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出版时间：1997-1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石泉  页数：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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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目的，在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捩点之故，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　　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其内政上之基因，在于前此三十年间自强运动之未能大规模积极进行。推究其所以然，可得三大线索：其一，则由于一般认识之不足，致使求自强之洋务工作，饱受牵制，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士大夫之矢的；其二，则由太平天国起事后，汉人新兴势力之崛起，使满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变为地方分权，变为地方分权， 以致不可能形成一领导全国之有力核心，遂使自强工作大受限制；其三，则北京满人统治集团内亦始终有矛盾，而汉人士大夫之门户党援又从而推波助澜，遂使中央政府以内亦日趋日趋分化，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进。 有此三端，甲午一战遂终食其果，后此政局形势乃迥异于前。　　甲午战争历时年余，其间政局变迁之大瑞有四：其一，则李鸿章与淮军在日本与清流主战派夹击之下，声名扫地，，大为失势，其三十年来在中国之首要地位，从此沦落。二，则受抑十年之清流势力，在战争期间又东山再起，翁同龢一系，尤为之重心，上结德宗，外联湘军，一方面猛烈打击李鸿章之主和，与淮军之战败；另方面则力攻其十年来之政敌孙毓汶等，皆获相当成功，但其主战政策，则为太后所抑，亦由其惟事高论，无术挽败局也。其三，则经此一战，德宗与太后之见解益分歧，而宫廷内之矛盾亦愈演愈烈，“帝党”、“后党”之对立，乃逐渐表面化。其四，则经此一战，中国军队之弱点毕露，于是北洋新军，遂于战争末期，创建于小站。　　战争以后，外患日张，国势日颓，中国政局遂失其稳定性。李鸿章既去，北洋军权渐归荣禄，而袁世凯接统新军，大加整顿，亦渐露头角。中枢则翁同龢主政，而清流势力因康梁维新运动之大起，又趋分化，上与宫廷矛盾相结，于是帝后党争益烈，遂终爆发戊戌之变，大局从此益不可问。而革命势力，则始于甲午，乙未间萌芽海外，随时势之推移，逐渐孳长，遂终成倾覆满清帝国之先驱矣。

作者简介

石泉，原名刘适。原籍
安徽贵池，1918年1月
生于北京。1938年入北
平燕京大学历史系，1944
年考入成都燕大研究院，师
从陈寅恪教授，并曾兼任研
究助理。1954年调武汉
大学历史系任教迄今。曾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
科评议组成员，现任武大历
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
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兼湖北
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理事长、
湖北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等。
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古云梦泽研究》（合著）、
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甲午以前政局概观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第二节 满清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第三节 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第二章 自发端至宣战第一节 李鸿章之观点与措施第二节 主战派士大夫之观点第三节 中枢态度之演变第四节 北洋内情第三章 战争初期――一意作战时期第一节 主战派之政治攻势第二节 中枢之争议第三节 前敌人事摩擦之影响军事第四章 和战并进时期第一节 中枢人事之重要更动与主战派之作为第二节 和议之酝酿及其成熟第三节 李鸿章与淮军之失势第四节 军事上之难题与新式陆军之创始第五节 宫廷问题与政局之关系第五章 和议之成与主战派之挣扎第一节 议和时期第二节 和约之批准与互换第三节 和后余波第六章 战后政局新形势第一节 北洋局面第二节 中枢政况第三节 新兴势力之崛起结论（参考书目）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一个晚字无奈的道出了清廷最后的风雨飘摇，而其中承前启后的先驱者却广为后人诟病。李鸿章作为洋务的出头鸟，每一杆明枪暗箭都指向了他，历史的罪责卖国的骂名到底是全部扣在了他的头上。《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更加全面的为我们展现了中堂先生倾其一生血汗为他所效忠的大清铸造的最后一根救命索断裂的政治因素。他的远见绝非“清议”之徒高谈时所能企及。当此一“浊水”混入“清流”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成为别人牟取权柄的棋子，又是如此的凄惨悲凉。
