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刘震云  页数：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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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内容概要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中。2012年即将开拍由冯小刚导演的同名电影，名家与名导的合作再次引爆关注的焦点。

作者简介

　　刘震云，男，1958年5月出生，河南新乡延津人。197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中学教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曾到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82年开始创作，1987年后连续发表在《人民文学》《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在这些作品中，他迅速表现出成为大作家的潜在能力，确立了创作中的平民立场，将目光集中于历史、权力和民生问题，但又不失于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也因此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家。其中《塔铺》获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对小人物或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的刻画，对人情世故有超人的洞察力，用冷静客观的叙事笔调书写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来反讽日常权力关系。自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始，他开始追求新的创作境界。1993年发表“故乡”系列第二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后经过五六年的时间完成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华艺出版社1999年初版）。《故乡面和花朵》体现着他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双重探索。

书籍目录

塔铺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新闻温故一九四二

章节摘录

　　九年前，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了家。用爹的话讲，在外四年，白混了：既没入党，也没提干，除了腮帮上钻出些密麻的胡子，和走时没啥两样。可话说回来，家里也没啥大变化。只有两个弟弟突然蹿得跟我一般高，满脸粉刺，浑身充满儿马的气息。夜里睡觉，爹房里传来叹气声。三个五尺高的儿子，一下子都到了向他要媳妇的年龄，是够他喝一壶的。那是一九七八年，社会上刚兴高考的第二年，我便想去碰碰运气。爹不同意，说：“兵没当好，学就能考上了？再说……”再说到镇上的中学复习功课，得先交一百元复习费。娘却支持我的想法：“要是万一……”爹问：“你来时带了多少复员费？”我答：“一百五。”爹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随你折腾去吧。就你那钱，家里也不要你的，也不给你添。考上了，是你的福气；考不上，也省得落你的埋怨。”就这样，我来到镇上中学，进了复习班，准备考大学。复习班，是学校专门为社会上大龄青年考大学办的。进复习班一看，许多人都认识，有的还是四年前中学时的同学，经过一番社会的颠沛流离，现在又聚到了一起。同学相见，倒很亲热。只有一少部分年龄小的，是七七年应届生没考上，又留下复习的。老师把这些人招呼到一块，蹲在操场上开了个短会，看看各人的铺盖卷、馍袋，这个复习班就算成立了。轮到复习班需要一个班长，替大家收收作业、管管纪律什么的，老师的眼睛找到我，说我在部队上当过副班长，便让我干。我忙向老师解释，说在部队干的是饲养班，整天尽喂猪。老师不在意地挥挥手：“凑合了，凑合了……”　　接着是分宿舍。男同学一个大房间，女同学一个大房间，还有一个小房间归班长住。由于来复习的人太多，班长的房间也加进去三个人。宿舍分过，大家一齐到旁边生产队的场院上抱麦秸，回来打地铺，铺铺盖卷。男同学宿舍里，为争墙角还吵了架。小房间里，由于我是班长，大家自动把墙角让给了我。到晚上睡觉时，四个人便全熟了。三十多岁的王全，和我曾是中学同学，当年脑筋最笨、功课最差的，现在也不知犯了哪根神经，也来跟着复习。另一个长得挺矮的青年，乳名叫“磨桌”（豫北土话，形容极矮的人），腰里扎一根宽边皮带。还有一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子，绰号叫“耗子”。　　大家钻了被窝。由于新聚到一起，都兴奋得睡不着。于是谈各人复习的动机。王全说：他本不想来凑热闹，都有老婆的人了，还拉扯着俩孩子，上个什么学？可看到地方上风气恁坏，贪官污吏尽吃小鸡，便想来复习，将来一旦考中，放个州府县官啥的，也来治治这些人。“磨桌”说：他不想当官，只是不想割麦子，毒日头底下割来割去，把人整个贼死！