、四角恋是常有的事。
1979年6月12日，柯灵给刘以鬯的信中说：“‘文革’中，我坐牢三年，下乡三年，靠边反省三年，现在白发盈巅，幸犹健在。尊文谈到张爱玲，不知此君动定如何？二十余年前曾有种种风雨，颇以佳人为惜，惟愿其别来无恙耳。”柯灵不知道张爱玲在1970年代写《小团圆》。“小团圆”中有一个细节，荀桦曾对九莉性骚扰，——两人在电车上偶遇，站在九莉身后的荀桦，“忽然用膝盖夹紧她两只腿”。假如柯灵看到此书此景，情何以堪？
文人情史与情事，只是闲话之一种。其实，轻松，随意的表面，还有深刻、凝重的另一面——柔软的表面包裹这坚硬的内核。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胡风、沈从文、巴金的家书和日记传达出非常丰富的信息，其中有他们的命运浮沉、作家荣辱，也有生活细节的变化。家书虽然是隐私的，个人的，但折射出大时代的风云万千气象。解读文人心态、思想的变化，是进入那个时代的一种方式，是探讨文人悲剧形成的一个路径。
胡风，聂绀弩，石鲁，田家英，从他们的生活遭际和人生沉浮，看历史变迁，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同情之了解”，我们不知如何与历史达成谅解。难道他们遭受的不公，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扭曲时代的注脚？
薛原沉潜到作家、画家的家书、日记中，像侦探一样钩沉出可靠的史料，冷静地将那些蛛丝马迹呈现在你的面前。可能颠覆你对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人的印象。“闲话文人”，其实是对文人生存处境的历史性观察，是对他们精神状态的扫描。
《闲话文人》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引发我们的感喟。都说，最是文人不自由，谁知，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薛原集中呈现文人心灵世界的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选取他们情感深处的隐秘世界，表面上看，是用放大镜看人性。实则是充满了悲悯式的细节式叙事。文人的境遇，折射出历史复杂的一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之处。
《闲话文人》 薛原 著 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 偶尔看到了《闲话文人》，觉得很是新鲜，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也有现代美术史，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写法，用史料，说问题。史料不是以前常用的作家作品，而是作家的书信、年谱、作家同时代人的口述、笔记……这种写法，颇有点老百姓写野史的意味。其中写到的人物，大多数是我曾经阅读过的，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比如徐悲鸿。也有几个是我不曾熟悉的，比如陈子庄，比如常任侠。曾经阅读过的作家和画家，到了薛原先生笔下，又有了新鲜的面目。比如徐悲鸿与孙多慈那段被渲染的刻骨铭心的爱情，到了薛原先生笔下，倒有了轻描淡写的味道，而且一下子褪去了梦幻的色彩，几封书信往来，我们看到了与常人一样被欲望折磨的艺术家和在爱情中犹豫不决的小女子，尽管这样的形象，与我们平时的印象相差甚远。
由此，我不靠谱的想到了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名人故居。忘了是谁说过，名人故居，是散落在城市的明珠。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精神。因为工作关系，有意无意地去过一些名人故居，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名人故居的评价。普通人常想在故居里找到些名人的八卦，在普通人看来，名人的感情世界，特别是艺术家的感情世界，与普通人总是不同的。至于业内工作者，到了名人故居，看的更多的是故居作为纪念性博物馆的特有的展陈方式和主题提炼，也就是说，看的是怎么展，具体展什么，在业内人看来，反倒不那么重要了。而我们这些半专业的观众，则一直想找到让业内和业外都皆大欢喜的突破口。但是，常常遗憾的是，大多数观众的需求，被展陈的策划者和设计者有意无意的抹杀了。
应该说，薛原先生的作品，正在这方面为我们打开了突破口。他为我们记录了文学史中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大事件前后的小事件。比如老舍身边的赵清阁，比如巴金、沈从文、胡风同时发出的家书，比如石鲁发疯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学生。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些记录，我们发现，那些曾经在我们心中近乎完美的影子不存在了，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有着种种弱点，甚至是有着致命缺陷的人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大街小巷的名人故居可以接受吗？这样的形象，到底提示给参观者怎样的信息？这样的形象，需要名人故居的设计者提出怎样的设计理念？太阳也有黑子，关键是，我们的名人故居陈列中，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展示太阳的黑子。
听说徐悲鸿纪念馆又要改陈了，我不知道在改陈后的陈列中会不会出现孙多慈的形象，如果出现，会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当然，这与《闲话文人》已经无关了，但能够引起人思考的书，总是好书，《闲话文人》就做到了这一点。
- 楼主过奖了，谢谢您的支持。
- 你的“闲话”写得挺好，有见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