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

出版时间：2009年4月版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汪永晨主编  页数：274  字数：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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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关注环境保护事业，至今已历经三十多年，这期间，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环保事业的发展，这股力量就来自媒体。我一直认为，如果要让社会关注环保，那么首先要让媒体关注环保。媒体关注的是人类的公共利益，环境保护就是人类的公共利益，近年间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这涉及资源权、环境权、发展权等多方面的平等——包括利益的平等，也包括责任的平等，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涉及如何正确树立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如何让人类不成为自然的伤害者而成为自然的护卫者。环境保护说到底是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帮助人类升华到更高尚的精神境界。我们正在全面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时代”。环境问题正在或者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必须有一群人，把如何保护自然界，如何推动可持续发展，如何选择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等许多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道理讲清楚，把许多障碍及时地告示给社会。中国媒体中正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维护社会公正和环境正义的工作。他们那种勤奋工作和对环境保护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令人感动，值得尊敬。

内容概要

本书的形式和宗旨都秉承了第一辑《改变》，谨慎收录和选择“影视环保调查”、“过度包装”、“城市化与水资源短缺”等12个年度重大环保事件，充分反映了2007年中国的环境状况和环保界的最新动态。本书所收的文章相比第一辑笔锋更加犀利，剖析更加深刻。像太湖蓝藻的问题；长江干流、支流与鄱阳湖挖沙的问题；公众参与如何引导的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江河水电开发的问题——每一篇所涉及到的问题，无一不是提醒人们在谋划一项工程建设时，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环境效益，远近结合，统筹兼顾。这对提高社会的科学决策能力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书中讲述的一个个故事，汇总成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谁毁弃了家园，谁就输掉了未来；谁保护好环境，谁就赢得了明天”。

书籍目录

推荐序  媒体是环保强大的支撑力量  2007年中国环境大事记——记者回顾2007中国影视环保调查过度包装吞噬资源的血口  城市化与水资源短缺的思考绿色信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环保大厦何以支撑2007，中国公共事件元年——厦门PX事件、北京六里屯垃圾厂、上海磁悬浮列车区域限批的吕梁案例长江科考：白暨豚未见踪影  鄱阳湖挖沙：江豚遭灭顶之灾太湖蓝藻事件颠覆苏南全面小康模式红树林：“海岸卫士”的绝处逢生冰川消融：争议与现实江河十年行——2007纪事（2007年12月16日－29日）