小白脸“耗子”手捧一本什么卷毛脏书，凑着铺头的煤油灯看，告诉我们：他是干部子弟（父亲在公社当民政），喜爱文学，不喜欢数理化，本不愿来复习，是父亲逼来的；不过来也好，他追的一个小姑娘悦悦（就是今天操场上最漂亮的那个，辫子上扎蝴蝶结的那个），也来复习，他也跟着来了；这大半年时间，学考上考不上另说，恋爱可一定要谈成！最后轮到我，我说：假如我像王全那样有了老婆，我不来复习；假如我像“耗子”那样正和一个姑娘谈恋爱，也不来复习；正是一无所有，才来复习。　　说完这些话，大家做了总结：还数王全的动机高尚，接着便睡了。临入梦又说，醒来便是新生活的开始啦。　　这所中学的所在镇叫塔铺。镇名的由来，是因为镇后村西土坛上，竖着一座歪歪扭扭的砖塔。塔有七层，无顶，说是一位神仙云游至此，无意间袖子拂着塔顶拂掉了。站在无顶的塔头上看四方，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可惜大家都没这心思。学校在塔下边，无院墙，紧靠西边就是玉米地，玉米地西边是条小河。许多男生半夜起来解手，就对着庄稼乱滋。　　开学头一天，上语文课。“当当”一阵钟响，教室安静下来。同桌的“耗子”捣捣我的胳膊，指出哪位是他的女朋友悦悦。悦悦坐在第二排，辫子上扎着蝴蝶结，小脸红扑扑的，果然漂亮。“耗子”又让我想法把他和女朋友调到一张桌子上，我点点头。这时老师走上讲台。老师叫马中，四十多岁，胡瓜脸，大家都知道他，出名的小心眼，爱挖苦人。他走上讲台，没有说话，先用两分钟时间仔细打量台下每一位同学。当看到前排坐的是去年没考上的应届生，又留下复习，便点着胡瓜脸，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一笑，道：　　“好，好，又来了，又坐在了这里。列位去年没考中，照顾了我今年的饭碗，以后还望列位多多关照。”　　接着双手抱拳，向四方举了举。让人哭笑不得。虽然挖苦的是那帮小弟兄，我们全体都跟着倒霉。接着仍不讲课，让我拿出花名册点名。每点一个名，同学答一声“到”，马中点一下头。点完名，马中做了总结：“名字起得都不错。”

编辑推荐

　　2011年冯小刚号称使用胶片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的小说原本——《温故一九四二》。冯小刚自称希望小说改编后的电影上映票房能抵得上2010年两部影片的总和！

用户评论 (总计15条)

•   温故一九四二
•   这是跟随潮流
•   正在使用中，很好用。
•   短篇集，看来两篇，还好
•   这个一九四二不一般
•   　　　 基于对冯导导演电影初衷的认识，揣测是拍贺岁喜剧厌烦了想换换口味改拍煽情片，所以对《1942》没有上心，也没想过了解下剧情。大概是太喜欢冯导的喜剧片，而不希望他跟风拍悲情片吧！尽管此前媒体多有造势报道，偶尔也瞧见重头明星衣衫褴褛的造型，还是没产生过观影的欲望，更对这本书没有任何知晓。最后还是在爱人的强烈要求下阴差阳错进入影院看了这部电影。整部影片以一个富裕家庭（按成分说应该是地主家庭吧）逃荒的经历为主线，以小见大投射出1942年受灾的河南人民逃荒的苦难经历。
  　　 　　 看完后只自然生出一种（据说和大部分观影者一样的）感受——虐心！神经被触动后条件反射似的思考，或者说反问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沦落到这副田地？富裕人家如此，那其他或者说当时受灾的大部分底层家庭都在怎么过活？然后继续思考一个家庭或者几个家庭的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不逃走继续在老家呆着？靠着储备的粮食是不是也不会落个家破人亡？政府（尤其是独裁的领导者蒋委员长）再稍微调整下对待灾区的态度会不会灾荒就能好过些？思考归没有思路的猜想，却没有把政府是否作为，怎样作为，作为什么作为改变灾区人民状况的主因。我想电影对我的启迪就仅仅停留在了这个阶段。
  　　 　　 后来听朋友说，电影是根据这部书改编的，而且是冯导经过多年酝酿才创作的，便产生了读一读的欲望。我看的是电子版的，因此不敢保证所看的书是没经过删减。全书篇幅不长，每节还有引用的资料。看介绍说刘震云先生是作家，但在写这部书说时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对不同村民（现在可以说是活化石吧）进行了采访还去查阅了大量资料，尽管不敢百分百保证这本书的学术性，但还是由衷欣赏这样一位作家。
  　　 　　 书中很多对灾民、灾情的描述，和电影一样甚至比电影更使人触目惊心。如果说电影是使观影者为灾民痛苦，那么书籍就更启迪人思考。吃人竟然时有发生，母亲吃孩子……这种在千年前的史书上才能看到的野蛮情节竟然上演在不到百年前的中原地区。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那么，如果用做亡国奴的尊严换取生存的可能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合理的逻辑。诚如作者自己所说，“当人连基本温饱都达不到时，还会在乎是不是做亡国奴么？”（句子原意大致如此）关键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灭绝人性的状况，为何歪理会成为合理？看了书才真正关注政府或者当时蒋委员长的作为。也许这才是导致灾荒如此严重的主因。到底百姓在政府或者独裁者心中占据了怎样地位？人命（具体指老百姓的命）究竟价值几何？他们又对战局、政局起到什么作用呢？我想这些个问题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应该好好思考吧？毕竟政府或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即使在当时不被人诟病，经过岁月的酝酿也会被人们重新拿出来品评的。我想这本书是可以引起人们从人性到制度的思考的。力荐！
