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史事考

出版时间：2005-01-0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茅海建  页数：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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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的研究仍能使人耳目一新。　　大量档案材料的披露，包括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文献处。　　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作者集五年半的全部精力于此。

作者简介

　　茅海建，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与外交》。

书籍目录

　　自序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　　一 学术史与本文旨趣　　二 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　　三 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的政治异动　　四 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　　五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前后　　六 整肃与软禁　　七 结论　　附录一：百日维新期间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　　附录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至百日维新前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　　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　　一 徐桐的提议与清廷的用意　　二 张之洞与总理衙门对沙市事件的处理　　三 召张之洞进京的呼声再起　　四 简簦的结语　　戊戌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　　一 学术目的与方法　　二 上奏权，代奏与上书的处置　　三 上书的内容及其评价　　四 简短的结语　　附录：司员士民上书的时间，代奏及收藏状况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　　一 德国亨利亲王来华促动的清朝觐见礼仪改革　　二 为德皇制作宝星与购置世界地图　　三 亲拟政日本国书与召见伊藤博文　　四 赴韩使节的派出　　五 结语　　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与郑匡民先生合作）　　一 戊戌变法时期中日关系之背景　　二 戊戌变法前期及高潮期日本政府的观察　　三 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四 山县有朋首相，青木周藏外相的态度变化　　五 简短的结论　　本书征引文献

用户评论 (总计18条)

•   　　茅海建先生的著作往往能使人燃起些许故国情怀，隐约思付史实理不清、史理辨不明，便是当下的前行与发展亦不免磕绊。俟从书堆中探出头来，却愈亦发觉现实与史实、事理与史理的隔。陡然记起西哲波普尔至于历史决定论的申斥：在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科学知识增长的前提下，我们又哪里预测的了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然而总以为顾后可以瞻前，由不得钩沉于史海，欲说还休。
  　　
  　　同茅先生先前受众甚广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有所不同，《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以下简称《戊戌》）一书鲜有体现作者的个人情感和人文关怀，是一部纯粹考证史实的学术著作。这大约是作者已约略步入历史学家的所谓黄金时代，少了十余年前的年轻气盛与血气方刚，行文少遗下“我”的影子。二来，关于戊戌变法以及政变的研究工作已然凝聚了多位前辈史家的心血，相关认知、补正和修正工作的性质间接决定了该书寓于学术领域而鲜有延展空间。只是，茅先生未尝料想得到以故纸堆为根据地拿考证、演绎做文章的学术大部头能够受众至圈外读者而加印、再版。相形之下，《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坾》作为专为普通读者所打造的历史普及作品的销量同反响则差强人意。须得承认，经年累月俯桌待案，“行走在不平坦有曲折的羊肠小道”的学者又哪里摸得清“围城”之外的万千气象。诚然，遂有了非史学从业者——如我这样的门外汉瞧出的热闹。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即公元1898年，正是清廷的多事之年。“甲午战后‘卧薪尝胆’的慷慨，已在战后‘等因等此’的因循中，柔软地消磨殆尽”，而内外交困的景况则愈发凸显。此时的天朝已然沉陷于不知深浅几何的泥淖。内政层面，士大夫阶层的沦陷使得满清政府所患之制度病已入膏肓：内廷之中，无论是权力中枢军机处，亦或是总理衙门、内阁等重要职能机构几无可用之人；行省之中，上至督抚大员下至刀柄小吏，大多“甘心沉溺，恬不为悔”，对于发国难财、中饱私囊的兴致远甚于国事与天下事。对外交往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诸国列强加紧掀起新一轮的蚕食鲸吞狂潮，争相扩展各自的在华利益，不断挑战着当局有司无所谓有无的下限。正是于如此大环境下，其时的百日维新连同所招致的戊戌政变分外为历史、为国人所铭记。毕竟，前者是一种近代潮流对于现实的果敢挑战，此间涉及到另外的一种可能性；而后者，则等同于在转折的路口上义无返顾地开了倒车。只不过，当戊戌一役的烟尘散尽百余年后，有关的史实依然眉目不清，又如何让有识者释怀。《戊戌》一书即旨在进行相关的史实重建工作，意图梳理其间脉络。书中所含五个章节均自成体系，分别侧重论述变法前后清廷内政、外交中的若干问题。
  　　
  　　戊戌政变向来是坊间研究的重镇，然而其间的条理并未因史家的接力探究而整合清晰。作为《戊戌》一书的核心章节，《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章中心在于史实还原，以档案史料为根，研究先进的学术成果为本，试图厘清政变的脉络。文章经由对政变前后清廷政治权力关系的对比，以及政变诱因、趋向以及其间不同政治派系动向的多重分析，大体还原了这场曾于中华大地上激起轩然大波的变革与守旧之役。由此也纠正了官方解释以及民间传言中的若干谬说。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对已故的台湾中研院院士史学家黄彰健先生所提出的袁世凯告密并非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但是其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这一论断做出了充分论证。另一方面，对于野史、笔记讹传甚多的慈禧太后回西苑后对于光绪帝诸种整肃与监禁描述的纠正同样引人瞩目。政变之后，慈禧太后重又独断朝纲，即着手对光绪帝施以打击。首当其冲的是光绪帝和珍妃两处的14名太监。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4日，括号内下同）慈禧太后亲自进行审决，并以“干预国政，搅乱大内”的罪名对他们施以酷烈刑罚。对于光绪帝和珍妃身边人的严厉整肃，为对二人的直接打击埋下了伏笔。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内务府着令兴隆厂对瀛台涵元殿一带、淑清院（二十七日）进行了工程改造，而监禁设施的添加意味着两人软禁生活的伊始。至此时打击仍未告一段落，九月初四日（10月18日）将光绪帝病情的报告下发于六部九卿无疑是其中的重拳一记。在对于臣工政治试探的背后，慈禧太后已在考量废帝的可操作性。虽则在列强的干预下，废帝一事不得不搁置，但是光绪帝之名存实亡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后不久，凡光绪帝下达给内务府的旨意都需经过慈禧太后的审批，即便是索求几件乐器。在之后了无生趣的十年里，光绪帝也许曾无数次回想起那未竟的事业。然而，为后来者所更多铭记的是胜、败二字，政治斗争亦本不过如此，两级之间不存有任何中间地带。面对精于权谋、心机老辣且斗争经验丰富的西后及其党羽，皇帝小儿如何得胜，况乎其权力本就处处受制于彼。在维新派由新旧共存而过渡至除旧布新的纲领、计划的对立面，是“不变的哲学”拥护者们奋起而捍卫三纲五常，面对新派、新说的狰狞面目与痛心疾首，甚而笔下的纷涌杀气，“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发挥忠义，不为势怵，不为祸动，至诚至积，终有肃清之一日，大快人心”。也许，所谓的结果本就昭示于过程。
  　　