章节摘录

2007年中国环境大事记——记者回顾汪永晨写这篇回顾时，中国正在经受着巨大的灾难。四川汶川大地震让全国上下哀悼。大自然怎么了？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自然与生态，人与自然，在这次大灾后，会让人们重新认识，重新面对，我相信。2007年，中国环境既经受着太湖污染、重庆大涝、长江水位持续历史最低，也有着《新京报》上说的：2007年的“民意盛宴”绝非仅仅是这三个事件。越来越多公共管理、公共决策领域活跃着公民的身影、回落着民意的声音，这使我们有理由做出判断——2007年或可称为中国社会的“民意表达年”、“公众参与年”。在环境问题上，“表达”和“参与”已成为一种国家价值观，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谁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但事实却能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未来，厦门PX事件、北京六里屯垃圾厂、上海磁悬列车的争议，一定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尊重民意的个案，而更多地会是地方政府为错误的决策埋单，会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的程序中去。《新京报》评论部主任王爱军今年也加入到我们的记者调查队伍中。他在《环保大厦何以支撑》一文中说：对中国环保这样的“庞然大物”进行“病理”诊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2005年就已经启动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立法迟迟没有进展，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其中的原因：条例立法受阻主要源于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不支持这项立法工作；有些部门和单位甚至以种种理由逃避开展规划环评的责任。王爱军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地方政府对环保的阻力，而环保总局又要“做点事情”，于是，建立在非法治制度之上的“环保风暴”连刮几轮，效果有限。环境保护，靠这种运动式的执法，难免“人走政息”。而风暴式的执法，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环保制度化的欠缺。《冰川消融》一文中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2007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确定为“冰川消融、后果堪忧”。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资料，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气温不断增高。从l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至今，全球平均气温增高了0.75摄氏度。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了冰川融化、冰盖缩小、冰架断裂。中国已经出现城市化的“大跃进”，这股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造城运动”，既违反循序渐进原则，也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突破了水资源承载力，使城市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如果按现在的速度扩张下去，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4％，2050年达到（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的平均值75％，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中国的水资源现状显示：未来根本无法承载这么多人口进入城市。这个显示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连四川成都这样的天府之国都成了缺水城市的现实，确实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城市化与水资源短缺的思考》一文中，给了我更多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举世瞩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5年的42.99％，这个速度在全世界是创纪录的。达到同样的水平（即从20％-40％），英国花了120年，美国花了80年，日本30多年，而我们只用了22年。《太湖蓝藻事件颠覆苏南全面小康模式》一文作者的家乡就在太湖边。从小唱着“太湖美在太湖水”的他，在这篇文章的大事记中这样写道：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是该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时候了。潘岳表示，制度建设比“风暴”更为艰辛。在“花瓶”和“令箭”之间，在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的利益冲突之间，在人们过高的期望和可能不那么完美的结果之间，亦有夭折的可能。如果短期内无法完成这样巨大的调整，那么设立一套对官员的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就是次优选择。对于环保部门自己来说，目前急需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运作。