•   　　某个周四下午去礼堂看了《一九四二》，又是各种泪奔。真心不想看这种电影，因为它太悲情，又悲情得太残忍了，以至于我不得不在某些瞬间闭上眼睛。这也是我没有看《南京，南京》的原因，没有“之一”。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要开演了，礼堂里黑压压几乎坐满了人，比放《白鹿原》的时候壮观多了。看完以后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一直没有腾出时间，结果现在有时间了，当时心里想的，却说不出来了。
  　　 刘震云的作品，我看过几部，包括《温故一九四二》。我没读过别人对他作品的评论，从我现阶段的认知水平来看，我觉得他写的东西总体来说是很客观的。写人物，他写得很丰满，很真实，因为他善于从细节入手，展现多个剖面，没有绝对的高尚，这是肯定的；有时候也没有绝对的低劣，这分情况而言。比如他写官场人物，他笔下的主角金全礼，他和所有身在官场中的人一样，想一步步往上爬，想当权力更大听起来更牛的官，对于这种野心，他没有替他掩饰。为了升官，他也会托关系，巴结领导，但他这么做的同时，又是带着人情味儿的，既是真的出于友谊、关心与尊重去和老朋友叙旧、给老领导送鱼，又希望老朋友和老领导能够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对于旧的下属和平级的同事，到处理他们的事情的时候，棘手得很，他又有点私心，念及旧恩，不忍下狠手，能蒙混处理的时候也就蒙混了，但是实在会成为自己升迁的绊脚石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也用了看似不太仗义的手段。但这又不算他害人家，人家做的确实不对，这时候，帮是合情，不帮也是合理。最后他官没升成，心里也暗自骂过相关的人，但是不久又释然了，决定回去看看久违的老婆孩子，再找老同事把酒言欢。刘震云就是这么写一个人物的，既写出了人物的劣根性，又写出了他温情的一面，人身而为人，动物性、社会性，在他的笔下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再回到《一九四二》，和原著比起来，有些情节在电影里没有体现，比如教会的洋人开设粥场接济灾民，并且偷偷地收留在这场旱灾中父母双亡的孩子。之所以偷偷地收留，他在原著里给出了解释，因为如果公开说要收留孩子，那所有的父母都会把孩子送过来，想让孩子有饭吃，可是孩子实在太多了，他们是收不过来的。这个理由就是很真实很客观的。电影的编剧也是刘震云，画外音也是他配的，剧本又增加了一些原著里没有的情节，或者把原著里发生在不同家庭的人物的情节都安放在电影所着重表现的一家人身上。
  　　 对于蒋介石，刘震云对他的态度在原著里就很客观，在电影里也没有变动，是完全的还原——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灾难有那么严重，不好说，但是即使真的知道，他也确实无暇顾及这些灾民，因为当时他身上有整个国家的担子，从他的角度来说，真正的是“内忧外患”，在正面战场，他所领导的军队正在各地抵御外侮，而在敌后根据地的，更是外侮之外的“内忧”。无论在哪个方面看，他都必然是忧心忡忡、力不从心的。“外患”处理不好，国将不国；“内忧”处理不好，江山难保。同时，在大的国际形势上，又有各种烦扰在折磨和耗费他的精神。也许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军队的给养确实很紧张，不能拨放太多的钱粮给河南赈灾，另一方面，他真的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每天有多少河南人在饿死。他自己也说：“我有时候真怀念北伐时期，那时候没有负担，尽可以和民众站在一起。”这句叹息是无奈的，可能也是真诚的。这其中的意味，要留给观众自己去理解。
  　　 电影中最真实的一点，我觉得是突出了生存的威胁迫使人丧失尊严。比如徐帆饰演的花枝，她第一次去跟少东家借粮食，少东家要跟她做那事才肯借，她死活不愿意，又哭又闹。而在逃荒途中，连树皮都没得吃的时候，她看见栓柱想跟星星做那事被拒，她就跟拴柱说：“没弄成吧？你给我两块饼干，我跟你睡。”很多观众都笑了。一个曾经那么珍视自己贞洁的女人，说出这么没羞没臊的话，仅仅为了一口就能吞下去的“两块饼干”，“尊严”又安在？！可是观众又都理解了她，相信很多人没有笑，他们跟我一样哭了。他们可怜这个女人，心疼这个女人，这个在逃荒途中失去自己男人又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最后她为了能把自己卖了以换来五升小米让两个孩子不至于饿死，就跟栓柱拜了天地。坐上买她的男人的车，她还不忘跟栓柱换棉裤，因为她的棉裤比他的棉裤“囫囵”一点儿。多么善良的女人！
  　　 再说栓柱，一心喜欢星星，但是星星把自己卖了以后，他跟花枝成了亲，花枝把自己卖了以后，他是用真心爱她的两个孩子的，以至于千难万苦爬上火车，发现孩子没了他竟跳了火车去找孩子，跳下火车又发现忘了把小米带下来，他绝望而歇斯底里地号啕：“那是我卖了老婆换来的小米啊！火车我日你娘！”喊得我的心都碎了。后来他被日本人抓住，日本人看上了他随身带的风车，要拿馒头跟他换，他宁死不换，他说孩子丢了，就剩这个念想了。结果……他被残忍杀死的那一幕我闭上了眼睛，只听到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声痛苦的尖叫。我真的不想再去想了。
