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的代價

出版时间：2010  出版社：博雅書屋  作者：伊恩．布魯瑪  页数：319  译者：林錚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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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敵人　　在我成長的地方，從來就不必懷疑誰是我們的敵人。蘇聯當然是其中之一，不過，在一九五○ 年代的荷蘭學童眼裡，它離我們相當地遙遠，所以真正的敵人是德國人。在海牙，他們曾經是我孩提時代的連環漫畫裡的惡棍。當我提到他們──就只是指德國人而非納粹。在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佔領期間，以及隨後而來的憎恨，是屬於民族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德國人曾經征服我們的國家。他們也曾逼迫我的父親到他們的工廠裡做工。沿著海岸，他們也留下了許多像石蟾蜍般的巨大地下碉堡，它們是非法佔領之下最接近現代的遺跡，既黑又有濕氣，還飄散著一股尿臊味。我們不准進入裡面。相傳有些男孩子因為違反命令，而被生鏽的德國手榴彈炸死。　　我們的老師告訴我們有關德國人邪惡的故事，以及他們本身勇敢的行動。每個舊世代的成員，似乎都曾經反抗過德國人。也就是說，除了在大街角落的屠夫，曾經是個通敵者以外，每個人都是反抗分子，因此沒有人去他那裡購物。還有一個在煙草製品零售商工作的女人，她過去有個德國情人。同樣地，人們也不到她那裡去買東西。　　每年五月四日的下午，我們聚集在禮堂，聆聽校長紀念死於戰爭的人。五月四日是紀念日；五月五日是解放日。五月四日的晚上，會有一列緩慢的隊伍走過沙丘，到達舊時的德國處刑場。我在黑白電視上看到這個情形。充滿耳際的是，曳步而行的聲音和遠處教堂的鐘聲。五月四日也是個年輕人的重大活動日，他們打碎德國人的車窗，或者在安全距離之外，羞辱德國觀光客。　　校長平常是個幽默的人，但五月四日總是淚流滿面。穿著長長的皮大衣的校長必定走在隊伍的前頭，帶著蔑視的表情，走過沙丘，彷彿將再一次去面對敵人。有一次，我畫納粹的卍字符號被抓到，被他訓斥了一頓。他說，他從不畫納粹的卍字符號，因為他們是邪惡的，而且他們的看法依然使人悲痛。當然我仍繼續畫納粹的「卍」字符號，但只是把它當做一個秘密的壞習慣，因為它附加了一種破壞成人的神秘禁忌的刺激感。　　連環漫畫裡的德國人（還有其他任何人嗎？）可粗略地分為兩大類：肥胖、反應慢、荒唐可笑的類型，由好萊塢電影明星加特．弗羅比演來維妙維肖；瘦而陰險的類型，戴著單片眼鏡的酷刑者，經常說：「我們有太多方法讓你從實招來。」那模樣就像在《北非諜影》裡的康拉德．維特。我們的敵人，令人害怕又令人覺得荒唐。由於有許多加特．弗羅比的電影以及對希特勒的模仿，被用來嘲笑德國本身的語言，結果造成了我們拒絕以正確的方式去學習它。當其態度看起來是自我保護的德語教師，設法激起我們的熱情以便學習歌德與里爾克【1】的語言時，他哪知道我們的熱情早就毀於弗羅比和希特勒之手了。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知道了更多故事。我們的歷史感覺，雖然被形塑得像是德國情人與通敵者的地方性故事，但它們也為更大的故事鋪了路，譬如有關集中營以及消滅猶太人的事情。我的母親，只因運氣好出生於英國而遭驅逐出境，所以才能夠逃過幾乎是必然的死亡。因此，我們連環漫畫書的偏見，遂轉變成一種心理上的暴力態度，可是在某方面，這樣可以使得生活變得容易些。當我們知道有條國界將我們和另一個被人格化的邪惡國家分開時，真的令人感到欣慰。因為他們是惡的，所以我們必定是善的。戰後，凡是成長於過去飽受德國佔領之苦的國度裡，應該知道自己是與天使站在同一邊的。　　我們不到德國渡假。我們沒有德國朋友。我們幾乎聽不到，更不用說是講這種語言了。當我說「我們」時，當然只是概括，不過，即使在一九八九年，當我第一次開始大量地在德國旅行時，在我的荷蘭朋友之間，都認為我在做一件有趣但些許古怪的事情。儘管在文化上，在語言上，在飲食上，荷蘭與德國有著明顯的相似，可是對他們而言，倫敦、巴黎甚至紐約，都比柏林來得近。　　也許這是問題的一部分：荷蘭所受的苦不像波蘭或俄羅斯一樣深；他們被歸類為「北歐民族」，總之，只要他們不是猶太人即可。在戰前的荷蘭，比起我的老師們在意而去記憶的，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紀律以及勇敢面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優秀民族【2】的概念，有著較多的支持。德國的入侵，遠超乎戰爭的行動；那是一種背叛。而且它帶來了最嚴重的恐懼感，也就是說，一個小國家經常得處於被鄰近國家併吞的危險中。這也就是為什麼戰後荷蘭不理睬德國的原因。文化的相似是令人尷尬的，甚至是險惡的。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必須清楚地劃分國界；因為德國一定會越軌。　　克里斯多夫．伊塞伍德【3】曾寫過，身為一個死於戰場之人的弟弟或兒子，在一次大戰之後，成長過程會是什麼模樣。他說，那些太過年輕而不能參戰或者死亡的人，感覺上好像他們還必須面對成年期的考驗，這場我們錯過卻也無法挽回的大屠殺有如一個必須一再通過的考驗。對我們在一九四五年以後第一個出生的世代而言，情況不盡相同。雖然如此，戰爭依然投射它的陰影，扼要地說，它困擾著我們某些人的成長過程。因為我們同樣面對一個想像的考驗。然而困擾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穿軍服如何勇敢地攻山頭、衝進機關槍的火網或者芥氣中，而在於我們是否加入了反抗行列，我們是否在酷刑之下屈服，我們自己是否曾經冒著被驅逐的危險而隱藏猶太人。然而在我們心中的特殊陰影，並非戰爭，而是佔領。　　被佔領，始終是件蒙羞的事情──不只因為失去了統治權和政治上的權力，而是因為它戲劇性地暴露出人類的弱點。