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现代化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立胜  页数：695  

前言

　　友人著书，嘱我写序，这是一份荣幸。　　王立胜既是一位思忧天下的学者，又是一位努力造福一方的官员。正是这种双重角色给他带来体验理论与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便利，从而形成了独特而又深刻的切入问题的视角，增添了一份一般书斋型学者通常缺乏的强烈现实感。众所周知，自严复以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全部来源于西方。这些源自西方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不仅要求执行认识中国经验的使命，且要求成为评判中国现实、指示未来的价值标准。为了推动古老中国的加速现代化，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然而，由此形成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知识界的大问题：名实相怨。这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名不副实，更指学得西方理论的书斋型知识分子与实践者（尤其是政治、行政管理领域的实践者）之间的分裂。试看近代中国，有哪一位政治实践者不获骂名，而学术领袖们大抵获芳名于当今。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孙中山，原因是他并没有真正执过中国的政。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虽然频频发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呼吁，但用王立胜的话来说，“官员与学者的对立状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这种状况是极其有害的”。要改善“名实相怨”状况有两种途径：一是实践者从直接遭遇到的现实问题出发，上升到理论思考，这便是王立胜所走的路。二是学者进入社会生活场域进行调查与研究，这个“社会生活场域”应包括县市域官场。对中国而言，县域是社会学调研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单位”。现在的问题是，官员的防范与行政不透明给学者进入县域设置了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

内容概要

王立胜既是一位思忧天下的学者，又是一位努力造福一方的官员。　  正是这种双重角色给他带来体验理论与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便利，从而形成了独特而又深刻切入问题的视角，增添了一份一般书斋型学者通常缺乏的强烈现实感。    ——著名农村研究专家  曹锦清

作者简介

王立胜，1963年生，山东菖南县人，法学博士，中共山东青州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山东省拔尖人才称号，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区域经济研究和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出版有《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  《重新认识毛泽东》、《中国发展大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作为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等专著。2009年出版《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提出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概念体系及分析框架，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农村研究领域精深理论与实践经验完美结合的学术典范，对于理解和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

书籍目录

序言自序第一编　理论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村关系　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原型与核心命题  　——从“社会基础”概念的角度　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一个分析框架　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  　——重读毛泽东《组织起来》　农村社会基础之再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之再造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空定位问题的探讨　赓续与演化：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维度考察　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演进逻辑与经验启示　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逻辑  　——基于历史经验的分析第二编　实践探索　实施“五规”战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从县域经济看中国人世后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做好经营城市文章　深化经营城市必须要解决好思想问题　关于经营城市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构筑统筹城乡发展的平台　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践中的利益关联　促进中小企业集聚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　关于山东省昌乐县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调查　善于统筹方能协调发展　科普工作是“富民强县”的动力之源　创新农村工作思路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昌乐县发展民营经济的实践与思考　五大工程打造绿色昌乐　贵在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  　——县级政府如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多听一听农村贫困者的声音　昌乐县深化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　新形势下乡镇政府职能如何转变　突出六大重点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落实科学发展观念促进县域经济腾飞　凝心聚力求发展务实创新争一流　活力在于探索创新没有止境  　——青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五种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新一届乡镇党委班子应着力提高“四种能力”　和谐春风缘何来  　——对山东青州市弥河镇实行民主管理构建和谐村镇的调查　大力发展现代花卉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青州市花卉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第三编　读书笔记附录　媒体对话

章节摘录

　　对乡镇的绝对服从也就有了逻辑上的必然性和民间话语上的合理性，村干部作为乡镇代理人的身份也就愈加明显起来。这构成了乡村关系的重要变化。　　其次，与以上所述形成悖论的是，在村级对乡镇依附性越来越强的同时，乡镇对村干部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这是难于理解的。在乡镇具备了对村级进行全面控制的体制性条件之后，如果有足够的资源发挥这种体制性力量，当然是可以对村干部以及村庄事务实施直接的管理和控制，而村干部通常也会服从这种安排。但问题在于，税费改革之后财政方面大伤元气的乡镇政府自顾尚且不暇（韩俊，2004；陈锡文，2005），对村一级的资金支持在多数时候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根据对山东A市的调查，对村级转移支付资金到位率不足5％（何况各级之间的转移支付的额度、规则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土地收益的完全失去，也使村集体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村干部失去了最主要的额外收入的渠道，这样，村干部的工资、办公经费和村级其他开支就成了“无米之炊”，村级的财政缺口较乡镇一级要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普遍说法是“没有自己带着干粮去干活的”，意思是有钱就干，没有钱也就干不了多长时间了。乡镇干部的体会是对村干部“没有拿手了”，也就是说失去了控制村干部的资源，“人家听你的也是这样，不听你的也是这样了”，“手中无米，叫鸡鸡不来”成为乡村关系的常态，遇到种树、拆迁等难度较大的工作时，很多村干部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干了”，有些村由于债务的压力，办公场所都卖了或是抵押给债主了，这种状况使许多乡镇干部产生了“村级瘫痪”甚至“村级崩溃”的感受，并对乡村关系前景做出极为悲观的估计。　　但是，毕竟多数村干部还是或勤恳或敷衍地“守”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可以将村干部的“坚守”行为归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经济收入的预期。村干部们明确意识到，没有村干部的支持，乡镇任何意图的贯彻、任务的落实完成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只要乡镇还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或者只要乡镇还以某种形式继续运行着，就需要村干部的支持和配合。但这种支持又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上面”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支付一定的报酬，或者容许村干部以某种方式获取一定的收入。工资是一部分，工资标准的高低与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相关、与干部个人的期望相关，也与工作的难度相关，如果工作开展的难度太大，干部的要求就会随之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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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胜既是一位思忧天下的学者，又是一位努力造福一方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