  　　 再说说星星，她也喜欢栓柱，可是栓柱要跟她做那事，她说等灾过去再说。她也许还想着等灾过去了，要风风光光地、名正言顺地嫁给他。可是，堂堂财主家的千金，最后把自己卖去当妓女。她爹一开始不想卖，她说：“我实在受不了了，家里面柴火都没得吃了，你让我讨个活命，把我卖了吧。”到了妓院，她端着盆要给军需官洗脚，却迟迟没有把盆放下，军需官问：“你不愿意伺候爷？”她眼泪唰地掉下来，打着嗝，紧张地说：“不，爷，我吃得太饱，蹲不下。”她那因为想要努力做出谄媚表情又痛苦不堪的泪流满面的扭曲而凄美的脸，真让人不忍心再细细端详。
  　　 其他的角色，说说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吝啬、狡黠又虚荣的一个财主，随着故事的展开，越来越展现出他善良的一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并没有一味地夸张这种善良，比如卖女儿的时候，当他女儿被收下的时候，他脸上掠过了一丝惊喜，可是转眼又变成了惭愧，然后是愈加深浓的自责。他痛心疾首地骂自己说：“我辱没先祖啊！”这是人身上的动物性的体现，为了活着，可以牺牲亲生骨肉，让自己家的千金，去卖身子，作为父亲，哪里还有尊严可言。
  　　 还有范伟饰演的老马，典型的小市民形象，一出场是所谓“战区第九巡回法庭”的庭长，小人得志的样子极其滑稽可笑，而后来到了日本的军队里，为了保全性命，成了他们的伙夫。面对可恶可憎的日本鬼子，他用自己那套生存智慧，极尽阿谀之能事，连日本人带着挑衅和玩弄意味让他吃刀尖上的生鱼片时，他都战战兢兢又面带僵硬微笑地吃了，还要极力地装出很享受的样子，连说：“好吃……好吃……”咀嚼那片生鱼的时候，他也哭了，不仅为了刚刚宁死不吃日本人刀尖上馒头的栓柱而哭泣，更为自己摔得稀碎稀碎的尊严而哭泣。
  　　 电影中戏份很少的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去请求他减免河南征粮时，他说他同意，然后李培基和那些河南来的官员都千恩万谢，不料他又说：“你也要答应我两件事，一是说服日本人不要进攻河南，二是说服委员长让我们撤出河南战区。”作为一个人，他说这话实在没有人情味，可是作为军人，他说的话又确实引人深思，让人无言以对，正如他给出的理由：“饿死民，国还在，饿死兵，国就会亡。”从战略大局上考虑，蒋介石等人是宁愿饿死一部分——即使是三百万——国民，都不要亡国的。但是从个人生存的问题上选择，河南的很多灾民是宁愿当亡国奴，都不想饿死的，因为国民政府并没有让他们看到其他生存的希望。这种国与民的矛盾，生存与亡国的矛盾，始终贯穿在整个电影中，无法得到调和。
  　　
•   　　看了电影，原本没想看书。
  　　但是因为知道电影不是创作者完全原意的体现，冯小刚自己哽咽说到，为了应付审@#￥查，不得不把电影剪得违背自己初衷，剪得不是最好。又因为，温故1942是2012年好书推荐，因为刘震云的一向接地气，所以还是买了看了。
  　　
  　　书不厚，后面的类电影剧本和剧照可以忽略不看，前面的小说部分并不会花费太长时间。看完依然很感慨，为那段历史上真实死去的人。作者有描述、有分析，没有结论。是啊，该怎么做呢？面对二战时期的内外夹击，时任一把手的蒋委员长的确顾不上几百万普通百姓的死活，他需要处理的更重要更重大的事情太多太多。但，最后的结果，河南人只能宁成为亡国奴也不能接受活活被饿死，蒋介石政权依然被抢，中国在当时依然被侵略，哪一方面都依然悲重。也许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录吧，
  　　
  　　记得冯小刚说刘震云的剧本经常写饿殍遍野，制片人一见这个词就头大，都是钱啊，于是他对刘说不要老写这个了，结果刘震云在后面的场景里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唉。
•   　　正值大年初五，包着饺子的空当，把一篇不长的《温故一九四二》看完了。看完的感受很难描述，看着眼前的饺子，想到曾经的七十年前，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吃柴火、吃泥土的人，这饺子吃起来心里总是有些别扭。文学作品在技巧上就是要制造反差，而同时，作者观点也应该是作品中重要的一部分，刘震云在这两点上做得非常有个性。
  　　
  　　“说到底，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我的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刘震云的语言平淡而普通，真的就像听奶奶讲过去的事情，平平地讲，一点没有添油加醋。但在每个句号都后面，都有着无数的故事，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刘震云的反差，就是轻描淡写的语言和惨烈的事实之间的巨大对比。当“我”问到“咱家死的人”的细节时，“人家人都要饿死了，你还要细节！”花爪舅舅愤怒地说，揭开老人心中尘封多年的伤疤，就像搬动大山一样困难。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截然不同的反应，中国人太善于遗忘了。记得几年前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西方各国包括德国自己，都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以及反思的活动。60年后的犹太人，永远无法忘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屠杀，活生生的一百多万人，就以各种惨痛的方式死去。到如今，仍然是西方的艺术家们反复咀嚼的生动材料，无穷无尽，《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然而同一年，在中国的河南，死去的三百万人就这样被人们，甚至是当事人忘记。