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記
出版时间：1981 出版社：皇冠 作者：米悟虚 译者：林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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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可以说是20世纪东欧国家（以波兰为主）知识分子的肖像画。今天的人们看待20世纪，可以有一堆的词语：技术、GE命、战争、冷战、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法西斯。但是在米沃什那里，“苦难”两个字似乎更为显眼，尽管他并不作为一个受害者来诉说，没有看到“控诉”，更别提“声泪俱下”。更多的，他是作为一个制造苦难的共谋者的身份来反思自己，而在反思中间，有仇恨，也有惋惜（特别是对于被伤害的民族和被毁灭的天才），当然还有：恐惧。
《被禁锢的头脑》更像是一部写给西方人看的书，特别是和苏-联调情、保持暧昧的知识分子看的。在这些西方的叛逆者那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书中称“人民民主国家”）作为一个乌托邦，“一个正在实现的黄金时代”，来反对其所处的体制。这种状况十分严重，在他们那里，苏东是作为其理想和反叛的实体出现，是“正义”的化身。而被阐释的“事实”似乎带有更多的偏见。这使得作为“真相”的苏东人们的处境被忽略，被利用。
于是，米沃什和聂鲁达理所应当地“较上劲”了。尽管作者一再表示十分尊重聂鲁达，欣赏他为智利人民的解放所做出的努力，也曾将聂鲁达的作品翻译成了波兰文。但几次提及聂鲁达和智利，还是难掩中间的微词。
“拉丁美洲的大诗人聂鲁达来自智利。我曾把他的许多诗翻译成了波兰文。当他在遭逮捕前得以逃离故国时，我感到庆幸。聂鲁达是位共产党员。我相信他所描写的有关自己人的苦难，并且高度评价他那伟大的心灵。因为聂鲁达在写作时关心的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自己，这份心意产生回馈，使他的文字具有威力，但是他以苏-联人幸福、欢乐的生活对照资本主义世界的疯狂时，我就不再相信他了。只要他描写的是他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我就会一直相信他；但当他写的是我所了解的事情时，我就不再相信他所写的东西了。这也是来自东方的信徒和来自西方的信徒彼此间的差别。西方的共产-主-义者需要一个地球上的黄金时代正在实现的幻想。东方的“穆尔提-丙”主义者正竭尽全力要让这种幻想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这是一个有用的谎言。”
这里提到了“穆尔提-丙”，实际上是书的开篇谈及的。作为一种东欧人精神状态的隐喻，“穆尔提-丙”原本是一种药丸，出现在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小说中。这种药丸，能够使得人们获得安详和幸福，不再执著地争辩问题，特别是“那些形而上的，敏感而又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在米沃什的观察之下，成为“穆尔提-丙”主义者，几乎是东欧知识阶层普遍存在的状况。每个人在政治高压和残酷现实面前，选择了这一种逃避的方式，以求内心的平静与和谐。既然反抗没有效果，希望也不能确定，那就不要用“反抗”和“希望”来折磨自己了，于是放下问题的思考，开始蒙骗自己，拥抱“幸福”和“快乐”。
“穆尔提-丙”，仅仅是知识阶层的第一次自我改造，以应对突变的GE命现实。书中更重要的部分是对于“凯特曼”的描述。“凯特曼”是知识分子在苏-联统治下的一种自卫式的伪装。
米沃什根据自己的观察，将凯特曼分为：
1.民族凯特曼
2.GE命纯洁性凯特曼
3.美学凯特曼
4.职业工作凯特曼
5.怀疑论凯特曼
6.形上学凯特曼
7.伦理凯特曼
波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历史上长期把俄罗斯视为一个野蛮的国家。而在苏-联的阴影中，波兰人也产生了仇恨。波兰一直在大国的夹缝中间谋求生存。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密约瓜分波兰，战争中间红-军又趁火打劫，将奄奄一息的波兰收入囊中。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凯特曼应运而生。在波兰，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的残渣被否定，仇俄更是不可表露出来的共同心理。但是，许多人还是得表现出对于苏-联的崇拜，对于俄罗斯文化的敬仰，而知识分子在体制下的生存，还得学会歌颂作为“解放者”的苏维埃（俄罗斯）。
在人民民主国家，官方的美学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GE命”的美学，非常地简单、粗暴，它将艺术创作的内容和意识形态放在首要的位置，实际的形式上就是一种写实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歌颂GE命和社会-主-义，同时还得老百姓看得懂。文学艺术的创作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宣传手段。于是，成为“美学凯特曼”的艺术家即使抗拒这种“宣传”，抗拒鼓动的口号式的创作，依然会隐藏真正的美学，去从事他们认为十分低级的创作，在人群中间欣赏他们看不上的艺术。
“美学的凯特曼”的许多形式，让我在上世纪大陆知识分子身上找到了更多的代入感。比如作家不再创作了，将精力放在评注古代作家作品，编辑出版古代文本，研究古代文化。让我想起了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比如乐于为儿童写书，因为这是体制内最能发挥想象力的创作方式；去大学教书，就可以接触很多过去时代以及外国的作家作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这又让我想起了我所尊敬的诗人穆旦、翻译家查良铮。
“形上学凯特曼”，则是暂时停止相信这世界还有形上学的原则，实际上就是摒弃唯心主义的哲学，接受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人民民主国家，天主教虽然身份尴尬，但仍继续存在，信奉天主教的人还是有。极端的情况就是，天主教徒成为了国家的安全警-察，当他们在执行惨无人道的任务时，上帝和宗教信仰就会突然地回避。另一种状况就是，某些人则力图在新信仰的怀抱中保持宗教的统一性，公开以某一宗教的教徒身份出现。这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间，常常被称为“进步天主教徒”或者“爱国天主教徒”。（也是很有代入感。）
成为凯特曼的知识分子（比起农民和工人，知识分子更容易、更需要这种伪装），必须将自己的真正信仰与真实想法隐藏起来，“把自己隐藏在内心的至圣所中”，在现实生活（特别是集体活动）中，就要求他去表演，表现出相反的另一个自己。这种表演成了许多人一辈子的常态，甚至成了性格的一部分。他必须保护自己，除了生存，暴露了真实自己则可能丢掉性命；他还得保护真实的信仰，比如投身翻译，或者进入大学教书的凯特曼，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得以从事自己的事业。
凯特曼成了生存时时刻刻的必须，一个人自知自己在演戏，长时间有意识地表演，在常人看来，这种生存的必须使得生存“变得很累”。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凯特曼则越演越起劲。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捍卫信仰，他们所选择的权宜之计骗过了许许多多的无知者，在to be or not to be的钢丝上，他们越来越得心应手，甚至翩翩起舞，因此也获得了崇高感和优越感。正如米沃什所言：践行凯特曼意味着在对某事的反抗中实现自我。
诗人米沃什，是米沃什凯特曼背后的那个真实存在（信仰）。写作本书中间，米沃什伴着深沉的忏悔与愧疚，不断地审视、反思着自己身处其中的知识阶层。
诗歌的意义何在？
在社会-主-义的波兰，诗人寄生在体制之中，被安排各种任务，成为宣传体制的一部分，就像一剂剂蓄势待发的兴奋剂。诗歌必须为人民而存在，必须歌颂进步与GE命；另一方面，读者也需要这样的诗歌，他们需要希望，保持对理想社会的热情，而这种希望的表达必须棱角分明，同时触手可及，不可以模糊，更不允许朦胧。实际上，理想社会的蓝图早已存在，诗人写诗也不过是将蓝图一次次地搬出来，提供给物质匮乏的民众。
但是，诗人米沃什见证了发生的一切，却再也不能允许自己遗忘。出生在立陶宛（时属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米沃什，见证了波罗的海三国的苦难，人们被杀死，被折磨，一个个族群被放逐。在他看来，波罗的海所遭受的巨大创伤，“要比风格、节律和隐喻的问题重要十倍”。这多少让我想起阿多诺那个著名的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那么，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以及之后，诗人的职责何在？诗歌的意义何在？我想米沃什的反思和忏悔，首先否定的就是那些按图索骥的文学政客，无论是迫不得已地伪装，还是心甘情愿地共谋，无视真实发生的一切即是诗人之罪。米沃什说：“我的全部诗歌都是我对自己和其他人的排斥和鄙弃，只因为他们为不值得爱的东西而感到欣喜，为那些不值得感到痛苦的事情倍感痛心疾首。”他们中大多数的人，承认GE命是必要之恶。共产-主-义化身“历史潮流”，横亘到一个个个体以及民族之上。于是，俄罗斯并没有实行暴政，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暴政，他们只是在推动历史的大潮流，在历史面前，牺牲与淘汰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其实诗歌的职责，仅仅是“见证”，正如米沃什另一本书的名字一样。在《诗的见证》中，他把诗歌定义为：“对于真实的热情追求”。而在充满恐惧与虚假的现实中间，诗歌正因为“见证”，见证了的一切，说出一切，诗歌得以保存；对于真实的热情追求，诗歌也得以度过那些困难的时期。这应该也是米沃什写这本书的初衷。 - 相比与《一九八四》的比较，我更喜欢波莱茨基的这段评论：“数十年来，读者忽略了《被禁锢的头脑》的文学性，反而一直将其作为了解波兰斯大林意识形态的唯一一本书来看待。……不管怎么说，《被禁锢的头脑》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论文，它所论述的人的心理问题比政治问题更多；论述人的性格比意识形态更多，本书更大篇幅地论述了哲学和历史哲学，而不是斯大林时期的编年史。”
匆匆读了《凯特曼——伪装》一章，作者说，西方国家的居民完全没有意识到，数以百万计表面上似乎多多少少与他们相似的人，正生活在跟火星居民的世界一样难以想象的世界里。无论是谁，如果仅将某处媒体刊登的单调文章或某处发表的刻板演说当作衡量中欧和东欧国家精神生活的尺度，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越是高级的、有主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离伪装就越近，并将之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游戏和获得最后胜利的途径。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不再伪装那个主流代言，而公开宣扬自己的异端邪说。有意思的是，在文章的最后，米沃什进一步探讨：尽管这一切是病态的，然而如果没有凯特曼，人的心灵又会陷入更虚无的信仰危机。斗争也是坚持信仰的一个动力。
而我深感遗憾的是，因为凯特曼，在这类国家里，人们的精力只能牵涉在内耗上，而不能自由地联合，光明地争论，在试错与平衡中达到纳什均衡。更甚者，思考的权利成了精英的专利，只有你足够敏锐，才能孤独地在这条路上行走。而后人，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这让我想到，儒家为何数千年来可以一统天下。
最后说句题外话。听说，台版《被禁锢的头脑》是翻译为《被禁锢的心灵》的。 - “现代人因为精神空虚，陷入一种思想，其后果就是遭到不受法制约束的毁灭的恐惧，因而自己被利用、被当成精神奴役的工具。”
——卡尔·雅斯贝尔斯
20世纪留下来众多或迷人或残忍的关乎人类自身的议题。例如，不管是纳粹的集体失控，还是斯大林时代扭曲的忠诚，为何知识分子会丢掉本该有的理性判断而成为专制的“同谋”，这一直对所有人有着言说不清的困惑。正像海德格尔就是一位标准的纳粹分子；而这世上献给斯大林的那些修辞动人的赞美诗，有许多都出自极为优秀的苏联诗人，他们同时亦被认为是平民的代言者。