在這樣的時代裡，很少有英雄，唯有傻子才會將他或她自己與想像中的英雄並列在一起。人們為了安全地逃出危險的境地，而做出醜陋又微不足道的妥協，提供穿軍服的主管鬼鬼祟祟的服務，當蓋世太保踹鄰居的門時掉頭不看，這些事情都還是比較容易了解的。在我成長過程中，每一件事情，不但都經過處理，以便忘掉羞辱，而且還加上了英雄們的確認。我讀過成堆的書，都是有關荷蘭抗德游擊隊員和圍著絲巾的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的事蹟。還有那些受驚害怕的人，他們為了自救而背叛他人，他們的看法不同，他們在可怕的道德中進退維谷，事實上，我對他們的興趣多於英雄。無疑地，部分原因是，當我害怕時，我自己會更像這些受驚害怕的人。部分原因是，對我而言，失敗比英雄主義更屬於典型的人類狀態。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多知道有關我們以往的敵人的記憶，因為在過去他們的所做所為，是個最嚴重的失敗：道德的、政治的，而且到最後連軍事也一樣。這並不是說，納粹比受他們迫害的人更人性，但這也一樣是錯的──無疑地雖然令人安慰──如果認為他們比較沒人性的話。　　另一些二次世界大戰的敵人，也就是日本人，實在太過遙遠因而對於我們的想像沒有太大的影響。荷屬東印度公司對我沒有任何意義，即使甚至我有些朋友出生在那裡。但是，日本人也是連環漫畫中的惡棍：就像在一本廣受歡迎的連環漫畫書中，短小、黃膚、暴牙、戴著眼鏡的人，當他們的零式戰鬥機攻擊英勇的美國飛行員時，大叫：「萬歲！」。漫畫的主角是金髮雄糾糾的巴克．丹尼和他勇敢的隊員。（巴克．丹尼絕對是「北歐人」。）人們告訴我，「日本鬼子」【4】不可信任。他們不關心人類的生命。他們無預警地攻擊珍珠港。他們拔出人的指甲。他們強迫白種女人向天皇下跪。我高中的一個老師像奴隸一樣地為緬甸鐵路工作。我的阿姨曾關在「日本鬼子集中營」。亞歷堅尼斯被迫爬進炎熱的鋼籠中。　　由於某些原因，在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我花了許多時間在日本或和日本相關的事物上，不過和戰爭沒有什麼關係。但我很好奇地想知道日本人如何看待戰爭，「他們」怎麼去記憶它，「他們」所想像的它像什麼模樣，在審視過去的時候，「他們」怎麼看自己。我所聽到和讀到的，經常令歐洲人感到意外：有關西方戰俘的處理，幾乎全然不記得，即使《桂河大橋》在日本的演出非常成功。（我經常懷疑日本人認同的是日本指揮官或亞歷堅尼斯？或者誰也不是，一個日本朋友說：「我們喜歡那位美國英雄，威廉．荷頓。」）巴丹死亡行軍【5】、馬尼拉掠奪【6】、新加坡大屠殺【7】，這些很少被提到，可是，日本人在中國、滿洲【8】、菲律賓群島，尤其在廣島和長崎，以及戰後被囚禁在西伯利亞的日本兵等等，這些人所受的苦痛，卻被記憶得非常清楚。日本人有兩個紀念日：八月六日，廣島遭轟炸，還有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的日子。　　我想寫的是有關日本人的戰爭記憶，同時這引導我到相關的主題──現代日本國家主義。天皇崇拜者、歷史修正主義者、探索日本人獨特本質的浪漫主義者等，各種人士的著作，令我著迷。他們的看法雖然深奧，但並不妨礙它們廣泛地被刊載在廣受歡迎的日本雜誌和報紙上，或者成為電視談話性節目的來賓。我開始注意相同的德國名字，是如何地突然出現在他們自己的、經常閃爍其辭又過度華麗的散文中：史賓格勒、赫德、費希特，甚至華格納。日本的浪漫主義者越是繼續探索有關日本的本質，他們聽起來越像是德國的形而上學家。到處都有浪漫的國家主義者，這也許是真的，但十九世紀德國的影響，特別是到了現在依然衝擊著日本。我愈研究日本的國家主義，我愈想求助於所謂的源頭，因為許多日本現代的觀念都汲取自此處。自從十九世紀後期，日本經常把德國視為模範。奇怪的是，多數在戰前吸引日本的德國的東西──普魯士獨裁主義、浪漫式民族主義、假科學種族主義──這些很明顯在德國早已過時，卻仍繼續在日本徘徊不去。為什麼？由於這個問題一直纏繞心頭，決定擴大我原先的構想，而寫些有關德國與日本對戰爭的記憶。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也就是東西德合併之後的那一年，我在柏林寫雜誌的文章。我注意到在一個地方報紙上有個通告說，在猶太社區中心有個演講，主講者是心理學家瑪格麗特．米切利希。她的演講題目是「記憶的運作」：有關無法哀悼的心理分析，而這個哀悼涉及了納粹時期。我期待有一半的大廳將會是空的，可是，我卻見到一大群人，幾乎都是年輕人，穿得很休閒，倒有點像是參加音樂會的觀眾，排著長長的隊伍直到街尾。我不應該太意外。德國戰爭的記憶，不只留在報紙上、收音機上、電視上、在社區禮堂、學校與博物館；它還活躍地被作用著、運轉著、排練著。有時候，特別是在柏林，人們會得到一種印象，亦即德國人的記憶彷彿是巨大的舌頭，一而再，再而三，所要找出的一顆疼痛的牙齒。　　有些日本人對此感到疑惑。我想起一位年老的德國外交官，相當痛苦地敘述他的一位日本同事如何地告訴他說，德國人全神貫注於過去的罪惡以及願意向從前的受害者道歉，這樣做一定會導致德國喪失自己的身分。此外，一位年輕得多的朋友告訴我說，他在東京旅行之時，令他震驚的是，竟然在一家啤酒館內聽到日本人唱德國軍隊進行曲。我不想故意誇張這個對比。並不是每個日本人都苦於歷史的健忘症，同時也有許多德國人很想忘卻這一些，就像除了環繞於啤酒館的老歌別無其他能取悅的那些德國人一樣。然而在東京的某中心，一個日本的瑪格麗特．米切利希能吸引龐大的群眾來聽有關無法哀悼的演講，這是不可能去想像的。而且日本的政客也不會跪下來，如同維利．勃蘭特在前華沙猶太區所做的一樣，為歷史的罪行道歉。　　甚至在戰爭期間，軸心國的伙伴關係也不單純。希特勒不得不對黃皮膚的統治種族感到矛盾，同時，日本人畢竟想把「白色種族」推出亞洲之外，可是，這兩個民族卻看到了他們傳說中的美德反映在彼此的身上：戰士精神、種族純粹、自我犧牲、紀律等等。戰後，西德很努力地想消除他們這種形象，但這種舉動對日本人而言，卻是不正確的。這意味著，日本對昔日的伙伴關係所留下的任何懷舊之感，在德國很可能會遇上麻煩。　　