这恐怕真的是中国人的本性，如果不是我们的政治思想课，恐怕很多人已经忘记了100多年前我们是如何被各西方强国蹂躏，60年前我们如何被一个岛国侵略。即便如此，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课的意识形态的尾巴实在太过于明显，很多人也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东西。崇洋媚外的人出现了，打着“抗日”旗号砸车的人也出现了。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件，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地震，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1年的动车事故，以及两段不愿被人提到的年代……对于当事人，是冷漠和不愿多谈；而对于更多我们其他人，一个明星的微博或是天涯的一个段子吸引力要更大一些，渐渐地，随着当事人不再提起，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就更加地忘记了这些本该值得反复提起、反复思考的事件和经历。一系列本应当值得文艺工作者写出无数精彩的故事或思索的事件，中国人却不感兴趣，电视上反复播出着清朝后宫的勾心斗角、各种奇葩战术打无智商的日本鬼子(或是特务)、病态猜忌的家长里短……那些活生生的历史，就这样被埋没在时间的尘埃里，慢慢地消失，连传说都无法留下……
  　　
  　　不像莫言把自己的观点加入到对话中，刘震云的观点一般都写在旁白里面，虽然仍旧是绕来绕去，让人摸不着头脑。当“我”采访到娘的时候，娘说：“闹灾的年那么多，你指的是哪一年？”暗指的就是后来那场持续了三年，死了更多人的大灾年。四二年或许地主家里还能有几袋粮食，可再过二十年，村里连地主都没有了，全村只好一起出去要饭(见刘震云《头人》)。包括后面随意说的一句，“如果一个国家小学生的书包都沉重得压弯了腰，那这个国家也必定是步履蹒跚。”，也是顺带骂了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还有对蒋委员长在国际大事和河南旱灾的权衡中的各种细节的心理说明，都是对政治，对政府的讽刺。当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就连丘吉尔打个喷嚏都会影响到战后格局，这个时候河南闹灾死去的三百万人，就是小之又小的事情了。每当和政治利益、国家利益挂钩或是既得利益者挂钩的事情相比，老百姓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东西了，无论是秦朝、清政府、国民党、日本人还是GCD执政，全都是一样的。即便是在所谓“民主”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广大的人民在执政者的眼中不过是傻逼，有时候甚至连最低基本保障都不必，只要给他们个念想，人民就会乖乖地为政府交税交租，生产汽车大炮。这是如此不公平的一个世界，真正的生产者们都为着填饱肚子而出卖着自己的劳动和力气，而金融家和政府们只需将日元贬贬值、股市投投资，账头上的数字后面就能多一个或几个零，而事实上生产出来的东西是有限的，那些既得利益者账面上增加的数字，最后都只能落在生产者的头上。或许这样他们的良心上不会受到什么谴责，毕竟生产者那么多，或许这些平摊下来也就是让河南的农民每天的口粮从一斤降到半斤，勒紧裤腰带就能克服。只不过，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可以做既得利益者，而有的人生下来就只能穿着到处是破洞棉花都露出来的脏兮兮的棉袄，蹲在贫瘠的土地上祈求上天赏赐一个好年景呢？
  　　
  　　刘震云的书中有很深的乡土情怀，这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从小生长在城市的我，却始终无法接受人情冷漠，各扫门前雪的普遍状态。刘震云的笔触，将我带回到了一切都能“分享”的乡村，乡土中的人是有人味儿的人。在看电影剧本的过程中，花枝这个女人，让我心中触动了好几回。花枝会因为和落魄的老东家是“乡里乡亲”，而把自家的车让给老东家的儿媳坐；花枝在年三十嫁给栓柱，是因为“你有了媳妇就可以卖媳妇了”，“卖了我，我能活，换五升小米，你们也能活”；最后花枝被牛贩子拉走，看到追在后面的栓柱，花枝说：“我的棉裤囫囵一些，咱换换”。。。老东家也并非在黑白电影中看到的南霸天那样的地主样子，如果地主家吃红烧肉，至少会让家里的长工吃白面馒头，而不是让他们去吃屎。然而我们的蒋鼎文将军做的事情，就是骑在河南人民头上，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让河南灾民去吃屎。世界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总是存在这么一个机构，指着你的鼻子骂你傻逼，你还得说他做得好，为国为民。这和身处其中的人无关，无论这个人是李鸿章，还是蒋委员长，都会被骂成独夫民贼；北约派遣“维和”部队进驻南斯拉夫，轰炸机扫平了房屋和平民；美国派“反恐部队”进入伊拉克，死去的都是无辜的伊拉克人和美国普通士兵；李登辉口口声声“台联”，台湾经济退步却填满了李家自己的腰包。。。政治这个人造的产物，永远充满了黑暗与压迫，刘震云就是用一九四二年一场大灾，“轻描淡写”地写出了人民“吃屎”，想要活命却还只能叫道“好吃好吃！”的社会现实。
  　　