  　　当我们视戊戌变法涉及另一种可能性时，则戊戌年召张之洞入京可谓是其中之一环。《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一章正是集矢于此，即在新旧两派纷争之际，启用朝中地位、威望远高于康有为等新派人物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操作变法，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而于人事更迭之后，所指称的是立于变法之右守旧之左的中体西用之说的实际可操作性，以及由此可能得到的结果，如此则再构成了一种可能性。变法方兴之际，张氏即为新旧两派人士青睐有加，经守旧派大学士徐桐提议由光绪帝降旨，征召其入京觐见。张氏一方面深感时局之艰，一方面忧惧内廷争斗，踟蹰不前，极力敷衍。终于，在光绪帝一旨严令之下，不得以拖延动身。不想方行至上海，湖北地界上发生本地帮派与海关的冲突波及到日本驻扎势力，遂酿成中日间一场外交风波。内廷忧惧万分，遂着派张氏先行返湖平息相关事项。俟沙市事件处理完毕，内、外廷始有新一轮上书请张入朝之风。只是，这次不用其费托辞之力，当第7封也是最后一封由陈宝箴写下的荐奏上达朝廷之际，已是戊戌年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戊戌政变的第3天，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了盛大恢弘的重新训政仪式。抛却已然去谈或然，大约其间诸种均难以言清。“中体西用”一派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是否在体制内有市场，而不仅仅停留在为方家言辞称赞与夸耀之上则纷繁复杂，难有清晰之论。而于新旧两派的矛盾与胶着之际似有未留给张氏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则彼之明哲保身、全身而退似为不易之举。然而，当我们看到在处理沙市事件时张氏极力企图以个人交际之亲疏关系替代外交斡旋，妥协于日方蛮横无理的强压，而以其意义不大的让步至于“邻谊”、“邦交”的高度，似乎有一点可以清楚，这位朝内颇受瞩目、咸以为能的政治家并无近代外交理念，想来在持续的外交危机之中亦难有建树。在当时的达官贵人之中，张之洞虽好言“西政”、“西艺”，然而界限分明，恰恰保持着舶来品的循规而不逾矩，不让其满溢出心中所划定的界限：“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目睹维新派不服政治水土而溃散之际，还能指望什么呢？
  　　
  　　作为一次政治改革尝试，维新变法期间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允许司员士民无受任何限制地上书言事。据此，《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一文绕开为人们所熟知的上层声音，旨在对司员士民上书代奏进行考察，意图解析社会中下阶层的政治态度以及时事见解。“自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1989年2月28日）起，至八月十一日（9月26日）下令停止司员士民上书新规则，司员士民（包括中下级地方官）共有457人次至少递交了567件上书。”这些上书中当然有毛遂自荐者求贤达与富贵，但是大多数的上书者表达了个人的政见与诉求，之中也不乏有诘责变法、新政者，不过为数更胜的则是为变革事业添砖加瓦、献计献策。在此不妨略作类比，且将国事政务比作若干课题、项目，光绪帝是它们的所有者。政失而求诸野，基于对部分项目参与人员消极怠工与渔利苏功的不满，他试图将手中的一部分工程破例外包出去，寻求有水平与能力的承包者。上述的司员士民就构成了项目的申请人，代奏的条陈即为申请书或称标书。正如科研项目的申请需要以其创新性来打动评审专家，司员士民们投光绪帝所好，皆发扬拿来主义祭出他们的“泰西”。如此一来，对于域外的学习摇身一变成了拙劣的模仿而有形无实，本应该切实可行的建议化为空洞贫乏而乏善可陈的文字游戏。事已至此，也就无怪乎这众多条陈之中少有最终形成切实旨意而付诸实行者。借用杜威的话来形容，“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而非批发”。当然，所谓的“进步”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变法而无法，无法以变法”，“言必称泰西，而实不知泰西为何”，也许正预示了它的无疾而终。
  　　
  　　戊戌年可谓是满清政府外交的大灾年，在酝酿内部“自改革”的同时，天朝也在试探着于外交方面有所动作。《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一章正是就此而言，考察特殊时期，广受列强压迫而外交空间狭小的清政府，如何试图通过外交的附属品——仪制来试图交好列强以期有所斩获的。“中国是一个世界而并非世界的一部分。”当夷夏之辨、羁縻、怀柔远人等教条在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击下日渐凋零而行将坍塌之际，光绪帝在外交观念上进行的调适可谓是因势利导。一系列围绕觐见礼仪改革和与德、日等国互通款曲所作的文章，乃至同意向昔日的属国韩国派遣大使，都昭示出其有意偏离中国传统而向西方进行一定程度的靠近。可惜的是如此的变通、西化不得要领，单停留、寄托于形式，而与近代化的外交理念风马牛不相及。而如此止于“外围兜圈子”的调适更多的是一种一厢情愿与感情用事，最终极有可能反被列强利用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满清当局“只愿摸石头而不愿过河”的调适相比，经由明治维新的日本正可以资为对照。《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一章着眼于此，考察政变前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调适，由政变前修补中日关系，到政变期间箴言清政府、积极保护改革派人物，最后转而唯日本利益视之。日本官方能够审时度势地制定、变更对华政策，使领馆人员注重收集清朝内部情报的同时，密切关注欧美列强的动向，并在内阁主导下和驻其他国家日本使节形成有机互动，进而根据国家利益调整实际层面上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他们异常关注满清权贵的动向，分外注重结交、拉拢中央和地方的实力派人物，并时常扮演着中国政府忠告者的角色，以图全方位、多角度施加对华影响。这一连串的政策方针使得日本逐步取代欧美列强，成为在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真假维新之间所折射的正是近代化与中古之间的天壤之别。
  　　
  　　诚如已故的朱维铮先生所述，《戊戌》一书读后，对于百年前的那一百余天中所发生的事已基本有了轮廓。而困惑、不解又往往随同新知俱来，其中的百味杂陈更与何人说。“就当时而言，康有为与其他人皆无‘资产阶级’之概念，也并无为‘资产阶级’谋取政治权利的企图。”在康有为及其同仁的政治辞典中，维新不过是要在旧政府的基础上开出新局面，在新旧政府的共存中逐渐推陈出新；而议会的存在价值不是作为西方意义上的立法、监察机关，而是以政策顾问、咨议的角色显现。而将戊戌变法作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在茅海建先生看来，“也只能是这一变法若未被政变所中止而可能产生的方向之一”。由此，我们也就愈亦清楚何以司员士民的上书代奏皆好言西政而未能有鞭辟入里者；何以谋求亚洲“门罗主义”的日本在支持、同情改革派时表现出的爱莫能助。可惜的是，“君主立宪”在学界的寝议和国民教育中对于“某一条道路”批判的思潮是如此的阴阳两隔，无论是《杰士上书汇录》的发现，亦或是黄彰健、孔祥吉先生的论文都似乎无力喝止“资产阶级软弱性”、“无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教条。在三番五次谴责某岛国不能正视历史，不能忠实于史实进行历史教育的另一面，我们自己欠近代史的已太多太多。
  　　
  　　当天朝的变革者们终于不再纠结于器物，而将“师夷长技”中的“技”聚焦于制度上时，却不过如门外汉一般，梦呓着变法、自强，终究只是在近代化的大门之外喧嚣。然而更为可惜的是痴人说梦似的意淫可以有，变法革新的热闹却只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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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手记——戊戌变法史事考
  　　
  　　
  　　第一篇 读书初考
  　　
  　　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曾经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缜密的统计数据，科学的逻辑推理，可以说，《天朝的崩溃》是建国以来最优秀的一本鸦片战争史著作。后来的《苦命天子》与《近代的尺度》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先生横溢的才华，优美的文笔，无论是严谨的学术论著还是带有点通俗味道的历史传记，无不让人拍案叫绝。最近总算狠下心网购了一本先生的《戊戌变法史事考》，这本书在颠簸了一个月，气得我发出了整整五封投诉信之后总算到手，厚厚的书抱在手中，那种心神合一的感觉，真不可与外人言道。
  　　
  　　戊戌变法是晚清史之中的一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洋务运动走到尾声的时候，夕阳下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回归传统还是效法西人，我们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半中半西的洋务运动终究里外不是人，昔日的领军人物或死或贬，内外交迫之下，我们被迫进行了一次变法试验。
  　　
  　　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来看，失败远远大于成功，除了两千年前的商鞅变法让秦国成为七国之霸以外，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无不以失败告终，而变法的失败，也为王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这一次的变法，将会是如何的一个结局？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料想得到。
  　　