發生在柏林的前日本大使館的故事，是個好例子。建立於一九三六年的這個舊大使館，是個納粹風格的新古典主義紀念館，在構想上，它屬於希特勒的新首都日爾曼尼亞【9】的一部分。這個大使館，是在希特勒與施佩爾的大計劃中，少數真正建造起來的建築物。戰後，它像條廢船一樣地被放棄，因而留給了追求無政府主義生活形態與主張自治的黑衣幫。然而這些年輕人只能蹲在成堆無用的外交信件之間。一九八四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與前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決定重建這個大使館作為日德學者中心。德國人了解日本人緬懷國家主義的弱點，所以小心翼翼地處理此事，希望該中心能夠反映從軸心國成立的日子起，時代是如何改變的。一九八七年，該中心正式開幕。為了慶祝這個盛典，日本人建議舉行一個專家討論會，細心檢查在神道信徒的天皇崇拜與日耳曼神話之間的相似之處。沒人有批評或諷刺這個提議：此構想來自東京某神社的宮司。可是，德國人禮貌地拒絕了。　　所有這些論點，都指向日本與德國人對戰爭觀點的差距，暫且不論這個，現在要看的是聯邦共和國與民主共和國之間的不同。問題是，為什麼這件事應該如此，為什麼德國人的集體記憶表現得與日本這般地不同。是文化性的？還是政治性的？這個解釋，應該在戰後的歷史或者在戰爭本身的歷史之中尋找？或許德國人有更多的理由感到悲痛？套用露絲．潘乃德的話，是否因為日本有個亞洲的「恥的文化」，而德國人是基督教「罪的文化」？　　這些問題有效地縮小了我的範圍。既然我對過去的觀點──那些繼續在德國與日本引起極大爭論的──有興趣，因此，我放棄了許多歷史事件。例如在軍事方面具有重要性的，諾門罕戰役【10】，日本皇軍與朱可夫將軍的戰車旅交戰，同樣地，還有英帕爾戰役【11】與諾曼地登陸，但我不曾提出其中任何一個。至於日本，我反而會強調在中國的戰爭以及廣島大轟炸，因為比起其他，這些事件通常以高度象徵的方式，將自己嵌入日本的大眾生活之中。就德國來說，相同地，我專注於對猶太的戰爭，而不在於，例如，大西洋的Ｕ潛艦戰爭，或者甚至史達林格勒戰役之上，因為它是那麼相似的戰爭，所以，在西德的集體記憶中，留下了最敏感的疤痕。　　當我開始寫這本書，我並不知道將有多少時下的新聞事件，會對我的故事逐漸形成戲劇性的背景布幕。首先是冷戰的結束，然後德國統一，接著是波斯灣戰爭，最後在一九九三年，日本第一次以選舉打破了保守派的自民黨之政治獨佔性。我決定從波斯灣戰爭開始著手寫書，因為戰爭進行時，我正好待在德國和日本。在那幾個星期內發生的事情，把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與記憶戲劇化了，使得它比起從一九五四年以來的任何事件，甚至那個沒有任何國家受邀參戰的越南戰爭，都更為顯眼。日本及德國兩者都受到明文規定，不准在戰爭中扮演軍事性的角色，結果導出一個極大的爭論：它們可以信任或者不可信任，或者確實地相信他們，讓他們去參加未來的戰鬥？現在，如同我寫的，即使兩國都尚未取得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德國的飛行員卻仍然在前南斯拉夫的上空巡邏，日本自衛隊則在柬埔寨當地試著維持和平。　　我們這個時代的陳腔濫調之一是，兩個老軸心勢力雖輸掉戰爭，但贏得和平。許多人懼怕日本和德國的力量。歐洲人害怕德國的優勢。有些美國人已經就戰爭觀點，來描寫他們與日本在經濟上的困難。但是，如果說其他的人遭到了德國和日本勢力的侵擾，同樣地，許多德國人和日本人也被這些勢力所侵擾。如果在戰後，這兩個國家還有什麼共通之處，那就是人們對他們所遺留的不信任。　　兩德的正式統一，剛好在一九九○年法蘭克福書展的那個星期，不過，沒有帶來太多的緊張不安或慶祝。每一年書展會特別注意到某個特定國家的文學。那一年的焦點放在日本之上，因此舉辦了鈞特．葛拉斯【12】和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13】的公開討論，作為慶祝活動的一部分。兩人都成長於戰爭期間，也就是說兩個人在學校都被灌輸了軍國主義的宣傳，同時兩人都成為反法西斯主義的文藝擁護者，即使這樣，大江不像葛拉斯，並沒有談太多有關最近的政治。兩人在任何場合都被認為是自由主義者。（我在整本書中用的這個字，是採美國的觀點。）　　那是個非凡的活動。葛拉斯以悲痛兩德統一開場。他說，奧斯威茲應該使再統一變得不可能。一個統一的德國對它本身和對世界都是危險的。大江嚴肅地點點頭並且補充說，日本也是個極大的危險。他說，日本人從來不曾面對他們的罪行。日本是個種族主義國家。「是的，德國也是一樣的，」葛拉斯說：「兩者無分軒輊，德國也是一樣的。」事實上，德國更糟：對波蘭人、土耳其人與一般外國人的恨意如何？大江說，啊，可是日本人歧視韓國人和蝦夷人又如何？不，日本人肯定是更糟的。　　有段時間，這些德國和日本的缺點，繼續被列舉出來。接著在對話中暫時平息了一小段時間。兩人都試圖想點別的來說，可是，這個暫時的平息竟然變成一種令人不舒服的沉默。人們開始在座位上變更姿勢，等候著討論會解散。接著，終於找到了一個符合這種心智集會的結論之共同立足點。我忘了是葛拉斯還是大江提出來的，說三菱和戴姆勒．賓士共同發表聲明將建立一個新的「合作關係」。新聞記者把它稱為戴姆勒─三菱軸心。葛拉斯和大江看起來很嚴肅而且同意這只是危險友誼的開端。而後葛拉斯從座位上站起來，給了大江一個「熊抱」，那個小個子的大江，不太習慣這樣的事情，但也以最大的努力試著回報。推薦序　　不散的戰爭惡雲──讀《罪惡的代價》　　楊照　　德國和日本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軸心國家，同樣發動了對鄰近國家的侵略戰爭，然後在一九四五年，一同面對戰爭失敗後投降的命運。　　然而，所有這些相同之處，抵不過兩個國家最關鍵的差異──德國有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罪行，日本卻遭受了人類歷史上至今唯有的原子彈襲擊。　　在德國被稱為「最終解決」的舉措，設立了大型的死亡集中營，將猶太人運進集中營裡，陸續送入毒氣室予以有效的消滅。