  　　在刘震云的书中，土地里长出来的人是暖暖的黄土捏的，都是一滩泥里和出来的，同根同源；而我想，我们这些钢筋水泥丛林里长起来的人，铁做的心恐怕，都已经锈了吧。
•   　　好像给这样评分的人不多。可是没办法，我实在不喜欢这样的文字风格。题材是很好的，有教育意义的，发人深省的，激励后代的，作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是发表的是对1942比较公允的评论吧。所以我不喜欢的只是作者比较酸涩的语言吧。换位思考，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家乡，我作为一个后人来回头深入了解整个事件并且发现了令人痛心愤慨的细节真相之后，也许我也会热泪盈眶的骂着蒋介石写着酸辣的文字的。可是单纯作为读者，我还是对过于通过自贬来反讽的风格感到一些不太舒服。骂，那就骂好了，无可厚非。可是像“要怪都要怪我的河南乡亲不争气”“蒋委员长怎么可能不如百无一用的书生”这样的口气却是让我难过的。所以这是很难得的让我对改编电影的喜爱超过原著的一次。
•   　　我写字有个坏习惯，罗列出大段大段的旁白般的文字，然后一定在下一段极为得瑟地写点转折，比如我经常用到的，“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从没想过惯用的拿手伎俩也会有不好用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丝毫不知道对于《温故一九四二》来说，最重要的，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大概可以归因于我对中国近现代史了解的极度匮乏。我极其善于逃避不美好的不如我愿的客观存在，于是在这种情绪里我便顺理成章地对中国近现代史漠不关心。当然，我可以找到更好的理由给自己开脱，比如说正如文中所言的，历史总是被筛选的，这是针对人类而言，对于个体而言，便成了回忆总是被筛选的。我们影响不了历史的时候，好歹能够退而求其次地影响自己。于是，我，我们现在更加愚昧不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从两个月之前开始看《温故》。换句话说，它躺在我手边的时间有足足六分之一年，而我却依然没能准确记住它究竟是温故的哪一年。甚至在刚才发微博的时候，我还写成了一九四三，然后脸红着重发一遍，默默地安慰自己一定是因为书的末尾总说一九四三的蝗灾所以自己记混了。自我安慰一向是国人的长项，我很擅长自我安慰，当然你不要对其简称，我即便是个女流氓也请一定加上文艺这样的前缀。虽说是两个月之前开始看的，但是我不得不指出这历时的两个月这本枚红色的小说充当的一直是我的鼠标垫，然后两个月之后的今天我用了一整天读完了它，接着上次读过的部分。很奇妙的是，我竟然再拿起时还能记起前文中的那些琐碎的小事。这是难以置信的，我非但没有过目不忘的天赋，甚至在阅读好些书时不得不往前翻好些页以确定下人物关系或者故事线索。所以说，《温故》是一本很直白的书，很简单明了的书。但是，盗用一句被听烂了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我似乎说的有点矛盾，但是我觉得读过这本书或者读过刘震云的人一定能理解我想表达的意义。
  　　
  　　《温故》最触动我的一部分是小林的那部分。幸福还是很容易获得的，当被打击被践踏被折服的时候，我们让自己退一步，退了一步便能退一万步，我不知道之后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数词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态度。一地鸡毛是不是幸福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好文艺女青年，我还是很坚定地憧憬着我以后的生活可以茶米油盐但不会少了书画琴棋，可以细小繁琐但是不会成为一地鸡毛，所以我本能里很强烈很剧烈地抗拒这种幸福，这种妥协之后的幸福。——人生苦短，我们应该追求幸福；还是人生苦短，我们应该幸福。——知足常乐，这何尝不是无奈的体现？事实上，在我们的忍耐可以肆无忌惮时，我们退无可退却安之若素时，我们说我们幸福，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已经失却了在所不惜追求美好追求梦想的可能性？很多人说，谈梦想是不成熟的表现。物质社会呐，总不能一边谈梦想一边和一九四二年河南的那三百万人一样对吧。但是呐，我说我有时不时来个转折的坏习惯吧，但是呐，我们不谈梦想但我们为梦想而活着。至少，我不谈梦想但我会为梦想而活着。生命不息，便梦不止。我不想退。
  　　
  　　最后，是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五月天有首歌叫做《最重要的小事》，不过在这里关于我的梦想我都不想多谈，那谈情说爱便更不适宜了。我只是想说，大概最重要的事都是小事。我们做过很多努力，也错过很机遇，我们生生不息我们前仆后继，是不是把所有表象都抽离掉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仅仅是为了一个念头，一句承诺，一种信仰，或是一时冲动。它们都是别人眼中的小事呐。对于任何人的别人而言，重要的事无外乎关于功成名就，无外乎关于名利相争，无外乎关于对于他们而言有利益的事；但是对你而言呢？对你而言，在旁人眼中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可能才是你最重要的事吧。我看不到大事，我眼中有好多好小却好大的事，而关于那件所谓最重要的事，我一定不会告诉你们，正如同我在前文里啰啰嗦嗦地写道：“我不谈梦想”。
  　　