  　　或许说，这场所谓的变法，其实质并非变法，更多的是夺权之争，帝后间的夺权，帝方选择了打着维新旗号的一群士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与八十年代末期的那两次政治事件也出现了相似的地方），而作为对立方，后方则是依旧站在相对的保守派边上。一场记载上轰轰烈烈的所谓变法，从今时今日那些真实而详尽的资料看来，只不过是打着变法维新的幌子争权夺利罢了，这场变法，既无政治纲领又无具体措施更没有多少可操作性，盲目的制定新政政策，仓促的推行，严重的影响了整个帝国的正常运转，那时候，已经不是一场让帝国焕发新生的新政，而是一场彻底摧毁帝国统治基础的闹剧。自始至终，这就是一场彻底的骗局，一群人各为所需努力地编制着一个谎言，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就注定了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我们一直以为慈禧在对于变法是持强硬的否定态度，其实却不然，在变法初期，慈禧是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只是当变法变成一场乱糟糟的闹剧的时候，蜕变成夺权的时候，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让维新派与跟维新派沾边的很多人与事都跟随着走向灭亡。在戊戌变法的十年后，慈禧重拾新政大旗，在那些内容之中，大部分我们能够找到与戊戌变法新政的影子，统治者会根据实际需要相应调整政策，这是一个政治常识，当然，难免有些时候遇到一些笨蛋，这也实在没法子的事情，例如自始至终，清政府的外交水平始终赶不上世界水平一样，即便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外交官，但是，最高层在外交知识上的无知依旧没有多少改观，从1840年开始到1900年，我们还在重复地犯着一些外交常识的错误（如袭击外交使节、攻打外国使馆之类的，如今看来这些行径都是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的非常弱智的行为）。
  　　
  　　走过那道历史阴暗的门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那些历史上维新派的真实面目让我们汗颜，所谓的公车上书是假，所谓的皇帝重用是假，所以的劝说袁世凯兵变也是假，真真假假的历史让我们惮目结舌，原来，真相竟是如此，那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曾经被列为铁案一般的衣带诏也在众多历史资料的相关印证下出现了很多疑问。鼓动袁世凯起兵并非光绪的本意，更多的可能是康有为与其他人所为，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衣带诏假冒的可能性极其大，至少，是被篡改了大部分的内容。按理说，慈禧也无需以去天津为名趁机废除光绪，据分析，可能是严重缺乏政治经验的康有为根据民间传说经验自行猜测，从而鼓动袁世凯进行政变，最终导致帝后矛盾彻底激化。可能，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存在夸大的成份。斗争双方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激化矛盾，让原本尚且紧张的帝后矛盾最终爆发，不名一文的维新派被势力强大的保守派轻而易举的打击下去，而光绪皇帝则成为了最大的失败者——囚禁终身，最后随慈禧的死去而死去（我一直怀疑着光绪与慈禧的同时去世存在很大的人为因素的可能性，可惜一直缺乏资料的证明，主观的臆测并不能代替严密的资料推理）。
  　　
  　　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此书充满了大量的考证资料，一方面，保证了资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另外一方面却也难免削弱了书籍的可阅读性，即便是坐惯冷板凳的我也不怎么能够提起足够的兴趣去一一考证其中的内容。书的资料非常的详尽，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作者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进行研究，可是书的内容之中，作者自身的观点却显得弱了许多，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还是让人不怎么满意。以先生的才华，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的表现，理应不该如此，或许，加多些作者自身的观点，尤其是通过史料的堆砌之后分析得出的观点，更能锦上添花。
  　　
  　　日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各方面都有着深层次的影响，《戊戌变法史事考》的最后一章也对此做了相应的讨论，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不都有日本人的身影，戌变法之中，维新派便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支持。据说，当时光绪皇帝曾经计划延请西方（包括日本，而且以史料分析来看，当时很大程度上是要向日本取经学习）的经济、军事乃至于政治人才参加新政变法活动，这也是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失败之后也有不少人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营救并流亡日本。在慈禧恢复训政之前的几天，光绪皇帝曾经面见日本前首相伊腾博文，而伊腾博文与维新派的往来则更早且十分频密。光绪皇帝与伊腾博文的见面，据说也是最终激化帝后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面对外国政治势力的涉入，这是统治者最为忌讳的一点，这与89年64如出一辙。
  　　
  　　　　到了民国革命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支持，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些现在压根不敢提起的资料，孙曾提出不要满洲的言论，我们现在可就压根不敢提起。日本政府借助各方各面的渗透企图在中国建立亲日势力，民国时期不少风云一时的人物都有着留洋日本的经历，这里面就包括了蒋介石。在这方面国人至今的研究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狭隘而且肤浅的程度，若能下大力气下去的话，肯定大有内容可搞。
  　　
  　　
  　　
  　　
  　　
  　　
  　　
  　　
  　　
  　　
  　　
•   　　自从一看茅海建的书，就认准了这个牌子。而这家伙也委实不让人失望，这两年搞的几本书，都功力依旧，考证扎实，并没有因为名气渐响就生拼硬凑，实为楷模。听说去年离开北大又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了，令人高兴。
•   　　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自出版以来，早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名著了。现在凡是要研究鸦片战争，大概是无法绕过茅教授树立的这个不低的标杆的。同样的，现在如果研究戊戌变法，依然无法绕过茅教授的新一个高度，这便是这本《戊戌变法史事考》。
  　　
  　　和《天朝的崩溃》不同的是，《戊戌变法史事考》不是一个结构紧密的著作，而是多篇论文的结集。即便如此，各篇文字之间依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有些虽然只是就个别问题进行探讨，但正是这些细小的问题，冥冥中决定着变法的方向和前景。《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朝廷保守一派不满于翁同龢张桓荫等帝党专权，徐桐上奏要求让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入京，以图让其主持政务，削弱翁张等人的势力。由于真实的原因一直对张之洞保密，疑惧满腹的张先是以病拖延入京的时间，直到后来看出端倪，匆忙上路正在途中之时，沙市事件正好发生了。于是光绪帝又匆忙命令张赶回湖南处理善后事务。等事件平息，朝廷的实力布局已经完成，张之洞进京一事便不了了之了。茅教授在最后的结语中认为：“如非历史的偶然，戊戌维新很可能在他（张之洞）的主持或指导下展开。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我当然无法臆测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我已感到，由于他的机敏，很可能会避免戊戌政变的这一结局，那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倒退。”茅教授显然是对张之洞未能进京辅助国政很是惋惜。虽然他的结论中不无想当然的意味——假使张之洞能成功进入权力中心，以当时的权力格局来看，他也很难有什么出色的表现。这样的假设所涵盖的内容过于庞杂，其中依然有许多变数——但以张之洞个人的气质来说，至少可以在后党与帝党之间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在前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的无疑是恭亲王奕訢，自奕訢死后，两党之间的矛盾便成白热化的趋势，张之洞从中介入，多少能缓和矛盾，甚至可以避免八月初六的政变。当然，这些依然只是假设。
  　　