這件事在大戰結束之後，被攻入德國、波蘭境內的盟軍發現、披露，震驚了全世界。　　屠殺猶太人的行為，掩蓋了德國在戰爭中的其他作為，成為戰後德國人意識上最沉重的負擔、最難堪的記憶。　　德國人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來？大眾，包括德國人自身，不得不問這個問題。不過，這問題基本上是無法回答的，無法找到能夠令人滿意的答案，反而會在追求答案的過程中，引發出更多的問題。　　屠殺猶太人，源自幾個世紀「反猶主義」的累積、發展。我們可以追索仇視猶太人心態的歷史變化，羅列激化反猶情結的因素，同時整理德國人民族主義情緒逐漸膨脹的過程，一直到他們自認是純粹、強大的「亞利安人」，不只是反對、甚至恐懼這樣的血統遭到「污染」，這些都弄清楚了，還是沒有說明為什麼會有大屠殺。　　因為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屠殺六百萬人，是件多麼不簡單的事！六百萬，如此龐大數字的人命，絕對不是你高興消滅就消滅得了的。更何況那個時候，德國一面在歐洲和其他國家為擴張「生存空間」而戰，必須調派、耗損大量人力物力，才做得出大屠殺的行為。那其實對戰爭是極其不利的。　　德國人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德國人又如何具備那種冷靜到殘酷的理性算計，可以設計出那麼有效的殺人機制？更不可思議的，參與其間執行屠殺任務的人，為什麼能夠冷血無情，極其有效率地盡到這種邪惡的責任呢？　　這樣追問下去，必然問到更窘迫的問題：為什麼這些被派去屠殺猶太人的德國人，沒有反對、沒有反抗？擴大來看，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是經由民主選舉獲得政權，然後一路重建軍備、組織蓋世太保、發動閃電戰侵略鄰國到下令屠殺猶太人，他在自己的納粹黨內幾乎沒有遭過任何質疑、批判、反抗，十幾年間德國社會，也都不曾集結什麼像樣、堅決的反對反抗勢力。　　德國人沒辦法將罪行推給希特勒和納粹黨，不能主張申言自己是被裹脅、強迫的，因為有太多太多德國人熱切支持希特勒與納粹的明確證據了。　　德國人或其他人都無法解釋大屠殺。大屠殺是超越解釋的。這是人類文明不得不重建的一條底線。如果承認大屠殺可以解釋，有說得通的理由，意味著我們接受大屠殺是在可理解的人類行為範圍內，就等於我們輕蔑、矮化了大屠殺的恐怖與震駭。　　「解釋」（explanation）無可避免和「合理化」（justification）緊密糾纏。大屠殺絕對不該、不可以被「合理化」，因而大屠殺也就絕對無法解釋清楚。　　德國人付出的最高代價，就是背負著這近乎絕對與不可解釋、不可訴說的罪咎。不只是罪咎本身，還有罪咎帶來的沉默以及自我疏離、自我否定，籠罩了戰後德國。　　布魯瑪在書中一再提到米切利希夫婦之經典著作《無力哀悼》，那是一九六七年，戰爭結束後二十二年出版的書，書中第一次正視這種沉默罪咎壓力，對德國社會集體心靈產生的影響。就連提及那份「沉默」，都得等那麼久！　　在大屠殺的對比映照下，德國人在戰爭中的損失、痛苦也就微不足道了。其實英美空軍在大戰後期，早在諾曼第登陸之前，就對德國本土發動了猛烈的轟炸，而且轟炸的對象不只是軍事基地和工業設施，還包括了人口密集的都會區。尤其是英國人對德國當年空襲倫敦的惡行惡狀記憶猶新，更是藉機狠狠報復。結果許多德國大城、古城，在炸彈中化為灰燼、廢墟，數十萬平民百姓喪失生命，慘狀令人不忍卒睹。　　然而戰爭結束後，德國人卻喊不出一聲「苦」來。要靠歸化美籍的小說家馮內果的魔幻之筆，寫出《第五屠宰場》，才勉強留下了德勒斯登被夷為平地的一點記憶。德國人面目冷漠靜謐地在廢墟中遊魂般走著，承受這一切，因為他們明白，透露出任何痛苦，甚至只是一聲唉嘆，不會引來任何同情，只會惹出怒目相對：「你們也會痛了？那些被你們屠殺了的猶太人的痛苦又該怎麼說？」　　戰爭後期，日本的城市也受到美軍空襲轟炸，整體的人命損失並沒有比德國多，然而他們卻不必忍受德國人的沉默壓抑，最關鍵的差異在：廣島。　　廣島核爆當然是歷史性的。一瞬間，幾萬條人命在單一的火光爆炸中消失了，而且很大比例完全消失，沒有留下任何屍骨殘骸。人類歷史上沒有看過如此巨大、如此徹底的破壞。更可怕的，帶來破壞的，只是一顆小小的、很容易裝上飛機從空中投遞的原子彈。　　兩顆原子彈迅速結束了日本最後的抵抗，推翻了日本人原來的「玉碎」決心。兩顆原子彈同時也將人類帶進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核恐懼」的新階段，人類可以靠自己製造出來的工具，毀滅掉整個地球、毀滅全體人類。　　後者的震憾效果，顯然遠甚於前者。尤其是接下來美蘇開始進行核武競賽，冷戰架構下核彈頭快速累積，「核恐懼」的程度隨而與日俱增。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戰敗、投降的意義，重要性相形褪色黯淡。「廣島」象徵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不是一場舊戰爭的結束。「廣島」也就象徵了核毀滅的具體威脅，「廣島」是一場真實的夢魘，藉「廣島」讓人類明白了戰爭的破壞升等了、戰爭的代價數十倍數百倍的提高了，也就刺激了人類對於和平更高度、也是更現實的嚮往。　　冷戰是戰爭又不是戰爭。美蘇之間的仇視對立緊張程度，等同於歷史上的任何一場戰爭，可是數十年間沒有發生真正的火熱衝突、短兵相接。因為雙方都握有核武器，雙方都知道「廣島」、記得「廣島」，所以再怎樣仇視對立，都還是得維持和平相處的表象，至少維持在不必動用核武器的狀況下。　　這對日本社會而言，既是天下掉下來的災難，更是天下掉下來的庇護。日本因此具備了衝突矛盾的雙重身分，一方面是舊戰爭的元兇、戰敗國，另一方面是新戰爭新威脅的犧牲者、受害者。　　犧牲者、受害者的形象，塗抹在原本戰爭加害者的暗影上，使得日本人、日本社會得以有所逃避，不必像德國那樣背負多重罪咎，也就決定了日本人普遍面對戰爭責任的不同態度。　　戰後日本社會努力將自己重新改造成「和平」的代表。強調「和平」，也就強調了廣島與長崎的核子爆炸傷害，日本之所以比其他國家更有資格、更真誠擁護「和平」，因為只有日本受過原子彈毀滅的真實經驗，如此一來，也就更加凸顯了日本作為犧牲者、受害者的角色。　　