  　　早在同治十三年，李文忠公李鸿章就有上书痛切再申明洋务之重要，“…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之变局；…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除外交上立总理衙门，陆军上执掌淮军，兴办洋务，造军工，求自强，添建海防要塞，兴国力以成海师外，又操民生，在交通事业、人才培养上颇有建树。遂于外务看的比任何一个饱读圣贤诗书的老夫子都明白得多“夷事骎骎内向。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考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一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故而一再上书请再拨银饷以壮我海军添我船炮。可惜中国式的政治终不许一家独大，随遇而长治久安的内道家外儒的传统令太后敷衍其事，朝臣们更是撅着腚子哄骗颐颜圣悦之心，等待自己分一杯羹水。自强之运动自然就搞不大搞不活，只是一潭死水，僵固在左、李、曾、张四位的根据地上，再无扩展生根本之意。本想自的论甲午之政坛败殇，但先生论的顶好就借来用用。
  　　推究甲午中国之所以失败，其内政上之基因可有三大线索：其一，则由于一般见识之不足，致使求自强之洋务工作，饱受牵制，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大夫之矢的：其二，则由太平天国起事后，汉人新兴势力之崛起，使满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变为地方分权，以致不可能形成以领导全国之有力核心，遂使自强工作大受限制；其三，则北京满人统治集团内部亦始终有矛盾，而汉人士大夫之门户党援又从而推波助澜，随时中央政府以内亦日趋分化，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进。有此三端，甲午一战遂终食其果，后此政局乃迥异于前。
  　　甲午开战以来，自褚成博首请饬令北洋增兵而后请战折如雪片纷飞。清流的牢不可破的风气，就是好为高论以品评时政，却偏偏都是些未经一战的士大夫，不顾十载未添一舰之情，执意要见识耗资千万的铁家伙；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对蕞尔小邦的恃强凌弱之心尽显，对法小捷之傲慢自踞之态极力鼓吹。这股力量声势之盛上足以耸动君上鞭策执政；下则领导全国士子以为声援，此一强大之舆论力量在甲午以前盖为守旧势力阻碍、牵制洋务之一重要武器也。故而李鸿章之洋务诸事皆受掣肘，本就是有以学习西方器物以制夷的先天不足，拳脚施展不开收效之微特为尤甚。
  　　同治之后湘淮地方军队异军突起，代替早已疲软的满蒙八旗绿营兵丁，取得了兵权，持重在握，成为皇家倚靠。虽后来在慈禧主持，恭、醇、庆诸王及荣禄等先后辅弼下尝试组建神机营、洋枪队、同文馆等立，但满人早年之朝气早已丧失，不足以应对合肥所谓之“千年变局”。势必要倚重汉人实力派如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之辈打击太平军匪徒。而就当是满清统治集团之立场而言，对其威胁至重的除外患外，甚且过之的是这些卖力的汉人，不可使任一之汉人力量独盛，故李鸿章既不可能进入满清统治集团核心，而又不得不和守旧势力李鸿藻、翁同酥纠葛以使朝政平衡共为太后所用。中枢实权此时虽旁落而不得不倚重“外人”，但汉人诸派既不能团结，于是中枢乃益得因便操纵抑扬其间。种族猜疑，以致政权分化，中国之自强不能合力为一股，终不得大展宏图，终食甲午之果，可慨可叹也，而亦无足怪也。
  　　此外，宫廷之变，朝堂之争，外廷领袖由恭而醇，由醇而礼庆，每况愈下，遂使太后日益得以随心所欲。独操大权，骄奢享受，颐和园之建立挪拨北洋海军购舰之款项，又是政治、经济上对甲午之败的重要责因。纵李大人再神通，也翻不出君上争权这笼罩千年的佛掌。
  　　石泉先生在书中讲，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大彼得变法，固皆尝面临此问题，而终能克服之。此无他，要在主持国运之首长有认识，有决心，能集当时之先觉英彦，形成一核心力量，以统筹全局，逐步改进，更假以时日，然后有济。至守旧势力在局势日新之后终将分化，以别谋出路，故无由起大作用也。然中国形式则有不同：咸丰庚申以后，自强运动虽起而领导全局之核心力量无由形成。当轴认识不足，不能力促其成。