  　　在书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一章。让人称道的是，作者先是系统地回顾和分析了前人先进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作了简单地评价。接下来按照时间的顺序，条分缕析地把政变前近十天的情况一一作了细致考证和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对于未能解决的，如“慈禧为什么八月初五决定将回颐和园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以及为什么于初六日亲政”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茅教授并没有牵强解释，而是作了阙疑。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很久以来坊间传说的，戊戌政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于是“戊戌六君子”的死袁世凯便必须负主要责任了。由于袁在之后声名狼藉，人们很自然地坚信他就是刽子手，他是用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茅教授显然支持黄彰健先生在《戊戌变法研究》中的看法，即在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之时，袁世凯的告密根本无法传到到宫内，也就是说政变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袁的告密。告密只是强化了政变本身并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波及。在今天看来，慈禧最后的反攻倒算几乎在变法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的，差别仅仅是发生的时间迟早而已。
  　　中学历史教材中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时候往往把责任归咎在改良上。历史真实却恰恰相反。政变之所以在变法一百零三天之后爆发，问题就在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做法和态度太过激进。政治斗争说到底就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对于保守顽固如满清这样的政权，任何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和窥视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康有为等人在明知光绪权力有限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完全无视慈禧的存在。他们过分高调的举动一来更加激起旧有保守派的反抗，二来将原本处于中间摇摆状态的人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任何改革其实就是笼络权力者，形成自己坚固的利益集团。在牢笼的过程的起关键作用的往往就是处于中间的部分。这个群体势力最大人数最多，谁能尽可能多地争取到他们的支持，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很不幸的是，康有为等人还没等变法好好展开，就把大多数人得罪了，尤其是当时处于朝廷中枢的满人，强烈的民族情绪使得康有为们在一开始就拒绝和他们合作，并试图把他们排除在改革的范围之外。其实大多数人对于康有为等的变革不存在什么理想主义情怀。在官场混迹多年，他们早已经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能力，他们支持或者反对变法完全是围绕着最高权力展开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变法的一百多天里反对变法的奏折寥寥可数，绝大多数是那些效忠赞成变法的。
  　　
  　　所谓革命，就是我活，但是你必须死。但改良不是，改良应该是我活，也得让别人活。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指向要把慈禧赶出权力中心，然后自己取而代之。这和改良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无怪乎保守派会在政变之后那么疯狂地搜捕康梁等人了。从具体主张分析，那些参与或者主持变法的人未必真的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素养。不说四位军机章京如何的缺少处理政务的经验，但就各地各部门稍具维新意识的官员的上书来说，几乎没有人真正对西方政治制度有深入研究。比如关于设立议会，他们只强调它有使上下信息通达，而毫不论及他的权力来源以及界限。少数或许是自我保护的谨慎态度，但大多数确是不知议会制度为何物，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名字罢了。所以茅教授对变法是为了施行“君主立宪”一说持的怀疑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的过程中日本对当时情形的观察和它在政变前后对权力中心的影响。为此，茅教授专门在最后一章《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中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整本书中，这一章也是最具有传奇性质的。尤其是日本和英国政府对梁启超和康有为的解救，实在可以拍一部可看性很强的电影。包括后来救援黄遵宪也是如此。在这一章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日本大隈重信政府对变法的理想主义情怀。首相大隈重信以及前任伊藤博文都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参与者，因此他们对维新的意义有着比常人更深沉的感受。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开始变法，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无意识中倾向于维新的一派。于是就有了当政变发动后，大隈重信在发往俄罗斯的情况通报中下意识地流露出对维新派的同情和对保守派的反感。与此同时对康梁等人的救援更是说明了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直到九月二十五日大隈内阁倒台，山县有朋内阁推行务实的外交政策，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才被一切以帝国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所取代。至于日人为何这么积极参与变法，作者最后引用一名德国记者的话说：
  　　
  　　“对于中国的改革，日本人的意图也许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改革，因为他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日本人大概是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教员，正如欧洲人以前对于日本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个经过改革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挤出去。”
  　　
  　　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近半个世纪之后的力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全面侵华与此便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了。
  　　
  　　总之，正如朱维铮教授所说的，读过茅海建教授这本书之后，对于百年前的那一百多天的中发生的事基本有了轮廓了。
•   　　这本书是作者对戊戌政变研究的论文集。几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讨论戊戌变法的不同侧面。
  　　
  　　其中重头戏当然是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这一部分大量引用宫中文档，细密考证政变前后几天各方行止，得出结论：政变有一个过程，触发政变的可能是光绪接见伊藤博文、杨崇伊的密奏，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打算完全收回权力、康有为滞留京畿激化双方矛盾、袁世凯告密不是政变发动的起因但促使政变升级。茅先生也很坦率地说明，在政变的关键时间：八月初五11时至初六日早朝前，两宫必有接触，并直接导致慈禧决定训政，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还未能厘清。茅先生志在厘清错误及不可靠的成见，重建史实。其细密考证令人折服。读这样的书是一种享受。
  　　
  　　以前读历史，总觉得慈禧万恶，若百日维新成功则中国或可走上强国之路。读完本书对开放中下层官员上书后275件建言的分析，痛感积弊沉疴之国，恐怕不能从内部改良。康有为全无政治经验，所谓制度局能否起作用另说，制度局之倡议即引起当朝大臣坚决反对，改良从何谈起。看上去，康跻身中枢的愿望远大于其治国的良策。从中下层官员的上书看来，大多数上书有赶时髦之嫌，并无创见或从今日看来并不可行。茅先生也检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策，如铸币修路等。总体来看，当时国人对西学的了解仅为皮毛，在此民意官意基础上，维新恐为空中楼阁。
  　　
