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俗文学史

出版时间：2005-4  出版社：商务  作者：郑振铎  页数：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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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何谓“俗文学” 第二章 古代的歌谣 第三章 汉代的俗文学 第四章 六朝的民歌 第五章 唐代的民间歌赋 第六章 变文 第七章 宋金的“杂剧”词 第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第九章 元代的散曲 第十章 明代的民歌 第十一章 宝卷 第十二章 弹词 第十三章 鼓词与子弟书 第十四章 清代的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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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文库》编纂大意本馆自1897年始创，即着意译介西学，编纂课本，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务。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学界亟需高等书籍，本馆张元济、高梦旦诸先生乃与蔡元培、梁启超等学界前辈擘画宏图，组编诸科新著，以应时需。是为本馆出版学术著作之始。尔后数十年，幸赖海内外学人伐山开辟，林林总总，斐然可观。若文学，若语学，若史学，若哲学，若政治学，若经济学，若心理学，若社会学以及其他诸科学门类，多有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著、扛鼎之作。学术著作的出版使本馆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培植和民族新文化的构筑，而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光荣。五十年代以后，本馆出书虽以移译世界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先，而学术著作的出版亦未曾终止。近年来已先后有多种问世，今后拟更扩大规模，广征佳作，以求有为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建树。转瞬百年。同人等因念本馆素有辑印各种丛书的传统，乃议无论旧著新书，凡足以反映某一时期学术思潮、某一流派学术观点、某一学科新的建树、某一问题新的方法以及其他足资长期参阅的作品，均拟陆续选汇为《商务印书馆文库》而存录之，俾有益于文化积累而取便学林。顾兹事体大，难免力不从心，深望各界读者、学界通人共襄助之。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文人与民间关系视野下的《中国俗文学史》
  　　
  　　邓金明
  　　
  　　按北大陈平原教授的划分，郑振铎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属“第一代文学史家”。这一代学者治学为人的特点是：“第一，借助于西方‘文学’及‘文学史’观念，从事系统的‘科学研究’。其学术思路，伴随着教育体制度建立而迅速传播。第二，由于身处新旧交接时期，学者们大都有较好的旧学素养。在具体研究中，承继乾嘉遗风，注重考据辑佚，兼及金石与文史。第三，或从‘新’诗人转为‘旧’学者，或将‘新文学的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合而为一，这一代的文学史经，其活动的天地，大都不局限于书斋与教室。第四，其开拓者的姿态，至今仍令人神往。开风气，立规则，跑马圈地，四面出击——至于在所难免的粗疏与乖谬，自有后人加以纠正。”（陈平原：《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以上云云，安到郑振铎先生身上，大抵上都是不差的。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先生确立学界名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也正是此两部书，在50年代后期成为政治批判的最大靶子），尤其是后者，放到文人与民间关系中来看，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中国俗文学史》是在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氛围中写成的。这既有文化启蒙上的考虑，也有文学革新上的要求。晚清以后，各类文体的地位升降是一项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历来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类格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许多向来为士大夫轻视的文体，例如小说、戏剧之类，因着各种缘由，其地位迅速飙升，不仅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依托，其传统样态也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俗文学的重视，也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1920年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轰轰烈烈掀起了“歌谣运动”；1927年胡适写出了《白话文学史》，次年出版，开了个人为民间文学写史的先例；直到1934年，郑振铎开始写《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出版，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的形成。“五四那代人之所以关注俗文学，是有精神性追求的。眼光向下，既是思想立场，也含文学趣味。提倡俗文学（比如征集歌谣），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既可以达成对于‘贵族文学’的反叛，又为新文学的崛起获取了必要的养分。”（陈平原：《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乍看之下，五四一代文人对民间及其文学推崇甚高。鲁迅尝言，“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甚至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这种文人兴起的反文人文学的现象，本身颇堪玩味。实际上，知识分子或文人对民间及其文学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仅在于特定时代下拿民间文学来说事、来争“正统”的功利做法——抬高白话文学、民间文学或俗文学，往往是贬低古文文学、贵族文学或文人文学所需；更关键的是，文人对待民间，有一种内在的矛盾。