现在读来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它竟显得有些畏首畏尾，与当下西方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倾向并不贴合：现在只会要求作者能更加夸张的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方的中国与朝鲜），而不是这本书中的有所顾忌。上世纪50年代米沃什在巴黎出版了该书，但法国人并不接受他。那时正值冷战初期，战后的欧洲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怀有隔岸遥望的热情与期盼。比起“美帝国主义”，他们反而觉得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更具人性光辉和时代正确性。所以历史是多么的善变。
但正是米沃什的“有所顾忌”，让这本书剔除了过往在描述制度迭变中常见的不必要的浮夸和故事细节的煽情。他以一个诗人的敏锐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贡献出了严谨、动人又深刻入骨的论述，为彼时面对社会主义“新信仰”经历内心挣扎、选择乃至成为同道中人的知识分子画出了一幅幅细致精准的精神肖像。即便是60年后的今天，身为威权国家的公民，中国读者也仍然能对书中人物与制度压力共存共生的深层心理结构感同身受。
那么，为什么人们意识到被洗脑是不应该也是让人不舒服的，却仍默然接受了现状？
生活在欧洲的波兰侨民不支持自己的同胞米沃什，因为他们觉得故乡人们屈从苏联政府的统治，很明显是由于“恐惧和投机”。而米沃什却说这并不是全部的理由和真相：人们默然忍受“新信仰”侵入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因为“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并且人们在心理上需要“新信仰”的存在。人民民主国家没有宗教，人们也不再苦思形而上的哲学本体论的问题。没有信仰意味着空虚和生活的无意义，人活着，“像个空心的核桃”，时刻被荒谬感侵扰。正是社会主义“新信仰”带来生活的充实，正如中国大跃进时期的画报上人们真心的微笑。
威权国家总是盛产好演员，那已是不限于表现派还是体验派的单纯区分，也大大超过了戈夫曼的关于社会化的戏剧行为理论，而是整个国家都在随时上演“有意识的群体表演。”人人谙熟如何通过讨好政权来获得生存稳定，包括强迫自己出席政治思想学习大会、“赞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游行。奇妙的是，尽管多数人明白自己只是通过伪装来保护自己的思想，但长此以往，这种伪装表演却为人们带来了满足感和受虐快感。人们在高墙四壁的现实中左右逢源，虽然不厌其烦，却在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完美演出中获得成就感。他们有时内心愤怒，但仍然能够向对手挤出笑脸，并在事后从心灵深处感慨并赞美自己能屈能伸能的生存能力。他们有时嘲笑与贬低自己，内心却获得了自信心与生存动力：自己拥有隐藏自尊的聪明，而让那些高傲的人去承担现实的“羞辱和精神痛苦”吧。
于是，人们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需要表演行为来刺激他们的生存本能，需要这种窘迫环境下催生出来的斗志来抵抗自己对“虚空的恐惧”。正如时代大大开发了中国人的智力：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这样，拥有一套极端封闭的语言表述系统（官方话语、公文写作等），却也同时存在一套拥有无数隐喻的民间及网络语言论述模式。谁抖机灵能抖得过中国人？文化学者感叹如今的中文写作“太贫嘴”；但事实上，不是人们选择了这样的写作和口语模式，而是社会将这种模式强加在了人们身上。人们被选择参与这个游戏，而慢慢地，竟对这种游戏上了瘾。
虽然知识分子被认为应该有更强的认知力和理性，来对违反人性的思想奴役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反应，可他们的表现让局外人讶异与失望。许多波兰文学家比普通人更快的学会了强权者语言，并成功的成为拥有崇高社会威望的“既得利益者”队伍中的一员。而和普通民众一样，他们并不为自己的投机和狡黠感到自责。而那些拥有纯粹文学抱负的天才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包括作品能够顺利出版，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与喜爱等十分现实的部分），他们表现得像一个苦行僧：为了理想而在现实中妥协，身上散发着受难者纯洁的光辉。而一旦社会主义政府给予了他们足够的群众认可度，他们的文学虚荣心便使之不愿再失去正在享受的荣光。在制度性依赖方面，没有人能够置身之外。每一个自愿臣服思想奴役的人，总能为自己和别人找到理由。人们心甘情愿的远离自由，生活在由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恐惧当中，并告诉自己：历史法则要求我这样做，我选择了正确的时代方向。
相比之下，米沃什是一个另类。他在社会主义体制中获得了一份体面而安稳的工作，却最终选择了自愿离开自己的祖国。他那些留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同仁们，不仅在与专制的共存中获得了文学成就与社会地位，也通过高超的心理战术让自己免于痛苦。而出走的米沃什余生都在遭受痛苦。但是，“目睹事实的眼睛不该闭上，触摸过笔的手不该忘记手中握着的笔”。人应该有勇气和能力战胜无意义的生活表象，那些终极价值不在权力的手里。人们怀着无边的绝望选择了远离自由，却忘了历史法则从来不会将人塑造成永远的奴隶。我们走在歧路上。 - 或者无奈也好，真实也罢。
写作，之于这个时代，都一定会有他的背景，无论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去表达。
这一切都是一种执着，没有好与坏。
我们到底是为体制写作？为国家写作？为国家所要求的人们大众写作？还是为个人写作？为自己写作？为金钱写作？
在奥兹的《咏叹生死》一书有过一段作为作家的思考，我有时也会带着这些问题去反省反思，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这样的？是怎样的呢？（或会是怎样的呢？）
对于集体的同一体制化，我更倾向于个人的特殊独立化，当然这有一个度，你不能“越度”，不然就变成了怪物了（只能用怪物形容）。
我们都是吃了药的人，但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吃了药，对，你吃了药，不要怀疑了，不要东张西望，我们都一样！
真的，都一样！
让我们的大脑一齐爆炸吧！ - 一不留神又是一本好书，看样子这个月收获太丰富了。此书可以与《忍不住的“关怀”》相对应来看。不过想想此书写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真是颇为作者的洞察力吃惊了。
书名所指头脑，是指欧洲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书中所阐述的是二战后东欧知识份子们如何一步步被苏维埃们所控制（指思想方面）。从而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也包括普通人。人们渐渐变成统一思想的集团了，独立的思想与个性被禁锢了，消失了。知识份子们要么自杀，要么进入体制。或者选择与作者一样流亡。
作者除了阐述了理论外，还举出了四个作家的例子（加上自己是五个了，只是自己没有直接写）。看得真让人触目，特别是其中一部《石头世界》（作者自杀）我还看过。而我们显然也经历过相同的事件，那就更让人感触了。其实这件事在所有集权世界中都在上演着。
不过如果仅仅这样我也不会这样有想法。因为我突然想到当今社会，也许政治上的压迫已经大量减少了。可是另一种“压迫”却越发沉重了，那就是物质至上与成功学。当今的人们与知识份了也许不需要为自由付出生命的代价，可是却因为金钱与物质而同样丧失了个性与思想。
我试举两个人物。索尔仁尼琴与李敖。两人都曾在集权政治的压迫下坚持写作，宣扬自由个性独立。而且都取得了世人的尊敬。我非常欣赏两个人的作品。但在压迫消失后两者则选择不同的道路。索尔仁尼琴依旧坚持着自我的思想与个性，没有与当今社会合流，他晚年赞颂普京也是其思想的自然发展，并不是附合主流。而李敖，给我感觉已经成为了娱乐明星，甚至还与小Ｓ发生八卦冲突。当然从个人角度，我可以理解他的做法，他也只是人，而且他享受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正是他自己努力争取的。可是从传达给旁人的信息来看，原来成功除了韩寒小沈阳外还可以这样。努力学习研究个十几年，成为大师和公共知识份子后便可以与漂亮的女明星们打情骂俏了。这实在让我无法与他的早期作品相联系。这是中国的特色呢？还是其思想与个性具有局限性。也许一个出色的团长却是一个拙劣的军长。
对抗强大的压力固然困难，可是对抗起功名利禄起来可难上加难。保持独立的个性与思想在集权社会比在当今社会更难。
这就是我所想到的。这也就是这本书在当今的新的意义。
- 《被禁锢的头脑》是一本妥协之书。这种妥协不单单是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书写这些文字时，有意识对书中那些熟悉的作家进行了修饰与遮掩，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书完成时身处的尴尬语境。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53年，由巴黎最富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妥协，因为从1951年米沃什在巴黎避难开始，也就意味着他完全与家乡断绝了关系，此后他的写作变得岌岌可危。在巴黎用波兰语写作，这种生存境况艰巨性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到那段生活，比喻成“穷得像教堂里的仓鼠”。多亏加缪的推荐，加上米沃什当时获得了欧洲文学奖，才得以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但是《被禁锢的头脑》的出版之路并不顺利，米沃什回忆说，这本书根本就没有上过书店的书架，他怀疑是负责图书发行的人由于政治原因联合抵制了这本书。也许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当时的巴黎，欧洲的中心，没人关心另外一个欧洲的存在，也没人在意在这个异乡人身上发生过什么。
在本书的序言中，米沃什这样介绍：“我写这本书，目的在引导读者走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去。这个世界对我非常熟悉，但对读者可能非常陌生，甚至匪夷所思。我想报道和解释的是：人民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思想改变过程。”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在当时的欧洲文化版图上，第二个欧洲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米沃什和昆德拉有着几乎相同的经验，他们一个来自波兰，一个来自捷克，先后都在巴黎避难，但是他们之间还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不得不向那些巴黎的朋友解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与遥远的俄罗斯没有关系。很尴尬的是，周围的人都是以共产主义化作为衡量他们国家的标准，很少用地理概念的归属地来判定他们的家乡。事实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从来都不是它们命运和边界的主人，昆德拉就此写道：“它们绝少是主体，几乎总是历史的客体。它们的整体性是非意向性的。它们互相临近，既非出于意愿，也非出于好感，也非出于语言上的相近，而是由于相似的经历，由于不同的时代将他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形状，有着变动的、从来都没有确定下来的边界的共同的历史处境。”（《帷幕》）这就是另一个欧洲的奇特命运。