  　　有意思的是张之洞调京一事。张之洞主持洋务颇有成效，政治经验丰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颇能为朝野各方接受，若由他主持朝政，也许维新的进程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可是造化弄人，张竟因一偶发的沙市事件而错失进主政的机会。话说回来，积重难返，张一己之力能否力撑危局，胜算也不大。
  　　
  　　最后一篇论文论述日本对政变的态度，也值得一读。中国人对日本感情复杂。日本当时主政的人物，由于自身的维新经验，对中国的维新是充满同情的，虽从国家利益出发日本人并未有什么大动作，但还是救助了康梁等多位维新人物。再后来日人对同盟会、孙中山的帮助等等，应该说对中国之革命是有助力的。
  　　
  　　以前看文学、电影多了，对瑾妃很同情。瑾妃的确太惨。不过从本书得知，瑾妃侍宠卖官，得罪于慈禧亦为有因。
•   　　茅老师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严谨，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有史料依据，而且对史料当中靠不住的地方都会一一解释清楚，这种态度不是易“老师”和阎“老师”随便在cctv-10里面随便讲讲能讲出来的，这种对历史真相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是非常值得这个浮躁的社会来好好反思的。这样的作品值得让人品味，别且能让人有所得有所悟。
•   　　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曾经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缜密的统计数据，科学的逻辑推理，可以说，《天朝的崩溃》是建国以来最优秀的一本鸦片战争史著作。后来的《苦命天子》与《近代的尺度》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先生优美的文笔，无论是严谨的学术论著还是带有点通俗味道的历史传记，无不让人拍案叫绝。
  　　
  　　戊戌变法是晚清史之中的一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洋务运动走到尾声的时候，夕阳下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回归传统还是效法西人，我们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半中半西的洋务运动终究里外不是人，昔日的领军人物或死或贬，内外交迫之下，我们被迫进行了一次变法试验。
  　　
  　　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来看，失败远远大于成功，除了两千年前的商鞅变法让秦国成为七国之霸以外，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无不以失败告终，而变法的失败，也为王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这一次的变法，将会是如何的一个结局？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料想得到。
  　　
  　　或许说，这场所谓的变法，其实质并非变法，更多的是夺权之争，帝后间的夺权，帝方选择了打着维新旗号的一群士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与八十年代末期的那两次政治事件也出现了相似的地方），而作为对立方，后方则是依旧站在保守派边上。一场记载上轰轰烈烈的所谓变法，从今时今日那些真实而详尽的资料看来，只不过是打着变法维新的幌子争权夺利罢了。
  　　
  　　走过那道阴暗的门廊，历史上那些维新派的真实面目让我们汗颜，所谓的公车上书是假，所谓的皇帝重用是假，所以的劝说袁世凯兵变也是假，真真假假的历史让我们惮目结舌，原来，真相竟是如此，那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此书充满了大量的考证资料，一方面，保证了资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另外一方面却也难免削弱了书籍的可阅读性，即便是坐惯冷板凳的我也不怎么能够提起足够的兴趣去一一考证其中的内容。书的资料非常的详尽，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作者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进行研究，可是书的内容之中，作者自身的观点却显得弱了许多，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还是让人不怎么满意。以先生的才华，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的表现，理应不该如此，或许，加多些作者自身的观点，尤其是通过史料的堆砌之后分析得出的观点，更能锦上添花。
  　　
  　　日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各方面都有着深层次的影响，《戊戌变法史事考》的最后一章也对此做了相应的讨论，这方面国人至今的研究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狭隘而且肤浅的程度，若能下大力气下去的话，肯定大有内容可搞。
•   　　很多精彩的细节
  　　
  　　1、日本对中国曾有过的理想主义情怀，
  　　
  　　2、赢台外砸冰的太监……
  　　
  　　3、六部的堂官们……
  　　
  　　一定要看
•   全心改变真的很难，太难了。要彻底地洗心革面。
•   第二篇 戊戌变法比较考
  64的时候，原来只不过是国内的一场小小的风波，但是一旦牵涉到新旧政治势力的角逐，乃至于出现了外国政府势力的影子的时候，那么，矛盾最终的激化必然无法避免。当时的学生被以前政府教育的“五四运动”所迷惑，以为也要效法革命前辈，没想到啊没想到……但是他们忽略了当时北洋政府还是采取了很大的忍让态度，乃至于学生采取了过激的暴力手段都没有怎么严肃追究，你看看现在还有多少敢提起五四运动的。
  将戊戌变法与89的64作一个对比，你我可以从中寻找到很多似曾相识的地方，我们的历史，相同的情节周而复始的一次又一次重复着，以史为鉴啊。
  同样都是一开始从知识分子开始，一方是上书维新（暂且如此说吧，其实经后人考证，公车上书是假的，但是朝廷内外大批士子上书抗议签约却是事实），一方是学生游行示威与静坐；一方是由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引发，而另一方则是由于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两者同样是以革新为口号，前者要求实施新政，后者则是要求改革；都是从和平走向最终的暴力；都是从一场平民革命最终走向属于一场仅限于高层的权力斗争。或许，这两件事情都曾经在民众之中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最终他们却都是属于一场高层的斗争，民众又一次成为了牺牲品。
  那些参与维新其中的领导者们，至今时今日看来，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人品都显得不怎么样，无论是从性格上还是从知识经验上看，他们都是一群政坛上的菜鸟，缺乏最基础的政治敏感，没有任何的权力或者是金钱的支持，光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加上冲动，不假思索便冲上了政治的最前沿，与红卫兵一样，他们似乎站在政治舞台的巅峰，却不知自己已经沦落为别人控制的木偶，当他们一旦利用价值消失而走下舞台（或者应该说是被踢下舞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彻底完蛋了。
  这些貌似轰轰烈烈的运动，其实对于整个国家并没有造成多少实质的影响。改革维新对于有着千年集权政治的中国而言，都是属于政治权力层的游戏，宫廷之中的打打杀杀，根本于老百姓无甚影响，今天你做大，明天他坐庄，百姓依旧是缴税纳粮。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的一点是：64事件的悲惨终结，最终让从八十年代走进民主解放思潮的中国社会重新走入一场政治严寒。民众经历了自建国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在好不容易走出刚刚看到民主的曙光的时候，再一次被严厉的镇压所打击，民主思潮的中坚力量受到严重打击，不少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出走，随之以后的留学生也多数选择了留在国外，剩下的或被严密监控，或选择了回避，保守势力重新抬头，并借机打压对手及潜在的对手群体，各种各样的监控组织重新在社会扎根开花甚至于逐步结出恶果。80年代伊始的中国民主思潮运动（这是建国以来最深的一次民主思潮运动，从上而下的全面发展）在89年之后刹然而止，大踏步的往后退，这道伤痕至今都无法消却，在民众之中造成的创伤，我们至今仍然不敢去面对，不敢去检讨，拼命的回避与掩盖。