  　　但是，请为了梦想活着。也请远离一地鸡毛，也请知新二零一三。
•   　　已是深夜，外面依稀还有虫鸣，辗转无眠，书中满野的蝗虫和窗外不止的虫鸣一起在脑子里盘旋，挥之不去。满地的蝗虫加上干旱在1942年夺去了300万河南同胞的生命，而在历史书上，连详细的记载都很难找得到。
  　　
  　　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年代，遥远到如果不借助文字或者图片都无法去想象的年代。那一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日战争进入最重要的时期。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颗粒无收的千百万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逃荒。
  　　
  　　书中借助口述和史料展示了在这场灾难面前人民的无助，官方的冷漠（蒋介石），人性的弱点……饥饿的灾民吃树皮吃草根吃泥土甚至吃人，在生存面前，吃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东西，都只为了活下去。这一场历史上的饥荒，如果不是作者通过文字展现出来，我们都无从知晓，如果不是作者的采访，甚至连亲历饥荒而幸存的当事人们都快要忘记那个年代。
  　　
  　　历史总是容易被人遗忘，总是容易被人美化，所以作者用了“温故”，温故才能知新。300万人在当时占据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1942年8~9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战局和政治上的危机才是他关注的重点，日本人、共产党、美国人、同盟军……这些关乎未来政治方向的因素才是他考虑的重点，至于饿死人，相比壮丽的山河，那就不值一提。
  　　
  　　我能听到甚至感知的到是20多年后的另一场饥荒，稍小的时候，每次饭没吃干净父辈祖辈都会将那个他们亲身经历刻骨铭心的饥荒时代重述一遍，于是，我的脑海里都有了很强的画面感。时父亲两三岁，为了活命，吃玉米杆吃野菜吃树皮吃观音土……那个年代为了填饱肚子吃过的东西甚至给父亲的心理留下的阴影，直到现在，父亲在任何场合都拒绝吃胡萝卜和有胡萝卜的菜，那种独特的味道对他来说不是吸引，是一种折磨，一种勾起痛苦回忆的折磨。不对，跑题了，穿越了，还是回来说1942。
  　　
  　　书中除了大量震撼甚至催人泪下的文字以外，还有那个年代得于保留下来弥足珍贵的图片，透过图片，那一张张鲜活却没有神气的脸庞直达心底，空洞的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无助。应该感谢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大公报》、刘震云，有了他们，有了文字，才知道，历史或许还有你我不知道未了解难于想象的另一面。
  　　
  　　在书中，刘震云有这样两段掷地有声的话：“日本人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另一段：“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人的皇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有什么不可以买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指蒋介石）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这段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站在同胞或者站在河南人的角度，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无法接受的。我却认为，刘震云书中所要展示的是，当人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更多的人会选择生存，作者只不过陈述了这个事实而已。
  　　
  　　我们今天看历史，总是由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构成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的还原历史的原貌，因此，你所站立的角度就变得很关键，你的角度决定了你所看到的历史。关于河南人帮日本人这一点，刘震云想要说的是，在大义和生存面前，绝大部分人会选择生存，这是人性。引用网友押沙龙的观点：“我们的祖先在蒙古征服后作为下等人苟活了下来；在满清入关后留起辫子苟活了下来；抗战时很多河南人靠日本人运来的粮食苟活了下来。刘震云的《温故1942》说了这个隐晦的事实，很多人肯定不舒服，但可谁说作家的职责就是让读者舒服呢？”
  　　
  　　看完书，让我对冯小刚根据这一故事改编的电影《1942》更多了一重期待，也让我产生了想看看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书的想法。
  　　书极薄，很好读，推荐。
  　　
  　　10月13日凌晨
  　　
  　　
•   　　 这是一本文集，我只看了《温故一九四二》这一篇。
  　　 我是从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中知道当年河南的那场大饥荒的。我想对于大多数九零后来说，在这部电影出现之前，没有几个人知道那个故事。或许在这个民族所有人的记忆中，除了那些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谁也不会关注“1942”这个数字。