《被禁锢的头脑》这个名字已经很好地诠释出了他们复杂的命运之路。1911年，米沃什出生于立陶宛——米沃什亲切地称之为“诗与谜的国家”——距离维尔诺不远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动荡不安的童年，在维尔诺读书，接受的大学教育。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镌刻在每一块石头上”，遍布巴洛克式的建筑，拥有许多教堂，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米沃什回忆到他的童年说能在这样一座拥有历史的城市中接受教育是一种莫大的福气：“在这样一个世界长大的诗人，应该是一名透过冥思来探求现实的人。古老的秩序对他而言应该是熟悉的：教堂的钟声远离他人的压力与永不厌倦的需求、修道院密室的宁静。摆在书桌上的书，必定是在探讨事物最难解的特征——也就是说：存在。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被摧毁了。被那已经具有嗜血之神特性的历史的凶狂作为所摧毁。”
历史改写了诗人的足迹。1941年至1944年之间，立陶宛被纳粹占据，之后又被苏联吞噬，直到1991年才重新获得独立。这段历史夹杂着阴谋与背叛，废墟与希望，杀戮与集中营，流放与妥协，才得以重见天日。《被禁锢的头脑》正是一份可贵的记忆之书，当我们只知道奥斯维辛，选择性遗忘卡廷惨案时；当我们忙于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大唱赞歌，忽略他们对东欧的蛮横入侵时；当我们忙于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区分敌我之时——正如当时的萨特回应加缪：“是的，加缪，我和你一样，觉得这些集中营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利用集中营大肆宣传，这同样也是不可接受的”。阿隆对萨特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一条界线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一些知识分子只承认集中营的存在，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谴责集中营的存在。正是这两种态度，区分了知识分子的两大阵营”。
米沃什的这本书完成了某种存在者忠实记录。他选取了几位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或是永远挣扎在道德边缘小说家，或是彻底虚无主义的诗人，或是变身为一个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或是放浪形骸的视一切为虚妄的行吟诗人。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与命运，我们能看到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如何改造一个国家，如何用所谓的辩证法和共产主义改造人们的思想。这是当时东欧大部分小国的集体命运，而且这种命运的恐怖具有一种致命的传染性。哈维尔就曾在他的文章中说，可以把东欧国家的命运看作是西欧的记事本，可以帮助后者揭示他潜在的趋势。
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说到，就像我们日常的认识一样，诗歌可以定义为突破社会常规的个人气质表现。而在东欧，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的国度下，新信仰的诗歌则定义为通过贬损个人气质来变现社会常规。他最终发现无法服从这种信仰所带来的任何转变。也许他可以很好的生活，暂时拥有自由，但每天都担心重新失去自由。这种恐惧是一种最好的提醒，提醒他不能再做“东方暴政的同谋犯”。虽然他有着一份不错的外交官的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一切，选择流亡生涯。他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致奖词中说，当今诗人之所以会流亡，起因于一种发现：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控制语言——不单是靠检查制度的恐吓，同时还靠改变文字的内涵。所以唯一能够忠实于自己的记忆与诗歌的，只能是选择带着语言一起流亡。这是那些暴虐的统治者唯一不能剥夺的东西，我们依靠忠实的记忆，朴实的语言，完成自我意识的书写。这是他的历史和记忆，是任何权力都不能攫取的，正如在他的诗歌《礼物》中所言：“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思郁
2013-4-11书
被禁锢的头脑，【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乌兰 易丽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定价：35.00
- 生活已经发生改变
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米沃什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诗人。
当然你可以把我的发现当作一种玩笑，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拥有一份长达289页的文件(这个文件的英文版本是251页)证明这一点。其实这份文件你也可以买到，这就是米沃什1951年书写的1953年出版的《被禁锢的头脑》。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刚才那么说是出于一种攀比名人的虚荣心理。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我在阅读之中出现了不够恰当的幻觉。
书后附录的《米沃什年表》明确说明：《被禁锢的头脑》的文体类型是“文集(或思想体小说)”。“文集”我能理解，“小说”让我疑惑，因为通篇看下来几乎都是描述事实和发表议论，基本上没有常见的小说形式。直到在第四章至第七章的每章结尾看到“题解”，疑惑之雾才稍有稀释：“阿尔法的原型……贝塔的原型……伽玛的原型……戴尔塔的原型……”这就说明米沃什叙述的人物是有真实依据的，但是又都具有一定的虚构成分。由于人物原型缺乏足够的资料，所以我们无法分辨其中真实与虚构的实际比例。但是通过阅读，我倾向于真实记录，或者极端一点地说，这些人物根本没有任何虚构。米沃什或者评论家之所以说它是小说，要么是遮人耳目，要么是为了保护身在波兰的当事人。在“小说”前加限制词“思想体”可能更重要，就是说，这些并非小说，而是思想笔记。这就有点儿昆德拉“思想小说”的意思了，不过昆德拉更偏重于小说本身。我个人觉得，米沃什书写的不只是思想笔记，还是历史笔记和文学笔记。
知识人的众生相
米沃什的昔日挚友阿尔法是散文作家。像他这样的作家距离我们比较遥远，因为天主教的道德观和儒家化的、辩证法化的道德观是多么不同，而且它们对左派右派的划分也是如此。有时我真想摘下它们的帽子，看看它们的脑袋上到底有没有头发。我不是好奇，而是不想被它们的言论迷惑。阿尔法反对纳粹屠杀犹太人。但是某些人“虽然也在大声谴责这种兽行”，但“在私下里却认为那些做法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一眼就能识别的是非遭遇过多少这种“私下里”的偏移？不少人认为希特勒的恐惧之后不会再有类似的恐惧，但是并非如此。新的，曾经显示端倪的恐惧在合适的时机正在逐渐盛大。你不禁怀疑：历史到底是有规则的还是没有规则的？我回答不上来。有这样一句诗或许可以替你消愁解闷：否极泰来是安慰剂。
青年诗人贝塔面对这样的选择：他们一方面希望存在文学，一方面制造紧张气氛。而后者成功地促使前者变成虚浮的云朵。表面的统一让位给实际的矛盾，并且由真正的胜利者说的算。这当然从风格的易懂就可以开启了，随后就是加重读者的权力。而冒充作家的伽玛则把自己的卑鄙当作是一种忠诚，他对待沦落为奴隶的父母和妹妹是残忍还是冷漠谁又知道呢。而他表面文雅内心冷酷的虚伪风格可能更受推崇吧。诗人戴尔塔的牧歌和机关枪是很难想象的。不过从是否喜欢热闹的人群、喜欢更多的读者和畅销、喜欢欢呼就可以分辨谁是我们需要的诗人了。我一方面为这些人的投机而忧虑，转而又因为黑暗的强大而把这些投机者视为短暂的援军。其实让我真正佩服戴尔塔的是他在集中营里写“色情诗”的行为，而不是诗句本身。
关于华沙起义中的伦敦、华沙和莫斯科，书中都有描述和评论。相关的历史档案已经解密，相关的电影也比较容易看到。米沃什的愤怒在情理之中。而阿尔法除愤怒之外，因为他主张的真诚还是别的什么而不怪那些袖手旁观的人，让我觉得非常不爽。他们不仅应该被怪罪而且应该声讨。在人命面前战后权力归属又有什么意义。当然这是我的书生之见。
命运就在两面夹攻之中。瓦依达导演的电影《卡廷森林》开头，东部的人往西部跑，西部的人往东部跑。他们在一座桥上悲惨地相遇。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为什么波兰人拥有这种命运？只有服从新秩序才能幸存或苟活。阿尔法把过渡时期的特点写出来了，但是新秩序的制订者明白他心中的陈旧因素，只是现在需要他。米沃什在书中说过，他们不喜欢文学，只是想利用文学。如果没有利用价值，文学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现实主义主张还没有正式化。一旦正式化，阿尔法的新旧就成了两面性，除了大踏步妥协还能怎么样呢？我常常代替书中的人物反省和自问：我活该这么倒霉因为是自作自受，不管是无知还是被迫，我都曾经参与制造头顶的金属石头。还有就是，妥协到什么程度才是一种可以被包容的道德？我想不明白出国前的米沃什和出国后的米沃什究竟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第三章《凯特曼———伪装》实际上为所有的“凯特曼”提供了所有的角色。第一章的“穆尔提—丙”药丸让我想起阿狄森兜售过的预防地震的药片。人们虽然对它的荒唐难以置信，但却似乎只能置身其中。这就不难理解一个敏感而负责的编辑将诗中的唯物论改成唯理论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因为精通诗艺的诗人几乎都明白，使用词表达的时代与使用句子表达的时代是不同的。其进步性也存在相当的差异，因为在语言单元中，句子不仅比词的承载量大，而且更为精确。悲哀就在这里，而且如果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来说，诗人进行艺术创造的空间也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直接描述已经超越想象力抵达荒谬的存在。这意味着，一方面注定直接描述的当代之不可能；一方面证明只有想象力才可以与更具想象力的现实对抗。
经验能否转化为诗？
书中多次谈到在信仰被压抑的境况之下艺术往往扮演信仰的临时替身。虽然聪明人知道这是暂时景况，而不明就里的人却信以为真。艺术工作只是在形式方面，虽然它与其他事物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米沃什的意义在于他的切身体验(本书有大量的显示，虽然有的是通过观察他人的方式)与他的诗(本书之外的)之间形成的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关系。我认为他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因为现在不少同行，并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全部或者部分略微真实的经验转化为诗。这就是关注现实或者介入现实的主张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之处。但是必须注意它的问题是有针对性的。这是千万不能忽略的。它与形式的永恒法则并不相同。虽然诗人米沃什和外交官米沃什是同一个人，但在书中，我们有时却看到这两种角色的转换，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在哪一个层面上进行交谈。在西班牙，新信仰是和天主教徒合作的，而在其他地方则可能把对方视为敌人。问题不是出在明显暴露的利益或者合作基础，而是为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事实而发明的理论居然是一样的。只是运用不同。前者可以视为特色，即特殊性；后者可以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主张，即倡导民族性。因为这些理论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解释行为的合理性。正如对待旧王朝遗留的旧建筑，刚开始的时候，应用建筑里面的空间为市民服务，而必须改变建筑立面；现在则是不管里面是什么式样的建筑空间，建筑立面都必须呈现舞台布景一样的欧洲符号或者东方符号。