  话说回来，当清政府在十年后推行新政的时候，依旧是犯了冒进的错误。几乎同样的改革内容再次提上政治日程，这一次，清政府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意识到非变法不能改变困境的情况下，大力推动新政改革，大量的效法西人的政策蜂拥出台，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大清帝国落实新政的速度异常的惊人，日本明治维新使用了二十年，而大清帝国则只使用了十年的时间。仓促推行的新政不仅没有挽救大清帝国衰亡的命运，反而进一步削弱帝国的控制力，加深了社会矛盾，从而加速了其灭亡的速度，在1912，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逊位，二百七十年的大清帝国就此宣告灭亡。大清帝国的灭亡根源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但是，仓促推行的新政无疑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七十多年后的苏联，同样是因为匆忙推行新政，让苏联这个世界头号帝国霎时间土崩瓦解，崩溃的速度便是当时的美国人也始料不及。其实，从五十年代开始，苏联在走向向世界扩张的时候便已经同时走上衰亡的道路，八十年代连续两任领导人的先后去世再次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当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改革新政让苏联最终走向彻底的混乱，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于思想文化都彻底土崩瓦解，一个偌大的曾经与美国抗衡数十年的世界大国霎那间烟消云散，他最终瓦解的原因也成为后人所研究的一个热点，不管分析如何，过激的改革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与89年的64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现在很确切的一点，如果当初89的乱象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的话，中国很大程度上也会走向混乱，甚至于分裂。不管我们对当初政府的采取的行为持何种看法，至少，在权衡利弊之后，我还是趋向于稳定是第一要务的看法。80年代的改革开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而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控制力也开始弱化，一旦中枢出现过度的乱象，很难说各省政府及部分民族势力会走向何方。后来自90年代开始之后，中央政府又逐步加紧了对各省的控制，其中的利弊，非本文所要分析的。不管如何，一旦国家走向混乱，民众便是第一个受害者，从苏联十年的阵痛看来，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时至今日，他们还在承受着变革的代价，这种代价我们实在是承受不起。
  我们一再总结和反思历朝历代的新政，为何他们大都以失败告终。寻找其中的共同点，寻找出历史的规律，我们才会规避再次失败的命运。
•   第三章 公车上书初证
  一、康有为其人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鼓吹变法维新。极力参加戊戌变法运动，事败后，流亡海外。1899年筹组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
  本人自从接触戊戌变法的历史以来就不喜欢康有为这个人，对政变的结果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康有为，无论是在早期的戊戌变法还是后来的庚子勤王，以及张勋复辟等诸事上，康有为多为一己私利而谋动，结果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为了彰扬自己的所谓的功绩，不惜故意捏造事实，从公车上书到变法始末，所谓的衣带诏，以及后来庚子国变的保皇会筹款诸事……可以说，虽然康有为的生命直到民国，但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早结束在那匆匆的清末年间。随着近几年历史研究的深入，经过黄彰健、姜鸣、茅海建诸先生的考证，康有为所捏造的谎言逐一被分析，曾经在他身上的光环也渐渐褪色，历史的真相慢慢的浮现在我们面前。
  康有为，出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第15年，也就是1858年。根据康有为的《开岁忽六十篇》自述，其家“十三世为士”，梁启超也称“其先代为粤名族”，但是，现实上是：康氏家族起家于太平天国之时，其叔祖康国焘曾以布衣之身，“募壮士，创同人团练局，平南海、三水。高要、高明四县贼”。左宗棠招其从军，未赴而卒。康国焘其弟康国器则要幸运许多了，咸同年间，康国器率粤用万人，与太平军战于江浙闽粤间，“百战克名城十余，射杀名王汪海洋于嘉应”。后康国器累迁至福建按察使、广西布政使，同时康氏子弟也随着“以从军而起家”，南海康氏家族达到了前所未有之盛。康有为自称其家“十三世为士”，经对照其族谱，举人也就出了两个罢了，而其他从军为吏经商者则更多。但是，康有为的父亲则没有这么好运气了，其在康有为十一岁时候去世，很明显，康父亲的早逝使其未能如其他子弟一样飞黄腾达。作为康氏家族的子弟，康氏家族的繁盛他亲临过，而父亲的早逝以及后来屡第不中，则对之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和打击，这种影响对康有为后来人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关系。自卑和自大的这对矛盾心理，同时存在在他的心理中。
  二、清代上书制度浅析
  题本
  许慎《说文》曰：题，额也。古来未有以之作为文书名称者，有之自朱明始，此为洪武十五年所定制。先是臣民具疏奏事称奏本，东宫者为启本，皆细字。奏本用长纸，字面必依洪武正韵，用字若干，又须计数于后。后来在京各衙门以用奏本不便，凡公事用题本，其制比奏、启本略小，而字稍大。这是舍郑重而从简便的一种措施。虽然如此，但内外各衙门，虽系公事，而循例奏报奏贺，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仍用奏本(见《明会典》)。这是历题本
  许慎《说文》曰：题，额也。古来未有以之作为文书名称者，有之自朱明始，此为洪武十五年所定制。先是臣民具疏奏事称奏本，东宫者为启本，皆细字。奏本用长纸，字面必依洪武正韵，用字若干，又须计数于后。后来在京各衙门以用奏本不便，凡公事用题本，其制比奏、启本略小，而字稍大。这是舍郑重而从简便的一种措施。虽然如此，但内外各衙门，虽系公事，而循例奏报奏贺，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仍用奏本(见《明会典》)。这是历史官文书而有题本之由来。
  清入关后，沿明旧制不改，《养吉斋丛录》记有：“国初奏事，有用木签者，顺治二年，命各衙门皆缮本章，而有题本奏本之别，公事用题本，一己之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沿前明旧制也”。清代沿行旧制，历经顺，康、雍三朝，到了乾隆朝有所变革。乾隆十三年，弘历以为向来公事用题，私事用奏，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其式沿自前明，因当时明季纲纪废弛，内阁、通政司，借公私之名，以便上下其手。究之同一入告文书，何必分别名色，著将向用奏本之处，概用题本。令内阁传谕，通行全国，并将此载入会典(见“军机处上谕档”)。此后遂无奏本。事实上现存奏本较少，并且有用印的，内容也不是属于私事，如顺治时钦天监监正汤若望之祈雪本是。这依然是《明会典》所说的其虽系公事，而循例奏报……仍用奏本之例。至于奏本用印，皆为明、清两代制度所不许，明文规定，载在会典，而具体实例，竟有用印者，是为例外。
  乾隆时，既省除奏本，概用题本，由于时势推移，到了光绪二十六年，清代国家积弱已深，国事日非，载湉欲求振作，更张旧法，下诏求言。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合词上书，条陈数事。其中之一，曰省题本。以题本为前明旧制，既有副本，又有贴黄，兼须缮写宋字，繁复迟缓，不如改为奏折，简速易览(见《光绪东华录》)。二十七年，即有谕令以后除题贺本外，向来专系具题之件，均改题为奏。其余各项本章，一律删除(见“军机处上谕档”)。清因明制，公事用题本，自顺治至光绪沿行二百五十余年，至此遂告结束。虽然仍保留题贺本一项，但此为各省督、抚大吏，在每年“元旦”， “长至”，“万寿”，所谓三大节中，例进庆贺之文书，不关国家政事，虚应故事而已。
  奏折
  清代奏疏，又称奏折。奏之名称较古，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见《文心雕龙》)。此为奏之解说及其由来。其后历代皆以奏为臣民上书之称，至清代才有奏折之说。康熙中叶以后，历朝多用此为陈情言事文书。特别是军国政要，封章上达，既密且速，不同题本碍于制度，无论任何事项，均须先经内阁票拟(代拟批旨)，然后进呈。奏折封进，直达皇帝面前开拆，经皇帝用硃笔批示者，谓之硃批奏折，一称硃批谕旨。凡经硃批之折，皆发还具奏人，日后仍须缴进宫中，因而又有缴回硃批奏折之说。此例始于雍正即位，曾谕王大臣曰，所有皇考硃批谕旨，具著敬谨封固进呈。若钞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宥。又云，嗣后朕亲批密旨，亦著缴进，不可钞写存留(见《雍正实录》)。自此以后，遂成定例，历朝奏折，发还缴回，循环往复，最后汇集宫中，此为宫中存有大批硃批奏折之由来。
  文章来源：《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根据史料，清代的上书制度是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的，一般的奏折上奏权限是需京官四品以上或者地方官员二品以上（这点暂时无法明确，也没有翻找到相关的资料，还各位读者请不吝赐教）方能直接上奏，其他官员一律需经有上奏权限官员代为转奏。另外，根据清代的密折制度，皇帝还可以授予其信任的官员密折上奏权，此制度始于顺治，行于康熙，而大盛于雍正年间，上奏权限不受品衔限制，但范围较普通上奏范围者小，顺治康熙年间多限于皇帝的内府亲信，雍正年间为扩大对官员和各地情况的掌握而授予部分地方官员密折上奏权，到后来，则没有太大的局限，一般的具有较高品衔京官和地方大员都有密折上奏权。但是，对于举人这一类只有功名而未入仕为官者，根本就没有上奏的权限。