  　　在此大环境背景下，李鸿章独自成一惨淡经营着他的事业维系着他的地位。这让我想起《晚清有个李鸿章》一书中对李氏的评价——大清朝的裱糊匠。他，以及他做带领的一杆谋士站在时代的最前沿，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势的伊藤博文、俾斯麦亦不退让半分，竭力维护着飘摇的大清。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你不能要求洋务派有着过高的、超越时代背景的觉悟，诚然器物之学问远落后于制度思想之深刻，但一个刚刚嗅到新世界气息的大清朝还没学会站起来走路就要求他奔跑，未免是架个空中楼阁般强人所难，又不切实际。早年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到后来的李鸿章等再到王涛、郑观应，而后才有康梁维新、庚子变法，遂有帝国宪法、辛亥事业。所以，洋务派作为一支在清流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浊水，实在是为垂死的清国注入了新气象。但是他们也存在固有的弊端。过于相信传统，在外交上稚嫩天真，过分乐观的估计了英日俄三国关系，轻信英国会出兵援助，俄国会以中国为重；天朝上国的思想亦根深蒂固，想着占有事理而使各国信服，最终造成了议和不成，贻误战机，一败涂地；北洋内部人事方面之倾轧军中暮气沉沉皆是主和的洋务派的致命问题。最终，我肯定的是李派所持的《易经》中的观点，穷则变，变则通，概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局势看得懂是不易，在夹缝中生存之余还要控制朝堂，一个汉人，也就这样吧。在最终朝臣们终于相信口舌之辩不如坚船利炮来的干净利索，而那已经是戊戌六君子就义之后的事了。中国人总是在一再的惨痛教训之后才会稍稍有些许觉悟，这就是浊流存在之不易的原因吧，固守着老祖宗的智慧而不前进，坚信着祖辈传下来的最好，僵化的体质，臃肿的机构，一件件沉重的枷锁桎梏着企图冲破牢笼的思想，拼命地撕扯着生在脸上眼罩，带着血泪一同迎接光明。每一代浊流在被清水冲淡之前都在如此顽固的挣扎。
  　　其实后来呢，在石泉的书中，清流虽处处阻碍李鸿章的北洋海防建设，在甲午海战中更是捣乱无数，但是甲午战败，浊流背负全部责任，清流却得势高攀，激进分子清流帝党伙同康梁百日维新，六君子弃市，以至新风气一时全泯，反动势力弥漫内外。慷慨高歌社会主义好时回头望望历史尘埃中的王莽新权，介辅变法，李贽焚书，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建国大业，哪一个不是新旧意识交汇碰撞中有人抛头颅洒热血，在前人打下的江山上前行。在读罢《北京法源寺》之后深深为谭嗣同所震撼，他说“复生愿以一死来加强这救助的力量”他说他带头走的这改良的道路，他就该为这条路生也改为这条路死，如今这条道错了，走不通了，他最该做的就是死在这条路上，证明它是多么不通，警告别人找新路子。他念百姓在黑暗时代看着他们流血看着他们失败却不知道这失败的终点其实亦是成功的起点。他们的失败终究会奠起他人的成功，刑场之上那声喊便像从浮云中划破的一条长空，震动了法场震穿了耳膜——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快哉！快哉… 浊流亦可激荡出澄澈清明的浪花，变得清丽动人，每一缕浊流都是下一代清流的积蓄。江山代代无穷已。
  　　就像李白说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时间，可以洗涤一切污尘。在时间的历练下，浊流终会修成正果。虽然一个人的觉醒不能成为时代的舵手，但是他们总是会引领着社会向前。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任人宰割与践踏的中国了。今日的社会也不再是一片黑暗与专制，重温这段历史，让我们，甚至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历史激荡中敢于为人先多一份坚强，多一份凝重，多一份责任。
  　　
  　　
•   　　 甲午一战，败于蕞尔岛国之日本，而且，败得那样地惨。自是年六月廿三日（公历7 月25 日）接战，至年底，日军连陷平壤、安东、九连城、金州、旅大、盖平，中国军队几无回手之力。翌年乙未三月二十三日（公历4 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至极的《马关条约》。同年五月（公历6 月），日军入侵台湾。自此，帝国主义者更为大胆无忌地入侵中国。甲午一役，对于中国朝野的震动，可谓空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真的该亡吗？中国人在担心，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思索，寻找变局。中国的历史曲折以前进。