对抗的美学原则是有限的。在一个相对健康或者松弛的环境中，这些美学原则就会因为缺乏政治意图而易于理解。而现在就比较麻烦，正如传统的波兰作品厌恶自己的邻居，而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虽然警惕大国沙文主义，但是并非因为民族主义，而是对文学才能的真正服膺。波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更乐意相信自己。无独有偶，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有所批评，而且批评的基本框架与波兰人非常相似。但是我们不要相信任何表面的相似，比如现代化，取消个人空间而营造平台，在西边是出于节省空间的需要，在东边则是以节省空间的名义而取消个人隐私。
第八章谈到“庸俗知识化”的问题，即一切都必须是清楚的。如果此类主张大行其道，那么在美学方面，诗歌的复杂与晦涩必然面临被消灭的格局。其实这种庸俗知识化在不少知识分子之中仍然奇怪地存在着，他们甚至把“清楚”当规范，约束或者批评那些看起来模糊实则近于精确的艺术家。但是生活已经发生良性改变，只不过蠢人感谢盛饭的勺子，聪明人感谢大势所趋。而真正清醒的人，如米沃什，则深刻地理解控制是什么意思，理解不支持华沙起义的人不是不知情，不是愚蠢，而是知道一旦松弛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正如我知道他们知道牛顿是一个整体，但是他们却一边嘲笑牛顿的信仰，一边教授牛顿的经典物理，而且在需要的时候把牛顿分成两个部分。他们根本不会考虑牛顿两个撕开的侧面都在流血，当然更不会考虑把加里宁格勒恢复为柯尼斯堡，虽然那里是康德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而对于当时的米沃什和聂鲁达的大众选择，我的意见则是：不能将“把它们放在诗里表达”视为唯一的必须的行为，因为我个人实实在在地觉得文学其实可以更加傲慢。
□ 桑克(诗人，哈尔滨)
- 最快收到，从卓越网上，一看不能放下，犹如当年读《一九八四》、《哈维尔文集》、《动物庄园》等等，醍醐灌顶，解恨解馋，痛苦不已！自己更是在体制的此山中，每每对照，毫厘不爽，这就是经典的精神，结构生活的力量，让你无处可逃，赤裸裸地呈现。记得有一句话说，如果文学（电影或歌曲等等艺术形式）把生活表现的太真实，太现实，人们无法面对，要去自杀。这本书就是这样，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来说，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太直接了，让我们在新政后就读到这么一本书，“情何以堪”？？？自己是体制而且是最正统体制的末端，虽然难以企及上峰，更无法揣摩圣意，但也最现实和基层地看到制度的运作和架构。犹记上学时，指点江山，和同学们争论，“这个国家会好吗？”，有一个同学认为，“现在的事情都是撑着走”，这一撑又是十多年了，自己为了生活，安于现状，但精神不安，总觉的“撑着走”难受，不是长久之计。另有人说是“百足之虫，僵而不死”（红楼梦），其实都明白，就如皇帝新装，就差一个小孩和时间地点出现了，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有如烈火在地下运行，一旦喷突，将烧尽地面一起，连着我的野草（鲁迅），自己看书高兴，内心悲伤。
自己“心灰意冷，或正忍受着痛苦，或觉得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希望”“在繁忙的日常生活表面下，仍然会意识到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可逆转的选择，也就是说，人或者不免一死，要么是肉体的死亡，要么是精神的死亡，或者通过服用”穆尔提-丙“药丸，以那种由上方早已规定的唯一模式重生。”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小孩，而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人生缺乏意义）（米沃什） - 永远不可能在意识形态禁锢的灰烬中找到钻石
朵 渔
波兰著名诗人、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中文版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写于1950年代初的非虚构作品试图说明“二战”后的中东欧知识分子群体如何挣扎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禁锢。书籍出版之后，虽然为米沃什带来了国际声誉，但在当时的波兰却被列为禁书，就连米沃什的名字也成为敏感词。但是广泛的地下流传，使得此书的智慧光芒得以一直传续。今日的正点版特推出诗人、青年学者朵渔为该书撰写的书评，读者或可从中一窥其精神魅力。
米沃什脱离波兰出走法国
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占了柏林，结束了在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役。战争胜利了，经历了战火和流浪之苦的波兰人回到了家中，然而米沃什却发现，整个国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相反却被一种憎恨的情绪攫住。得到土地的农民，恨；入了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恨；名义上参政的社会党人，恨；努力发表了手稿的作家，恨。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是背靠一支外国军队才得以存在的政府。“为政府和民族的婚礼所准备的婚床装饰着民族的象征和旗帜，但从床下却伸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皮靴。”
战后，米沃什离开大学城克拉科夫，去华沙找一个刚刚得势的大学同学。米沃什认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犯了某些罪孽的，他曾写过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公开信，这使他差不多处于亲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位置上。他要见的这位老熟人叫耶日·普特拉门特，诗人、作家，年轻时是左翼愤青，“二战”期间在苏联参加了波兰第一军团。战后，曾任波兰议会议员﹑驻瑞士和法国大使﹑作协总书记等职。两人的会面还算友好，“像两条表情僵硬但彬彬有礼的狗。我们都小心着不要露出尖牙利齿”。米沃什是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普特拉门特则是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双方的分野显而易见。他们回忆了大学时期的同窗之谊，这有助于消除一些彼此的分歧。
在普特拉门特的帮助下，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常驻美国。他在美国写了很多小诗，它们一字一句似乎都在有意背离着官方的教条。然而无论如何背离，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由的界限。这样在美国度过五年后，米沃什被任命为波兰驻法国大使，再次来到他曾留学过的巴黎。
1951年初，米沃什的生活里发生了一场巨变。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他决定与自己的母国波兰断交，向法国申请政治避难。米沃什的出走与昆德拉和布罗茨基等人不同，他既没有在自己的国家闯祸，也没有受到来自体制的压迫和审查，事实上他当时的境况还算优裕：享有外交官的特权，收入丰厚，还有继续写诗的自由。他甚至已经渐渐习惯了周旋于官场之间，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格分裂状态。他本可以在华沙继续过一种惬意的生活，翻译点莎士比亚的著作，去大学里做做教授，闲暇时听听巴赫，读读斯威夫特和福楼拜。“但是，我让我的朋友们失望了，”米沃什说，“我觉得自己潜意识里的动机，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某件事。”他说的“某件事”，是指发生在1949年夏天的一幕，使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延续自己的生活。某日凌晨，他刚从一个聚会上出来，突然看到几辆满载犯人的吉普车疾驶而过，士兵们身穿两层军大衣，犯人们则在晨风中冻得直哆嗦。他突然意识到，在政治口号的掩饰下，一道新的冷漠之墙正在树立起来，人成了向某个庞然大物献祭的羔羊。“那时我就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米沃什终于深悟自己的使命所在。“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再也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成了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昆德拉语）而冲破罗网，又意味着新的困境，意味着自我消失。为了真实地反映自身所处的严重危机，也为了使自己的精神困境能有所价值，他决定将这一切写出来，他希望以此写出斯大林主义在他的祖国统治的真相——这就是《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由来。
神奇的意识形态致幻剂
米沃什首先分析了战后波兰社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危机。当苏联军队像“压路机”一样横扫过波兰全境之后，波兰也从一个传统、自洽的天主教国家被拖进整个东方阵营里。人们在精神上普遍失去了依凭，变得空虚、焦灼、无意义。普通的市民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纯物质的领域，而知识分子们则担心自己原来的工作无效，担心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米沃什借用一种叫“穆尔提—丙”的药丸（它来自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来揭示新政权带给人们的迷惑性。“穆尔提—丙”药丸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吃了这种药丸的人们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从一种焦灼、分裂、怀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变得安详和快乐。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吞服这种意识形态致幻剂性质的药丸，完全是新政权所带来的压力所致：一切都被一个制度、一类声音、一种思想所取代，出版社的看门人和电梯操作员与作家们读的书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哲学家的著作中没有领袖人物的语录予以加持，那么他就是一个蠢货；而诗人们再也写不出像里尔克那样内省的诗了，并非完全屈服于出版审查制度，而是当所有人都说A时，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说B，你离主动吞服“穆尔提—丙”药丸的日子就不远了。很少有人能够强大到与整个新制度作对，况且其中还有“成功学”的诱惑——一个尚处于痛苦徘徊中的作家，在他吞下药丸的瞬间，也许会有短时的崩溃感，因为毕竟这一切意味着与过去的自己诀别，但过去的一切已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希望之光。改变的代价只需在写作中做点小小的让步，比如清算一下自己的历史，展示一下资本主义的邪恶等等。他很快就会适应的，因为他的很多朋友和同行都已经历过了。