从冰川融化，到城市缺水，到江河污染，人类经受着大自然的拷问，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灵，因为我们人类的干扰，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长江科考：白暨豚未见踪影鄱阳湖挖沙：江豚遭灭顶之灾》调查提出的是：面对2006年12月长江中下游白暨豚国际科学考察未见白暨豚的踪影、中国鲸豚类物种保护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大家一致认为很有必要分头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呼吁全社会以及公众对长江生态、环境状况的优劣与人民生产、生活的关系给予充分关注，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扭转长江生物的濒危态势，使已经“升入”濒危物种的江豚不再步白暨豚的后尘，从现在起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专家告诫说，中国需要考虑发展新型住宅，而不是专注楼房的建设。蒋高明说，看上去再平常不过的沙子、石头、泥土，都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像石油、矿产一样也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没有沙子，河流会失去其生态服务、泄洪和水质净化等等重要的功能。在历史上一向不起眼儿的河沙湖沙，在人类的欲壑面前如今也变成弥足珍贵的资源了。在我们登船时，这条“挖沙王”刚刚给一条800吨的小型拉沙船装完货，船上震耳欲聋的挖沙和运沙机器都停了。据船上一名安徽籍工头说，这条船一天能挖数十万吨沙子。除了动物以外，正在经历挑战的还有植物。《红树林：“海岸卫士”的绝处逢生》一文中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红树林”是个很陌生的词，许多红树林保护工作者一开始对这种生长在陆海交界处的“海上森林”也不了解，只见潮起时，蔚蓝的海面上浮着一片绿洲；潮落，绿洲中则露出千姿百态的枝干。名词解释中的红树林就是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海岸潮间带滩涂上生长的由木本植物组成的乔木和灌木林的统称，又被称为“海底森林”，通俗地说，就是可以被海水间歇陛浸泡的树林。“2004年年末的印度洋海啸是个转折点”，王文卿教授说，也正是从印度洋海啸后，红树林作为“绿色盾牌”和“海岸卫士”的作用迅疾引起高层重视。“保护红树林和生态修复，不能光盯着那几棵树，不然就谈不上完整的保护”，王文卿举例说，1992年-1997年间，深圳福田红树林的面积没减少，鸟儿却减少了70％，原因就是红树林旁的鸟类寻食地遭到了破坏。《区域限批的吕梁案例》是以一个地区的案例分析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个法规。文中这样说道：国家环保总局使出区域限批这一“杀手锏”的背景是：2006年中国面临着“最为严峻”的环境形势，全年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161起，平均每两天一起；环境投诉已达60万人次。国务院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无法实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如果说区域是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个“杀手锏”的话，那么绿色金融，也是2007年环保的一项重要举措。《绿色信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国际为例指出：当前世界各国趋向于达成一项国际共识，即金融作为一种稀缺陛资源，要提高对贷款的使用效率，优化和健全金融调剂社会资金余缺、实现资产避险、产业结构调整和引导合理消费，就必须考虑投资项目环境和社会影响因素，完善金融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因此，金融业在贷款、执行、管理项目的同时，出资人和银行应该对其出资支持的项目所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负责。因此，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基准——“赤道原则”应运而生。顺应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为推动各地落实节能降耗减排的艰巨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2007年7月，我国政府三部委联合出台“绿色信贷”政策。过度包装和绿色信贷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其浪费却已到了惊人的地步，《过度包装吞噬资源的血口》的调查记者认为。采访过度包装题材大概是记者最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过度包装的商品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即使对司空见惯的现象再次观察，也依然为中国商品巨大的包装浪费而感觉耻辱。几乎所有可以作为礼物的商品，无一不被过度包装夸大着体积。想到那些精工制造、铺天盖地、瞬间就会变为垃圾的纸盒，就仿佛看到一场场野蛮的资源自我掠夺。从中外产品包装上很能看出环境意识上的差距。国外朋友送的u盘，两个内存极大的u盘只用一个小小的绣花绸袋装着，体积小到能放进上衣口袋。从中关村买的u盘，一个盘就要装进一个半尺长的盒子，加上各种衬垫拿在手里沉沉的。《2007中国影视环保调查》这篇文章和本书其他文章比起来，可能吸引的是不同的读者群。影视，更为大众化。而这一大众化带来了什么呢？作者告诉我们：2006年影视拍摄给风景名胜带来的破坏，引起媒体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绿色影视”成为2006年环境保护领域最热门的词汇，2006年也成为中国“绿色影视元年”。2007年是获得回报的一年，舆论开始空前关注，破坏环境导演纷纷认错，政府部门出台通知，影视制作人开始走向环保之路。2007年，堪称为中国的环保快速起步年。2007年，糟蹋环境的大片继续接受审判，环保主义者继续跟进，限制影视、保护环境的法规出台，更多的大片开始打出环保牌，曾经的“落后导演”洗心革面。2007年的中国影视环保，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政府与民问，影视与观众，终于开始并肩而行。