六○年「安保鬥爭」的起因之一，是要和美國簽約建立「自衛隊」。反對「安保條約」的陣營認為此舉破壞了日本的非武裝性，也就破壞了日本好不容易在戰後建立維持的「和平」形象，很可能挑起別人對於二次大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角色的記憶，對日本是再糟糕不過的事。　　躲在廣島後面、壓抑、淡忘、甚至取消戰爭記憶，是日本社會最基本、最主流的態度，雖然有少數異議人士不能認同這樣的逃避，畢竟還是很難撼動強大的主流架構。　　德國與日本的異同，尤其是彼此內在組織的集體心理運作，很少受到認真的處理、對待。這兩個國家分別以沉默與逃避來對待戰爭記憶，是一大阻礙。兩個國家都有各自性格強烈的民族文化，卻一東一西，要同時掌握這兩個國家的歷史，已經很難，要去碰觸歷史中的罪惡責任敏感問題，當然更是難上加難。　　這說明了為什麼戰爭結束半個多世紀後，才出現了像《罪惡的代價》這樣比對德、日態度的書。《罪惡的代價》的作者布魯瑪是戰後出生的荷蘭人。德國詩人海涅曾經開玩笑的建議：「如果世界末日降臨了，趕快搬到荷蘭去吧！那裡什麼事情都晚五十年才發生。」這句話雖然是玩笑，卻最精確的點出十九世紀荷蘭在歐洲的形象。那是一個平和、遲緩、沒什麼大事會發生的地方。　　然而這樣的荷蘭，卻在二次大戰中躲不過德國佔領的遭遇，而且在德國納粹的刺激、引領下，也參與了反猶運動，整肅乃至屠殺了自己國境內的猶太人。　　放在大戰背景中，放在德國的整體作為中看，發生在荷蘭的事，微不足道。然而在荷蘭，這件事產生的衝擊效應，卻再強大不過。　　布魯瑪那一代，正是必須承擔荷蘭罪惡感的一代。而要理解荷蘭人自己在戰爭時期的作為，他們非得繞個彎子，從理解德國、德國人、德國納粹做起不可。　　布魯瑪又因為個人的生命經歷，深度接觸了日語日文和日本社會。他對日本電影的介紹、分析，很早就在西方媒體上佔有一席之地。由電影必然接觸到文學，進而觸及電影、文學的曖昧表現、或曖昧掩飾的戰後日本心靈。　　不是德國人、不是日本人，這樣反而讓布魯瑪能夠成為德日集體心靈有效的解釋者。另外，不屬於盟國，不具備戰勝國國民的地位與經驗，更讓布魯瑪可以遠比美國、英國的學者，容易貼近德日敗戰經驗中複雜、曲折的心理狀態。　　書中布魯瑪蒐集了大量的書面和訪談資料，雖然訪談主要是九○年代在德日現地進行的，但大部分的內容到今天都不會過時。而且那個時間點，德國正經驗著兩德統一的動盪變化，讓布魯瑪的討論多了一個更豐富的層次：西德與東德，兩種不同政治制度，兩種不同聯盟關係，如何產生了兩種相異卻又相同的戰爭罪責態度。　　布魯瑪的書，帶我們進入複雜變幻的德日戰後價值迷宮，幫助我們指認辨識歷史與現實複雜的關係，也幫助我們從簡單、粗糙的戰爭是非責任圖像中解脫出來，朝向對於人性更寬廣也更深刻的理解。　　　　　　　　　　　　　　　　

内容概要

　　德國人通過悔罪的極度痛苦、對於上帝的慈悲保證，獲得巨大且深刻的領悟。　　廣島事件卻讓日本人覺得他們是戰爭的主要受害者，彷彿除了原子彈轟炸以外，沒有其他戰爭似的。　　為什麼日本與德國人對戰爭觀點和集體記憶，竟有如此大的差距？　　「我想寫的是有關日本人的戰爭記憶，同時這引導我到相關的主題－－現代日本國家主義。天皇崇拜者、歷史修正主義者、探索日本人獨特本質的浪漫主義者等，各種人士的著作，令我著迷。……自從十九世紀後期，日本經常把德國視為模範。奇怪的是，多數在戰前吸引日本的德國的東西－－普魯士獨裁主義、浪漫式民族主義、假科學種族主義－－這些很明顯在德國早已過時，卻仍繼續在日本徘徊不去。為什麼？由於這個問題一直纏繞心頭，決定擴大我原先的構想，而寫些有關德國與日本對戰爭的記憶。－－伊恩．布魯瑪」　　德國人的記憶彷彿是巨大的舌頭，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找出那顆疼痛的牙齒。日本人卻認為：德國全神貫注於過去的罪惡，並願意向從前的受害者道歉，這樣一定會導致喪失自己的身分。　　二戰結束後，德國誠心悔罪，日本死不認錯，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兩個國家對大戰的看法為何存在鴻溝？彼此的集體記憶為何截然不同？是文化差異或政治不同嗎？又或是根植於潘乃德指出的：日本是儒教「恥文化」，德國則是基督教「罪文化」？作者走訪二戰的代表性城市：奧斯威茲、廣島和南京，並從軍事審判、教科書、紀念碑等各方面廣泛觸及而深入探討，引導讀者從各種立場和角度，來理解這兩個民族在戰後面對自己歷史罪行的態度。

作者简介

　　伊恩．布魯瑪Leyden University　　研究中國與日本文學，在東京的日本大學藝學部（Nih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學電影，在日本居住了七年。曾任《遠東經濟評論》派駐香港的記者、為倫敦《旁觀者》雜誌工作，以及為《紐約書評》定期撰稿，是知名評論家。　　著作《伏爾泰的椰子》曾入圍歐威爾獎（Orwell prize）的最後決選名單。現為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人權學教授，出版過多本日本主題的書，如《鏡像下的日本人》。其他著作有：《西方主義》（與Avishai Margalit合著）、《阿姆斯特丹的謀殺：電影人梵古之死與寬容的限制》等。　　■譯者簡介　　林錚顗　　台大歷史系畢業，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旅居西雅圖十餘年，為當地華文報紙《西華報》和《華聲報》撰寫評論、專欄多年。譯有《住宅巡禮》、《住宅讀本》、《意中的建築》、《鏡像下的日本人》、《西洋住居史》等。

书籍目录

推薦序／楊照序言：敵人 第一部 對抗西方的戰爭 波昂 東京 廢墟的羅曼史 第二部 奧斯威茲 廣島 南京 第三部 審判的歷史 斯圖加特 東京 教科書抗爭 德國 日本 紀念物、博物館、紀念碑 第四部 正常的國家 兩個正常城鎮 帕紹 花岡 清除廢墟 致謝 譯名對照表 

章节摘录