在本书的第三章，米沃什又引进了一个新的隐喻：“凯特曼”。简单说，“凯特曼”就是一种伪装。米沃什发现，在极权控制下的现实生活里，人们个个都成了演员，而且每个人都清楚大家都是在逢场作戏。“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你很难辨别他们是不是在演戏，或者在什么地方演戏。因为，人们不是在剧院的舞台上演戏，而是在大街上、办公室、工厂、会议厅，或他们的起居室里演戏。”演戏的人们总是活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因为每个微笑、眼神表演不到位，都可能招致怀疑，给自己带来危险。米沃什总结了几种类型的“凯特曼”：“民族凯特曼”，表面上对俄罗斯的一切大唱赞歌，暗中却充满鄙视；“革命纯洁性凯特曼”，表面上对革命拥有“圣火般的信仰”，内心却对革命及其后果充满仇视；“美学凯特曼”，一个拥有良好品位、坐拥各类经典收藏的人，只有当他在家里独对四壁时，他才能欣赏这些。一旦他走出房门，他就必须抛弃自己的审美趣味，与一切时代的恶趣味同流合污。“职业凯特曼”，承认现实的严酷性，又不甘于无所作为地浪费一生，于是选择在一些安全的领域做一些安全的工作。比如做一个翻译家，翻译普希金总不会有错吧，毕竟普希金是伟大的诗人，还能为自己带来钞票；“怀疑论者凯特曼”，表面上对强权百依百顺，同时又在冷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一种典型的犬儒主义心态；“形而上学凯特曼”，就是将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悬置，用极权主义所提供的新信仰来代替。最后是“伦理凯特曼”，其核心就是培养一种与新信仰相一致的“新人”，“新人”一般都戴着清教徒式的道德枷锁，要自觉将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工作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并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同时还要积极向当局汇报身边同行的所有想法和表现。
在米沃什看来，实践“凯特曼”的人中，既有作为大众现象的习以为常的“伪装”和“演戏”，也有精英们的与当局进行巧妙周旋的游戏。这种游戏的危险性在于，你很难分清游戏的底线在哪里。一旦底线模糊，很容易堕入彻底的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实践“凯特曼”就是一种撒谎，撒谎成性的人会将“凯特曼”作为一种善行对待，因为“人能从中学会去爱在他周围竖立的围墙”，一旦墙不存在了，自由的对立面“束缚”被解除了，自由会变得很虚无，所谓“不能承受之轻”。人如何摆脱对“凯特曼”的幻觉和依赖？米沃什说，人若想在一种没有反抗的情况下生活，就必须为自己制造一种“内心的反抗”，“挑战命运，也许就是他的信仰”。
“波兰全体作家的监工”
米沃什在写了颇具理论性的三个章节后，又插入了几个特写，分别描述了几位颇富才华、但又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生际遇下投身极权政府的波兰作家、诗人，这其中既有他儿时的友人、文学同道，也有风云一时的官员、作家、知识分子。这也是全书的华彩部分。
在《伽玛，历史的奴隶》一文中，化名为伽玛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诗人、小说家耶日·普特拉门特。伽玛来自乡下，父亲是个退休的波兰军官，母亲是俄国人，因此他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他继承了母亲的信仰，是个东正教徒，而不像他的多数伙伴们一样信奉天主教。在米沃什的印象里，伽玛是个“长相不雅、满脸通红，说话粗鲁，性情暴躁”的男孩。他们常在拥挤的大学自助食堂里讨论诗歌及其荣耀。伽玛起初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参加左翼青年运动。在战前，共产党组织在波兰是非法的，伽玛因此曾被萨纳奇亚政府审讯。
“二战”爆发前的几年间，伽玛以文学研究为生。他结了婚，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生活上天天为钱发愁。战争期间，伽玛响应战时动员，参加了军队，但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波兰军队很快便溃败了。伽玛随战败的人群迁到了苏联占领区利沃夫，在这里与亲斯大林的作家相聚，并很快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他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也许与他流利的俄语有关。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不久，利沃夫即告沦陷，在一片大恐慌中，迦玛搭上了一列东去的火车，却把妻子和女儿留在了后方。在大批被遣送往远东的波兰人中，也有迦玛的家人，他的父亲就死于遣送途中，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活了下来。在俄罗斯，大部分波兰共产党人是不被信任的，但迦玛却被列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良民册中。伽玛和一帮志同道合者组成了“爱国者联盟”，在长期的踌躇与绝望的情绪中，他们没有把赌注押在伦敦流亡政府所组建的波兰军队上，他们坚信，波兰的成功将取决于俄国人的支持。新的波兰军队开始在苏联境内组建，并作为亲苏的波兰新政府的主要基础和苏联红军一起进入波兰。“在忍辱负重、寄人篱下和政治技巧的锤炼中熬过了多少年啊！押下的赌注终于要有回报了！”1944年的夏天，迦玛随苏联红军和新的波兰军队重新踏上了波兰土地，这时的伽玛已是佩带少校军衔的政治官员，并从俄罗斯带回来一位新妇。“这就是对于那些知道如何正确思考的人的回报，他们懂得历史的‘必然性’，决不会沉溺在愚蠢的多愁善感之中！”米沃什写道。
两人再次相见的一幕，上文已经提及。此时在波兰国内，知识分子已被清晰地划分为两大阵营：所有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组成一方，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为另一方。伽玛作为从东方回来的官员，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作家们能否发表作品或者得到住房、收入和工作。他对老朋友还算不错，在他的帮助下，他年轻时的诗人朋友格奥尔格被派驻法国作使馆的文化随员，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随员。在米沃什看来，伽玛的关心并非完全出自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而是试图要改造他们这些人。“他始终没能从早年的罪感中彻底解脱出来；只有把我们这些非斯大林主义者改造过来，才有可能使他感到他过去的行为最后证明是合理的。”
1949年，米沃什再次拜访伽玛时，他已是红色波兰驻巴黎的大使。后来他被调回国内，授予了一个高于大使级别的官职——他成了波兰全体作家的政治监工和良心管理员。他的职责是让波兰文学按照党的路线发展。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作家，伽玛还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写作。当然，他写什么都会受到好评，但问题是，他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了。“在他漂亮的大套房里有五张书桌，每张桌子上都有一部小说的开头。每天他都会绝望地嚎叫，因为他知道，他写的一切都像石头一样死寂。”
在《阿尔法，道德家》一文中，米沃什描述了一位叫做阿尔法的小说家的故事。阿尔法的原型，即波兰小说家耶日·安杰耶夫斯基，早年抵抗过纳粹，战后继续在波兰共产党内工作，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写作，并大获成功，一跃成为波兰首席意识形态作家。此人曾是米沃什的一个密友，生性傲慢，着迷于在作品中设立概念化的道德冲突，却对活生生的生活细节茫然无知。在纳粹占领波兰的那些年里，阿尔法作为一个道德权威的形象在文学圈中流传，“出于难以说清的默认，他变成我们这个城市所有作家的一位领导”。米沃什对阿尔法那种脱离有血有肉的生活的做法充满疑惑。正当这种疑惑达到顶点时，华沙起义爆发了。整整两个月内，二十万人战死在街头。当米沃什和阿尔法漫步在华沙战后的废墟上时，米沃什意识到，阿尔法正是那些应该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的人之一。
让米沃什感到愤怒的是，阿尔法不仅没有为那些依据他的良心概念而盲目牺牲的年轻人感到忏悔，相反，他却积极投身于新政府的怀抱，开始构思他的战后新小说。新小说刻画了一位在集中营里被关押多年精神却未受损害的无所畏惧的老共产党员，一如他战前小说里的道德楷模牧师一样，现在他刻画的是一位新信仰的代表，一个强有力的和纯粹的英雄角色。“他想要达到一种纯粹的道德语调，但是纯粹所依据的诚挚必须是尘世的，深深根植于对于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了解。”虽然小说写得珠圆玉润，逻辑上完美无缺，但米沃什认为，逻辑上的“完美无缺”并不足以保证对生活的正确理解和还原，逻辑上的完美甚至还会遮蔽活生生的人们及有血有肉的生活。一个经历过战争废墟的作家，怎么可能忽视废墟上的每一个细节？“当时我觉得，要让我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米沃什说，“我觉得如果我要写，除非让我写出事情的全部而不是部分真相，否则我不能去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尽管很有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只对党有用。”米沃什认为，这种文学只是对某种政策或理念的迎合，是对新政权的粉饰。任何试图在新政权的野蛮、堕落和普遍的腐化中寻找普罗米修斯火种的人，都是政治恶棍。“在被意识形态所禁锢之仍然滚烫的灰烬中，不可能找到任何钻石。”
自我流放后米沃什遭受围攻
米沃什脱离母国、自我放逐的行为，曾遭受到来自波兰知识界的围攻，咒骂其背叛祖国、讨好西方等等。尤其是《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出版，更让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事实上来看，米沃什也属于被战后国家政权给予了特权地位的知识分子之一。所不同的是，他在西方呆久了，获得了一个重新观察祖国的视角，他看到了那些在集体主义的坩锅里的人们所不可能发现的东西。当他如此反戈一击时，不仅波兰国内的知识分子感到强烈的不满，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我破坏了每一个人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说，我践踏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我是在亵渎。”米沃什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我沉思我的肖像，它浮现在别人的仇恨之歌中，浮现在别人的诗歌和散文中：一个幸运儿。事事顺当的那种人。不可思议的狡诈。自我陶醉。爱钱。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情感。对祖国冷漠于心。卖国只卖个手提箱的价。衰弱无能。一个关心艺术而不关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买的人。失算者（他写了《被禁锢的头脑》）。不道德的个人生活（他追逐利用女人）。蔑视他人。傲慢自大。等等。”他对此表示理解，他认为那些华沙同行们对他的口诛笔伐不仅仅表达了他们的恐惧，更是表达了他们对自己作家身份和尊严的自觉维护。
《被禁锢的头脑》一书出版后，米沃什即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境地。由于实质上避难者的命运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失势，随之而来的便是他“被踢到一边”的十年艰辛。远离了自己的祖国和母语，使他与自己的读者彻底断绝了联系，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痛苦”。在西方，他也感到左右不适。对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他态度暧昧，尤其是对斯大林主义者充满敌意；在巴黎，关于斯大林以及苏联集中营的罪行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左岸的知识分子们普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胜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米沃什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长城的一种，“任何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行事”。对右翼，他又对资本主义西方感到深深的厌恶。“跟右翼，没有共同语言；跟左翼有一个全然的误解，因为我的政治观点比其他人都要超前。”米沃什发现自己处于两不靠的尴尬境地上。