  另外，根据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贸然越权上书是一项违法的行径。君不见，清顺治年间金圣叹的哭庙案，便是被套上了士子聚众对抗政府的标签，时任江苏巡抚的朱国治往上呈送的奏疏上罗列这些闹事者的罪名是：「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万，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恐动摇人心。」这当然是有关清廷大局稳定的大事，于是朝廷派人在江宁审讯，所有被捕者不分首从，统统判处死刑。可见在清朝的当权者的眼里，苏州的哭庙案，是等同于造反的。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屡次下诏，严厉限制士子干政，如有代人诉讼者，扈夺功名并施以杖刑之规定。
  所以说，士子在戊戌变法新政之前，是没有上书权的，如果上书的话，或由有上奏权限的官员或者是负责审核上书内容的都察院代为奏请，或者如后来京中及各省官员上奏勿与日本签约的奏疏中联署。康有为的屡次上书中，第一书：马江之役败后，康有为上书请变法，1888年赴京，上书潘祖荫、翁同龢、徐桐三巨头，呈递上清帝万言书。未达天听；第二书：就是鼎鼎大名的“公车上书”，但是这一次被渲染得神乎其神的上书，经过近几年历史学家的研究，还是属于半途而废，未能呈交皇帝的上书；第三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六日，康有为在中进士并得工部主事后，增修第二书为第三书，光绪阅后，非常重视，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一份呈送慈禧、一份留乾清宫，一份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处。所谓康梁之奏疏能超越权限上达天听，甚至康梁诸人能与皇帝直接对话者，乃是无中生有，迷惑那些不懂清代制度者也。
  三、《马关条约》拟订后的上书运动
  目前我们所述的关于公车上书的内容基本上还是沿用了康有为所撰《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说法：
  三月二十一日（按，即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按，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依据康说，各种通行的历史著作和辞书将“公车上书”演绎成这样的过程：康有为获悉了《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举人至松筠庵集会，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５月２日，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呈递，都察院藉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另外，沪上的《公车上书记》也成为后来研究公车上书的一个重要资料，如该书在发售的时候广告中所称：“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传电至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疏争。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万八千字，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
  但是，在我们目前记述公车上书运动中，很多时候却严重迷失了历史的真相：其一，公车上书的影响力远不及康梁诸人自称的那种程度；其二，所谓公车上书只是各地官员士子上书运动中的一次；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公车上书根本就是一次半途而废的运动，是组织者自己所放弃而非官员阻挠。当我们翻开当时的历史档案的时候，我们惊诧的发现，所谓公车上书只不过是一个套着耀眼光环的谎言罢了，在康有为等人的一力渲染，这个不起眼的上书后来竟然成为戊戌变法的序曲篇章。我们不得不佩服康有为的造假能力，他不仅敢于造假，而且也善于制造广告效应吹捧自己（可惜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广告业，要不然他肯定能够成为最大的广告商），难怪乎后来有人以世纪巨骗来形容他。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一文对《马关条约》拟定后各界上书之情况作了相当具体详实的描述：
  从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两个多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到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的电报最多，一日数电，意思也大体相同，因此我在上面仅录两电，其余各电也未记入统计数字。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从档案文献中，可以听到这支人数极其庞大的队伍的行进声音。为了行文及排版的方便，以上我将联名上奏、上书者，凡9人以下直接列名，10人以上另编名录，作为附录。读者可以从附录中看到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
  尽管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军机处的各类档册中进行文件数量的统计，但我吃惊地发现，相关文件的内容，绝大多数却已经发表。1932年故宫博物院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甲午战争》第3册，都是专业人员精编的档案资料集。他们工作态度相当敬业，以齐全为编辑主旨，且编排上大体以收到日期为序，查起来很方便。由于这两部书今日并不难得，也没有必要一一注明其出处。我仅将以上两书尚未收入的档案文献，注明其档号或其他发表的书册。还需说明的是，上述档案文献只有两折两片现还未能捡出，这也是一个极低的数字。
  此外，姜鸣先生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的《莫谈时事逞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也对公车上书一事作了一个总体性的分析：
  　　16日，钦差大臣刘坤一获悉和议将成，除赔款外，还要割让辽东、台湾的消息，马上电奏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堂、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陕甘总督杨昌、陕西巡抚鹿传霖、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广东巡抚马丕瑶、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恩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总数之半。另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到六百多人次。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基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４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５月２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24人。这样的转奏，直至5月８日方才结束。上书总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4月30日，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档案表明，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因篇幅关系，本文不引用过多繁杂的上书资料，从上述二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而且，在全国上下绝对性的反对签订和约，要求与日本继续作战到底。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所有的上书中，基本上还是以官员为主，无论是京城中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的各级官员，还是各省的封疆大吏，而康有为所选称的公车上书的群体——举人们，多数还是遵循上书的体制，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此外，由都察院代为转奏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其中，4月30日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上书也由都察院代为转奏御前，因此可以说，都察院拒收上书一说实难成立。当然，根据茅海建先生《“公车上书”考证补》所述：“按照当时的规定，都察院代奏条陈，需有两项必要条件：其一是查明条陈中确无“违碍字样”，二是“同乡京官印结”。前者在文字狱之后，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后者由于是进京赴考的举人，身份难以确认，须由同乡京官来出面担保。由于都察院的代奏，须由全体堂官共同签署，而当时的衙门并无严格的上下班制度，经常需送各堂官家中请签署，需要一点时间。全体堂官签署后，最后一道手续是将代奏的条陈按照规定的格式抄录一遍，如果文件很多也很长，则又需要一点时间。”
  针对康有为所称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为由拒绝康有为等人的上书，茅海建先生在其《“公车上书”考证补》一文中也列举了相关史实材料证实其所说不实：