　　南京 南京的洗劫，或者叫南京大屠殺，發生在一九三七年日本皇家陸軍攻陷這個城市之後的十二月中旬。此事距離日本軍隊入侵中國領土還不及半年的時間。做為國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在日本試圖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是最大的獎賞。南京的陷落受到日本的歡迎，到處是布條的標語，真的是舉國歡騰。日本陸軍軍官准許他們的手下進行六個星期的瘋狂殺人。實際數目是不明確的，但數萬，也許數十萬（中國人說三十萬）的中國軍人、許多從其他城鎮逃難到此地的平民被殺。而數千名的女人，年紀從九歲到七十五歲被強姦、被切斷肢體，而且通常都遭到殺害。　　可是數字並不能傳達發生在南京，以及在其他中國的村莊、鄉鎮、城市的野蠻行為。而且他們也沒有解釋為何准許這種事情發生。是否那是個故意的政策，用來恐嚇中國人使之順從？軍官的共謀行為，讓人聯想起某些事與此有關。不過，也許那也是一種支付薪資給日本軍隊的方式，因為在嚴冬既沒有正規的薪資與口糧，卻拖著沈重的步伐走在中國的土地上。或者是大規模的農民軍失去了控制？或者正像許多人辯護的、只是不可避免的戰爭的自然結果？　　有人給過我一本叫《南京暴行》的日文小冊子。雖然它是用日文寫的，卻將英文的「atrocity」改寫成aturoshitees作為書名，就好像日文當中沒有相對應的字眼可用的樣子。其實，有許多日文可以用來表達殘忍、暴力、謀殺或屠殺等意義，可是，「atrocity」這個字眼，傳達了比戰爭所不可避免的殘酷還更多的意義。它是一種蓄意的、非人道的野蠻行為，是一種違反法律以及任何人類適當的行為規則的行動。日本人並非缺乏類似的行為規則或者在道德上不能了解這些概念。可是，就像「人權」一樣，「暴行」是來自西方的現代專有名詞，還有其他的「女權主義」，或者「戰爭罪行」亦如此。對右翼的民族主義者來說，已經有了帶著破壞性，幾乎是反日本的左翼團體。　　這本小冊子，是由一群曾經訪問過南京以便了解更多真相的高中老師所編輯與發行的。內容包含了中國證人的陳述、主要行刑地點的地圖、一些在南京的紀念館所展出的照片。日本人沒有為他們的暴行留下豐富的、可見的紀錄，即使他們是熱心的攝影者。審查雖是嚴格的，但已有足夠相關照片與電影膠捲（決大多數是西方的傳教士拍攝的）讓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些由日本攝影師、某些由中國人或外國目擊者所拍攝的照片中，中國男人被用於做刺刀練習、許多人被機關槍掃進廣闊的地洞內、受驚嚇的女人裸著身子擁擠在水田中試圖遮掩她們的私處、日本兵用他們的長刀砍斷人頭、如山的屍體堆積在長江的堤岸上以及陰道中插著竹桿死去的女人。　　部分這些影像，取自新聞短片，被用於貝納多．貝托魯奇一九八七年的電影《末代皇帝》裡。當這部電影在在日本放映的時候，日本的供應商松竹富士公司決定消除這些畫面而不讓導演知道。當貝托魯奇發現之後，供應商宣稱說，這部電影的英國製片人曾經要求刪節－－似尚可信的，所以，供應商也就這麼認為，因為他推測影片「對日本人的口味而言會太過可怕」。貝托魯奇和他的英國製片人怒不可遏，刪節的部分被接回去，而且松竹富士公司為「巨大的誤解」而道歉。　　沒有證據顯示，這個供應商受到來自政府或任何人的壓力而做出刪節的舉動。對於他們的行為，最像實話的解釋是，他們想避免任何一個負面的宣傳。例如極右翼團體就可能做出恐嚇的事情。而且既然在日本，爭論通常是令人困窘的，有時甚至是危險的，所以，鑽研一個可能會引起注意的爭論點，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　　南京大屠殺就是這樣的一個爭論點。它變成了在亞洲戰爭期間日本野蠻行為的主要象徵。在東京戰爭犯罪審理期間，南京所產生的共鳴和在紐倫堡的奧斯威茲是相同的。而且作為一個象徵，南京大屠殺像奧斯威茲及廣島一樣，對於神話與竄改，是很脆弱的。　　在日本的學校裡，爭論正式地被沉默所扼殺。在高中標準教科書裡的統一說法是：「十二月〔一九三七〕日本軍隊佔領南京。」有個註腳解釋說：「在那時有報告指出，日本軍隊曾殺了許多中國人，包括平民，因此日本成為國際指責的目標。」就這樣而已。但即使只是這樣，對某些保守的官僚與政客來說，仍然太多，他們希望將這些段落一併消除。　　因此，當他們的老師、《南京大屠殺》小冊子的編者之一的森正孝，播放有關大屠殺的紀錄錄影帶給他們看的時候，無怪乎中學生感到震驚。他要求他們寫下觀後感。反應非常的相似。例如以下是一個十三歲名叫律子的女孩寫的：「我總是將戰爭與廣島和長崎連結在一起，但原爆發生在一九四○年以後。在那以前，日本做的事情甚至更糟。看了錄影帶，它看起來幾乎不是真的。在這以前，我只能認為日本是戰爭失敗者，可是我們日本人必須知道一九四○年以前發生了什麼。看了這個錄影帶，讓我印象比什麼都深刻的是，當日本士兵笑著看中國人被殺的畫面。他們怎能這樣做呢？我無法了解日本人在那時的感覺……。」　　第一次讓學生知道日本人是侵略者。這是個蓄意的震撼效果。森如同加入和平教育的大多數老師一樣，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也都有些左翼人士的觀點。雖然他能夠指望在一度強有力的日本教職員組合的群眾裡，找到許多支持者，但是像他一樣積極參與的，卻只有少數人而已。他告訴我說，他的同事保持中立但不太反對他。多數人羞於爭辯。他將有關戰時歷史的錄影帶與小冊子，私底下提供給一個志同道合的教師小網路，作為那個呈現在學校教科書中、經文部省審查過的、官方的、規避的、簡短的歷史解釋的替換品。　　他們反映了一個需要被簡化的政治觀點。日本人是「侵略者」，他們「入侵」中國，他們的行為既是「犯罪又殘忍」。中國人全都是「勇敢的抵抗者」或「無辜的受害者」。在他的許多短論之一，是有關森的訪問南京。在那裡他「感到痛苦的逼迫，而必須從侵略者的觀點重新審視歷史。」因此，這是學生被要求做的：以侵略者的觀點取代他們的日本是受害者的感覺。　　這是十四歲（一九九一年）的安子所寫：「我們經常聽到納粹用恐怖的方法謀害他們的受害者。可是日本人也相當壞。當日本人砍掉中國人的頭，而卻掛著悚然的笑容，這又如何？當他們殺人時怎還笑得出來？我覺得想移開我的眼睛，當我看到那些放置在桿子上切斷的人頭……」　　這部影片的重點，主要不在歷史上。