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1997-1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樊树志 页数: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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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丰富的资料,流畅的文字,叙述了崇祯的帝王生涯。揭示了这位颇有作为的并非亡国之君,在皇朝不可逆转的衰败过程中演出的种种亡国悲剧,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作者简介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乌泥泾》、《崇祯传》、《万历传》、《国史概要》、《晚明史》等,并有论文数十篇。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受命于危难之际 一、 “召信王入继大统!” 二、 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三、 定阉堂逆案,毁《三朝要典》 四、 昭雪冤狱,弘扬正气第二章 刻意营求中举之治 五、 寄厚望于袁崇焕 六、 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七、 己巳之变:袁崇焕的悲剧第三章 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八、 “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 九、 “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十、 “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十一、 “朕万不得已遣用内臣”第四章 “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已肥家!” 十二、 钱谦益案 十三、 钱龙锡案 十四、 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十五、 “崇祯皇帝遭温了!”第五章 举旗不定的抚与剿 十六、 黄土高坡上的造反大军 十七、 杨鹤抚局之败 十八、 洪承畴荡平陕西 十九、 战火蔓延山西 二十、 渑池渡:一发而不可收拾 二十一、 车箱峡:陈奇瑜重蹈覆辙第六章 “十年不结之局” 二十二、 “流氛震惊皇陵,责实在朕” 二十三、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二十四、 孙传庭:”设伏出奇,具见调度” 二十五、 “恨用卿晚” 二十六、 “十年不结之局”似可结局第七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二十七、 “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二十八、 清兵深入二千里 二十九、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三十、 “功虽未成,尽瘁堪悯” 三十一、 “灭寇雪耻”成泡影 三十二、 “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第八章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三十三、 周延儒复出与赐死 三十四、 分庭抗礼的李自成与张献忠 三十五、 一筹莫展:出征、南迁、勤王 三十六、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三十七、 最后的时日 三十八、 闯王进京第九章 尾声 三十九、 “冲冠一怒为红颜” 四十、 为明复仇旗号下的各种活动 四十一、 噩耗传到南京之后 四十二、 皇太子之谜与朱三太子案跋
章节摘录
书摘 《三朝要典》是魏忠贤得势后,为迫害忠良、擅权乱政而作的。此书重新评判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编造了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因为在这三案中受到非议的人,现时大多投奔到魏忠贤门下,他们竭力想翻案,以洗刷污点;同时要借移宫案惩处当时主持此事的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正直人士。首先由御史杨维垣出马,推翻梃击案的结论,导致当年主持此案审查、现任刑部侍郎的王之案革职为民。尔后由给事中霍维华全盘推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结论。霍维华的奏疏洋洋洒洒几千字,攻击了刘一璟、韩炉、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棠、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人。因此当时人评论说:“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那意思是说,霍维华的奏疏实际是《三朝要典》的雏形。无怪乎魏忠贤看了要大声喝采:“这本条议一字不差!”在魏忠贤的授意下,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开馆纂修,经过几个月的炮制,二十四卷的《三朝要典》出笼了。参与总裁此书的有内阁辅臣顾秉谦、李绍轼、黄立极、冯铨,副总裁有礼部侍郎施凤来、杨景辰、詹事姜逢元等。内阁首辅顾秉谦代熹宗拟写的“御制序”冠于其首,企图以这种“钦定”的方式来箝制天下舆论。 如何看待先帝“钦定”的这部著作,这在当时无疑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就其内容而言,这部书与当前政治形势已格格不入,必须予以否定;然而要否定它,又碍于先帝的“御制序”,谈何容易!如果绕开它,或者搁而不议,那么清查阉党逆案势必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诚然,毛文龙飞扬跋扈、不听节制、虚报冒饷,犹如割据一方的军阀。夏允彝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后,从岛中收召辽人,牵制金、复、海、盖(按:指辽东半岛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之地),时时袭东,有所斩获,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反映了朝论的这种倾向。但是,从全局看,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一大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即所谓“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这是后金当局进关骚扰的最大后顾之忧。