  　　众所周知，郑振铎先生不仅是大学者，还是大藏书家。他一生藏书1.7万多种，近10万册。众多藏书家并不注意的戏曲、小说、宝卷、弹词之类的俗文学作品，他收得最多。他还注意收集线装插图、版画类书籍，为中国版画史的研究留下珍贵史料。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皆得力于他丰富的书籍收藏。显然，郑振铎必定是感受到了中国俗文学的某些特殊魅力，才会那样倾心倾力地去搜集、编印与研究的，但是，另一方面，郑振铎对中国俗文学在文艺价值方面的总体评价又是相当低调的。被郑振铎特别关注的俗文学各门类，在郑氏看来其真正价值往往主要在于文学史上的文体意义，以资文学研究之用，也就是研究价值。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郑振铎对俗文学的评价，也是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在第一章“何为‘俗文学’”里，他将中国俗文学的特质归纳为六条，其中第四、五两条是这样说的：
  　　
  　　她的第四个特质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她未经过学士大夫们的手所触动，所以还保持其鲜妍的色彩，但也因为这所以还是未经雕斫的东西，相当的粗鄙俗气。有的地方写得很深刻，但有的地方便不免粗糙，甚至不堪入目。……
  　　她的第五个特质是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放的，非一般正统文学所能梦见，其作者的气魄往往是很伟大的，也非一般正统文学的作者所能比肩。但也有其种种的坏处，许多民间的习惯与传统的观念，往往是极顽强的黏附于其中。任怎样也洗刮不掉。所以，有的时候，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表示民众的保守性些。……
  　　
  　　当然，任何对象的评价都是两分的，但问题的实质是，在这背后有着郑振铎对民间的特定观念作支撑。据学者陈泳超分析，郑振铎认为，“纯民间的作品既新鲜活泛却又粗鄙幼稚，后来经过有才能的文人加工、转化后，便会出现优秀的作品，但以后被文人利用太甚，日益远离民间，就又趋于衰颓而将被更新鲜的民间文学样式所取代。……在郑振铎看来，真正的好作品并不存在于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学（或曰俗文学），而是存在于天才文人与民间文学开始接触的那一段特殊时空。这样的判断究竟正确与否，颇值考量。但有一点分外明白，它带有浓重的郑氏色彩，因为郑振铎所关注的俗文学，主要偏重于职业化半职业化的讲唱文学形式，尤其注重其书面形态。所以他在评价俗文学的艺术价值时，依然是挪用以文字为载体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标准，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讲唱文学在视、听、说诸方面的综合效应。”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以〈中国俗文学史〉为中心》）
  　　“真正的好作品并不存在于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学（或曰俗文学），而是存在于天才文人与民间文学开始接触的那一段特殊时空。”这种乌托邦或者说理想主义，正是文人面对民间时的一种矛盾心态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在面对民间及其文艺时，重研究价值轻艺术价值还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重书面轻口头，则折射出了文人和民间的本质性隔膜。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口头性是一种生活情境的硬性规定，是一种在场感的体现，具有不可还原性、无法重复的特质。它要求一种历史的共时性参与。而这是“到民间去”或者“采风”等短暂的文人行为所无法解决的。在文人那里，民间往往只是被“表述”的，而不是被“参与”的；被利用的，而不是被遭遇的；被研究的，而不是被观照的。这就决定了，不管研究者是抱着何样平民的心态，都无法改变民间被打量的命运，因为文人无法从民间看到自身，也无法获得一种必要的共同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这自然是真的，可是这并不能天然地作为民间及其文学研究的依据，有时甚至会更糟。因为土地啊民间啊人民啊，得看谁来解释和怎么解释了。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文人并不享有最终解释权。
  　　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殉难。巴金在《怀念振铎》一文中回忆说，“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 而就在郑振铎出国前的几天，《光明日报》刊出了北大学生“瞿秋白小组”对他的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的批判文章，文化部也举行了对他的学术思想批判会，如果不是飞机失事，回来后等待着他的，必然是更为激烈的批判运动，再后来，就是“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郑振铎的骨灰运回国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光明日报》在原来打算刊登批判郑振铎文章的版面上，刊出了《哭振铎》等一批悼念文章，为此事，巴金还耿耿于怀过。
  　　斗转星移，今天我们重读《中国俗文学史》，显然能更加平心静气了。为自己的著作配上精美插图，一直是振铎先生的一个小小癖好，但遗憾的是，老版本《中国俗文学史》却阙如。现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中国俗文学史》配上插图，重新出版，使之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形成真正的“双璧”，也算是告慰振铎先生在天之灵了。
  　　
•   　　终于读完了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
  　　　　
  　　　　相对于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白话文学提高到“中国文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郑振铎的这部作品，则还了白话文学本来的地位。胡适是一代大师，他在白话文学方面的观点，开一代风气，和现实紧密相关，难免矫枉必过正，产生武断和偏颇。郑振铎则用他学者的严谨，写下了这部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中国俗文学史，长期以来无人超越。直到现在，关于中国俗文学的许多研究与讨论，还没有超出这部作品的范畴。
  　　　　
  　　　　这部书写于三十年代末的战火弥漫中。近来读书，发现中国学术很多有价值的作品，都产生于三十到四十年代那“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到了后来，能放得平静书桌的年代时，有价值的作品反而越来越少。这真足让人深思。可见，能不能放得下平静的书桌，实在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能不能进步的前提。
  　　　　
  　　　　半年前开始看的，实在是看得太久，又一直放在书桌上，看完后才发现，后面的两页空白扉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乱七八糟的算式。儿子竟然拿它做草稿纸了，真是暴殄天物啊~~
  　　
  　　
•   得把你儿子降格为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