他自我流放的初衷，并非要与某个庞然大物作对，而是听从自己道德良知的召唤，以及对自由写作的渴望。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的祖国，像他这样出身于先锋派小圈子的写作者，其自由的边界只会越来越小。而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一个自治的精神领域，如果不能讲真话，无异于自杀。“要把真话说出来的诱惑，有如奇痒，变成一种别无它途的强迫性观念。这就是诗人选择内部流亡或外部流亡的缘故。”流亡意味着失去了一个稳定的资源，他在生活上迅速陷入困顿，只好靠做一些小活计来维生，这使他一度“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种状况维持了十年之久，直到1960年，他从巴黎流亡到大西洋彼岸，才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切斯瓦夫·米沃什
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1950年护照被吊销，后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先在法国获得居留权。1960年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61年起定居美国。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对他的授奖词中说：“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2004年8月在波兰克拉科夫逝世，享年93岁。
乌兰
1954年生，北京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师从易丽君教授。2011年10月至今在波兰西里西亚大学任客座教授。译有《卡普钦斯基小说《皇帝》、《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等。2010年获波兰文化和遗产部部长颁发的对波兰文学贡献奖。
易丽君
1934年生，湖北黄冈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翻译家。著有《波兰文学》、《波兰战后文学史》、《易丽君选集》，译有《火与剑》、《洪流》、《塔杜施先生》、《波兰20世纪诗选》等作品。曾获波兰格但斯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 这是一本卓越的寓言小说，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著名作家切•米沃什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名著，当时他已被迫离开祖国，踏上漫长的流亡之路。
《被禁锢的大脑》中主人公皆有所本，从技术上看，它并无更多花巧之处，由于常常用大段议论来替代描写，让读者觉得它更像随笔，结构有些松散。
然而，米沃什的这部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为此，他宁可放弃美学坚持。因为，那一代东欧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了精神的困境中，他们不认同斯大林主义，但在理论上又无法驳倒它，他们惊讶地面看到它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既感到恐惧，又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失落感。
如果说《1984》展示了人类心灵最终被驾驭的可能，那么，《被禁锢的大脑》则更敏锐也更深刻地看到，外在力量的束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恶魔已经被植入到我们的心中，当它被唤醒时，我们便彻底成了它的奴隶。
因为，我们都惧怕空虚，都厌恶孤独，我们都希望此生有所成就，我们都坚信这世界存在必然性。而斯大林主义的力量在于，它同时为四者提供了解药——于是，孤独的人快乐了，空虚的人充实了，成就最终达成，一切果然是必然的。
然而，在无比坚硬的必然的背后，“我”该如何安放呢？如果“我”是必须如此、不得不如此，那么，我的道德坚持还有意义吗？我的忠诚、我的爱还神圣吗？我还是自由的吗？而失去自由，道德又如何不随之堕落呢？
从没有哪个时代，会有那么多自觉的告密者、虐待者、背叛者乃至冷酷者，当“必然性”主宰了“人性”之后，一切就变成了机器，而它隆隆开动时，不会有人再想起那些碾压在它轮下的生命。
从米沃什的“穆尔提—丙”药丸，很容易让人想到米兰•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当他决定回到捷克时，他同样在钢琴上弹出了贝多芬那句：必须如此。
必须毁掉了一切，毁掉了本应有的美丽与温情，埋葬了本应有的忧郁和哀愁，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危机汇聚起来，终于演变成时代的灾难，然而，谁先醒来，谁就不得不面对“一只苍蝇和两个巨人”之间的搏斗，他将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大家只有集体装睡。
虽然米沃什突破了传统小说精致的外壳，但他四重奏式的写法，以及不同故事线索之间深刻的呼应关系，让这本小说拥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文本上反而达到了空前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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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式的蜇伤
——《被禁锢的头脑》中文版导读
崔卫平
一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加伟大和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重在描写人们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及恐惧之下，如何思想变形，完成了从属和归顺的过程。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俄式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是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上任何被称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当时人们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教书，在波兰故乡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课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这书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于恐惧和投机，而是由于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责他在为共产主义“做宣传”。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支持的人中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法国作家加缪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者为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德文版写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赚钱。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内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咎”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一生，他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而不会是别的。1960年他去了美国，一待三十年，一边教书，一边坚持波兰语写作。“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我忠实的母语》，切斯瓦夫•米沃什：《拆散的笔记簿》，绿原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页131—132。）
冰冻解除之后，米沃什于90年代初回到波兰，病逝于克拉科夫。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译本出版。80年代末，老诗人绿原译出了米沃什诗选《拆散的笔记簿》，这本诗选成为许多中国诗人的最爱。近些年，《米沃什诗选》、《米沃什词典》、《诗的见证》陆续问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终于有中文版面世。
“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仅仅是强迫的，而是有着心甘情愿的意味。新信仰也许带着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仅是压迫，这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这本书也会让年轻的中国读者对四五十年代的那批人们，有一个平行的了解。
二
米沃什来自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属于波兰。他的家族属于说波兰语的上层社会。当时的立陶宛首都维尔诺，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为立陶宛驻法国外交官员，用法语写诗。米沃什与他的年轻同伴，也有一个先锋诗歌的小圈子，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一个维尔诺的年轻诗人头脑中所想的问题，与一个法国年轻诗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当时国际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米沃什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惭。
如此美丽的一个地方，却再三被外来强权占领与蹂躏。米沃什在书里“伽玛，历史的奴隶”一章的开始写道：“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过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禁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诗集，在当地享有文名。他与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诗歌流派叫作“灾变论”，年轻人已经清晰地感到灾祸就在不远处。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瓜分了波兰，立陶宛归属苏联，红军开进了维尔诺。1940年米沃什从维尔诺逃到华沙，参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组织。1941年这个地方被德军占领。1944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两次目睹苏联军队占领，米沃什将某种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之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还粉碎了每个被压碎的国家居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维尔诺的命运是整个波兰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写。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这一回，闯入者最擅长的还在于，将自己描绘成历史进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说，以“新信仰”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仍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演进，处于当事人的视野之外，而新信仰则把客观发展的“历史”替换成了“第一人称”，声称他们这些人正好代表着历史运行的方向。