即使袁崇焕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给思宗的奏疏中说:“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所以后金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每欲派兵征讨,又试图招降,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岂不令亲者痛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了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兵便可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重地达数月之久,足以发人深省。 袁崇焕斩毛帅之事,由于思宗明确表态支持,朝中无人敢持异议。待到己巳之变,敌人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被逮下狱后,人们似乎看清“斩帅”的直接后果,纷纷发表评论。候补北科阮震亨在传闻东江毛文龙部将有背叛迹象时,表示不胜惊忧,他指出,弹丸海岛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实足以为明朝之大患,扬帆上下,可以无所不攻。兵科给事中陶崇道也以岛兵告变,指责袁崇焕“借以行其私”,“毛文龙无罪就戮”,为今之计,应当尽快把在京师的毛文龙之子承禄派去安抚。但为时已晚,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在登州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非袁崇焕所说的那样只会冒饷不会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日后成了南下攻伐的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武装。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袁崇焕“斩帅”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 正当秦晋大地万马战犹酣的时刻,思宗就敏感地意识到河南的潜在危险。他在崇祯六年正月初十日给兵部的一道圣旨中提醒他的臣僚:“秦晋兵力厚集,贼必乘虚犯豫,堵御最为要著,自当东西分布夹剿”。但是宣大总督张宗衡、山西巡抚许鼎臣与河南巡抚樊尚之间,各人自扫门前雪,以邻为壑,无法协同作战,致使晋豫边境的黄河以北地带成为防御上的空隙,济源、怀庆、修武、辉县、林县、武安一再告急。樊尚炀之所以被撤职查办,就是因为没有贯彻思宗要求大力堵御的旨意。其实真正要严办的应该是纵敌越过太行山的张宗衡、许鼎臣。四月间,农民军从辉县攻清化镇,游击越效阵亡,武安一役,游击陶希谦阵亡,兵部认为这是河南当局没有凭藉太行山之险堵截,而是“揖贼使入”,因此难以辞其咎。细察当时的形势,显然是山西当局有意驱赶农民军越过太行山,并非河南当局“揖贼使入”。这种省际之间不协调的状况,对河南十分不利,于是河南乡绅向朝廷奏请:以陕西三边总督提督山西河南军务,统一军事指挥大权。兵部也认为这是一个合理化建议,于是兵部决议:移洪承畴驻潼关,节制三省军事,兼制晋豫二省巡抚及曹文诏、邓圮、张应昌三总兵。 出乎意料的是,思宗并没有接纳河南乡绅的奏请,也没有批准兵部的决议。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设立三省总督已是当务之急,否则就难以协调三省的步调;错误地认为问题症结在于晋豫二省巡抚权力还不够大,于是决定提高巡抚的事权:参将、游击以下违反军法者可以先斩后奏,并要他们立限三月乎“贼”。思宗在给兵部的批复中如此写道:“剿贼抚镇专责,别设总督,反滋诿卸,不如重两抚事权,副、总以上奏请,参、游以下军法从事,俾节制三大帅,而责以三月必殄贼,有不及期者罪之”。这是一个不恰当的决策,已被后来形势发展所证明。那么促使他作出这一决策的动机是什么呢?所谓“别设总督,反滋诿卸”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此后不久,他任命陈奇瑜为五省总督便是一个佐证。他到底在考虑什么呢?洪承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后,战功显赫,一举荡平陕西,又派曹文诏赴晋,屡有斩获,他不想让洪承畴的权力过于集中,此其一。其二,陕西三边长城以北的形势不容乐观,他不想分散洪承畴对于三边重镇的注意力。 为了加强对中原战局的控制,不使战火继续蔓延,思宗采取了两大补救措施: 一是派太监监军。他借口“剿‘贼’诸将功罪应有监纪”,特命太监陈大金(一作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中军,作为钦定的纪律监察委员,奔赴前线,分别监视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圮等统兵将领,并发给内帑银四万两、蟒缎一千四百匹作为军前犒赏,以振士气。其实在这四名太监派出之前,思宗已向山西派去太监刘允中,负责监视粮饷兵马边墙抚赏事宜。此次派出四名太监,明确宣布是到四名总兵那里去监军,职权较刘允中更为集中。这些太监根本不懂军事,却口衔天宪,乎持尚方,神气活现,以打小报告作为要挟的手段。刚到各镇行辕,就自称军门,按照巡抚的级别规格行事,欲凌驾于总兵之上,引起久经沙场的总兵们的反感。几经交涉,才议定:监军的行政级别与知府相当,知县对他们行下属礼。陈大金到河南四个月,就打小报告参劾一知州二知县,道臣曹应秋诘问其故,陈大金说:河南县官与河北有霄壤之别,岁荒艰苦,无所供奉可以谅解;但闭门坚拒,把我等当作流贼对待,甚至要悬取皇上敕书,上城查验,其无礼于君如此!余不得不入告皇上,至于得罪轻重,则由皇上圣意裁定。监军太监炙手可热之态已溢于言表。以往的历史表明,派太监监军有百弊耐无一利,故计六奇说:“用内官为监纪,即唐之鱼朝恩观军容使也,其失甚矣!” 二是派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出征。所谓京营是五军都督府直辖的皇帝御林军,其职责是内卫京师外备征伐。不少皇亲国戚在那里混差领饷,所以京营兵犹如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毫无战斗力。促使思宗调拨京营的直接诱因是,藩封于卫辉(今河南汲县)的潞王朱常涝(神宗朱翊钧弟翊锣之子)上疏告急:卫辉城卑土恶,请皇上选护卫三干人助守,自己愿捐岁入银一万两以资军饷。思宗鉴于堂叔求救,特地委派他的御林军将领倪宠、王朴以都督总兵衔率京营兵出征,赏赐二将各弓箭一千五百副、战马三百匹、健丁三百名,以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星夜赶赴中州战场。兵部职方司郎中李继贞向皇上进言:倪宠曾立功边疆,在京营六年,使为大帅犹可;王朴仅仅因袭父威分功,在京营不过半年,遽加府衔总兵,恐不厌人望。左良玉、李卑有百战之劳,位次反出其下,恐闻而解体,宜量加左、李二将以都督佥事署总兵,庶无相临之分,可以伏其心,作其气。思宗深感李继贞考虑周全,批准左、李二将以都督佥事署总兵,但倪、王已有成命,仍以都督总兵衔出征。 这两大措施其实是二位一体的,无非是显示思宗对中原战事的重视,意欲加强对它的直接驾驭能力。但事与愿违,因为他派出的是颐指气使的太监和毫无战斗力的京营,不但没有使战火平息,反而导致数以万计的农民军渡过黄河,深入河南腹地及毗邻的湖广、四川,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当初思宗接受河南乡绅及兵部的意见,任命洪承畴总督秦晋豫三省军务,一鼓作气合力围剿,战局的发展或许不致于如此。 大批官军云集于山西、河南、陕西三省边界,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带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成为主战场。当时这一地区有外地调来的客兵与当地主兵之分,客兵有: 左良玉(昌平副总兵,后以都督佥事署总兵)所率昌平兵二千四百,马八百五十匹,监军陈大金, 邓玘(四川副总兵,后为援剿总兵)所率四川兵六干,马七百五十匹,监军谢文举; 汤九州(昌平副总兵)所率昌平兵二千二百,马四百五十匹; 周尔敬所率潞阳兵二千,马三百匹; 倪宠、王朴所率京营兵七千,马五千匹,监军杨进朝、卢九德。 