很明顯地，因好戰、種族歧視的「天皇系統」的沙文主義而引起的戰爭與暴行，雖然受到了譴責，但是那些悚然的笑容，讓森的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官方對過去所發生的事情的規避，遭到了挑戰，因為目擊了「那時的日本人」－－他們的父親及祖父－－犯了「微笑」這樣的惡行。經由思考「南京的地獄」，藉著透過認同之眼（侵略者的認同）觀察歷史，以他們老師的說法，他們能夠「創造明天的歷史和連結亞洲人的手」。　　正如我說的，這是個政治的觀點，但森的態度也引起了對露絲．潘乃德區別基督教的「罪文化」與孔子的「恥文化」的懷疑。在《菊花與劍》一書中，她做了這樣的區別，該書寫於戰爭期間，目的是想幫助美國情報官員了解日本人的想法。根據她的意見，一個「社會反覆灌輸絕對的道德標準，同時信任人類發展出來的一種良心，在定義上這是罪文化……」，但是在「一個文化中，當羞恥是主要的道德約束力時，那些我們期待大眾會感到罪惡感的行為，使得人們非常煩惱。」無論如何，這個「煩惱不可能像罪行一樣，藉著告解與贖罪而解消……」一個「人即使將他的錯公開向神父告解，也無法體驗所謂的解脫。只要一天他的不良行為『不傳到世界上』，他就不會有麻煩，對他而言，告解顯然只會為他惹來麻煩。」　　這是人類行為的機械論之觀點，也是典型的社會人類學家的觀點。它不完全錯，然而它充其量只是個有限度的解釋：有著太多的例外，有太多的德國人連最輕微的告解願望也沒有，而且有太多的日本人像森一樣，努力地公開他們國家的「罪惡」，無疑地，這意味著一種贖罪的表示。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旅行到中國和東南亞向前受害者致歉。無論如何，罪與恥並不像露絲．潘乃德所提出的那麼容易區別。一部分德國人的誇張的親猶太主義，是出於個人的罪惡感，或者國民的羞恥？這和日本年長的觀光客到中國旅行時，對每個中國人的寒暄方式，就像多年不見的老友有何不同？米切里希夫婦沒有在《無力哀痛》一書中議論說，「否認的過程，以同樣的方式擴大到罪、哀痛和恥的事務上」嗎？如果記憶全然獲得承認，米切里希夫婦在一九五○年代所寫有關德國人的文章說，「那只是為了平衡自己的罪惡與他人的罪惡而已。有人宣稱，許多恐怖之事不可避免，因為它們受到對手所犯的罪行的影響。」這正是許多日本人所宣稱的，而且至今依然如此。為什麼森堅持要他的學生用侵略者的觀點審視過去發生的事情，原因也在此。　　明顯地，學生極度震驚。極端暴力的遊戲，總是特別令人震驚。黨衛隊隊員很愉快地將他們定期在集中營的囚人身上所做的私行，稱為「運動」。命令老、病的人，去做謀殺性的肉體工作，也叫做「運動」。讓猶太祭司相互騎在肩上或背上，然後把他們打到死為止，這也是「運動」。當受害者必須遭到羞辱及毀壞，嬉戲便進入殺戮事件裡頭。在私刑和謀殺中，別出心裁本身，就變成一種運動的形式。因此，最惡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殺也是一種運動的動作，這大概不會是巧合吧。它不是最惡劣的暴行故事，但它擁有所有想像的要素，所以，容易引起人們的想像。它是一個全能與英雄氣概的邪惡故事。這事件發生的四十餘年之後，在日本，它變成強烈「爭論」的話題。兩位年輕的軍官Ｎ中尉與Ｍ中尉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決定要測試他們的劍術：誰先砍掉一百個中國人的頭，誰就是贏家。於是他們在中國兵裡砍殺，以真正的武士方式割取頭皮。Ｍ中尉獲得一○六片，Ｎ中尉取得一○五張。　　這個故事在東京一家主要報紙上製造出一則活潑的頭條：「誰將先馳得點！兩個中尉宣稱已達八十片了。」在南京紀念館中是一張這兩位朋友的新聞照片，洋溢著年輕人的生氣蓬勃。在報導中，Ｎ中尉自誇說，連砍了五十六條頸子，祖傳的武士刀刀口還是鋒利依舊。下一個報導中則有這樣的頭條：「快投前進！」，這是以往像棒球術語一樣，被政府審查員所禁止的危險的美國文獻。　　後來，回到日本，Ｍ中尉開始修正他的故事。在他以前就讀的高中演講時，他說，事實上在實際的戰鬥中他只砍了四五人頭而已。至於其餘的……「在我們佔領這個城市之後，我站著面對一條水溝，我告訴中國戰俘向前進。由於中國兵很笨，他們曳足而行，一個接一個，所以我乾淨俐落地砍掉他們的頭。」不過，甚至這也是個錯誤的吹牛。有個參與南京戰鬥的日本老兵告訴我說，這是個捏造的平庸故事，或者至少是日本記者渲染的，因為他們奉命以英雄主義的故事娛樂國內的戰線。　　無論如何，百人斬的故事，在日本很快就被遺忘了。但是在中國它卻變成戰時口頭傳說的一部分。有名的《朝日新聞》記者本田勝一，在南京被告知這個故事。他寫成一系列的文章，後來集結成冊，書名《中國之旅》，出版於一九八一年。這本書鼓舞森正孝對日本戰爭產生更深一層的興趣。它也在右翼的圈子裡引起騷動。山本七平，因為在他的書中比較日本人和猶太人而出名，寫了一系列的論文攻擊本田的報導。這個攻擊加入了其他的知識分子，每當民族的顏面需要保衛時，經常這些人都會挺身而出，而這整件事情擴大為「南京大虐殺論爭」。一九八四年，一本反本田的書出版，作者是田中正明，書名《南京虐殺之虛構》。　　這些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被他們的評論者稱為「御用學者」。這是一個不容易翻譯的名詞，但是暗示的意思是「官方的學者」，他們聽命於政府。這些人（幾乎都是男性）也許沒有受到學術機構高度的尊敬，特別是在歷史學者之間，同時有許多人還是熱心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對於大眾的意見卻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就像電視評論員、講師、流行雜誌的撰稿人一般。他們幾乎沒有一人是專業的歷史學家。像田中便是個退休的新聞記者。　　事實上，歷史的論爭差不多完全被日本大學之外的新聞記者、業餘的歷史學者、政論專欄作家、市民權力活動者等所引導。這意味著，類似田中正明這種較為滑稽的理論，從來沒有受到專業歷史學家嚴正的反駁。有一個原因是，在日本只有很少的現代歷史學者。一直到戰後，一個批判性的學者寫有關現代歷史，那將會帶有危險與破壞性，甚至是褻瀆的。天皇的系統，無論如何，是神聖的。