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实际上并无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与眼前的局面达成妥协。米沃什用“开船前的恐惧”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社会危机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机，忘记了他们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他们尽力想要忘却。
该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永不满足》，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热门哲学人物胡塞尔、卡尔纳普的话题均在其内，然而书中的气氛却是诡异不幸的，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据说是来自蒙古哲学家的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往日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联结一个社会里的不同人群——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的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让觉得自己百无一用的人们，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即无意义感。原有的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而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人生缺乏意义。某种情况就像我们这里曾经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在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进新体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套东西的蛊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
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不能与现实的运动保持同步。在种种干扰之下，他“写作冲动的源泉就已浑浊不清了”。那种叫作新信仰的东西，据说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不仅是获得未来人生的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也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个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他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他们现在正以同情和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他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终于“渡过了转折期”，一条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无限展开。
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在波兰作家当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为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作“看西方”， 在其中，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其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结果是，运用前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往前一步，结果却变成了往后一步，甚至是好几步。
读到这些章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前辈的面容，想起他们说过的许多话。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曾与我谈起过最初接触“社会发展观”时所受到的巨大心灵冲击，他感到有人能将历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全部说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早年的选择无怨无悔。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亲所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诉我们，任何选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未必自由。再者，选择也是建立在自身现实与思想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头脑更多是危机的产物，它释放危机并复制危机。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和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三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都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都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出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愈演愈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言语，出席一切在他看来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得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堂而皇之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恶作剧的水平之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可能认为苏联是一个野蛮国家，对其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音乐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位，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以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得含糊含混。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他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和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的“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今天所谓溯本追源，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持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切•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四
书中还有四个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应该都是有现实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米沃什原先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气质十分边缘的人们，如何逐步进入了“历史”的大门。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米沃什又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其中“道德家”阿尔法是最有深度的一个。这个人本身追求完美、纯洁，力求无懈可击，这使得他的选择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一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也会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写作有关“受难”、“忠诚”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与纳粹决一死战的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祖国和荣誉高于一切。然而，还存在着个人信念之外、比个人信念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是，地下抵抗带来了重大牺牲，同时更多的人在集中营里被枪决。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仅仅个人拥有的“忠诚”概念便显得远远不够。
1944年的华沙起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端。这是由远在伦敦的波兰“地下国家”发动的。其时苏联军队已经到了易北河对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人对于俄国人同样忧心忡忡，深知其吞并或瓜分波兰的野心不死。因此，指导起义的流亡政府便期盼能在红军到来之前，有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自己手里。这个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现实却不允许。