主兵有: 都司陈永福(代蔡如熏)所率总营前部兵一千,马一百四十匹; 游击陈治邦所率总营左部兵一千,马八十匹; 守备连稳、李春贵所率总营右部兵八百,马一百五十匹; 中军官许志中所率总营后部兵五百,马三百匹; 千总孔道兴(后李璇玑代)所率新勇营兵六百,马八十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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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深有所感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种惊世骇俗的议论,令历史家们拍案叫绝。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不仅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是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文学家在小说中以艺术的手法演绎历史,历史家在史著中以实证的手法展现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这本崇祯皇帝的传记,写了他的一生三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话,那便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清朝编纂《明史》的史官们,曾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即万历)”的感叹。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把这种感叹加以引伸,从一个宏观的视角议论道:熹宗(即天启),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即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实在是精辟之极的见解!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成了历史的奴隶!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这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衰朽王朝,要他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挽救行将衰亡的王朝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崇祯在有明一代,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时运不济,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衰亡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初见端倪。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终于未能成功。这是一场悲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历史,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它提供了帝王们驰骋的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干,但时机稍纵即逝。消失了的历史,再也不可能重新作一番演绎,使后人对历史发展格局所作的任何假定,变得毫无意义。不过,人们带着这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十七世纪上半叶这段令人感慨欷欺的历史时,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崇祯是一个有棱有角锋芒毕露的人物,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复杂多变的形势,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需要他去面对,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发生裂变。在他身上,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着,兼而有之,他励精图治,自律甚严,但求治之心太切,结果适得其反。他深知用人为第一要务,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但用而不专,疑神疑鬼,翻脸不认人,从阁部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调频繁,惩处随意,搞得臣下畏首畏尾,离心离德。他勤于理政,事必躬亲,常朝从不停辍,召对时时举行,十七年来未稍懈怠,但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及至魂归煤山,陪他而去的只有贴身太监一人,愿为他的社稷殉葬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令人感到震撼,思绪万千。 中国一向有“以古喻今”的传统。笔者以为,历史与现实固然不能割断,但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在一个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原本大可不必借历史来影射现实。史论与时评,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历史学家大可秉笔直书,不必提心吊胆地提防人们的联想,而束手束脚,三缄其口,把原来简单明了的史事写得闪烁其辞,扑朔迷离。这是我的出发点。我想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的心态为崇祯立传,其间可能有些见解有悖于以往流行的传统观点,那是对历史理解的视角有所不同,乃百家争鸣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的话,本书也就没有问世的必要了。 ……
编辑推荐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皇帝一直是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利的代表,了解皇帝的生平事迹对于熟悉和研究封建历史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崇祯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但他时运不济,接受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终于上演了一出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崇祯传》真实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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