另一個原因是，現代歷史還未受到學術性的尊重。它太容易變動、太政治、太引起爭議的。直到一九五五年，東京大學還沒有一位現代歷史學者。歷史停在約十九世紀的中葉。即使現在，年長的歷史學者認為，最好將現代史留給新聞記者。　　針對南京大屠殺的爭論，並非很複雜的。田中和其他的人指出，在體力上一個人無法用一把刀砍掉一百個人的頭，同樣的理由，日本的軍隊不可能在幾個星期內殺掉多過十萬以上的人。此外，田中寫道，在那時沒有一家日本報社報導任何大屠殺，因此為什麼它突然在東京戰犯法庭中被提出？他承認有少數無辜的人死於兩軍交火之中，但這種死亡是偶然發生的。無疑地一些士兵有點粗魯，但那是基於「戰爭心理」。「不像在歐洲或中國，」田中寫說：「你在整個日本歷史中，找不到一個有計畫、有系統之謀殺的例子。」這是因為日本人有著與中國人或西方人「不同的價值觀」。　　暫且將更細緻的日本價值觀放一旁，田中關於有系統之謀殺的論點，是值得注意的。既然作為暴行象徵的南京大屠殺，被一些人看做是日本的滅絕行動，那麼把這件事弄清楚，就變得很重要了。然而說它並非有系統的這個論點，也是被官方學者的左派反對者製造出來的。例如，歷史學者家永三郎沒有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規模與恐怖，他寫南京大屠殺「也許在上海戰役之後，對於中國強烈抵抗的一種反應」。家永的說法雖然好像是對正統派保守觀點的猛烈批判，但卻是超乎責備的－－這些對於他的學術生涯是沒有幫助的。不過，他甚至也辯護過一個所有的辯護者也都辯護過的爭論：「在戰場上，人面對人類生存的最高點，生與死。極端的行為，即使在道德上仍是不容許的，在心理上或許是難免的。無論如何，暴行若非因戰場危險與緊急狀況而引起，反而根據計畫來實施的話，這便是邪惡的野蠻行為。我們的德國『盟友』的奧斯威茲毒氣室，以及我們的敵人美國的原爆都是典型的、有計畫的暴行。」　　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不光是在日本，甚至將這個爭論推往更深一層。海納．穆勒陳述道－－與他的短評相同，認為奧斯威茲是「啟蒙運動的最後舞台」－－原爆是「最後審判的科學性替代品」。在穆勒的看法中，這個答案是將戰爭人性化，將人對人的戰爭以科學的殺戮來取代，因為「戰爭是接觸，戰爭是對話，戰爭是自由的時間。」　　表達這個說法的另一種方式是，戰爭是運動。如果對南京大屠殺而言，百人斬的競賽是一種隱喻，使得它較有人情一些，或者說至少比起毒氣室與原爆是較有人性的暴行。嗯，也許吧。南京不是一個超自然的啟示，或者是消滅整個種族的部分嘗試。然而剩下的問題是，數千名婦女遭強姦與殺害，以及在連續六個星期內，屠殺數千乃至數十萬非武裝的民眾，是否還可以稱為戰事沸騰中的極端行為？這個問題是一針見血的，特別是當這樣的極端暴力被一個意識型態－－教導侵略者殺戮較差的種族，乃是合乎他們神聖的天皇之意志－－證明為正確之時。　　最後這個重點，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尤其不情願承認的，而偏偏是左翼的老師、活動者和學者特別想強調的。森的錄影帶一開始，運用了皇室的菊花形象與軍靴行進的聲音。對於左翼人士或自由主義者都一樣，南京大屠殺是受到天皇崇拜（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象徵，這就是為何它是戰後和平主義的主旨。因此，憲法第九條是有必要的，以避免另一次的南京大屠殺。然而，右派民族主義者採取了相反的觀點，為了恢復真正的日本認同，天皇必須被當作國家的宗教領袖一般地復職，同時，第九條必須重新修正，讓日本再度擁有合法的軍事力量。基於這個原因，南京大屠殺或者其他極端的日本侵略事例，必須被忽視、弱化，或者否認。　　在象徵後面的陰謀，是如此地分離與如此地強固確立，因而阻礙了有關一九三七年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的理性與歷史性質的討論。一方愈是堅持日本的罪行，另一方愈是堅持否認它。南京論爭中的誇張言辭，尤其在修正主義者這一方，既不理性又非歷史的。在《南京虐殺之虛構》一書中，田中正明指責本田勝一和他的自由主義散播「敵人的宣傳」。另一位著名的修正主義者渡邊昇一，為田中的書寫了一篇序。正像田中，他不是個歷史學者，而是英國文學的教授。渡邊攻擊本田的宣傳「東京審判的歷史觀點」，它私自添加罪行在「不僅那時的軍官與人們，而且還在所有日本人，事實上在我們還未出生的小孩」身上。　　儘管他們多少處於第二流知識分子的地位，但身為南京大屠殺的修正者，卻像令人討厭的怪人一樣，無法被打發走，因為他們不像那些辯稱大屠殺從未發生過的人，所以不被限制在極端主義者的邊緣。他們有一大群聽眾而且也受到有力的右翼政客支持。在名氣大又能言善道的前閣僚石原慎太郎，在與渡邊昇一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書中，否認有任何異常的事情曾經發生在南京。當石原接受《花花公子》雜誌訪問，被問到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時，他說：「據說在那裡製造了大屠殺，但那不是真的。那是中國人編造出來的。它曾污染了日本的形象，但那是個謊話。」　　左派自由主義者當然很生氣，而且活躍者當中的少數人企圖製造混亂。此時，有個新團體成立名為「不會容忍石原聲明的京都市民協會」。他們發行了一本小冊子，內容包含石原對社會批判的回應。他試圖調解：那是真的，他寫道，那些被迫來日本工作而死於原爆的台灣人和韓國人，是無辜的受害者。但他看不出有必要修正對南京大屠殺所做的聲明。他說，日本人應該透過他們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歷史，因為「如果我們信賴外國人和外國的資料，而他們又利用歷史作為宣傳時，那麼，我們會陷入喪失我們自己的歷史感的危險中。」這是另一種透過認同之眼去看歷史的變體。

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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