米沃什将之形容为“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其中一个巨人（俄）比另一个巨人（德）更有耐心，始终按兵不动，等待着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之后它才出场。结果是，两个月内华沙上空浓烟滚滚，手中武器为手枪、手榴弹、燃烧瓶的人们，完全不能抵挡来自德军的轰炸机、坦克和重炮，二十万人痛苦地死于残酷的巷战，华沙变成一片废墟。幸存者逃进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诚于他的波兰祖国，而不是屈服于苏联红军，他就会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死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忠诚”，便显得无效、愚忠、狂热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忆了他本人与这位道德小说家一道迷失在华沙起义后的废墟瓦砾中的情景，他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一片沉寂”。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木板出现了。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红色的漆写道：“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谁是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有谁知道他到底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所携带的是什么样的任务？他是谁的儿子？或许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些了。那块木板上的字，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一对朋友同样承受了这个来自死亡边缘的孤独声音的巨大冲击。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们，便怀着这样无边的绝望。而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经的思想道路：“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都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这样说话时，他几乎是带着疼痛喊出来的。
那么米沃什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向“歧路”的？他与朋友的分歧出现在何处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通过他的叙述完全可以找到线索。这位被他化名为阿尔法的朋友拥有一种天生的抽象性，对于概念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具体人们的兴趣，他的小说中具体的人们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变成服从概念的需要。此类需要也是建立权威的需要。而对于米沃什来说，具体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们，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尔法写出了他的新小说，关于纳粹期间的华沙生活。米沃什这样评论道：“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却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而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这里指的是，对于那些身体还未凉透的人们，要有一种敬畏和距离，而不是马上给他们涂上胭脂。宁愿站在沉默一边，也不要站在喧哗一边。宁愿失语，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肃穆的感觉，更不要马上去学会强权者的语言和腔调。
在书中“波罗的海三国”这一章，米沃什发出了一生中少有的尖锐批评。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使得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掠劫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这一切。东方和西方的舆论没有人关注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它来自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家庭，一家三口（母亲与两个女儿），她们于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信中以干巴巴的简短语言叙述了她们在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后一个字母都很粗，将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永恒的奴隶”的字样。这是被抹杀中一声悲苦的叫喊。米沃什从中想到：“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着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炫耀的强权与被沉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就像曾经不同的力量在争夺和分割他的家乡，他的祖国。他自己经历的下面这个故事，同样体现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作为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在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米沃什决定停下来了，他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将“人”和“历史”对立起来，经过迟疑斗争，米沃什最终选择了“人”：具体的、生活在某处的人们，有着熟悉亲切的面庞的人们。他决定背负来自出生地的无边苦难，承担那些永远沉埋地下的人们的痛苦。他选择站在了失败者一边：“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者还是被战胜者一边，我的将来是赢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几句话表明，米沃什同样拥有奥威尔那样的预言能力。这种能力并不神秘，只是一个艺术家出于对人类事务的关心而拥有的穿透性目光。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说得对。
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显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华美的和欢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的，是痛苦的喊叫。这是米沃什写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诗《康波•代•菲奥里（康波•代•菲奥里（Campo dei Fiori），罗马著名广场。天文学家乔丹诺•布鲁诺（1548—1600）曾因宣传哥白尼学说，被宗教裁判所作为异教徒在此处死。）》，其中一边是在美好欢笑中度周末的人们，不远处的另一边便是犹太区着火的房屋和被风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对于后者全然没有感觉。然而，暴力正是在人们的忽视中开始变得流行，悲剧在人们的轻率中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一个晴朗的春夜
在华沙按狂欢的曲调
旋转木马旁的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奥里。
兴高采烈的旋律淹没了
犹太区屋墙传来的炮弹齐发声，
双双对对高飞
在无云的天空。
有时从火堆吹来的风
把黑色风筝吹过去，
旋转木马的骑者
抓住了半空的花瓣。
那同一阵热风
还吹开了姑娘们的裙，
人们开怀大笑
在那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康波•代•菲奥里》，《拆散的笔记簿》，页80。）
崔卫平
2012年5月15日晨
（《被禁锢的头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 - 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禁锢的心灵》（The Captive Mind，1953，又译《攻心记》）。
1、《攻心记：东欧共产国家思想改造过程》，米洛兹著 余怀（宋淇）译，香港：火炬编译社，1956年（火炬丛书）；再版《攻心记》，米悟虚著 林以亮（宋淇）译，台北：皇冠出版社，1981年（皇冠丛书第776 种）
2、《禁锢的心灵》，收入《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9：伊利狄斯（1979）•米瓦希（1980）》，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编译委员会编译，台北：九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初版；九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再版；九华文化出版，环华百科发行，1991-1994（第7版）-1997-1998年
3、《被禁锢的心灵》，乌兰译，易丽君校订，（台湾）倾向出版社，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4、大陆翻译单篇：
第4章：“阿尔法，道德家”，崔卫平译，载蒋原伦主编：《今日先锋》，第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第5章：“贝塔，失望的爱国者”，杨德友译，载《西部》（新文学版），2011年第4期（有删节）
第6章：“伽玛，历史的奴隶”，叶远厚译，载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第4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第7章：“戴尔特，游吟诗人”，唐晓渡译，载《诗探索》（理论卷），2000卷2期，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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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强大的压力固然困难，可是对抗起功名利实禄起来可难上加难
赞！！！欣赏！！！ - 索尔仁尼琴
我很喜欢！！！ - 希望大哥每天写几个书评，我多学习着
- 独特的写作后边经常隐藏着与霸权的抗争
- 恍如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亘古未变
- 这个版本不完整。完整的可以到“诗生活网”的文库里找。
- 兄好，烦你自己贴一遍完整版吧，我删掉这个转发的，呵呵
- 唐山的书评总是睿智有力，文如佳酿！
- 您确定这是一本小说吗？为什么我到手的时候，版权页上写的是”文学评论“四个字呢？
- “我们都惧怕空虚，都厌恶孤独，我们都希望此生有所成就，我们都坚信这世界存在必然性。”“当“必然性”主宰了“人性”之后，一切就变成了机器”。一语惊醒梦中人。让我想起刚看到的冯梦龙《古今谭概》自叙：人但知天下事不认真做不得，而不知人心风俗皆以太认真而至于大坏。何以故？胥庭之世，摽枝野鹿，其人安所得真而认之？尧、舜无所用其让，汤、武无所用其争，孔、墨无所用其教，管、商无所用其术，苏、张无所用其辩，蹻、跖无所用其贼。
- 文章好长，看得眼睛好累，等拿到书再细细拜读
- 值得期待的好书，我一直很好奇，当年冯友兰，钱端生，张奚若，金岳霖，陈寅恪，吴宓这类学者（这都是人文类的大牛）为什么会留下来。而胡适，傅斯年，萧公权，蒋廷黻这类人会离开，不知道有没有人专门做点研究，或许这本书能够给出一些启发。
- 你说的和放屁一样
- 这本书终于出版了。理想国出品，有没删节呢？目前还不知道。
- 简直就是胡扯，都不知道她有没有好好看过就来写。影响整本书的感觉。
- （3）也有售电子书的了，就是上面这家QQ174287915。
- 米悟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