  　　 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挺身求变。甲午五月中下旬，距战争爆发不到一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言改革，未被采纳，决心革命，于甲午败势已定之十月廿七日，创兴中会于檀香山，《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筹备起义工作更加积极。《马关条约》签后之四月初八日（公历5 月2 日），康有为振臂一呼，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子1300 人“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实学报》和《译书公报》，开始言革命。翰林公蔡元培，开始改变沿习的旧学道路，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翰林公张元济，亦夫学英文，求西学，与友好同办通艺学堂。……
  　　 于时，体用之争，本末之辩，发都下而传全国，中西两大文化冲突之所演绎，赫然进入于新阶段，于是而有戊戌维新，而有六君子之血染菜市口，而有革命形势之大发展。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验以生，而其所生所变，则远远超乎李鸿章所意味的内容与形式。遂亦可知，甲午一战之败，关系中国前途之至深至巨也。明乎此，则可见石泉《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一文之作之深意焉。
  　　 按石泉此文作于50 年代前，时就学燕京大学研究院，系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就所知，石泉当为寅恪先生亲自指导完成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论文写作之第一人，甚而是唯一之一人。据石泉自述，远在1944年冬季，侍寅恪先生目疾，先生问及毕业论文拟作何题。石泉因答拟就甲午战争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意在阐明中日几乎同时仿效西方，何以甲午成败判然，而国际局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此题得蒙寅恪先生首肯，并告石泉曰：“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于是，石泉即在先生指导下搜集材料，进行写作。每成一节，即读与先生听，然后详细讨论定稿。至1948 年夏完成。
  　　 所以详引石泉自述写作经过如上，则由于寅恪先生晚岁记叙家世父祖三代所经历之晚清政局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既多散佚，而石泉论文所据史实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之对当时政局的评论，颇多得自先生之启迪与诲正，是以读石泉之文，或可稍补未能得睹先生全稿之憾于万一。此石泉之作乃更足可珍矣。
  　　 石泉论文题作《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未曾发表。今兹在全书出版之前，先以其第一章《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发表于《燕京学报》新二号。本文即就此立论，略述读后之感。
  　　 同治一朝，号称中兴。其时，太平天国底定，东捻、西捻相继平服，左宗棠更荡平西北，勒马天山，盖由湘、淮军力之盛，选练制兵之成，亦夫洋务建设之功，而以文人出身统御军事之将帅，自曾、左、李以下，一时人才称盛，亦其因也。然洋务运动，自始即有其失，李鸿章于同治三年致恭亲王奕䜣及军机大臣文祥书云：“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制器；欲学外国制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蒋廷黻以为这是“中国19 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实则，只着眼于器、艺、才，正是李鸿章见识不足之处。他在同治四年八月改建江南制造局奏折中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狂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于是，李鸿章之所欲学于西方者，只是其长技而已。早在甲午前，有识之士如郭嵩焘，专函李鸿章，指陈洋务之失，主张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制造和驾驶，不如学科学技术。更好的办法，应是像日本一样，在国外学习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立国之本，李鸿章见不及此，而答以“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这就是梁启超批评李鸿章“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源”。由此可知，洋务运动从一开始提出，即过于重长技，重军事，重科技，不揣其本，只求其末，其所培养的人才，曰洋务官僚，或称为科技官僚是也。虽能济事于一时，毕竟不能图长远。是以经之营之三十年，至甲午一败，乃不可收拾，而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焉。然虽经此败，国人犹有效李鸿章之余风者，是以时至1919 年12月14 日《雨僧日记》记陈寅恪先生与吴雨僧先生哈佛夜谈慨叹当时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谓为“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陈先生并断然曰：“今人误为中国过重虚理，专谋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谋精神救药，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寅恪先生此言，亦可视为对洋务运动间接之批评。