  四月初八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15件!此次代奏中，都察院又有了两项改变：其一是公开声明“臣等公同阅看，各该呈词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惟事关重大，情词迫切，既据该职、该举人等各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不敢壅于上闻”。也就是说，都察院堂官已发现“未尽检点”之字句，而仍为其代奏。其二是说明：“原呈字数较多，若照例钞录进呈，恐致耽误时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谨将原呈十五件，恭呈御览。”也就是说，为了节省代奏的时间，都察院不再抄录，直接代奏原件。
  按照当时的习惯，官员上奏书写日期皆提前一日，以能赶上子夜奏事处最后的收文时间，不耽误第二天的早朝：请代奏的上书一般只写年月，而在日前空出，以便随时填写。都察院先前代奏的抄件均无日期。此次是原呈代奏，在15件原呈中，有10件或不写日期或写明四月而空出日，但其中有5件可知其原递都察院的时间：礼部主事罗凤华等条陈原书日期为三月三十日。福建京官兵部主事方家澍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日”，日前是空的，此虽按当时的习惯来写，但可知其在三月三十日之前递交到都察院。江南举人汪曾武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二日。顺天举人查双绥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四日。内阁中书陈嘉铭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六日。可以看出，从四月初六日递交到四月初八日代奏，时间已相当迅速。而15件的数量，都察院有可能已将积匣清空。
  　　四月初九日，即康有为称都察院不收上书的第二日，都察院代奏了10件条陈。在上奏中，都察院再次说明“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仅将原呈十件进呈”的方法。在10件原呈中，有3件写明了日期：二品顶戴按察使衔丁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两件条陈、河南举人步翔藻等条陈，均写明日期为四月初八日!也就是说，都察院当日收到，当晚子时前即递到了奏事处。康有为称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不收上书的说法，只能是谎话。
  根据姜鸣先生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所推断的：
  　　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1895年夏，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前刊有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于五月朔日（5月24日）作的序，说法同康氏后来所作《自订年谱》大相径庭：
  　　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遽于初八日（５月２日）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
  　　是日天本晴丽，风和星爽，忽于晌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愈刻而止，即其时也。是时松筠庵左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稔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欷，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耶？是夕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按此说法，康有为发起的上书于5月２日胎死腹中。夭折的原因是举人们认为“局已大定，不复可救”；地点是在松筠庵而不是在都察院。也就是说，康有为在1895年5月下旬还承认，作为他后来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根据翁同5月2日日记，这天天气晴朗。早上光绪召见军机大臣一个半小时，已“幡然有批准之谕”。他们讨论了如果外国斡旋能否挽回局面的可能性后，军机大臣们“战哽咽，承旨而退”，在午前结束办公，各回自己的衙门去了。申初（下午3时左右），雷从西北来，甚震，雨一阵旋过，风雨自然与是否用玺无关。
  　　此时最高层即便看到了官员士大夫反对签约的上书，也不会成为决策的依据。但需说明的是：皇帝在《马关条约》上盖印的确切日子，是5月3日，因此，所谓都察院2日声称“既已用宝，无法挽回”云云，全然不知从何说起。进而我们还可以怀疑松筠庵集会。假如确信真有一次流产的“公车拟上书”事件，举人们究竟是哪天在松筠庵集会的？“湫隘”的松筠庵，能够挤进上千人吗？按康有为和“未还氏”的说法，康是在一千二三百人的集会后才开始撰稿的，那么当他写罢公呈，是否又邀集这干人马前来松筠庵第二次集会？抑或仅是征集签名？这些疑问，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由于现存的关于“公车上书”的所有材料均为康有为及其弟子门生所撰，且又说法不一；同时代在京的大小官员士大夫，乃至进京应试的举人，在他们的书信、笔记、文稿中均未提起如此重大的事件，这确实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参与此事的人数，康有为及其门生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的。康本人除了说一千二百人外，又说有三千人。梁启超有时说一千三百人，有时说千余人，有时说三千人或数千人。《公车上书记》所刊题名，为六百零二人。人数的上下悬殊，是否也暗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是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的呢？因此有人猜测，《公车上书记》上刊载的题名录，可能仅是参加松筠庵集会的签到名单，究竟有多少人在上书上签过字，则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说，公车上书或只不是一场有开始没结果的上书罢了。在历史记载上，我们并未能够在故宫的历史档案中寻找到关于公车上书的相关记载，而对于这件事情最详细的记述大都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述，同时代名人的著述之中罕见有所记载者，仅仅根据单方面的叙述便作判断者，实在有失妥当。此外，康有为个人在当时京城之中的影响力问题也是十分值得商榷的问题。根据对各省举人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四月初六日都察院代奏了梁启超领衔的上书，共有广东举人80人签名，其中麦孟华的签名是第5位，康有为没有签名。而第二天，即四月初七日，都察院又代奏了陈景华领衔的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多达289人，在签字的名单中，麦孟华列名第63位，梁启超列名第284位，康有为仍未签名。由此我们不难怀疑康有为个人真正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另外，茅海建先生也对公车上书的举人名录与各省举人上书的名录做了较为详细的比对，参加联署的举人存在名单不符的情况，而且参加联署的举人多有参加各省举人组织的上书，相反的各省上书之中联署者则未多见于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名录之中，且康有为组织的上书之中是否存在代签，甚至是伪造者，时过境迁，也难以考究。
  根据《欺骗中国一个世纪》一文所述：公车未上书，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可能考上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学位”就会被取缔，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将前功尽弃者。笔者目前并没有看到有可以进一步印证的资料，也只能是作野史观之。反观日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中狐假虎威，假传圣意，伪造衣带诏，更为一己私欲无顾现实，激化帝后矛盾，事败之后遁走国外招摇撞骗等，实在难以让笔者对其有多好的观感，乃至于产生偏见，对其所言所行有诸多猜疑。
•   孙文与日本的关系，你可以看李吉奎的孙文与日本，和俞辛淳的孙文与日本关系考，段其章编的孙文与日本年谱长编，看了以后你就知道所谓的孙文是个什么东西了，当然杨天石的辛亥史实发微也是值得一看的，看看辛亥到民初孙文都在做了些什么卖国误民的事情
•   给我改个压缩版吧
•   写得很好。
  挑一点小毛病，第二段关于张之洞进京的叙述有问题。“由于真实的原因一直对张之洞保密，疑惧满腹的张先是以病拖延入京的时间，直到后来看出端倪，匆忙上路正在途中之时，沙市事件正好发生了。”书中说张之洞是在光绪帝严旨的催逼下，不得已进京。当然，之后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可得知他确实看出端倪。
•   珍妃吧？
•   好的，去看看～～
•   茅教授研究历史不牵强推测，不非弄个“观点”出来，这本书是严肃的历史研究，学术性强的略显枯燥也难免，而且本书就是“史事考”，重在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