编辑推荐

《选择: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7年卷)》宗旨：召集著名媒体的知名记者，就年度环境重大事件进行深度调查和跟踪，反映中国整体环境状况、探讨现实问题以及相关的政策、出路、对策等等。《选择: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7年卷)》的形式和宗旨都秉承了第一辑《改变》，谨慎收录和选择“影视环保调查”、“过度包装”、“城市化与水资源短缺”等12个年度重大环保事件，充分反映了2007年中国的环境状况和环保界的最新动态。作者们在报告中不仅描述事态，还提出问题．促进思考并探讨出路．清晰完整地呈现现实、观点、批评和建议。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可以选择性看看某些事件的内幕
  在不透明的当代
  了解所谓的内幕
  也算是对自己好奇心的一种交待
•   选择,用一系列典型的中国城市现象,展示另一种可能探讨环保的方式,以及看待热点的另一种视角.奥运会开幕式导演张艺谋的山水现场演绎,除了拉动地方经济,展现人文风貌,是否在另一个方面剥夺了那些山\那些水自我生长的权力?很喜欢看这本书,也将它推荐给关注时事的朋友.
•   汪永晨是中国民间环保界有名的“卖书大王汪永晨是中国民间环保界有名的“卖书大王”，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有从她手上买到环保书籍的经历。对她来说，一个号称关注环保的人不读几本中国的国产环保书籍是不可思议的事；或者说，一个愿意关注中国环境现状的人，应当至少读上十几本写中国环境现实的书。汪永晨自己就是个爱写文章的人，她几乎每天都要写环保方面的文章；她于1996年发起的“绿家园志愿者”大概是中国当前团聚“环保记者”最多的机构，有些人怀疑，她数据表上的名单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即使人数不相上下，组织的活跃度肯定是有差异的。从2000年开始，“绿家园”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期“环境记者沙龙”，这个活动长期积累的结果之一，就是出版了两本《环境记者沙龙》讲座资料汇编；结果之二，就是一批比较积极的记者们，开始共同撰写《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无论是中国经济时报的陈宏伟，还是中国青年报的张可佳、刘世昕，无论是第一财经日报的章轲，还是海淀新闻中心的王建，所有的“调查记者”，都有良好的独立写作和独立调查的能力。他们总是把中国环境最准确的问题用手术刀一样的笔锋，用极其可读可感的方式，鼓励读者一头扎进去看。比如对中国水电开发的探讨，比如对北京缺水问题的探讨，比如对“影视环保”、“...过度包装”、“长江鱼类濒临灭绝”、“绿色信贷”、“冰川消融”、“公众参与”等问题的关注，每一篇都直入中国环境问题的核心区。所有的稿件都要求关注当年度中国最为火热的环境问题，稿件的体裁又是“调查报告”，因此这大大地释放了记者们的创作能力。几乎每一本书，都拢聚了写作者对中国环境深深的情意。由于绿家园一向的民间环保组织立场，因此，其揭示环境真相的能力在中国应当是数一流的。把最为优秀的记者拢聚到说话最正常的平台上，让自己掌握的信息为公众感知，想来这是汪永晨发起这本“环境年度报告系列”的初衷。然而这书的出版过程并不是非常的畅快。第一本《改变》，说起来是2006年度的环境记者调查报告，但出版时，时间已经到了2008年初；《选择》是第二本说是2007年度的报告，但出版时，已经是2009年的中叶。第三本书正在约稿之中，何时能够出版，仍旧是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第三本书出版的时间，最早要在2009年的下半年；那么，2009年年年度报告会在何时出来呢？在出版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这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鉴”式的出版周期，显然已经满足不了读者挑剔的目光。那些本来就不太想关注中国环境现实问题的人，用一个极其简单的理由就可以把这种书拒之身外：这是一本过了期的读物，我要读时鲜的文章和见解。读者们像追逐刚刚上岸的海鲜那样追逐着图书市场上的应季产品。因为人们已经没有信心去相信那本书会成为下一代也珍视的经典。或者说，由于图书的出产量太大，时间和公众已经丧失了对好书的判断和分拣能力，也丧失了结晶和凝聚的能力。因此，读者们像到菜市场一样，急急忙忙地选购当天的裹腹之物，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这不是书籍的沦落，恰恰是书籍的理想归宿。只是在这样的时代，对于环保书籍多少有些不公平，因为，它几乎刚刚萌出，就遭遇了最为苛刻的阅读环境。你把一本新出版的环保书籍放在某个“图书大厦”里，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办法，都无法让它突显出来。即使你雇上一支乐队成天歌唱这本书，读者也可能同样报之以冷漠；即使你在所有的媒体上都刊登名人代言的广告，读者也未必会定下付费的心。因为，读者固然有时候会被迷惑，但99%以上选择，都完全由其自主作出。当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选择“非环保读物”的时候，汪永晨们的积极，可能就是白费心力。汪永晨因此被人认为多少有些“笨重”，似乎她总是在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她卖的书过去只是自己写作或者主编的。根据我的判断，她这样卖书有三大理由，一是为了她所关注的怒江，卖书都是义卖，所得之钱用于给怒江边的小学生订报纸和刊物，购买电影放映室的设备等；第二个理由是她自己参与出版的书，而她几乎每天都有演讲和接见各种来访者的机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也是环保传播的重要渠道；第三个理由其实更为简单，因为有许多书，其实不是“出版”的，而是由绿家园通过申请项目而“资助出版”的，她敢做这些“项目”的原因，就是她相信自己能够卖掉这些书。因此，卖环保书籍一方面是她的志愿和信仰，另一方面，也成了她的宿命和日常负担。中国一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资源的占有者永远是市场上的被动者和消极者，积极主动的永远是那些没有资源的人，不管是开文化公司的还是到出版社投稿的人。占有出版资源的人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静待渴望出版书籍的人汹涌而入，然后提出极为苛刻的出版条件。而同时，出版书籍是环保组织比较迷信的“公众环保教育”项目，几乎所有的环保组织都认为公众需要教育，而教育公众最好的办法是让公众读书，读环保书，读优秀的环保书。在这样的时空交错之下，环保组织资助出版社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虽然从资金上看，环保组织在中国是最贫困的一些群体。“资助出版”是所有出版社都乐意参与的一种出版方式。几乎所有遇到“环保选题”的出版社都会下意识地往这棵大树上靠上几分钟。因为无论是三万元还是五万元，无论是购买一大批书还是纯粹的印刷费支抵，只要这笔钱在开印前判入达帐户，出版社都会暗暗松一口气。不敢奢望挣钱，更不敢奢望某书能够成为常销书或者畅销书，只要出版之后保本微利就好。虽然，偶尔有些出版社会被某个太具诱惑力的环保选题迷惑，准备把其运作成畅销书。虽然，偶尔有一些人相信，中国开始进入环保书籍旺销时代，因为过去冷、空的市场，恰恰意味着环保书籍商机的火热未来。问题在，是出版社来发动这场商战，还是像汪永晨这样的“作者”、“主编”、“民间环保人士”来拼命地僵化的大山往前推移？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环保人士，将近二十年来，几乎每一天汪永晨都试图把社会的环保能量拢聚起来再释放出去，可惜，她经常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徒劳无功；时不时还被山上滚落的巨石给砸倒。有人给汪永晨出过一个主意，希望利用绿家园“记者沙龙”平台，做一个姐妹篇，做一个“编辑沙龙”，这样，图书编辑们每个月聚在一起，聆听一些中国环境现实的报告，也许就会发现一些合适的选题，或者涌起一种培养作者、推进市场的冲动。按照市场经济的传统规则，这样的方式应当是好的，因为，来自出版界的动力，才是某类书籍会成为市场热流的主要动力 阅读更多 ›