  　　 洋务运动既以见识之限，不能为掘地见根之革新，而海军建设费用，在光绪十四年以后，因移以营造颐和园而大减，又复累受制于李鸿章的老对头，掌管户部之翁同龢，更不能不情见势绌。李鸿章于光绪八年，与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合奏，分析中日双方兵船的力量，认为是互不相让，进而说：“然比年以来，臣鸿章与内外诸臣熟商御侮之要，力整武备，虽限于财力，格于浮议，而购船制械，选将练兵，随时设法，独具规模。”结语说：“中国地大物博，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中国战舰足用，统驳得人，则日本自服，球案（按指日入侵琉球）亦易结矣。”李鸿章这时对胜利前景的信心，并非无据，光绪十四年以前，中国海军较日本为有优势。及十四年以后的情势，如甲午战败时李鸿章所奏：“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启奏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六年之期，海军未扩，至光绪二十年战启，日本海军已强于中国了。
  　　 李鸿章对此是明白的。他分析北洋海军之可用者，只镇远、定远两舰优于日本，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远。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因此，尽管是时业已战启，李鸿章制定的政策是“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也。”李鸿章之不主战明矣。然而，毕竟还是战了。李鸿章以局内人明白不能战，尽管他没有公言反战，已招来了汉奸之谤，“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流行舞台，盛传都下，李鸿章毕竟也爱名节，于是在和战之前流之于依违两可。此所以陈宝箴在时流中独具只眼，于战败后责备李鸿章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陈三立《府君行状》）
  　　 抄引拙作旧文一段（《再说李鸿章》，载《川上集》）如次：“一时主战之风甚嚣尘上，且说动了慈禧和光绪，李鸿章在奏折中才作此表示（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中国屡受敌侵，朝野有轻易求战之心，其情可谅；在不能战之时而强战，乃以国家事为儿戏，其事不可取。远一点说，南宋以来，即因辽金元之屡侵，就造成了轻易言战的心理，士大夫以功名自见者，动辄言战，后之人误以为不问任何情况，言战即同于爱国，因而往往以战和判忠奸，其误甚矣。即在近代，甲午以前，已有鸦片、英法联军、中法三役之败，不检讨自己，审时度势，力求自强，锐意改革，只是空口叫战，只能败得更惨。可悲的是，甲午惨败诚然深深震动了中国，尤其知识阶层，戊戌维新以起，革命之说以兴，当政者则还是昏聩胡涂，最后引来了义和团，招致了八国联军入侵。”
  　　 李鸿章非欲战，而终于不得不战者，即由上述轻易言战之心理，引发了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人、帝师翁同龢等主战派之群力促成之也。清流党人为局外，局外人危言高论，立异以为高，说来轻松，造成风气，再加以宫廷矛盾、朝臣党争，终于不当战而战，遂使经营三十年之自强运动归于失败矣。凡此等等，均详论于《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之中，条分缕析，上探其因，下论其果，左右兼及，横通并列，一事标而诸事明，诸事举而一事彰，论史之文，于斯至矣。吾于此三读之而致赞焉。
  　　 抑更有言者，石泉此文作于50 年前，一可见其独立无羁之思想，了无顾忌，言人之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之覆，毫无左顾右盼之拘束，此正得寅恪先生平生所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真谛，吾于此更尊其为同门学长也。二从文字言，挥洒自如，得心应手，语语照应，前后关连，以视后之八股之风，高出不知多少。今之治史者，于此亦当有以学之。
  　　 既服其识，又佩其文，谨为书后如上，不尽欲言之于万一也。
  　　 1997 年3月28日（载氏著《半拙斋古今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