  　　 饥饿对于我来说并不十分陌生。我并没有经历过任何饥荒，但在我的家乡，我时常听到老人们讲起1958年的饥饿。在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我们把1959—1961这三年称作“三年困难时期”。但在皖北那片大地，困难从1958年就开始了。也有可能是旧历与新历的差别，但“58年”在我的家乡就是“饥饿”的代名词。老人们并不是逢人就讲那个时代的苦难，但看到年轻人浪费粮食时，他们总会感叹一声：唉，你们是没经历过58年饿jian啊，唉。我至今不知道“饿jian年”的“jian”字怎么写，老人们念做“见”，也有说应是“歉”字的。
  　　 跟电影《一九四二》描述的一样，人们没有粮食了就啃树皮吃草根，有的人为了保命离家要饭。情况好些的就整天吃水煮土豆。家乡人把土豆叫做地蛋，可是就是这大地生出的蛋，远不比鸡生出的蛋有营养，他们吃得够够的。当饭桌上出现我们这些孩子们喜欢吃的土豆时，他们早已没了兴趣，恨不得一辈子不要见到土豆。有时我想，他们是把自己年轻时挨饿的经历都放到了58年，在短短的一年里，哪能有那么多的故事。在与我的曾祖父一个辈分的兄弟中，有一个要饭要到了东北，然后就在东北安家落户了。我小的时候不太懂事，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在遥远的东北还会有我家的亲戚。我妈妈的奶奶，那时候带着他的大儿子出去逃犯，政府为了面子把他们抓进了监狱，她的大儿子年轻，又把大儿子送去挖河建水利。可后来，人们再也没有见过我妈妈的奶奶，只是人们都说，她是被饿死了。当我像探秘一样问起我曾祖母这些事情时，她也讲过谁谁也是被饿死的，但我对那些谁谁十分陌生，不知道他们与我家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代都是谁。我的曾祖母现在还活着，已经快一百岁了。她没有上过学，三十多岁开始守寡，带着四个孩子，还要关心死去的丈夫的几个年轻的弟弟的家庭。
  　　 几十年过去了，亲历过当年苦难的人有的死去，尚在人世的已垂垂老矣，身后是一群他们的子孙后代。苦难对于这个民族来说也许并不算什么，但若把苦难缩小到具体的一个个人的身上，我们才能体会到苦难的含义。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表现出来的是对政治的极端不信任：老百姓就是老百姓，委员长什么的才不会真正理会你们这部分挨饿的人的苦难。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谁给食物就帮谁干活，汉奸乎？人民乎？填饱肚子才是真理。这是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时得出的可怕的结论。可是，事实不就是这样吗？我常想，我们历史书上写的满是大义凌然的话，可这些与老百姓有关吗？军阀混战，抗日，国共战争，大跃进，文革，我的年近百岁的曾祖母都经历过这些时代，可是，像许多最最普通的老百姓一样，她只是一个默默的承受者，打仗了就躲，挨饿了就啃树皮吃草根然后去要饭，他们组建了集体食堂就去食堂吃饭，文革了看看他们戴着可笑的高帽子，高帽子上面写着不认识的字儿……
  　　 而在电影《一九四二》中，仍然有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政府官员们对老百姓表现出一丝关爱的情节：蒋介石还会去教堂反思，省政府李培基还会为灾民争取救济，这些都是在原著《温故一九四二》中难以看到的。
  　　 在电影《一九四二》的末尾部分，老东家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陕西没活路吗？”“陕西有活路，就是我没有活路。”老东家为了活命逃亡陕西，可逃到最后一大家人只剩下他自己，往回走“想的就是个死，就想死得离家近点”……
  　　 难道中国人就只有这样的命运吗？难道历史总得在重复中行进吗？
  　　 我不知道答案。
•   　　在这场饥荒中，有人信天父，没有得永生。他说，他觉得魔鬼在一点点的侵蚀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国民党亦正亦邪，弃灾民于水火。那么，我们自己信仰的人呢？我们信仰的政府呢？冯导避重就轻，胡乱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下编造了一个谎言，这个谎言，一捅就破。也许，正因为这个谎言，电影才能通过严格的评审。也许，正是这个谎言，才毁了电影原本的真实！也许，正是避而不谈，才毁了好剧本和好创作！也许……反正电影是毁了！
  　　
  　　
•   　　书不长。引用很多。力透纸背。震撼人心。感觉就像自己在翻看那些资料并且就有人在旁边讲述那时的故事。
  　　我看到访谈上，刘震云说，他曾经被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无知以及以及外祖母的遗忘而震惊。不过他慢慢理解，当人们身处不再饥饿的社会才有可能回忆饥饿。当人们身处一个对历史有真正好奇心的当下有可能去追问已经消失的过去。
  　　《1942》是一部电影。它会有它的命运。它的艺术成就也会各有评说。 回头一望的这种努力是一种引人共鸣的开始。
  　　温故一九四二 里作者说到委员长的孤独为难 。我会理解。但是如果我也是灾民。 做一个会饿死的灾民还是饿不死的汉奸。我会选择后者。
  　　 我在此之前完全不知道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